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盡管學界普遍認同青年恩格斯與青年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同時存在一個常見的思想傾向，即從“關系論”的視角出發，認為青年馬克思在唯物史觀的創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而青年恩格斯隻是其中的配角。與之不同，“自主性”的研究視角要求“以青年恩格斯來理解青年恩格斯”，通過将青年恩格斯看作一個獨立而完整的特殊個體，考察青年恩格斯如何憑借自身的理論和實踐而獨立地走向曆史唯物主義。由此，青年恩格斯研究将被賦予一種非凡的意義：打破唯物史觀前史研究的三階段說，即“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呈現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中的四個重要階段即“青年德意志—黑格爾主義—經濟學批判—共産主義”，從而為追溯唯物史觀的起源提供更為立體和豐富的闡釋空間。

【關鍵詞】青年恩格斯；唯物史觀；自主性；

作者簡介：李志，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及倫理學。

文章來源 《理論探索》2024 年第 5 期

長期以來，“青年馬克思與青年恩格斯共同創立了唯物史觀并且青年馬克思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傳統觀點被廣泛接受。近年來，這一觀點受到一定的沖擊①，主要原因在于馬克思本人承認他與恩格斯是從兩條不同的道路走向了唯物史觀。由此而言，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轉變過程，不足以單獨地說明唯物史觀生成的思想史全貌。盡管如此，唯物史觀的溯源卻是以青年馬克思為軸心的，即便其中涉及青年恩格斯的研究，也仍然是以青年馬克思為參照系。

正如當代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雷爾·卡弗所指出的，在青年馬克思與青年恩格斯相遇之前，或更準确地說，在二人開展親密的合作之前，他們是作為兩個獨立的個體而開展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的〔1〕4。在這種背景下，以青年馬克思研究替代青年恩格斯研究、以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轉變過程替代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轉變過程、以青年馬克思作為理解唯物史觀創立過程的唯一參照系，是不合理的。既然我們承認青年馬克思與青年恩格斯分别走過不同的道路而抵達曆史唯物主義，既然“以青年馬克思來理解青年馬克思”是可行的，那麼，為什麼不可以嘗試一下“以青年恩格斯來理解青年恩格斯”呢？在唯物史觀起源的問題上，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暫且擱置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學術思想關系，通過專注地“凝視”恩格斯本人而理解他是如何憑借自身的理論與實踐走向曆史唯物主義的呢？這恰恰是本文力圖達到的目标。當然，這些有關青年恩格斯的單獨研究，并不排斥傳統“關系論”的研究方式，毋甯說，試圖為“關系論”研究補足那并不平衡的恩格斯一方，并為唯物史觀的出場提供更立體的闡釋空間。為了達成上述研究目标，本文将采納“自主性”的研究視角，即從總體上将青年恩格斯看作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并且具有明确自我意識的個體，并将其走向唯物史觀的道路看作是自主選擇的結果。鑒于此，本文将以恩格斯作為參照系，挖掘和展示促使其轉向唯物史觀的重要因素以及有别于馬克思的思想軌迹。

一、追随“青年德意志”：以文學的方式介入變革

如果說青年馬克思走向唯物史觀的起點是哲學或法哲學，那麼，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成長道路始于他的文學閱讀與創作，可以說，他最早是通過文學而形成明确的思想傾向、立場與追求的。或許在很多研究者的視野中，影響青年恩格斯的文學因素與唯物史觀的思想淵源相去甚遠，但這種流俗的觀點忽視了 19 世紀 30 至 40 年代德國思想文化界的複雜性。下文将試圖證明，哲學、文學、政治等今天看來相隔甚遠的領域，以及看似歸屬于不同領域的偉大人物，如哲學家黑格爾與謝林、文學家海涅與白爾尼、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與傅裡葉等，在當時如何以一種相互交織的方式塑造了青年恩格斯的世界觀。

