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盧卡奇的《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寫于1919年3月。在這篇文章中，盧卡奇分析了當時的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走向教條主義的方法論缺陷，闡發了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盧卡奇認為，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的方法論有兩個根本的缺陷：其一，把方法與現實、思想與存在分離開來，背離了馬克思辯證法的核心本質：改變世界；其二，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消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矛盾及其對抗性質，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變成了一門實證科學。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恢複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批判傳統，堅持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堅持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盧卡奇強調，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主要體現在三點上：其一，以資本主義社會作為方法論的批判對象；其二，從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上來研究實在的具體，建立與之相應的方法論，堅持整體的具體統一性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其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态。通過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的這三個規定的闡發，盧卡奇建構了他的曆史辯證法。他的曆史辯證法不僅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統，而且啟示我們從一般、特殊和個别的層面上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

關鍵詞：馬克思；盧卡奇；羅莎·盧森堡；列甯；具體辯證法；實在的具體；抽象的具體

盧卡奇的《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發表于1919年3月。當時，馬克思主義正處在一個需要理論創新的時期。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以及所引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向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新的課題；第二國際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把社會主義的實踐提上了日程，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總結國際工人運動的新經驗，創造帝國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面對時代提出的新課題，馬克思主義理論陣營内部發生了激烈的理論論争：那些教條主義的理論家們堅持認為，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足以解釋帝國主義而可以直接用于指導無産階級革命實踐；那些修正主義的理論家們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革新的要求，卻是以抛棄馬克思的革命的辯證法為前提的；那些緻力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革新的理論家們則強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力求從馬克思的革命的辯證法中找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理論根據。這些理論論争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哲學的本性是什麼？是理論，還是方法？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與方法是什麼關系？馬克思辯證法方法的性質和特點是什麼？盧卡奇寫作《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這篇文章中，盧卡奇強調了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闡發了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具體性。盧卡奇的這些論述，既是對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革新面臨的難題的一種破解，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結構及其理論創新的内在機制的一種探索。從這個角度看，重讀盧卡奇的《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曾經被輕視了的一段重要曆史，而且有助于我們去認識和思考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革新的問題。

一、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

盧卡奇在《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開篇，引用了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第十一條：“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盧卡奇以這段名言為開篇，意在批判當時庸俗的、機械論的馬克思主義，恢複馬克思的革命辯證法的本性。為此，盧卡奇提出了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原則。

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的哲學有理論和方法之分。理論是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的具體論斷和結論；方法則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在這兩者之間，理論是具體的，是随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辯證法則是馬克思哲學的原則方面。這個原則的根本，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審視新的曆史現象、研究新問題、提出新理論的思維工具，它的“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由此可見，在理論與方法之間，方法是更能體現馬克思哲學的實踐精神的方面，因而也是馬克思哲學構造中的更為根本的方面，相比之下，理論不過是每一次方法運用的結果和表現形式。正是這樣，每到曆史變革時期，在現實對理論提出新的要求的時候，總會産生辯證方法與先前理論之間的矛盾。這時，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就會面臨一個方法和理論的選擇問題，即是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方法，還是堅持馬克思的具體論斷和結論？如果堅持辯證方法，就必然突破先前的理論，甚至出現改變或放棄先前的具體理論和結論的情況，反之，如果堅持馬克思的個别論斷和結論，就會阻塞通向實踐的道路，放棄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精神。馬克思主義學說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的哲學争論，實際上就是在理論和方法之間各持一端。那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家”，堅持馬克思的理論，他們的最高任務就是闡釋馬克思的理論，并以此來解釋新的社會現象，其結果是使馬克思哲學理論變得僵化起來，變成了一成不變的教條，馬克思哲學也由此而變成了解釋世界的哲學；那些緻力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革新的理論家們則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他們的最高任務就是運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去考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曆史的新變化，創造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再用這種新的理論去指導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和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這是以辯證方法直面現實，凸顯的是馬克思哲學的改變世界的功能。那麼，在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和态度中，哪一種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呢？那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自稱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把堅持馬克思的已有理論作為判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标準，把那些修改或放棄馬克思具體結論的做法，尤其是把那些批判馬克思的個别觀點的做法，都視之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把那些堅持馬克思辯證方法的理論家稱之為非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列入批判之列。與這一觀點和态度不同，盧卡奇把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作為判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标準。他說：“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着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書的注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确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隻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圖已經而且必将隻能導緻膚淺化、平庸化和折中主義。”根據這個定義，真正意義上的、嚴肅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法，堅持馬克思的“改變世界”的哲學精神，即使這些理論家在堅持辯證法中所開展的“新的研究完全駁倒了馬克思的每一個個别的論點。即使這點得到證明，每個嚴肅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所有這種新結論，放棄馬克思的所有全部論點，而無須片刻放棄他的馬克思主義正統”。很明顯，盧卡奇提出的判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标準是建立在認可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這一原則之上的。

