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中華古代文明的基礎上，融入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和時代精神，進而形成了獨特的均衡倫理特質。進取和協調的雙重倫理屬性脫胎于文明本身的定義以及文明與文化的比較，隻有實現“進取與協調”的有機統一，才能确保文明的均衡性發展。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本質上是倫理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點，構成了這種文明獨特的均衡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繼承與發展的精神禀賦，在倫理上體現為“守正與創新”相一緻的協調發展，由此形成均衡倫理實現的首要機制。中華文明曆來追求“和諧與發展”相統一的均衡倫理目标，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決定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目标是和諧。我們隻有從文明演化的曆史規律出發，正确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特質，才能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找到關鍵點和正确路徑。

【關鍵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倫理特質 均衡倫理

作者簡介：李建華，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哲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等。劉樹源：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生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2024年第11期

中華民族擁有悠久而燦爛的文明，五千年來曆經起伏仍延綿不絕，其中倫理道德始終發揮着十分重要的基底作用，中華文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倫理文明。中國“以‘文明古國’‘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因而比世界其他各國具有更加豐富而别具特色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觀念”，[1]“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就是中華民族優良思想文化傳統的核心”。[2]中華文明擁有倫理文明的鮮明色彩，仁、義、禮、智、信、謙、誠、恭、儉、讓等倫理信條深深影響了傳統社會運轉，以緻有觀點認為“政治、法律以及一切關于社會的觀點的最終根據或者合法性必須由倫理學來給出”。[3]作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态、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同樣展現出豐富的倫理特質，主要體現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所彰顯的協調與均衡的倫理特質。這種倫理特質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豐碩果實，影響了廣大人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一、進取與協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屬性

我們必須明确，均衡不僅是經濟學、管理學概念，也是當代倫理學的重要概念，它是對統籌、公平、平等、和諧等概念的集中概括和回應。均衡倫理聚焦于利益關系的協調，因為人倫關系的核心是利益關系。在一個文明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利益的交織與沖突，倫理學正是要在這複雜紛亂的利益網中尋找一個平衡點，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相對的滿足，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社會利益關系的大體均衡，包括個體權利與義務的均衡，應得權益與實得權益的均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人類利益的均衡，族群間、區域間、國家間利益的均衡；甚至還包括網絡世界虛拟利益與現實利益的平衡，以及智能世界中人機關系的利益平衡。”[4]現實生活中由于種種原因，利益的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這就會導緻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均衡的一般方法是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均衡分配社會利益，其目标就是要達到“和諧”的善治境地。

在衆多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視野中，“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複雜且多維度的概念，其中的倫理特質往往通過分析“文明”的一般定義、與“文化”作對比研究而凸顯。

第一，文明的定義凸顯了其中的倫理特質。“文明”一詞最早出現于《周易》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含有開化、昌盛、發展進步之意。18世紀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孟德斯鸠、盧梭等人都使用過“文明”一詞，法蘭西學院1935年出版的詞典中第一次收錄了“文明”詞條。馬克思、恩格斯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對“文明”作出科學的解釋，指出“文明”是以生産力發展水平為标志，是社會進步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肯定摩爾根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階段的提法。[5]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指出：“文明這一概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6]文明是一個過程，至少是一種過程的結果；這一過程抑或進程被大多數西方人理解為社會進步和優勢的證明。[7]綜合而言，文明是指某個曆史時期、地域和文化共同體中的人們共同形成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以及公序良俗的總和，它包括了人們在社會、文化、科技、倫理道德等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文明與野蠻是相對的，野蠻的内涵是空洞的，而文明卻有着豐富的内涵和外延。在社會組織、道德規範、科技水平以及文化藝術等多個方面，文明代表着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而野蠻狀态則更多地與原始、未開化或混亂無序相聯系。縱觀世界文明史，一切優秀文明都經曆了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這種有序構建的社會規範性自然也包括倫理規範性。綜上可知，文明意味着社會的發展進步，其中蘊含着進取的倫理特質；文明是成就和觀念的集合，是一個層次分明的整體，其中蘊含着協調的倫理特質。