一旦提及青年恩格斯的文學道路，就不得不提及他對“青年德意志”的關注與追随，甚至有學者主張青年恩格斯的思想發展中有所謂的“青年德意志”時期〔2〕。“青年德意志”指代的是一場具有“反對派”色彩的文學—政治運動，海涅、白爾尼、蒙特等作家都是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顯然，這場運動的性質不是純粹文學的，而是帶有激進的政治傾向，希冀以文學的方式變革政治與社會。恰好，這也是此時青年恩格斯要完成的目标，所以，他自稱為“ 青年德意志”的一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1839 年寫給好友弗裡德裡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無比堅定地說道：

“可見 ，我應當成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說，我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這些本世紀的觀念使我夜不能寐，當我站在郵政局前，望着普魯士國徽時，就渾身充滿自由的精神；每當我拿起一份雜志閱讀時，就感受到自由的進步。這些觀念正在滲入我的詩篇，并且嘲弄那些頭戴僧帽、身穿銀鼬皮裘的蒙昧主義者。”〔3〕139

這裡須指出的是 ，“青年德意志”作為一場文學—政治運動，同時也受到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影響。正如科爾紐指出的，“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海涅深受法國聖西門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海涅相信，前者能夠幫助實現人的物質解放和精神解放，後者則通過宗教革命有助于實現政治革命，從而根本改變德意志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關系〔4〕20-21。

可以設想的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進步等，對于青年恩格斯而言，從來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允諾，而是一種值得期待的現實。以海涅作為榜樣的青年恩格斯，與當時德國思想界的慣常做法——過分地倚重觀念而輕視現實、以觀念革命作為革命的全部——必然有所不同。這也是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開篇中依然高度肯定海涅的原因所在。而且，經由“青年德意志”，青年恩格斯很早就意識到政治革命與宗教革命的纏繞關系。這段文學經曆注定其宗教批判是極其特殊的，他對虔誠主義②及其影響的觀察與批判從來沒有脫離過德國現實。

由此而言，青年恩格斯比青年馬克思更早地關注和參與到現實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中，畢竟正如青年馬克思自己所承認的，他是在面臨物質利益的難事時才深切地感受到抽象理論的乏力。換言之，對青年恩格斯而言，他之所以青睐“青年德意志”的文學—政治主張，不在于這些主張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觀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而在于它們恰當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風貌、文化風貌等，并為批判和改變這些風貌以及整體上的蒙昧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恩格斯此時還沒有獲得理解和批判世界的科學方法，但至少在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标上，他能夠有意識地将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等而視之，這些對唯物史觀的提出具有不言自明的意義。

除了海涅，“青年德意志”的另一位先驅白爾尼對恩格斯的影響似乎更為深遠，白爾尼本身就兼具劇作家、文學批評家、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等多重身份〔5〕。對青年恩格斯而言，白爾尼是一位與黑格爾并駕齊驅的偉大人物，他以文學實踐的方式推進了德國政治精神的發展，并且彌補了青年黑格爾派僅關注思想所造成的理論缺陷，為思想與現實的結合提供了可能性〔6〕274。青年恩格斯的這一評價無疑是非常精準的，即以黑格爾主義為代表的觀念主義，阻礙了思想通達現實的道路。如果思想不能準确地理解現實，甚至不屑于理解看似低于觀念的現實，那麼，何談改變現實和求得解放呢？在這一點上，白爾尼比海涅更加切中觀念主義的要害，相應地，其對青年恩格斯所産生的影響也更為顯著。

盡管此時恩格斯對現實的理解依然是模糊和相對膚淺的，盡管他也并不十分清楚思想如何與現實相結合，但至少“思想與現實的結合不僅是可能的還是必要的”作為一項理論的要求，深深地烙印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軌迹之中。而文學正是年輕的恩格斯得以擺脫宗教上的虔誠主義、批評整體上的蒙昧主義和探索一個更好世界的最初表達。類似的表達也出現在青年馬克思那裡，比如“哲學的世界化”與“世界的哲學化”以及後來提出的“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看作唯物史觀的萌芽，體現了一種截然不同于觀念主義的世界觀。

