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的解釋重心不在“堅船利炮”“師夷”或“制夷”，而在義蘊豐厚的“長技”一詞。結合對《海國圖志》全書的分析，此短語至少有四重義蘊：其一，“師長技”标志着中英長技的相對地位極其不平等；其二，長技的典範是于技術化的英吉利國内處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機；其三，社會技術化因民主政制而獲得更充分發展，而其起步則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縛；其四，内蘊機器運動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題，以理論化的形式表達了技術的崇高地位及其對宗教思想的解構。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語在魏源的思想裡對應兩條改制路徑：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緣型社會技術化；二是取法彌利堅國（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國）崛起的内生型社會技術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語并非如學界長期以來所認為的僅指向“堅船利炮”這樣的技術表象，而是既包含複雜的思想層次，又蘊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關鍵詞】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社會技術化；民主政制；宗教批判；《海國圖志》

作者簡介：馬曉見，哲學博士；現為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後，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源思想，中國内生現代性；博士論文為《“英吉利問題”與魏源的經世學》。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海國圖志》的序言及其開篇的《籌海篇》均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以下簡稱“師長技”）一語。此語被學界公認為晚清西學東漸的思想起點，但對其内涵的理解曆來存在争議。梁啟超曾就晚清社會變革的曆程作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化概括——層層遞進的“器物—制度—觀念”三階段，并将魏源“師長技”一語視作起步性的器物階段，或曰“堅船利炮”階段的思想代表［1］（P43-44）。梁氏的這一觀點幾已成為近百年來的學界通識。

然而，不少研究者均在研究《海國圖志》（以下簡稱《海志》）後提出，“師長技”一語的意涵超出“堅船利炮”的層面。1953年，馮友蘭較早地對主流認知提出了不同見解，他基于《籌海篇》文本與“向西方學習”這一問題視野，揭示出魏源的改革邏輯首在“洞悉夷情”，而改革對策次之。由此出發，他指出長技包含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三項内容，且将魏源的改革遠景解讀為三個步驟：先進武器的國産化；先進技術向民用、商用的推廣；“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的工業化未來，并以《海志·後叙》文本為證，指出魏源最後抵達了對19世紀美國民主政制的欣賞［2］（P18-21）。與馮先生的觀點類似，李漢武在《魏源傳》中亦将此語主要解讀為“向西方文明學習”，并認為《籌海篇》的工業化色彩與《海志》内部對英國議會制、美國民主制的記錄均在學習視野之内［3］（P155-176）。而陳其泰、劉蘭肖在《魏源評傳》中同樣側重于“師夷”所可能具有的豐富性，如《海志》記錄的蒸汽機、火車、織布機、運河、港口設施以及鈔票、銀行、彙兌、保險等資本主義工業、運輸業、金融保險業等内容，不僅提出“長技”一詞可以意味着技術民用與機器大生産，而且經由通觀《海志》對西方民主政治與文明曆史的記錄，将魏源的“師夷”理解為對舊有文化體系的整體性突破［4］（P472-491）。由葛榮晉主編、馮天瑜和周積明撰寫的《中國實學思想史》晚清部分也同樣着眼于“師夷”而判定此語“不限于技藝”，指出其涉及工商業、商品經濟、民主政治，并由此評價此語意味着中國人“邁出了突破中古藩籬的第一步”［5］（P181-182）。此外，魏寅《魏源傳略》［6］（P112-122）、夏劍欽《魏源傳》等書［7］（P155）的相關研究亦與上述結論大同小異。

吳根友的《中國哲學通史·清代卷》根據王夫之将制度亦看作“道器”範疇中的“器”這一哲學觀點，認為民主制度同樣屬于魏源“師長技”的内容，并從晚明以降西學東漸的曆史長鏡頭出發，指出此語“重新打開”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通道［8］（P569-572）。汪晖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則将“制夷”予以哲學化理解，指出《海志》已意識到中國面臨的是結構性危機，即鴉片戰争後被軍事暴力規置于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網絡的邊沿地帶，從而此危機為作為軍事策略的此語提供了動力，而此語自身又成為增強中國整體國際競争力的改制變法的動力。《海志》對民主制的肯定即服務于後者，而後者開始于“制夷”所要求的政制軍事化［9］（P638-643）。

