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依其目的和實際效果的不同，中國文化走出去有兩種不同的意涵：一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二是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兩種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個階段或兩個層次，其中，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建立在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基礎上；隻有實現了價值論意義的“走出去”，才算真正實現了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了解和熟悉中國文化、進而讓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或實現中外文化的價值共識。這裡所謂的價值共識，主要是指求得價值認異，亦即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同情、包容和尊重中國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崛起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全球性活動和中國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們的理解、尊重和支持。要真正使中國文化走出去，首先必須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塑造好中國文化的形象，同時還必須大力加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提升中國文化傳播能力。

關鍵詞:

 中國文化走出去；價值觀念；價值共識；價值認異；話語體系

近些年來，随着中國崛起并日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越來越重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甚至已把它提高了戰略的高度來加以強調。那麼，中國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怎樣才能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顯然，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決非自明的。但是，要真正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首先就必須認真清理、正确理解和明确回答這些問題。故此，本文拟對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意涵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對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的通俗表達。在英文中，傳播（Communication）一詞有多種不同的含義，如通訊、溝通、交際、交流、交往等，它是一種通過傳遞信息而分享經驗和知識、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過程。在實際生活中，不同的傳播活動是有不同的目的和效果的，因此，人們對傳播有各種不同的界定。例如，在傳播學發展過程中，有人強調傳播的認知意義，認為傳播就是信息的傳遞，而信息則是不确定性的消除；有人強調傳播的“對話”和“共享”性質，認為傳播是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者是變獨有為共有的過程；還有人強調傳播對受衆的影響，認為傳播是傳播者以語言等媒介影響他人行為的過程。作為一種文化傳播，中國文化走出去也可以從上述這些不同的方面來加以考察。依目的和實際效果的不同，中國文化走出去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意涵：

一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傳播的目的之一是分享經驗和知識，如傳統手工藝在師徒之間的傳承、農業生産經驗的世代流傳、科學知識在曆史上的近傳遠播，都主要是基于這種目的的傳播。在這種性質的傳播中，不僅傳播的内容主要是經驗和知識，而且傳播活動本身也是為了增進傳播對象或受衆的知識。這種性質的傳播主要表現為經驗和知識由傳播者向受衆的單向流動，即使其間偶爾也會有傳播者與受衆之間的互動，但這種互動類似于那種師徒之間的交流，而并不真正具有 “對話”的性質。而當人們把中國文化走出去定位于分享經驗和知識時，它就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使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認識、了解和熟悉中國文化。我們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講授中國語言文化，把中國的各種文化産品翻譯為他國文字，派遣各類文化團體和文化人士出國訪問和交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向外國人介紹中醫和中國人的飲食、武術、民間工藝等等，就是在推動這種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例如，有人在總結孔子學院過去15年的發展成就時指出：除了傳統的漢語教學外，“孔子學院還開設了中醫、武術、書法、中國民族舞蹈、商務等特色課程，有針對性地傳播漢語知識，提高了漢語的使用率和實用性。”有人在全面考察在美國開創的孔子學院的情況以後總結說，美國各地孔子學院開設的課程以語言類為主，綜合型孔子學院也開設一些文化類課程，如中國茶文化、中國太極、漢字書寫與漢字文化以及中國的烹饪、音樂、舞蹈、戲曲、太極、剪紙、繪畫、旅遊等等。顯然，所有這些活動都旨在增加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見識。總之，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目的是為了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了解和熟悉中國文化，使他們對中國文化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較多。

二是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傳播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交流思想和感情、形成某種共識。很多傳播學家都非常強調要通過傳播而實現人們對思想觀念的共享，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皮爾士甚至認為傳播就是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在這種性質的傳播中，人們的思想交流、觀念分享和心靈溝通，其所涉及的内容遠遠超出了關于“是什麼”、“怎麼樣”等問題的知識層面，已然進到了關于“應如何”問題的價值判斷層面。而且，即使其中伴有知識性内容，它也是為推送和說服受衆接受這種價值判斷服務的。而當人們這樣來理解中國文化走出去時，它就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要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國的人們同情地理解和欣然地接納中國文化。衆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各種文化的價值觀念都是一個龐大的複雜系統，其中，居于頂端的是各種價值理想，居于底層的是人們的價值心理，而居于中間層次的則是用以規範和制導人們的社會活動的各種價值規範，表現為法律規定、道德準則、宗教戒律、風俗習慣等。這樣一些價值觀念，是文化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如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的内在禀賦和靈魂，也是文化的根本性質的決定因素以及一種文化區别于他種文化的基本特征。我們通常說世界上有幾大文化圈，如西方文化圈、東亞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東歐文化圈等，這些文化圈之間最顯著的區别就是人們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盡管不同的亞文化之間的區别也主要表現在價值觀念上，但它們之所以被歸類為同一個文化圈，還是因為它們分享着許多相同的價值觀念、在價值觀念上具有一些明顯的共同特點。因此，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實質上是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交往，文化的沖突本質上是價值觀念的沖突，拒斥一種文化就是拒斥它的價值觀念；同樣地，理解和接納一種文化，關鍵就在于理解和接納它的價值觀念。概言之，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目的在于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

