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今列甯思想研究處于“冷”時代，面臨兩個困境:一是20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變化增加了列甯思想研究的難度;二是原有列甯思想研究方式不能滿足當代列甯思想研究的需要。為此，要實現從意識形态研究到思想史研究之列甯思想研究語境的轉換;要聯系俄國的情況以及列甯的俄國立場、俄國觀點來闡發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及其具體的豐富的規定性。列甯思想遺産中活的東西不是現存的理論，而是分析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法的精髓是:認識的客觀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社會主義的原則。中國共産黨人繼承和發展了列甯思想的這一精髓，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隻有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中國列甯思想研究的活水源頭出發，中國的列甯思想研究才能走出學院式研究的藩籬而走進中國思想創造的園地。

關鍵詞：

列甯思想研究；蘇聯哲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今年，是列甯誕辰15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正處在一個列甯思想研究冷的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紀念列甯、研究列甯思想的目的是什麼?僅僅是為了懷念這位偉人呢?還是為了繼承他的思想遺産呢?這兩個問題可以是一緻的，也可以是不一緻的。在列甯思想研究熱的時候，這兩個問題是一緻的，我們紀念列甯，就必然把列甯的思想與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緊密地聯系起來，講列甯的思想，就是講我們當下正在做的事情。但在列甯思想研究冷的時候，這兩個問題就有區别了:如果出于第一個目的，那麼，我們紀念列甯，是把列甯的思想與我們過去做過的事情聯系在一起，講列甯的思想，是講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如果出于第二個目的，那麼，我們紀念列甯，就必須承認列甯思想與現時代之間的距離，進而反思這個距離是如何造成的，是本身就有的呢?還是我們的研究方式和對列甯思想的态度出了問題呢?這就是如何看待列甯思想遺産的問題。本文本着第二個目的，提出這個問題，并力圖回答這個問題。本文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四點是必須面對的:第一，列甯思想的研究為什麼會從熱變成冷，并且在從熱到冷的轉變中，列甯思想的研究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第二，我們應該如何走出當下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第三，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列甯的思想遺産?第四，我們應該如何繼承列甯的思想遺産?本文将聯系一個世紀列甯思想研究的曆史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的主線，對這四個問題作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列甯思想研究的熱與冷

2013年，我在BEAT365唯一官网組織了“列甯思想在21世紀:闡釋與價值”國際學術研讨會。這次會議的舉辦正是我國列甯思想研究最冷的時期，甚至比現在的研究要冷得多。這一點，有兩個數據可以顯示:一是國内外學者參會的比例。當時，國外參會學者近30人(其中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遠遠超過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而中國參會學者近20人(研究生參會除外);從提交論文的内容分析，中國學者着重于列甯思想的一般理論叙述，而國外學者更傾向于以列甯思想為方法或思維框架，分析和說明當代世界曆史出現的種種現象，比如，有以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變化，有結合後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來分析列甯的革命理論對于拉美革命和全球化動力因素形成的作用，有研究列甯與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複雜聯系，等等。從這個對比數據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列甯思想研究的熱與冷的雙重内涵:一重是研究者數量的多少。這個數據能夠顯示列甯思想研究的社會認同度。研究者數量多，表明列甯思想的社會認同度高，即為列甯思想研究熱，反之，則表明列甯思想的社會認同度低，即為列甯思想研究冷;一重是研究成果對現實的說服力。這個數據能夠顯示列甯思想研究的質量。若列甯思想研究中有當代問題，并給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對列甯思想的一種創造性研究，即為列甯思想研究熱，反之，若列甯思想研究中缺乏現實關懷，沒有當代問題意識，隻是在學術的意義上考據列甯思想中的某一理論、某一思想，即為列甯思想研究冷。

如果以現實性為評價标準，那麼，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問題也就産生了。這個問題就是，列甯的思想是如何離開現實的文化土壤而成為書齋裡的學問?是由客觀原因造成，還是由主觀原因造成?這是我們今天繼承列甯的思想遺産不能不面對、不能不回答的問題。在我看來，列甯思想研究離開了現實的文化土壤，既有來自客觀方面的原因，也有來自主觀方面的原因。

