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國圖志》“彌利堅”部分記述彼時美國，但其文本形象帶有建構性。書中凸顯了該國作為足以與世界霸主英國相拮抗的新興強國的世界地位，同時據此展開其“托洋改制”：其政制的樞紐與富強的根源被聚焦于“無君”，其選舉制的目标被描繪為“公舉賢者”，其政制的精神被理解為“自下而上”。此“托洋改制”根源于魏源自己的政治理想：對李贽“無君”思想的現實化，對中國曆史“選賢與能”理想進一步的期望和對共同體建基于百姓自主政治行動的認同。此“托洋改制”與龔自珍的“托古始改制”和康有為的“托孔子改制”有所區别，又分别在“自下而上”精神與“太平”理想上深層次相通。此文本裡的彌利堅是魏源思想的有機部分，也是魏源對中國内生現代性思潮的深度推進。

【關鍵詞】《海國圖志》；魏源 ； 彌利堅； 改制；内生現代性；

作者簡介：馬曉見，哲學博士；現為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後，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源思想，中國内生現代性；博士論文為《“英吉利問題”與魏源的經世學》。

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24年第6期

《海國圖志》曆來享有“開眼看世界”之譽，但其文本之複雜、思想之闳深卻多因“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而被遮蔽。在該書分述各國情形的主體内容裡，“彌利堅”部分曆來備受關注。“彌利堅”是書内彼時美國的稱謂，而因在此部分對民主政制等内容記述豐富、肯定突出，故如何理解相關内容，不僅直接涉及準确判斷全書思想傾向這一文本解釋問題，而且關涉理解與評估鴉片戰争後晚清思想走向這一重大思想史問題。本文結合過往研究成果、《海國圖志》全書内容與魏源整體思想，基于《海國圖志》裡的“彌利堅”形象所帶有的思想性建構色彩，嘗試将相關部分的思想精神解讀為魏源在時代大變局下，以“托洋改制”的方式對其自身政治理想與晚明以降中國内生現代性思潮所完成的深度推進。考慮此建構性的“彌利堅”文本形象與真實曆史的距離，本文保持“彌利堅”的稱謂。

自梁啟超提出的晚清變革三階段遞進公式“器物-制度-觀念”日漸流行以來[1]，《海國圖志》被固化為雖開風氣之先，思想内涵卻局限于“器物”“堅船利炮”或世界地理概況的著作[2]。但梁啟超曾指出魏源的西洋讨論有反君主專制色彩，盡管語焉不詳，也并未以之打破其三階段公式。[3]

梁啟超相關讨論的矛盾性昭示了後世魏源專研者所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相較學界通識的“器物-制度-觀念”三階段公式，衆多專研者卻發現富于現代感的《海國圖志》超出“器物”甚多，其中尤以彌利堅部分的民主政制内容最為突出，也最難以被三階段公式涵蓋與解釋。馮友蘭早在1953年即指出，《海國圖志·籌海篇》的改革規劃不僅涉及技術軍用，還延伸至技術民用、工業化，甚至對于資産階級社會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優越性也“稍有認識”，“他說：‘墨利加北洲（指美國）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海國圖志後序）……這也許就是他的進步思想底最後的發展”。同時，他強調：“對于一個基本上是地主階級的思想家，我們是不能期望過高的。”[4]若剝去馮友蘭的階級分析法，其對魏源現代思想深度與局限性的這種思想兩面性的把握，幾乎涵蓋了所有後來研究者的相關判斷：或既重視彌利堅部分的進步性又劃定其局限性[5]，或僅僅強調其局限性[6]。

與此同時，着眼于彌利堅政制與大清國政制或中國古典政治思想之間的重大差别，圍繞魏源對此種民主政制高度肯定的思想基礎何在這一問題，後世研究者則較梁啟超或馮友蘭有所深化。馮友蘭提出，魏源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優良傳統，故能以今文經學經世緻用的精神考察西洋現實，但論說較籠統。[7]後世研究者則深化于以下兩個主要解釋方向。

一是聚焦中國内生現代性思想。李漢武在《魏源傳》中考察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說”視域内的魏源在1840年之前的民主思考。[8]吳根友則在《中國哲學通史·清代卷》中指出，《海國圖志》評價彌利堅政制“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9]，是将明清啟蒙思想裡黃宗羲的“大公”思想“非常巧妙地與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對接”。[10]

二是聚焦魏源經學、諸子學，尤其是晚清公羊學的思維方式。李瑚在《魏源研究》裡認為，魏源思想依據儒學和諸子學裡的變革思想。[11]陳其泰、劉蘭肖在《魏源評傳》裡提出，講變易、議時政、重發揮的公羊學對魏源思想具有決定意義，并将魏源對彌利堅政制的肯定評價為“與公羊學說密切聯系的、現代版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12]汪晖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裡認為，彌利堅政制備受魏源關注的原因，除了當時彌利堅對中國相對友好外，更由于：第一，兩國在多方面類似，如官制類似，聯邦制與郡縣制類似等；第二，兩國在政制上有“極大差異”，如“無君”或“選賢與能”的選舉制與大清國的“世卿”所構成的鮮明對比。在整體上，魏源由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常州公羊學“大一統”觀念出發而理解其政制。[13]

總體上，先前的研究揭示了《海國圖志》對彌利堅政制的讨論遠超“堅船利炮”問題的現代内涵，折射了理解此部分思想的困難之處，也探索着從思想上打開此部分的理解路徑。本文認為，要充分理解彌利堅部分，須首先回答一個前提性問題，即如何理解相關文本的含混性。研究者一般将此部分視作帶有少量個人色彩的記錄或轉述，但相關文本實牽涉諸多魏源的主觀考量，甚至帶有創作色彩：其一，魏源為凸顯此部分在《海國圖志》中的獨特思想位置，對全書有與之相配合的謀篇布局；其二，更重要的是，此部分的許多關鍵性文字雖被标識為引述西洋著作，實際上卻由魏源進行了有傾向性的整理，甚至直接由他撰寫。為了合理解釋上述含混的文本現象，本文提出與“托古改制”同工而異曲的“托洋改制”問題：魏源依托19世紀世界格局，亦真亦幻地将彌利堅政制建構為帶有其個人思想色彩的理想，而此理想與其個人以及晚明内生現代性思想的問題意識一以貫之。

一、《海國圖志》裡“彌利堅”文本位置之鳥瞰

如衆所知，《海國圖志》基于林則徐《四洲志》未竟稿[14]大加拓展，廣征中西方著作數十種而成，“蕞而錄之，旨則數千，稿凡三易”[15]。“旨則數千”四字是魏源對《史記》稱《春秋》“其指數千”四字的借用，也提示着《海國圖志》文本的曲折、複雜以及可能的思想深度，而“稿凡三易”則指其書自1842年50卷本擴充為1846年60卷本、1852年100卷本。三個版本均彌散着18世紀西方百科全書派的包羅萬象的知識興趣，但就彌利堅部分的思想精髓而言，50卷本已可見“托洋改制”的思想雛形，而百卷本則在進一步豐滿彌利堅整體形象的基礎上将“托洋改制”完整展開。[16]故本文解讀以百卷本為文本基礎。

