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質生産力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包括哲學基礎、一般性質和中國特點三個方面的内容。新質生産力的哲學基礎是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創造是以19世紀的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産為經驗原型的，但馬克思在以他的曆史哲學來審視19世紀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産的過程中，揭示了生産力發展的内在機制，預示了生産力的未來發展必然是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的創造占據主導地位。這些思想構成了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與新質生産力的接合點。新質生産力的一般性質及其構成是由數字勞動方式決定的，數字勞動方式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在技術構成上，實現了現代科學與複雜的技術系統和現代生産結構的有機結合；二是在資本的構成上，以科學技術和新思想創造為主體的非物質勞動進入資本構成，與工業、農業等物質勞動的資本共同構成了新的資本結構；三是在思想構成上，把系統哲學和系統技術結合起來，建構了以通信、信息控制研究為核心的思維範式。上述三個特點凸顯了科學技術、人的思想創造和文化精神在新質生産力中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新質生産力的一般規定。新質生産力的中國特色是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相聯系的，它的思想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的實踐基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新質生産力發展模式。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發展，就是近40年來中國新質生産力發展史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新質生産力；數學勞動方式；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簡介：何萍，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77（05）

何謂新質生産力？這是當前學術界講得最多的一個話題，也是一個始終沒有講清楚的話題。說它是講得最多的一個話題，是指新質生産力的讨論已經打破了學科界限，成為各門學科談論的共同話題；說它是一個始終沒有講清楚的話題，是因為泛泛的讨論已經稀釋了新質生産力的邊界，進而遮蔽了新質生産力的内核。面對這一研究狀況，研究新質生産力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對新質生産力的概念和内容作一明晰的說明。鑒于此，本文将從三個方面廓清新質生産力的問題：第一個方面是新質生産力的哲學基礎；第二個方面是新質生産力的性質及其構成；第三個方面是新質生産力的中國特點。

一、批判的曆史哲學的建構：馬克思生産力理論的性質及其構成

新質生産力的哲學基礎是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這是學術界公認的觀點。但是，要使這一觀點站得住腳，就不能簡單地采用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中的某個論斷、某個公式，而要對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作一整體的研究，發現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與新質生産力的接合點。

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包括了宏觀曆史層面和微觀經濟層面的内容。在宏觀曆史層面上，馬克思把生産力置于人類曆史規律的語境中，考察生産力對于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揭示了社會形态變革的物質動因；在微觀經濟層面上，馬克思把生産力置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語境中，考察工業的生産力的現實基礎，揭示了生産力的内在結構和變化機制。在馬克思那裡，這兩個層面的生産力運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全部生産力運動的兩個彼此作用、相互補充的環節。其中，宏觀曆史層面的生産力是生産力的一般特性，決定了人類曆史必然從低級的社會形态向高級的社會形态演進；微觀經濟層面的生産力是生産力的特殊，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的性質和未來走向。不可否認，人們要認識自己的曆史、要把握人類曆史的一般規律，首先必須了解生産力的一般特性。但是，人們要真正解決自己時代所提出的發展生産力的任務，又不能停留在對生産力的一般特性的認識上，還必須進到微觀經濟層面，去研究現代社會的生産力的物質條件及内部對抗的生成和消亡過程。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産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态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社會生産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産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态而告終。”在這裡，馬克思明确地把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産力的内在矛盾、找到解決這個内在矛盾的現實路徑作為現時代向人類提出的必須解決并且可以解決的任務，而他在微觀經濟層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的深刻剖析就是在解決這個時代的任務。隻要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完結，馬克思為解決這個任務所提出的理論就不會過時。這就是我們今天重新闡釋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用它來解決新質生産力問題的根據。

馬克思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研究生産力理論是從他1844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那一刻開始的。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絕不是接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生産力理論講，而是接着他的親密戰友恩格斯的生産力理論講。