客觀方面的原因來自于世界曆史的變化。列甯思想誕生于20世紀初，距離今天已經一個世紀之久。在這一個世紀中，雖然帝國主義時代的性質沒有變化，但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結構、政治格局和文化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經濟結構上，金融資本借助于世界市場，掙脫了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束縛，成為了當今世界經濟結構中的主導性資本;在政治格局上，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世界範圍内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大批中小國家獲得了獨立，打破了20世紀初形成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前資本主義國家的二元結構，20世紀90年代之後，蘇東劇變又打破了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的政治格局，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世界曆史發展的格局，接着，才10多年的時間，世界曆史的這一格局又被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矛盾打破了，自2007年開始，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把世界曆史再度帶入了一個危機的時代，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戰争危機、生态危機，加之新冠病毒肺炎全球蔓延引發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機，這一系列的變化，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一統天下的格局，出現了世界多元體的政治格局;在文化觀念上，後工業社會、極權主義、大衆文化、現代性、生态文明、文化霸權、文化軟實力、全球命運共同體等這些新概念的出現，取代了以往的革命、階級鬥争等觀念，形成了新的話語體系。這些新的變化是對20世紀初的理論家們提出的有關帝國主義與無産階級革命理論的實踐檢驗。那麼，列甯的思想經得起這種實踐的檢驗嗎?如果能，那麼，列甯思想中的哪些内容能夠說明一個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變化呢?很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簡單地搬用以往列甯思想研究的話語系統是很難得到社會認同的，必須建構新的話語系統來闡釋列甯的思想，或者說，在新的話語系統中開掘列甯的思想資源。這是一個世紀以來的世界變化向列甯思想研究所提出的挑戰。

主觀方面來自于原有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這裡所說的原有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其實是蘇聯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建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話語系統。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任務，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建立的階段。蘇聯社會的這一變化向蘇聯哲學界提出了新的理論課題: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國建成?蘇聯應該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蘇聯哲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理論争論。這場理論争論主要是圍繞着兩個問題展開的:第一個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有沒有一個列甯階段，如果有，那麼，列甯哲學的性質和特點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有哪些?它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基本内容有哪些?等等。這兩個問題争論的結果是:在第一個問題上，蘇聯哲學界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有一個列甯階段，并把列甯思想上升為列甯主義，強調“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确切地說，是“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别是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這個定義，一方面揭示了列甯思想中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容的東西，概括了列甯思想的時代特征，另一方面說明了列甯思想不同于第二國際理論的特點，突出了列甯思想的革命性特征;在第二個問題上，蘇聯哲學界以列甯《哲學筆記》中的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三者一緻思想為重心，闡發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基本原則和基本理論。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中，對這一時期蘇聯哲學界讨論的理論成果進行概括和提煉，将唯物辯證法分為三個部分:辯證法、唯物論和曆史唯物主義，并分别概述了這三個部分的基本内容。這就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型。對比這兩個問題的讨論，前者是對列甯思想性質的确認，後者是對列甯思想内容的闡發。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蘇聯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也構成了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話語系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話語系統，就是列甯思想研究的話語系統。正是這兩種話語系統的合一，推動了列甯思想研究熱。從另一方面看，這兩種話語系統的合一，又極大地壓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空間，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單一化、意識形态化，而難以進入思想史的研究語境。這表明，在列甯思想研究熱中，已經隐含了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危機。這一危機在兩種情況下凸顯出來:一種情況是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世界傳播中遇到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問題，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和普遍性就會遭到質疑，比如，20世紀3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挑戰蘇聯的馬克思主義，進而質疑列甯的思想;一種情況是在變化了的世界曆史面前，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系統已經不夠用了，必須創造更為豐富的馬克思主義話語，深化列甯思想的研究。如果列甯思想的研究不能在這兩個方面化解危機，勢必會出現列甯思想研究冷。

上述兩個原因表明，列甯思想研究由熱到冷，并不意味着列甯思想本身已經過時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列甯思想的研究方式出了問題。當然，這種研究方式的形成是由當時複雜的鬥争環境決定的，因而也對當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思想鬥争和實踐鬥争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着，這種研究方式就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改變的。今天出現的列甯思想研究冷，實際上是以否定的形式證明了原有的研究方式已經不适應新的曆史環境下的列甯思想研究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走出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就需要建構新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