上述兩種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内在相關的，它們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個階段或兩個層次，其中，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建立在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基礎上。這是因為，從人類認識的一般秩序看，人們隻有首先明确了“是什麼”和“怎麼樣”的問題即對事物有了基本的認識、獲得了關于事物的一定知識後，才能回答“應如何”的問題、形成一定的價值判斷或決定是否接受某種價值觀念。同樣，在文化傳播中，也隻有首先讓人們了解和熟悉一種文化，才可能使他們理解和接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世界上，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某些外國人對中國所知甚少，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也相當片面和負面，有的人甚至仍停留在中國男人還拖着長辮子、女人還裹着小腳的印象上。在這種對中國文化沒有真切的了解和認識的情況下，要想使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實現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并不必然會帶來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這是因為，人們了解和熟悉一種文化，并不一定會理解和接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一方面，當一種文化已經成為曆史的陳渣時，即使有人花大力氣傳播它，人們也不可能理解和接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有人認為，文化有差異，但并沒有高低之分。這種觀點根本否定了文化的曆史進步性。事實上，文化是随着人類曆史的發展而不斷進步的。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封建文化顯然是落後的、腐朽的。而如果有人試圖在當今世界上去傳播這種落後的、腐朽的文化，那麼，那些不識時務的傳播者即使能讓人們對這種文化耳熟能詳，它也不可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另一方面，當一種文化本質上具有逆曆史潮流、違背人類良知甚至反人類性質時，即使它能在一定範圍内傳播，它終究會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具有正義感的人們所批判和唾棄。例如，法西斯主義文化、恐怖主義文化在當今世界上已經廣為人知，但絕大多數人都不會理解和接納這類文化的價值觀念。當然，所以這些，都僅僅說明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并非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充分條件，它并不否定前者是後者的絕對必要條件。

綜觀世界文化發展的曆史，我們看到，一些國家的文化成功地走出去，莫不是從認識論意義上的“走出去”進到價值論意義上的“走出去”，最後使其他國家的人們理解和接納這些國家的文化，特别是它的價值觀念。反過來說，也隻有實現了價值論意義的“走出去”，一種文化才算真正實現了“走出去”。中國文化走出去也概莫能外。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為什麼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這是我們讨論中國文化走出去時必須回答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明确這一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而且也是我們思考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路徑的基本前提。

按照上述關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種意涵的分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了解和熟悉中國文化、進而讓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但是，作為對于為什麼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或者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什麼問題的回答，這樣說還是遠遠不夠的。在這裡，問題的關鍵在于正确地把握“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的含義。

所謂理解和接納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念，就是實現不同文化的價值共識。作為文化交往的結果，價值共識是指人們在了解和熟悉交往對方的文化的基礎上在價值觀念上達成的某種協調、一緻的意見。關于價值共識，學術界有這樣一些經常出現并廣泛流行的誤解：一是把價值共識混同于價值本身。例如，有人在談論共同價值時認為，“‘共同價值’（common value）也可譯為共有的價值，從詞義上看，它是一個包含特定時間空間概念的詞組，是在一定時空範圍内，一定問題上的價值共識。” 其實，共同價值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屬于主客體之間的客觀的價值關系層面上的東西，而價值共識則屬于思想觀念層面的東西，二者之間是主觀與客觀、觀念與現實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區别是一目了然的。二是把價值共識誤認為是一種價值觀念。例如，有人認為，“價值共識不是脫離各個民族的價值而獨立存在的抽象共相，而是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對某些基本價值的認可。” “人類的道德自覺,尤其是世界範圍内的被認可的道德規範,是一種道德價值共識。”在這裡，無論是認為價值共識是對價值的認可，還是認為被廣泛認同的道德規範是一種價值共識，都把價值共識視為價值觀念。然而，價值共識本身并不是價值觀念而是一種知識性的東西即共同的、一緻的認識，隻不過這種共同的、一緻的認識能夠導緻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之所以要特别強調這一點，其原因在于：如果把價值共識誤認為是一種價值觀念，就會得出價值共識必然形成共同價值觀念的結論，但事實并非如此。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文中看得很清楚。三是把價值共識歸結為價值認同。例如，有人明确說：“價值共識就是對不同民族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積極合理因素的某種認同”；“價值共識，特指在當前中國多元化的背景下，個體或者群體在承認社會現存差異的前提下努力消解或彌合分歧和差異，從而形成對根本性或基本性原則的認同。”雖然把價值共識歸結為價值認同的觀點目前在學界相當盛行，但它不過是以偏概全，并且與上述把價值共識誤認為價值觀念是互為因果的。