要而言之，關于“師長技”一語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逐漸跳出了梁啟超的解讀框架，不僅得出了更多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且同時向後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問題：既然《海志》的内容超出于“堅船利炮”，那此短語的意涵究竟應當如何理解。但是，上述或側重“師夷”、或側重“制夷”的新解釋有一共同的不足，即并未嚴格根據此七字語的邏輯結構而準确選擇解釋重心。魏源對晚清面臨的外患局面有一個整體的态度，即“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10］（序P2），而在此七字語内部，“宜憤悱”與“宜講畫”分别對應着“制夷”和“師夷長技”這兩個層面。此處所謂的“宜講畫”既已意指“值得謀畫”，則其自區别于情感鼓動，而屬于理性思考後的戰略構想。因此，澄清魏源對“夷長技”的認知，是我們準确理解此七字語的關鍵所在。考慮《海志》全書關涉長技的内容十分豐富，故本文以“長技”一詞為分析重點，并結合全書内諸多涉及長技的讨論，以四個層面重新解讀“師長技”一語具有的豐富義蘊與深闳的改制理想。

一、中英長技相對地位的高度不平等

部分研究者判斷，“師長技”一語雖包含較強改革性，但尚未脫離那種自命“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及對異域文明的偏見［2］（P20）［4］（P490）［7］（P173）。然而，若着眼于長技的思想淵源而集中分析“師夷長技”四字，将揭示魏源通過對傳統禦外思路的根本性扭轉，不僅徹底抛棄了所謂的“天朝”心态，甚至主動将大清國設置于高度弱勢的地位。“師夷長技”四字并非來自魏源的憑空創造，而是脫胎自鴉片戰争時魏源對晁錯《言兵事疏》這篇古代軍事經典的研讀。在此疏中，晁錯基于對漢匈雙方擁有的各種軍事長技（如匈奴戰馬擅長機動于山地，而漢軍擅于步戰等）的詳細分析，進而提出：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兩軍相為表裡，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11］（P2281-2283）

晁錯的方略基于中國對匈奴在軍事長技上的相對平等（五比三）而建議漢軍吸收匈奴降軍并相對平等地“各用其長技”。然而，由于魏源将此“各用其長技”改寫為“師夷長技”，晁錯據以為前提的漢匈雙方圍繞于長技問題的相對平等關系便被魏源重新設置為中英雙方圍繞長技問題的高度不平等關系——中國長技曾擁有的與外敵相對平等的地位被取消，一如《籌海篇》讨論了多項英方長技，卻幾乎對中方長技不置一詞。值得補充的是，同時代國人對“師長技”一語的争議恰好折射了魏源的此種設置如何沖擊着傳統思維：流行的反駁意見是，合理的反制方略應當揚中國之長而避中國之短，而随着此種反駁被現實擊碎，“師長技”才漸成共識［12］（P163）。此外，此種圍繞長技的中英地位高度不平等，同樣由《籌海篇》諸多的具體策略以其他方式預設甚至強調：例如，魏源建議大幅收縮海防防線并主動放棄部分沿海島嶼，不守外洋與海口，僅防守内河，因其判斷“口門以外，則戰守俱難為力”［10］（P2）。又例如，《籌海篇》點明，“堅船利炮”可稱長技這一說法，實則僅對中國人有意義：“是英夷船炮在中國視為絕技，在西洋各國視為尋常。”［10］（P28）

由上可知，“師長技”一語在其思想起始處就預設了中英長技地位的強烈不平等。而下文将進一步揭示，此認知基于魏源對英方技術化社會具有的全方位富強狀況的根本覺知。

二、蒸汽機與英吉利國的技術化社會

百卷本《海志》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直接陳述改革方略的開頭兩卷《籌海篇》，百科全書式地記錄世界各國的60餘卷主體部分，詳細記錄西洋科技知識的後20餘卷補充部分。其中，《籌海篇》與後兩者的關系如下：前者通過探讨軍事改革而延伸指向技術化社會的改革遠景，後兩者為此改革遠景提供現實模闆：《籌海篇》強調，作為改革起點的新式海軍造船廠在完成軍事改革使命後應發揮向全社會推廣技術産品的功能，如新式船舶将提高沿海貿易與國内信息溝通的效率，望遠鏡、蒸汽機等均可民用。故其總結：

戰艦有盡，而出鬻之船無盡，此船廠之可推廣者一。……是造炮有數，而出鬻器械無數，此火器局之可推廣者二。［10］（P31）

在此作為改革起點的兵工廠的表層軍事功能之下的，是一個足以引發技術擴散的據點：“有盡”“有數”的軍事需求被滿足後，技術産品将推廣于“無盡”“無數”的商用、政用、民用需求。必須指出的是，此“無盡”“無數”的描繪并非魏源無心的誇張，而是其以英吉利國技術化社會為現實模闆而着意選擇的用語。《海志》以“志英吉利”為第一論述中心，而這一安排與“師長技”問題存在的深層次關聯是，英吉利國内部已形成國人聞所未聞的長技社會或曰技術化社會，并由此而成為世界經濟中心。《海志》的相關記錄首先是一種文本内的思想叙事，故為使本文讨論與此種叙事保持一緻，下文一般采用書内原有稱謂，如“英吉利”，或是19世紀美國的稱謂“彌利堅”。