第二，文明和文化是兩種概念，二者的區分凸顯了文明的倫理特質。關于文明與文化的關系，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文明的層次要高于文化，“在文明階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處于萌芽狀态”。[8]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文明的外延要大于文化，“文明和文化都設計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9]實際上，文明包含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大方面，還應當包含制度文明。[10]那些涉及技巧、技術和物質的東西屬于物質文明的部分，而觀念性、價值性的東西則屬于精神文明的部分，文化屬于後者。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有着積極的反作用，物質文明對精神文明的作用是通過制度文明這層中介體現出來的。例如，市場經濟不僅帶來了物質繁榮，也讓公平交易的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僅僅靠公平理念是無法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穩定運行，還必須依靠法律的制度保障。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都具有倫理的屬性，并且從内在關聯來看，三者之間的有機均衡本身就是一種倫理秩序，體現了均衡的倫理。一方面，倫理作為精神文明的關鍵要素可以通過文化的方式呈現出來，通過藝術、文學、宗教和哲學的載體，人們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在共同體之中傳播、認可和強化。另一方面，倫理作為制度文明的部分則往往通過公約、條例甚至法律而呈現，這些制度化的倫理規範為社會成員提供了明确的行為準則，幫助維持社會秩序，促進公平和正義。當代應用倫理學日益凸顯其價值性和規範性，許多既有行業和新興行業都建立起自己的倫理準則，用以規範從業者的行為并确保公衆的利益不被侵犯。所以，從三種文明的功用來看，如果說物質文明側重于社會發展中的進取性，而精神文明側重于社會發展中的協調性，那麼制度文明則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進取性和協調性的高度統一。那種認為中華傳統文明隻重協調而輕進取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沒有進取，文明不可能延綿不斷。與此同時，一種文明如果隻有進取而沒有協調，這種文明也是無法延續的。因為沒有協調，文明就會因偏執而脫離正軌。進取與協調的統一，不僅是文明進步的内在要求，也是一種均衡倫理的最高體現。

第三，中華文明的本質是均衡性的。不同于西方現代文明的擴張性和侵略性，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點，作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态，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同樣離不開對這些特點的繼承和彰顯。連續性、創新性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進取性倫理特質；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協調性倫理特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賦予了倫理特質傳承的可能，并且定義了中華文明的基調。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曆史上出現過21個社會形态（文明形态），隻有中國社會是“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11]中華文明沒有發生過完全的替代和置換，保持了文明的連續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對中華傳統文明的繼承，其中相當重要的就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繼承。“所謂道德繼承，是指對曆史上積累的道德價值和道德規範，加以分析、批判和改造，使之成為服務新時代、新社會的道德價值和規範的過程。道德繼承是以承認普适性道德價值及其規範和特殊性道德價值及其規範的存在為前提的。倘若否認普适性道德價值及規範的存在，那麼道德就沒有繼承的可能性；相反，倘若否認特殊性道德價值及規範的存在，那麼道德就沒有繼承的必要性。”[12]“第二個結合”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把普遍原理與特殊經驗相結合，是一個從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的過程。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積澱蘊含着豐富的道德規範，孔子提倡仁、禮、孝、悌、忠、信、恭、寬、中、和、剛、毅、木、讷等道德規範；孟子提出了仁義禮智“四德說”，以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倫理原則；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倫理原則，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其中，“仁”的倫理觀念始終貫穿中華文明，對傳統社會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時至今日，“仁”已經升華為我國道德建設的核心——“為人民服務”。[13]當然，這種倫理道德繼承不是全盤照搬，而是要經過批判吸收，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仁”的觀念和社會主義倫理“為人民服務”有着原則上的不同，但二者對人的重視凸顯了人本主義倫理的普遍性。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并非所有内容都是精華，也包含一些過時或不合時宜的觀念，例如“三綱”基本已經被時代所淘汰，我們需要分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觀念重新受到重視，這些樸素的世界觀和道德觀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也為實現“第二個結合”奠定了良好的倫理基礎。