實際上，文化交往中的價值共識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價值認同，即一種文化中的人們贊同、認可另一種文化的價值觀念，并把它接受為自己的價值觀念。在這裡，人們贊同、認可另一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是基于對該種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實現的，它本身屬于一種認識結果，但這種認識最終導緻了價值觀念的變化，即把該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接受為自己的價值觀念。價值認同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如自覺認同、強制認同、引誘認同等等。而無論是采取哪種具體形式，價值認同可以是放棄自己原有的價值觀念并轉而接受交往對方的、原來與自己的價值觀念根本對立的價值觀念，可以是用交往對方的價值觀念填補自己價值的某些空白，也可以是對交往對方與自己相同的價值觀念産生某種共鳴、從而進一步強化自己原來的價值觀念。二是價值認異，即人們在了解和熟悉一種文化後，雖然并不認可、贊同和接受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但基于相互之間曆史條件和現實情勢的差異能夠理解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産生和存在的理由或根據，承認它的合理性，并由此尊重它。價值認異也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它可以表現為人們對自己所反對的價值觀念的包容，可以表現為人們對不同文化價值觀念的差異的體諒，也可以表現為對其他文化價值觀念的特異性的尊重。價值共識具有價值認同和價值認異兩種基本形式，意味着價值共識并不一定會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如果說價值認同重在“求同”，其結果是人們通過文化交往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那麼，價值認異則重在“存異”，它不僅不會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反而是對各種不同價值觀念存在的合理性的确認。但是，作為價值共識的兩種基本形式，價值認同和價值認異都意味着人們在價值觀念上達成了某種協調、一緻的意見，隻不過前者是指人們在價值觀念的“求同”上達成了協調、一緻的意見，而後者則是人們在價值觀念的“存異”上達成了協調、一緻的意見。實際上，在不同文化交往中，價值認異是更為重要、也更為常見的一種價值共識。特别是在全球化時代，在人們每日每時都在進行全球性的文化交往的情況下，隻有通過價值認異才能有效地化解各種文化沖突和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

在世界文化史上，西方文化是以往唯一成功地實現了走出去的文化。近代以來，西方資本向海外的擴張，迫切需要西方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的傳播為其鳴鑼開道，最初由西方資本擴張推動的全球化也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西方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的全球性擴散。西方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為西方資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動掃清思想觀念上的障礙。顯然，西方文化走出去的這樣一種目的隻能通過人們對西方文化的價值認同來實現。然而，西方文化畢竟是一種與西方曆史和西方人的生活條件相聯系的文化，西方價值觀念畢竟是一種特殊的價值觀念，要使其為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所自覺認同是相當困難的。也正因如此，近代以來，西方文化走出去的過程，實際上是西方國家利用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以各種強制的或引誘的方式使非西方國家的人們認同西方價值觀念的過程。其中，強制認同主要表現為近代的殖民主義運動和20世紀的市場化運動。近代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運動，是以堅船利炮征服非西方國家為基礎向非西方國家輸入西方文化、強制非西方國家的人們認同西方價值觀念的過程；在20世紀，非西方國家被這樣那樣地納入市場化軌道，也意味着把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強行地納入西方價值觀念的懷抱，因為支配這個無所不包的市場的規則是由西方國家利用其先發優勢單獨制定的，它們處處都浸染着西方價值觀念，甚至它們本身就是西方價值觀念的有機組成部分。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更加重視對非西方國家人們的引誘認同，即通過對非西方國家特别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的思想滲透，誘使非西方國家的人們認同西方價值觀念，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它們在世界各地策動的“顔色革命”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通過強制或引誘非西方國家的人們認同西方價值觀念來實現的西方文化走出去，具有顯而易見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和價值觀擴張的性質，它在各國民族主義普遍覺醒、尤其是原教旨主義盛行的當代世界已經引發了普遍而激烈的價值觀沖突，成為當今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脅。

