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代文明間的交流互動，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深度還是廣度，與過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曆史上文明間交流、互鑒的經驗，仍值得我們認真咀嚼與借鑒。

文明間交流、互動、發展有什麼規律呢？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文化與佛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的文化交流、互鑒的成功經驗與未來前景如何呢？

印度佛教于東漢傳入我國，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格義，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至隋唐時期蔚為大國，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華嚴宗、天台宗、禅宗等，終而與本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繼而，儒釋道融為一體，至宋明時期經過知識人改造，形成為道學（或理學），傳到東亞，道學（或理學）成為整個東亞的精神文明。

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會通也是文明交流對話的典範。正是在回儒學者以儒诠經、以回補儒、回儒兼修的良性互動中，伊斯蘭教在明清時期實現了中國化，而且形成了回族。自此，伊斯蘭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西學東漸主要是指基督宗教文化等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相沖突又相融合的過程。十七世紀初，以利瑪窦為代表的傳教士來華傳教。經過曲折複雜的曆史過程，不僅西方宗教，而且整個西方文化，包括科技文明傳入中國。基督宗教逐步中國化了，它也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佛教東傳、伊儒會通、西學東漸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本土的儒、道文明之所以能夠與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文明在碰撞中交融，最主要的是它們有根本的相通處。以儒家為例，儒家文明與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文明既有區别、差異，又有内在的認同與深層的一緻性。佛、伊、耶的戒律、聖訓與儒家的訓條、格言有相互會通處，雙方在孝敬父母、生活倫理、教化民衆、中庸之道等方面，在私德與公德上，也有深刻的一緻性。儒家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常（仁義禮智信），在佛、伊、耶的道德之德目中，大體都能找到相應的名目與内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伊、耶與儒家文明交流互鑒中，佛、伊、耶的大德大師在雙方理論與實踐的融會貫通上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如東晉大德慧遠兼顧儒佛兩方面的特點與尊嚴，對中國佛家倫理觀與禮制的确立及中國佛教對王朝态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隋唐天台、華嚴、禅宗的領袖與學者都緻力于儒佛的融合。明末清初的王岱輿、清初的劉智，都是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他們深通中國文化，特别是儒學，把伊斯蘭教義與儒學結合起來，使兩者交融互補。西方傳教士利瑪窦于明萬曆年間來華傳教，服儒服，讀儒書，以漢語著述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并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對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在亞洲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在與諸子百家，特别是與佛道二教相互批評相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所以碩果累累，延綿不絕，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文化、儒家文化自身的性質：和而不同，兼容并包，開放多元，博采衆長。中國文化，包括儒學，它的同化力、融攝力很強，善于消化吸收不同文明與文化的因素與成果，壯大并豐富自身。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學”，并不是漢民族的專利，其中彙聚了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共同擁有的文化精神資源，正所謂“一體多元”“和而不同”。我國不同時空、不同民族、地域的豐富多彩的文化不斷交流融合，其中還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整個中國文化史可以說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互動、融合的曆史，是多元一體的中華各民族的文化史。

儒學不是中國的專利，它屬于東亞各國。儒學自宋代以後，特别是明代以後，就是東亞社會共有的思想資源，日韓越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在爾後的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儒學傳統，都有創造性。儒家文化就在家國天下中，它在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東南亞等地的發展，都是自然形成的，是很自然的過程，滋養了這些地域、社會的方方面面。儒學成為漢字文化圈的主要精神導向是自然形成的，儒學就是一種文明、一種修養，它浸潤家國天下的各個層面。因此，儒學是一種社會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不是意識形态也不是宗教，它是一種儒家士人主導的文化，當然它有自己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與信仰系統。

中國文化、儒學的發展史是“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曆史，恰好證明了“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

