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闡釋“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第二個結合”以文化靈魂說為基礎，從生活視域、意義導向和精神維度等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第二個結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論，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升為政黨和民族的普遍自覺，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結合；以“第二個結合”為指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得到了全面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經驗、精神力量和哲學智慧被分别轉化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有力支柱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來源。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第二個結合”；思想解放

作者簡介：周可，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全面闡發了“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意義，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這一重大論斷及其蘊含的深刻意蘊，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讨論。現有研究從不同角度考察了“第二個結合”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二者之間契合性的創新性認識，着重闡揚了“第二個結合”凸顯的文化主體性、曆史自信自覺和文化自信自覺以及方法論意義。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題，“第二個結合”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闡釋“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從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視角來看，“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突出表現為，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結合，實現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的全面挖掘。

一、極大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

一般而言，“文化”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的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活動及其全部産物，狹義的文化是指人類精神創造活動及其産物，尤其是指思想學說和價值觀念。為了讨論的方便，我們這裡所稱的文化是指狹義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新世界觀，深入考察了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揭示出文化的雙重維度。這一理解深刻影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習近平立足新時代背景提出的“文化靈魂說”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馬克思恩格斯這裡，文化具有雙重維度。第一，文化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馬克思看來，實踐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動。人通過實踐改造無機世界、創造對象世界，從而生成了自由的、有意識的類本質。作為人類生命活動的産物，無論是廣義的文化還是狹義的文化，都與人的實踐密不可分，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2］（P54）。一方面，人的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特别是勞動一樣，都以自然界為對象，都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性。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學、藝術等意識活動的對象，又在精神文化活動中表現為人的作品和現實。而人的本質力量是指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思維、直觀、情感、願望和愛在内的人的活動和關系，其真正意義上的實現是指“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2］（P81）。另一方面，相比于物質生産活動，人的精神活動更能體現人類活動的自由性質。馬克思用“自由的精神生産”［3］（P296）概念來形容區别于物質生産的藝術和詩歌等精神産品的生産活動。恩格斯也認為：“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4］（P120）第二，文化是隸屬于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态形式。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藝術、哲學、宗教、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意識形态，是以觀念形态反映特定時代的經濟社會狀況的上層建築，總是被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決定并與之相适應。從曆史上看，“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是榮譽、忠誠，等等，而在資産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說來，統治階級總是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5］（P552）。恩格斯還在《反杜林論》中揭示出平等觀念的曆史性和階級性，認為現代資産階級的平等權利觀念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關系在思想上的反映，而無産階級要實現的是實際的、社會的、經濟的領域的平等，其實質是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别。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傳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文化”概念的雙重維度，盡管在不同時期對這兩重維度的理解方式和重視程度有所不同。總的來說，他們一方面從文化的意識形态維度出發，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探索新文化。五四運動期間，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自覺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從物質生活及其變遷出發探讨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命運。李大钊認為，倡導儒家倫理道德的孔子學說之所以兩千多年來一直支配中國人，就在于它是兩千多年中國農業經濟組織的産物，是中國古代大家族制度的表層構造［6］（P144-145）。瞿秋白進一步指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發達程度最終是由社會生産力的水平決定的，古代中國的“貴族式的精神‘文明’，譬如禅悅或者神悟，禮教或者儀式正是封建時代生産方法和技術内容的反映”［7］（P104）。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問題的思考，也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觀為基礎。一方面，他主張“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态上的反映”［8］（P694），所謂新文化“是在觀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8］（P695）。另一方面，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改造，體現了對文化的獨立地位和普遍價值的肯定。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8］（P534）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8］（P707-708）無論總結還是繼承傳統文化的珍貴遺産和思想精華，都承認傳統文化作為曆史的産物，産生于以往時代的社會經濟條件，卻具有超出特定時代及其條件的獨立地位和普遍價值。歸根到底，文化的獨立地位和普遍價值是由文化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産物和人類的自由本性所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從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重申毛澤東“關于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9］（P831），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産黨人日益重視傳統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優秀成分，進一步凸顯了文化的時代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在重要場合的講話中用“靈魂”譬喻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10］（P32），“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11］。靈魂觀念廣泛存在于世界各種文化中，并且持續至今。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指出，遠古時期人們對睡眠、做夢和生病等現象感到不解，在思考這些現象時形成了生命和靈魂的觀念，後者被認為既存在于人體以及萬物當中，賦予它們以生命，又可以與它們相分離，在肉體死亡後還可以繼續存在。泰勒征引世界範圍内多個民族的宗教民俗材料，得出結論：“事實上，原始的萬物有靈觀以衆所周知的觀點，如此令人滿意地闡明了事實，以緻它甚至在高級文化階段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12］（P351）習近平以靈魂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來類比精神文化之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無疑揭示出文化之于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和能動性。進一步而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靈魂說，還從以下三個方面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對文化本質的認識。