理解彌利堅政制在《海國圖志》全書中的特殊思想位置，首先需理清彌利堅部分與全書另一叙事核心英吉利的文本關系。就文本結構與相關魏源導言而論，全書存在一條“志英吉利”的主線索。全書将世界按海域劃分為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闆塊，将臨近各海域的諸國相關記述分系各闆塊，而諸闆塊前的魏源導言則顯示了一條連接其中五大闆塊的主線索：“志南洋實所以志西洋也”，“志西南洋實所以志西洋也”，“志小西洋，實所以志大西洋也”，“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詳。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17]“西洋”為大西洋闆塊，即歐洲主要區域。“志英吉利”表達了《海國圖志》的核心問題意識：面對鴉片戰争的慘敗，1842年魏源沿着《海國圖志·籌海篇》所要求的對侵略者“知其形”“知其情”的思路而“開眼看世界”，結果卻從各種西洋資料中梳理出一個亘古未見的異質性世界霸主，各種資料共同記錄着英吉利外掌世界性海權與遍及全球的殖民地，而内擁蒸汽動力生産體系、世界貿易中心地位、議會君主制的情形。[18]可以說，“志英吉利”完成了對19世紀“日不落帝國”世界性影響力與現代文明引領地位的勾勒，意味着“師夷長技以制夷”裡“夷”這一字眼實為公羊學“實與文不與”這種文字上貶斥而實質上肯定的表達，也由此将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以異常尖銳且現代的方式予以呈現。

正是在追問此嚴酷的經世危機的可能答案的時候，堪與此現代世界霸主相拮抗的、更為現代的彌利堅進入了魏源的視野，《海國圖志》也由此以“志英吉利”為某種可稱為“志彌利堅”的問題意識完成叙事鋪墊。就篇章結構而言，南洋、西洋等五大闆塊均旨在“志英吉利”，而以彌利堅為重點的外大西洋（即美洲）部分并未出現“志英吉利”字樣，可見彌利堅國家叙事的獨特性：他國可視作從屬于全書叙事中心英吉利，而彌利堅則具有相對獨立性。就篇幅而論，彌利堅篇幅最大，多至5卷，而大多數國家為1卷或2卷，英吉利為4卷。這與它們在世界格局裡的位置相匹配：英吉利是首屈一指的霸主，而彌利堅更富理想性與未來感。彌利堅部分雲，該國由英吉利殖民地獨立而來，其國家規模雖不及母國，但文明程度更高。就國際關系而言，好擴張的英吉利“四海之内，其帆樯無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處，無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華”，而好和平的彌利堅“令民視四海如一家，視異國同一體，遇列國紛争，勸和為尚”。[19]彌利堅的國内發展同樣勝出：英軍在全世界少有敗績卻屢挫于彌利堅；英吉利科技領先世界，如其蒸汽船數量遠超西班牙、法國等，而彌利堅“最精造火輪船”[20]。綜合而論，若借魏源《默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的觀點予以分析，英吉利接近世界範圍内的“不王道之富強”，而彌利堅則更接近“富強之王道”。[21]也正是基于現代世界格局，《海國圖志》所規劃的未來外交重點之一即為聯彌抗英，并由此建立能更廣泛且深入溝通大清國與彌利堅的橋梁。[22]

如前述，在《海國圖志》的世界格局裡，英吉利與彌利堅可謂雙峰并峙。這一雙峰并峙的情形折射着全書的雙重旨趣：關心緊迫的現實危機與遙思未來理想。雙重旨趣有着正如《海國圖志》的《原叙》與《後叙》兩篇序文之間的微妙差别：《原叙》的文風高度緊張，聚焦世界霸主英吉利帶來的嚴酷經世挑戰，“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出自此叙；而《後叙》相對松弛，以知性的筆調暢論着引人入勝的新知識、新世界。也正是在《後叙》裡，魏源說：“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長，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23]容易被誤解的是，“奕世”的含義不是“萬世”，而是“累世”（如十世）[24]。換言之，此章程的未來曆史命運并不違反魏源對法的必朽本性的認知——“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25]。盡管如此，相較《海國圖志》對其他國家的态度，此語依然代表了全書對國家政制的最高評價。在此，《海國圖志》的“志英吉利”最終指向了彌利堅政制。

二、魏源對“彌利堅”形象的理想建構

《海國圖志》裡彌利堅部分的複雜性，在于其不僅描述了彼時彌利堅在世界格局中相對獨立于英吉利世界秩序且蒸蒸日上的現實情形，彰顯其“奕世無弊”的政制章程的重要性，而且以建構性的方式賦予彌利堅更為理想化的色彩。如魏源詩句言“讀書不讀我，辜負山中雲”，彌利堅部分正是《海國圖志》之“我”或者說主觀評價表達得最為充分的部分，如早在1842年50卷本裡，“武”“智”“公”“周”“富”“誼”六字即被魏源用以肯定彌利堅立國、立政、外貿、外交等諸多方面[26]，其熱烈程度于全書中僅此一見[27]。為深入分析魏源之“我”所蘊含的建構色彩，本文基于對照此部分文本宣稱為引述他書的文字與被引述的原始資料，如被重點引述的美國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28]，讨論以下三重内容：與原始資料無實質性差别的引述，基于原始資料但由魏源的改寫所凸顯的新問題意識，與原始資料無涉而純粹由魏源增添的文字。

彌利堅部分的多數内容與原始資料無實質性差别[29]，涉及對早期美國地理、曆史、經濟、政治等方面簡略而不失準确的記錄。在政制問題上，相關記錄涵蓋了選舉制、聯邦制、總統“不久任”、法院行監察等諸多政制要點。

彌利堅部分内蘊的核心問題意識——“無君”，則主要源自魏源自己的理解。汪晖曾以晚清公羊學對“大一統”的現實主義的理解，作為從整體上理解彌利堅部分的思想入口，但本文認為，魏源設置的思想入口是“無君”。就外部的寫作有效性而論，因當時公羊學尚非顯學，故“大一統”問題無法構成西洋新知與晚清思想界之間關乎痛癢的對話點。而“無君”則不同，在大多數對西洋認知貧乏的晚清士人的腦海裡，與天經地義般的“君君臣臣”在根本上相反的“無君”，恰恰構成了自中國傳統認知體系中走出，并走入西洋現代政制的思想入口[30]，如魏源友人即評價《海國圖志》“直走龍堂割龍石”[31]。從文本内容看，魏源着意于《海國圖志》涵蓋所有西洋國家的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三大闆塊中安排一條圍繞“無君”政制的文本暗線[32]。該線索内容繁雜，如《海國圖志後叙》亦着重推薦的，凸顯了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無君”政制的《歐羅巴洲總叙》[33]即在其中。限于篇幅，以下僅論述線索的精華部分——被魏源處理為理解近代西洋崛起宏觀曆史的根本樞紐的英吉利“無君”與彌利堅“無君”：

