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年:社會心理服務與學科境界——旁及中國人的得兼思維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0-07-23
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呼聲更高。我國心理學工作者在疫情救助工作中積極參與、獻計獻策,國家層面對心理學的介入所持的态度也十分積極,甚至出面倡導全社會要重視心理關懷。不過,我如果說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不僅關乎心理學或者社會心理學的社會應用,還關乎心理學這樣一門學科的未來發展以及境界的提升,或許有人會想這話說得太大了吧。不就是一個學科知識如何應用的話題嗎?怎麼就扯到了學科的境界問題上。下面我就想來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回顧中國心理學發展的曆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心理學的幾次大的發展都與特殊事件有關,例如馬加爵事件、“非典”、汶川地震等,包括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學在這些特殊事件中的行動和作用,打個比方,算是在救火,既解決了社會中的現實問題,也拓展了心理學的生存空間,是于己于人都大有益處的事情。不過從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光要救火,還要登樓,這裡用“登樓”來指稱心理學學科境界的提升。猶如我們常說的要“更上層樓”,所謂“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對學科自身的省察和反思,就是我近年來一有機會就想談的學科自覺。
因為有這兩件事,我這裡就想放到一起談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與心理學學科境界的提升。長期以來在心理學内部,基礎和應用是泾渭分明的兩大領域,雖然遠算不上是勢不兩立,但相互之間也很難高看對方一眼。做基礎心理學的覺得做應用的學理欠缺,做應用心理學的覺得做基礎的不接地氣。不過社會心理學的前輩勒溫倒是說過:“最好的理論應該是最好應用的。”他在這裡實際上把基礎和應用聯系到了一起——應用得好本身就有理論價值,而衡量理論的優劣正可以拿是否能應用來做标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講辯證統一的,對勒溫的說法在理解上應該沒有很大困難。
面對一個個體,在其成長過程中,人們常常提醒他要回到初心、不忘根本才能保持正确的前進方向。一個學科也是如此,也需要常常“卻顧來時路”。那麼,心理學的初心和根本是什麼呢?我們經常會談到心理學的兩個基本目标:第一個目标是構建一套與人的心理和行為有關的知識體系;第二個目标是運用所積累的知識讓人類生活得更好。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個目标不一定是在同一層面上讨論的問題。心理學的第一個目标,問的是“怎樣”,是how的問題;第二個目标,問的是“為什麼”,是why的問題。
以此來衡量心理學的學科發展,我們會發現,當今的心理學更多是在第一個目标上糾纏,而相當程度上忽視了第二個目标。用老話說是隻顧着埋頭拉車,有些忘記了擡頭看路。圍繞着第一個目标,心理學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因為将更多的關注放在“怎樣做”上面,心理學現在越來越講究技術,也變得越來越像技術。心理學方法上的更新很多,我們也頗有一些方法上的自傲,經常會拿這一點對比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用方法來證明自己比它們“更科學”。與此同時,心理學又很崇拜那些有更多方法技術的學科,例如物理學、化學。這就是馬斯洛等人早就指出的“以方法為中心”。心理學學科内目前盛行鄙視鍊,居于鄙視鍊高端的是更講究方法的、更掌握技術的,看不上那些瞧着就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分支學科,雖然大家都同在心理學陣營中。
馬斯洛對于方法中心談得十分透徹。他在《方法中心與問題中心》一文中指出:“我用方法中心一詞指代這樣一種傾向:認為科學的本質在于它的儀器、技術、程序、設備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問、問題、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簡單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将科學家混同于工程師、内科醫生、牙科醫生、試驗室技師、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師、機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層次上,方法中心體現為将科學與科學方法混而一談。”這些話,我們今天讀着,會覺得相當熟悉,因為這正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馬斯洛相信,我們應該從方法中心走出來,變成以人為中心,這大概也是人本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隻強調方法和技術,我們會走到哪一步,管理心理學裡面有一個經典的案例可供參考。一百多年前泰勒制産生後,讓管理變得十分技術化,很方便操作,因此管理的效率大大提升。當時全世界都在歡呼泰勒制,泰勒制得以在各國迅速普及。站在今天的立場,我們首先應該承認泰勒制的價值和意義,泰勒讓人們的工作變得多、快、好、省,真是“一萬年太久,隻争朝夕”。但是泰勒制的問題也是明顯的——泰勒太關心生産出的産品,卻不太關心生産出産品的人。所以沒過多久,在泰勒制誕生的起源地,人們就開始了對泰勒制的反思以及批判。卓别林演了一個著名的電影叫《摩登時代》,就是用藝術的手法在聲讨泰勒制。影片告訴我們,泰勒制把工人變成了機器,人性、人的基本需要等在這裡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今天的中國,泰勒制正大行其道。這給我們帶來了效率、速度,帶來了千百年未遇的大發展,但也給我們帶來了富士康的“N連跳”。現在不僅僅企業在用泰勒制管理,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是類似的管理,連大學也是這樣的管理。大學校長們眼中剩下的主要是“産品”:論文是産品、著作是産品、獎項是産品、獲得的經費是産品,甚至畢業的學生也是産品。我們的管理,變得越來越技術化和數字化。這次疫情應對中厥功至偉、被稱作“國士無雙”的鐘南山院士,據說他經常告誡學生的一句話是:“我們的重點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治病講的是技術,可是面對病人,醫生還得有人道、有關懷、有慈悲!這次疫情當中最感動國人的也是支撐着國人堅持下去的,正是千千萬萬“逆向而行”的醫護工作者的人道、關懷和慈悲。
這樣看來,對于今天中國心理學的發展,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提出,說不定是提升心理學學科境界的一個機遇。它可以讓大家把關注點從“怎樣做”上稍微挪一挪,多思考一些“為什麼做”的問題。心理學已經在“怎樣做”這個目标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我并不反對心理學可以擁有更多精良的技術手段,我是希望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能觸發我們對“為什麼做”這個目标的關注,也讓心理學有更多的人道、關懷和慈悲。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我們不一定将“怎樣做”和“為什麼做”對立起來,倒是可以把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于是,“方法中心”與“問題中心”就不是二擇一的問題,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共為中心、互為中心。我們既知道“為什麼做”又知道“怎樣做”,我們既明确問題在哪又能得到方法強助,難道不是更好嗎?