二、如何走出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

面對一個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變化，我們應該如何破解原有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走出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呢?這是今天的列甯思想研究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要破解原有的列甯思想研究方式，首先要反思列甯主義的定義。斯大林把列甯主義定義為“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從時代定位上看，是完全正确的，把列甯主義定義為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并以此闡明布爾什維克黨與第二國際在意識形态上的分歧，也是十分準确的。問題是，列甯與第二國際之間的分歧，不都是意識形态的，還有認識論上的。然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蘇聯，從官方到學術界，卻沒有像列甯那樣謹慎地對待與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論戰，而是把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論戰都歸于意識形态的分歧，納入意識形态的語境中加以評價。這樣一來，列甯思想的研究就被意識形态化了，列甯思想中的理論内容也被置于意識形态的語境中加以闡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列甯思想研究的意識形态語境。這種研究語境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内部意識形态鬥争空前激烈的環境下，會強化列甯思想的研究，帶來列甯思想研究熱，但是，當共産主義運動内部激烈的意識形态鬥争的背景消失後，而又沒有确立列甯思想研究的新的理論支撐點的時候，又會使列甯思想的研究冷下來，甚至會出現否定列甯思想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列甯思想研究會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冷了下來，甚至遭到否定的原因。因此，今天的列甯思想研究要走出冷的困境，就必須補上先前列甯主義定義中缺失了的認識論視野。

但是，要在先前的列甯主義定義中融于認識論的視野，不是内容的問題，而是形式的問題，即是一個研究語境的建構和選擇的問題，因為隻有确定了研究語境，才能知道如何補上認識論的視野，以及補上什麼樣的認識論視野。一個世紀以來，列甯思想研究是在不斷地建構和選擇研究語境中展開的，其中，最能标志列甯思想研究水平的有四種研究語境:第一種是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建構的強意識形态的研究語境。這種研究語境的特點是，在意識形态的框架中，把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在政治上的主張與理論上的對錯等同起來，以政治上的對錯來判定理論上的對錯，實則是以意識形态的分歧否定并最終取代認識論研究;第二種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為批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來的弱意識形态的研究語境。這種研究語境也是在意識形态的框架下評判政治主張和理論對錯，但它将政治上的對立與理論的對錯作了區分:在政治上，站在第三國際的政治立場上批判第二國際的政治主張，但不全盤否定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把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機械論和庸俗唯物主義理論與有創造性的理論區分開來，批判那些機械論和庸俗唯物主義的理論，繼承那些富有創造性的理論;第三種是阿爾都塞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認識論的研究語境。阿爾都塞以他的認識論斷裂的觀點來評價列甯哲學，認為列甯哲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把哲學與意識形态、與科學區分開來，強調哲學對意識形态、對科學的優先性。據此，他反對在“意識形态的性質和政治性質的鬥争”這個意義上來定義列甯主義，而要求在“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革命的科學”的意義上來定義列甯主義。在他看來，這個定義的重要性在于，它關系到我們今天“要不要列甯主義的問題”。很明顯，阿爾都塞是以認識論來消解列甯主義定義中的意識形态化和政治化，以凸顯列甯主義定義的理論性來保衛列甯的思想遺産。這無疑是對蘇聯建構的強意識形态語境的一種颠覆;第四種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啟的新一輪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史研究語境。所謂新一輪研究，是相對于20世紀30—70年代對羅莎·盧森堡思想的基本否定性評價而言的，因而是對羅莎·盧森堡思想的再認識。既是對羅莎·盧森堡思想的再認識，就必然要重新審視列甯對羅莎·盧森堡的種種批評，分析列甯與羅莎·盧森堡之間發生分歧的實質。于是，列甯與羅莎·盧森堡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了開展新一輪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個前提性問題。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中，列甯思想并沒有被否定，而是在新的研究語境下得到了擴展。這個新的研究語境就是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比較研究的語境，具體地說，就是把列甯與羅莎·盧森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思想置于各自所處的民族環境及其所要解決的問題中去考察，一方面承認他們之間在許多問題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又不把這些分歧對立起來，用某個單一的标準來判定其對錯，而是聯系時代的、民族的複雜背景和個人的革命經曆，探讨發生分歧的原因，分析其中的合理性和缺失點。誠如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專家霍爾格·波利特所指出的:“列甯和羅莎·盧森堡之所以在同一問題上持不同觀點，是由他們所處的曆史背景和各自不同的革命經曆造成的:羅莎·盧森堡的觀點出自于她所處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背景，是她經曆無數次的西歐革命失敗而得出來的，而列甯的觀點出自于他所處的俄國革命的曆史背景，是不斷總結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經驗得出來的。”這就肯定了羅莎·盧森堡和列甯思想各自的民族性特點及其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互補性。