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批判地考察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範疇，揭示了各個範疇之間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見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生産力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及其框架。在恩格斯看來，生産力不應該是一個脫離現存社會的空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曆史發展着的、有着複雜的現實内容的概念。這裡所說的現實的内容，既不是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們鼓吹的能夠給國家帶來盈利的貿易差額，也不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鼓吹的自由貿易或理性、人道精神，更不是德國的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李斯特鼓吹的抽象、空洞的生産力理論，而是存在于自由貿易背後的競争和壟斷、欺詐和掠奪等血腥恐怖，存在于人道主義假象背後的圖謀私利的種種不道德的、利己的動機。這個現實的内容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英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土地對土地的鬥争，使生産陷于高燒狀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關系都颠倒過來。要是資本不最大限度地展開自己的活動，它就經不住其他資本的競争。要是土地的生産力不經常提高，耕種土地就會無利可獲。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工作，他就對付不了自己的競争者。總之，卷入競争鬥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棄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經不住這種鬥争。一方的這種過度緊張，其結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競争的波動不大，需求和供給、消費和生産幾乎彼此相等的時候，在生産發展過程中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産力大大過剩，結果，廣大人民群衆無以為生，人們純粹由于過剩而餓死。”這是一種荒誕的、極不合理的情況。然而，正是這種情況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産的規律：生産的劇烈波動必然帶來這樣的結果：“繁榮和危機、生産過剩和停滞的反複交替”4。這個規律就是現代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現實内容，亦是政治經濟學必須面對和解答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在古典經濟學的範疇中是得不到科學的解答的。重商主義者把商業貿易冠之以人的充滿愛心的活動，宣稱“商業是各民族、各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的紐帶”，不過是用僞善的道德來粉飾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根本沒有看到商業貿易背後的血腥恐怖。馬爾薩斯是古典經濟學家中最敢于面對現實的人，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為，提出了人口理論，力圖用人口規律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為。但是，人口規律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規律，這就注定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解答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是無效的。亞當·斯密想用自由貿易體系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把資本主義經濟說成是理性的，充滿了人道精神，但是，他所說的自由貿易不過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片段，他想用這個片段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同樣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更不可能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合理性。總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探讨财富的來源，他們的生産力理論不過是抽象地談論财富增長的問題，從來沒有對财富的來源和生産力發展的前提問題——私有制合理性的問題——進行批判的考察，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有提出這個前提問題，因此，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不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揭露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揭露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帶給人類的災難。據此，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直面“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從這一問題出發，恩格斯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産與消費、競争與壟斷的對立，考察了這些對立引起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造成的非人性的存在，批判地吸取了當時哲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成果，提出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的原則：（1）以競争和壟斷為核心，研究生産力的規律；（2）以商品的生産費用的要素來探讨生産力的結構；（3）以工廠制度為生産力的組織形式，論證生産力的時代性特征；（4）以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供求危機和革命來說明生産力變革的内在動力及未來前景。正是根據這些原則，恩格斯将生産力的構成概括為兩大要素：“自然和人”。在考察人的要素時，恩格斯指出：人的要素包括了人的“肉體活動和精神活動”。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精神活動，主要指科學的發現及其在生産中的應用。恩格斯強調，這是生産力中的“發明和思想”的精神活動，是生産力中的一個變量，亦是推動生産力變革的最重要的因素。恩格斯認為，随着科學在生産過程中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産力的變化，“精神要素自然會列入生産要素，并且會在經濟學的生産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時，我們自然會滿意地看到，扶植科學的工作也在物質上得到報償，會看到，僅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這樣一項科學成果，在它存在的頭五十年中給世界帶來的東西就比世界從一開始為扶植科學所付出的代價還要多”。在這裡，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研究生産力的理論框架。這個理論框架，就其把資本主義的競争和危機作為生産力研究的出發點而言，本質上是批判的；就其把科學的發現和在生産中的應用作為生産力的一個變量而言，是開放的。在恩格斯看來，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正是因為沒有看到生産力的這兩個方面，所以，他們沒有把批判資本主義生産力的不合理現象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當然也就不可能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的不合理現狀。

恩格斯的這些思想對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研究生産力理論，産生了直接的影響。馬克思以恩格斯提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任務為起點，又從曆史哲學的高度來審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生産力理論，提出了自己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新見解。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不能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交換、競争和危機這些現象的描述上，而應該深入資本主義的勞動方式之中，以資本主義的勞動方式來規定資本主義生産力的性質，揭示資本主義競争和危機的深層原因。從這一觀點出發，馬克思對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核心觀點作了新的闡釋。在《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摘要》中，馬克思着重摘錄并發揮了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兩個要點：第一個是恩格斯在價值與勞動費用關系部分的要點。恩格斯論述價值與勞動費用關系的中心點，是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把“價值”概念定義為商業交換，強調價值概念與勞動費用的關系。應該說，把價值從一個說明商業交換的概念轉變為說明勞動費用的概念，是生産力理論研究的重大變革，因為把價值定義為說明商業交換的概念實質上是把生産力看作解決社會财富增長的問題，而把價值定義為說明勞動費用的概念實質上是把生産力看作解決資本主義生産的問題。馬克思特别重視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強調“價值這個概念實際上隻用于解決生産的問題”。這樣，馬克思就把價值概念與勞動概念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了生産力研究的轉向。第二個是恩格斯在論述勞動和資本部分的要點，尤其是恩格斯提出的勞動包括資本的觀點。恩格斯論述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旨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前提性問題。在恩格斯看來，勞動是生産力的主觀要素，這個要素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以資本和勞動的分裂為前提的，由此決定，“勞動本身的分裂”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現實基礎。馬克思發揮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在摘要的結尾處寫道：“人的勞動分為勞動和資本。”在這裡，馬克思把資本歸于人的勞動的一個要素，旨在強調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人的勞動是受資本統治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本質上是資本的勞動。概括起來，這兩個要點就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方式為主線，從資本對勞動的統治這一事實出發，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的性質，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形成和發展的内在機制。這就是馬克思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研究生産力的基本思路。