事實上，對于那些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觀點的這種駁斥，早在盧卡奇之前就已經發生了。羅莎·盧森堡在回擊奧托·鮑威爾等人對她的《資本積累論》的批評時指出，這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不外是一些“熱衷于愚蠢理論而作繭自縛”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隻知道死抱馬克思理論的個别結論和公式不放，而不懂得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去考察帝國主義的現實經濟，揭示帝國主義經濟的本質。葛蘭西在闡發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時，用同樣的理由批評了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他指出，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外是一些庸俗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者，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隻是“以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提出問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傳統唯物主義等同起來了”，而沒有進到馬克思哲學的創造活動中，從馬克思獨特的哲學創造方法中去闡發馬克思的哲學，因此，這些理論大家們所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隻不過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翻版，并不是馬克思所創造的具有現代文化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裡，葛蘭西不是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理論，而是把馬克思的辯證法、把馬克思運用辯證法進行哲學創造的活動，作為馬克思哲學的精髓。由此可見，在當時，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方面，反對那些隻停留于闡釋馬克思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做法的，并非盧卡奇一人，而是緻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理論家們的共識。盧卡奇的貢獻在于，他以理論與辯證方法何者優先的提問方式，把這一時期緻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批判活動提升為一個哲學問題，即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革新的内在機制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盧卡奇把是否堅持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作為判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标準，不僅僅是對當時的教條主義者的批判，不僅僅是一個争奪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的問題，更是對馬克思哲學如何改變世界這個問題的探索。正是後一方面，值得我們今天進行深入的研究。

從理論上思考，盧卡奇提出辯證方法對于理論的優先性原則，是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的：第一個前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由理論與方法兩個部分構成的，其中，方法不是從屬于理論的，而是具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第二個前提是，由方法的相對獨立性所決定，方法在理論與實踐、理論與理論中起着中介的作用。這裡所說的中介，即是理論的創造活動，也是建構主體意識的活動。在這一活動中，按照盧卡奇的說法，方法與它的對象發生關系，并從這種關系中“抽出理論”。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不是直觀的，而是通過方法的中介作用而建構起來的批判關系。如果用一個公式來表達的話，即是，理論——方法——實踐。在這個公式中，方法是一種認識活動，但不是直觀對象，而是批判地審視對象，同樣地，這種認識活動也針對理論，一方面批判舊的理論，另一方面創造新的理論。方法也因此而成為理論與理論之間的中介。當然，作為理論與理論的中介，作為從舊理論到新理論的環節，方法是在不斷地返回實踐中，在認識新事物、創造新理論中起作用。這就是說，在從舊理論到新理論之間，或者說，理論的每一次變革和發展，都要經過理論——方法——實踐的過程，都要經過方法的雙重批判。盧卡奇通過對方法的中介性說明，在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說明中注入了改變世界的環節，揭示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能動的、批判的關系，克服了那些機械的、庸俗唯物主義者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直觀的說明。他也因此提出了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加以研究的任務。

二、曆史哲學框架中的辯證方法的具體性

在《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中，盧卡奇以辯證總體觀來闡明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所謂辯證總體觀，就是講的具體總體的特性及其構成問題，即具體總體是否具有現實性，以及它的現實性是如何獲得的。這個總體觀是專門講辯證法的具體性的，講辯證法的具體性在什麼意義上可以看作是現實的。盧卡奇認為，辯證總體觀是馬克思辯證法的核心問題，隻有講清楚了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才能正确地理解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具體性，而庸俗唯物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歪曲了馬克思的辯證法，把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具體性變成了邏輯的具體性，從而把馬克思的辯證法講成了一門實證科學，因此，要正确地理解馬克思辯證法，講清楚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具體性，就應該進到曆史哲學之中，以馬克思對實在的具體性的論述為文本，來闡發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在這裡，盧卡奇不僅提出研究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具體性的論題，而且指出了在研究辯證總體觀上存在着實證科學和曆史哲學兩種不同的哲學傳統，并且明确地把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定位于曆史哲學的傳統之中。這就為人們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具體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框架。

