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卡夫丁峽谷”跨越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俄國農村公社的性質和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共同探索。這一探索始于恩格斯，并且由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作了進一步深化，前後經曆了三個階段。對這三個階段的代表性文本的解讀表明，盡管存在視角和側重點方面的差異，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持共同的立場和看法。他們都認為，俄國農村公社不僅具有廣泛性，而且兼具原始的共産主義因素和落後的生産力特征；俄國民粹派人士試圖依靠俄國自身力量來保留俄國農村公社的想法帶有空想性質；俄國革命和西歐無産階級革命是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必備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卡夫丁峽谷”的跨越論，揭示的是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可能性而非現實可能性。

關鍵詞：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俄國公社；俄國社會發展道路

馬克思晚年關于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涉及俄國農村公社的性質和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等問題，對這一問題及其意義的研究曾經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引起學術界的熱烈讨論，并且持久不衰。從現有文獻來看，恩格斯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比馬克思更早、更久，留下的相關文本也更多。因此，在讨論馬克思晚年所思考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過程中，恩格斯的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關注，進而引發了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上的觀點異同的争論。在國外學者如諾曼·萊文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農村公社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一差異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曆史觀上的“多線發展論”和“單線發展論”。而國内學者大多主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以馬克思的觀點為代表；兩人的觀點雖有差别，但這些差别互為補充，它們在本質上是一緻的，特别是都肯定了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我們認為，現有研究仍然留下了較大的闡釋空間。隻有全面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代表性文本，才能辨析兩人的觀點異同，厘清其中的關鍵概念，把握他們共同提出的“卡夫丁峽谷”跨越論的實

1881年，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緻信馬克思，詢問他對俄國農村公社可能的命運和世界各國都要經過資本主義生産各階段的史必然性問題的看法。随後，馬克思在回複查蘇利奇的書信草稿中，使用了象征古羅馬軍隊戰敗受辱的“卡夫丁峽谷”來比喻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災難。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卡夫丁峽谷”就成為探讨東方社會發展道路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關系的專門術語。實際上，如果以俄國社會為主要考察對象，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對這一問題的探讨始于恩格斯，并且由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作了進一步深化，大緻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研究以1875年恩格斯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及其“導言”和1877年馬克思的《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為代表。1874年至1875年間，針對歐洲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出現的新趨勢，恩格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報紙《人民國家報》上陸續發表了後來題為“流亡者文獻”的一組文章。在前三篇文章中，恩格斯結合當時的新聞報道，讨論了波蘭人的民族解放運動、巴黎公社後的法國流亡者中的布朗基主義、俄國革命者中的巴枯甯主義及其對德國工人運動的影響。恩格斯的第三篇文章不僅揭露了在倫敦出版的俄文雜志《前進》的折衷主義立場實際上是對巴枯甯主義的妥協與讓步，而且着重批評了《前進》雜志所認可的所謂的著名作家特卡喬夫，稱其重複巴枯甯主義者的“随時準備起義”的革命觀點，是“一個幼稚的、極不成熟的中學生”，“胸懷壯志卻一事無成”。這篇文章遭到了特卡喬夫的回擊，他很快發表了緻恩格斯的公開信。于是，恩格斯在收入這組文章的第四篇文章和第五篇文章即《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對特卡喬夫的公開信進行了答複。按照恩格斯的區分，第四篇文章針對的是特卡喬夫公開信的“私人部分”，主要從性格、智力和知識等方面論證了特卡喬夫的不成熟，批評特卡喬夫急于發動社會革命卻又反對文字宣傳、熱衷密謀活動卻又缺乏實際行動、對社會革命後的制度的描述也限于空想；第五篇文章所針對的則是特卡喬夫公開信中對俄國社會和俄國革命的認識，它從俄國社會現狀出發，闡明了恩格斯與特卡喬夫和赫爾岑等民粹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分歧。

一

1861年，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二世頒布了廢除農奴制的法令，宣布所有農奴都是自由的，并且将農奴耕種的土地在農奴和貴族之間進行分配。這一改革加速了俄國農村公社的解體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恩格斯和特卡喬夫都承認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即“俄國農民在擺脫農奴從屬地位以後的處境已經不堪忍受，不可能長久這樣繼續下去，而僅僅由于這個原因，俄國革命正在日益迫近”。然而，對于俄國革命的性質、物質基礎和實現方法，兩人的觀點有着根本的對立。

在特卡喬夫看來，俄國目前沒有城市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所以能夠比西歐國家更容易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恩格斯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特卡喬夫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正确的認識。在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革命本質上是無産階級戰勝資産階級的革命，因而不可能在缺少這兩大階級的前提下發生，因為階級差别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産物，現代資産階級的出現代表着生産力發展到較高階段，并且為消除階級差别奠定了物質基礎。“資産階級正如無産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誰竟然肯定說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産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産階級的國家裡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他就隻不過是證明，他需要再學一學社會主義初步知識。”

