作者簡介：李巍，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主要從事早期中國思想研究，緻力探讨中國古代說理思維與中國思想的現代表述。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早期中國哲學、中國邏輯史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年7月1日第4版）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7/t20240701_5761942.shtml

中國古人如何想問題，或者更學術地說，具有怎樣的思維方式，除了能從中西差異的角度做考量，也應該在古今之變的架構中做觀察，因為後者尤其涉及一個更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就是今天的我們——作為處身“當代”的中國人——所思所想确乎與幾千年前截然不同，但是否想問題的思維方式也與古典時代有質的差異呢？對此，我的觀點是不能類比于思想範疇的古今之分，而在更為底層的思維範疇也劃出類似界線；因為不乏證據表明，中國心靈在古典時代所偏好的思維方式仍然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隐秘地發揮作用；甚至可以說，古典思維充當了形塑當代中國思想世界的一種隐性架構。因此，“中國思維”所以能被視為一個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恐怕就在于，研究古人如何思考問題根本上是為了理解今天的我們如何思考問題。而這，或許也就是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最應具有的現實關切。

電子大腦

為了更醒目地展示當代中國心靈中古典思維的隐秘運作，我将就科技這一最具當代性的領域來談，并從腦機交互（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這一最具時效性的案例入手。但這裡關注的不是BCI在近期取得的工程突破，而是由工程突破引發的有關生命、永生的各種想象。因為要特别指出的一點是，與技術追求通用性的目标不同，想象往往基于特殊語境。典型例子是中文媒體中，BCI常被想象為這樣一種結合，不是人腦（Brain）與機器（Computer），而是人腦與另一種隐喻意義的腦。後者即“電腦”，是中文世界對計算機的主流稱謂；但在西方，雖有對類腦計算的科學探索，卻很少能看到計算機是電子大腦的隐喻，更沒有和中文“電腦”在意思上準确對應的稱謂。因此或可推測，将腦機交互想象為兩種腦的結合，很可能是中文語境中更易出現的想象。并且，這一想象早在BCI項目産生之前就已經出現在中國作家筆下。一本名為《中學生》的雜志在1956年刊登過一篇名為《電腦》的科幻小說，講的是一位工程師父親為了讓兒子功課好，給小孩頭上套了一部“電腦”。這種給人腦加外挂的想象，就其旨在增強人腦能力的願望來說，當然也是BCI項目預期的方向之一；但後者于當前的發展階段側重點不在機器，而是在“腦控”，在于研究人腦指令如何能夠被機器接收和執行，并由此實現在臨床醫療等領域的應用。但以上故事所見的想象則恰恰相反，重點不是人腦，而是機器，是在想象一種“像是大腦”的外接設備。

值得關注的是，這類想象如何出現于中文世界？曆史地看，在中國人的古典認知中，腦的地位遠不如心；所以，計算機被稱為“電腦”而非“電心”，這顯然與大腦的作用開始受重視的情況有關；并能讓人迅速想到近代中國對西方科學的引介，特别是借由醫學、心理學等科學的傳入，使腦主認識成為科學常識的情況。問題是，如果這一常識構成了計算機被想象為電子大腦的基礎，那為什麼“電腦”這一隐喻稱謂反倒在西方世界并不流行？此外，雖然腦主認識已然是中國人的常識，但中文語境中仍有許多隐喻意義的腦，如政治上的腦（“首腦”）、飲食中的腦（“豆腐腦”）、作為事物的腦（“樟腦”）、象征數量的腦（“一股腦”），并不關涉腦的認識功能。由此看，科學啟蒙似乎不足以解釋中國人對“腦”的偏好。那麼，如果電子大腦的想象并非憑空出現，就隻能從古典中國的思想庫存中找原因。事實上，在接觸西方科學之前，中國古人已經将認識活動關聯于腦，如明清小說中出現的“頭腦”“腦筋”等語彙，正是就思維能力而說。隻不過，這種能力在古典知識譜系中主要被歸諸于心，而腦主認識的觀念又的确來自西方，所以人們很容易忽視“電腦”這一隐喻的出現與古典中國思想的關聯。或許真要将Computer改稱為“電心”，才能讓我們對事情看得更為真切。

有心的機器

“電心”一語雖為生造，其意思卻隐含在“微機”這個同樣指涉計算機的專業詞彙中。因為嚴格說來，“微機”之“微”不僅指設備體積，更指其實現計算等功能的微晶片，是一種以矽材質為基礎的“片”（Chip），中文世界則稱之為“芯片”。但矽片能被稱為“芯片”，就隐秘地關聯于古典中國對心的理解。對此，古代字書有一個代表性的說法是“函蓄于中者，皆謂之心。草木花葉之心是也，别作芯”（《六書故》），這是類比于人體内位置居中的心，将物體内位置居中的東西也視為心，并稱為“芯”。這一類比可能讓今天的中國人感到詫異，但古人卻時常将心從人體擴展到不同領域，也包括事物領域。譬如“同心”一詞，既能描述人，也能描述物，所以有“閑将柳帶，試結同心”“萬絲必同心，千葉必同萼”等詩句。隻不過，上引字書是在“函蓄于中”的意義上談論事物的心，這是沿襲了早期中國“心是謂中”（清華簡）的洞見，并構成了現代漢語“中心”一詞的淵源。那麼，位置上的“中”為何能被視為心的重要特征呢？因為“中”乃是古人眼中實施統治的位置，所以強調心居中位就是強調其對人體的主宰。這同樣是來自早期中國的洞見，如“心，中。處身之中以君之”（清華簡），正是把心在空間上的中位比喻為政治上的君位。那麼對事物來說，“函蓄于中”的成分被視為心（稱為“芯”），就是把事物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成分類比于人身上居中主宰的心。因之再看“芯片”這一稱呼，也可知它不僅指某一部件，更指其像人體之心那樣，發揮主宰作用的部件。所以中文語境中，計算機除了像“腦”，也具有“心”（“芯”）。