第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更加凸顯統籌協調、均衡發展的倫理特性。“協調性倫理道德有利于穩定，而進取性倫理道德有利于發展。”[14]進取倫理和協調倫理成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一體兩翼。改革開放初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黨的基本路線，進取倫理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倫理。進取倫理注重創新、競争和追求卓越，它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創造性和冒險精神，鼓勵人們不斷挑戰自我，實現自我價值。進取倫理有助于激發全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推動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在追求快速發展的社會或組織中，進取倫理能夠激發人的積極性和創新精神，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意味着協調倫理已成為治理社會主要矛盾的價值原則和規範方法。協調倫理強調和諧、平衡和穩定，它倡導的是公平、正義、尊重和謙遜等價值觀，旨在通過減少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協調倫理有助于構建一個互相尊重、和諧共處的社會環境，對于社會的平穩運行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追求穩定性的社會或組織中，協調倫理能夠協調各方利益，減少内部矛盾，增強團結和凝聚力。綜合而言，協調倫理為進取倫理托底，共同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倫理治理方式。

二、守正與創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機制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首要的是堅持守正與創新的統一。中華文明曆來具有創新發展的精神禀賦，這種創新性在倫理上體現為守正與創新相統一的發展倫理。從文明的演化規律來看，任何文明都是曆史性的、疊代分明的，也是地域性的、邊界分明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包含了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維度，兩條發展脈絡交織在一起。在以往某種偏狹的語境中，中華文明的現代性意味着開放發展和經濟科技的繁榮進步，而民族性卻意味着閉關鎖國和倫理道德上的因循守舊，事實并非如此。守正意味着守住文明的民族性，不放棄文明的基底，創新意味着文明的現代化和人類化，意味着要淘汰傳統文明中的陳舊元素并内生出新的元素，與時代精神同頻共振，與人類未來同向同行。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既是對倫理保守主義和倫理激進主義的反對，也是對二者的中和與均衡。守正與創新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均衡倫理的實現機制。沒有守正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無本之木，沒有創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無果之花。

第一，中華文明跌宕起伏的近代命運體現了守正與創新相統一的必要性。凸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守正與創新相統一的均衡倫理特質，不是為了單純厘清文明“古今中外”之辨，而是為了科學審視中華文明的現代命運。在世界曆史範圍内，文明總是呈現出強弱态勢的不同，并且強弱之争并沒有出現明顯結果，也就是說，強勢文明未必一定能戰勝弱勢文明，弱勢文明也未必能通過努力而成為強勢文明。亨廷頓認為，中華文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八種主要文明是完全不同的獨立文明形态，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征。[15]雖然每一種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中心，認為自己的價值體系可以普及到全世界，但是近400年來，西方文明以無可阻擋之勢逐步占據世界主導地位，它在科技、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對世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西方文明正是通過跳出中世紀基督教傳統的桎梏，通過啟蒙運動加速科技創新，進而完成工業化、現代化以及資本全球化，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當今世界的格局。在世界曆史大背景下，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是步履維艱。明清之際的中國雖然已經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由于閉關鎖國的政策影響，中華傳統文明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滞。西方殖民者通過鴉片戰争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先進文明，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産生了文化認同危機，并開始了強烈的自我反省。道德保守主義應運而生。洋務派張之洞等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主張學習西方科技（物質文明），限制性地學習西方政治和文化（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仍然保留儒家傳統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并奉為本體和正道。然而，随着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圖存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蓬勃發展，一些激進主義革命者主張學習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主張“打倒孔家店”，全盤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可以說，激進主義和發展倫理、進步倫理為中華文明的命運轉折開辟了新路。然而，中華傳統文化受到嚴重挑戰，“文化舶來品”侵蝕着中華文明的肌理。20世紀20年代文化界發生了“科玄之争”，在科學主義的沖擊下，倫理道德幾乎要被人從中華文明中剝離出去。“科學作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規範，已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了人們重要的價值取向。”[16]在一片迷茫中，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并逐漸發展壯大。中華文明不再囿于單純文化領域的争辯，而是把焦點集中在解放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物質文明問題上來。經過長期的艱苦鬥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經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曲折發展之後，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通過4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逐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此可知，中國現代化進程是一部文明赓續發展的曆史，也是一部倫理變遷史。在面對西方文明入侵時，中華德性文明從故步自封跌落到文化自卑，又從全盤照搬西方或蘇聯發展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至今日實現了文化自信、文明自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秉持“兩個結合”的方法論，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不斷謀求發展，以創新的思維和行動推動中華文明延綿不斷、持續向好。