特卡喬夫之所以認為在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力量薄弱的俄國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是因為俄國存在着勞動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對此，恩格斯展開了較為深入的分析。恩格斯指出，勞動組合在俄國的普遍存在說明了俄國人民有着強烈的聯合願望，不過，它并非俄國所特有的，而是廣泛存在的簡單協作形式，其重要特征是起源于血族關系的“組合成員們彼此負有團結一緻對付第三者的責任”。恩格斯認為，俄國已經出現的工人勞動組合具有臨時性、行業性和自發性的特征，大多已成為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工具；而這種自發的、不發達的合作社形式無法與獨立經營大工業企業的現代合作社相提并論。因此，“如果它不繼續發展的話，那它一同大工業發生沖突就必然要遭到滅亡”。至于俄國的公社所有制，雖然被特卡喬夫和赫爾岑等視為俄國人具有集體所有制的思想觀念、從而比西歐各國人民更接近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依據，但這種土地公社所有制同樣有其廣泛性和落後性。它也曾經廣泛存在于許多民族的低級發展階段，并部分地殘留于印度和德國等國家。它在西歐被逐漸消除，主要是因為其阻礙了農業生産的發展。而俄國本土保存至今的公社所有制，根源于俄國農業生産和農村社會關系的不發達。俄國公社所有制的落後性尤其表現為公社内部農民生活和活動的狹隘性以及公社之間的完全隔絕狀态。這種狹隘性和封閉性導緻農民孤立于公社事務之外的整個世界，具有相同的利益而無法形成共同的行動，從而為東方專制制度奠定了自然基礎。不僅如此，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以及徭役、捐稅和高利貸的壓迫，不堪重負的農民紛紛逃離公社、抛棄土地，公社所有制正在解體。所以，從俄國公社的勞動組合和土地公有制的性質與現狀來看，俄國公社自身是無法轉變為共産主義的高級形式的。“如果有什麼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變成确實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這正是西歐的無産階級革命。”更為重要的是，西歐無産階級革命必須在俄國的公社所有制尚未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完成。

作為一位革命家，特卡喬夫還讨論了俄國革命的實現方式。在他看來，俄國的沙皇統治和專制制度曆史悠久，與資産階級和普通民衆的經濟利益關系不大，因此，俄國革命的對象是沙皇所代表的政治權力，而非資産階級的資本權力。而革命之所以可能發生，是因為俄國人胸中積攢了太多的不滿情緒，一經三四處地方起義的激發，他們就會聯合其他進行反抗的公社，自然而然地實現革命的勝利。恩格斯從俄國的曆史和現狀兩方面反駁了這種看法：從曆史上看，俄國有過多次反對貴族和個别官吏的零星的農民起義，但從來沒有反對過沙皇。可見，俄國人民的革命本能并非必然導向推翻政權的革命。即使俄國農民由于購買徭役以來的地位下降而不得不與政府和沙皇作鬥争，特卡喬夫所設想的革命方式也會像1873年西班牙革命一樣慘敗。從現實來看，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農村公社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無一不與國家的法令、政策和制度息息相關。一方面，俄國農民不僅失去了大部分土地，而且承受了沉重的捐稅壓力，被迫接受貴族、高利貸者、富農、糧商和投機家的多重剝奪，從而“陷入了極其貧困的、完全無法忍受的狀況”；另一方面，俄國的大資産階級、出口商和大工業家受惠于農奴制改革和俄國的其他政策而獲得了空前迅速的發展。所以，在恩格斯看來，盡管俄國處在革命的前夜，但是俄國革命絕非像特卡喬夫等民粹派革命者設想的那樣自然而然、輕而易舉，相反，如果缺乏有利的外部條件，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目标将難以實現。

由此可見，1874-1875年間，在與特卡喬夫的争論中，恩格斯不僅揭示了俄國農村公社的廣泛性和落後性，而且通過考察俄國農村公社的曆史和現狀，闡明了西歐無産階級革命對俄國革命的重要意義，并将它視為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并使之過渡到高級形式的必備條件。

對恩格斯觀點的詳細考察能夠幫助我們準确理解馬克思這一時期的看法。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确回應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問題。他說：“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将會失去當時曆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馬克思用條件句的形式委婉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俄國繼續走1861年改革開辟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必然會遭受資本主義的一切災難，也就是受到他在《資本論》第1卷所詳細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産規律的支配。至于曆史提供給俄國的“最好的機會”，馬克思在這裡沒有進一步闡釋。不過，從他在這封書信中的第二部分對《資本論》第1卷的引用來看，這一“最好的機會”至少意味着俄國可以不像西歐國家那樣經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馬克思明确指出，《資本論》第1卷的“原始積累”章僅适用于西歐國家，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态。但是我要請他原諒。”另外，如果結合這一時期恩格斯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看法，我們可以推斷，馬克思這裡所說的“最好的機會”還包括這樣一層涵義，即在西歐無産階級革命的條件下俄國的農村公社能夠得到保留和發展，從而過渡到共産主義的經濟形态。