從列甯思想研究的意識形态語境到認識論語境，再到思想史的語境，構成了一個世紀列甯思想研究的思維之鍊。透過這根思維之鍊，不難看出，列甯思想研究經曆了一個由意識形态化到認識論化的過程，準确地說，是不斷地去意識形态化而走向認識論化的過程，列甯主義定義的認識論視野就是在不斷地去意識形态化中加進去的。這一思維進程表明，列甯主義定義的認識論視野本身就是一種思想史的視野，因此，在列甯主義定義中加入認識論視野的前提，是解構列甯思想研究的意識形态語境。在這個意義上，阿爾都塞的列甯主義定義是列甯思想研究語境變革的關鍵一環，而真正敞開列甯思想研究的認識論視野，則是在思想史語境的建構中實現的。與阿爾都塞的認識論語境相比，思想史語境具有兩個特點:其一，列甯思想研究的認識論提問發生了變化。在阿爾都塞的認識論語境中，認識論的提問是在認識論斷裂的框架下展開的，它所提出的問題是，列甯是如何将哲學從意識形态和科學中剝離出來的，由此決定，它的認識論視野僅限于列甯的哲學思想，與之不同，思想史語境中的認識論提問是在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比研究的框架下展開的，它所提出的問題是，列甯思想的特點是什麼?列甯思想與列甯所處的時代、民族文化和個人經曆的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這是列甯思想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就需要考察列甯思想的各個部分: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等等。由此決定，它的認識論視野不限于列甯的哲學思想，而是涵蓋了列甯思想的各個方面: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态的、哲學的、思維方式的，等等;其二，列甯思想研究的格局發生了變化。阿爾都塞的認識論研究語境終結了列甯思想研究的意識形态語境，但沒有終結列甯思想研究的一元性格局，隻是變換了列甯思想研究的一元性内容。意識形态研究語境以意識形态為标準衡量理論的對與錯，建構的是意識形态的一元性，而阿爾都塞的認識論語境是以哲學的科學性拒斥意識形态，建構的是哲學的一元性。與這兩種研究語境不同，思想史的研究語境則通過方法論打通了哲學與意識形态的聯系，同時也建立起了列甯與西歐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間的比較研究，建構了列甯思想研究的多元化格局。正是這兩個特點，打開了列甯思想研究的空間，可以引導我們走出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因此，我們要使列甯思想研究走出冷的困境，就需要選擇列甯思想研究的思想史語境。

三、如何理解列甯思想的國際性

作為一個對世界曆史的變革起過巨大作用的思想家，列甯的實踐活動及其所創造的理論必然具有國際性。但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呢?是在意識形态的語境中抽象地談論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呢?還是在思想史的語境中具體地闡發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呢?這是關系到我們如何理解列甯思想遺産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