第二，守正與創新的統一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倫理要求，也是“第二個結合”的關鍵所在。“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及其系統理論的基本要義。”[17]馬克思主義認為，發展的本質是新事物的産生和舊事物的滅亡。這裡所說的新事物，是指符合人類曆史前進規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的事物。這些新事物代表了曆史的發展方向，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和生産關系的變革，人類社會不斷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這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和物質财富的積累，也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文明各個領域的全面進步過程，進而形成特定的文明新形态。文明的創新發展也推動了倫理道德觀念的演變，随着社會發展進步，人們對倫理的理解和要求也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人類對自身行為規範及社會規範的探索和追求。凸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新倫理特質不僅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的道德理想通過倫理觀念和倫理制度的形式沉澱下來。在創新倫理的指導下，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它不是曆史遺留物，而是古為今用、其命維新的新事物。“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在曆史上起到過積極作用、至今仍然有正面價值的傳統文化，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18]在“第二個結合”的背景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展現了全新的當代倫理規範：在基本範式上，社會主義倫理替代了傳統儒家倫理；在根本原則上，集體主義替代了“三綱五常”；在個人基本道德規範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替代了“親親、仁民、愛物”；在應用領域上，經濟倫理、政治倫理、文化倫理、社會倫理、生态倫理“五位一體”的細分領域代替了粗放式的“體用不二”的倫理治理方式。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傳統倫理中遮蔽的問題進行了創新性回應，以文明開放的視域保持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和傳承，從而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