在馬克思看來，生産力是人的生産的能力，但這個能力在資本主義社會卻受到資本的支配，采取了異化勞動的形式，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本身就是生産力。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在批判德國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李斯特的生産力理論時首先闡發出來的。在《評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中，馬克思反對李斯特撇開交換價值抽象地談論生産力，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從一開始就是由交換價值決定的”，而交換價值關心的是物而不是人。因此，以交換價值來講生産力就已經包含着這樣的意思：“社會條件把人變成了‘物’”，即把人的勞動變成了異化勞動。在資本家眼裡，異化勞動就是“物”的力量，它與其他的生産力——水力、蒸汽、水、牲畜、機器，等等——沒有差别，而且隻要能夠以牲畜、機器代替人的地方，資本家就會不惜犧牲人的力量而采用自然的、機器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異化勞動定義為生産力。他說：“在現代制度下，如果彎腰駝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發展和加強等，使你更有生産能力（更有勞動能力），那麼你的彎腰駝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運動，就是一種生産力。如果你精神空虛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動更富有生産能力，那麼你的精神空虛就是一種生産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種職業的單調使你更有能力從事這項職業，那麼單調就是一種生産力。”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包含了他的微觀經濟層面的生産力理論研究的兩個核心論題：第一，研究異化勞動與交換價值的深層聯系，揭示現代社會的生産力的資本構成；第二，研究異化勞動與生産力的内在結構的關系，揭示現代社會生産力的技術構成。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的微觀經濟層面的生産力理論研究始終是圍繞這兩個論題展開的。

在馬克思看來，異化勞動與交換價值的深層聯系，其實就是資本與勞動的内在聯系。這種聯系是通過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着的貨币建立起來的。貨币，在古典政治經濟中，僅僅被定義為交換的媒介。馬克思并不否認貨币是交換的媒介，但他認為，這絕非貨币的本質，貨币的本質存在于人的勞動之中，存在于颠倒人的勞動，使人的勞動異化的活動中。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指出：穆勒在把貨币稱為交換的媒介時，“就非常成功地用一個概念表達了事情的本質”。馬克思這裡所說的“一個概念”，不是别的，就是“媒介”。在馬克思看來，貨币“媒介”，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就是“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這裡所說的“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不是政治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物與物的交換，而是人的活動的本質的颠倒。具體地說，“中介”是人的活動的外化，但是，這個外化的東西不是人的活動價值的實現，不表現人性、人的生命存在，而是一種外在于人、統治人的力量，成為人的“真正的上帝”、人的崇拜物，而人卻淪為了這個崇拜物的奴隸，成為異化的人、異化的活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媒介定義為“異己的媒介”，這個“異己的媒介”就是貨币的本質。馬克思認為，貨币的這個本質不會随着貨币形式的變化而改變，反而使人的活動陷入更深刻、更廣泛的異化。信用業是貨币在銀行業的表現。信用業的建立是以對人的信任為基礎的。這就給人一種假象：“似乎異己的物質力量的權力被打破了，自我異化的關系被揚棄了，人又重新處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其實不然，在信貸中，信任是買賣的物品，是用人本身來代替金屬或紙币。在這裡，“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不是貨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币，或者是貨币和人并為一體”。這足以證明，信用業的出現不過是貨币功能的擴大，它不僅沒有改變貨币的本質，反而進一步把人的勞動異化延伸到人的異化、人的道德的異化。由此可見，作為交換的媒介，無論是在商品交換活動還是在信貸活動中，貨币都是與人的勞動相聯系的，都是通過把人的勞動資本化，使其成為資本家緻富的手段而成為生産力的。在這裡，馬克思一方面把生産力歸于人的勞動領域，揭示了生産力與人們的勞動方式的關系，要求人們聯系一定的勞動方式及其變化來說明生産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以貨币的本質來說明交換價值是如何成為生産力的，揭示了異化勞動與生産力的資本化之間的内在聯系，使人們能夠通過貨币形式的變化來探究生産力的資本構成。

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是一個複雜開放的系統。說它是複雜的系統，是因為這個系統在結構上有内部結構和外部結構之分。外部結構是由生産力和生産關系構成的。在這個結構中，生産關系是生産力發展的界限，即生産力在一定生産關系界限内的變化是生産力的量變，而那種超過一定生産關系界限的變化則是生産力的質變。生産力的内部結構指的是生産力内部的物的要素與人的要素的關系。在這個結構中，作為生産力的物的要素中的生産工具是生産力變化的測量器：一種生産工具系統的性質和特點規定一種社會形态下的生産力的性質和特點，也決定了生産力内部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之間的關系，因此，生産工具系統的變革必然引起生産力内部的物質要素和人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改變，使生産力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質變。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說的“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就是指的一定的生産工具對于生産力的質的決定作用，同時也說明了機器作為一種生産工具，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産物。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機器與生産力的關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馬克思認為，機器進入生産過程，成為現代生産力的工具系統，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的結果，因此，它既具有工業時代的普遍性，又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從這一觀點出發，馬克思分别從工業時代和資本主義發展這兩個向度上考察了機器作為生産工具的特點。

