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四書通識》（中華經典通識）

作者：郭齊勇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24年8月

—— 作者簡介 ——

郭齊勇，beat365体育官网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名譽院長，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學院院長及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國際中國哲學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主席等。2006年被評為國家教學名師，2017年被評為“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專長為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著有《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等。

—— 内容簡介 ——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是中國人傳統價值觀的主要源泉。然而關于四書内容以及四書形成的緣由，為什麼朱熹以後四書能享受如此尊榮，甚至于地位不亞于五經，這些問題非深入其中、精研有得者，不足以解答。郭齊勇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儒學研究專家。本書是他多年來講解和研究四書的結晶，為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四書的合适門徑。

本書從“今天我們為何要讀四書”講起，闡述四書的意義、四書形成的緣由、朱熹诠釋的特點以及四書的學問性質。正文按照朱熹倡導的閱讀步驟，依次對《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進行導讀。結語部分讨論了四書與“四書學”的沿革及其現代意義。讀此一書，便可對四書的内容體系有完整而有機的認知，從而了解中國人的精神家底。

—— 前 言 ——

今天我們為何要讀四書

四書五經是我國最重要的經典。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主要彙集于或者說來自四書五經。學好四書是走進五經的門徑、階梯。

四書或稱“四子”，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無疑也是經典，是宋代人注疏、诠釋四書的集大成者，影響了東亞七八百年。

一、四書的意義

四書之于中國，如同《吠陀經》或《奧義書》之于印度、《古蘭經》之于阿拉伯、《新約》《舊約》之于西方。四書，特别是《論語》，就是中國人的聖經，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源頭。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大多數中國人接受了四書的影響，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着中國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于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然作為這社會的一份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緻和共同意識産生隔閡。四書表達了中國人的人生信仰與思想智慧。

中國台灣的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講，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有的學者、作家告訴我們，他們的人生觀是在十三歲上中學後的幾年間，通過必修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書），接受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等基本價值理念之後，就奠定了下來的。這些價值觀在不少人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地起着作用，乃至成為精神生命的主脈、做人做事的準則。我們周圍很多人，也是以孔仁孟義、氣節人格來滋潤生命，從而面對現實、立身行世的。我也有類似的生命體驗。其實，四書所講的，正是我們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

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作為其文化土壤或社會文化背景的有兩個東西，一個叫“文化認同”，一個叫“倫理共識”。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裡”的問題，是個體所歸屬的民族文化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與故園。所謂“倫理共識”，其實是在民衆中的一個隐性的，然而又具有約束力的價值觀、生活态度、對待家庭與社會的方式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社會、一個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不免會遭受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

實際上，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工商社會的建構，不能不依賴于“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而四書，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紮根在老百姓的心中，繼續為中華民族的成長與複興起着積極的作用。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調治現代的生活；中國傳統經典如儒家的四書五經，道家的《老子》《莊子》，佛家的《六祖壇經》《心經》等，同樣有調治的作用。

錢穆（賓四）先生說，中國文化史上有兩位偉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錢先生的這個說法是很有根據的。朱子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積極入世、關懷百姓疾苦的有為的政治家。其實真正的儒家，從來都是“内聖外王”相一緻的。“内聖”指心性修養，“外王”指建功立業。沒有所謂一心隻研究“心性論”或隻修身養性的儒家，或是一心參與政治事務的“政治儒學”。這兩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學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對“内聖”與“外王”或者因客觀條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絕不會偏廢其中任何一方。現代人也是這樣，我們修養身心，同時擔負着一定的公共事務，有一定的社會職責，仍然是德與業的并進。

二、四書的緣由

《論語》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傳弟子對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記載的彙集，并非成于一人一時。大約在春秋末期，弟子們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記載下來；通過口耳相傳，再傳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追記下來；後人編纂成不同的簡策（篇章）。大約在戰國早期就有了彙集本。傳至漢朝，至少有了魯、齊、古文三種彙編本。今傳本源于西漢末年張禹融合的魯、齊《論語》本。《論語》記載了孔子與弟子或當時的政治家、學者們的對話，平易親切，恬淡中寓意深長。

近年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發掘、整理出楚簡《論語》，拟名為《孔子曰》，與安徽大學收藏的楚簡《仲尼曰》相近，估計是戰國中期在南方流傳的《論語》。

《論語》不是一整套思想體系或倫理教條，多半是師生共同讨論，體驗天道、人事的真實記錄。它是儒家經典之一，東漢時被列入經部，在漢至唐代是婦女、學童的啟蒙讀本。《論語》是我國第一重要的書，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書。

《大學》是《禮記》（《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無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門曾子（曾參）及其弟子。唐代韓愈《原道》引用了《大學》，弟子李翺開始闡發《大學》的“格物緻知”論。宋以前沒有單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聖八年（1030）曾将單行本賜予新第進士王拱辰等。司馬光著《中庸大學廣義》一卷，《大學》《中庸》并稱别出。程颢、程頤兄弟表章《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以此作為上達六經的法門，又稱《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