一是從生産視域轉向生活視域。曆史唯物主義主張從人類的生産實踐特别是物質生産活動出發，考察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會曆史現象。因此，馬克思強調必須在物質生産的基礎上理解精神生産；在談到藝術和科學時，特别指出藝術家作為雇傭勞動者的社會角色以及文化産品所凝聚的社會勞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家作為生産勞動者，主要不是生産出觀念，“隻有在他作為某一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的時候，他才是生産的”［3］（P149）；“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産品，書籍、繪畫、雕塑等等，隻要它們表現為物，就都包括在這些物質産品中”［3］（P165）。這種生産視域中的文化本質論固然揭示了文化作為精神生産活動必須服從特定生産方式的階段性和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的超越性和廣泛性。實際上，文化作為體現人類自由本質的創造性活動，其中的思想智慧往往超越了特定生産方式的限制，并且廣泛滲透于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和方面。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語境中，靈魂被認為一方面擺脫肉體束縛和時間限制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又賦予生命以動力和能量，起着支配性的影響作用。文化靈魂說正是借用靈魂的這一特性，闡明文化是人們在包括物質生産在内的社會生活中所積累下來、産生持續影響的思想遺産和精神支柱。基于這一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就不是與經濟、政治、社會等相并列的範疇，而是指代廣泛滲透于這些領域，且能象征和引領這些領域的本源力量。

二是凸顯了文化的意義導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物質生産視域考察文化，還形成了文化本質問題上的生成導向，即對人類文化現象的考察與思考，傾向于探讨文化生成的條件和過程。這種生成導向力圖揭示作為精神生産的文化本質上與其他物質生産活動是一緻的，服從物質生産活動的規律。“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産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産的普遍規律的支配。”［5］（P186）由此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深入考察了意識和統治階級思想的生成過程；馬克思還非常重視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文化生成的具體機制，認為資本主義生産所形成的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為社會的自由時間和全部文化奠定了物質基礎，因而得出了“資本創造文化”［13］（P257）的重要論斷。盡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完全忽視文化自身的意義，但是，文化靈魂說的提出，進一步凸顯了文化作為人類獨有的現象對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深遠影響和積極意義。高揚文化的意義導向正是習近平文化靈魂說的重要特征。他指出，對國家和民族而言，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對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靈魂”［14］。城市曆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澱，是城市内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标志。對政治生活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15］，政治文化對涵養風清氣正、積極健康的政治生态有着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文化自信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從根本上說都源于對文化的積極意義的深刻認識。

三是闡揚了文化的精神維度。由于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是在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學說展開激烈論戰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着重論述了文化現象背後的物質利益和階級關系。在批判施托爾希的所謂“文明論”時，馬克思指出，不能将物質生産僅僅當作一般的物質财富的生産，而是要根據其特殊的曆史形式來理解物質生産以及與之相适應的精神生産；進一步而言，“生産關系的一定的曆史結構”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系”［3］（P296）決定了一定社會形态下的精神生産的性質。因此，從社會關系結構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發考察不同時期文化的内涵和性質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思路。進入新時代，習近平一方面認為傳統文化中的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主要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另一方面從精神維度出發大力發掘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内涵和積極意義。他以“靈魂”譬喻文化，正是以世界各民族普遍持有的“靈魂”觀念所蘊含的與肉體相對的主體能動性來标識文化的精神維度。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經常将文化與精神并提，有時候又将精神比作靈魂。他說：“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16］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曆史中凝練出一以貫之且形态各異的精神信念，如“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17］（P40），以及中國共産黨人的精神譜系，充分闡揚了文化的精神維度。

二、有力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結合

在創立和發展曆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不僅強調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态維度，而且揭示出精神文化的自由本質，充分吸納了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充分借鑒和吸納了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第二個結合”倡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内在結合，将這一結合從個體自覺提升為普遍自覺。