如上所述，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要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實現中外文化的價值共識。顯然，這裡所說的讓其他國家的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或實現中外文化的價值共識，不是或主要不是謀求價值認同。一方面，全球化時代不同文化交往中的價值認同應該是對反映人類共同價值的普遍價值觀念的認同，也隻有反映人類共同價值的普遍價值觀念才能真正為全球化所促成的全球性社會奠置思想基礎，而對任何特定民族文化和特殊價值觀念的認同不僅不能适應全球化和全球性社會的需要，而且最終必然會像上述西方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那樣加劇不同文化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中國崛起的内在要求，而中國的崛起是一種和平崛起，中國文化走出去既沒有内在沖動也沒有外在保障像西方文化走出去那樣謀求文化殖民和價值觀念的普遍化擴張。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讓其他國家的人們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或實現中外文化的價值共識，主要是為了求得價值認異，也就是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同情、包容和尊重中國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崛起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全球性活動和中國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們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在近年來的國際輿論中，“中國威脅論”甚嚣塵上，一些西方政客逢中必反且還很有市場，固然是多方面的複雜因素所使然，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不能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這也說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亦即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文化的價值認異還遠未實現。

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路徑

所謂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路徑，也就是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走出去，這是我們讨論中國文化走出去時必須面對的最為重要的問題。我們辨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意涵、考察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的，都是為了正确地回答這一問題。

在我看來，要真正使中國文化走出去，必須着重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塑造好中國文化的形象。當我們讨論中國文化走出去問題時，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是指什麼？作為中國文化的内核的中國的價值觀念又是什麼？有人認為，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這顯然是很成問題的。首先，中國傳統文化曆經數千年的演化，形成了一幅衆多流别争芳鬥豔的色彩斑斓的曆史畫卷，即使是其中最主要的流派即儒釋道諸家的價值觀念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就生态價值觀念而言，儒家主張敬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道家強調棄絕貪欲、遵從自然，佛家認為“衆生悉有佛性”并把不殺生奉為五戒之首，看似都奉持“天人合一”的觀念，其義理實則南轅北轍。如果認為中國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那麼，該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哪家哪派的學說及其價值觀念為準？其次，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在傳統農業社會土壤裡生長起來的，其中還雜糅着許許多多的封建糟粕、甚至奴隸制的思想殘餘，因而就其整體和現成形式而言是不堪其用的。在談到文化自信時，有人把文化自信的根據僅僅建立在中國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這樣的文化自信是非常盲目的。宋朝丞相趙普曾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今天有的國學大師甚至斷言，“其實用不着半部《論語》，有幾句話就能治天下”。其實，沒有《論語》照樣也可以治天下。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所謂的“治天下”到底是善治還是濫治。如果說半部《論語》或《論語》中的幾句話就能把天下治理好，而且治理得比沒有《論語》的國家更好，那麼，中國一定會遠遠早于西方國家實現現代化！所以，這類半部《論語》或《論語》中的幾句話“治天下”的文化自信所折射的不過是一種夜郎自大的心态。這樣一種無根的盲目自信是無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如果我們真的基于這種自信而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最多也隻能實現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因為要發達國家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的人們理解和接納本質上屬于農業文明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從而實現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是根本難以想象的事情。再次，如果把中國文化走出去理解為使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那麼，即使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表示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中國文化實現了價值論意義上的“走出去”，因為這種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文化，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并不是當代中國人所真正秉持的價值觀念。

我們要推動其走出去的中國文化隻能是當代中國文化，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社會主義文化，隻有這種文化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形象，也隻有對這種文化我們才有理由寄寓充分自信。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區别于任何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而馬克思主義深刻地揭示了客觀世界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偉大的認識工具”；同時，馬克思主義堅持人民立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宗旨，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因此，馬克思主義占據着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也正因如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當代中國文化是一種科學的大衆的、具有無限開放性并因而能夠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化也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整體和現成形式而言在今天已不堪其用，但其中有很多珍品，特别是其在漫長演進中沉澱下來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革故鼎新的發展觀、剛健有為的人生觀、知行合一的實踐和認識理論、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集中地體現着傳統社會裡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和獨特智慧，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寶貴思想資源。正是在利用這些寶貴思想資源的過程中，當代中國文化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發揚光大，也使自身的民族特色不斷增強。不過，當代中國文化仍然有待我們大力地加以建設，不僅必須不斷推進作為當代中國文化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不斷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而且必須在新的時代條件大力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積極成果的吸收和消化，還必須努力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使黨的十八大闡述的“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内化為全體中國人的自覺追求，由此從内到外塑造好中國文化的形象。