據程朱的解釋，古代王公貴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學習待人接物之禮，大學則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之理兼通内外，内則詳說修身的步驟，外則講明做人的規模，是初學者的入門書。先學《大學》，以明學習的次序，其要點在格物緻知、誠意正心的修養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窮理，誠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獨。《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隻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禮記》（《小戴禮記》）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單篇别出，由來已久。《中庸》為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文句雖在漢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則毫無疑問。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兩篇，受到曆代朝野的重視。唐代李翺的《複性書》，最早發掘了《中庸》的性命之學的價值。宋儒周敦頤等進一步闡發了《中庸》的形上學與心性論。邢昺向宋真宗陳述《中庸》大義，為真宗采納。宋仁宗以《中庸》賜進士。範仲淹授《中庸》于張載，啟導張載入聖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并行。程頤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複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區别，人心生于形氣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該書講天命、率性，即是講道心，所謂“擇善固執”，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謂“君子時中”，即是執中的意思；所謂“率性”，隻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書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記錄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的注有漢代趙岐的《孟子章句》。《漢書·藝文志》雖将《孟子》放在諸子類，但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它是輔翼“經書”的“傳”。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趙岐尊孟子為“亞聖”，把《論語》《孟子》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為“傳”。中唐以後韓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統說。五代後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經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被列入經書。北宋第一流的學者與政治家孫複、石介、歐陽修、王安石等，響應韓愈的道統說，尊崇孟子，重振儒學的工作遂為士子所認同。到二程時，已将《論語》《孟子》并提，其地位已淩駕于六經之上。

《孟子》一書，主要是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求其放心。韓愈說：“惟孟轲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轲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說：“《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隻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四書章句集注》）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來，四書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内容。

我們認為，原來分别刊行的《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之所以慢慢結集成為四書，有文化的原因與社會的原因。

先說文化的原因。面對佛學、道教的挑戰而重建中華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書形成的文化原因。經過曆史上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開始積極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揚棄佛學，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中國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統，包括哲學的宇宙觀、形上學、心性論。宋代真正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曆史實踐證明最适合中國社會的儒家思想為主體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學”或“理學”作為精神世界的時期。其興起，正是中國知識人面臨政治、民族危機，特别是外來文化思想的嚴重挑戰而産生的一種“文化自覺”。

自唐代韓愈開始，至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孫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颢、程頤）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說是數代知識人重塑中國人的終極信念與價值系統，從高的層次與水平上回歸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即回歸“六經”、孟子、孔子、周公的過程。朱子與同時代的學者（呂祖謙、陸氏兄弟、陳亮等）間的辯論，朱子之後的陽明學及明代的其他心學、氣學諸論，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盡管異彩紛呈，創見疊出，派系繁複，争論不休，然合而觀之，其所同大于所異，深論細節千差萬别，而總體上莫不仍舊環繞着一個中心而展開，這個中心就是對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評、揚棄、消化，重建中國人自己的宇宙論與本體論，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信念、信仰、終極性等）及超越追求與現實關懷的關系問題。宋明理學（道學）重建了宇宙論、本體論和心性修養論，重建了道德形上學的體系。這一時期的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最大貢獻是抽象程度很高，不僅讨論宇宙自然的發生與發展，而且進一步讨論天地萬物的根據、本原和普遍規律等形而上的問題，包括人的終極關懷問題。

再說社會的原因。唐代以後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四書形成的社會原因。宋代與唐代及以前時代的區别，在于宋代開始了平民化的過程，傳統社會貴族與庶民二元對立的結構開始解體。宋代的經濟水平、城市規模與文化繁榮的程度，都是當時在地球其他地域生存的民族所無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觀！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解體之後的平民化的社會，需要凝聚中華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蘊含社會理想、做人之道與終極信仰的文本或經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層社會人士誦習的五經，逐步讓位于平民誦習的四書。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四書當然不可能取代五經，宋代以後，士子有關五經乃至十三經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頗多創構，然而從整個社會文化來看，四書已成為家傳戶誦之學，成為朝野、城鄉文化的主流。

四書與“四書學”是因社會民間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産物。孔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學下移民間，開創私學，删修六經，在士子中開啟經典整理與诠釋的傳統。朱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講學民間，注釋四書，在社會大群中開啟四書的新傳統。借用今天的話來說，點擊率高的關鍵詞，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顔”）與五經，宋以後則是“孔孟”與四書。這也是錢穆先生說過的。北宋确有擴大經學範圍和重新注釋經書的文化運動，于是有了四書的形成與流行。

三、朱子的诠釋

朱子窮其一生為《大學》《中庸》作章句，為《論語》《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餘年，“改猶未了”，直到臨終前三日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真是做到了“畢力鑽研，死而後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關西大學訪學。5月27日，我與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術館參觀流失海外的中國書法展覽，乃美國、日本收藏的書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都未曾見到的珍品，如王右軍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連忘返，那就是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朱子行書《論語集注》殘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場上買到的。展出的是《論語·顔淵》部分，寫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我與内子在這一珍貴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覽看完後，我們又回過頭來再次行注目禮。此次展出的朱子墨寶，還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朱子草書尺牍（3件合）等。

