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大理論貢獻：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重大推進，不僅對新時代中國現實實際作出了深刻分析和科學判斷，突出強調新時代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且創造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極大豐富和發展，特别是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思想、認識論、方法論和群衆史觀，并且開拓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全新理論領域，即生态文明思想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三是賦予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特性，表現為聚焦新時代的中國問題、充分體現中國智慧、突出彰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簡介：汪信硯，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社版）》主編，教育部、中宣部、中組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多項高層次人才，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湖北省哲學學會會長等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10多項，在海内外出版著作和教材30多部，在國内外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獲省部級以上學術獎勵40多項。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23年第9期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包含着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諸方面豐富内容的科學理論體系，其哲學方面的内容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重大推進、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極大豐富，并賦予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特性，因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大理論貢獻。

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重大推進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構建和不斷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裡所說的“中國具體實際”是一個内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中國的現實實際也包括中國的曆史實際，其中，中國的現實實際是指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及其态勢，而中國的曆史實際則主要是指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有兩個不同維度的内容：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的現實實際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察、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探索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創造和發展能夠指導中國實踐、促進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二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改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由此促進中國先進文化建設、豐富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傳統，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百年發展曆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這一傳統是由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奠基的。五四運動後，李大钊、陳獨秀、毛澤東、李達、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中，特别是在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一系列思想論戰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考察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得出中國必須像俄國那樣進行無産階級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結論。因此，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已然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曆史進程。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正式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其主要表現是：第一，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進行了深刻的哲學總結，創立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一個标志性成果，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二，毛澤東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文本，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有了穩定的思想資源并由此得以定型。第三，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從而也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命題，并由此正式命名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第四，毛澤東提出應當總結、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珍貴文化遺産，從而克服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對立起來、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缺陷，并由此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獲得了完全的意義。第五，毛澤東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和“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兩個方面的内容，從而完整地揭示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含義，由此科學地定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基本内涵。（參見汪信硯，第2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賦予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哲學思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更加豐富和完善。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續探索過程中，先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内在地貫穿和體現着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的自覺運用。習近平指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始終站在人民大衆立場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服務群衆、造福百姓作為最大責任；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包括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及其曆史趨勢的觀點、關于物質生産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根本前提的觀點、關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協調發展的觀點以及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觀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就是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相統一的方法論，包括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等等。（參見習近平，2010年，第19-23頁）顯然，這些立場觀點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它們鑄就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哲學基礎。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創造性地運用于分析和解決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堅持和弘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作了重大推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新時代中國實際作了深刻分析和科學判斷。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其核心和根本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現實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曆史實際相結合，本質上也是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現實實際相結合服務的。而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現實實際相結合，首先必須準确把握中國現實實際。習近平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發展新的曆史方位作了深入考察和科學分析。他指出，當代中國最大的客觀實際和基本國情，就是我國仍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現了從生産力相對落後的狀态到經濟總量躍升世界第二位的曆史性突破，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表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不高，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的世界排名仍然比較落後，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闆，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改革和發展的任務依然十分繁重。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科學判斷。這既是習近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得出的科學結論，也是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全部理論創造，都是以對新時代中國實際的這一重大科學判斷為立足點的。

第二，突出強調新時代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多次指出，要回答時代之問和實踐之問、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10頁）。人們通常把習近平的這一重要論斷概括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實際上，習近平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提，并不是說它們是不同的“兩個結合”，而是為了突出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性。這一強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方面，盡管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已經内在地包含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但這并不意味着人們緻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然會注重和自覺做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例如，雖然五四運動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就已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缺少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個維度的，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們來說隻是一種消極、落後的東西，他們中有的人甚至還把中國傳統文化一概視為“糞穢”。（參見《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431-432頁）

