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哲學以來，德、法兩國的批判傳統引人注目，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秉持着“内在批判”的方法，法國則有以福柯為代表的哲學家用譜系學方法進行批判。時至今日，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學者霍耐特在兩種傳統的對話和交鋒過程中，逐漸将譜系學方法吸納進他的承認理論當中，這種結合為我們重塑或接續一種時代化的批判社會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通過對承認理論和譜系學的考察，我們發現，兩種理論都有各自的優勢和不足，這為它們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與必要性的契機。重要的是，在譜系學的條件之下，承認理論對規範的考察呈現出“診斷—批判—解放”的特征和優勢，這不僅增加了它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力度，還釋放了其批判性和解放潛力。

【關鍵詞】譜系學； 承認；規範； 權力

作者簡介：李建華，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哲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等。徐勐，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生。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4年第12期

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學者霍耐特沿着第一代“否定”和第二代“交往”的線索，将批判理論發展至“承認”主題；而在另一條軌道上，譜系學方法摧毀力極強，經尼采與福柯的運用和發展，如今在法國哲學中鋒芒畢露，并在美國赓續。盡管雙方之間有着距離，代表了不同的批判方式和傳統，但并非不能交流，尤其是在霍耐特那裡，他本人對于二者的結合确實存在一個粗略的框架和展望，但在具體方案上卻沒有實質性的推進。對于霍耐特這一工作的闡釋，有助于互補承認理論和譜系學的理論優勢。因此本文試圖更細緻地論證：在譜系學條件下，承認理論對規範的重構形成了“診斷—批判—解放”的特點，不僅能夠内在地解決二者各自的理論困境，也可以回應學界對批判理論退卻化的批評，為社會批判理論的當代發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道路。

一、譜系學的源起

在嘗試将承認理論和譜系學結合在一起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澄清“譜系學”概念的内涵。“譜系學”（Genealogy）原意是一種考察封建貴族的家族起源、出身和血統的方法，即家譜學。這一概念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中得以發揚，他通過對道德現象的分析颠覆了當時習以為常的基督道德；福柯則在《規訓與懲罰》中運用該種方法分析了權力—知識體系，同樣沖擊了人們對知識的定義和形成的看法。之後，譜系學作為一種方法論日益得到關注，諸多學者在對事物的分析上都采取了這種方法，但它仍沒有一個精準的定義，正是這種開放性給它與承認理論的結合留下了論辯空間，二者的理論優勢存在互補的可能性。

首先，譜系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由尼采開創，并由福柯發揚光大。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用一種曆史叙事的方法闡釋了道德現象的發生和發展。“我的願望至少是，把一個更好的方向、朝着現實的道德史學的方向，賦予一雙如此尖銳而又視若無睹的眼睛，及時警告他提防那種把假說設定到藍色中的英國式做法。”所謂的“英國式做法”就是指保羅·瑞（Paul Rée）通過結合拉馬克和達爾文的經驗主義，把道德看作特定環境下積累的習性。尼采的反常規論述颠覆了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道德認知，即人們習慣道德有一個本源（origine/Ursprung），他恰恰反對“本源性”的假設，因為“沒有事實，事實就是不存在的那個事物，隻有闡釋”。在道德領域，他則認為“沒有道德現象，隻有對現象的某個道德诠釋”。在尼采對道德的考察中，從曆史主義的角度對道德的“出身”（Herkunft）進行闡釋，反對一直以來的基督道德，提出“重估一切價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颠覆了真理與謬誤、善與惡這些簡單的二元對立；在深層次，這也意味着道德不再是一個具有本質性的概念，從而破除了對道德的形而上學幻想，也與目的論劃分了界限。總之，尼采的道德譜系學批判的主要特征在于反普遍性、反本質性、反既定性。