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特點是，以洗練的文字，逐句解釋四書之難點、要點，先注音，再釋典故、人物，包括難字難句，接着解釋其義理。應該說，朱子仍是以訓诂為主，以疏通文字為主。《四書章句集注》有關義理的解釋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學家的看法，他首先還是講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學的基本知識與道德義理加以闡發，特别是在疑難處，遇到一些範疇與關鍵詞，遇到一些與漢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發揮宋儒觀點的地方，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學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釋。在引用了前人或當時人的看法後，如不需再說則不說，如需要加以抉擇判斷，則加“愚按”“愚謂”予以判定，或者留有餘地。在章節之末，以“此一節”“此章言”“此言”雲雲，加以總結。需提醒讀者注意上下文相互關聯處，也特别加以說明。除哲學名詞和特别便于發揮處的義理是宋人的或朱子個人的理解外，一般說來，全書注釋大體上是公共性的知識，故而這是非常精要、深刻而難以替代的四書教材。朱子的學生李性傳說此書“訓釋最精”，是非常确當的。當然，清代以來有了其他的訓釋四書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義》，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等，在訓诂上更加完備、準确，但仍然無法代替朱子的這部著作。讀者不妨參讀。朱子的這部著作無疑是宋代人四書學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書體系化了。

四、生命的學問

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在元仁宗延祐年間被欽定為科舉考試的主要教材之後，在朝野有了更為廣泛的流傳，影響更大。當然，一旦被欽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士子登庸利祿的工具，越到後期傳統社會，就越來越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潑、清新、創進、健康的精神資源的價值。

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近世影響我國的最深遠的著作，也是影響東亞的最深遠的著作。本書傳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之後，當地的儒學專家對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國的發展，賦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創新意義，在學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間也有廣泛的影響。東亞儒學的四書诠釋有非常複雜多樣、生動豐富的傳統。

如何讀四書？現在對古代經典的诠釋，有一些低俗化的傾向，對于民間文化來說，淺一點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衆的水平，努力把“戲說”“俗講”引導為“正講”。

“四書學”在今天仍有勃興之勢。從近十餘年來我與同仁在學校、社團、企業、媒體、地方圖書館等處講授四書的情況來看，深感民衆迫切需要，又特别歡迎，他們對四書有一種親和感，而且能從生命的體驗中、從生活的實踐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書仍是現代中國人最好的精神食糧！

關于四書的讀法，朱熹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卷第十四）有人可能會說，為什麼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驟呢？我們當然可以各行其是，不過，朱子的讀法符合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原則。

我們學習四書，首先要疏通文句，讀懂弄通每一字、詞、句、段的本來意思。這還是要從文字、音韻、訓诂入手，借助相對準确的注疏、解釋，把握原文、原意。

我們學習四書，根本上是學習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聯系實際，知行合一，修身養性，完善自我。程子曾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隻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四書章句集注》）我們不是為讀書而讀書，為讀經典而讀經典，讀經典一定要與自己的身心修養，與我們的生活實踐聯系、貫通起來，變化氣質，改過遷善，嚴于律己，誠心為民。程子說，學者須将《論語》中諸弟子的發問當作自己的提問，把聖人的回答視作今日耳聞，自然會有所得。假如孔孟複生，不過以此教人。如若我們能把四書中的話，深切求索，反複體會，再三玩味，定能涵養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職工作，服務大衆。這樣，就能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做一個君子，改變自己，改變世界。

所以，四書要用心去讀，以生命對生命，以心靈對心靈，以真誠對真誠。古代聖賢指點人，不是權威說教，而是啟發學生或讀者自己去領會。儒學是“生命的學問”，要體驗、實踐，身心合一。我們這裡說的“生命”，是德化的生命。學習四書五經等典籍，要身體力行，學以緻用，不能所學與所行脫節。《四書章句集注》這部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教過多少遍了，反複誦讀，每一次都有新的體驗與收獲。

總之，四書是中國人基本信念、信仰的源泉，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在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四書中的“仁愛”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财富。

—— 目 錄 ——

今天我們為何要讀四書

第一章《大學》導讀

一 大學之道 學以成人

二 内聖外王 三綱八目

三 誠意正心 修身為本

四 修己安人 治平天下

五 德本财末 以義為利

第二章《論語》導讀

一 儒家、孔子及其弟子

二 《論語》及其诠釋

三 核心範疇 仁學意涵

四 為政之道 德治思想

五 公私觀與正義論

六 君子人格與聖人境界

七 學習的文明：為己之學

八 教育方法

九 生命體驗與成就人格

十 儒學的曆史地位

第三章《孟子》導讀

一 孟子其人其書

二 性善論

三 仁義内在

四 仁政與民貴君輕

五 人格修養

六 親情倫理

七 曆史影響

第四章《中庸》導讀

一 “中庸”原意

二 孔子的中庸思想

三 子思與《中庸》

四 《中庸》要義

五 《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六 “中庸”的思維方法論及其當代價值

結語：四書與“四書學”及其現代意義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