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清王朝走向崩潰之際，船山學被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楚鄉賢集團發掘出來，并在譚嗣同等思想家的推動下名聞海内。民國以來，中國哲學學科逐步形成，船山學被納入哲學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漸受到重視，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際思潮，逐漸從宋明理學的餘脈中脫離出來，獲得相對獨立的學術地位。船山學在地方學術、比較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研究領域，正大有可為。

作者簡介：郭齊勇，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點學科“BEAT365唯一官网中國哲學學科”學術帶頭人，在海内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兩百餘篇。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學、中國哲學史，代表學術著作有《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熊十力思想研究》等。楊柳岸，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摘自：《船山研究》2024年第2期

原題：《王船山的曆史影響》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文摘》2024年第11期

在封建王朝走向崩潰之際，船山學被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楚鄉賢集團發掘出來，并在譚嗣同等進步思想家的推動下名聞海内。民國以來，中國哲學學科逐步形成，船山學被納入哲學史叙事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船山思想的特殊性逐漸受到重視，船山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際思潮，逐漸從宋明理學的餘脈中脫離出來，獲得相對獨立的學術地位。以侯外廬、蕭萐父為代表的哲學史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啟蒙思潮為切入點，深刻揭示了船山學的獨特性。近40年來，多元化的研究範式進入船山學研究，取得了别開生面的成果。船山學在地方學術、比較哲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研究領域，正大有可為。

王船山：從聲名沉寂到聲名大彰

王船山這位傑出思想家在當前的知名度很高，對于普通民衆而言，他的知名度甚至大過朱熹，因為他是作為樸素的唯物論者和辯證法思想家被寫入中學教科書的。但船山不像朱熹、王陽明那樣，生前就聲名鵲起，也并未在身後不久即被人們當作瑰寶發掘出來。

王船山之所以長期聲名沉寂，主要是因為他身處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際，也不願意向時代妥協。他24歲時入京參加會試，遭遇農民起義，道路不通，因而不得功名。清軍進入湖南後，他一度加入永曆政府，因奸臣陷害，險喪性命；又遭清廷通緝，從此隐姓埋名于山野，著述不容于時。

清乾隆年間，已去世80年的船山迎來第一次影響力擴大。乾隆三十八年（1774），四庫書館開，王夫之的一些著作寓目于四庫館臣。收入《四庫全書》的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春秋稗疏》四種；另有兩種著作《尚書引義》與《春秋家說》“存目”。至此，船山進入了官方的學術視野，但此時對其的官方定位還隻是一名地方性的經學家。

船山真正以其本然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已是晚清。19世紀中葉，湘軍橫空出世，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将所能收集到的船山著作刊印出來，即金陵本《船山遺書》。這套書已涵蓋了今天《船山全書》的七八成。由于湘籍官吏的推崇，船山學逐漸從湖湘先賢之學成為全國範圍内的顯學。

晚清知識界對船山學的認識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太平天國運動後期到維新變法前。這一時期船山的影響力擴張主要表現為曾國藩等湘籍官員對他的推崇，他們試圖從船山的學術主張中提煉出一種不同于舊時代的新意識形态，以應時局所需。船山反對中央集權與皇權專制，主張地方自治，迎合了地方督撫與清政府分庭抗禮的政治需要；他關于“理勢相成”“因勢求理”的辯證思考，又啟發了郭嵩焘等洋務派求新求變的政治探索。第二個階段是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代表人物是譚嗣同。這一時期船山的書籍、學問、思想已經廣播開來，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他在知識界已是無人不曉。

船山哲學與中國哲學史

民國以後，船山學的研究逐漸書齋化、學理化。為船山尋找恰當的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定位，成為研究者開展船山學研究的主要任務。

1919年，胡适提出“整理國故”，開啟了傳統學問的科學化、學科化。受此影響，1930年至1933年，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問世。不過，有關船山的簡介與思想舉例，隻見于第十五章《清代道學的延續》第二節《顔李及一部分道學家》。結論是，顔元的思想是王夫之思想的延續，而王夫之思想又是張載思想的延續，也即宋明理學的分支。

這一看法在馮友蘭晚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1980）中得以延續。在該書中，船山哲學單有一章，名為《後期道學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學體系》：“曆史家向來認為明末清初有‘三大儒’：顧炎武、王夫之和黃宗羲……王夫之的貢獻是舊時代的總結。”自馮友蘭始，将船山看作是理學的殿軍加以研究，成了學界的認識基礎。