另一方面，強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是新時代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用以豐富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指出，黨的百年奮鬥偉大成就表明，“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習近平，2022年）。“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就在于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并用以指導實踐。”（《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29頁）顯然，習近平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行”，指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要繼續賦能中國共産黨、繼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同樣要求我們高度重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如習近平所說，如果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不會有什麼“中國特色”，就不會有今天我們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毫無疑問，習近平所強調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内在地包含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第三，創造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繼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它是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辯證唯物論基礎、哲學方法論以及唯物史觀基礎三大方面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辯證唯物論基礎包括習近平的實事求是論、知行合一論和生态文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方法論包括習近平的戰略思維、曆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唯物史觀基礎包括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社會發展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而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是“六個必須堅持”：一是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即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願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人民所需要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二是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即堅信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并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堅定“四個自信”，以更加積極的曆史擔當和創造精神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貢獻；三是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即以科學的态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滿腔熱忱地對待新生事物，不斷深化和拓展認識，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四是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即強化問題意識，聚焦國際國内各種重大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五是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即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通過曆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不斷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六是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即拓展世界視野，順應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以廣博胸襟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成果，推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參見習近平，2022年）

作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它們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一是都以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即探索不同時期的中國道路為根本理論旨趣。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在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并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是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則是在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形成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二是都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價值訴求。毛澤東哲學思想聚焦于解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引領我們黨成功找到了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使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的偉大飛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着力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引領我們黨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實現了“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緊緊圍繞着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展開，引領我們黨在新時代全面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三是都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實質上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及經過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的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研究和回答不同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必然在各個方面都體現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以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新标志性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既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和诠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鮮活的生命力，特别是充分激活了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又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和回答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重大問題，由此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以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突出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重大推進。

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極大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目标，是創造和不斷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是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百年來，随着并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不斷向前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豐富和發展。也正因如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重大推進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第一，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思想肇始于毛澤東的哲學創造。毛澤東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概括為“實事求是”，并科學地定制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強調實事求是是共産黨人應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應有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從而實際上将實事求是确立為黨的思想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分别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增添了“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和“求真務實”的重要内容，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思想不斷豐富和發展。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結合新時代的中國實際特别是黨的建設需要，闡述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實事求是論。習近平的實事求是論不僅突出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靈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和靈魂以及興黨興國之魂，而且深刻揭示了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以及作為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本質規定及實踐路徑，特别是全面闡述了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新時代意涵及實踐要求。他把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即求真務實具體化為“講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強調新時代黨的實事求是作風建設的重點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由此賦予“實事求是”的“實”較之于“實事”遠為豐富的内涵，為新時代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

第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在創造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第一個标志性成果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過程中，毛澤東立足于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吸取中國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合理因素，把實踐規定為“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7頁），把認識過程概括為實踐與認識“循環往複以至無窮”的過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6-297頁），由此構建了旨在實現“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的“知行統一觀”（同上），從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作了奠基。應該說，毛澤東的“知行統一觀”是内在地蘊含于其實事求是思想的，它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中在實踐中認識真理又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這一核心内容的具體展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例如，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領導的真理标準問題讨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就真理标準問題展開廣泛讨論和深入研究，不僅澄清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一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而且極大深化了人們對于為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實踐如何檢驗認識的真理性、實踐标準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理解，有力促進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複和重新确立。習近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構建了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的知行合一論。習近平的知行合一論圍繞“‘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這一關于知行關系的精辟概括而展開，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關系學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知與行或認識與實踐的關系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習近平的知行合一論的最大特色是同時賦予知和行以德性的維度，他所說的“知”，不僅包括“見聞之知”即關于客觀事物的知識，也包括“德性之知”即理想信念和道德修養；他所說的“行”，不僅包括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也包括對理想信念的踐履和道德實踐。正是通過對“知”“行”範疇的創造性闡釋，習近平賦予知行關系較之以往更為豐富的内涵，并把知行合一化為共産黨人的黨性要求，因此，習近平的知行合一論既是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也是新時代共産黨人的黨性修養論。這樣一種知行合一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