在工業時代的向度上，馬克思分析了機器作為生産工具的性質，肯定了機器作為生産工具對于生産力進步、人的解放的意義。馬克思指出，機器作為生産工具與手工的生産工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手工的生産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長，它的運用要受到人的身體器官的限制，即受到人的自然力的限制，由此決定，手工工具隻能依靠簡單協作和分工來提高生産力，這種生産力不過是一種自然力。與之不同，機器的生産工具是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上制造出來的工具系統，這個系統由三個部分構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或工作機。這三個部分的每一個部分都與科學技術的應用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發動機是整個機構的動力，在工業時代，是以蒸汽機、熱力機、電磁機等标示的，這些都是技術發明的成果；傳動機構調節運動，它的作用是把運動傳給工具機，使工具機能夠抓住勞動對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來改變勞動對象，這個機構的出現是與飛輪理論的創造和應用相聯系的；工具機不是人的工具，而是制造出來的機構的工具，這種機構“在取得适當的運動後，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由于這樣一個系統，機器就取代了手工工具，成為大工業特有的技術基礎。這個技術基礎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勞動方式，也推動了生産力發展方式的變革。與機器工具之前的生産力的發展方式相比，以機器為生産工具的生産力發展具有三個重要特點：第一，它把生産力的發展從手工工具時代傳統經驗的基礎移植到科學技術革命的基礎之上，使科學技術能夠通過機器的改進而進入生産過程，成為生産力的内容；第二，它使生産力的發展突破了人的器官的限制和工場手工業場所的限制，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産規模和分工；第三，它使自然力進入生産過程，成為生産過程的社會因素。馬克思說：“大生産——應用機器的大規模協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風、水、蒸汽、電大規模地從屬于直接的生産過程，使自然力變成社會勞動的因素。（在農業中，在其資本主義前的形式中，人類勞動隻不過表現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過程的助手。）這些自然力本身沒有價值。它們不是人類勞動的産物。但是，隻有借助機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機器是有價值的，它本身是過去勞動的産物。因此，自然力作為勞動過程的因素，隻有借助機器才能占有，并且隻有機器的主人才能占有。”總之，這種以機器作為工具系統的生産力是“制造出來的生産力”，也是靠不斷地吸收新知識、新思想和新的科學技術而發展的生産力。這種不斷被吸收到生産力中的新知識、新思想和新的科學技術，就是生産力的技術構成，也是現代生産力發展的内在機制。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向度上，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機器在生産中的應用所引起的科技異化和勞動異化。馬克思指出，在資本家眼裡，機器不過是用于追加不變資本中的剩餘價值，機器的運用就是價值的增值過程，亦是将剩餘價值的商品轉化為資本的過程。資本家在生産過程中采用機器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降低可變資本的支出。這樣一來，機器的運用、科學技術的發明都成為資本，成為使人的勞動發生異化的中介。這種異化，首先是科學技術本身的異化，即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生産。馬克思說：“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用做緻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緻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争。”。其次是科學技術的生産過程應用的異化。所謂科學技術的生産過程應用的異化，是指科學技術的生産過程應用不是為了解放工人，發展工人的智力和專業，恰恰相反，它是為了“使勞動從屬于資本”，是要“壓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專業的發展”。由于這種異化，科學技術的生産應用過程就成為通過發明機器，利用大規模的機器生産來排擠工人，加劇工人的貧困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具體表現就是，由于大規模的機器生産抽掉了個體的個性和智力發展的經驗基礎，個體的創造也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而使用機器使得“簡單勞動代替熟練勞動”，不僅大量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資水平，而且把越來越多的童工和婦女卷入生産過程，造成了龐大的産業後備軍。這樣，科學技術以異化的方式呈現出了生産力的價值，從而也呈現了科學技術自身的異化。馬克思強調，科學技術的這種異化現象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造成的，因此，揚棄科學技術異化的唯一途徑就是否定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這樣，馬克思就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産所造成的科學技術異化和勞動異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的内在危機，指出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危機的路徑是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

馬克思在微觀經濟層面上對生産力的上述兩個核心論題的論述表明，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是一個複雜開放的系統。這個複雜的系統是圍繞資本主義勞動方式而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了生産力内部的資本構成和技術構成，也包含了生産力的人類曆史的一般性質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殊性質；既包含了生産力的多層面的結構，也包含了生産力發展的内在機制。因此，對于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我們不能撇開整體，隻講其中的一個定義或一個要素，也不能靜态地看待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而要動态地考察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闡發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的時代内容。我們隻有按照這種方式理解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才能全面而準确地把握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也才能對新質生産力作出科學的闡釋。

二、數字勞動與新質生産力的形成及其構成

自新質生産力這個概念提出後，中國學術界對新質生産力作了廣泛的探讨。有的學者從科學技術革新的角度定義新質生産力，把人工智能、數字化平台的建立作為新質生産力的标志；有的學者從勞動方式變革的角度定義新質生産力，以信息化、互聯網、數字化、智能化等新興技術産業的發展和産業鍊的形成作為新質生産力的标志；有的學者從資本結構的變化來定義新質生産力，以數字資本作為新質生産力的标志。應該說，這些定義的确向我們描述了這個時代變化的方方面面。但是，這種片段的研究不足以使我們看清新質生産力的全貌，揭示新質生産力的内在邏輯。我們要全面、準确地把握新質生産力的内容和内在邏輯，就必須像馬克思那樣，從曆史哲學的高度去透視這些變化背後的本質的東西，依照馬克思在微觀經濟層面上闡發的生産力理論為學術理路，以勞動方式的變革為主線，去探究新質生産力的形成及其構成。