盧卡奇所說的實證科學，其實指的是哲學史上的自然哲學。在哲學史上，自然哲學是最早發展起來的，它的特點是以自然界的因果規律為研究對象，從自然科學的方法中提煉自己的方法論原則，而當這些原則不能解釋自然界的現象時，它就用思辨的方法去構想自然界的因果關系，這就使自然哲學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思辨性，甚至滲進了大量的宗教因素，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古希臘時期的自然哲學是這一哲學傳統的最早形态。黑格爾的辯證總體觀就是從這種哲學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并且是這種哲學傳統的最高形态。曆史哲學是在批判和克服自然哲學的這一缺陷中發展起來的，它的特點是以感性的人作為出發點，說明社會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考察人與自然之間、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曆史聯系，揭示社會運動的規律。在方法論上，它是從修辭學、法學、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中提煉自己的方法論原則，以此對抗自然哲學的方法論原則。這種哲學早在古希臘時期就萌發了，但直到近代才獲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哲學形态。這種哲學的創始人是意大利的啟蒙哲學家維科。維科把他創立的曆史哲學稱之為“新科學”，并在《新科學》一書中提出了曆史哲學的方法論原則，即“民政社會的世界确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原則必然要從我們自己的人類心靈各種變化中就可以找到”。維科正是根據這個原則，創造了科學的批判方法。這一方法的特點，就是批判地對待古代流傳下來的各種傳說或史學家、哲學家的著作，重新考證曆史事實。馬克思的具體的總體觀就繼承了維科創立的這種科學的批判方法。與維科的方法不同的是，馬克思考證的不是古代的荷馬史詩，而是在現代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由于這一區别，科學批判方法在維科那裡，是“詩性的”思維形式，而在馬克思這裡，則是現代理性的思維形式。這就是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

如此一來，我們就有兩種辯證總體觀：一種是從自然哲學的傳統中發展而來的黑格爾的辯證總體觀，這種辯證總體觀從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上理解具體的總體，把具體的總體看作是整體的實現過程，而具體總體的現實性就是普遍必然性的自我認識、自我實現。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現實性始終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其中普遍性支分為特殊性，并且隻有在整體中才得到維持。如果這種統一不存在，那種東西就不是現實的，即使它達到實存也好。”基于這一理解，黑格爾把具體總體置于思維的運動中加以描述。在黑格爾那裡，具體總體是邏輯的、觀念的東西，具體總體的現實性不外是思維運動的最高實現；一種是從曆史哲學的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這種辯證總體觀從主體與客體的能動的、批判的關系上來理解具體的總體，把具體的總體看作是主體對客體的内在本質的揭示和多種規定性的綜合。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這裡，馬克思也強調總體的具體是在思維的運動中達到它的最高表現形式，但馬克思同時指出，思維中的總體的具體一定是以實在的具體的存在為前提的，是對實在的具體的抽象和再現。基于這一理解，馬克思區分了實在的具體和邏輯的具體，與之相應的，在方法論上，馬克思提出了具體——抽象——具體的公式。在這一公式中，前一個具體是實在的具體，是認識的出發點；後一個具體是邏輯的具體，是認識的結果。這兩個具體以抽象為中介，構成了認識的兩個環節，從而形成了兩種方法：一種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馬克思将它定義為研究方法；另一種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将它定義為叙述方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一節，馬克思詳細地論述了這兩種方法的内容及其相互關系。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是：實在的具體是現實的社會，它是獨立于思維之外的，邏輯的具體是對實在的具體進行加工的産物，它隻是在思維和觀念中再現實在的具體，但它不是實在的具體。在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這兩個環節中，第一個環節是基礎，是前提，是更為重要的一環；第二個環節隻有在以第一個環節為基礎和前提的條件下，才是正确的。所以，馬克思強調：“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隻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産生過程。”在《〈資本論〉1872年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在反駁當時的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對他的辯證方法的指責時，再次重申了實在的具體是邏輯的具體的基礎和前提。他說：“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内在聯系。隻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适當地叙述出來。”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裡，實在的具體始終是第一性的，邏輯的具體不過是實在的具體在人們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同理，在從具體——抽象——具體的公式中，從具體到抽象的行程是第一性的，從抽象到具體的行程隻有在從具體到抽象的行程完成後，才是有意義的。由此可見，即便馬克思的具體總體中有一個邏輯的具體，但這個邏輯的具體，無論是它的内在規定，還是它的思維的運動過程，與黑格爾的具體總體都是不同的，兩者有着質的差别。