我這裡想來談一談與上面有關的一種思維方式,我把它稱為“得兼思維”。這是我生造的一個詞,造這個詞的來曆是因為中國人熟悉一句話:“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這句話出自《孟子·告子上》,這是孟子在和人講道理。但既然是與人講道理,就說明确實有很多人是有得兼的想法。連孟子自己都承認“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可見孟子與常人并無二緻。現在的問題是,得兼有沒有可能呢?
不難發現,中國文化當中确有容納這種思維方式的可能性。例如,我們不是那麼二分對立的,我們承認有泾渭分明、判若霄壤、勢不兩立的情況,但我們更相信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例如軟硬兼施、剛柔并濟、德法共用。我們可以說這就是辯證式思維,就是折衷思維。這類思維方式支撐中華文化走過了幾千年,當然到了最近這些年,我們的思維方式好像有一些改變。不知道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還是因為我們自己厭倦了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各種遺産,我們也開始傾向二分對立了。比如我們會常常看到社會上對立或者撕裂的局面,人們分成兩大陣營,或黑或白,相互攻讦。人們給對方貼上一些标簽,諸如愛國賣國、左派右派、主戰主和等等,不一而足。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多一些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包容,還是可以倡導得兼思維。好多事情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凡事都還有溝通交流的餘地。
就以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們的應對也不應該僅僅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應對方式,也不應該在不了解各自曆史文化背景的情況下指手畫腳,逼着别人來抄作業。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辯證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并且使對立互為中介;辯證方法是唯一的、最高度适合于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既然“亦此亦彼”,正好就符合得兼思維。關于這場疫情,我曾應人之邀寫了一段與此有關的文字,現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就照錄一段如下:
當下,在前所未遇的洶湧疫情面前,舉國動員,各方參與。有人将之視為一場戰争,一場不見硝煙的戰争。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諧音的文化,于是就出現了戰“疫”、抗“疫”這樣的流行詞彙。其實,戰争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和。我覺得,對于“疫”,不光要“戰”,不光要“抗”,其實更重要的,還要“和”。專家也告誡我們,人類或許要與冠狀病毒長期生活在一起,和“疫”就成了一種可能,我們現在應當做好與“疫”共存的心理準備。人類的文化與自然,不是誰戰勝誰的問題,更不是誰消滅誰的問題,和平共處、和諧互動,才是“人間正道”。我們的先哲所倡導的“天人合一”,大概就是這樣一種境界。
我以為,要提升心理學的境界,首先是觀念的改變。馬斯洛認為我們心理學把人的境界看得太低,從而使自己學科的境界也變低了。他在《走向積極的心理學》一文中說:“我希望讨論這些心理學家的這樣一些主要的錯誤,即他們對人類所能達到的高度持悲觀、消極、狹隘的概念,對人類生活的抱負估計不足,将人類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馬斯洛還說:“我堅持認為,心理學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我們是否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同意馬斯洛的判斷?心理學要不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其實,反思與行動、拉車與看路并不是沖突和矛盾的,它們本來就是前行中的同一件事。正如王陽明說的:“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
如果觀念能夠統一,後面的問題就變得相對簡單了。可能涉及的因素:例如人員。心理學的從業人員并不一定被絕然劃分到基礎或者應用這樣不同的部分,很可能我們做的工作本身就兼而有之。例如學科。從學科角度來規劃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可以并重,二者應該是相互促進的。例如研究方法。方法可以堅持以多樣性為原則,不要互相鄙視和排斥,量化有量化的優點,質化也有質化的長處,質量兼擅,難道不是讓我們更加自如嗎?例如研究課題。我們既可以從前人的文獻中尋找研究題目,也可以從社會實踐中尋找研究題目。例如成果。我們當然鼓勵國際發表,也同樣應該表彰“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果能如此,在心理學的園地當中,才能真正百花齊放、萬紫千紅吧。
這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傷害,一時恐怕難以估量,但換一個角度看,它也提供了人們思考和反省各種問題的機會,對今後中國心理學發展的問題亦是如此。洶湧而來的疫情讓整個社會停擺,所有人都隔離在家,無法出門。這一段時間,我們終于慢了下來,也終于靜了下來。慢和靜,是有利于人思考和反省的。那麼,我們有可能抓住這個機會,對我們從事的學科上下左右仔細打量一番嗎?我們需要更深入地開展社會心理服務的工作嗎?我們需要繼續叩問學術研究“為什麼做”的問題嗎?我們要對心理學學科的境界做一些提升嗎?當然,這類問題的答案,最終還是需要中國的心理學工作者自己來給出。
作者:鐘年,beat365体育官网心理學系教授,BEAT365唯一官网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中國心理學史、文化人類學、民俗學、中國神話學、中國社會文化史。
原文載于《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