回到文學道路這一主題 ，至少在間接的意義上，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起點并不能被簡單地歸類為純文學領域，而應被視為裹挾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德國古典哲學等諸多要素的文學實踐。換言之，多元的思想因素在青年恩格斯直接接觸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之前，就經由“青年德意志”而産生隐微的影響。這就不難理解，青年恩格斯為何沒有經曆多少思想波折就轉向了青年黑格爾派，并在其後快速成長為一位共産主義者。

二、成為黑格爾主義者：以哲學作為批判的武器

與青年馬克思在柏林大學接受了良好的哲學教育并由此受到黑格爾主義的直接影響不同，青年恩格斯接觸黑格爾主義較晚并且更多地是以間接的方式。根據恩格斯在 1839 年寫給弗裡德裡希·格雷培的幾封書信，我們可以知曉：他在這一時期閱讀了施特勞斯的《耶稣傳》，并經由施特勞斯而接觸到青年黑格爾派、進而接觸到黑格爾哲學③。

與其說此時的恩格斯完全抛棄了“ 青年德意志”的文學影響，不如說“青年德意志”與黑格爾主義開始在他身上的彙合發酵，使得這個沒有任何哲學教育背景的年輕人在思想上快速成長。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言：“我正處于要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時刻。我能否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當然還不知道，但施特勞斯幫助我了解了黑格爾的思想，因而這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信的。何況他的（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本來就寫出了我的心裡話。”〔3〕224 也就是說，恩格斯并非通過直接閱讀黑格爾的著作而成為黑格爾主義者，而是經由施特勞斯及其《耶稣傳》而間接地熟悉了解黑格爾的思想。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恩格斯從未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黑格爾主義者，而且在超出黑格爾式觀念主義的桎梏方面要顯得更為容易一些。

鑒于施特勞斯對青年恩格斯的突出影響，這裡有必要提及費爾巴哈對施特勞斯的一番評價。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指出，施特勞斯将教會神學（包括耶稣的生活等）作為批判的對象，他自己則是将一般意義上的基督教或神學作為批判的對象；前者對基督教作曆史的分析，後者對基督教作曆史哲學的分析〔7〕24。或者說，施特勞斯側重從曆史的角度探究宗教事實的悖謬，費爾巴哈側重從哲學的角度探求宗教本質的悖謬。經由施特勞斯而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恩格斯，毫無疑問地受其思維方式的影響，尤其是對黑格爾主義的曆史觀情有獨鐘。正因為此，青年恩格斯才能借助于無限的曆史觀〔8〕，深化了此前的宗教批判以及對“青年德意志”的反思。正如他在《時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所講述的：“曆史從一個看不見的點徐徐開始自己的行程，圍繞着這個點緩慢盤旋移動；但是，它的圈子越轉越大，旋轉越來越迅速、越來越靈活……而且，每轉一圈就更加接近于無限。”“我們現在就處在曆史的這樣一個點上。自査理大帝以來登台亮相的各種思想，500年間不斷相互排斥的各種風尚，都企圖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權利再次強加于現代。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和路易十四的專制制度、羅馬的教階制度和上一世紀的虔誠主義，相互争奪消滅自由思想的榮譽！”〔6〕107

一方面，青年恩格斯對黑格爾曆史觀的青睐，直接出自當時批判的需要。他将宗教上的虔誠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以及“與教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這些強大的反動現象相适應的是文學藝術中一些不明顯的傾向”〔6〕108，看作是時代風尚（精神）的倒退，認為它們是極其有害和不可容忍的。換言之，此時的恩格斯已經明确意識到，宗教、政治、文學以及哲學是不可分割的，是同屬于時代精神的曆史産物。而且，他立足于社會的與曆史的現實而對宗教所作的批判，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青年黑格爾派沉浸于其中的哲學批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批判已經具有了社會批判的萌芽。

另一方面，這段早年哲學閱讀和思想批判的經曆，對于恩格斯形成自己的曆史觀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正如青年馬克思反對像曆史法學派那樣固守與古羅馬法相适應的曆史事實一樣，青年恩格斯同樣反對以早已消亡的制度與傳統（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制度與傳統）強加于現代，主張一種趨于無限變化、不斷發展與變革的曆史觀。所不同的是，青年馬克思最早是從《精神現象學》中發掘了黑格爾的曆史意識，并在克羅茨納赫時期閱讀了大量的曆史學著作；而青年恩格斯最初是對黑格爾的《曆史哲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并在其後受赫斯的曆史主義觀念的諸多影響。

