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高清海先生從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方面，高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創造為原則，以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為主線，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變革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早在20世紀50年代，高先生就與劉丹岩先生一起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兩分法結構進行了解構。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高先生充分吸取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标準”讨論的理論成果，建構了以實踐為基礎的主—客體相統一的邏輯結構，并以此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乃至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進行了解構。通過這一系列的解構，高先生最終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糾結，進入了對哲學問題的研究。高先生的這一思想曆程，啟示我們從解構的視角來思考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探究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理性及其變換的内在機制。

關鍵詞：

高清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劉丹岩

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步入了一個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時期，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個概念内涵的确立，進而提升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有趣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這個概念，不是為了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而是為了批判和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如此一來，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就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破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創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做出了艱辛的探索，貢獻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智慧，從而形成了20世紀50—9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風貌。作為這個時代的哲學家，高清海先生也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上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變革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正是這些思考，體現了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獨特氣質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貢獻。然而，在對高先生這一思想的研究上，我國學術界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建構的角度來評價高先生的思想，認為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變革方面做出的最突出貢獻，就是主編了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一書，建構了一個主—客體相統一的理論框架。在我看來，高先生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變革所做出的最大貢獻，并不在于建構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而在于他解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最終走出了體系化的研究方式，轉向問題式的研究方式。鑒于此，本文從一個否定的角度，即從解構的視角，來思考高先生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變革的思想，在研究的文本上，也不限于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而是聯系他和劉丹岩先生合著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分别考察高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和80—90年代這兩個時間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變革的思考，探究高先生哲學思想創造的内在邏輯進程。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建構與解構的曆史背景及其意義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在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産生了兩個偏見:一個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等同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并由此而把1949年至1978年期間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簡單地等同于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另一個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等同于僵化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對于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的積極意義。正是這兩個偏見，給我們研究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同樣給我們研究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一點，對于高先生的思想研究，也不例外。因此，我們要對高先生的思想作一曆史性的有深度的研究，從中獲得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就需要首先糾正這兩個偏見，還原曆史的真相。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建構始于1959年。在此之前，即自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間，中國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使用的是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學術問題:為什麼在使用了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十年之後才提出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呢?是因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夠完善呢，還是有着更深層的原因呢?汪永祥教授的一段回憶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汪永祥教授在《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編寫曆程》一文中講述了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緣起。他寫道:

20世紀50年代，我在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期間，給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就是蘇聯專家，使用的是蘇聯教材，學習方法也是當時蘇聯盛行的 “席米納爾”(一種課堂讨論的形式)那一套，考試評分是5分制。1956年畢業留校任教初期，大體還是如此。這種 “全盤蘇化”的情況，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發生改變。這年9月新學年開學之初，還使用了一段時間當年7月新出版的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集體編寫、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不久，大約在國慶節後，就接到上級通知，該書停止使用，立即組織力量編寫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接着，蘇聯專家也陸續撤離。這種轉變的複雜背景當時我們并不太清楚，但無疑預示着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态和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即将公開化，中蘇同盟的 “蜜月”結束了。從此開始了中國人自己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的曲折曆程。

這一講述告訴我們，中國于1959年啟動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工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觀的曆史原因。這個客觀的曆史原因，不是來自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本身的缺陷，亦不是來自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滿意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盡管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都存在)，而是來自于中蘇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實踐上，要求擺脫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道路;在理論上，要求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擺脫蘇聯意識形态的控制，創造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哲學理論。正是這種實踐的和理論的要求，賦予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一種特殊的曆史使命，這就是，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僅僅是為了在國内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更是為了解決中國道路的哲學理論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造的工作。這一理論意義，無論是對于中央，還是對于參與教材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來說，都是十分明确的。

汪永祥教授在講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的時寫道:“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新教材必須突出中國特色，認真總結和體現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别要充分體現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央要求編寫單位的黨委親自抓這項工作，走群衆路線，并通過教材編寫鍛煉和提高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隊伍。”這裡講的 “突出中國特色，認真總結和體現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别要充分體現毛澤東哲學思想”，實際上提出了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标，即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理性，而這個新理性就是毛主席在 “哲學就是認識論”這個命題下闡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念。當時，參加編寫教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自覺地把這一思想貫穿于教材的編寫工作之中。李達在1959年12月全國哲學教科提綱讨論會上提出的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則是:“首先應對主席的哲學貢獻有一個評價，主席是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哲學，馬、恩、列、斯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列甯的主要著作 《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前者發展了認識論，後者發展了辯證法。但真正從各方面展開了的是毛澤東，不僅 《矛盾論》、《實踐論》、《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而且其他著作均達到新的境界。…… 要抓住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結合，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要貫徹幾個觀點:一、階級觀點(階級性、黨性)。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實踐觀點。改造客觀世界(自然、社會)，改造主觀世界(思想)……三、矛盾觀點，兩點論。”李達的這一講話代表了當時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主流觀點。艾思奇在主持編寫新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 《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 時，也明确地把貫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融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講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傳統和學術理路作為基本原則。他在 《關于哲學教科書的一些問題》中提出，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應該做到:

力求比較準确、簡練地闡明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同時又在闡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般原理的基礎上，說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發展。把闡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般哲學原理和說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發展，兩方面結合起來。我們的中心任務是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來闡明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思想。如果我們不熟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般原理，就不可能了解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有什麼發展。因此，我們要反對兩種偏向:一種是，隻注重談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而忽視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貢獻。過去這種偏向是有的，我們要反對和防止。另一種是，脫離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或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般原理還沒有搞清楚，就任意用貼标簽的方式，空談毛澤東同志對它的發展。這種偏向前幾年也是有的，我們也要反對。強調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發展，強調研究問題要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個方向是要堅持的。但是，如果不注意毛澤東思想本身是馬克思列甯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還沒有搞清楚，就想了解毛澤東同志對它的發展，這是不對的。以為隻要貼上一個标簽，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這種方法是錯誤的。

很顯然，艾思奇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已經大大超出了通常的教材編寫的要求，它不再是為着解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問題，而是為着解決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造問題，因而是哲學理論創造的原則。可見，這個原則高度地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的曆史使命意識，這就是，通過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來深入地研究和科學地闡發毛澤東思想，建構中國社會主義的哲學理論。因此，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用這一原則來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時，就形成了以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為中心的哲學研究範式。在這種哲學研究範式下，無論是對哲學問題的研究，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解讀，都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而展開的，其中探讨的理論問題，也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論問題。這就構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是這個時代的起點，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研究的第一個時間節點，而表達這個時間節點的關鍵詞，就是建構。

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又決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必然要出現一個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思想啟蒙運動就是這個時代到來的契機。如此一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就有了曆史的和邏輯的兩個層面的内容。

曆史層面的内容是在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和内容的不完善性中形成的。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帶來了中國學術的繁榮，一時間，認識主體和價值哲學的研究、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實踐唯物主義、文化哲學的研究等相繼發展起來，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内容，而這些内容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所沒有論述過的，于是，産生了修改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要求。

邏輯層面的内容是在對修改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困難的反思中形成的。20世紀80年代，為了适應新的理論發展的需要，教育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組織了多場修改出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學術讨論會，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組織全國的專家重新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教育部的組織下，自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出版了多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其中最重要的有:蕭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 《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991年修訂)，蕭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 《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91年修訂)，高清海主編、舒炜光、車文博、張維久副主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上冊) 1985年、(下冊) 1987年)，肖前主編、黃枬森和陳晏清副主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編的 《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1版、1984年第2版、1990年第3版、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陳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 《現代唯物主義導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 《馬克思主義哲學高級教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辛敬良主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導論———實踐的唯物主義》(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等;還出版了一批探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改革的理論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高清海的 《哲學與主體自我意識》(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肖前等主編的《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陸劍傑的 《實踐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曆史邏輯分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等;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也發表了大量的相關研究論文。這些新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和相關的研究論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的改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内容的更新，尤其是在如何貫穿和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精神上，作了許許多多的思考和嘗試，但卻有兩個大的困難始終無法解決:一個是無法解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一個是無法将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有機地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中。在反思這兩大困難中，中國學術界進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的反思，并從這種反思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不應該以構造哲學體系為宗旨，而應該面向時代問題，在曆史、理論和現實中進行思考，建構新的理論。這種反思引發了中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功能的解構，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複原于它的教育功能。

如此一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在20世紀80—90年代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新著，另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研究功能的解構，并最終淡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流話語。這種奇特的現象，就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研究的第二個時間節點，而表達這個時間節點的關鍵詞，就是解構。

上述兩個時間節點的形成表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曾經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造的一個重要階段。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階段，才會有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才會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今天的繁榮。從這個角度看，對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我們是不能采取簡單的否定态度的，而應該進行曆史的分析。但同時，我們又要思考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曾經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起過積極作用的研究範式會被解構呢?它是如何被解構的呢?對這個問題，高先生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思路，能夠給予我們許多啟示。所以，本文以高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為個案進行分析，力圖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啟示。