第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緻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即探尋中國道路，因而必然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性質，并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着力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毛澤東哲學思想在整體上具有鮮明的方法論特征，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考察和分析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黨的建設問題。即使是他的哲學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人的正确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其理論重心也在方法論上。同時，毛澤東還構建了一個哲學方法論體系，其内容包括實事求是的方法、調查研究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群衆路線的方法等，它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特理論貢獻，也開創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注重方法論構建的傳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注重哲學方法論的構建，這突出體現在其先後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注入了“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新的内容上，它們使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不斷豐富和發展。同時，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還對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統籌兼顧的方法等作了創造性運用。習近平突出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建設，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别是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明确提出、系統闡述和自覺堅持了戰略思維、曆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等一系列方法論原則，構建了一個内容極其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體系。其中，戰略思維就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全面觀察和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根本方向，并由此在戰略上作出準确判斷、科學謀劃和赢得戰略上的主動；曆史思維就是重視通過學習和研究曆史，拓展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曆史視野，總結和借鑒曆史經驗，從曆史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把握和靈活運用曆史規律；辯證思維就是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注重把握和解決事物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自覺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系統思維就是把握事物的系統整體性，堅持系統思維原則，注重運用系統思維方法，特别是加強頂層設計、注重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創新思維就是求新求變、勇于開拓，不斷提升創新能力，謀求創造性地分析和解決問題，用創新驅動發展；法治思維就是尊重法律、厲行法治，注重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處理問題的準繩，自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底線思維就是凡事從壞處準備，同時努力争取最好結果，努力實現有守與有為的辯證統一。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最富創造性的内容之一，極大豐富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寶庫。

第四，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群衆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是一種群衆史觀，深刻揭示了人民群衆在曆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明确表達了“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價值訴求。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一開始就牢固确立了群衆史觀。毛澤東強調，唯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共産黨人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和向人民負責。（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1094-1095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始終站在人民大衆立場上”（習近平，2010年，第19頁）。例如，鄧小平強調要把人民是否擁護、贊成、高興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他提出的衡量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成敗的“三個有利于”标準說到底就是一種人民标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别強調，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習近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群衆史觀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構建并系統闡述了人民主體論。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強調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虛心向人民學習、傾聽人民呼聲、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鬥目标，深刻诠釋了黨的根本宗旨、政治品格和價值追求，深刻回答了“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它像一根紅線貫穿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方面面，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這三個方面中，如果說前兩個方面即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是以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群衆史觀的重要内容，那麼，第三個方面即對于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強調，則是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的全新理論創造。習近平還把人民主體論具體化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發展觀，對發展目的、發展動力、發展理念、發展戰略、發展路徑作了系統闡述，其中，發展目的在于增進民生福祉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發展動力就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等發展戰略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路徑，其目的都是為了有效化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群衆史觀在新時代的重大發展。

第五，開拓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全新理論領域。一是生态文明思想，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基礎的核心内容。自然觀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理論，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兩個重要方面，即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以及人對自然的尊重、順應和保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觀對人與自然關系這兩個方面的關注經曆了一個變化發展過程。受當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定，毛澤東、鄧小平所關注的主要是人與自然關系前一方面的内容，其理論聚焦點是如何通過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觀日漸重視人與自然關系後一方面的内容。例如，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走“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态文明”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标的新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同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特别是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建和闡述了極其系統的生态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包括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态文明建設、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等，它們建立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對人類文明發展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基礎之上，表現出既重視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又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順應和保護即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鮮明特點，不僅為我國生态文明建設提供了理論遵循，而且為全球生态文明建設提供了中國方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觀中國化的新的重大成果。

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唯物史觀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曆史理論中國化的重大成果。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随着各民族普遍交往及其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曆史也就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轉變為世界曆史。（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頁）習近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預言已經成為現實，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但是，這種自發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深刻危機：一方面，自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基礎上的，它使全球各國特别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遭遇嚴重困境；另一方面，與一切人類共同體一樣，自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由某種共同利益的紐帶維系而成的，而維系自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紐帶，除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分工、全球協作帶來的彼此依存關系之外（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彼此分工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就是一種共同利益，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4頁），還有一種否定形式的共同利益，即人類在面對全球性問題時的安危與共、風險共擔，它使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因此，習近平反複強調要建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倡導一種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理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亦即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為根本特點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理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與自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本不同的自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所說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指要從自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向自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新理論創造，為應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促進全球治理、維護和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提供了中國方案。