無論如何，從曆史的角度理解宗教、政治乃至文學藝術，為“曆史的”唯物主義的出場提供了無可非議的鋪墊。畢竟，費爾巴哈借助宗教批判所達到的唯物主義，隻是直觀的唯物主義、從自然事實的角度理解現實的唯物主義、在曆史與社會層面趨于保守的唯物主義。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一時期的哲學積累，恩格斯能否與馬克思成為合作者将是未知數，更遑論晚年恩格斯所提出的曆史合力論了。

談到青年恩格斯曆史觀的形成，還有必要提及軍事實踐及研究所産生的特殊影響。從少年時代起，熱愛文學的恩格斯就經常在寫作中描繪一些戰争場面，而後不僅在不來梅時期旁觀過軍事演習，在柏林有過一年的軍旅生活，還于 1849 年參加了革命軍，直接投身于革命鬥争。當然，這些獨特的軍事實踐并沒有停留在行動的層面，而是極大地觸動了恩格斯，為唯物史觀注入了豐富的實踐要素。在一封寫給魏德邁的信中，恩格斯曾作過這樣的自我評價：“我自從遷來曼徹斯特以後，就開始啃軍事，我在這裡弄到的材料，至少對開端來說是足夠了。軍事在最近的運動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義，我往日的愛好，我在報紙上發表的匈牙利軍事通訊，以及我在巴登的光榮的冒險經曆——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在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夠發表一定的理論見解而又不緻太丢臉。……我是說要一般地熟悉各個軍事部門所必需的基本知識，了解和正确評價軍事史實所必需的細節知識。例如，基本戰術，築城原理（多少帶曆史性的，包括從沃邦到現代獨立堡壘的各種體系），以及對野戰工事和其他有關軍事工程問題（如各種類型的橋梁等等）的研究；還有一般的軍事科學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發展和改進而引起的變化的曆史”〔9〕291-292。

這段自述與馬克思對恩格斯《軍隊》一文的評價高度吻合：“軍隊的曆史比任何東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們對生産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聯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說來，軍隊在經濟的發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市民社會的全部曆史非常明顯地概括在軍隊之中。”〔10〕223

上述評價共同說明：軍隊及其曆史，尤其是伴随着現代科技的發展而在軍事生活中展現出的各種巨變，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物質生活之于政治生活、生産力之于社會關系的優先性地位。即軍隊作為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受制于生産力的發展水平。在這一意義上，恩格斯對軍事的興趣，非但不意味着他偏離了唯物史觀，反而還意味着他試圖為唯物史觀提供更豐富和更生動的佐證。

除了曆史觀的初步形成，青年恩格斯對哲學家謝林的批判，更是其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明證 。1841 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學旁聽了大量的哲學課程，其中包括謝林的講座。此時，他已經閱讀了布魯諾·鮑威爾的《複類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并作了《宗教批判筆記》，閱讀了費爾巴哈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質》，所有這些都為他記錄謝林講座的内容并展開針對謝林的哲學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哲學基礎。相比于馬克思對謝林的不屑一顧，恩格斯撰寫并發表了系列論文《謝林論黑格爾》《謝林和啟示》《謝林——基督哲學家，或世俗智慧變為上帝智慧》，為我們理解當時盛極一時的黑格爾與謝林的學術争論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概括地講，恩格斯對謝林的批判至少包含幾個不同的向度：其一，批評謝林妄圖以肯定哲學（實證哲學或啟示哲學）取代黑格爾的否定哲學，批評謝林以啟示代替理性、以神秘經驗代替實存領域，因而恩格斯的批判既是哲學批判也是神學批判 ；其二，批評謝林讓哲學依附于普魯士的政治統治，批評在理解哲學與現實的關系時去掉“合乎理性”這一維度從而使得哲學變成對不合理現實的直接接受，由此恩格斯的批判同時也是政治批判；其三，批評謝林難以理解黑格爾關于自然與精神的曆史性表述——“世界曆史哲學是精神哲學的皇冠”〔6〕360，批評謝林不理解新事物與舊事物的辯證關系以及自我意識的辯證發展，由此恩格斯的批判還展現為一種更為基礎的批判——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雙重批判。很顯然，對于唯物史觀而言的諸多關鍵性要素已經在這些批判中展現出來，包括唯物主義與無神論、辯證法及其與内在性和必然性相關的曆史觀等。