從勞動方式變革的角度看，新質生産力的形成和發展是以數字勞動為現實基礎的。但是，數字勞動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出現了，但在那個時代，數字勞動隻是與其他工業并行的一個部門，對人們的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遠沒有産生像今天這樣大的影響，當然也沒有被冠之以數字化經濟、數字化資本等這樣帶有時代特征的定義。數字勞動發展到今天，成為一個時代的生産力，經曆了三個層面的變革：第一個層面是科學、技術與生産之間結合方式的變革；第二個層面是資本與勞動關系模式的變革；第三個層面是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數字勞動正是在這三個層面的變革中形成了自己的技術構成、資本構成和思想構成，從而成為新質生産力。因此，我們要全面地把握新質生産力的内容及其變革意義，就需要曆史地考察數字勞動在從一個工業部門發展成現代的勞動方式過程所經曆的這三個層面的變革。

強調科學技術與生産的結合是馬克思生産力理論的一個核心思想。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力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的根本點，就在于資本家在生産中引進和采用了機器。機器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的工具系統，這個系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成果，也是科學技術與勞動相結合的中介；科學技術正是通過這個中介不斷地進入生産過程，使人們的勞動方式擺脫了對傳統經驗知識的依賴，轉變成對科學技術的依賴。不僅如此，科學技術進入生産過程還是改變資本主義生産中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比例的核心要素。為了生産更多的剩餘價值，資本家需要不斷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這就為科學技術成為生産力提供了内在動力。因此，随着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科學技術必然會在人的勞動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科學技術在生産中的地位遠未達到占據主導地位的程度，但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卻成了20世紀生産力發展方式的預言。正是這樣，西方的社會學家、未來學家們在研究20世紀出現的數字勞動和信息工業時，無不重視和運用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中，以科學技術與生産結合方式的變化為軸心，分析了工業社會的變化。他指出：“‘工業社會’這個詞，如果靜止不變地使用的話，就像‘資本主義’一樣會使人誤解。正如二十世紀的社團資本主義和管理資本主義是和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家庭資本主義有很大不同，所以依靠技術和科學的二十世紀工業社會是和前兩個世紀的制造業社會大不相同的。”丹尼爾·貝爾這裡用的“工業社會”一詞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指的是與前工業社會完全不同的現代社會，而他這裡用的“依靠技術和科學的二十世紀工業社會”和“前兩個世紀的制造業社會”，指的是廣義的工業社會發展中的兩個階段，即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在丹尼爾·貝爾看來，後工業社會與狹義的工業社會之不同，是由科學技術與生産相結合的不同方式決定的。在狹義的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與生産相結合的方式是技術在生産中的應用，由這一結合方式所決定，工業社會的工業體系是由紡織業、鋼鐵、電報、電話、汽車、航空等制造業構成的，它的意圖是“‘同經過加工的自然界競争’，它以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為中心，利用能源來把自然環境改變成為技術環境”。正是依據這一特點，丹尼爾·貝爾将狹義的工業社會定義為“制造業社會”。與之不同，在後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與生産相結合的方式是科學進入生産過程，對生産力的發展起作用，由這一結合方式所決定，後工業社會的工業體系是由以計算機、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産業構成的，它的意圖是“‘人與人之間的競争’，在那種社會裡，以信息為基礎的‘智能技術’同機械技術并駕齊驅”。正是依據這一特點，丹尼爾·貝爾将後工業社會定義為“依靠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在這裡，丹尼爾·貝爾的确看到了後工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各自的特點，尤其是他把信息工業定義為控制和管理工業生産和整個社會的秩序的科學，指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問題是“科學的組織以及進行這種工作的大學或研究所等基礎機構”，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衡量各國力量的标志不再是鋼鐵生産而是科學能力的觀點，更是準确地把握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焦點問題，突出了信息工業在當代生産力的發展和各國競争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從數字勞動在今天的發展以及對于生産力的變革意義看，丹尼爾·貝爾的這種劃分實在是過于簡單化。正是這種簡單地劃分，使他難以深入現代社會的深層去揭示以信息工業為核心的生産力的技術構成。因此，曆史地考察科學技術與生産結合方式的變化，就成了我們研究新質生産力的技術構成的切入點。

的确，科學技術與生産的結合是工業社會與前工業社會的斷裂點，是現代社會生産力形成和發展的标志。但是，科學技術與生産的結合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工業發展不斷增長的需要中發生階段性的變化。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産形成的最初階段，科學和技術幾乎沒有什麼關系，技術的發明通常是借助傳統的工藝，即使有對科學的需要，也是舊原理的運用，而不是與新原理的結合。自18世紀開始，有兩個原因促進了科學和技術的結合：一個原因是科學研究轉向了對技術發明的關注，科學家們自覺地把技術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創造出與工藝技術、工業相聯系的科學，證明了科學對于技術發明和工業發展的有用性；一個原因是工業的發展需要弄清楚其中的基本原理，産生了技術對理論科學的要求。由于這兩個原因，科學和技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在這一聯系中，科學，一方面把工藝學和生産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并在其研究中擺脫了早期的宗教和幻想成分，獲得了理性的力量，成為真正的理論科學，比如最早出現的熱力學和電學就是這一時期科學和技術結合的成果，另一方面使自己的新成果通過技術在生産中的應用而成為生産力發展的要素。這就構成了18世紀和19世紀科學技術和生産相結合的方式。進入20世紀後，随着工業生産方式的變化和大型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型實驗室的相繼建立，科學技術與生産結合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首先發生在科學研究領域，産生了一批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究交叉的新興學科，微電子學和人工智能就屬于這類學科。其次表現在技術發明領域，出現了多技術的融合模式，比如生态系統脆弱性評價模型、多傳感器數據融合技術、多模态融合技術、農業産業融合發展。這些多技術的整合體系就是新的科學技術在各生産領域運用的平台，數字化勞動就是通過這個平台而獲得了普遍性，使之由最初的與其他工業并行的一個工業部門提升為主導工業、農業、服務業變革的勞動形式。最後表現在生産領域，以大型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型實驗室為平台研發新技術、生産新産品、形成新的生産領域，使科學技術成了直接的生産力。這三個層面的變化構成了21世紀科學技術與生産相結合的方式，新質生産力就是在這種方式的結合中産生出來的。由此決定，新質生産力的技術構成絕不是單一的信息技術，而是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多學科和現代生産結構的有機結合，亦是一個借助現代科學研究平台和技術平台推動科學技術和各種勞動形式相互融合和發展的開放的技術體系。