從曆史唯物主義來看，一方面，包括共産主義革命在内的社會革命都要與那些依附于舊所有制關系的傳統文化相決裂。一旦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要求沖破現有生産關系的桎梏，變更經濟基礎的社會革命勢在必行，那麼，意識形态和上層建築就會發生或慢或快的變革［18］（P591-592）。與舊的所有制關系緊密關聯的某些傳統觀念必然會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遭受沖擊，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也作為思想形式而有其積極意義。馬克思高度贊賞古希臘的藝術和史詩，認為古希臘時代的藝術和史詩雖然産生于生産力落後的奴隸制時代，但是，它們代表着人類文化的兒童階段，不僅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19］（P35）。恩格斯也認為，法律和宗教等意識形态作為思想形式具有獨立性和普遍性。公法和私法“各有自己的獨立的曆史發展，它們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說明，并需要通過徹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來作出這種說明”［20］（P308）。宗教因适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産生，通過與已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并對這些觀念材料進行加工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20］（P312）。恩格斯的分析表明，傳統的法律、哲學、宗教發揮着表征人類思想形式的作用，能夠在時代更替中傳承和發展，盡管傳統文化的獨立性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關系對意識形态的決定作用。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優秀傳統文化的借鑒和吸收。除了德國古典哲學、近代唯物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外，人們不難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看到亞裡士多德和伊壁鸠魯等古希臘哲人、但丁和莎士比亞等人文主義學者、培根和洛克等理性主義哲學家以及歌德和席勒等浪漫派作家的影響。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舊交替之際成長起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有着深厚的傳統文化造詣，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運用和發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而呈現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不同形式。一方面，優秀傳統文化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橋梁和中介。李大钊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就形成了民彜史觀，這一史觀借用了中國古代政治的範疇，把握了儒家思想傳統的根本特質，并為他的革命改造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他敏銳意識到這場革命的曆史合理性，稱之為“庶民的勝利”。所以，李大钊很快選擇了俄國革命道路，進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不僅如此，毛澤東在《矛盾論》等著作中對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也都受到了中國傳統辯證法思想的影響，劉少奇對共産黨員的修養問題的重視和思考同樣借鑒了古代儒家的修身觀念。另一方面，優秀傳統文化被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賦予了全新的理論内涵。毛澤東重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實事求是”概念，把它從考據學意義上的治學方法和态度改造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識論範疇，并确立為中國共産黨的思想路線；劉少奇對共産黨員修養問題的探讨，把傳統儒家思想中脫離社會實踐、強調主觀自我的“道德修養”概念，改造成在革命實踐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提升無産階級思想意識，特别是倡導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服從黨的利益的倫理道德觀念；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概念，雖然出自《詩·大雅·民勞》所稱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但其内涵卻是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奮鬥目标，而非其本義所指的勞苦百姓對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與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黨人在創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借鑒和吸納了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結合。然而，“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絕非對以往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創造活動及其特征的簡單總結，而是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自信、機制和自覺等重要問題的認識。

首先，“第二個結合”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自信和深切認同。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特别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曆史性成就，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曆史性轉變，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接近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從世界格局和國際力量對比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新時代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世界經濟中心遷移和世界權力轉移擴散的同時出現了東升西降的趨勢。立足這個新時代的偉大成就塑造的曆史語境，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才能夠以平等的眼光和開放的心态對待西方文化，以寬闊的視野和包容的心态對待自身的傳統文化。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産黨人不是曆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23］近代中國的積貧積弱和落後挨打讓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和認同，并且在與文化保守主義的論戰中不斷強化其激進立場。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立場折射出來的是部分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内心深處的文化自卑。如果說新中國的建立讓近代以來備受屈辱的中國人從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起來，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那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則讓中國人逐漸消除了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自暴自棄，開始重建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在重要講話中對文化自信的強調，既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心聲，也代表了中國共産黨人在新時代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自信和深切認同。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4］，“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複興”［10］（P32）。

其次，“第二個結合”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論。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一方面承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存在顯著差别，另一方面主張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和方法，批判總結傳統文化，以發掘和繼承其中的優秀成分。即使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但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機制以二者的差别為前提，主要表現為理論方法與考察對象之間的外在結合。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和科學方法，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具體實際的組成部分，既是中國共産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對象，又是展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特性、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時不可或缺的民族形式。與之相比，習近平提出的“第二個結合”基于文化靈魂說，以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為前提，推動二者走向有機結合。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這種高度的契合性具體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和共産黨人的革命精神，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相通相合。這些論述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精神實質上的内在一緻性和思想内容上的共同性，是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在這一問題上實現的重大突破。一方面，它拓展了中國共産黨人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的理論視野。從有機結合論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不再是對馬克思主義而言完全異質的東西，其中的優秀成分也不必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濾鏡才得以發現。從更為廣闊的、關乎人的自由本質的文化視野來看，中國傳統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智慧與馬克思主義都具有與自身來源相區别的共性因素［25］，都具有超越其形成背景和經濟社會條件的普遍價值。另一方面，它更新了中國共産黨人考察和傳承傳統文化的基本方法。從有機結合論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不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批判性研究的被動對象，其本身就蘊含着豐富的内涵和積極的因素，因而能夠作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支撐。正如習近平所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1］。