其次，另一位哲學家福柯主要是在《規訓與懲罰》中使用了譜系學概念。在這本書中，福柯聚焦于刑罰和刑法的變遷史，闡明權力從貴族向中産階級的更廣泛的社會轉移和變遷，現代的主體性形式由權力塑造，個人是一個沒有威脅的、從屬性的政治“主體”，而同時又被安置一種新的人格或身份。權力形式主要依靠生産知識——對關乎個體行為與品格的“真理”的定義——而發揮作用，其目的是通過對正常狀态（normality），對重要機構（如學校、醫院，感化院），以及對專業人士（醫生、教師、法官等）的監督判斷加以社會定義而實現對個體的規訓。在他筆下，權力與知識的界限不再分明，而是權力生産知識并作用于身體，個人被随處分散的權力下“控制”。福柯的譜系學不同于尼采的作品——來自一個博學多才業餘愛好者坐在扶手椅中的沉思遐想，而是保持着作品的嚴謹的學術風格和細緻的資料引述。在他看來，“譜系學是灰色的。它事無巨細，在文獻方面也很有耐心。它研究的是錯綜複雜的，被塗改的，被屢次重寫的羊皮紙”。不過，二者的分别在此并不重要，但其共同點——曆史主義特征卻是顯而易見的。應該說，福柯與尼采一樣，通過重塑某一概念的曆史樣貌或起源勾勒了一幅與普通認知截然相反的圖景，在後者那裡是“道德”，而在福柯這裡則是“權力”。因此，他對譜系學的運用在于，表明一個給定的思想體系是曆史偶然轉折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必然趨勢的結果。真正的曆史發展并非線性，其中有斷層，有縫隙，有異質性。

最後，在尼采和福柯之後，一些學者在此基礎上将譜系學與其他理論相結合，從而拓寬了問題研究和事物分析的視域。事實上，作為一種曆史主義叙事，譜系學本身就沒有明确的起源，它通過展示人類生活的形成過程來解釋人類生活的某個方面。這些叙述可能或多或少基于事實，也可能基于推測，但它們總是曆史的。最重要的是，譜系學并非一個絕對精确的理論，相反，它是一個模糊而籠統的概念。在尼采與福柯二人的運用下，譜系學對行為和實踐的激進解釋訴諸曆史背景或傳統，而相關的傳統并非由一個本質或固定的原則定義的，而是作為解釋過去的行為和實踐的特定部分。除了尼采與福柯的批判性譜系學，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結合實用主義發展出了坐實型（vindicatory）譜系學,他認為“譜系學是通過描述一種文化現象發生、可能發生、想象發生的方式來解釋該現象”，同時也是對該現象後期形态的描述、解釋或辯護。同時他也認為不應該過多關注真理是什麼，更應該關注真理的價值。伯納德·雷金斯特（Bernard Reginster）也是實用主義解釋的支持者，他認為譜系學不再關注道德信念的真實性或正當性，而是關注它們的功能有用性。這種功能主義解釋受到自然主義的啟發，即道德現象是以與其他生物特征類似的方式存在，由此避免了道德虛無主義。除了颠覆性（subversion）和坐實型解釋，譜系學還有另一種解讀，即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闡釋，這種模式既不反對也不辯護某種行為實踐，而是試圖提供某種可能的解釋圖景，視作診斷社會問題的方式之一。“它們聲稱所描述的理論或實踐的起源（事實的、想象的和推測的）可能是颠覆性的，也可能是辯護性的。但它們同時具有解釋性，解釋它們所維護或颠覆的任何事物的存在。所以至少在理論上，它們可能隻是解釋性的，評價上是中性的”。

總之，譜系學作為一種批判方法，其本身并沒有明确的定義，但有鮮明的闡釋和批判性特征，在如今，它是通過與其他理論相嫁接的方式發揮其作用。

二、承認理論和譜系學的相遇

在思想史脈絡中，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與譜系學的聯系呈現從平行到交鋒再到嘗試性融合的趨勢，尤其是當批判理論發展至第三期“承認”之後，這種融合的趨勢逐漸明晰。雙方在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其實共享了諸多特征。首先，在學派的第一代學者阿多諾那裡，他與來自法國的批判傳統并沒有任何聯系，但他的道德的否定辯證法與尼采的譜系學有着交集。對阿多諾來說，尼采的道德哲學是對實踐理性的毫不妥協的批判，而他正要延續這一傳統，因此二者的出發點是一緻的，即從事一種着眼于後果的道德審問，從而表明道德的規範和程序對于個體而言意味着什麼，甚至它是如何傷害到個體生活的。從根本上來說，譜系學的思考與批判理論是道德審問的兩種形式，它們始于同一個問題，但從結果來看，卻以對立的方式結束。尼采的結論是消解道德，而阿多諾則是試圖通過超越道德而實現道德。因此，他們二人的規範立場是迥異的，尼采通過控訴客觀的價值倫理來消解道德，阿多諾則是首先給出了一個清晰的規範性立場，将對道德的個體倫理學的批判（對道德的超越就是在其中建立的）解釋為對道德的批判，但是出于對道德的批判。總之，盡管尼采和阿多諾對道德的态度存在分歧，但他們在對道德的個體生活的後果的批判性審問上，是一緻的。