然而，也正是馬克思的具體——抽象——具體的公式中有一個邏輯的具體，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個邏輯的行程，為那些既不了解馬克思的曆史哲學傳統，又不全面地研究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人留下了曲解的空間。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那些庸俗唯物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人。這些人也以馬克思的具體——抽象——具體的公式為文本，來講馬克思的辯證法，但是，他們不是把這個公式當作一個整體，講它的全部内容，講兩個認識行程之間的關系，而是隻講這個公式中的從抽象——具體這一認識行程，并且是把它放到自然哲學的框架中去講。這就把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講成了抽象思辨的哲學觀，把馬克思的具體總體講成了思維的運動，總之，把馬克思的辯證總體觀講到黑格爾辯證總體觀的框架中去了。很顯然，用這樣的方法講出來的辯證總體觀，絕不是一種活的、富有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也不是一種面向實踐、富有現實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隻能是機械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種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盧卡奇寫作《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的任務，就是消除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對馬克思的理論和方法的這種曲解，恢複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傳統，講出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富有活力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為此，盧卡奇分析了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的方法論及其所帶來的消極的認識論後果，闡發了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具體性特征。

在盧卡奇看來，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在方法論上有兩個根本的缺陷：第一，它們以“方法與現實、思想與存在之間的分離作為方法論的出發點”，背離了馬克思辯證法最核心的本質：改變現實。盧卡奇認為，改變現實就必須面對現實，承認方法與現實、思想與存在之間的矛盾，并以這種矛盾為出發點，批判地審視曆史的運動，揭示曆史的規律。這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本質。然而，庸俗唯物主義和馬赫主義恰恰背離了馬克思辯證法的這一最核心本質，它們總是力圖使概念擺脫現實，以為隻要排除了概念中的矛盾，“構造‘流動的’概念”，就能夠使馬克思的方法變成一種科學，克服它的“粗糙”和“非批判”的缺陷。事實上，正是他們所堅持的實證科學的方法成為了“阻礙對‘事實’進行‘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礙”。按照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隻能是“一種徹底的機會主義理論，一種沒有革命的‘進化’理論”；第二，它們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不僅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必然帶來的危機，說明無産階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反而“成為了資産階級的思想武器”。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問題，而自然科學的方法隻是用于觀察自然界運動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說明科學的進步，卻不能說明社會的變革；如果硬要把這種方法運用于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那麼，它隻能直觀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而不能揭示“資本主義生産的對抗性的危機”，其結果是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性作論證。這正是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也是資産階級思想家所需要的方法。據此，盧卡奇寫道：“對資産階級來說，按永遠有效的範疇來理解它自己的生産制度是生死存亡問題：它必須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規律注定永遠存在的東西，另一方面必須把無法忽視的矛盾看做與這種生産方式的本質無關而隻是純粹表面的現象。”盧卡奇認為，要克服庸俗馬克思主義和馬赫主義在方法論上的上述兩個缺陷，恢複馬克思辯證方法的活力，就必須返回到實在的具體上來，研究從具體到抽象的認識行程，闡明實在的具體的辯證方法。他說：“具體的總體是真正的現實範疇。但是，這一看法的正确性，隻有在我們集中注意力于我們的方法的真正物質基礎，即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内在對抗性時，才完全清楚地表現出來。”這樣一來，盧卡奇就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研究落在了實在的具體上，落在了如何把握實在的具體這個問題上。

在盧卡奇看來，研究實在的具體，闡明實在的具體的方法，是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區别于黑格爾的辯證方法的實質。因此，了解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的具體性，首先要說明實在的具體究竟是什麼？其次，要說明實在的具體的方法論原則。