（西洋——引者注）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謹。[34]

（意大利——引者注）為天主教之宗國，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國王即位，必得教皇冊封，有大事咨決請命焉……自昔惟意大裡亞足以綱紀西洋。

自意大裡裂為數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競。于是佛郎機、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尤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35]

首先需要解釋的是，所謂的英吉利“無君”并非“無國王”，而意指“背棄教化王”。在前一則材料記錄的西洋舊秩序裡，教皇而非一般國家的國王才是整個西洋秩序的頂點。而在後一則由魏源自己所寫的材料裡，“不務行教”揭示了英吉利崛起的起點：舊秩序以教皇的“教化”為中心，而英吉利率先背離之。此場背棄不能徑直理解為世俗化或宗教改革，因為英吉利對舊秩序頂點的背棄意味着真正的“無君”。《海國圖志》對英吉利的此種“無君”相當重視，屢次記錄其“辟天主教，不供十字架”等[36]。

英吉利的“無君”雖與宗教改革相關[37]，但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解放舊秩序裡“奉教化之命惟謹”的“治世”[38]領域。如果此“治世”領域未曾獲得獨立，英吉利後來的“兵賈相資，遂雄島夷”或是《海國圖志》的諸多記錄，如蒸汽動力大生産，掌控世界海權，貿易量全球第一，軍隊少有敗績等等[39]，将無從獲得其現實立足點與發展空間。可資對比的是，教皇治下的意大利衰朽沒落，在“治世”領域乏善可陳[40]。同時，像《海國圖志》對英吉利“巴厘滿衙門”[41]（議會，parliament）限制王權的記錄同樣在此被解放出的“治世”領域内部，故其曆史意義不似其“無君”影響深遠[42]。

全書中堪與英吉利“無君”相比較的唯有彌利堅進一步的“無君”。如前述，西洋舊秩序由“教化王”與“治世王”構成，英吉利崛起于“去教化王”意義上的“無君”，但其議會君主制部分保留了“治世王”，而彌利堅則立國于“去治世王”意義上的“無君”。特别地，由于彌利堅源出于英吉利殖民地，其“無君”的對象恰為此“英吉利王”[43]：《海國圖志》所錄《獨立宣言》即集矢于“英吉利王”[44]。于是，一方面，彌利堅保有英吉利“無君”所解放出的“治世”空間[45]；另一方面，一如英吉利“去教化王”而解放出“治世”，彌利堅于“治世”内部“無君”，取消了“治世王”，從而進一步解放出“治世”的力量源頭——民衆。

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材枭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于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饷道，遂走強敵，盡複故疆，可不謂武乎！[46]

魏源在拒絕承認彌利堅立國依靠政治偉人的同時，強調真正的“武”[47]來自“部落”（即“州”）與“黔首”[48]。與此一緻，彌利堅富強之源亦被歸因于地方與百姓。

育奈士疊遽成富強之國，足見國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奮。故雖不立國王，僅設總領……與賢辟所治無異。[49]

在此，“不立國王”的政制與“部民之勤奮”可謂一體兩面。彌利堅既繼承了英吉利“無君”改革的“治世”空間，更繼承了英吉利“無君”改革的“無君”精神，無怪乎魏源以“志英吉利”鋪墊“志彌利堅”。

總之，“無君”改革被處理為關乎整個近代西洋文明崛起進程的樞紐，由此出發，足以鳥瞰近代西洋文明掙脫宗教秩序并解放出現實“治世”，從而不斷下探政治根基與富強之源頭的曆史進程。在此宏觀視域裡，彌利堅“無君”的思想内涵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但絕不能忘記的是，“無君”這把理解彌利堅的鑰匙卻主要來自魏源自己。

上述“無君”問題雖來源于魏源的思想把握，但并未脫離西洋政制的事實。而較此更具主觀性的文本部分是魏源對原始資料的再創作。下文基于對《海國圖志》宣稱為引述的文字與作為其原始資料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比較，以方括号标識引述中所插入的魏源原創文字：

國中衿耆議曰：……必立君長、定法制，乃可久安長治；［立君而繼嗣不賢，或至暴虐，國亦終亂，将何以善後？］于是乾隆五十三年春，各省衿耆會議于費治彌亞，共推華盛頓為首，［身後公舉賢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50]

此材料的文本背景為記錄彌利堅在獨立戰争勝利後如何确立最高權力的運行原則，其原始資料述及了政府的必要性以及限制任期的規則，而并未讨論選舉制的目标。但魏源增添字句，将選舉制目标集中陳述為“公舉賢者”[51]。

［立一國之首曰統領，其權如國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領，其權如中國督撫；一部中複分中部落若幹，如知府；再分小部落若幹，如知縣。其國都内立六政府，如六部尚書，惟無工部而有驿部。凡公選、公舉之權，不由上而由下。］……所有條例，統領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統領亦斷不敢犯之，無異于庶民，而後能為庶民所服。[52]

此段描述統領職權與政府結構的材料，正是馮友蘭所關切的“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的核心内容之一[53]，而魏源增添的是對其政制結構的全景式描述。從職能劃分來看，彌利堅政制結構與大清國十分類似，其統領-首領-中部落首領-小部落首領結構與大清國國王-督撫-知府-知縣結構并無區别[54]；但從人員任命而論，公選、公舉自下而上的方式與精神則大相徑庭。此描述隐含地等價于：若大清國包括君主在内的官制結構不變，但同時徹底更新以自下而上的選舉，就将獲得彌利堅式的政制，亦彼時最先進的政制。

總之，此三重文本主觀性由弱到強，共同建構了亦真亦幻的彌利堅形象。整體上，彌利堅之于大清國亦颠倒亦重合[55]：“無君”颠倒了名教，“不由上而由下”颠倒了國家用人機制，作為結果，國家卻更靠近“選賢與能”的儒學理想。

三、“彌利堅”形象裡的“托洋改制”