當然，今天人們使用“芯片”一詞時早就遺忘了心概念的傳統理解，但此類古典思想庫存恰是以無意識的方式在起作用，就像科學啟蒙雖強化了現代中國人對腦的重視，卻并未因此削弱古典時代對心的關注所産生的影響，現代漢語中仍有許多“心”“腦”平替的同義語，如“不用腦”與“不用心”、“不長腦”與“不長心”，等等。那麼就能說，“電腦”“芯片”等語彙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是将“Computer”表示計算設備的本義潛在地置換為中國傳統的身體隐喻。因為無論電子大腦還是有心的機器，與中國古人所擅長的“近取諸身”（《周易》），即以身體打比方來說明問題，幾乎是相同的思維方式。因此也能認為，在現代科技這一古人完全不可想象的全新領域中，仍有中國古典思維的隐秘運作。

外顯與内隐

不過，以描述身體的方式描述其他事物，這種思維并非中國獨有。但就其應用之廣泛、影響之持久來說，也堪稱中國思維的特色之一。比如，除了以上談及的“腦”與“心”，還可以附帶說一說“頭”。早在先秦，頭部就被古人理解為引領整個人體的部位，并因此将許多發揮引領作用的東西都比喻為頭，如引領政權的頭（“元首”）、引領時間的頭（“歲首”）、引領談話的頭（“話頭”）。此外，因為頭部的引領作用同樣具有位置表象，是以在人體的頂端象征其引領性；所以最高的引領者，如宗教性的天，就能被描述為高于頭頂的東西，如“天，颠也，至高無上”（《說文》），正是以頭頂（“颠”）之上象征天的權威。而這些關于頭部的古典描述，同樣在現代中國的觀念世界中發揮作用，如“頂頭上司”“帶頭大哥”“重頭開始”等，都是現代中國人得自其古典庫存卻又日用而不知的修辭。但要附帶指出的是，上述“近取諸身”的思維方式僅是中國古人所謂“能近取譬”（《論語》）的策略之一。我也曾詳細闡述，這一策略的實質就是古人将其生活中最為熟悉的經驗素材泛化為表象和闡述不同領域問題的模型，并且在當代中國人的觀念譜系中也時常能看到那些源于古典經驗的模型。

因此就能認為，雖然今天中國人思考的許多問題都與古人迥然相異，但其如何思考，未必有質的不同。若果真如此，就應該重新審視中國思想在其曆史發展中具有的連續性。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對連續性的揭示關涉語詞“中國思想”是否指謂了截然不同的東西，并決定了中國人能否對其曆史形成的思想做一種整體把握。而所以要“重新審視”，因為在名為“中國哲學史”的叙事框架中，中國思想的連續性已然得到最為系統的刻畫。從中可見，思想是連續的，正在于後人能對前人的觀點、學說做一種有意識、有選擇的繼承。在為中國哲學史奠定框架的馮友蘭那裡，這種“繼承”也被稱為“抽象底繼承”，并強調“抽象”不是邏輯的抽象，而是後人對前人思想中的各類命題做一種選擇性繼承，即抽取有價值的部分、抛棄沒價值的部分。在我看來，這一繼承固然必要，但卻不夠，因為前人明确提出的觀點、學說，或所謂“命題”，僅是中國思想的外顯元素；此外還有内隐元素，主要是特定的認知習慣與論證策略，能潛在地決定思想的呈現方式。遺憾的是，在中國哲學史的傳統書寫中，對後者的關注遠遠不夠。因此，把握中國思想的連續性要着眼于兩個維度，即除了哲學史叙事呈現的外顯元素的連續性，還有内隐元素的連續性。

區别在于，外顯元素是以有意識、有選擇的方式被繼承，内隐元素則隻能以無意識、非選擇的方式被傳承，這也是神經科學早就證實的。但甚至就在我提及這門科學時，也已經處于無意識傳承的支配中，因為将Neuron稱為“神經元”，本身就隐含了古典中國的玄學式想象，隻是限于篇幅，這裡不能展開。因此，還是請讀者将注意力轉回“電腦”“芯片”等語彙，我想說的是，單就中國人對前沿科技的認知是如何調用其古典思想庫存的情況看，就已經能發現，内隐維度的連續性才是貫通古今而令中國思想具有整體性的關鍵。

現實關切

是故，比照建構中國哲學史的傳統研究，我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作為面向中國思想的哲學研究，更應關注思想發展的内隐維度。這一維度的研究也可說是思維研究，但略顯寬泛，所以我在以往的探索中，更多談論的是來自古典生活經驗的認知習慣與論證策略，并認為這些無意識或非選擇傳承的思想元素構成了中國思想在其曆史發展中保持連續性的底層架構。不過，談論“思維”這一主題的好處是，可以把對内隐元素的研究簡潔概括為研究中國人如何思考問題，或說是刻畫中國心靈如何運作。而基于這種理解，就有理由要求名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應該面向現實，對中國心靈的當下形态有解釋力。因為就内隐維度的連續性來說，研究中國古人如何想問題，就是研究今天的我們如何想問題。所以，當中國哲學的研究轉向内隐維度時，其固然重視曆史，卻并非任何形式的曆史研究，而是一種現實研究。我相信，這種内隐維度的現實研究定能在當下人文學範式革新的大勢中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一種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