總之，這一時期的青年恩格斯快速地完成了從“青年德意志”向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蛻變。正如他在《評亞曆山大·榮克的〈德國現代文學講義〉》一文中所作的斷言：“青年德意志已經成為過去，青年黑格爾派出現了；施特勞斯、費爾巴哈、鮑威爾、《年鑒》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原則之間的鬥争如火如荼，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運動遍及一切方面……”〔6〕446隻不過，黑格爾主義者的身份之于恩格斯而言是極為短暫的，他很快就在更為廣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下，形成了更為激進的立場。

三、轉向經濟學批判：超出既定事實的前提性反思

從現有文獻來看，青年恩格斯與哲學的關系，似乎遠不及他與經濟學的關系那麼直接和親近。尤其是他自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直接參與商業實踐，并由此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可以說，商業實踐為青年恩格斯開展政治經濟學批判提供了堅實的經驗基礎，甚至在一定意義上，為唯物史觀後來能夠借助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資本主義的秘密提供了寶貴的事實依據。這一點可以通過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幾封通信獲得佐證。

在一封 1858 年寫給恩格斯的書信中，馬克思詢問了一個問題 ：“ 你能否告訴我，你們隔多少 時間——例如在你們的工廠——更新一次機器設備？……機器設備更新的平均時間，是說明大工業鞏固以來 工 業 發 展 所 經 過 的 多 年 周 期 的 重 要 因 素 之一。”〔10〕336 對此，恩格斯在複信中給予了非常詳細的回複，給出了機器設備更新的年限大概為 13 年，并指出過快的更新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導緻工業資本的不斷減少甚至工廠破産。馬克思對恩格斯的複信非常滿意，并進而追問了另一個問題：“……例如在你們工廠裡，或者更确切地說在一般工廠的營業中流動資本在原料和工資上是如何分配的？你們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動資本存進銀行？……”〔10〕341

由上可知，馬克思之所以不斷地向恩格斯提出這些問題并期待恩格斯的回應，是因為恩格斯作為一位實際參與資本主義工商業活動的實踐者，并且作為馬克思的合作夥伴，必定會給出可信的數據和事實。而這些事實恰恰有别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作出發點的自然事實，它們是曆史的與社會的具體事實，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式出現在唯物史觀中的研究對象。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就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甚至李嘉圖本人，一旦走進資産階級的思維怪圈，便陷于純粹幼稚的妄談。”〔10〕342 而恩格斯的出現，顯然很好地幫助他避免這類理論上的妄談，并促成了科學的資本理論的誕生。

1842 年遷居曼徹斯特後，恩格斯離開了柏林這座哲學批判的重鎮，轉而深入到資本主義的最前沿，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各類前提性問題進行批判，并撰寫了《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在這部曾被馬克思高度評價的文獻中，青年恩格斯辛辣地指出，試圖表現出仁愛的經濟學是僞善的、前後不一緻的和不道德的，一方面“它假惺惺地對重商主義體系的血腥恐怖表示神聖的厭惡，并且宣布商業是各民族、各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的紐帶”，另一方面“ 創造并發展了工廠制度和現代的奴隸制度”〔11〕444。不僅如此，他還敏銳地發現，要想摧毀這種虛僞的經濟學，就必須抛棄那種直接以私有制的事實作為經濟學前提的錯誤做法。在此基礎上，他還指出，“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産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11〕458-459，這種分裂造成了在生産大量過剩的階段上仍有廣大民衆無以為生的怪誕現象。