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馬克思那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狹義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特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在廣義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指一定社會的生産形式，存在于人類曆史的各個時期。馬克思之所以作這種區分，是為了說明現代社會的勞動與資本關系的特點。為此，馬克思依據生産方式的特點，對比分析了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馬克思指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形式是簡單再生産。在這裡，勞動與資本是不分離的，勞動是資本占有者的勞動，資本不具有交換價值，隻是用于計算勞動所需要的資金，并且是用實物的形式來計算的，馬克思将其稱為“等級資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形式是擴大再生産，這種生産方式是以勞動與資本相分離為前提的。在這裡，勞動是資本家用于生産剩餘價值的手段，即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前提；資本是對勞動的占有，是把勞動變成雇傭勞動，變成生産剩餘價值手段的前提，是帶來貨币的貨币。勞動與資本的這種互為前提的關系決定了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資本的利益和雇傭勞動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形式也是擴大再生産，但它不是以勞動與資本相分離為前提的，而是以把資本從資本家的私人占有變成全社會占有為前提的。在這裡，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是一緻的，勞動是在以社會的生産經營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下進行的，資本的作用是“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用馬克思的這一觀點來分析數字勞動，可知數字勞動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數字勞動是指以富士康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數字勞動，這裡的數字勞動與馬克思定義的工業時代的雇傭勞動具有同質性，而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數字勞動是異質的。對于這種數字勞動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我們可以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來分析(1)。廣義的數字勞動是指後工業社會的勞動，這裡的數字勞動是相對于制造業等物質性勞動而言的，這種數字勞動既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它表達的是人類生産力發展的一個時代，是研究新質生産力需要解答核心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以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來分析。很顯然，廣義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才是我們研究數字勞動的生産方式的切入點。

從廣義的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看，數字勞動中的勞動是決定數字勞動中的資本構成的方面。但是，數字勞動本身是發展的，在數字勞動誕生的20世紀50年代，它隻是後工業社會諸多勞動類型中的一種，還不足以成為變革生産力的力量，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興起，它才成為一種生産方式，一種足以使生産力發生革命性變革的力量，而向人們展示了它的未來前景。因此，我們要了解數字勞動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了解數字勞動的資本構成，就需要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内容以及它所引起的資本結構的變化。

第四次科技革命興起于20世紀末至21世紀的頭十年，其具體内容主要有兩點：第一，互聯網産業化、工業智能化和工業一體化帶來的互聯網革命，為數字勞動創造的全新的工具系統，使數字勞動變成了一種全新的勞動方式；第二，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的革新與清潔能源、無人控制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拟現實和生物技術等連接成一個整體，形成了科學理論與多技術整合的一體化，奠定了數字勞動方式發展的新格局。綜合這兩個方面的内容，數字勞動的勞動方式具有四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生産的信息化，所謂生産的信息化，就是用人工智能技術來改造傳統的工業、農業和商業的勞動方式，實現勞動方式的革命；第二個特點是通信和信息将物質生産和非物質生産、工業生産、農業生産和商品流通連接成一個整體，創造了信息經濟；第三個特點是生産的信息化和流通的信息化催生了媒體經濟、電子商務等新興行業，進而增強産業鍊的協同、營銷方式的變革、生産模式和管理手段的革新，等等；第四個特點是以互聯網的産生及其革命為平台，實現了生産的國際性分工與競争。這四個特點表明，從數字勞動方式中生長起來的新質生産力是由知識和思想的創造為主導的生産力。這種生産力無論是在生産力的人的構成上還是物的構成上，都不同于工業時代的生産力。首先，在人的構成上，工業時代的生産力的人僅指從事機器操作的工人，而新質生産力的人是由勞動者和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思想的管理人員共同構成的，并且後者無論是在質量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占有主導地位。其次，在物的構成上，生産工具是以科學和技術為核心構成的複雜系統，不僅如此，科學技術還是把生産資料與勞動對象結合起來的中介。生産力這一構成，突出了知識、創造性的思想等非物質勞動在生産力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從而使生産力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原來的人與物的平面結合變成了以科學技術和新思想的創造為中介把人和物有機結合起來的立體結構。由此決定，以科學技術和新思想創造為主體的非物質勞動不能不進入資本構成，成為數字勞動的資本形式，并與工業、農業等物質勞動的資本共同構成了新的資本結構，這就是新質生産力的資本構成。