所謂抽象地談論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就是在國際性和民族性對立的框架中闡發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強調列甯思想的基礎和理論全部都是國際性，其中不含任何俄國情況的雜質。蘇聯官方理論家們就是這樣論述列甯思想的。布哈林在論述列甯主義的基礎時，把列甯思想的創新概括為“三種東西的結合，綜合”:“第一，這是回複到馬克思的時代，但不是簡單的回複，而是以全部新事物加以豐富之後的”回複，也就是說，它是包括對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所作的分析成果的馬克思主義的綜合;這當然包括對新時代向我們提供的全部大量新事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這是第一種。“第二，這是鬥争中的和勝利中的工人階級的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和綜合。”“第三，這是工人階級的破壞工作和創造工作的綜合”。布哈林在這裡講的“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指的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戰争與資本主義危機，他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理論和實踐”，指的是世界範圍内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是世界曆史的内容，而不是俄國革命所特有的内容。可見，在他那裡，列甯思想的國際性與俄國的特殊情況是沒有關系的。布哈林的這一觀點在斯大林那裡得到了更加明确地表達。斯大林在批評季諾維也夫将俄國的情況納入列甯主義的定義時，明确地指出，俄國的确是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但這對于列甯主義的基礎毫無意義，因為列甯主義的基礎不是俄國的條件，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是這個時代的世界無産階級革命鬥争，列甯的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都是為着解決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為着解決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産階級革命問題而寫的。這些足以表明，列甯主義不是僅僅“根據俄國的條件專為俄國制定的”，而是“根據帝國主義的條件為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制定的”;列甯的著作不是隻對俄國有意義，而是“對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列甯主義的理論原理和策略原理”“對于各國無産階級政黨都适用和必要”。據此，他堅決反對季諾維也夫在列甯主義定義中加進“俄國的落後性”、俄國的“農民性”這樣的詞句，認為這樣做“就是把列甯主義從國際無産階級的學說變成俄國特殊情況的産物”“就是為鮑威爾和考茨基效勞，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否認列甯主義能适用于其他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在這裡，斯大林在國際性和民族性中劃了一條泾渭分明的界限:“帶有民族局限性的列甯主義定義”和“國際主義”是不能相容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對列甯主義基礎和内涵的這些說明，的确是強化了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卻掏空了列甯思想的内容。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列甯思想的國際性絕不是列甯思想獨有的，而是列甯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共有的。說它是共有的，是指與列甯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都是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現象和世界工人運動和無産階級革命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他們的理論，無論是帝國主義理論，還是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也都毫無例外地具有國際性。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和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具有國際性，同樣的，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希法亭的金融資本理論、布哈林的帝國主義理論，也都具有國際性。既然如此，那麼，把列甯思想定義為國際性，除了讓人們知曉列甯思想的時代性和普遍性之外，還能提供什麼更豐富、更具體的内容呢?比如，列甯思想的内在邏輯、列甯的觀點與他同時代的思想家的觀點之間的區别、列甯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優于同時代其他思想家們的思想、列甯思想的科學性和先進性是從哪裡來的，等等。如果列甯主義的國際性不能告訴人們這些内容，那麼，它就是貧乏的、空洞的，是與列甯思想本身不相符合的。

那麼，我們應該到哪裡去尋找列甯思想國際性的豐富内容呢?當然是要到列甯思想的俄國背景中去尋找。其實，這一思路早在列甯論述十月革命的國際性意義中就已經提出來了。1920年，列甯寫了《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列甯提出了将十月革命經驗國際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列甯看來，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在很長的時期内依然比資産階級弱，這是因為資産階級有着十分廣泛的國際聯系，還因為俄國是一個小商品生産的國家，小商品生産者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複活和再生，因此，俄國無産階級要戰勝資産階級，就要使十月革命的經驗國際化，要建立無産階級的國際聯盟。這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十月革命的經驗是否具有國際意義?如果有，那麼它的國際意義指的是什麼?對于這個問題，列甯的回答是:十月革命的經驗毫無疑問地具有國際意義，這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特點。在這裡，列甯把國際性作為十月革命的本質内容，不講這個内容，就不能理解十月革命。但是，列甯又不把十月革命的内容與它的國際性劃等号，而是在内容上和方法論上将十月革命的俄國内容和國際内容作了辯證的分析。在内容上，列甯把十月革命的俄國内容區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兩個方面:廣義的内容是指十月革命的一切特點，包括那些俄國獨有的具體的、次要的特點;狹義的内容是指十月革命事件本身“在國際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說，具有在國際範圍内重演的曆史必然性”的特點。列甯強調，十月革命的國際性，不是在廣義上，而是在狹義上講俄國革命的特點，即俄國革命中具有曆史必然性的、能夠成為世界各國模範的内容;在方法論上，列甯批評了兩種對待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的錯誤觀點:一個觀點是否認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認為十月革命不限于俄國革命的某些特征。列甯指出，這種觀點誇大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是“極大的錯誤”;另一種觀點是将十月革命局限于俄國革命，否認十月革命的實踐和理論揭示了世界曆史的必然性，對世界各國的無産階級革命都具有模範性。列甯指出，這種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針對這一觀點，列甯強調:“俄國這一模範向所有國家展示了它們在不久的将來必然會發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極重大的事情。……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國際的‘意義’(按狹義來說)。”在這裡，列甯提出了認識十月革命國際性意義的重要的方法論原理，這就是，要把民族性與國際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辯證的考察，從俄國革命的特殊性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能夠指導世界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原則。列甯把這個原則概括為兩點:一點是無産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另一點是堅持無産階級政黨在革命中和在革命勝利後的無産階級專政國家中的領導權。在這兩點中，前者提出了無産階級專政的民主形式，即民主集中制，後者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和國家理論。從提出把十月革命的經驗國際化，到提出認識十月革命國際性意義的方法論原理，再到概括十月革命國際性的原理，列甯始終植根于十月革命的俄國經驗本身，他堅信，十月革命的國際性不在十月革命之外，而在十月革命之内。十月革命本身孕育了它的國際性。這就啟示我們從俄國情況的分析中、從國際性與民族性的辯證關系中，去揭示列甯思想的國際性的具體規定性。