盡管此時的恩格斯未能像青年馬克思那樣以異化勞動的框架解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缺陷，盡管他尚不能對生産、資本、價值等重要的經濟學範疇作精深的分析，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對于經濟學所作的上述批判，明顯早于《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若幹論斷，并極大地觸動了青年馬克思。更為重要的是，就唯物史觀的資本批判朝向資産階級私有制而言，就這一批判指明資産階級私有制不同于以往的私有制而以勞動與生産資料的分離為前提而言，所有這些已經暗含在恩格斯的上述經濟學批判之中了。

盡管恩格斯在與馬克思展開合作之後不再從事系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但其早年的這段經曆卻不應被遺忘和忽視。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恩格斯早在 1843 年的時候，就已經對亞當·斯密、馬爾薩斯、薩伊、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對私有制、私有财産、地租等作了專門的研究與批判〔12〕。

這些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如晚年恩格斯所作的自我評價，“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隻起到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曆史力量”〔13〕232。這說明，他在 1843 年前後已經觸及唯物史觀的核心——經濟事實處于理解整個人類曆史的基礎性地位。就這一點而言，青年恩格斯與青年馬克思也是極為不同的：前者是從直接的商業實踐、經濟學閱讀與社會批判中得到這一發現，後者則是從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中推導出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的結論，并結合物質利益的難事而最終意識到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1842 年底至 1844 年夏天的這段獨立的思想探索過程，反映出多種思想要素在恩格斯身上産生了一種強大的合力，使得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此前的哲學批判、政治學批判産生了奇妙的共鳴。他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開頭這樣說道：“到處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隻是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政治學沒有想去檢驗國家的各個前提本身；經濟學沒有想去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11〕443

在這裡，恩格斯之所以将這些看似不同的批判歸為一類，恰恰是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僞善的、前後不一貫的”以及與自由的人性相敵對。謝林以捍衛實存領域之名而反對黑格爾的觀念主義，非但沒有抨擊和摧毀基督教的基礎，非但沒有将人的尊嚴和世界還給人自己，相反地，甚至還通過啟示的方式，将基督教的上帝作為一種自然事實加以肯定，從而再次強化了上帝與人的對立。這在恩格斯看來是一種虛僞的唯物主義，打着唯物主義的旗号卻開展着神秘主義的行徑。同樣地，政治學理論對政治國家賴以存在的各種前提不加反思和檢驗地全盤接受，從而實際上辯護了各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由此非但不能推動政治進步，反而帶來了日益保守的政治氛圍。經濟學理論亦是如此，在不加反思的情況下接受私有制這一現代經濟制度的基本前提，卻從未設想追問這一前提的合理性，由此非但不能解釋财富的快速增長為何伴随着日益普遍的貧困，反而到處為充滿着奴役、壓迫和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各種理論上的辯護。

上述批判，無論名為哲學的還是政治學，抑或是經濟學的，其實都反映出恩格斯深受黑格爾批判方法的影響。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反對接受任何一個意識發展階段上的既定觀念，更不會将直接給定的觀念奉為理論前提；同樣地，恩格斯也反對接受任何既定的經驗事實，而是主張通過不斷的追問和反思，不斷揚棄經驗事實中的那些不充分或不合理的部分，使有關現實的真理得以普遍和客觀地呈現出來。這一方法同樣被馬克思繼承和發揚，後來還被概括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具體—抽象—具體”。而挑戰既定的思想觀念或經驗事實的權威性，無關乎具體研究，卻能夠确保曆史唯物主義始終不會落入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或者經濟學、政治學的自然主義和保守主義。

綜上，曼徹斯特時期的青年恩格斯已經從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員成長為現代經濟學的卓越批判者。這一思想轉變過程看似短暫，卻是恩格斯開始形成自身理論判斷、學術特色的關鍵性時期，也是恩格斯得以與馬克思惺惺相惜繼而産生合作關系的重要節點。