實在的具體是什麼？這是一個有關認識對象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盧卡奇反複強調，實在的具體，在馬克思那裡，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具體性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點是，這個具體不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存在；另一點是，作為社會的存在，資本主義社會有着不同于其他社會形态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特點有：（1）它摧毀了以往的生産方式，破壞了以往的“直接決定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經濟關系”，代之以用“拜物教形式”來表現自己的生産方式，也就是說，它是以物與物的關系來表現人與人的關系。（2）它“摧毀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時空壁壘，也摧毀了不同等級之間的法律屏障”，建立了階級關系，從而把自然的人變成了社會的人，變成了“本來意義上的社會存在物。社會對人來說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現實”，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感性的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會的人，是以人人平等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個體的存在。（3）資本主義社會因其内在矛盾和對抗性質而具有曆史性和暫時性。這三個特點表明，實在的具體是由多種關系相互作用構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就是要認識這個統一的整體，在邏輯上再現這個統一的整體。

那麼，人們怎樣才能認識這個統一的整體？用什麼方法才能在邏輯上再現這個統一的整體呢？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盧卡奇強調，這裡的關鍵，是确立一個與作為對象的實在的具體“相稱的方法論”。從這一觀點出發，盧卡奇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提出了馬克思辯證方法的原則：（1）要從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來研究實在的具體，建立與之相應的方法論。盧卡奇認為，這是辯證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則，沒有“這一因素，辯證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2）“堅持整體的具體統一性”。這裡所說的“整體的具體統一性”，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存在，不是人們看到的表象，而是這個社會内部的核心關系。這個原則的方法論意義是：“一方面把現象與它們的直接表現形式分開，找出把現象同它們的核心、它們的本質連結起來的中間環節；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理解它們的外表形式的性質，即看出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現形式。之所以必然，是因為它們的曆史性質，因為它們是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壤中。這種雙重性，這種對直接存在的同時既承認又揚棄，正是辯證的關系”。（3）階級分析的方法。這個方法是要講清楚無産階級的産生是經濟發展的産物，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它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性“變成了實際的可能”。

在盧卡奇看來，實在的具體的性質以及與之相稱的辯證方法，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的内容。這個内容表明，馬克思的辯證方法是曆史哲學的，又不是一般的曆史哲學，而是批判的、革命的曆史哲學，是以改變世界為宗旨的曆史哲學。這種曆史哲學是馬克思哲學所特有的。

三、曆史辯證法的具體形态

盧卡奇不僅靜态地，即在哲學的結構上分析了馬克思辯證法的具體性的性質和特征，而且從動态的，即哲學史的角度，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曆史辯證法的發展。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辯證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随着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必然發生形态上的變化。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辯證法的一種新形态。他在《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一文中，從發展的觀點考察了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的特征及其與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之間的關系，以此作為馬克思主義曆史辯證法的新形态。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他在1921年寫的這篇論文作為他的《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續篇。

在《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中，盧卡奇把羅莎·盧森堡對現代經濟和政治的分析看作她的曆史辯證法的有機組成部分，把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定義為總體性的辯證法，并由此而闡發了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的三個特征。

第一，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是方法論的總體性。盧卡奇以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為例，分析羅莎·盧森堡的辯證法與馬克思辯證法之間的内在聯系。他認為，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與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内容上看，是有區别的，但是，從方法上看，這兩部著作卻存在着内在的聯系，具體地說，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發展了馬克思《資本論》中尚未展開的資本積累理論，“隻不過根據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他的精神對它作了補充而已”。盧卡奇所說的馬克思的精神，就是馬克思辯證法的曆史總體性觀點，他所說的羅莎·盧森堡按照馬克思的精神去解決遺留問題，是指羅莎·盧森堡“從馬克思主義方面把社會的整個發展作為總體加以考察，然後再從理論和實踐上把握帝國主義這種現象”。盧卡奇認為，羅莎·盧森堡正是由于吸取了馬克思辯證法的曆史的總體性觀點，才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生存曆史條件的研究和對資本主義病狀的批判，所以，羅莎·盧森堡和馬克思盡管面對的曆史問題不同，但在分析方法的運用上卻是一緻的：在對資本主義生存的曆史條件的分析上，“《資本積累》重新采用了青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對問題的提法。正像《哲學的貧困》分析使李嘉圖的經濟學能夠産生和發生作用的曆史條件一樣，《資本積累》把同一方法運用于《資本論》第2卷至第3卷未完成的研究”；在對資本主義病狀的批判上，“如同青年馬克思的總體考察透徹地闡明了當時還繁榮着的資本主義的垂死表現一樣，在羅莎·盧森堡的考察中，資本主義的最後繁榮由于其基本問題放進了整個曆史過程中，而具有了一種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條走向不可避免的命運的奧狄浦斯之路的性質”。