總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許多不同方面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新時代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推進到一個全新的理論高度。

三、賦予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特性

毛澤東曾經指出，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必然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要學會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于不同時期中國具體環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理論成果，因而都必然具有中國特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樣如此，它将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于新時代中國的具體環境，賦予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特性。

首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聚焦新時代的中國問題。馬克思指出，問題是時代的口号，是表現時代精神狀态的最實際的呼聲。（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頁）習近平強調：“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習近平，2022年）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于新時代中國具體環境，就具體地表現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解答和解決新時代的中國問題。聚焦新時代的中國問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鮮明特點，回答新時代的中國之問、人民之問，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根本旨趣。

新時代最根本的中國問題就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它是新時代“表現自己精神狀态的最實際的呼聲”，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乃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心問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作為新時代黨的指導思想的哲學基礎構建的，屬于新時代黨的理論建設的根本内容。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正是為了使這種保障更加堅強有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别着力于新時代黨的思想和作風建設。習近平的實事求是論、知行合一論、哲學方法論、人民主體論都是直接服務于新時代黨的思想和作風建設、為在黨的領導下更好地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保駕護航的。其中，習近平的實事求是論是要為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提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以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的保證，習近平的知行合一論是要使廣大黨員幹部的黨性修養适應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要求，習近平的哲學方法論是要為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提供根本方法論原則，習近平的人民主體論則是要為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确立價值理念和基本立場。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其他内容也都是服務于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例如，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旨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可以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從哲學上為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所作的頂層設計。

其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充分體現了中國智慧。習近平指出，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篩選、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特别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資源，即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和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參見習近平，2016年）作為新時代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聚焦中國問題、思考和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及其在各個領域的表現時都顯示出繼承性、民族性，充分體現了中國智慧。

一是充分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既内在地體現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又内含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獨特理論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方法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結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則是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集中體現。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充分繼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毛澤東哲學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是涵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思想資源。另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前述習近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思想、認識論、方法論、群衆史觀的豐富和發展，以及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全新理論領域的開拓，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二是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智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本身内在地包含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相結合。習近平不僅突出強調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現代價值，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結合起來（參見習近平，2022年），而且身體力行地緻力于這種結合，實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知行合一、任人唯賢、講信修睦、親仁善鄰、儉約自守、和而不同、居安思危等等，都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參見習近平，2014年，2022年）這些作為中國傳統哲學觀念的“智慧結晶”也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思想資源。習近平不僅運用這些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來思考和求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關系上的各種問題，而且也運用它們來探尋當代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的解決之道，為應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貢獻中國智慧。習近平的實事求是論、知行合一論、生态文明理念、哲學方法論、人民主體論、社會發展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都充分體現了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激活，處處都閃耀着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光芒。

三是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的智慧。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人曆來注重對自身實踐經驗的哲學總結。毛澤東哲學思想就包含着對中國革命經驗的深刻哲學總結，其核心文本《實踐論》《矛盾論》的主旨就在于揭示曾屢次給中國革命造成慘痛損失的主觀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根源及其克服途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樣深刻地總結了中國共産黨人長期奮鬥實踐的寶貴經驗。他關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習近平，2012年，第1頁），“‘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習近平關于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第39頁），“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習近平，2020年，第129頁），“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362頁），“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習近平，2018年）等重要論述，都是關于黨的實踐經驗的哲學總結。習近平尤其重視從哲學上總結新時代黨的偉大實踐經驗，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貫穿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概括，就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的獨特智慧。