二、高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

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是高先生緻力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高先生之所以重視這一工作，是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給予人們的是僵化的教條主義，它禁锢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因此，中國人要面對中國的現實，創造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必須批判地審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可見，在高先生那裡，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本身就是哲學思想的創造，是他的哲學觀的一種表達，因此，若不了解他的哲學觀，就不可能把握他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的那些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就看不到解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代意義。

高先生在回顧他的學術發展道路時，反複強調他對哲學的理解。他說:

“治學為人，其道一也。”這就是我多年思考的心得，對于研究哲學這門學問尤其如此。不用說，要做大學問，就得有大胸懷、大氣度、大視野、大智慧;即便是 “問題”，也隻能在 “境界”中去發現，處在何種精神境界，隻能看到何種層次的問題。哲學家的能力，不在于解決什麼問題，其實主要就在這一點:他善于在常人不認為是問題的地方發現未來的問題。哲學貴在出 “思想”，它屬于創造性的學問，決不能像工廠那樣按照程序去生産。所以哲學家必須有 “自我”，又必須超越 “個體自我”;必須深入現實生活，又必須超越生活現實。多年來哲學失去了自己的家，哲學失去了自我，是我們出不來哲學家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缺少的不是理論，而是思想，我們有太多的有理論而無思想的 “哲學”。哲學的 “批判性”是哲學的靈魂，這裡體現着哲學的真價值，盡管許多人不喜歡。哲學如果安于現狀，遷就現存，它就會失去哲學的生命:創造性和超越性。所以在曆史上，哲學家的現實生命往往多災多難，他們的榮耀主要是在身後。這就是我對哲學本性的理解。”

高先生這裡所說的 “對哲學本性的理解”，就是他的哲學觀。這個哲學觀的要點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第一點，哲學是思想的創造。這也就是說，思想的創造是治哲學學問的原則。一個理論有沒有價值，能不能成為哲學，就看它有沒有創造性的思想。在這裡，創造性的思想是衡量一個理論價值高下的标準。第二點，哲學思想的創造是在思想與現實的張力中展開的。哲學是思想的創造，但哲學思想的創造不是任意的，而是以現實為根據的，既要立足于現實，又要批判現實、超越現實，任何有意義、有價值的哲學理論都是在現實與思想的這種批判和超越的張力中創造出來的。這就是哲學意義上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高先生就是按照這一哲學觀來治哲學的學問。正是這樣，高先生在他的治學生涯中，從來不固守于某一個哲學研究的領域，不固守于某一個哲學問題，甚至也不固守于哲學史上的某一位哲學家的思想研究;他唯一固守的，就是他的這一哲學觀，即立足于中國的現實，進行哲學思想的創造。在他看來，任何哲學領域、哲學問題和哲學家的思想研究，都是具體的、可變的，因而是時代的，而深藏于哲學研究領域、哲學問題和哲學家的思想研究之中的哲學思想創造，才是普遍的、永恒的;哲學的研究，就是要抓住那些普遍的、永恒的東西，而不是固守于某個具體的哲學研究領域、哲學問題或某個哲學家的思想研究。在這裡，高先生是把哲學研究的領域、哲學的問題和個别哲學家的思想當作哲學思想創造的外在形式，這些外在形式總會随着哲學思想創造的需要而發生變化;一種哲學理論如果失去了創造性的思想，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若還一味地固守于某一領域、某一問題、某一哲學家的思想，就會走向教條主義，反之，人們若沿着思想創造的軌迹前行，就必然不斷地超出現有的研究領域和問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思想。高先生正是按照這個原則，開展自己的哲學研究。通讀高先生生平所發表過的論著，不難看出，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高先生涉獵的哲學研究領域和問題是十分廣泛的:在研究領域方面，他涉獵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所有領域，辯證法、本體論、唯物論、曆史觀、唯心論、哲學史，等等;在哲學研究的問題方面，他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研究過實踐問題、思維方式、類哲學、人的主體性、人的解放與人的個體發展等諸多問題;這些研究領域、這些哲學問題，對他而言，都不外是他的哲學思想創造的表達，都需要到他的哲學思想的創造活動、創造過程中加以理解。他在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時明确提出，他對哲學的這一理解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形成了。