第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守正與創新的統一來應對全球化進程中的倫理難題。盡管全球化是在時快時緩的複雜局面中推進的，甚至不斷出現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現象，但全方位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盡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了一套現代倫理價值體系，并試圖以此作為全球化的價值軸心，形成單一文明形态。“美國倫理學……直接而集中地表達了這個新型現代化帝國的‘核心價值體系’和文化價值理想，意即所謂‘美國夢’的價值意義。”[1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在殖民擴張、販賣黑奴、原始積累、壓榨勞工、浪費資源等曆史問題上缺乏倫理正當性，在分配正義、代際平等、環境保護等現實問題上深陷倫理困境。這種困境的形成最終還是源于“兩極對立”的冷戰思維、“優勝劣汰”的達爾文主義、“勝者為王”的強盜邏輯、“唯我獨尊”的霸權主義。西方這種侵占性、單一性、偏執性的現代化蘊含着巨大的現代性危機，為後現代主義開辟了問題域，但後現代主義者也無法解決文化和倫理難題，隻能最終引向曆史虛無主義。英國學者納菲茲·摩薩迪克·艾哈邁德将之總結為氣候災難、能源短缺、糧食問題、經濟危機、恐怖主義和軍事化傾向等一系列文明的危機，并指出“全球危機意味着現代工業文明的不可持續性日益凸顯”。[20]西方文明的現代性危機和倫理困境，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别是發展中國家也不可避免地産生影響，其重要表現就是一味地模仿西方現代化，甚至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唯一模式。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式現代化，這是一條中國人用智慧開辟的現代化新道路、新模式，其核心是統籌兼顧、均衡發展之路。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同樣面臨着經濟發展不平衡、娛樂至死和亞文化泛濫、不育潮和老齡化加劇、生态環境污染等方面的現實問題和倫理難題。但是，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卡夫丁峽谷”，我們不能重走西方現代化的老路，不能走向曆史虛無主義。相反，我們可以通過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來破解現代化的普遍性難題，其“秘笈”之一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均衡倫理智慧。實踐已經證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展現出了獨特的魅力和影響力。“中國是一個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國……其文明的主體性不曾得到根本性的改變。”[21]均衡倫理既是中華文明的精髓，也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價值導向，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均衡倫理價值而得到彰顯和傳播的。總之，西方文明呈現出沖撞理性的文明特質，而中華傳統文明呈現出均衡倫理的文明特質。韓國學者康英啟認為：“東亞倫理道德能控制現代文明。”“通過哲學和倫理學上的平和，我們能夠破壞和克服單一虛無主義的現代文化，并且修複現代文明積極的、和諧的與合成的意義及價值。”[22]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重塑價值體系、追求道德共識、推動社會公平正義，走出與西方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新道路，為人類發展開辟文明新形态。當然，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中華傳統文明自身的局限性，如何在與中國式現代化同步的進程中，通過不斷創新而更加“現代”、更加“文明”，真正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态還任重道遠。

三、和諧與發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目标

中華文明曆來以和諧為倫理的最高境界，這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相比最明顯的獨特性，也是中華文明基于均衡倫理所展現的高明之處。“‘和諧’數千年來一直深入到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具體體現在中國思維方式、行為取向、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23]儒家傳統的和諧大緻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人與自然的和諧、國家之間的和平、社會關系的和睦、個人境界的平和、文明之間的協和理解。[24]時至今日，對和諧社會的追求仍然深植于廣大中國人民的心中。中華文明在發展基調上是追求和諧的，它的價值導向、治理方式也是趨于和諧協調的。與此同時，和諧不是一種固化狀态，更不是僵死的封閉系統，需要通過發展來不斷吸納外部信息，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兼容力和影響力，形成新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使之不斷完善。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體現了和諧的均衡倫理。首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統一性體現了對整體和諧的終極追求，這種追求最早源自儒家倫理的“天下”觀念。“天下意味着一種哲學、一種世界觀，它是理解世界、事物、人民和文化的基礎。”[25]天下要大于西方科學意義的世界，天下是地理、心理和社會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具有更大視域的統一性。在此基礎上，儒家倫理向往“天人合一”的境界，認為人與自然應該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由此可知，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不僅體現在對自然界的尊重和保護上，也體現在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和穩定上。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統一性意味着追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态文明的全面發展，實現各方面的協調與均衡。其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包容性展示了對不同文明和價值觀的尊重。關于當代不同文明的關系存在四種理論：一是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二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曆史終結論”，三是德國政治學家哈拉爾德·米勒提出的“文明共存論”，四是日本學者平野健一郎提出的“文化摩擦論”。[26]中華文明的倫理特質使我們更加傾向于“文明共存論”。中國素有兼容并包的傳統，能夠容納不同的思想和文明。“和宗教文明不同，中國文明是世俗文明，秉持開放包容的态度來對待其他文明，通過和其他文明的對話，學習其他文明來實現自己的進步。”[27]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同樣倡導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合作，在對話中實現彼此均衡。這種包容性不僅有助于消除文明偏見，還能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創造力，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多發展的可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和平性體現了對和平與發展的堅定追求。中華傳統倫理曆來倡導“和為貴”、“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強調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矛盾和沖突。中國古代開辟出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走的是和平交流的路徑。中華文明的再次崛起絕不會走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道路，相反我們會在世界文明多姿多彩的背景下，堅持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共處、互鑒共榮。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強調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由此推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種可能輻射民族文明、國家文明、國家間文明、人類文明各方面并使之一體化的“和諧文明”。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不是單一發展的文明，而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文明。在社會主義文明“五位一體”的發展過程中，物質文明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它提供了必要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滿足了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政治文明是個人權利和尊嚴的保障，有利于防止公共權力的濫用。精神文明是人們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态，通過教育、文化和藝術等手段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社會文明緻力于促進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生态文明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經濟發展促進生态環境的改善，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協調發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們不再以單一物質文明發展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表征，而是更多注重區域協調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注重社會全面發展。國家治理方式從單一化向多元協調邁進，具體表現為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促進公平正義，增進民生福祉。此外，通過倡導綠色、低碳、循環的發展方式，逐步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這種協調發展的倫理觀念不僅體現了經濟發展、收入分配、資源利用的代内正義，也體現了對子孫後代負責的代際正義。通過社會主義文明“五位一體”的協調發展，優化社會要素結構，統籌兼顧各階層利益，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就是現代均衡倫理的目标所在。