相關資料裡，居核心地位的是被《海志》再三緻意的英吉利國本島上的機器化大生産：

機房、織造坊不可勝數，恒用火為機關。……有鳥槍局，日造萬餘枝出售。［13］（P1395）

田地瘠硗，故設奇器引水以溉之。……機房織造，不用手足，其機動以火煙，可代人力。［13］（P1384-1385）

制造之匠純用火機關，所藉以動機關者，煤炭。［13］（P1397）

居民不織布，乃制鐵鋼機關而造之。……其機關巧細，但弱女幼子亦可容易動之也。……鐵銅造鑄機關、鳥槍、大炮、刀劍各項器械……［13］（P1388）

“機動以火煙”“火機關”與織布的機關即今人所稱的瓦特蒸汽機與珍妮紡紗機。

英吉利國，……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間空中運動流轉之物，……惟有火力可借。……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長鐵管，插柄上下，張縮其機，借炎熱郁蒸之氣，遞相鼓激，施之以輪，不使自轉。既驗此理，遂造火輪舟。［14］（P1975）

今西方各國，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氣舟車所動之機關，其勢若大風之無可當也。或用為推船推車，至大之工，不藉風水人力，行走如飛。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細之業，無不能為，甚為可奇可贊！［14］（P2015）

此即英吉利長技的核心——蒸汽機，該機器為諸種新工具新生産的基礎，如火車、輪船、紡紗，等等。将蒸汽機稱作西洋“最奇巧有益之事”的緣由，于蒸汽動力對英吉利國富強地位的決定性影響中體現得淋漓盡緻。盡管魏源曾概括英吉利的崛起曆程為“專行賈”與“兵賈相資”［13］（P1077-1078），有研究者也依據《海志》而判斷魏源視網絡化的世界市場為英吉利富強之本［9］（P671），但深考《海志》，作為技術化社會核心的蒸汽動力方為英吉利國商貿之神髓。

其一，蒸汽生産激發出大規模的、構成世界貿易網絡的資源消耗和産品進出口，并帶來豐厚順差（下文均以某年數據為例）。資源消耗上，因蒸汽動力用煤，英吉利煤礦“每年出煤五萬二千五百餘萬石，礦深一百三十九丈”［13］（P1397）；因蒸汽紡織工廠用棉，“每年用棉花四十萬七千石以織之，皆由外國運進”。相關的産出品價值不菲，如棉花與布匹的價值達一億零二百萬兩、武器則五千萬兩。由此，英吉利獲取高額順差（如1837年3100萬兩），從而“國用充裕”［13］（P1388）。其二，蒸汽動力運輸工具的規模化使用由提高運輸效率而促進貿易繁榮：“其廣推貿易之法，有火輪船航河駛海，不待風水。又造��辘路，用火車往來，一時可行百有八十裡。”［13］（P1386）比較可知，英吉利國對蒸汽運輸的運用規模遠超其他西洋大國，如西班牙火輪船極少［13］（P1136），奧地利僅十五艘［13］（P1208），法國有數十艘［13］（P1297），而英吉利僅倫敦就有“火輪大小九百隻”“火車四萬輛”［13］（P1395）。上述兩點，共同支撐起英吉利國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凡他國物産皆聚于倫墩國都”［13］（P1387），“不止貿易一國一地，乃與天下萬國通商也”［13］（P1385）。比較各國貿易狀态或總額亦可見：意大利貿易蕭索［13］（P1218）；俄羅斯約一億七千萬元［13］（P1523）；法國約兩億六千萬元［13］（P1188）；彌利堅約兩億八千萬元［13］（P1637）；英吉利國則高達五億三千萬元［13］（P1378）。

此外，蒸汽機同樣有助于政務。除最直接的軍備制造外，《海志》還經由記錄蒸汽船如何于50天内将印度政務文書運至倫敦以展示英吉利内部高效的全球文書傳遞系統［15］（P975）。此外，共同構成此英吉利技術社會完整形象的還包括某些與農業社會迥然不同的場景：其國工業人口已頗可觀，且數量上已超農業人口［13］（P1388）；依靠于機械化農業生産，其國食物供應充足乃至于時而過剩［13］（P1384-1385，1397）。