汪晖指出，《海國圖志》對彌利堅的肯定意味着對大清國某些弊端的批評[56]，但着眼于魏源的文本建構，它蘊藏着更具思想性的旨趣——作為“托古改制”變種的“托洋改制”。“托古改制”，即思想家為了“避制作之僭”[57]，亦真亦幻地描繪出一個古代，從而将個人的改革藍圖陳述為古代的社會現實或學問方式，其晚清特征多如王國維概括龔魏（龔自珍與魏源）時所言：“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乃或托于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58]而“托洋改制”，即思想家亦真亦幻地描繪出一個西洋，從而将個人的改革藍圖陳述為西洋的社會現實。《海國圖志·原叙》号稱“以西洋人譚西洋”，作為彌利堅部分引述内容的知識性基礎的原始西洋資料可視作“西洋之真”[59]，而前述亦真亦幻的彌利堅形象則可謂“其所陳夫西洋者，不必盡如西洋之真”。

盡管彌利堅部分的上述文本現象符合“托洋改制”的外在特征，但若欲确證此“托洋改制”，決定性的步驟是揭示其蘊涵的政制理想雖依托西洋，但在更深層次上取決于魏源自己的且獨立于西洋新知的問題意識。下面結合魏源整體思想來闡明“無君”“公舉賢者”“自下而上”三者的思想根源。

對“無君”改革意義的推崇，标志着魏源對晚明反君主專制思潮，尤其是李贽“無君”政治思想的現實化與制度化。古代中華文明本與源出雅典的西洋相異，思想家論及“無君”者甚少[60]，但晚明以降，如梁啟超所稱“反抗專制政體的話，創自黃梨洲王夫之，至龔魏更為明顯”[61]。魏源思想确與晚明諸子一脈相承，如其《皇朝經世文編》即重點引述顧炎武對“天子一位”的闡發與唐甄《潛書·抑尊》要求削弱君主過高的政治權勢地位的建議。不過，此部分思想未論及“無君”，故不如魏源《老子本義》發揮李贽“無君”思想來得徹底。

昔之得一者……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故緻數輿無輿……

李氏贽曰：“侯王不知緻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緻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轸、衡、轭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為車，而不知其為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緻之一也……”

源案：“……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為侯王耳，若推其極緻，則積衆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衆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會衆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于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為本、下為基而已邪……”[62]

原書于此尚錄有王弼、吳澄等多家注解，他家均側重于申說“賤下”之于“貴高”的本基地位，但并不否認高低貴賤的存在。與此傾向不同的是，魏源案語緊跟李贽注，明确提出共同體内部在實質上不存在高低貴賤，并由此潛在地否認了“侯王”這一政治身份有其真實的根基。李贽注的特色在于抓住“輿無輿”而闡明“無”的政治理論意味。據其理解，既然由輪、輻等各部分才合為一車，故開始時并無車。考其上下文，“輿”即“侯王”，其本由衆多庶民組合而成“一”。因此，侯王即衆庶之所合，故“侯王緻一之道”就是“與庶人等”，而高下貴賤僅為人之所見，其實不曾存在。魏源案語雖因區分“分數之初”與“分數之本”而與李贽注略有區别，但其精神并無二緻。“分數”，即名分數度，如孔穎達疏“數度”為“謂尊卑禮命之多少”[63]。“分數之初”着眼于政治名分形成過程，指出在上者原非在上者，而是由衆人自下層層相“積”才得其高位；“分數之本”則着眼于理論本質，重複了李贽的所謂“初無所謂車”的論證與結論。需要注意的是，李贽、魏源雖未直接宣布“無侯王”，但其解釋脈絡裡，“侯王-車-貴-高”均處于同一邏輯位置，是故李贽明指“無車之可言”，魏源提出“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就在邏輯上意味着“侯王”之名分并無真實根基存在。因此，以彌利堅“無君”政制為階段性終點的西洋“無君”改革，在魏源眼裡反較“君君臣臣”接近政治共同體内的人的自然本性，也由此而能釋放出震撼世界的現代力量。

“公舉賢者”被建構為彌利堅選舉制的目标，源于魏源将其視作中國社會用人公正化的未來理想寄托。盡管真實的中國曆史與儒家“選賢與能”的社會追求存在巨大差别，但魏源《默觚》觀察到了漫長中國曆史過程中用人由私而公的進步：

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貴以襲貴，賤以襲賤，與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孔子得位行道，必蚤有以大變其法，舉四科以代豪宗。……秦、漢以後，公族雖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自唐以後，乃仿佛立賢無方之誼，至宋、明而始盡變其轍焉，雖所以教之未盡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則三代私而後世公也。[64]

傳統認知多以“三代”為政治典範，但魏源反對此觀點，并要求重新評價相關中國曆史裡的“公”與“不公”。此問題意識與王夫之《讀通鑒論·秦始皇》同樣重估中國曆史，以封建郡縣之變導緻後世較“三代”進步的“生民之禍亦輕矣”的讨論[65]一脈相承而又有所發揮。魏源以孔子的變法理想為标準，揭示後世曆史于“選賢與能”問題的日漸進步。他并未止步于重述《春秋》的“譏世卿”，而是将孔門“四科十哲”解讀為某種可能的未來理想國家的人才儲備——孔子若得位必“大變其法”，将任用他們以系統性地替換豪宗。同時，據魏源觀察，此種“德位分離”的現象随着中國曆史的演進逐步減少，由世卿制到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再到漸漸成熟的科舉制，用人日趨公正。于此，“公舉賢者”的選舉制對魏源的意義是補足了上述曆史進步鍊條裡的未來環節——若中國也如此“公舉賢者”，則用人公正将更進一步[66]，也将更接近于孔子曾為之努力但并未實現的儒家烏托邦[67]。

“自下而上”被理解為彌利堅的政制精神，意味着魏源對共同體真正建基于民衆自主的期望，而這是其對“民”的政治地位持續思考并獲得推進的結果。魏源早年發揮明清經世學對民生、民隐的關心，尖銳批評儒林脫離民衆的傾向，提出“天子者，衆人所積而成”[68]的論斷，但依然堅持以士人為萬民憂樂的最終承擔者[69]。伴随着其經世實踐的深入與時局的流轉，民衆自主行動對于共同體的意義愈發被重視。19世紀30年代魏源參與謀劃的票鹽改革打破了自古以來官方對鹽業的壟斷，并賦予私商前所未有的自主空間：舊制度裡，因國家負責生産、供貨、銷售等所有環節，銷售環節内産生腐敗與浪費，由此私鹽橫行且鹽業連年虧空；而新制度裡，國家僅負責于食鹽原産地生産與供貨，分銷環節則全部開放給私商，由此鹽價下降，私枭轉為私商，國家鹽稅也扭虧為盈。鴉片戰争後魏源更進一步，開始廣泛肯定反侵略鬥争中百姓的自發行動：《夷艘寇海記》對三元裡義民自發抗英行為予以高度贊美[70]，一如《海國圖志》對彌利堅民衆自發抗英從而立國的贊美。于是，要求徹底重估百姓的政治地位成了魏源後期的政治哲學抱負之一，如其詩句言：“吾聞開辟初，天人去如咫。……誰絕地天通，蒼生遂如蟻！……我欲呼雲龍，上訴穹蒼戺。……一翻重黎案，還複鴻鈞始。”[71]漫長的中華文明史是沉重的，百姓的地位日漸卑微，而魏源則希冀文明的新生以及與之相伴随的社會再平等。由此而論，魏源所期望的“自下而上”的政制精神，不僅指向未來新國家，更孕育着中華文明新生的可能性。