其次，到了哈貝馬斯這裡，他開始反思福柯的譜系學方法。在西方的後現代話語中，譜系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種方法用一種嚴格的描述性立場深入到話語體系内部，但卻對這一體系内部的規範和價值置若罔聞。哈貝馬斯對譜系學激進地解構現代性的規範基礎的做法并不滿意，他在論及福柯時說道：“譜系學曆史寫作的命運也同樣具有反諷意味——它繼承了激進曆史主義的做法，徹底消滅了主體，最終卻落入了主觀主義而無可救藥。”同時，他也認為，如果僅僅出于對權力的策略性反抗和鬥争而不顧規範性目的，那為什麼不幹脆适應呢？它作為一種手段是否多餘？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立場和态度與福柯的思想截然相異，在道德叙事上更是劍拔弩張。但撇開這一點，如果将二者放置在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的宏大視域下，他們在一些重要方面都保持着一緻，比如，他們都批判傳統哲學和社會理論；都攻擊學術分工造成的各個社會現實領域之間的僵硬界限；都采用了超學科話語（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都對現代性及其社會統治形式和理性化形式提出了尖銳批判；都将社會理論、哲學、文化批判、政治關懷結合到他們的理論中；而且，和那些不切實際的學院理論不同，這兩種理論中都包含了一些試圖将理論導向實踐、将話語導向政治的觀點。對比這些異同，兩種批判傳統并非全然對抗的，而哈貝馬斯對譜系學的反思也确實切中要害，正如弗雷澤指出：為什麼要鬥争而不是服從呢？為什麼要抗拒支配？隻有通過引入某種規範性概念，福柯才能回答這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其實為接下來霍耐特将譜系學方法吸收進承認理論提供了一個契機。

最後，對譜系學方法的接受和吸收在霍耐特那裡已有所體現。他早在博士論文《權力的批判》中，就分别比較分析了阿多諾（霍克海默）、福柯以及哈貝馬斯對社會診斷和批判方法的優缺點。他認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沖突的持續存在；福柯則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将這種沖突視為社會秩序中“恒久的”基礎，但是他未能有效地解決其權力話語中規範性來源失語的問題；最後，哈貝馬斯盡管正确分析了所有社會整合的規範性約束，但他依托的交往理性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态，忽視了這個領域中相應規範的持續不斷的争議性。有鑒于此，霍耐特嘗試重構一種規範性資源，既允許對統治進行抵抗，又使相互理解成為可能，因此他試圖将福柯的思想成分納入哈貝馬斯的框架當中，從追究權力引發的道德沖突根源開始，謀求一個以相互交往為前提的社會規範。于是在他的成名之作《為承認而鬥争》中，他通過對黑格爾耶拿早期手稿的解讀和闡釋，認為“為承認而鬥争”形成了基本的社會沖突模式，可以看出，他将福柯的“權力—鬥争”框架轉化為黑格爾式的“承認—鬥争”模式，并認為“承認”不僅本身具有規範性，而且也能成為倫理社會中自我實現的規範性依據。不過，這一觀點後期得到了修正，他在《自由的權利》中似乎放棄了從自我實現的角度論證承認為社會自由奠基，而是預設了一種弱的“曆史目的論”，緻力于謀求比之前曆史上的規範更加進步的社會自由。概言之，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作為一種規範性理論，不僅是社會沖突和進步的動力基礎，還為倫理社會提供理想的規範性主張與演進框架，即“為承認而鬥争”是曆史發展的根本邏輯，“承認代表着根植于社會世界中的、每天都會發生的道德行動”。