今天，中國文化、儒學面臨新的挑戰，面臨新的發展契機。首先是文明間的對話與交流，此外還有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如人工智能）的挑戰，以及現代公民社會個體自主自由意識和民主社會的挑戰。儒學也需要自我揚棄與轉型，它不可能像在傳統社會那樣包打天下，它在今天應與時偕行，吸取時代的精華，回答時代的問題。儒學自身有自由的傳統，也可以在現時代借鑒西方文明而調适上遂，返本開新。

當前，人類面臨科技與商業文明的挑戰，儒家、基督宗教等傳統所面臨的共同危機是“超越”性的旁落與意義世界的坍塌。現代神學思潮企圖消解神化，重視經驗與過程，并日益俗世化，由他世的性格轉變為現世的性格。由此來看，儒耶二者正可接近。在現代多元文化架構下，持守“即凡即聖”理念的儒家，比之基督教反而有一定的優勢，可以把這一睿智運用于當下。

我們可以從伊斯蘭教、佛教、基督宗教與儒家、道家傳統中找到共識與普遍性倫理。比較宗教學啟發我們重視儒家資源的終極性及人在現代的安立問題，發揮儒家在當代宗教與文明對話中的積極作用。

全球化趨勢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識并導緻本土化的響應，地域、族群、宗教信仰、語言、性别、階級、年齡的矛盾沖突屢見不鮮，有時甚至相當尖銳，這正是文明沖突與對話的背景，恰恰表明文明間理解、溝通與對話的必要。

文明對話、交流、互鑒的經驗無非是兩條：一方面，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健康發展，返本開新，創造轉化，特别是不能封閉，而要堅持開放多元，對話交流，尊重他者，吸納百家；另一方面，我們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自有定力，反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今天我們處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時代，因此一定要有文化自覺，深入開展文明對話。文化自覺是文化交流、文明對話的前提。我們首先要認識與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而尊重其他文明傳統，這樣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及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理解、對話、交流與互動。

我們必須重視普遍價值。在杜維明看來，作為儒家倫理核心價值的“仁”，即忠恕之道夠得上是全球倫理，或者說忠恕之道是普世價值的儒家表達。儒家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消極原則，與之對應的積極原則是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的仁愛，正是忠恕之道一體兩面的展開。杜維明指出，這兩條原則應成為人類“責任宣言”的基本原則。你的生存發展與我的生存發展不是零和遊戲，而是寬容、溝通、雙赢。他進一步指出，儒家“愛有差等”進而推己及人，恻隐之情的向外推展，及“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應視為人類與自然協調、平衡、和諧的原則。

近些年，我在前賢基礎上提出了新六倫、七倫重建的問題，即對五倫做出創造性改造。新六倫或七倫之新，在于各倫增加了新的内涵，更強調平等、互動、互補，且增加了同事一倫與群己一倫。正常的同事關系、上下級關系有助于現代職業倫理的建構，正常的群己關系有助于新的社群、公民道德與文明間的對話。這兩倫的健康重建，可應對個人與社會、國家、人群之間或陌生人之間的交往，乃至調整人類與天地、山河、動植物類的關系，處理好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

儒學發展機緣巧合，有時代、地域的背景、制約與需求。儒學在今天中國大陸的複興與重建，說到底還是自身的社會需要。經濟發展了，社會安定了，自會有這種需求，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終究要找到自己精神信仰的歸鄉與故園。現在有的青年學子出現心理失衡，十分焦慮，精神包袱排解不開，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個人心理問題，或源自家庭，也可能是社會的因素。這可以用國學智慧來加以調節。中國傳統的價值理想與人生信念，特别是儒、釋、道、耶、回與宋明道學（或理學）中的智慧，會給我們提供一些心理調節的資源，首先是人生的目的與意義的貞定，乃至宇宙意識的開發。中國文化中充滿着生命與生存的大智大慧，需要我們慢慢咀嚼、體驗與實踐。

作者：郭齊勇,beat365体育官网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山東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2017年獲評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獎及湯用彤國學獎。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文章來源：《半月談•文化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