綜上，彌利堅形象裡的中心問題“無君”以及“選賢與能”“自下而上”兩個要點，雖就西洋現實有所依托，但均有獨立于西洋知識的中國思想源頭。侯外廬、蕭萐父、溝口雄三等研究者均認為晚明以降中國已産生内生現代性思想，如蕭萐父即指出此思潮雖因清代政治的阻礙而“難産”，但依然構成1840年以降晚清改革的“思想酵母”[72]。上述觀點有助于說明魏源“托洋改制”的思想史淵源。魏源延續了晚明以降中國内生現代性思潮的諸多要素，如反君主專制，考察曆史進步，提倡民本與早期民主精神等，并作出了呼應新時代的思想推進，如對彌利堅“無君”的突出，即可視作魏源面對中國内生現代性“難産”的困局而将李贽“無君”思想經由西洋彌利堅形象“借屍還魂”。若跳出中國思想史而由外部觀察，此處則發生了中國内生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在思想上的“合流”，如李贽所提出的“侯王緻一之道與庶人等”應當被理解為“平等”，尤其是“名分平等”，而此問題的實質十分接近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制核心精神“身份平等”的概括[73]。因此，總體上說，魏源自中國内生現代性出發，将公羊學“改制”意識與西洋新知相結合，以《海國圖志》“托洋改制”，從而闡發了屬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四、魏源“托洋改制”與其他晚清改制思路之比較

皮錫瑞言：“所謂改制者，猶今人之言變法耳。……近之船山、亭林、棃洲、桴亭諸公皆然。”[74]晚清今文經學思想家對此多有發揮，其中龔自珍的“托古始改制”與康有為的“托孔子改制”各具特色，可與魏源“托洋改制”互相發明。

“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的龔自珍取于“古”，但更準确地說，其《農宗》不是一般地托于“古”，比如三代，而是“托古始”，即托于文明史開端。該文提出，宗法制起源于農業生産，故“立宗”應根基于物質生産而由底層農夫開始。龔自珍為此設計了詳細的制度，以期最終為儒學的“人倫五品”與帝王的“為天下大綱”在現實中尋找有生命力的根基。就“托古始”而言，《農宗》展開于對文明史開端的追問，譬如王侯、禮樂等誕生時，何以社會意識未發生混亂。據其解釋，最早的政治領袖首先均是聰明有力的農夫，他們生産效率出衆，故能利用剩餘食物祭祀天地、管理他人，乃至确立禮樂刑政。于此，龔自珍自陳其政治精神與傳統儒學迥異。

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于天。……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于宗，惟農為初有宗。[75]

傳統禮制自上而下，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立宗廟，相關禮制由繁而簡，但庶人并無立宗廟的可能性[76]。而《農宗》的理解方式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制度與觀念均為後起，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而作為庶人裡最大群體的農人才是“宗”的誕生處[77]。

《農宗》的“托古始改制”與魏源的“托洋改制”相較有兩異與一同。差别之一，所托對象不同：“托古始”是對一般的“托古”，如托于三代的深化，而“托洋”則是魏源的别出心裁。作為結果，“托洋”更具現實感，但也受限于西洋現實；而“托古始”對文明開端的追問包含更大的思想創發空間，但易流于空想。差别之二，理想社會的運行模式不同：《農宗》未脫離農業生産社會，但彌利堅工商業繁榮，科技強大，故“托洋”更具現代感。但同時，二者的政治精神是相通的——自下而上。龔自珍由農而立宗，實則是賦予中國傳統宗法政治裡缺乏實質政治地位的農人（庶人的大多數）第一政治地位，而這正與彌利堅根基于庶人選舉制而賦予庶人第一政治地位異曲同工。其實，魏源不僅重視《農宗》一文，還專門評價其“此義古今所未發”[78]。在某種意義上，“托洋改制”實為魏源為其早逝的摯友獻上的一次唱和[79]——彌利堅的“紙上蒼生”[80]是一場“藥方始販西洋丹”。

作為晚清改制學後勁，康有為繼承着某些龔魏的根本思維方式，如其同樣以改制為國家之“藥”，并屢言“大醫王藥籠中何藥不具”[81]。此“大醫王”即康有為的“孔子”，而當他廣取古今中西可資改制之“藥”時，無論古今中西一律宣稱為“孔子微言”之所有。在其“托孔子改制”[82]的話語裡，“三世說”即為一典型。“三世說”舊為何休公羊學術語，何休基于《公羊傳》以孔子視角為中心而将《春秋》242年劃分為的“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和三世之間的《春秋》書法差異，又分别将此三世依政治的道德秩序完成程度稱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古典“三世說”雖内蘊理想，但并未意圖描繪現實世界的進步，因世界向好的演化首先發生于孔子有虛構性地在《春秋》文字内部進行的“撥亂世、返諸正”之中。康有為則博取明清經世思想與西洋新知，托孔子之名而行現代改革之實。依其叙述，孔子對此秩序性有所差别的“三世”各有其改革建議：“據亂世”秩序缺失，不得不實行君主專制；“升平世”社會漸漸進步，當用議會君主制；“太平世”民智大開，适合“無君”民主制[83]。

由于廣泛借鑒西洋政制，康有為“三世說”的核心内容與《海國圖志》多有重合，但“托洋”與“托孔子”的深層次異同并不在此。二者所托對象的不同折射着兩種思想旨趣。由于孔子思想深邃廣博，“托孔子”有很大的思想自由度，如康有為《孟子微》所言“不物于物而造物”[84]。但同時，“托孔子”意味着極端的精英主義：康有為憑依孔子的所謂“黑帝之子，大地教主”的名義于古今中西間予取予奪，或進或退，以至于其改革的最終依據與其說是對真實世界情勢的判斷，不如說是其對自身卓絕才智的絕對自信。因此，依托着對真實世界格局思考的“托洋”尚可為其他應對世界變局的新改革方案預留空間，而“吾學三十之後已不複有進，亦不必有進”的“托孔子”的“執定成局”最終卻在張勳複辟中與現實脫節。盡管如此，康有為于孔子如何處理“三世說”内部高級社會理想與初級現實改革之間距離這一問題的讨論，卻足以深層次展示康有為與魏源相似的一生：“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神思所注。”[85]