然而，雖然霍耐特在成熟時期已經完全轉向了黑格爾，但在此期間，他并未放棄福柯的鬥争框架，尤其是在他對譜系學方法的借鑒上，他對将這一方法融入批判理論的嘗試頗有興趣。在2007年出版的論文集《理性的病理學》中，霍耐特就對批判方法有一個大緻的評價和改造，他列舉了三種社會批判形式：啟示（offenbarung）、發明（Erfindung）和闡釋（Interpretation）。“啟示”是基于某種宗教或認知上的明證性經驗，以能夠突進到一種當今社會難以接近的有普遍約束力的價值領域；“發明”則是以一種普遍有效的運作設計為出發點，這種運作現實的或虛拟的實施會導向獲得證成的規範，也就是“建構”；最後，“闡釋”則是在對被固定在既定社會的社會實踐中的道德規範進行重構的道路上，獲得社會批判的規範性基礎，即“重構”。對于最後一種批判方式，霍耐特提出這與批判理論傳統堅守的“内在批判”方法有一定的相似度與親緣性。但他也認為，無論是“建構”還是“重構”的批判模式都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另外一種運作方式——譜系學加以補充并糅合。通過在社會批判理論中嵌入譜系學這一附加步驟，揭示規範中惡的或不合理的部分，預防某一規範性理想被轉化為規訓或鞏固統治的實踐。可以看出，構建一個新的批判理論始終是霍耐特所欲求的目标，他希望通過譜系學來揭示承認的規範性内涵是否還具有進步性，是否淪為了某種意義上的“意識形态”。

三、承認理論與譜系學的結合

盡管霍耐特明确有将譜系學嵌入承認理論的意向，但他本人卻對具體的處理和推進方案細節諱莫如深，事實上，承認學說和譜系學都背負着一些理論壓力，這種壓力是雙向的：其一，作為一種社會批判方法，譜系學并不能作為獨立的社會批判方法，它需要一種規範性話語為其保駕護航；其二，承認理論在何種意義上需要譜系學，鑒于霍耐特在《為承認而鬥争》之後已經完全轉向了黑格爾，承認理論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需要譜系學的權力叙事，也需要澄清。因此，如果要構建一種新的社會批判方案，我們就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譜系學尤其是福柯的譜系學方法缺乏規範性維度，并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批判方法，它勢必要通過與其他理論相嫁接的方式進行揭示。正如霍耐特所言，譜系學作為一種寄生性的批判運作，依存于一種它自身不能給出或無能力完成的規範性證明的前提。在福柯的譜系學當中，社會被理解為“一系列持續的沖突”，那麼他就有責任證明權力是如何穩定下來并形成特殊的統治秩序的。這一問題在《規訓與懲罰》中得到了解決，他對闡明社會鬥争“穩定”的手段問題的回應是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概念取而代之的，一些社會機構如學校、監獄、醫院等塑造了人的“主體”概念，權力制造了“規範”并内在化主體之中。然而問題在于，福柯本人并不支持制度化概念作為規範達成共識的結果的可能性，對他來說，道德态度和法律規範隻不過是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形式的正常化程序。換言之，權力的“規範”并不能被視為道德意義上穩定社會秩序的準則，而是一種否定意義上的強行控制行為，福柯更深層次的旨趣在于揭示他所謂“規範”的意識形态化，從而将社會定義為一個無休止的行動沖突的過程。可以看出，福柯在理論上明确地把實踐中發揮作用的那些在規範上達成一緻的維度排除在外了，那人們怎樣才能從持續不斷的社會鬥争狀态中推導出那種被設想為轉瞬即逝而又永恒的權力結構的總和狀況呢？哈貝馬斯也對福柯的譜系學嗤之以鼻：“如果我們拒絕用價值、規範和理解過程來實現穩定，而且不為這些社會一體化機制提供任何等價物，那麼我們就無法闡明，持續不斷的局部鬥争為何會構成制度化的權力。”

不僅如此，一旦主體被理解為權力塑造的産物，他就被剝奪了所有的心理特征，如能動性和意向性，個人成了“無格式的、可規定的存在物”，也是“毫無抗拒力的可塑、可控的存在物”。如此一來，福柯對權力的闡釋也就陷入了兩難：盡管他的現代性批判中所有東西都集中在權力機器的規訓行動導緻的人體痛苦，但是他在理論上沒能把這種痛苦作為痛苦表達出來。因為根據霍耐特的說法，如果沒有一個規範性基礎，可以提供一個判斷不正義和痛苦的标準，那麼“主體的心理痛苦就不再被解釋為人體受傷害的無聲的表達”。