四、走向共産主義：激進政治立場的形成

青年恩格斯最終走向共産主義 ，決非是偶然的。自少年時代起，他就對不同社會階層的極端不公平處境懷有深切的同情，比同齡人更早地開始社會問題的反思。比如在伍珀河谷時期，他敏銳地觀察到資本主義工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低矮的房子裡勞動，吸進的煤煙和灰塵多于氧氣，而且大部分人從 6 歲起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這就剝奪了他們的全部精力和生活樂趣。……下層等級，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廠工人，普遍處于可怕的貧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難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爾伯費爾德一個地方，2500 個學齡兒童中就有1200 人失學，他們在工廠裡長大，——這隻是便于廠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雙倍的錢來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廠主們是滿不在乎的，因為虔誠派教徒的靈魂不緻因為使一個兒童變壞堕落就下地獄，特别是這個靈魂如果每個禮拜日到教堂去上兩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6〕44-45

盡管這裡的觀察與分析與其後來使用的階級分析有較大的距離，但同時意味着青年恩格斯已經發現，他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十分不完美的、反人道主義的。這一樸素的認知為他後來走向共産主義奠定了最早的思想基礎。

在當時的德國，盡管不少學者已經認識到包括貧困在内的各類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但受制于觀念主義的影響，社會問題的讨論常常止步于宗教和哲學而非真正地深入到社會批判之中。相比之下，一貫重視從現實主義的角度進行思考的青年恩格斯，則較少地受到這種空談式的、學究氣的研究風尚的影響。尤其是在曼徹斯特的旅居生活，直接促成了其激進政治立場的形成。

從理論上看，恩格斯于 1843 年前後廣泛閱讀了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的論文和著作，包括羅伯特·歐文的小冊子、查爾斯·傅立葉的《關于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卡貝·埃蒂耶納的《伊加利亞旅行記》等，還特别關注了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刊物，如伊加利亞派共産主義者的機關刊物《人民報》。此外，他還閱讀了一些在當時産生重大影響、與這一主題密切相關的作品，比如蒲魯東的《什麼是财産？》。通過廣泛的閱讀和深入的思考，恩格斯已經察覺到這些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比如過分強調合法途徑的鬥争、解決社會貧困的方案過于理想化、在不觸及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推動财産公有而帶有明顯的空想性質、強調平等主義與禁欲主義等。

而促使恩格斯較早覺察到空想共産主義之局限性的，非赫斯的共産主義理論莫屬。一方面，赫斯始終關注社會問題，并從經濟的而非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角度探究這些問題背後的根源，并且主張在批判之上創造積極的東西，正所謂“從生活之樹上砍下幹枯的樹枝”“積極地塑造未來”〔14〕44。很顯然，赫斯的社會批判所導向的積極一面，尤其是經由“實踐”“行動”創造曆史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青年恩格斯與馬克思。這些影響具體地反映在，唯物史觀對實踐和曆史創造者的論述以及意識形态之虛假普遍性的批判中。另一方面，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積極未來的最終達成，對赫斯而言都指向共産主義社會的美好願景。在 1844 年的《共産主義信條問答》中，他從回應“什麼是勞動”這一問題開始，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廢除這種人的交易、相互的剝削以及所謂的私人營利，不能通過任何法令，而隻能通過建立起共産主義的社會，共産主義社會将為每一個人提供發展和運用人的才智的各種手段。”〔14〕172 赫斯對共産主義與勞動、個人潛能的發展之間内在一緻性的陳述，使得青年恩格斯得以超出哲學共産主義的狹隘視野，并繼而提出一種與社會實踐密切相關的共産主義理論。

從實踐上看，青年恩格斯曾對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展過廣泛的實地調查。在寫于 1843 年的《倫敦來信》系列通訊中，他不止一次地記錄了自己參與的社會活動：參與了憲章派和社會主義在索爾福德舉行的第二次全市集會〔11〕426；在曼徹斯特觀察到，“一個能容納 3000 人左右的共産主義者會堂，每個星期日都擠滿了人”，在那裡舉行的講演“講的都是貼近人民的問題，也有對牧師的揶揄”〔11〕435。那麼，他為什麼要親身參與理論之外的政治實踐呢？當時的英國已發表和出版了衆多的社會主義文獻，為什麼他不滿足于閱讀這些文獻呢？正如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自序中所說：“……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課題有關的純粹抽象的知識，我很想在你們家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為反抗你們的壓迫者的社會統治和和政治統治而進行的鬥争。我是這樣做的：我放棄了資産階級的社交活動和宴會、波爾圖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閑時間幾乎全部用來和普通工人交往。”〔15〕382