據此理解，改革者身處亂世卻心懷太平宏願，故其當下實踐相對保守，内心卻關注迥異于現實的未來理想。此語實可視作魏源一生的注腳[86]：其所謀劃的諸多晚清現實改革，如票鹽改革、仿制西洋武器等均可視作“條理較多”的“身行乎據亂”，而《海國圖志》的“托洋改制”不妨與這些現實改革迥異，因其指向“神思所注”的“心寫乎太平”。

五、餘論：“彌利堅”與晚清、民國思想走向

前文提及自馮友蘭以來，相關研究者常在肯定《海國圖志》進步性、改革性的同時，又反過來強調魏源的思想局限性。但本文認為，從晚清“改制”思想内在結構出發，魏源思想的這種兩面性既然是其“身行乎據亂”與“心寫乎太平”的二重性的外在表現，那就不妨對彌利堅部分的思想做更具解放性的評價——如王國維所言，“以圖變革一切”。譬如說，魏源對“無君”的聚焦與肯定，已在思想上将“君君臣臣”作為“天經地義”這一傳統看法予以實質性摧毀[87]。正如馮天瑜所指出的，“無君”的《海國圖志》彌利堅部分已然在實質上指向了辛亥革命意義上的無君“共和”[88]。

從《海國圖志》“托洋改制”問題出發，其所能透視的近代史問題可以比辛亥革命更深遠。如前所述，亦真亦幻的彌利堅内部富強而民主，對外則“勸和為上”，并屢挫英吉利擴張[89]。彌利堅一次性表達了鴉片戰争後中國思想家“反帝”與“反封建”的理想。而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前，威爾遜當政的美國是民國時人争取國際公正的寄托，然而随着美國對英、法、日等國帝國主義行為的認可，作為理想寄托的美國形象崩塌，五四運動也由此開始。由此可見，謹慎地将中國人頭腦裡的西洋與現實政治世界裡的西洋予以區分，有助于準确把握諸多同類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内在邏輯——較憧憬、思考或學習其他國家而言，中國人自己所面對的那些活生生的問題更為隽永。

蕭萐父立足晚明早期啟蒙思想研究而提出：“所謂‘沖擊-反應’模式實屬浮明誤斷”，“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是中國文化主體的自我更新，所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既勇于接受西學，又自覺地向着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認同”，故晚清西學東漸的内在理路不能簡單化為傳統與現代、中與西、體與用的對立，而應理解為“中西文化在更高層次上的會通融合”。[90]“中西文化”首先指中國内生現代性與西方外來現代性這兩種有各自獨立起源的現代性。本文對魏源“托洋改制”思想的研究表明，蕭萐父的上述判斷合于《海國圖志》裡彌利堅部分的實情。彌利堅部分對“無君”政制等現代内容詳細記錄、充分肯定，故而直接涉及如何判斷全書思想傾向這一文本解釋問題，且間接關涉如何理解與評估鴉片戰争後晚清思想走向這一重大思想史問題。而本文的結論是，該部分不應單純被視作對西洋新知的被動吸收，因為其中不僅發生着被西洋啟蒙，也同時發生着以西洋啟蒙，甚至是托西洋而啟蒙。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慮《海國圖志》對嚴酷世界局勢清醒關切的基礎上，識别魏源“托洋改制”這一特殊的思想方式與表達手法，将其還原為漢語思想界的、晚明以降中國内生現代性思潮的、魏源整體思想之中的思想作品，由此意識到魏源主動地、部分獨立于西方現代性地思考着西方現代性，并與之發生有機思想交融，從而以富于思想魅力與曆史穿透力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思想，同時将吸收了西方現代性的中國内生現代性推向鴉片戰争以降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注釋】

[1]“近五十年以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争後漸漸發動。……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43—45頁。“魏書不純屬地理，卷首有籌海篇，卷末有籌夷章條。夷情備采，戰艦、火器條議，器藝貨币……中多自述其對外政策，所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三大主義。由今觀之，誠幼稚可笑。”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7冊，第323頁。

[2]此認知方式多少将晚清社會改革史的進展過程與晚清思想史的變遷混為一談。在晚清社會改革史中，“器物-制度-觀念”序列具有較強解釋力，但思想史變遷是否如此，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當代，此種認知方式也因美國研究者的“沖擊-回應”說的流行得到強化。學界論述晚清思想史時，視三階段公式為不言自明的相關研究十分常見，見［美］費正清、鄧嗣禹：《沖擊與回應：從曆史文獻看近代中國》，陳少卿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版，第39—49頁；李毅：《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意蘊和實踐進路研究》，載《政治學研究》2024年第3期。

[3]“反抗專制政體的話，創自黃梨洲王夫之，至龔魏更為明顯。他們一面講今文，一面講經世，對于新學家，刺激極大。”“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對于舊政治而試奮鬥。于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别樹一派，向于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9冊，第52頁；第24冊，第70頁。

[4]馮友蘭：《魏源底思想》，載《曆史教學》1953年第8期，第18—20、22頁。

[5]陳勝粦：《鴉片戰争前後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和介紹（下）——兼論清代閉關政策的破産和開眼看世界思潮的勃興》，載《中山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章開沅：《魏源全集·序》，載《魏源全集》第1冊，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版，序第7頁。

[6]朱維铮：《音調未定的傳統》，沈陽：遼甯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210頁；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争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21頁。

[7]馮友蘭：《魏源底思想》，第20—21頁。

[8]李漢武：《魏源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66、176頁。

[9]《魏源全集》第6冊，第1585頁。

[10]吳根友（著）、郭齊勇（主編）：《中國哲學通史·清代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72頁。

[11]李瑚：《魏源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頁。

[12]陳其泰、劉蘭肖：《魏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40、384—386頁。

[13]汪晖：《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671—674頁。

[14]魏源有獨立于《四洲志》的西洋興趣與知識來源：1806年《古微堂四書》曾認同大地本為球體；1826年《皇朝經世文編》裡的某篇魏源著作觀察了西洋新式蒸汽動力船；鴉片戰争中，魏源參與主持了審訊英軍戰俘來突德中尉的全過程。不過，林則徐與魏源在“開眼看世界”時所遭遇的徹骨刺激是相通的。

[15]《魏源全集》第4冊，第326頁。

[16]50卷本《海國圖志》對彌利堅的政制、外交等諸多方面給予高度贊美，亦已完整形成“志英吉利”的各闆塊線索，其中英吉利與彌利堅均為3卷。而100卷本《海國圖志》則已調整英吉利為4卷，彌利堅為5卷，并删去了50卷本外大西洋部分“導言”中的“志外大西洋亦所以志西洋也”這句話。彌利堅贊美與外大西洋“導言”均參見魏源：《海國圖志》（50卷本），古微堂聚珍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38，總叙第1—2頁；卷3，叙第2頁；卷13，叙第2頁；卷20，叙第2頁；卷24，總叙第2頁；卷36，叙第1頁。