從俄國的情況出發，就是把俄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的典型，通過層層辨析，揭示其中具有世界曆史普遍意義的内容。這一研究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以19世紀的俄國為經驗原型來思考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曆史規律的問題，并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設想:一個是東方的現代化能否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一個是俄國革命能否在俄國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産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這兩個問題賦予了19世紀俄國問題世界普遍性的意義，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的核心觀點。其實，俄國問題的世界曆史意義還遠不止于此。俄國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爆發的國内危機，使它成為了研究帝國主義經濟的一個範例。列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研究和回答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國問題。在列甯看來，解決俄國問題的答案不應該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必然性鍊條上去尋找，而應該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鍊條的斷裂點上去尋找。從這一觀點出發，列甯改變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問題的提問方式和思維向度，不是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把俄國當作“他者”，從世界曆史必然性的思維向度上來思考俄國的未來景象，而是把俄國當作“自我”，從世界曆史偶然性的思維向度來思考俄國的未來景象。得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壽命的延長的結論時，列甯卻從世界曆史偶然性的向度分析帝國主義的經濟現象，得出“帝國主義是無産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的結論;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一國勝利論。這些都給列甯的思想打上了俄國民族的烙印，使列甯思想的國際性不同于他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思想的國際性。由此可見，列甯思想的國際性并不是來自于俄國的外部環境，而恰恰來自于俄國的内部環境，既來自于俄國當時所具有的世界曆史的普遍性，又來自于俄國當時的經濟、政治和無産階級革命的特殊性，列甯的思想就是對俄國情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論概括。

上述分析表明，俄國情況、列甯的俄國立場、俄國觀點，是列甯思想中不可删除的内容，如果删除了這些内容，列甯的思想傳統、列甯的任何理論，都變得難以理解了，反之，聯系俄國的國情，聯系列甯的俄國立場、俄國觀點來看列甯思想，我們就能夠獲得了列甯思想國際性的具體的、豐富的規定性。這個規定性可概括為四個層面的内容:第一個層面是世界曆史的一般規律;第二個層面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規律;第三個層面是政治、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的無産階級革命運動;第四個層面是俄國的革命運動。這四個層面内容相互聯系，構成了列甯思想的整體風貌，如果割裂其中任何一個内容，都會導緻對列甯思想的片面理解，都會使列甯思想的研究變得僵化起來。

四、如何繼承列甯的思想遺産

從列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看，列甯思想中的普遍性原理固然值得重視，但其中的俄國情況的特殊性也是不可忽略的。中國就是在不斷地辨識列甯思想的俄國特點中接受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繼承和發展列甯的思想遺産的。

20世紀初，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選擇十月革命的道路時，并沒有把列甯的思想與蘇俄其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學說區分開來，甚至把列甯思想等同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但是，卻把列甯思想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區别開來了，并以列甯思想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特殊性為尺度，比較列甯和蘇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優劣，來選擇中國道路，創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