然而，霍耐特對譜系學方法缺乏規範性維度的質疑也受到了一些挑戰，他的親炙弟子薩爾（Martin Saar）就認為，處于黑格爾哲學脈絡上的霍耐特僅僅是在二階的方法論意義上處理規範問題，但他真正關心的是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讨論“規範怎樣将人建構為社會主體”，無需借助某種規範标準就能完成這一任務。這一質疑實際上源自他們二人對福柯譜系學的不同理解。在霍耐特看來，譜系學指的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批判社會秩序的努力，即曆史地證明，社會秩序決定性的理想和規範在何種程度上已經被培育成了一種規訓和壓迫實踐的合法化。而在薩爾看來，福柯的譜系學呈現出三種特征：曆史、批判和一種寫作形式，它始終通過這些特征與主體或自我相聯系，讓主體形成新的視角來看待規範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從而批判當下的視角。二者的差異在于，霍耐特注重譜系學批判權力對主體的塑造和規訓但沒有衡量标準，而薩爾則強調譜系學的曆史分析維度，本身并不依賴于某種規範标準。所以，盡管薩爾的批判理論對找尋現代社會中的政治主體大有裨益，但其理論也的确“缺乏哈貝馬斯和霍耐特所開創的明晰的規範性理想”。因此，薩爾對霍耐特的批評本質是二者對譜系學理解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是完全可以消融在拓寬譜系學方法的含義範圍當中的（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論述的那樣），因為在薩爾意義上的譜系學分析隻有将規範的層面使用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承認理論當下面臨的困境也需要譜系學的嵌入來拓寬其批判性維度。上文提及，霍耐特嘗試将福柯的社會理論整合到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當中，既強調交往主體間性的相互承認關系，又把社會中的沖突視為道德發展的動力，這種整合資源終于在黑格爾耶拿早期的著作中找到。在霍耐特的視阈中，承認作為倫理社會的規範性基礎，承擔着整合社會沖突的重任，其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個體化的擴張條件及其自我實現，二是社會化和社會制度更廣泛的形式。由此，他建立批判社會理論的起點是“未經損害的主體間性”，并繼而過渡到倫理社會領域。在這兩個含義中，霍耐特的承認理論都面臨着一些理論困境。

首先，霍耐特對主體的考察主要來源于米德的社會心理學；同時，他借用了醫學術語中的“病理學”（Pathologie）概念。在社會哲學的意義上病理學用來描述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所判斷的某種需要批判的錯誤發展，這些錯誤發展被視為是不健康的、病态的、異常的社會狀況。換言之，病理學是社會意義上的，它阻礙人的自我實現的社會化進程，在個體的意義上表現在主體的痛苦中。個體疾病是社會疾病的症狀，個體所經曆的痛苦揭示了哪些社會條件不允許個體以完整的方式實現自我，正如特定的症狀預示着特定的疾病。因此，它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這裡的問題在于，盡管霍耐特鮮明地表示社會的病理源于個體的痛苦，但他的規範性預設仍然存在于社會當中，缺乏對個體本身的分析性批判（這正是譜系學所能彌補的），也就導緻了第二個問題——承認作為規範性基礎的保守化傾向。

在《自由的權利》中，霍耐特提出了“規範性重構”（normative reconstruction）這一主張來鑒定規範的條件。這種方法依賴于現存的共享規範和價值體系的“規範化業績”（normative achievements），通過排列對社會再生産有意義的習慣和機構來選取相應的規範，但卻有堕入習俗主義（conventionalism）的風險和迷信現狀的偏見。因為承認一旦被制度化，它以一種更為穩健的方式運行，在特殊情況下，承認和權力的合謀确實會制造規範的“意識形态”。規範作為社會權力具體化的機制，既是一種社會事實，也是某種認知概念。如果對制度框架的道德沖突的分析不上升到對引發制度的權力機制的批判，那麼承認就不可避免地淪為一種統治工具，所以他本人也坦言：“社會承認也可能總是充當一種因循守舊的意識形态，因為隻要不斷重複同樣形式的承認，我們就可以創造出自我價值感，這種自我價值感為種種自願的服從提供了動機資源，而不必調用任何壓迫手段。”可見，對個體層面批判性分析和反思的缺乏，使得承認理論與權力的關系糾纏不清，如果無法向前推進一步，那麼承認是一種作為權力的意識形态，還是一種推進自我實現的規範性條件的問題是無法得到解答的。