[17]《魏源全集》第4冊，第342頁；《魏源全集》第5冊，第654、969頁；《魏源全集》第6冊，第1078、1455頁。

[18]《海國圖志》從兩個層面将此五大闆塊與英吉利相關聯。其一，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北洋四大闆塊均“志西洋”。南洋與西南洋已為西洋殖民地，小西洋則多黑奴貿易，至于北洋的核心國家俄羅斯，其崛起的關鍵就在于彼得大帝傾力學習大西洋的技術，故此四處“志西洋”揭示了西洋于世界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其二，前四大闆塊所“志”的“大西洋”自身又“志英吉利”。大西洋闆塊諸大國襯托着英吉利首屈一指的強大，如法國最終被英吉利擊敗，意大利停滞且奢靡，德國四分五裂，西班牙已将南美金銀揮霍殆盡等。

[19]《魏源全集》第6冊，第1425、1605頁。

[20]《魏源全集》第6冊，第1136、1208、1395、1636、1639頁。

[21]類似的評判标準，亦見于《皇朝經世文編》：“古者藏刑賞農戰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賞農戰于仁義，仁義張。……賈子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蓋責其藏之不深耳。”《魏源全集》第12冊，第36頁；第13冊，第29頁。

[22]從更真實的國際權勢争衡格局而言，魏源實則是在建議大清國投身支持彌利堅挑戰英吉利世界霸主地位的行動，并規劃由此投身而收獲國家獨立與未來的深層次改革。

[23]魏源：《海國圖志原叙》，載《魏源全集》第4冊，叙第7頁。

[24]“奕世”曾被《聖武記》用以代指乾隆朝到道光朝。特别地，《書古微》發明周公之心，言其“能跻隆盛于三王，祈天永命于奕世”，此處“奕世”被用來描述三代的享國綿長。此種用法，正是《海國圖志》評價彌利堅章程“奕世無弊”時之所指：其章程并非永恒之法，但對大清國而言也如三代一般可資學習。《魏源全集》第2冊，第306頁；第3冊，第249—250頁。

[25]《魏源全集》第12冊，第408頁。

[26]魏源：《海國圖志》（50卷本），卷38，總叙第1—2頁。

[27]《海國圖志》稱瑞士為“西土之桃花源”。但正如桃花源之“隐”，該書對瑞士的贊美遠不如對彌利堅熱烈。可比較《魏源全集》第6冊，第1316—1317、1585—1586頁。

[28]次要來源包括林則徐的《四洲志》、葡萄牙裔漢學家瑪吉士的《萬國地理全圖集》以及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等。

[29]盡管魏源對大量原始資料進行了去取、改編等，但一般不改變原書内容。

[30]彌利堅“無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其兄弟、父子、朋友三倫，與中國略同”。五倫内三倫相同，即君臣、夫妻不同。由于其國“無君臣之名”，“正名”與君臣綱常已無處托身。《海國圖志》對此之于中國讀者關乎痛癢的問題屢屢提示，其論述世界各國政制時大量使用“不設君位”“無國君”“不立國王”等表述。《魏源全集》第12冊，第1618頁。“無君”“不設君位”，見《魏源全集》第6冊，第1233、1268、1306、1345、1595頁；第7冊，第1704、1747頁。“無國君”，見《魏源全集》第6冊，第1102頁。“不立國王”，見《魏源全集》第6冊，第1204、1235、1349、1635、1638頁。

[31]李柏榮：《魏源師友記》，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103頁。

[32]此暗線若隐若現，穿過諸多或“無君”，或聽命教皇，或聽命政教合一的國王，或君主議會制的國家，并在最後抵達“無君”彌利堅與提示未來理想中國的“秘魯國”。其主線為西洋文明内部的“無君”政制沿革，有六個主要環節：一是古希臘古羅馬的“無君”政制，二是今世西洋作為超越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新高峰，三是前今世的西洋秩序——治世王聽命于教化王，四是譏諷意大利教化王，五是英吉利的崛起開端于拒絕教化王的統治，六是彌利堅的立國開端于批判英吉利君主，後建立“無君”政體。圍繞此主線，《海國圖志》指向大清國，包括三條支線：一是《後漢書》《晉書》對古羅馬君主頻繁更疊的欣賞，二是尖銳譏刺作為大清國鏡像的專制土耳其，三是作為未來理想中國象征的“秘魯國”。

[33]《魏源全集》第6冊，第1080—1081、1092—1098頁。

[34]《海國圖志》大西洋闆塊開篇的葡萄牙部分承擔着“将全洲風俗系之”的功能，其中有對“治世-教化”結構的交代。《魏源全集》第6冊，第1115頁。

[35]《魏源全集》第6冊，第1077—1078頁。

[36]《魏源全集》第6冊，第1272頁。

[37]依照《海國圖志》，路德改革理論有強烈政治指向：“有賢士曰路得……宣言教皇之謬，切勸各國去教皇異端。”《魏源全集》第6冊，第1442頁。

[38]本文判斷《海國圖志》對此“治世”空間高度重視的另一個依據是魏源對“經世”及其與傳統儒學之間張力的重視。《海國圖志》關注“治世”，實為觀察、吸收西洋強國的“經世”經驗。

[39]《魏源全集》第4冊，第32頁；第6冊，第1385、1387、1388、1395、1397頁。

[40]《魏源全集》第6冊，第1228—1229頁。

[41]“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滿衙門，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國王裁奪，亦必由巴厘滿議允。”《魏源全集》第6冊，第1360頁。

[42]近代英國崛起奠基于伊麗莎白一世，但此時議會君主制尚未成形，該王是大權在握的“治世王”，其第一個重要工作為重申《至尊法案》，即拒絕教皇的統治并以新教為國教，以國王為教會首腦。由此而言，《海國圖志》抓住了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

[43]美國獨立戰争爆發的一大誘因在于權力結構并未穩定的議會君主制下的英王要求軍事鎮壓波士頓傾茶事件，以借其軍權與事權向議會制擴大王權。

[44]《魏源全集》第6冊，第1603—1604頁。

[45]《魏源全集》第6冊，第1601、1617、1635頁。

[46]《魏源全集》第6冊，第1585頁。

[47]此“武”非單指軍事，如《春秋繁露》解“《武》樂”：“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可不謂武乎”可理解為此革命之武的西洋“無君”版本。

[48]可比較《論美國的民主》，美國的政治原則“從人民主權學說開始”，人民是“原因和結果”，那些政治原則“先在各州産生與發展起來”。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61、64、65頁。《海國圖志》讨論的内在精神與托克維爾類似，但其不重理論剖析，而是聚焦建國史——彌利堅的立國之源就是其立政之基。