第二，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是曆史的總體性。盧卡奇認為，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除了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外，還具有理論的内容。它的理論内容就是資本積累的曆史辯證法。盧卡奇十分贊賞羅莎·盧森堡把資本積累提升為一個哲學的問題，一個有關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證法問題來研究。他指出：“在羅莎·盧森堡那裡，對積累能力的懷疑擺脫了絕對主義的形式。問題變成積累條件的曆史問題，并因此确信，無限制的積累是不可能的。積累由于被放在其整個社會環境中來看待而成為辯證的。它發展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證法。”盧卡奇還以此比較了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與列甯的曆史辯證法之間的異同。從相同點看，羅莎·盧森堡和列甯都是馬克思曆史辯證法的繼承人，就是說，他們兩個人作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啟者，都從主體性方面發展了馬克思的辯證法，所以，盧卡奇說：“馬克思主義的再生在理論上由以開始的兩部基本著作，即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和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在表述上也與青年馬克思的這種形式有關”；從相異點看，羅莎·盧森堡和列甯的辯證法由于研究的問題和視角不同、與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表述方法的聯系不同，而呈現出研究向度的不同：“列甯的問題史就成為19世紀歐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羅莎·盧森堡的文獻史表述則發展成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和擴展而鬥争的曆史”。或許，盧卡奇對羅莎·盧森堡和列甯曆史辯證法的相異點的概括并不一定準确，尤其對列甯辯證法的說明是不準确的，但是，他通過這種比較，向我們呈現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兩種辯證法形态：一種是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一種是列甯的認識論的辯證。

第三，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盧卡奇所說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以承認曆史主體的能動性為前提的，指的是曆史主體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内容：其一，階級與曆史過程的辯證關系。這種辯證關系即是階級作為思維的主體與其現存的曆史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階級既是曆史—辯證過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既是曆史—辯證過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動力”，承認這種相互作用，就是承認主體在曆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就是堅持辯證法的曆史觀。盧卡奇認為，羅莎·盧森堡從早年到晚年始終堅持這種辯證法的曆史觀，她把階級、政治鬥争看作是資本主義曆史過程中的最重要環節，強調，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必然引起社會的和政治的沖突，而這些沖突的發展又導緻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其二，無産階級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或者說，無産階級的認識和行動的統一。在羅莎·盧森堡那裡，這個問題是通過黨和革命組織的論述揭示出來的。盧卡奇叙述了羅莎·盧森堡關于黨和革命組織問題的理論：“羅莎·盧森堡早已認識到，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革命過程的前提，不如說是它的結果，正如無産階級本身也隻有在這種過程中并通過這種過程才能組成階級一樣。因此，在黨既不能造成也不能避免的這種過程中，黨擔當着崇高的角色：它是無産階級階級意識的支柱，是無産階級曆史使命的良知。那種虛假的、而且對膚淺考察說來是更積極也‘更現實的’考察方式，給黨指派主要或完全是組織的任務，面對革命事實就被迫采取毫無根據的宿命論立場，而羅莎·盧森堡的觀點則成為真正革命積極性的源泉。如果黨關心‘無産階級現有的和已經獲得并行使着的全部權力在鬥争的每一個階段和每一個方面的實現，并表現在黨的鬥争立場上，關心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按其堅決性和明确性決不在實際力量狀況的水平之下，而相反卻超出這種狀況’，那麼，由于黨把自己所擁有的真理深播到自發的群衆運動中，由于把這種真理從其産生的經濟必然性提高為自由的自覺行動，這樣，它就把激烈革命情況下自己要求的性質變為發生作用的現實。”然而，在羅莎·盧森堡那裡，這種理論與實踐、認識與行動的統一絕不僅僅是一種理論的說明，或者說隻是把實踐的内容納入理論之中，而且還包括把理論付諸實踐，把認識變成行動來完成曆史進程的一面。盧卡奇特别重視這一方面。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不僅在理論之中，而且也是為了實踐。正如作為階級的無産階級隻有在鬥争和行動中才能獲得和保持它的階級意識，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客觀産生的——曆史任務的水平上一樣，黨和各個戰士也隻有當他們能夠把這種統一運用到他們的實踐中去時，才能真正掌握他們的理論。”羅莎·盧森堡不僅以自己的理論，而且還通過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在羅莎·盧森堡的畢生事業中，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特征是，勝利和失敗，個人命運和整個過程的統一，構成了她的理論和生活的主線。”