相較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代稍晚的《中國哲學大綱》（張岱年著），對船山的重視程度大幅上升。該書以哲學問題為區劃開展讨論，《宇宙論》這一條目下的《大化論》介紹了船山的《易》學思想，強調船山是“宋以後哲學家中”“最善于言變”者；《緻知論》則指出船山的“行可兼知”是對于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反動，又不同于程朱理學的“知先行後”，是一種新的知行學說。張岱年的大著對于船山的重視，說明截至該書成書的1937年，學界已然認可船山是哲學史上最具原創性的哲學家之一。

船山哲學與現當代新儒家

同樣将船山視為宋明理學一支的著名學者，還有與馮友蘭同時代的熊十力，由他的弟子與再傳弟子構成的現當代新儒家心學一系，在繼承熊十力看法的同時有所突破。

熊十力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船山學專家，他隻在《心書》《原儒》《讀經示要》《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中捎帶讨論船山；但熊十力可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船山哲學領悟最深的學者。他對船山哲學精神概括如下：“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熊十力對自己一生之學的概括，也是這八個字，可見船山對熊十力哲學影響之深。熊十力重視《易》學，與他早年熟谙船山《易》不無關系。他的“體用不二”“兩端一緻”等思想與方法，也多有吸收船山處，并有所發揮創造。熊十力對船山哲學的研究是涵化性的——包涵其中，化為己用。至于熊十力對船山學的定位問題，從他揚宋抑漢的學術傾向和對船山歸宗橫渠的批評來看，他無疑是将船山之學視作宋學一脈看待。

熊十力的學生唐君毅是船山學研究中取得極高成就的學者。他說：“明末顧黃王諸儒，乃直承宋明理學家之重德性之精神，而加以充實擴展……王船山之論性與天道，過于重氣，誠不如朱子、陽明重心與性理之純。然重氣即重精神之表現，由精神之表現以論文化，又較隻本心性以論文化者，更能重文化之多方發展。”從王夫之承襲宋明理學家之精神的說法來看，唐氏認可船山與宋明理學的繼承關系。其中“重精神”之說，有唐氏自己哲學的影子。在他看來，整個客觀社會都内在于人的精神自我之中，一切人類文化也就是“精神之表現”。唐氏注意到船山對氣的具體性的重視，他在《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系統闡述了這種具體性，這就是唐氏的“事理”說，是對船山哲學不同于理學主流的理論特色的發現；同時他也注意到了船山“事理”說在明清之際的群相，發現、重視“事理”是明末遺老的特色。這就較之馮友蘭、熊十力又進了一步，注意到了明末清初這一特殊時段的哲學特色。

曾昭旭是船山學的大家，其《王船山哲學》一書是海外專門且全面地研究船山哲學的集大成之作。曾氏對船山的定位又前進了一步：“船山之根本思路，即是适與其前之宋明儒相對反，又與其後之清儒對反者，故順程朱陸王之方向以了解船山固為一誤導，而下齒船山于顔習齋戴東原，則尤屬誣枉。則就此表象而言，船山之地位，殆屬一孤儒，孤者，不與他為類之謂也……然船山實非孤儒也，其學實足承先啟後而為明清之際一大關鍵也。”曾氏強調船山哲學宗旨與思路相較于理學與清學的特殊性，乃至以“孤儒”命船山。但這一論說，隻是就“表象”而言，繼而曾氏從“民族慧命”的高度承認了船山承前啟後的曆史作用。

從馮友蘭、熊十力到唐君毅、曾昭旭，船山學的學術特色逐漸發掘了出來，學術界對于船山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給予的曆史定位也越來越具有特殊性。

船山哲學與明清啟蒙說

船山曆史定位的特殊性發掘到一定程度，意味着船山可以為他所在的時代——明清之際，在哲學史上開辟出一個獨特的曆史階段。對此，蕭萐父的早期啟蒙說不得不提。蕭萐父是船山學研究的大家，他自1960年代開始研究船山。關于船山哲學的研究，主要收于1993年出版的《船山哲學引論》。2002年他與許蘇民合撰的《王夫之評傳》則是其一生船山研究的總結。可以說，是船山哲學啟發、推動了他的明清早期啟蒙說。

蕭萐父認為，中國的哲學啟蒙客觀存在，從17世紀一直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曆時近300年，共有5代哲學家。其中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等是第一代。1995年，蕭萐父與許蘇民合作出版了《明清啟蒙學術流變》。該書使用了明清啟蒙這一概念取代了“早期啟蒙”，并将時代前推了100年。這近400年共分為三個階段，王夫之等學者是第二階段的代表。毫無疑問，蕭萐父對王夫之和他所代表的明清啟蒙第二階段用力最深。他稱贊船山為“著作極為宏富、思想博大淵深的一代啟蒙大師”；稱贊其所在的時代——明清之際——為中國曆史上兩次“大轉折時期”之一，兩個“黃金時代”之一（另一個是“周秦之際”即軸心時代）。