總體上，長技的具體内容是以蒸汽機為核心的技術化社會：蒸汽機提供着效率驚人的生産運輸，從而支撐起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該長技形象既較“堅船利炮”這一平面化形象複雜且現代得多，也較早先研究者們以“點狀”方式觸及的相關《海志》信息而言更具有結構性和整體感。由此回觀前文論述的《籌海篇》相關内容，其背後的現實根據一目了然：中英長技地位之高度不平等，源于英吉利技術化社會的國力、國勢對大清國的壓倒性優勢；新式造船廠之有“無盡”“無數”的民用、商用、政用推廣空間，源于英吉利式的技術化社會已被魏源預想為未來中國社會改革的目标，而此技術化社會内對蒸汽機等技術産品的規模化應用，對應着長技之應用“無盡”“無數”的前景。在此意義上，若用今日通行詞彙表述，“師長技”一語首先在整體上指向了由當時的英吉利國所引領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三、技術化社會的政制土壤

《海志》裡的蒸汽機與英吉利國的技術化社會雖典型，卻并非全書中長技的唯一形象。以技術化社會為思考線索，尚可标識出三種相關類型：俄羅斯的次生技術化社會、土耳其的反技術化社會以及彌利堅的理想型技術化社會。至于其他國家則多與此四者相類，如安南類俄羅斯，瑞士類彌利堅，法國、德國等類英吉利而規模遠遜之，而大清國則類土耳其。綜合分析此四種類型，将揭示與技術化社會相關的政制土壤：民主制有利于技術化社會的充分發展，而社會技術化的出現有賴于掙脫宗教的束縛。

由于技術并非原生，而是源自引進的外國技術，俄國可稱次生技術化社會：

（俄國）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人猶雄悍，未谙西洋技藝。及至比達王，聰明奇傑，離其國都，微行遊于岩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13］（P1457-1458）

與英吉利一樣，技術同樣支撐了俄羅斯的國勢：引進西洋先進軍工技術使俄國迅速崛起為“最雄大國”。然而，此次生技術化社會缺乏英吉利式的基于本國科技發明（如蒸汽機）的技術化：“俄人不善制造”“惟招外國人入境教之”[13]（P1468），“（彼得堡）技藝惟賴日耳曼國及各國寄寓之人，以足其用”［13］（P1470）。可以觀察到，上述技術原創能力的欠缺與其國“君貴民輕”的政體有内在關聯：其國專制，國王“任意出令”[13]（P1473），貴族與教皇也權勢極大[13]（P1459），而大批農奴卻生活貧困，地位幾如牲畜［13］（P1460）。在此種政制土壤裡：

俄民頗聰明，……百姓不好文字，設學館萬一百五十，内有學生六十六萬。禁各種書冊，不準百姓誦讀。然翻譯外國書本頗多。［13］（P1473）

國中有能制造新奇者，必賞之。然所造之人皆用奴，工價省而賣價昂，終不如各國之精良也。［13］（P1468）

可資比較的是，英吉利科教系統發達、百姓受教育程度良好［13］（P1361，1384，1396），而俄國教育雖規模可觀，但百姓階層高度匮乏知識。作為結果，這些廉價且缺乏知識的“奴”無法達至高技術水準。俄國百姓在知識領域裡的作用被輕視，正如其“君貴民輕”的政制對百姓地位的漠視。與此内在一緻的是，俄國部分缺失着關于技術民用的記錄，僅可見技術的軍用，一如俄國的軍工技術源自彼得的引進，而英吉利的蒸汽機卻源自“智士”的發明。一言以蔽之，作為次生技術化社會的俄國，可謂成也尊君，敗也尊君。

專制政制對社會技術化的負面效果在土耳其國表現得更為突出，其成因也更複雜：

政事與歐羅巴各國不同，權操自上，令出惟行，弗惟反。國王謂之額蘭西尼阿。西尼阿者，神影也，以為奉神命而來治國。……國中鹹遵回教，以國王為教主，自誇其教之奧妙為别教所無。［13］（P1322-1323）

嗣有荷占王頗好文學，……然其所學皆章句辨論，不知格物窮理，反嗤他國所造千裡鏡、顯微鏡、量天尺、自鳴鐘，謂是小技淫巧。其天文不識歐羅巴之曆算，……其房屋繪畫、音樂等技，皆無巧妙。［13］（P1323-1324）

土耳其可稱為反技術化社會。其國不僅政治專制，且更有宗教專制與政教合一：其國王作為教主，“自誇其教之奧妙為别教所無”，而與此一緻，其君王在思想上對技術之“奧妙”保持封閉。與俄國君王開明而百姓無知不同，政教合一的土耳其從上至下均愚昧［13］（P1326）。作為結果，其君無從開始彼得大帝式的改革，而其國也連年慘敗于俄羅斯［13］（P1326）。