陳獨秀在1921年1月于廣州公立法政學校的演講中，比較了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分析了無政府主義、共産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的區分，比較了德國社會民主黨與俄國共産黨在工人運動和國家問題上各自的主張，最後得出結論:“隻有俄國底共産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格斯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格斯底學說，并且明明白白反對馬格斯，表面上卻挂着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國民主黨底主張代表馬格斯派社會主義，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我們中國人對于這兩種社會主義，究竟應該采用那一種呢?我以為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的了;國内的資本階級雖尚幼稚，而外國資本主義底壓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階級戰争的觀念确是中國人應該發達的了;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有産階級的政治家政客底腐敗而且無能和代議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在歐美更格外破産了;所以中國若是采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多多加給腐敗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惡的機會罷了。”可見，陳獨秀不是通過普遍性，而是依據俄國共産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各自的特殊性來辨識哪一種理論和道路更适合中國，進而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選擇建立俄國革命類型的共産黨組織。

如果說陳獨秀重視以列甯思想為核心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是為了在實踐上選擇中國道路，那麼，從瞿秋白開始，中國共産黨人重視以列甯思想為核心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就不單是為了在實踐上選擇中國道路，而更是為了創造中國道路的理論。瞿秋白是在中國傳播蘇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第一人。他在中國系統地傳播和研究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時，區分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但他并沒有舍去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而是強調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的價值。他認為，由于中國和俄國同屬于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都要面對和解決農民問題，都要探讨無産階級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僅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而且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也對中國人思考中國的無産階級革命道路具有借鑒意義。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狀具有不同于俄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狀的特點，所以，中國又不能簡單地搬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而應該把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轉化為方法，去思考和解決中國社會的特殊問題。這就提出了從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聯結上、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研究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對于思考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意義的思路。

在中國共産黨按照十月革命的城市起義、武裝奪取政權的模式發動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的起義相繼失敗後，中國共産黨人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研究，于是，結合中國的國情研究列甯的辯證方法，就成為了中國共産黨人繼承和發展列甯思想遺産的主要方向。在這個方向上，做出最重大理論貢獻的，就是毛澤東。早在井岡山鬥争時期，毛澤東就在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于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性。他反複強調:“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産主義。列甯、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将來)。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他所說的調查研究工作，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以英國為經驗原型研究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生、發展及其規律的方法。他認為，列甯對俄國情況的分析同樣是使用了這種方法。在列甯的認識辯證法中，毛澤東尤其重視列甯強調個别和特殊，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到延安後，毛澤東把他在井岡山鬥争時期所做的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和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作了進一步的理論提升，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斷，指出，中國革命陣營中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重要性，以為中國革命隻需要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現存理論拿來用就可以了，而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産，是他們分析問題的方法。在理論上，毛澤東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在《實踐論》中，毛澤東發揮了列甯的“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闡發了列甯有關一般與個别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原理，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發展了列甯辯證法中強調個别、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在毛澤東看來，列甯所說的個别，不是單個存在的事物，而是一個複雜的特殊矛盾系統，他通過闡發矛盾特殊性的多層面内容及其關系，告訴人們如何走向具體、把握具體，解決了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化的理論難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思考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問題時，提出要從方法論的高度來理解恩格斯多次闡明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提出了他的著名論斷:“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

從井岡山鬥争時期講列甯思想的方法論，到延安時期闡發列甯的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理，再到社會主義時期闡發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認識論原理，毛澤東創造了以實踐認識論為核心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這個哲學傳統表達了中國共産黨人對列甯思想遺産的深刻認識，這就是，列甯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思想遺産，是他的認識辯證法。這個辯證法的核心思想有三點:第一，強調認識的客觀性，強調認識事物要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事實;第二，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第三，強調哲學的黨性原則，即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和社會主義的原則。這三點是列甯思想的精髓，是列甯思想遺産中活的東西，因為它給我們的，不是現存的理論，而是分析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法告訴我們如何在世界曆史的變化中發現規律性的東西，創造新的理論。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就是根據這個方法創造出來的，其中的具體結論或許會過時，但是，這個方法、這個原則是不會過時的。中國共産黨人就是繼承了列甯思想的這個遺産，并把它作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在繼承列甯思想遺産的這一精髓中，創造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對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列甯思想遺産的這種内在聯系，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列甯的思想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活水源頭，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我們研究列甯思想的活水源頭。隻有從這個活水源頭出發，中國的列甯思想研究才能走出學院式研究的藩籬，走進中國思想創造的園地，從而走出列甯思想研究冷的困境。

作者：何萍，beat365体育官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列甯思想研究會副會長。

原文載于：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