這些生動和直接的政治實踐，為青年恩格斯了解英國工人階級（包括不同地區的工人、不同産業的工人等）的具體生活處境、英國國内的危機、英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及其鬥争方式、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在民間的具體開展等，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青年恩格斯的這一做法，實際上是以經驗主義的思路回應了無産階級的普遍觀念如何與其特殊的經驗相結合的問題〔16〕。

不過，注重政治實踐并不意味着青年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流于經驗層面。他在批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書中明确指出，僅在理論上或僅在實踐上克服矛盾、消滅私有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為抽象的理論觀點容易淪為沒有事實根據的“狂想曲”，而具體的實踐經驗卻容易将特殊偷換為普遍，以為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足以普遍地代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11〕523。與單一的理論派過分重視普遍的觀念、單一的實踐派過分重視特殊的經驗不同，青年恩格斯試圖在普遍的觀念與特殊的現實之間尋求平衡，将研究視野從英國拓展到當時歐洲大陸，緻力于從整體主義的立場上理解共産主義。

由此，他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論斷：一是這場遍布歐洲的運動代表着曆史的必然，共産主義“是從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實際情況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結論”〔11〕474，或者說，共産主義代表着現代文明的一種普遍傾向性；二是達到共産主義即“在财産共有的基礎上進行社會制度的徹底革命”〔11〕474的方式和道路是不同的，每個國家都是基于自身的特殊情況而生發出共産主義要求的。這裡的特殊情況特别是指德國與英國、法國在社會變革方面的差異性，哲學共産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對變革德國現實産生了消極的影響。這一認知與青年馬克思、赫斯等人針對德國理論生活十分先進而現實生活極其落後的判斷完全一緻。總之，就這兩個論斷分别強調了共産主義的曆史必然性以及實現共産主義的民族特殊性而言，科學共産主義的表述在此時的恩格斯這裡已經初見雛形。

綜上所述，以青年恩格斯為參照系的唯物史觀前史，呈現為四個前後相接的思想階段，包括“青年德意志”階段、青年黑格爾派階段、經濟學批判階段和接受共産主義階段。盡管每一思想階段呈現為某一種理論要素的主導性作用，但實際上，多種理論要素常常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交錯與彼此影響；甚至也不存在純粹的思想觀念的變化，實踐的因素始終作為内在的組成部分而嵌入青年恩格斯的成長軌迹之中。在這一意義上，若要理解青年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觀的整體曆史語境，就要面對恩格斯與馬克思在青年時期的真實差異，就要包容性地接納曾經對青年恩格斯産生過重要影響的各種複雜且多變的因素。唯有如此，基于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溯源才是可能的。

【注釋】

①參見魯克儉：《國外學者論青年馬克思與青年恩格的學術關系》，《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8 期；覃詩雅、張亞甯：《國外學術界對恩格斯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啟示》，《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 年第 12 期；劉懷玉：《論青年恩格斯“另一條道路”的哲學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3 年第 1 期；周嘉昕：《走向唯物史觀的兩條路徑及其内在統一》，《哲學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②虔誠派是新教在德國的一個變種，既是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産物，也是德國社會改革的産物。一方面，虔誠派要求信徒應有虔誠的信仰，強調情感、經驗等因素在宗教信仰的重要意義，反對理性的宗教論證并與啟蒙理性相對，另一方面注重宗教實踐，要求信徒過清心寡欲的世俗生活。德國神學家和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同窗好友卻反目成仇的謝林與黑格爾，都或多或少地受虔誠派的影響，而這些思想巨人都曾經深刻影響了恩格斯以及同時代的德國青年人。

③自 1839 年起，在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成員施特勞斯的影響下，青年恩格斯開始閱讀黑格爾的著作，尤其是着重閱讀了《曆史哲學》一書，并在這一時期寫作了《時代的倒退征兆》《現代文學生活》《恩斯特·莫裡茨·阿恩特》《伍珀河谷來信》等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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