英吉利本為彌利堅母國，彌利堅繼承之而青出于藍，可稱理想型技術化社會。較之土耳其，彌利堅全方位與之相反，其國政治民主、信仰自由且技術水準位居全世界之首：

國中二十六部無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各首領起居、飲食、衣服亦無異平民，但事權屬之，人人皆敬之而已。［13］（P1618）

風俗教門，各從所好。……各設義學館，以教文學、地理、算法。……迩來又增學習智識考察地裡之館，重刊歐羅巴書籍，人材輩出，往往奇異。［13］（P1636）

技藝工作，最精造火輪船。即紡織棉布，制造呢羽、器具，均用火煙激機運動，不資人力。他國雖有，皆不能及。［13］（P1636）

彌利堅無君主，無教主。較土耳其與俄羅斯，彌利堅民智開化、人才輩出，且其蒸汽技術水平甚至超過英吉利。可補充的是，較英吉利的專利保護制度，彌利堅政府更是主動出面鼓勵創新。是故，在更為民主化的彌利堅，百姓地位更高，也更能發揮出才幹。大約是出于上述原因，《海志》于英吉利部分更突出技術，而于彌利堅部分則更突出民主。

上述比較已揭示民主政體因保證百姓發揮才能而對社會的技術化存在促進作用，但宗教對社會技術化的束縛性作用尚有待進一步說明。以英吉利崛起過程為分析對象：

（西洋）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謹。［13］（P1115）

（意大利）為天主教之宗國，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國王即位，必得教皇冊封，有大事咨決請命焉。……自昔惟意大裡亞足以綱紀西洋。自意大裡裂為數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競。于是佛郎機、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尤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13］（P1077-1078）

理解技術化社會與宗教的關系，需将上段引文的後條材料置于前條材料所叙述的西洋“治世—教化”結構中加以考察。舊秩序内，天主教教皇統治着“治世王”，而英吉利的“不務行教”意味着由此舊秩序中掙脫而出。自此，其國“奉教化之命惟謹”的“治世”場域獲得解放，從而使其國的富強追求獲得現實地位。由前述的英吉利技術化社會可知，富強追求是社會産生技術需求的基礎，因而掙脫出“教化王”的束縛是英吉利社會技術化得以起步的根本前提。同時，若比較彌利堅與英吉利則可見，由于英吉利将新教确立為國教，故其國雖掙脫了來自羅馬教廷的束縛，卻并未使其國内的“治世”掙脫出國内的“教化”；而彌利堅則更進一步，“教随人便”［13］（P1635），“欲随意侍上帝也”［13］（P1601），因此，對“治世”場域的解放更為充分，故社會技術化程度更為顯著。在此可補充的是，土耳其正是由于政教合一，故根本無從觸及“治世”場域，而俄羅斯因為其“治世王”不被宗教束縛的絕對權力，故能因其君主的自強追求而發動技術改革。總之，“治世”場域若被宗教束縛，則國家的富強追求将無從獲得其現實地位。在此情形下，技術将不被社會需要，于是技術化社會無從誕生。

綜上所論，可梳理出關于技術化社會的“土耳其—俄羅斯—英吉利—彌利堅”這一完整線索以及相關結論：首先，技術發展往往對國家崛起發揮決定性影響；其次，擁有不受“教化”束縛的“治世”場域是技術化社會誕生的關鍵前提，而政體是否為君主專制并不影響；最後，專制型政體抑制社會技術化的充分發展，而民主政體則是社會技術化的發展最有利的土壤。需澄清的是，上述線索與結論的得出，并非本文對《海志》諸多記錄的任意發揮，而是與魏源對相關國家的态度若合符節：《海志》全書對宗教、政治雙重專制的反技術國家土耳其譏刺最深，對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的技術最先進國家彌利堅褒揚最強。

四、“天地乃運動之機器”及其對宗教的批判

由于《海志》故意将諸種政治社會裡現實長技的相關表述混雜于其宗教讨論中，本節着重分析書中對長技諸層次内涵的理論化表述。《海志》全書彌散着對天主教的蔑視态度，而部分研究者将此理解為魏源對傳統儒教立場的堅持。但若着眼于全書整體思想傾向，此蔑視态度應當解釋為魏源對儒士與民衆排斥“夷教”傾向的策略性鼓勵，以配合其“塞其害，師其長，彼且為我富強”（天主教為“害”，長技為“長”）［13］（P1078）的基本改革方略。