我任教是在1952年，1954年從事哲學研究。開始階段，我的研究工作沒有确定的方向和固定的領域，“課題”多半從教學和讀書中發現的問題選定。有一度我的興趣很廣泛，腦子裡裝的問題很多，辯證法、認識論、曆史觀、唯心論、唯物論、哲學史，在我看來這些領域都有許多值得研究和有待解決的 “問題”，初期寫作對這些問題大都涉獵過。我也曾設想，選定一個領域作為我的主攻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漸漸發現，這些領域的問題是相互牽連着的，它們很難單獨去解決，不論你進入哪個領域，都關聯着一個總體性問題，這就是 “哲學觀”的問題。隻有弄清楚 “‘哲學＇究竟是什麼、在今天它應該是什麼”，更新了哲學觀念之後，對問題才會有可遵循的理解方向。而關于“哲學”的看法，在我看來，又是不僅最為複雜而且也最為分歧的問題，人們在那些領域出現的不同理解和認識，歸根結底，表現的都是哲學觀上的分歧。這樣，經過50年代到60年代，我便逐漸形成并确立了以 “哲學總體觀念的變革”為方向的研究路數。這個方向一經确定，以後就沒有再改變過。而且我愈來愈感到這個問題的重大性和根本性，它不但直接關系着哲學理論自身的變革和進一步發展，還是關聯當前社會實踐乃至我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一個重大問題。

概括地說，高先生的哲學研究，是既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哲學問題，又沒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哲學問題:說他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哲學問題，是指他把哲學觀和哲學觀念的變革作為他的哲學研究不變的領域和問題;說他沒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哲學問題，是指他從來不把自己的研究固定在某一具體的領域。這種 “有”和 “沒有”，恰恰體現了高先生哲學研究的獨特氣質。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他生平哲學創造中的一個持續終身的領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高先生之所以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保持終身的興趣，是因為他處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建構與解構的時代，他是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就要面對這個時代的問題，要解決這個時代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富于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一個把哲學思想創造作為自己使命的哲學家，高先生從來不滿足于編寫出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而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作為研究的對象、批判的對象，力圖從中找尋一條哲學的創新之路。在20世紀50年代，他通過批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揭示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教條主義的理論根源;在20世紀80年代，他通過解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走上了主體性哲學、實踐哲學的創造之路。

以下，我們分别論述高先生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上的思想創造活動。

三、高先生20世紀50年代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批評

1959年啟動編寫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工作，是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展開的。當時，中央指示在全國組織六個編寫小組，其中北京有三個小組，即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各有一個，另外三個小組分别由時任上海師範學院政教系主任兼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馮契，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李達，吉林省委文教部、宣傳部部長宋振庭和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負責組織編寫。從這個組織名單看，高先生當時并沒有參加1959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但這不等于說，他在這一時期完全沒有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工作。事實上，早在1959年以前，他就在他的導師劉丹岩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這一研究的重心是批判和解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其代表作就是高先生和劉丹岩先生合著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在這裡，我以這本著作為文本，分析高先生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是高先生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諸多著作中的一本，也是高先生最看重的一本。這部著作寫于1956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由三篇論文彙編而成:第一篇是劉丹岩先生寫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區别和聯系》;第二篇是高先生寫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第三篇是劉丹岩與高先生合寫的 《再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1996年，高先生在編自己的哲學文集 《高清海哲學文存》時，将其中的第二篇，即高先生獨立完成的一篇，收錄進 《高清海哲學文存》第1卷單獨成篇，并冠之以 “體系改革思想溯源”。在收入這篇論文時，高先生隻是将論文第四部分的标題改成了 “哲學與科學”，使該論文主題更加突出，而将原來的标題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哲學。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社會學”移入該目下的正文開頭，其他的章節和文字都沒有改動。對此，高先生作了一個專門的說明:

這篇文章是我早年寫的，其中基本觀點雖然後來變化了，但很多思想的連續軌迹還是很清楚的。現在把它作為 “曆史”檔案放在這裡，所以叫做 “體系改革思想溯源”。讀者從中可以看到，那時不隻思想、觀點有很大局限，連語言風格也與現在的不同，明顯表現了受到蘇式翻譯語句影響的痕迹。當時能夠看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著作的譯本，譯文都不夠準确，有的還是蘇聯出版的中譯本，語言更是 “蹩腳”。為了保持原貌，這些都未作改動。

從這一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篇論文是高先生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種理性的思考，他強調這篇論文的時代局限性，都是相對于理論思考或語言表達而言的，并不是指政治思想上的批判，這在政治壓倒學術的年代是十分難得的，而他提到的 “很多思想的連續軌迹”，更是道出了其中的邏輯理路與他後來解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邏輯理路是相通的。正是這種邏輯理路的相通，決定了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并且使這種學術價值既不限于當時也不限于20世紀80—90年代，即便在今天，對于我們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段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史、對于我們研究高先生的哲學思想，都有着巨大的理論價值。從這個角度看，高先生這裡所說的具體觀點的局限性是這篇論文的次要方面，而他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結構的批評，才是這篇論文的主要方面，因而應該是我們今天閱讀和理解這篇論文的重點。