再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突出彰顯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在論述如何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特性問題時，特别強調要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作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旁征博引中國古代經典名句。基于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高度契合性的深刻認識，靈活自如地援引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的經典名句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突出特點，并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他用“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文子·上義》）、“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尚書·五子之歌》）、“足寒傷心，民寒傷國”（《申鑒·政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嶽陽樓記》）、“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周官辨非·天官》）等來闡述人民主體論；用“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台，起于累土”（《老子·第六十四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抱樸子·内篇》）、“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周易·益卦》）、“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傅子》）、“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詳于下”（《中興五論·序》）、“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尚書引義·太甲》）、“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遷都建藩議》）等來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用“親仁善鄰”（《左傳·隐公六年》）、“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協和萬邦”（《尚書·堯典》）、“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三國志·夏侯玄傳》）、“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林則徐自勉聯）等來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諸如此類的引用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各個方面都不勝枚舉，它們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展現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二是大量運用人民群衆的鮮活語言。習近平特别善于用人民群衆喜聞樂見的鮮活語言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例如，在闡述“德性之知”的重要性時，他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比作精神世界的“總開關”，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鈣”和思想的“壓艙石”，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形容說那些缺失理想信念的人得了“軟骨病”、那些“總開關沒擰緊”的人在各種問題上就難免“跑冒滴漏”。在論析實事求是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時，他要求領導幹部搞調研要“撲下身子、沉到一線”，反對搞“作秀式調研”“盆景式調研”和“蜻蜓點水式調研”；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倡導“抓鐵有痕、踏石留印”“撸起袖子加油幹”和“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批評搭“花架子”、擺“假樣子”、造“典型”、建“盆景”、亮“樣闆”、搞“形象工程”等各種裝門面摻水分的“假”“大”“虛”“空”是“水中月、鏡中花”，要求領導幹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張藍圖幹到底”的胸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決心、“久久為功”的毅力以及“釘釘子的精神”，着力解決政策落實過程中的“最後一公裡”問題。在論述知行合一與新時代共産黨人的黨性修養問題時，他批評一些精神上缺“鈣”的人“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求神拜佛或迷信“氣功大師”、随時準備“跳船”到國外。在談到黨的建設問題時，他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氣、“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和“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零容忍的态度、“老虎”“蒼蠅”一起打的策略反腐懲惡，強調黨員幹部要在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告誡幹部不要在心裡打“小九九”、不要在執行制度時留“暗門”、開“天窗”。在論述生态文明建設時，他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說明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辯證法，用“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來說明如何把城市建設成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在闡釋人民主體論時，他強調“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時，他用牽住“牛鼻子”來說明應該着重抓主要矛盾。所有這些，使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非常接地氣的大衆化風格。

三是善于生動講述中國故事。習近平非常善于運用古往今來的中國故事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道理。他講過的中國故事，既包括中華文明、中國曆史故事和中國共産黨的故事，也包括中國革命和建設特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故事，故事的題材和内容各式各樣，但他講述這些故事的主旨都在于用以說明在治國理政中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例如，他講述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用以說明我們應該科學對待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講述秦漢唐清治亂興衰、李自成和李秀成從揭竿而起到最後失敗、《紅樓夢》裡大族人家“自殺自滅”以至一敗塗地等方面的故事，用以告誡廣大黨員幹部要慎微慎獨、心中始終裝着人民、時刻繃緊嚴于律己這根弦，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他講述兩晉學士虛談廢務、康熙不取靈芝等方面的故事，用以強調領導幹部要做到求真務實、知行合一，力行真抓實幹、擔當作為，力戒坐而論道、光說不練；他講述李大钊、陳望道、朱德、劉胡蘭、趙一曼、楊靖宇、邱少雲、黃繼光、雷鋒、焦裕祿等黨史人物的英雄事迹以及“半截皮帶”“半條被子”、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背着金條乞讨、紅軍長征途中管被裝的軍需處長被凍死等黨史故事，用以說明理想信仰的無窮力量和廣大黨員幹部要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他講述抗戰英雄母親鄧玉芬、沂蒙六姐妹、梁家河父老鄉親等的故事，用以說明人民群衆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必須始終依靠人民群衆。這些親切、生動的故事，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極強的心靈穿透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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