[49]《魏源全集》第6冊，第1635頁。

[50]原始資料如下：“合省國衿耆亦請盡罷兵船，盟于此地。……時國泰民安，必須立首領，設國法，使鄰邦知而不正視，群庶畏而勉恪遵，此要務也。故乾隆五十三年春，有各省衿耆至費拉地費議其事，共推華盛頓為首。……首領之名由是而始。”劉路生（點校）：《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92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魏源全集》第6冊，第1605頁。

[51]《春秋》“譏世卿”本與其“重賢”一體兩面，故将魏源所增添的“不世及”合并入“選賢”問題。

[52]考察原始資料，此引文所處文本位置的原文大緻如下：“夫律例既制，不可不遵守矣。雖一國之内，皆以統領為尊，然不過四年為一任。初至之時，必誓曰：我必先循例正身，然後盡力治民，斷不徇私也。……如在例外，統領亦段不為之，無異于庶民焉。”劉路生（點校）：《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92号，第56—57頁。《魏源全集》第6冊，第1613—1614頁。

[53]此處原始材料上下文較多，涉及國家憲法、總統依憲治國等内容，茲不贅引。

[54]所不同者有一，即清代重武，頒行大政必言“将軍、督撫”，此處論述則無涉軍事。《海國圖志》對相關問題的影射式讨論，見其所錄《獨立宣言》中彌利堅人對英吉利王“武員則必用蘭墩人”“任武而不任文”的控訴。《魏源全集》第6冊，第1604頁。

[55]此颠倒隐隐對應着全書主觀評價的兩極——彌利堅最受贊美而土耳其被譏刺最深：土耳其國君主專制、政教合一、鴉片成風、國家貧弱、連年對外割地賠款。正是在大清國現實的反面，《海國圖志》建構出彌利堅理想。《魏源全集》第6冊，第1322—1324、1335頁。

[56]汪晖：《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673頁。

[57]“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劉逢祿（撰）、吳人（整理）、朱維铮（審閱）：《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418頁。

[58]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頁。

[59]絕對意義上是否存在“真”“西洋之真”是另外一個問題。此處的“西洋之真”指魏源所能探察到的關于西洋的比較客觀的知識，即《海國圖志》所廣泛征引的那些西方人自己的西洋論述。

[60]其緣由可參見張學智：《漢晉政治中的有為無為之争》，載《江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第62—64頁。

[6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24冊，第70頁。

[62]《魏源全集》第2冊，第693—695頁。

[6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5頁。

[64]《魏源全集》第12冊，第59—60頁。

[65]“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于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頁。

[66]或有觀點認為魏源的此種理解純粹是其誤解，如托克維爾就批評了缺乏民主體驗的老歐洲人的類似觀點。據托克維爾觀察，美國的卓越者不傾向于做官，既因為大衆的嫉妒本能，也因其擔心自身被政治所腐化。托克維爾的讨論揭示了《海國圖志》的某種缺失。但同時由于魏源對人民自發、自主能力的肯定較“選賢與能”更為根本，故魏源亦與老歐洲人有所不同。［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223—225頁。

[67]魏源有強烈的烏托邦思想：“中年涉世網，千幻萬龃龉。……春風酣昨夢，夢之無何所。……禽皆太古音，松皆太古語。雲霞太古色，風泉太古雨。……始知避世人，避今還太古。”而彌利堅之為“無何所”的“太古”，除了其文明初創且“選賢與能”仿佛堯舜世，也在于其民衆擁有真正平等化的政治身份。《魏源全集》第12冊，第498頁。

[68]《魏源全集》第12冊，第45頁。

[69]如《默觚》言：“無情于民物而能才濟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皇朝經世文編》更是反複申說儒學本旨絕不可脫離于庇護百姓與關心民事民功，并在全書開篇提出“寒其足者傷其心，民不貴，即士亦不可得而貴”。《魏源全集》第12冊，第35頁；第13冊，第1—11頁。

[70]《魏源全集》第12冊，第3、6、269、743頁；第3冊，第600、618—619頁。

[71]《魏源全集》第12冊，第497頁。

[72]吳根友：《蕭萐父的“早期啟蒙學說”及其當代意義》，載《哲學研究》2010年第6期，第61—62頁。

[73]可考察《論美國的民主》對美國身份平等的強調與其後對全書中心問題“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的陳述。［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4頁。

[74]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07頁。

[75]《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2頁。

[76]《禮記·王制》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各配七廟、五廟、三廟、一廟，而庶人則“祭于寝”。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冊，第2809頁。

[77]龔自珍自稱上述新穎的思想難以劃歸古典民本思想，因為古典民本與強調禮制的“自上而下”并行不悖，但龔自珍拒絕“自上而下”。

[78]魏源：《魏源全集》第12冊，第743頁。

[79]魏源與龔自珍之間的思想唱和頗多。例如，可比較龔自珍與魏源分别以“來姓”與西洋激勵自改革的相關段落裡共同的“奮之！奮之！”。《龔自珍全集》，第6頁；《魏源全集》第6冊，第1077頁。

[80]“縱使文章驚海内，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幹卿何事？”龔自珍：《金縷曲·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載《龔自珍全集》，第565頁。

[81]康有為：《孟子微 禮運注 中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頁；《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6頁。

[82]康有為同樣“其所陳夫孔子者，不必盡如孔子之真”。例如，他盛贊《尚書·堯典》“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義。自欽若昊天後，即舍嗣而遜位，或四嶽共和……故堯典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巨制，莫過于此”。然而，堯在經文裡出場曆來為“帝堯”“帝曰”，且作為“元首”。如此典型的君主制被康有為強制解釋為“民主”，實與孔子本意大相徑庭。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88頁。

[83]康有為：《孟子微 禮運注 中庸注》，第17頁。

[84]“睿智可以作聖，故思最為人之主要矣。……苟能立以為主，以統魄官，令物不能引，俗不能移，卓然立青雲之上，不物于物而造物，阖辟卷舒，無所不可，欲仁則仁，欲義則義，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成就遠大，而為大人也。”康有為：《孟子微 禮運注 中庸注》，第52頁。

[85]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載《康有為全集》第6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86]康有為一生同樣有此結構，且此二重結構必引發對傳統的沖擊，可參考幹春松：《公天下與家天下——大同、小康與儒家的社會理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1—234頁。

[87]《海國圖志》所給出的一個難以反駁的事實是：大清國之有君，不如彌利堅之無也。

[88]馮天瑜、聶長順：《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頁。

[89]《魏源全集》第6冊，第1605頁。

[90]《蕭萐父選集》，BEAT365唯一官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