劉丹岩先生在該書的第一篇論文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區别和聯系》的開篇寫道:“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是真正科學的哲學或宇宙觀。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理論，是真正科學的社會學或曆史觀。”這是該書的核心觀點。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觀點的提出，其實也是受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蘇聯學術界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蘇聯哲學界相繼産生了三個思想派别:一派是德波林派，又稱 “辯證法家”;一派是機械論派，又稱 “機械論者”;一派是斯大林以及支持斯大林的職業哲學家M·米丁、Φ·康斯坦丁諾夫、Π·尤金等人。這三派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斯大林派主張的，強調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另一種觀點是機械論派的代言人布哈林主張的觀點，即 “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是社會學”。布哈林提出這一定義，旨在強調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不是自然科學，而是曆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具體科學，曆史唯物主義是對這些具體科學的抽象。他把這種抽象出來的理論定義為 “社會學”。所以，在布哈林那裡， “社會學”不是指實證科學意義的社會學，而是指哲學意義上的社會學。不過，布哈林在給曆史唯物主義下這一定義時，并未論及曆史唯物主義與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關系。後來，布哈林因與斯大林之間發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而被撤銷了 《真理報》主編和共産國際的領導職務，并以間諜、内奸、破壞分子和異端分子罪被判處死刑，布哈林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也因此被定性為機械論。而斯大林主張的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的定義，成為了蘇聯哲學界的主流觀點，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也依此将馬克思主義哲學辟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兩大塊。①劉先生和高先生在批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時，借用了布哈林的曆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學的定義②，但又不停留于對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論述上，而是把它提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力圖通過考察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基礎和思想起源，來論證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這一定義的不科學、不合理之處，進而論證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簡單地區分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兩大塊是不合理的。在這裡，用 “社會學”這個詞來定義曆史唯物主義，用高先生的話來說，的确是受到當時蘇聯哲學用語的影響，但無論如何，用 “社會學”這個詞來定義曆史唯物主義，難免造成用語上的混亂。當然，就本文的論題而言，這種用語上的混亂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劉先生和高先生通過這個用語厘清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作出自己的思考。這樣一來，高先生的論文就變得十分重要。

高先生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一文的最大優點，就是通過哲學思想史的考察，闡明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基礎和思想起源，論證了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 這一定義的不科學性和不合理性。那麼，高先生是如何考察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基礎和思想起源的呢?又是如何論證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這一定義的不科學性和不合理性的呢?細讀全文，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先生是通過考察哲學史上出現的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分化過程來論證這些觀點的。

在論文的第一個部分，高先生論述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的研究對象形成的意義。他考察了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的宇宙觀形成的意義，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對象變化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考察了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的意義。通過這些考察，他得出的結論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産生創造了條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産生又終結了舊哲學，促成了哲學的變革。從這時開始，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新唯物主義，“既不是包羅一切科學的綜合知識體系，也不是壓在一切科學之上的 ‘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共性出發研究世界，以世界整體的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為對象的科學”。這就确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緊接着，高先生指出，這還隻論及了哲學與科學關系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哲學與科學的關系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這個方面應該是哲學與科學關系的更重要的方面。

循此思路，高先生在論文的第二個部分專門考察了 “曆史唯物主義在哲學發展中的形成”。高先生明确提出，曆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學發展的成果，社會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一個根本特點，就在于它不是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而是以人為研究對象，“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也就是關于社會的本質的問題”，亦是關于人的本質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哲學史上的唯心主義不能理解，舊唯物主義也未能弄清楚。17、18世紀的哲學家們，比如霍布斯、斯賓諾莎、法國唯物主義者，都研究過人和社會，但他們都是從外在自然的觀點來看人和社會，把人和社會歸于外部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從而 “把人的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僅僅歸結為生物的或自然物質的存在”，而當他們用這一觀點來說明人的精神和意識時，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黑格爾是第一個從人本身來說明人的本性的哲學家，他認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人這個概念的内容之中”，“人的實在性，就在于是一種思惟的實體的存在，是宇宙精神發展的一定階段的表現”。黑格爾的這一觀點充滿了辯證法，但卻是唯心主義的辯證法。黑格爾的這一唯心主義觀點受到了費爾巴哈的批判。費爾巴哈認為，“人決不是一個所謂觀念的理性的存在，人是一個有血有肉并處于與自然同一關系中的 ‘感性存在＇”，但費爾巴哈所理解的 “感性存在”是自然肉體的、生物的存在，這又使他對人的說明退回到了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的水平，依然沒有解決人和社會的存在問題。真正解決人和社會的存在問題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 “第一次提出了對于人的本質問題———這個作為全部曆史科學基礎的根本問題的科學說明”。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這個社會關系是從人的實踐活動中産生出來的，“而這種社會實踐的性質就構成了人的社會本質”。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在他與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得到了系統地闡發。正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社會實踐及其對人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社會學的研究才突破了以往抽象空洞的概念式研究，轉向了對現實的、實在的人的研究，從而成為了一門科學。由此，高先生得出結論:“曆史唯物主義奠定了社會學的科學基礎，把社會學推上了科學發展的道路，這同時就是說，曆史唯物主義本身就是這樣的理論。曆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社會學，就是科學的社會學的别名。曆史唯物主義的出現不僅把社會學或曆史學變成了科學，與此相适應的，同時也把其他一切對社會的認識置于科學的基地上了”。