《海志》中的《天主教考》借助獨特的“神天之神”觀念，對“塞其害，師其長”的方略進行了理論表達，大旨在于以機械主義自然觀的方式理解天地運動，并由此解構諸專制型宗教的理論基礎。由于批判同樣涉及儒教，故魏源的表述較隐晦。《天主教考》由魏源所寫，既包含對天主教基本理論、核心文本、曆史沿革的簡略而不失準确的介紹，也反映魏源對天主信仰、神學理論以及教士、教會的鄙薄态度。例如，此考完整翻譯了摩西十誡，又徑直将此事譏諷為“甚于趙宋祥符之天書”，并以摩西為“西域之王欽若”［15］（P817-822）。又如，魏源立足諸宗教理論的互斥性而追問“耶稣自稱神天之子，正猶穆罕默德之号天使，何獨此之代天則是，彼之代天則非乎”［15］（P822）。在此基礎上，魏源其對所知的天主教義作了總體上的懷疑：天主教“橫被西海，莫不尊親”，其理論簡陋又缺少西洋技藝的實踐功能，“豈其教入中土者，皆淺人拙譯，而精英或不傳欤”［15］（P822）。正因為對天主教義的質疑比比皆是，故《天主教考》對天主神學予以的唯一一次肯定特别值得關注：“曆覽西夷書，惟《神理論》頗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餘皆委巷所談，君子勿道。”［15］（P822）然而，《神理論》雖被魏源宣稱為儒學與天主神學的相通之處，但實質上，其中表達“神理”思想要害的卻是一種較正統天主神學或傳統儒學而言均可謂“異端”的天地觀：

天地乃運動之機器，所以運之者神也。［15］（P817）

上述句子在數百字的《神理論》中地位獨特。該論強調最高理論問題為“神天之神”，其中的“神理”是造成天地萬物存在及運動的道理。然而篇中大量的傳統表述僅籠統鋪陳了“天地萬物背後有道理”這一論點，而唯獨“天地乃運動之機器”這一難以被正統天主教義或任何儒學所兼容的表述，才直觀且具體地表述了這個道理。因此，抓住這一機械論的表述才能直達此“神理”于傳統遮蓋之下的真實面目——作為整個自然世界運行道理的“神天之神”的“理”，在根本上是、或至少是十分類似于機器運動的原理。

與此同時，内蘊機器運動原理的“神天之神”對各大宗教的理論根基有解構功能。《神理論》強調，“天地尚不可稱神”，同時“神天之神”則“獨一無二，最始無前。倘有對待而後起，即非神天之神也”[15］（P817）。考慮《海志》曾判定天主教、天方教、以及儒教的理論均根基于“本天”[15］（P817，823），故《神理論》将“神天之神”确定為“最始無前”的最高理論問題，等同于指出包括儒教在内的此三教的“本天”已然錯執第二問題為第一問題。在此可補充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神天之神”的内涵接近于近代機械主義自然觀，而此種自然觀的确立也确實意味着對教會世界觀的反對［16］（P52-54）。而在《海志》裡，“神天之神”理論不止涉及反對教會世界觀，更隐含地反對着儒教“本天”的世界觀。

上述讨論同樣涉及政治問題，因為尊崇“神天之神”也意味着對“神影”“天子”們的去魅：“古人有文武出衆、功德在人者，則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無二神可抗。”［15］（P817）因此，自擁有機器運動原理内涵的“神天之神”視之，反技術的土耳其君主與大清國君主号稱“神影”“天子”，其實卻在“背神”“背天”，而彼得大帝或蒸汽機發明者或可稱“天子”或曰“機器之子”。可見，此“神天之神”實為一種非常含蓄和隐晦的啟蒙論說，而其中要點，如對機器運動原理的推崇、對宗教專制理論的瓦解，均與前文對技術化社會及其誕生條件的分析在底層邏輯上保持一緻。

為補充說明上述“神天之神”理論在《海志》中被賦予的重要性，可特别考慮作為今文經學家的魏源的某些有意識的“筆削”（見“［ ］”内文字）：

火輪遄駛，……大則軍旅，小則貿易，往返傳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14］（P1975）

《海志》内尚有數處文本以《易傳》論“神”之語來比拟、溝通西洋技術。魏源主動增添的這些内容，既典型地反映了其強烈的主觀肯定态度，更意味着其在插入此類描述時心中之所系實為前述的“神天之神”。在此，魏源深化了《默觚》“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17］（P6）的觀點，以長技的運動原理統攝了西洋之“神”與《易傳》之“神”，從而完成了其《海志》的“神天之神學”的理論建構。