第二，大力加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提升中國文化傳播能力。中國文化走出去即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的實現情況，首先取決于中國文化的形象，但也取決于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能力。文化傳播能力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的重要表現，而軟實力是一種“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己所願的能力”。作為一種軟實力，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播能力是建立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實力的基礎上的，但也深受其話語體系建設和發展狀況的影響。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夠走出去，除了其具有強大的硬實力以外，也由于其注重軟實力建設，在國際上形成了長期的話語霸權。一方面，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學術文化即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學術界長期占統治地位，其學術話語體系俨然成為言說一切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準則和進入國際主流學術圈的“入門券”。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基于西方中心論的立場炮制了種種關于西方意識形态的神話，并借助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活動把控國際輿論的話語權。例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學者經常把西式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宣稱為“普世價值”，由此假裝自己站在道義的高地上，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生态指手畫腳，其實質是借助西方文化的強勢話語體系輸出西方價值觀。而與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相比，我們的話語體系建設嚴重滞後。這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上分科研究的道路是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所緻。正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各種概念、命題、理論、方法先後被翻譯、介紹到中國，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也相應地被植入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它雖然也曾促進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但也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長期處于外來學術的“學徒”狀态。馮友蘭先生概述過兩種不同的治學方法，即“照着講”和“接着講”，其中，“照着講”即前人怎麼講就怎麼講，它是哲學史的研究方法；而“接着講”則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發展，它是哲學創新的方法。馮友蘭先生所提出的“照着講”和“接着講”，也可以用來描述以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态勢，就是說，從總體上看，以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實際上一直就是依循西方學術傳統而“照着講”和“接着講”。所不同的是，作為研習中國傳統哲學的兩種方法，“照着講”和“接着講”屬于馮友蘭先生的方法論自覺和方法創新；而作為以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态勢，“照着講”和“接着講”則标示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上的不自覺和不自主，因為無論是“照着”西方學術傳統講還是“接着”西方學術傳統講，實際上都是在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兜圈子，都是以洋為上、挾洋自重的表現。在今日中國學術界，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鄭永年教授曾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繼續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在中國土地上生存着無數的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社會學家、西方政治學家，但卻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結果呢？大家越說越糊塗，越解釋越不清楚”，“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識體系洗腦了一般，非常滿足于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态，掌握了幾個西方概念，就覺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訓斥人，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職業”。正是由于話語體系建設的滞後，所以，“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從多方面着手，其中特别要把握以下三個基本點：首先，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必須注意“頂天”，即要有高站位。話語體系是由一定的概念、範疇、命題等構成的有機系統。但是，話語體系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表達問題，它不僅有一個“如何說”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說什麼”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話語背後的力量是思想、是道。話語體系實際上是以抽象的概念運動反映現實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關系，并由此體現出一定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态和利益訴求。因此，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構建不能僅停留在語言符号體系重構的表層，最為關鍵的是要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其次，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也必須注意“立地”，即要立足中國實際。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使當代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從本質上說，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構建就必須适應這場偉大社會變革的需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我們隻有以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聚焦中國道路，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升華中國智慧，“提煉标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話語體系，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再次，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還必須正确對待古今中西的各種思想資源。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反映的是曆史上各個時期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體現的是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并不能搬用于當代中國。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概念、範疇、命題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但即使如此，也需要對它們加以創造性的轉換，就像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改造那樣。同樣，西方話語體系在整體上既不适合于研究中國問題，也不能适應傳播中國文化的需要。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某些要素凝結着人類共同的經驗和知識、體現了人類共同的理想追求，能夠成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借鑒，但這些要素亦需要我們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改造。總之，要提升中國文化的傳播能力，我們既不能講“古話”也不能講“洋話”，而必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構建融通古今中西各種思想資源的中國特色話語體系。

正如前述，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和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個不同層次。從總體上看，在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方面，目前人們所做的大多屬于認識論意義、第一個層次上的“走出去”的工作。雖然這類工作也是必要的，但還遠遠不夠。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層次需要提升，與中國制造需要升級的情況是很相似的。隻有在大力加強中國文化建設、塑造好中國文化的形象的同時，努力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不斷增強中國文化傳播能力，我們才能提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層次，從認識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躍遷到價值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走出去，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真正理解和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從而真正實現中外文化的價值共識。

作者簡介：汪信硯，男，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原文載于《江淮論壇》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