從數字勞動方式的技術構成和資本構成可見，數字勞動作為21世紀的生産方式，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馬克思所定義的現代生産力中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部釋放出來。正是這種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釋放，使生産力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的模式，形成了新的模式。這種新的模式是在20世紀的哲學批判中發展起來的。20世紀的哲學批判的宗旨是終結近代哲學的機械論的思維方式，發展從18世紀的啟蒙思潮中生長出來的曆史哲學傳統，建構以文化批判為核心的辯證思想方式。霍克海默在《社會哲學的現狀和社會研究所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社會哲學的最終目标是“對人類命運的興衰作出哲學的解釋”，這一目标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現象學和新康德主義、柏格森、叔本華的哲學中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囿于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這些哲學家們隻滿足于從人的精神上和在思維的領域描述人類的命運，而不能深入社會的勞動活動中說明人類的行為，更沒有把理性的批判注入現實的物質活動之中。因此，社會哲學要成為批判理論，不僅要借鑒已有的哲學成果，而且要建構新的哲學思維方式。他所說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就是從當下的勞動方式中提取的辯證的思維方式。由此可見，霍克海默建構的哲學思維的新模式，就是後工業社會的勞動方式與現代的辯證思維方式的結合，其中，後工業社會的勞動方式是内容，辯證的思維方式是形式。從20世紀至21世紀，那些最具有生命力的哲學都是按照這種思維模式創造的，系統論就是其中的一種。所謂系統論，就是以“系統”為内核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它的形式是系統的辯證思維方式，它的内容就是以計算機、信息控制構成的數字勞動的勞動方式，因此，它建構的是數字勞動的思維方式。這個思維方式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個部分是系統哲學，這是數字勞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個部分是系統技術，這是數字勞動的問題域。在系統哲學的部分，系統哲學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批判了傳統哲學的機械論世界觀，提出了系統哲學的世界觀。在系統哲學那裡，機械論哲學是以線性的因果關系為思維方法去研究物理世界的運動規律，建構的是機械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系統哲學則是以相互作用、交感作用、組織、目的論、自組織系統為思維方式去研究人與世界之間的價值、符号、文化等中介系統，建構的是系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系統哲學的系統技術部分，系統哲學把現代技術和社會提出的計算機、自動化、自調節機構等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模型的方式來解決現代技術和社會提出的問題，計算機化和模拟法、控制論、信息論、網絡理論等就是系統論研究的成果。漢肯認為，在現代社會，計算機、自動化、自調節機構不是一個機械化的操作系統，而是制造信息源的系統，而信息源的制造是通過構造一種具有控制性的模型實現的，這就是說，構造模型的工作本身就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動。他指出：“通信過程是一種可以用來改變人們觀點的機制；利用這種手段每個成員都可以對其它人施加影響，由此逐漸改變群體中各個成員的不同意見，這有助于達成群體内普遍的協議。”在這裡，無論是要改變人們的觀點，還是整合群體成員的意見，以達成普遍的協議，都需要通過一定的模型來操作。這就顯示了構造模型的意義。漢肯把這種意義概括為三點：第一，它可以整合通信領域獲得的許多經驗，把這些經驗集合成一個整體、一個系統；第二，它作為一種方法，“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搭上一道橋梁”；第三，它作為描述性的工具，為一個群體的操作提供“某種變革性的信息”。這三點意義揭示了數字勞動的本質，即數字勞動不是制造芯片、操作計算機的活動，而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動，是通過信息的整合來指導、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活動。前者是從事工業社會的物質性勞動，後者是從事思想創造的活動。漢肯的這些觀點在維納那裡得到了更明确的表達和更充分的論證。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一書中指出，對于計算機、自動化、通信信息，人們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一種是機械論的研究範式；一種是信息論的研究範式。機械論的研究範式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形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解決機器的動力問題，它帶給人類文化的沖擊，就是用機器的生産方式取代人力和畜力的生産方式，于是，用機器的觀點來看待技術革新就成為一種研究範式，即機械論的研究範式。與機械論的研究範式不同，信息論的研究範式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形成的，它的技術基礎是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它的思想基礎是為了消除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失業和人性喪失的危機、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危機而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當然，控制論不像社會學那樣通過研究個人的社會生活來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而是通過研究通信和控制來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所以，維納說，信息論關心的是“利用新技術來為人類造福，減少人的勞動時間，豐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得利潤和把機器當作新的偶像來崇拜”。維納提出來的信息論研究的目标在20世紀50年代是很難實現的，因為在那時，計算機才剛剛興起，它的功能僅限于模拟和計算，并不具有傳播信息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主要是在機械論的研究範式中來認識計算機，把計算機當作計算的機器。信息論的創立為人們重新認識計算機提供了新的研究範式，使人們能夠從信息源的創造和傳播的高度來認識計算機，這就構成了我們今天對計算機的新認識。從這個角度看，信息論是對數字勞動方式的具有預見性的研究，是數字勞動方式的思想基礎。同時，維納不局限于計算機、人工智能的具體的技術改進問題，而是從思想上，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變革上，提出通信信息研究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打通了系統哲學與系統技術的關系，從而證明系統哲學和系統技術是新質生産力的思想構成。