仔細分析，高先生的這一結論中所說的社會學實際上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層是社會科學下的各分支學科，這是具體的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學;一層是理論的社會學，這是抽象意義上的，準确地說，是辯證法意義上的社會學，也就是曆史唯物主義。這裡的确存在着一個用語混亂的問題，但是，如果聯系上下文進行閱讀，其中的意思還是十分清楚的。在這裡，高先生采用 “社會學”這個術語，是要說明曆史唯物主義不是從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推演出來的，而是從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它有着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這就是人的本質的問題;有着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曆史辯證法。由于這一區别，那種把曆史唯物主義定義為 “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内的具體應用”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正如高先生在具體論證這一觀點時所指出的:“關于 ‘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内的具體應用＇這一公式，在本質上自然是無可非難的。但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公式或定義卻并沒有揭示出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實質。很明顯，曆史唯物主義決不是用邏輯演繹的辦法從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中産生出來的。曆史唯物主義是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和理論對社會曆史進行了具體研究的結果……因為如果過分誇大了曆史唯物主義科學之理論演繹結果的性質，很自然會看不到曆史唯物主義的特殊理論内容從而得出否認曆史唯物主義獨立科學地位的結論。”可見，高先生不是抽象地反對“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内的具體應用”這個定義，而是反對把這個定義當作僵化的公式、當作一種演繹方法來講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關系，以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來講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他認為，這樣講出來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隻能是見物不見人的抽象理論。與之相反，他主張用一般和個别的辯證法來講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辯證的方法、曆史唯物主義是運用辯證方法研究人類社會曆史現象提出來的理論。也就是說，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是方法與理論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所說的理論與理論之間的關系，不是邏輯推演的關系。應該說，高先生的這一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走向教條主義的理論根源，擊中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要害。

如果聯系高先生20世紀80—90年代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與解構的思路來讀高先生的這篇論文，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兩個時期高先生思想創造的 “連續軌迹”。這一 “連續軌迹”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高先生始終重視辯證的思維方式，把辯證的思維方式看作哲學的本真意義，與他在20世紀80—90年代提出實踐思維方式的觀點是相通的;

其二，高先生強調曆史唯物主義是研究人的本質的學說，這一思想與他在20世紀80—90年代打破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從人的解放、人的主體性為切入點來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思路是相通的;

其三，高先生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過分強調和運用邏輯演繹方法的批判與他在20世紀80—90年代區分 “講壇哲學” 和 “論壇哲學”，強調哲學必須走進中國的現實、面向中國問題、轉向問題研究的觀點是相通的。

如果我們抓住這三個相通之處，就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高先生在20世紀80—90年代解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基本思路。

四、高先生20世紀80—90年代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

高先生雖然沒有參加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但卻參加了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新一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他主持編寫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就是這一時期出版的諸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最有特色的一本。對于這本教科書，國内學術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公認這本教科書第一次突破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理論框架，是對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次重大改革;然而，這個評價還隻論及了這本教科書的一個貢獻，即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建構方面的貢獻，并未論及這本教科書的另一個貢獻，即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解構方面的貢獻。其實，後者才是高先生編寫這本教科書的本意，也是這本教科書的真正價值所在，我們隻有研究了後一個方面的内容，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前一個方面的内容及其貢獻。鑒于此，我在這裡轉換一個視角，從解構的視角來重讀這本教科書，發掘其中值得我們今天思考和借鑒的内容。