五、《海國圖志》的技術思想圖景與近世東亞改革的曆史邏輯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認為《海志》中的長技至少有四重義蘊：一是中英雙方圍繞于長技的地位高度不平等；二是英吉利國是一個成熟的技術化社會；三是技術化社會有與其相關的、起正面或負面作用的政制土壤；四是長技最後指向了一種機械主義的天地觀。綜合此四個層面的内容，可将《海志》的技術思想圖景作如下更具體地描述：第一長技是蒸汽機，作為英吉利國典範式的技術化社會的核心，其可被廣泛運用于國家富強的諸多方面。技術化社會的誕生無關民主制或君主制，而是有賴于國家突破教化的束縛，但其充分發展則有賴民主政體的建立。以機器運動原理為實質内容的“神天之神”解構着包括儒教在内的諸教化體系的理論根基，可視作此技術思想圖景的理論化表達。

由此技術思想圖景與四重長技義蘊出發，才能整體性地理解“師長技”的深闳改制理想。在魏源看來，依托長技而改制，首先需要突破大清國教化思想對技術的鄙薄。在此基礎上，魏源規劃了兩條層次不同的改制路徑：

西史言俄羅斯之比達王聰明奇傑，因國中技藝不如西洋，微行遊于他國船廠、火器局學習工藝，反國傳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洲最雄大國。故知國以人興，功無幸成，惟厲精淬志者，能足國而足兵。［10］（P31-32）

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10］（P31）

如魏源所稱：“自外入者其力弸，自内出者其力弘。”[17](P27)俄國的“彼得大帝路徑”代表着外緣型社會技術化，其所重在國，不求政制變革。該路徑旨在鼓勵君王“厲精淬志”地效法彼得，自上而下地學習西洋先進技術，發動以軍事技術為重心的變革，以使國家迅速崛起，從而完成初步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另一“東海之民路徑”則可稱内生型社會技術化，其所重在民，以學習長技為先導但要求政制變革。在此，魏源雖未明指其現實模闆，但“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一語無法指向百姓如奴的俄羅斯，而隻能指向“人才奇異，往往輩出”的彌利堅。因而，此路徑更充分地表達了改革遠景：對此“是興神物，以前民用”［18］（P169）的西洋民用技術的學習，終會引發“風氣日開，智慧日出”，并最終指向一個商貿繁榮、信仰自由、政治民主技術創新内生的理想型技術化社會。在此難以展開論述的是，《海志》“彌利堅”與現實美國差别頗大，帶有寄托着魏源自己理想的建構色彩。但此改革路徑由此而意味着，魏源心中的“未來中國”将像其建構的理想化“彌利堅”屢挫英吉利進攻那樣[13]（P1639），完成更高層次上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基于上述讨論，“師長技”一語之于近世西學東漸的深層次意義才有可能獲得充分揭示。

此語提出之前，西洋長技雖已于晚明傳至東亞，但其時尚較為粗糙，且被捆綁于傳教士的天主神學體系内，故其時中國經世學與日本蘭學對長技的吸收均不深入［19］（P581-623）［20］（P139-141）。有研究者着眼于此階段，将西洋技術稱為可驗證的“硬知識”，而将神學等人文知識稱為容易引發矛盾、遭緻抵制的“軟知識”［21］（P41-42）。借此區分，可以說魏源的“師長技”不僅切斷了技術知識與宗教思想的舊有從屬關系，且經由蒸汽機對國家社會的整體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民主、宗教自由對社會技術化的促進作用，建立了西洋“硬知識”與“軟知識”之間的綜合性關系。由此，西學東漸過程中，不僅“硬知識”的内涵得以大大深化，且這種新的“硬知識”既成為引入新的“軟知識”的基礎，又在面對因引進“軟知識”而可能引發的沖突時，充當了有力的且有直觀效應的減振器。

然而，此七字語的直接改革效應未能達及其思想義蘊之深遠的原因涉及多個方面。易知的是，腐朽的政治與過于保守的思想均妨礙改革，但同時魏源相關思想的特殊性則容易被忽視。其一，長技問題位于中國傳統視野的邊沿，故其重要性難以獲得理解：彌利堅無君制雖已“離經叛道”，其尚可與鮑敬言或黃宗羲的“無君”讨論發生思想對話，而蒸汽機原理與技術化社會對于傳統中國思想而言卻更為陌生。其二，魏源相對晦澀的表達方式。“蘭以谷中芳，玉以石中藏。卞氏何多事，必欲獻君王？”［17］（P501）正是因為已經預見到許多颠覆性的改革内容并非大清國可承受，故魏源并未汲汲于讓改革規劃徑直現實化，而是關切于為後來人提供足以指向後續改革的引導性思想酵母，并同時在蝶繭般的現實之内為未來的全方位改革确立起一個堅實的破局點。