當然，和諧社會的實現關鍵是要協調好利益關系。特别是有效調整好個人與集體（整體）的利益關系，實現利益均衡倫理，這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創新發展的根本保證。在中華傳統文明中，非常重視社會整體的利益發展，強調團隊、社群和共同利益，正所謂“大局為重，犧牲個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實，在傳統文化論域中，并非完全把個體與集體絕對對立起來，隻是強調了集體利益的優先性而已，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在集體利益優先的倫理框架内，個人價值可能被集體遮蔽，甚至個人利益可能成為成全集體利益的“犧牲品”，但這些除了匮乏社會下特有的制度安排外，大都是在“大仁、大義”的道德感召下實現的，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等。改革開放後，我們步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在大力發展生産力的同時，也極大地激活了個人的潛能，個人權利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滿足，使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真正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個人的、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應該服從整體的、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當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應該有一種犧牲精神。隻有這樣才能使一個集體形成一種向心力，并且成為凝聚力，從而達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目的。”[28]很明顯，隻有在解放生産力、充分發展個性、肯定個人利益的正當性的前提下，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才能真正有機統一起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是利益均衡的“準星”和準則。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這種均衡倫理顯得尤為重要。其實，我們在個體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實際上就是在不斷均衡個體與集體的應然關系。愛國意味着公民個體對國家集體的熱愛，敬業意味着從業人員對于事業集體的尊重，誠信意味着社會參與者對于全社會及其運行機制的信任，友善意味着人們對于友鄰保持善意。均衡倫理的應用具有普遍意義，它避免了把集體主義解釋為不要個性的片面理解，也從根本上否定和超越了個人主義原則。這不但意味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超越了片面整體主義的道德烏托邦，也超越了一味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自由主義。在集體主義複歸于社會基本原則的同時，均衡倫理激發了人們的創新意識和創造力，使人們可以在遵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規範的前提下勇于自我實現。

總之，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特質，就要更多地從現實問題和曆史命運的角度來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面臨的複雜環境在于，現代化方興未艾，傳統又煥發新生，如果不想造成文明斷層，就要守正創新，保持傳統與現代的大緻均衡。西方文明面臨自身危機，中華文明又面臨西方圍堵，如果不想發生文明沖突，就要進行文明對話，以期共同繁榮與和諧共存，保持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相對均衡。同樣，我們強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均衡倫理特質，也是對以往物質文明單一發展的矯正，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還要注重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設，保持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内部要素的大體均衡。從倫理本身出發，我們也要認真審視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文化倫理、法律倫理、科技倫理、生命倫理等問題，保持問題切入和解決的适度均衡，并提出更加和諧、合理而長效的解決方案，進而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的均衡倫理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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