在蕭萐父看來，王夫之在兩個方面體現并代表了啟蒙精神：其一，對于專制的反抗。蕭萐父最看重的是他對于封建禮教的批評，特别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其二，船山基于對理學的批判而又推陳出新。明清啟蒙說一經提出就反響熱烈，得到了以馮契為代表的衆多學者的高度認可，也影響到了中國哲學史的書寫。由蕭萐父、李錦全主編198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将明清之際單獨作為一編書寫。這一斷代方式，在2004年由馮達文與郭齊勇主編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中得以延續。

不過，時至今日，由于學術關注點的轉遷，明清啟蒙說似已不再是研究中國哲學必須提及的話題了，但這并不意味着明清啟蒙說的消亡，它仍然是研究明末清初這一特殊曆史階段繞不過去的思想立場，是中國哲學學科前進曆程中的一座豐碑。

船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

前文提到船山作為樸素的唯物主義者與辯證法家的身份，事實上，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和蕭萐父的船山學研究，都是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對此，李存山有一系列文章詳細闡釋。

船山思想中有許多方面可與馬克思主義接榫。比如，“能必副所”思想，他的氣本論，特别是他将氣視為實有而非具體的自然物，與唯物主義物質第一性的說法相近；“無其器則無其道”的思想則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關系類似；“動靜皆動”的動靜觀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世界不斷運動變化的認識一緻；船山“理成勢”“勢成理”的理勢觀，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

以上這些可以列入教科書的内容，是伴随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船山學研究的共同成長與雙向影響而發展出來的。李達、嵇文甫、範壽康、呂振羽、張岱年、侯外廬、蕭萐父等多位專家幾十年來堅持不懈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研究，極大推動了船山學研究的發展。其中，嵇文甫、侯外廬、蕭萐父尤以船山學見長，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船山學研究，在學理上推動最大。

總結與展望

以上我們概述了船山的學術、思想在其殁後300多年來的反響與影響。其間，船山之學經曆了被發現（清乾隆年間）、被重視（清鹹豐年間）、被視作政治口号與理論武器（鹹豐—辛亥）、被研究與定位（民國至今）的過程。對船山的研究有涵化式的（譚嗣同、熊十力、唐君毅），有哲學史式的（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研究船山的立場有馬克思主義式的（嵇文甫、侯外廬、蕭萐父），有儒學式的（馮友蘭、熊十力、唐君毅、曾昭旭），有啟蒙式的（梁啟超、侯外廬、蕭萐父）。以時代演進為線索，船山的影響雖然經曆了由政治（晚清）到學術（民國以後）的過程，但從影響面的廣度上看，仍是随着船山研究不斷深入而擴張的；對船山學特殊性的認識則經曆了類似于螺旋式上升的軌迹，如從一開始對其區别于舊學問的特殊性的強調（晚清），到視其為儒學、宋學之一部分加以研究，再到将他看作一個獨特的曆史階段的代表性人物（啟蒙說），這是一個特殊—一般—特殊的遞進過程。

近年來，船山學研究呈現多元化的狀态。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徑路百花齊放。例如，陳來《诠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一書，就使用了近年來在國内俨然成顯學的解釋學作為研究方法。除解釋學外，以現象學為方法的研究成果近20年來也十分豐富，展現出較高的思想深度，如陳赟的《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哲學的闡釋》。船山思想在近現代思想界的接受情況，陳炎的《發現王夫之：晚清以來的船山升格運動》是近年來該領域的代表性成果。

以下就船山學研究的未來略作展望：

其一，從楚學、湘學等地方學術的視角研究船山及船山學史。這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船山思想的來源。對于船山的學術交遊、師承、家學方面的線索掌握得并不多。哲學史的研究是鳥瞰式的，青睐有思想高度、有創造力的思想家。但如果希望真正做到對一個學者知人論事，還需要補足哲學家與哲學家之間的思想橋梁。二是船山思想的傳播途徑。這也是本文的宗旨，但還很不夠，值得繼續拓展。三是楚學與湘學基本精神的探索。船山作為一座思想高峰，可以通過研究他來連接兩湖學術，延續并塑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其二，船山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繼續以馬克思主義，特别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船山學。二是研究船山學究竟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多少影響，對早期共産黨人的思想塑造有多大作用。

其三，比較哲學視域下的船山學研究。不同的思想傳統，都可以作為他山之石來幫助我們的研究，如道德情感主義、社群主義、生命哲學等。同時，境外的船山學研究，特别是東亞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