正因如此，此語看似淺近，卻蘊含着非凡的曆史穿透力，如“彼得大帝路徑”意味着的朝向次生技術化社會的改革即對後世的東亞政治和思想格局變遷影響深遠。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先驅如吉田松陰等多對《海志》《聖武記》抱有濃厚興趣，而明治維新更是堪稱實踐此路徑的典範。與此相較，發端于“制民”而非“制夷”的洋務運動實則心不在焉［22］（P505）［23］（P522）。于是其後，次生技術化社會的日本擊敗了大清國，甚至擊敗了沙皇俄國。但同時，并未進一步改革的日本與内生技術化社會的美國在技術和國力上的巨大差距，在二戰中暴露無遺。而中國近現代史裡，洋務運動的結局可以說昭示着“師長技”所内在要求的對“教化—治世”結構裡的教化秩序的突破的缺失。是故，在深探董仲舒改制學的魏源與康有為之間，存在着越過王韬等人的思想橋梁：改革者須從教化内部為“治世”改革争取空間。甲午後的康有為，一方面以《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進獻光緒，以期君王真正踐行此“彼得大帝路徑”；另一方面則以《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向束縛性的舊有教化秩序提出改革訴求。但嚴格說來，這種次生的技術化社會改革在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完成，而我國的内生的社會技術化在近幾十年才較充分展開。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我們再次遭逢兩百年來未曾斷絕的長技之問：當代帝國主義向我國提出的挑戰裡，首當其沖的“卡脖子”問題，不是制度、觀念或貿易、軍事，而是光刻機、人工智能等新興長技。或許“師長技”一語當代啟示是，未來我國獨立自主的内生型社會技術化，将在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互動裡邁向更高層次。

總體上，前文對“師長技”一語多層思想内涵的剖析并不足以囊括諸多後來改革者的思想主張，而隻是對當代中國學界關于中國近代改革的公式——“器物—制度—觀念”提出了一種新的學術挑戰。在此，為進一步反思此公式解釋力的局限性，基于前述讨論，将魏源與康有為的差别作三點扼要的比較。其一，造成魏源曆史局限性的并不必然是其思想的保守，更多的是急劇的現實變動：魏源聚焦于英吉利蒸汽機革命與彌利堅立國，其後發生了電氣革命、德國及日本的崛起以及一戰爆發等事件，康有為也由此得以形成更豐富、充實的西洋觀與技術觀。其二，由上文可知，“師長技”一語内蘊着對現代西洋文明的深層次認同，而康有為則已開始對西洋展開一定反思，如其孔教會設計既關心政教分離，又要求對教化領域予以一定的保留［24］（P44-69）。其三尤為重要，涉及魏源改革思路的特色——“長技用民主”。若借用後世的用語“德賽二先生”，康有為更關心的“變政”［25］（P1-8）較接近“德先生”，而魏源的“師長技”則首先聚焦于以蒸汽機為第一要素的“賽先生”，并試圖基于此而引進“德先生”。是故，不同于洋務派以“中體”用“西技”或維新派以“西政”用“西技”，魏源的此條思路可稱為“長技用民主”，正如《海志》既傾盡全力地引入西洋科技知識，又堅定而并不急切地肯定彌利堅民主。

為充分理解此“長技用民主”的思路，有必要揭示其中的某些非西洋的思想基礎。魏源1826年編寫的《皇朝經世文編》内，第一綱“學術”與第二綱“治體”分别對應《海志》的長技問題與民主問題的思想基礎，且“學術綱”于是編為根本，而“治體綱”的重要性次之［26］（五例P1）。概言之，“學術綱”主旨如唐甄《性功》所言：“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并治？……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26］（P10）此種對穿衣吃飯問題的嚴肅關心延伸入《海志》，即發展為對蒸汽動力所帶動的高效率農耕、織造、運輸的關注。“治體綱”則頗具反君主專制色彩，見于其中顧炎武“天子一位”之論、唐甄《抑尊》之言等［26］（P333，354），此則延展為《海志》對西洋民主制的認可。在此，考慮是編開篇第一義“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26］（P2），其以治平天下的原動力在于“學者”這一立場，正如智士發明的蒸汽機構成了英吉利國富強之源；而反君主專制訴求在此則輔助着有志者的經世，因為君王退讓出的實踐空間将供經世者或長技充分發揮力量。考慮是編對晚明啟蒙思想的深度汲取，且被魏源替換且升級為《海志》的此種“長技用民主”的改革路徑，蕭萐父先生所言“由萬曆到五四”的中國内生性啟蒙［27］（P33）思想脈絡，在“師長技”一語裡似乎清晰可見。且此七字短語所包含的深闳改制理想本身，又構成了内生啟蒙思想脈絡内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關鍵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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