再次，“第二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升為整個政黨和民族的普遍自覺。習近平指出，“第二個結合”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1］。這裡指的新高度意味着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自覺性超越了以往。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将馬克思主義與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已經初步形成了将二者相結合的理論自覺。不僅如此，在革命年代，中國共産黨人就已經宣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鮮明态度，并将其寫入黨的文件。盡管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内出現了錯誤對待傳統文化的事件和運動，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很快在思想文化領域撥亂反正。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都提到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體現了新時期黨對待優秀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和态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上升為黨和民族的普遍自覺。黨的十九大把“堅定文化自信”寫入大會報告，鄭重申明：“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10］（P35）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堅持“第二個結合”概括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經驗和根本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考察調研曲阜孔府、山西雲岡石窟、福建朱熹園、河南殷墟遺址和四川三蘇祠等重要文化遺産，在敦煌研究院、中國曆史研究院主持召開座談會，與主持編纂大型國學叢書《儒藏》的湯一介教授促膝交談；多次就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産保護傳承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專門緻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曆史研究院成立；先後出席紀念孔子誕辰研讨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還帶領中央政治局委員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集體學習。在他的示範和引領下，新時代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氛圍日益濃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斷增強。可見，“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标志着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已經從革命家和理論家的個體自覺上升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自覺，從文化領域的指導方針上升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本路徑。

三、全面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末立足世界曆史視野，探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和命運問題，中國共産黨人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都非常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但是，受限于曆史語境和理論視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未能得到充分挖掘。進入新時代，在“第二個結合”的指引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闡發以及系統且靈活的運用。

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已經注意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問題。他們在評論第二次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運動時集中論述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其曆史變革，揭示出中國人民在革命中展現的積極的精神因素。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從世界曆史的廣闊視野研究中國問題。一方面，他們認為以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技術發明對西方世界乃至整個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世界文明進程；另一方面，他們分析了近代中國的保守落後狀況，探讨了中國的未來前景。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的擴張必然将中國等東方落後國家卷入世界潮流。在這一過程中，以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必然被資本主義的先進工業經濟所打破，而與自然經濟相适應的封建專制和保守落後的精神文化進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命運。所以，馬克思十分痛惜清王朝的閉關自守和腐朽衰敗。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帶有作為“停滞的社會生活的産物”［26］（P125）的種種不足，但這場運動作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标志着中國人民形成了較強的危機意識和鬥争覺悟。“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鬥争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本身，似乎表明他們已覺悟到舊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紮，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26］（P66）這讓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們認為，“中國社會主義之于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甚至稱新中國為“中華共和國”［26］（P134）。