數字勞動的勞動方式的特點、它的技術構成、資本構成和思想構成，共同構成了新質生産力的一般規定。這個一般規定，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由于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新質生産力在各國的發展必然具有民族特色。這種民族特色使新質生産力具體化了，因而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内容。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開展與新質生産力的中國特點

新質生産力這個概念，是習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時首次提出來的。習近平提出這個概念，既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成就的總結，也是對中國式現代化未來發展的戰略規劃。這表明新質生産力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賦予了新質生産力的中國特點。因此，我們要了解新質生産力的中國特點，就需要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内在精神及其與中國新質生産力形成之間的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是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鄧小平提出這個概念，是為了解答中國發展生産力的道路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生産力的發展問題。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産力”。他還說：“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産力。為了發展生産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這裡，鄧小平不僅提出了發展生産力的任務，而且提出了如何發展生産力和發展什麼樣的生産力的問題。

如何發展生産力是有關生産力發展道路的問題。在解答這個問題時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參加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讨論會外籍專家的談話中指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在這段話中，鄧小平講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中國要搞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隻能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第二層意思是，中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要根據中國既有的基礎和自己的情況走出一條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而要走出這樣一種獨特的道路，就需要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時期創造的實事求是和自力更生傳統，這是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傳統和内在精神的問題。在這兩層意思中，前者着重于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代特點，體現了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世界曆史普遍性的品格；後者是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内在精神，體現了中國市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特點。在鄧小平看來，這兩點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有機結合。這也就是鄧小平在1984年10月26日會見馬爾代夫總統加堯姆的談話中所說的：“我們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點經驗的話，那就是這幾年來重申了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總之，鄧小平所說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現代市場經濟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精神的有機結合。鄧小平反複強調，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原則。

發展什麼樣的生産力，是有關生産力發展的時代問題。在解答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生産力發展必須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為起點。他在聽取中共鞍山市委負責同志彙報時的講話中提出，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後，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我們改造企業，為了保證應有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員和合格的工人”。鄧小平講這段話的時間是1978年9月18日。這個時間，在國際上，正值第三次工業革命，以計算機、原子能、航空航天、遺傳工程等科學技術的出現，标志着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在國内，生産力發展總體上還處在機器工業階段的水平，可以說是落後于世界先進的生産力一個時代。面對中國與世界生産力發展如此巨大的差距，鄧小平提出“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引進世界先進的技術設備、借鑒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和經營方式來改造中國的企業、實現中國生産力發展的全面升級，是對中國應該發展什麼樣的生産力的回答。在這裡，鄧小平雖然沒有提新質生産力的概念，但在内容上已經提出了發展新質生産力的目标，規劃了在中國發展新質生産力的道路。

在中國新質生産力發展的道路上，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興起與發展是一個縮影。中關村是中國著名高校的密集區，這裡聚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4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是中國科學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1983年中國科學院與海澱區政府合作成立了新技術聯合開發中心，吸引了大批的科學技術人員。這些科技人員走出科研機構和大學，在這裡創辦了四通公司、信通公司，成為中國首批高科技開發企業。到1987年，中關村的高科技企業數量高達近百家，被稱為“電子一條街”。随着計算機的普及和軟件市場的急速增長，中關村湧現了專門售賣計算機電子産品的商家，成為中國當時最大的電子産品銷售集散地。2009年3月，中關村獲批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同年7月，中關村西區被定位于“創新要素聚焦功能區”，中關村由此開始轉型升級，從原來的電子批發市場轉型升級為“創新創業一條街”。自2018年以來，硬科技創業與高校院所成果轉化成為中關村創新創業的主流，中關村的技術和産品也從“中國制造”跨入“中國創造”。中關村由“電子一條街”轉化為“電子科技園”的曆史，是一部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為起點，開發自己的高科技産品，并将其用于工業改造，創造中國的新質生産力的曆史。《我在中關村：親曆者、見證者、追夢者》一書通過親曆者的自述見證了這部曆史。這部曆史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國新質生産力發展的特點：其一，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與調節在科學技術開發的升級轉型和促進科學技術向工業領域的轉化和應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二，把學習和引進國際先進科學技術與中國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結合起來，在參與國際合作和競争中使中國的科技産品研發國際化。正是這兩個特點，使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生産力發展道路，推動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這條道路被國外學者稱為“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

中國新質生産力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思想的力量。20世紀80年代的真理标準讨論、認識論讨論和科學技術是生産力的讨論，為中國生産力發展模式的轉換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20世紀90年代初的全球化與中國市場經濟的讨論，為在科學研究和企業發展中引入市場機制提供了理論根據；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消費社會和文化批判研究，推動了中國文化産業的發展；21世紀的生态哲學研究、發展理論研究、數字經濟的研究，展示了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前景。這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展示了新質生産力發展的中國思想和中國精神。

中國發展新質生産力始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經過40多年的發展，基本完成了中國工業的升級改造，實現了工業生産的信息化。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又向我國的生産力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中國生産力的發展提升到人工智能的水平，實現中國工業的智能化，是中國新質生産力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提出新質生産力的概念，把積極培養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産業，積極培育未來産業，作為發展新質生産力的内容，實際上賦予了新質生産力第四次工業革命内涵，提出了中國發展新質生産力的更高的目标。為了實現這一目标，在理論上，需要立足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高度對馬克思的生産力理論作出新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