從解構的視角看，20世紀80—90年代的任何教科書的修改和建構，其實都是在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是解構的方向不同而已。一類教科書是沿着改進内容的方向來解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這類教科書的編寫者看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理論框架也是合理的，它的不足主要在于那些用以論證基本原理的材料過時了，所以，隻要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材料加以補充、加強論證，就可以了。另一類教科書是沿着改變形式的方向來解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這類教科書的編寫者看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僅僅是内容過時了，而且邏輯結構也過時了，兩者相比，後者是更為根本的方面，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邏輯結構沒有充分地貫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既未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的革命性變革，也無法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運用這樣的邏輯結構，是根本無法納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成果從而實現内容的更新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關鍵在于建構一個新的、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的邏輯結構。這兩種不同的解構方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變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前一類的解構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範式内展開的，按照庫恩的說法，是在常規科學的規範下作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這種解構隻能帶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量的變化，而不可能帶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質變，因而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構;後一類的解構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範式的批判，按照庫恩的說法，是研究範式的革命，這種解構勢必帶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質變，從而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革命。這是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所作的真正的、實質性的解構。高先生主編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就是這樣一類的教科書。這也是這本教科書得到國内專家高度評價的原因。

從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邏輯結構的解構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一書最大的長處是突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并由此建構了一個以實踐為基礎的主—客體相統一的邏輯結構。在這本教科書的 《序》中，高先生強調，這個邏輯結構是他自20世紀50—80年代始終如一地探索的結果。在20世紀50年代，他在劉丹岩先生的指導下，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将 “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分割開來并列為哲學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邏輯結構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這一思考的結果是，“辯證唯物主義應當内在地就概括着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則它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現有曆史唯物主義的大部分問題，并不屬于哲學基礎理論的内容，而是屬于馬克思主義一般社會學理論的内容”。這個結果突出了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原則，它證明，曆史唯物主義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不是因為它對社會現象的描述，而是因為它揭示了人類曆史的辯證運動，因而，隻有将它置于世界觀和認識論的層面，才具有哲學的意義，反過來說，那些不具有辯證法、認識論和世界觀意義的内容，不是哲學的，而是社會學的。這個結果看似針對曆史唯物主義的，實則是針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是反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叙述的以物質本體論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應該是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因而也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建構的基本原則。這個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體現在，高先生充分地吸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讨論以來取得的理論成果，把實踐的觀點作為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統一的基礎，進而把實踐的内在結構，即主—客體相統一，作為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基本的邏輯結構。這一邏輯結構，就是高先生所理解的實踐的思維方式，而以這一邏輯結構叙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内容上，都全然不同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形式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由 “兩個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四大塊(唯物主義理論、辯證法理論、認識論學說、唯物史觀理論)”構成，而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是由四篇構成:第一篇:意識與存在的關系———認識的基本矛盾，第二篇:客體———世界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第三篇:主體———人作為主體的規定性及其主體能力的根據和發展，第四篇: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在實踐基礎上真善美的統一與自由的實現。在内容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論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有關物質世界及其規律方面的理論，并未論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有關實踐及建立其上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的學說;而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則突出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核心地位，重點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有關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自由的學說。這種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區别，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在這一意義上，把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稱之為最具有創新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一點也不為過。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高先生來說，建構一個新的邏輯結構，以此來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是變革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種手段或一種方式，而不是目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真正目的，是根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束縛哲學思想創造的教條主義，恢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開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創造。由這一目的所決定，評價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好與壞、合理與不合理的标準，就不應該是邏輯結構是否變換了、叙述的内容是否新穎，而應該是看教科書本身是否充分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是否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的變革，是否充分地吸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能否滿足新的實踐對理論的需求。顯然，高先生這裡提出的目的和評價标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原則，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叙述原則，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追求的是思想創造，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叙述追求的是邏輯結構的嚴密和完整。高先生在編寫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時提出一個适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目的和評價标準，顯然還保持着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但這個觀念，無論如何是有問題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究其本質來說，不是一個研究系統，而是一個叙述系統。這一點，高先生在思考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一書中存在的問題時，立即就意識到了，所以，他在 《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 《序》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在編寫本書中，力求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貫徹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統一的原則，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全部舊哲學的否定，同時又是人類思想史精華的最高結晶所具有的豐富内容，表現馬克思主義哲學随着實踐和科學而不斷發展的強大生命力，反映科學特别是當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回答當代人類普遍關心的重大問題。體系的改革是一項艱巨的科學工作，決非我們少數人在這樣短的時間裡所能完成。我們的工作隻是一個嘗試，企望能有更多的同行專家和廣大哲學工作者、哲學愛好者來參加此項工作。我并不認為本書表述的體系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想建立而未來得及完成的那種體系，也不認為這個體系完全表達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邏輯聯系。這裡能有若幹合理的思想和内容就不容易了。何況有些問題雖已認識到，能否貫徹到内容中去還是另一回事。在我們的稿子尚未完全脫手之際，我就已感到有些問題的安排和處理不夠理想、不夠妥善，例如客體篇的有些内容就很值得進一步研究。此外，還存在内容有重複、闡述不清之處。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高先生為這本教科書達不到他所提出的目的而陷入了苦惱，他在這裡強調這本教科書在諸多方面的處理 “不夠理想、不夠妥善”，是相對于所提出的編寫目的而言的，旨在強調這本教科書在實際上并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目标，正是這一苦惱，促使他進一步分析這本教科書達不到他所期望目标的深層原因。他感到，這個原因并非是由編寫時的考慮不周或編寫者的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一個 “表述的體系”，這個體系與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想建立而未來得及完成的那種體系”是根本不相同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要貫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就必須超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進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想建立而未來得及完成的那種體系”中去。在這裡，高先生雖然沒有明确地說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想建立而未來得及完成的那種體系”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體系，這種體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究竟有什麼區别，但是，他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思考已經從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邏輯結構的解構進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的解構。至此，高先生不再糾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改革問題，而轉向了對哲學問題的關注和研究。