進入20世紀，中國共産黨人進一步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需要出發，深入考察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宣示共産黨人革命方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圍繞“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所重視的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價值。在他看來，在文化領域，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設的是文明先進的新中國。這裡所稱的“文明先進”，具體而言就是改變因舊文化統治而導緻的愚昧落後面貌，建設一種新民主主義文化。它既不同于自周秦以來始終占據統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也區别于近代以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而形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8］（P698，706）。盡管如此，前兩種文化并存的态勢構成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曆史語境。所以，要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必須回答如何認識和對待封建的傳統文化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不僅始終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強調傳統的封建文化植根于封建社會生産方式，而且倡導批判地總結和繼承曆史遺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判斷曆史遺産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的标準，就是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重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反抗精神，以及民族性、科學性和大衆性等特征。由此出發，毛澤東充分肯定中華民族在漫長曆史的進程中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頌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和革命傳統，稱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曆史遺産的民族”［8］（P623）。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黨的領導人進一步立足新的曆史條件和曆史任務，揭示出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内涵。鄧小平主張“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27］（P358），因而要求用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教育青年和人民，還“要繼續批判和反對封建主義在黨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種種殘餘影響，并繼續制定和完善各種符合于社會主義原則的制度和法律來清除這些影響”［28］（P368）。江澤民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不允許搞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29］（P158）。胡錦濤強調，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舉措之一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求“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适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30］（P27）。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比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全面地闡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時代意義。一方面，習近平認識到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23］；另一方面，他更強調通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來完成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他不僅在治國理政中吸收借鑒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經驗和成功做法，充分闡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精神力量，推動了文化主體性的構建，而且緻力于融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哲學智慧，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寶貴經驗和成功做法是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習近平強調，曆史是最好的老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事業，“需要充分發揮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偉大智慧，也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積累的偉大智慧”［31］。這主要是因為今天的中國是由過去的中國發展而來的，過去的成功經驗能夠為今天的治國理政提供鏡鑒，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曆史中創造了璀璨的文明成就，也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習近平高度重視在新時代的治國理政中吸收借鑒這些經驗和做法。他先後帶領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國曆史上的國家治理”“我國曆史上的法治與德治”“中國曆史上的吏治”等主題進行集體學習，要求從曆史上反腐倡廉、國家治理、法治德治和吏治的成敗得失中吸取經驗教訓、總結治亂興衰規律。他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31］特别是古代中國在廉政文化建設、協同法治和德治、官吏選拔和管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已經在新時代黨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吸收和靈活運用。例如，從夯實黨員幹部的思想道德基礎抓起，以思想純潔和道德高尚作為黨員幹部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确保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重視發揮法律的規範和道德的教化作用；造就高素質幹部隊伍，要嚴把德才标準、堅持公正用人、拓寬用人視野、激勵幹部隊伍積極性［32］。不僅如此，在外交工作和國際交往中，習近平倡導“正确義利觀”，主張義利并舉、以義為先，作到義利兼顧，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追溯到中華民族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優秀傳統文化［33］。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精神力量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有力支柱。“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1］文化主體性标識着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自信程度，反映了一個民族發展自身文化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在習近平看來，“第二個結合”是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途徑。隻有從“第二個結合”出發，才能挖掘出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積極因素，特别是其中的精神力量，進而為文化主體性提供堅強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中華民族曆史，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凝練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導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34］，以豐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内涵，增強其凝聚力和感召力，而且高度重視考古和曆史研究，由此深入開掘傳統文化蘊含的蓬勃力量。習近平先後帶領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集體學習，他充分肯定考古和曆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強調考古和曆史研究工作以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社會政治意義，要求将這些研究與中華文明的曆史脈絡、特質和形态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進而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源頭活水，更好地發揮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用。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進一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重要元素出發，凝練出中華文明的若幹突出特性。他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統傳統、精神追求、經濟倫理、生态理念、哲學思想、思維方法和交往之道等積極因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1］。如果說這九個方面全面、系統地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積極因素，那麼，奠基其上的四大特性則準确、生動地把握了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的豐富内涵。其中，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證明其回應挑戰、開創新局面的旺盛生命力，創新性證明其革故鼎新、敢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統一性證明其融合各民族文化、維系國土完整和文化傳承的共同信念，包容性證明其整合多元文化、廣泛凝聚共識的廣闊胸懷，和平性證明其追求和平、崇尚和睦、倡導和諧的交往理念。

再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哲學智慧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思想來源。在如何科學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習近平反複強調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說：“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内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内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35］（P57）正是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哲學智慧被改造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來源。其中，中國傳統哲學關于“天人合一”關系的宇宙觀和生态智慧被改造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習近平指出：“建設生态文明，首先要從改變自然、征服自然轉向調整人的行為、糾正人的錯誤行為。要做到人與自然和諧，天人合一，不要試圖征服老天爺。”［36］（P24）他還說：“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形象地講，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金木水火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環不已。”［36］（P55）中國傳統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則被改造為習近平的方法論。他多次引用清末舉人陳澹然《遷都建藩議》中的名句“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要求人們特别是領導幹部要有從全局、長遠和大勢的角度考慮和解決問題的戰略思維；多次引用《易經》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及“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等名句，希望人們能夠具備解放思想、突破束縛、與時俱進的創新思維；還大量引用體現古代中國辯證法智慧的名句和典故，批評諷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闡發以矛盾觀點為核心的辯證思維。此外，習近平還吸收改造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觀特别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以及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從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觀，形成了新時代的人民主體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37］（P81）。

總之，從理論上看，文化理論是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内容；從曆史上看，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形成和發展特别是世界化民族化的過程中必然面臨的難題。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曆史經驗的總結和升華，“第二個結合”把中國經驗提升為理論命題，在基礎、方式和效應等方面實現了重要的突破，具有鮮明的思想解放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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