總之，譜系學自身的缺陷為承認理論的介入提供了天然的契機，而承認理論的規範性困境也亟須譜系學方法的融入來解決。譜系學的唯名論特征導緻了他的反本質傾向，即并不提供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規範性基礎，也就無法預示某種價值觀結論，這在規範的意義上并不完整。反之，承認理論随着其現實化的增強逐漸暴露出其保守的一面，為了恢複其已日趨缺失的批判性特征，勢必要補充這一元素。換言之，對現存規範的批判固然重要，但如何在解構之後重建規範，顯然也是讨論完整的規範性問題的必要組成部分。

四、譜系學條件下承認規範性的理論效果分析

在承認理論和譜系學各自的理論需求和困境下，融合二者的嘗試成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譜系學的作用在于解釋和診斷，通過檢視當下生活片段的不合理或否定性之處，對其進行批判；而承認的作用則是保留規範基礎的肯定性内容，提供一個“預期”型的規範性指導。當承認理論被重新置于譜系學條件下，意味着它不再承擔一個普遍主義的規範性重任，而是在“弱規範”的意義上批判性地指導倫理社會。這種結合可以總結為利用譜系學的解釋—診斷（explanatory-diagnostic）方面，同時結合批判理論的預期-烏托邦（anticipatory-utopian）維度，使承認理論既保留着解釋性，也不至于喪失規範性。最終，這種結合的旨趣在于解放。

第一，譜系學條件下的承認理論能夠更好地履行其“時代診斷”（Zeitdiagnose）的職責。與病理學一樣，診斷（diagnose）也是從醫學術語中移植而來，原是指醫生根據預先的标準來觀察病人的“征候”（Zeichen），這種觀察、判斷和評估不僅依賴客觀的科學标準，同時帶有主觀選擇性，可以依據不同的标準來分類。在霍耐特看來，診斷标準是一種針對人類自我實現條件量身定制的社會常态的“倫理”概念。這種“倫理”是非目的論的、形式化的，它強調的是人類在規範意義上自我實現的社會前提，而不是這些條件所服務的目标。但是，這種診斷預設的“标準”并不完全出自客觀的事物，也有主觀的意識，那麼如果不對意識背後的權力關系進行探究，這種承認的規範就有可能淪為統治的工具。于是譜系學在這裡的意義，就在于強調通過曆史的分析，呈現出規範與權力的交織關系，從而可以與純粹的規範性視角拉開距離，打開看待事物新視角的可能性。而這一步，正是霍耐特所理解的“解放興趣”的内在規定之一，通過揭示既定規範的有限性導向對規範的再解釋。

第二，譜系學條件下的承認規範增強了其批判性深度。不可否認，批判理論發展至今，其鋒芒相比第一代已經有所弱化。湯普森就認為當下的批判理論已經被“馴化”（domestication）了，因為他們現在不尋求與産生社會病理的有組織的權力形式的對抗，而是闡明一種學術化的政治哲學，與影響和扭曲批判主體性的現實隔絕。他認為，與權力話語及其關系的脫離導緻我們隻能在二階意義上的規範框架内反思，在内在批判的意義上是不完整的。而通過譜系學方法的介入，它通過對形成規範背後的具體、準确和漫長的權力關系、權力關系的出現和權力關系轉變的曆史追溯，揭示以自然的方式呈現出來的社會制度和規範，以及個體在現有規範内表現出來的能動性障礙。換言之，譜系學在原來的“規範—個體”框架中向前拓展了一步，變為了“權力—規範—個體”的批判性流程，這無疑更能看清規範内部的矛盾與沖突，最終形成了對權力統治的批判，從而取消了後者所構建的社會規範的合法性意義。