五、幾點啟示

高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解構，既是他的哲學思想創造，也是一個時代哲學問題的反映，因此，研究高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必然引發我們對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思考。這種新的思考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确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是蘇聯版的，而是中國版的。說它是中國版的，是因為這個時期中國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指導思想上、在叙述方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指導思想上，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突出毛澤東的 “哲學就是認識論”，強調哲學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則;在叙述方式和内容上，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堅持一般與個别相結合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個别相結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各個部分都融入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成果和中國革命實踐的内容，也融入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内容。這些區别表明，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即便采用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它也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摹本，而是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一點，隻要讀一讀艾思奇主編的 《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和李達主編的 《唯物辯證法大綱》，就一目了然了。高先生和劉丹岩先生合著的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更是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構建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上的理性自覺。這足以證明，那種把中國在20世紀50—60年代出版的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統統歸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說法，并由此而把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簡單地歸于蘇聯模式的觀點，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因此，就正在開展的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要重新研究和評價20世紀50—9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與解構，要分析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及其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建設的積極意義，探究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内在邏輯進程。

其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形成和變革是在建構與解構的節奏中展開的。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設中，建構與解構是辯證地結合在一起的，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内在邏輯，同時又因其建構與解構的内容不同，而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不同發展階段: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是通過解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而實現的，在這一階段上，解構是為了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性自覺，建構是為了繼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階段的建構與解構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範式下展開的，其目的不過是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取代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因此，它創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時代;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與解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自我反思和自我變革，因為這個階段上的解構主要不是針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而是針對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自己建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要通過建構新的邏輯結構來進行解構，進而徹底破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化的研究方式，走向哲學問題式的研究方式，因此，它所創造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終結的時代。在一過程中，建構與解構的辯證法貫穿于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與變革之中，構造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和變革的内在邏輯。

其三，從高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建構與解構的辯證關系中，解構是更為深刻的方面，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主導性方面。正是這個方面，展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解構的複雜性和開放性。其中，開放性是從複雜性中産生出來的，而複雜性指的是解構的雙重性:一重是從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進到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邏輯結構的解構;一重是從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結構的解構進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的解構。這雙重的解構既是一個曆時性的過程，也是一種共時性的構造。曆時性的過程展現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20世紀50—90年代所經曆的變革，共時性構造呈現的是這雙重解構之間在邏輯上的遞進關系。這種關系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自身出現的邏輯結構問題不可能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範式内解決，而必須超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外的話語體系中去解決。正是這種遞進關系，決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解構必然從第一重解構進到第二重解構，并最終走出單一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時代，創造一個由多種話語體系構成的複雜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是由兩個相互作用的話語體系構成的: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這個體系的主要功能在于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教育和引領意識形态、掌握意識形态領域的主導權，即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功能;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話語體系，這個體系的主要功能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新，即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功能。這兩個話語體系的形成表明，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絕不是摒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而是消解它的研究功能，保留它的教育功能，通過給其合理的定位，而更有效地發揮它的功能。從這個角度看，解構本身是積極的，是中國學術開放的環節和内在動力。因此，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時代，不僅要研究它的建構方面，更要研究它的解構方面。隻有研究了解構方面，才能發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内在機制。

以上三點，既是啟示，又是研究的原則。有了這個原則，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才會越出材料的整理和現象的描述層面，深化到其内在邏輯的層面，探究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理性及其變換的内在機制。這就是我們研究高先生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真正價值所在。

作者：何萍，beat365体育官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列甯思想研究會副會長。

原文載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