盧卡奇在以總體性辯證法把羅莎·盧森堡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研究納入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之中，作為羅莎·盧森堡哲學中的一個有機部分，去說明羅莎·盧森堡哲學的特點時，也展示了他的總體性範疇與羅莎·盧森堡曆史辯證法之間的淵源關系，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也體現了他的總體性辯證法的個性特征。

四、幾點啟示

盧卡奇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具體性的說明，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辯證的特點及其自我創新的内在機制，不僅提出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必要性，而且啟示我們從幾個層面上開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研究。

要結合當今世界曆史的變革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建設的實踐，建構具有中國元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盧卡奇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實在具體的特征及其認識原則的說明、對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的特征的概括表明，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不是僵化的概念，而是批判的、發展的原則。這個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斷創造的内在根據，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不同的辯證法形态則是這個原則的具體表達。這一點，我們隻要對比分析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與列甯的認識論辯證法就一目了然了。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與列甯的認識論辯證法同屬于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原則在20世紀的發展，亦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新形态。但是，由于其産生的曆史環境不同，這兩種辯證法，無論在内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有着各自的特點：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以帝國主義經濟為經驗原型，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運行的邏輯，開創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傳統；列甯的認識論辯證法以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為經驗原型，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産階級革命的内在邏輯，開創了東方後發現代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傳統。毛澤東創造的以實踐的認識論為内核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是接着列甯的哲學認識論講，但又不是照抄照搬列甯的哲學認識論，而是在充分研究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具有中國元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這一哲學方法論是我們今天的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研究的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但我們的研究又不能囿于這個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而應該從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社會轉型中提取新的時代内容和中國文化的元素，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研究的創新。也就是說，把時代性和民族性結合起來，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新形态，應該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研究的基本原則。

要允許富有個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創造。一方面，在哲學史上，任何哲學家的思想創造都離不開時代的、民族的文化土壤，都是在回答時代的和民族面臨的問題中進行哲學創造，因此，任何哲學家創造的哲學理論和方法都必然是時代的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概括和提煉，是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華；另一方面，任何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創造又都是由一個一個的哲學家創造出來的，都是哲學家個人創作的産品，因而不能不帶有哲學家的個性特征。盧卡奇的曆史辯證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盧卡奇提出曆史的辯證方法，一方面是他所處時代和哲學傳統的體現；另一方面又融入了他的個性特征。他吸取了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中的曆史辯證法思想，把現代資本主義作為實在的具體，作為他的辯證方法批判的曆史原型，創造了他的曆史主義的辯證方法，同時，他又吸取了列甯的認識論辯證法中強調主體能動性的思想，把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作為他的辯證方法的原則，而當他把這兩個要素融合成為具體的總體時，就創造了他的富有個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其強調具體的總體而言，與柯爾施、葛蘭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有着共通性，而就其定位于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與意識形态的研究而言，又體現了盧卡奇獨特的研究視域和哲學特征。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在這種共性和個性的差異中形成了開放性的發展。由此可見，創造富有個性的哲學方法論，正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哲學創新和繁榮的前提。進入21世紀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已經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框架，開始深入到對哲學問題的研究，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建設問題的研究，但是，在如何反思中國社會主義的市場模式，提出蘊含于其中的哲學問題上，還有待哲學方法論的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經過近40年來的發展，成為了相對成熟的學科，但要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經驗描述進到理性的研究，同樣需要方法論的反思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在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問題上，也有一個建立什麼樣的思想平台的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引入更是需要對其在中國的适用性上作一個方法論的論證。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正進入了一個需要方法論建構的時期，然而，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各異，因此，所要求建立的方法論必然不同。這就要求創造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允許富有個性的哲學方法論的創造。這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就會不斷創新和更加繁榮。

作者：何萍，beat365体育官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列甯思想研究會副會長。

原文載于《黑龍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