第三，承認理論與譜系學的結合，其最終旨趣在于解放。對社會權力現象的揭示并不是承認理論和譜系學的最終目的，它們對社會病理的診斷、批判和鬥争還局限在認知維度，而最終導向卻在于實踐層面的鬥争和解放。不過這一轉化則是通過承認理論來完成的，因為福柯的譜系學盡管在一個策略性的行動模式中建立了權力理論，但他在曆史研究中卻無視社會鬥争的維度。也就是說，譜系學分析作為鬥争的前提和認知保障必不可少，但它隻有轉化為鬥争和解放的實踐動力才更有意義。于是，霍耐特在黑格爾的路徑下将社會發展解釋為“為承認而鬥争”的道德沖突語法，一旦遭遇不公或蔑視，這些群體就會反抗并力求打破特定規範的虛僞的道德叙事并重建規範。因此，社會弱勢群體或被壓迫群體對規範解釋體系的認知鬥争，最終會落實到他們為了擺脫非平衡權力系統而進行的實踐鬥争中去，包括但不僅限于罷工、遊行等。

由此可見，這些融合效果無疑給當下的批判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為了更直觀地感知這一優勢，我們可以具體分析霍耐特的承認理論。比如，阿爾都塞就質疑承認可能會是一種意識形态束縛（ideological captivity），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弱勢群體或被壓迫群體迫切地想要突破這一枷鎖，前提就在于對既定承認形态的重新解釋，通過揭示其規範的否定性證明社會變革的合理性。這一想法的第一步就可以通過譜系學的分析得到實現。我們必須從意識形态内部勾畫出一套打算跟意識形态決裂的話語，使之有勇氣成為意識形态科學（即無主體）話語的開端。譜系學提供了一種“層面束縛”（aspectival captivity）的視角，如果說意識形态是通過“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來欺騙大衆，那麼譜系學則不再強調處于某種承認結構下的主體意識或所持信念是否為真，而是指出我們不能局限于某種判斷系統，困囿于單一的意識形态模式無法自拔，而是在不做出信念真假判斷的情況下，提供多個“圖像”（picture）或“視角”（perspective）來形成不同的認知，從而突破固有的“偏見”。譜系學的這種批判性認識并不預設或依賴任何理想的規範标準，而是消滅了“視角”本身，跳出了标準維度去尋求其他承認樣态及其規範基礎的可能性。因此，對已身處其中的社會規範性條件的診斷就需要研究道德規範的實際運用語境的譜系學計劃；這樣一種曆史性檢查的附加環節，保證了被其培育出的理想在社會實踐中還維持着最初曾經作為其标志的規範性含義。在規範性條件的原始含義内容在社會上發生了不可察覺的轉移之後，譜系學計劃可以借助“倫理”概念敏銳地探索到。而一旦用譜系學分析的方法拓寬了認知視角，實際上就是擴大了批判空間，是一種“非批判的批判性”。“非批判的”是指譜系學條件下的承認理論并不預設或提供一個強意義或具體意義上的規範性基礎，這是霍耐特和薩爾等人所摒棄的“發明”性批判；而“批判性”則是在“非批判的”留下的闡釋空間中尋找其他承認模式的可能性，并以這個更好的可能性為指導重構有缺陷的規範性基礎。進而言之，這一原則對應到實踐中，也就構成了對現存承認模式和權力機制及其統治的反抗動力，尤其是承認的規範性内涵在曆史條件中發生變化的時候，社會群體通過對規範的再闡釋，展開了對既有規範及其權力的鬥争，旨在解放整個群體的自由。

五、結 語

綜上所述，承認理論和譜系學進入了一個新的融合階段，他們各自的理論特征和不足提供了一個契機，它們都迫切地需要對方的優勢來互為補充，譜系學可以通過曆史的分析拓深承認理論的診斷向度，使身處社會倫理關系之中的主體更有能力檢測規範的合法性，更好地解釋和闡明社會現象，豐富了“解放興趣”的認知層面；而承認理論則彌補了譜系學所缺失的規範性維度和指導，為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個“準烏托邦”的标準和視角，使後者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承認的鬥争性最終将批判理論導向到“解放興趣”的實踐層面。因此，承認理論與譜系學的結合能夠更好地發揮“診斷——批判——解放”的理論優勢，也能為身處社會的弱勢群體提供理論和實踐的指導。不過，筆者在此僅僅是做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嘗試和推進，譜系學條件下的承認理論還能煥發出什麼理論光芒和實踐作用，留待進一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