以上分析表明，在1870年代，恩格斯就已經在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的争論中探讨了俄國農村公社的性質和命運問題，并且明确表達了隻有在西歐無産階級革命的條件下才能保留和發展俄國公社的觀點。這正是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表達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觀點。而結合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思考來看，所謂的“卡夫丁峽谷”就是指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不幸災難。

二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探索的第二階段以1881年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及其草稿和1882年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産黨宣言》俄文第2版所寫的“序言”為代表。1881年，查蘇利奇緻信馬克思，希望馬克思“說明你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的命運的看法和對世界各國由于曆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産各階段的理論的看法”。為了答複查蘇利奇，馬克思反複斟酌，先後撰寫了4份草稿。在與第4稿幾乎完全相同的複信中，馬克思不僅否定了《資本論》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論述與俄國農村公社生命力之間的關系，認為前者不包括贊成或否定俄國農村公社生命力的論據，而且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給出了簡短卻耐人尋味的評論：“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從馬克思複信的前3份草稿來看，馬克思的這一結論基于他從理論、曆史和現狀三方面對俄國農村公社的考察。

首先，在複信的草稿中，馬克思從純粹的理論觀點出發，概括了農村公社的一般特征。在各民族的早期階段曾經廣泛存在過帶有共産主義性質的原始公社。在馬克思看來，這些原始公社的社會結構和存續時間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而應該依據進化順序區分出原生、次生和再次生等類型。俄國的農村公社或農業公社屬于原始公社進化鍊條中的最新類型。如果不考慮生活條件的變動，與較早的原始公社相比，俄國農村公社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擺脫了牢固而狹隘的血統親屬關系的束縛，擴大了社員的範圍，并且與其他公社相接觸；二是公社内部的房屋及其附屬物菜園變成了農民的私有财産，而非公有物品；三是歸于公社所有的耕地被分給農民獨自耕作，其産品也被農民留為己有，而非以往的共同生産、内部分配。馬克思進而指出，農村公社的這些特征反映出其固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因素能夠鞏固公社的基礎；另一方面，房屋、耕地和産品的私人占有推動了個人的發展，會削弱公社的基礎。俄國公社的二重性必然導緻雙重後果。它既能保證農村公社的強大生命力，使得農村公社在歐洲和亞洲都仍有殘餘，又可能演變為公社解體的根源，因為牲畜等動産的私人積累及其在農業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大，會破壞公社内部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從而産生成員間的利害沖突。所以，“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歐的曆史運動中，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從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過渡時期。”

其次，馬克思從曆史的特殊性出發，論述了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不走向解體的内外部原因。農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意味着私有制因素和公有制因素并存其中，彼此對立。究竟是哪一種因素占據上風，就取決于農村公社所處的曆史環境，也就是某一農村公社在特定的曆史時期所具有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環境。馬克思指出，盡管俄國公社的孤立性和公社之間的相互隔絕為專制制度奠定了基礎，但是，俄國公社具有許多優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俄國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有利于轉變為集體耕種，其廣袤平坦的土地适合于大規模使用機器，農民所習慣的勞動組合有助于過渡到合作經濟，俄國社會還有義務為農民墊付公社發展的最初資金；就其外部環境而言，俄國既是不受他國征服的獨立國家，又與現代世界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并存，而資本主義制度正在經曆着危機，隻有資本主義的消亡、最高形式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産的實現才能結束其危機。因此，馬克思認為，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

再次，馬克思從當前的現狀出發，闡明了俄國農村公社所處的危險境地和拯救方案。對俄國公社當前處境的論述是馬克思複信草稿中最為簡略的内容，其觀點與恩格斯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幾乎完全一緻。馬克思也認為，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公社已經失去了正常發展的經濟條件。一方面，公社成為商人、地主、高利貸者剝削的對象，公社内部的利益鬥争更加尖銳，公社内部日趨分裂；另一方面，國家靠犧牲農民而培植起銀行、鐵路和股份公司等資本主義體系的産物，它們靠掠奪農産品而發财緻富。所以，馬克思的結論是：“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如果革命在适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末，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複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複信的第3稿和最終稿中，馬克思都沒有提及俄國農村公社的危險境地。用馬克思在第3稿中的話來說，“現在，我們暫且不談俄國公社所遭遇的災難，隻來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發展。”另外，通過俄國革命來挽救俄國公社的方案僅見于馬克思複信的初稿，更沒有寫入複信的定稿。不過，到1882年1月為《共産黨宣言》俄文第2版撰寫序言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論述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俄國革命形勢的高漲所具有的巨大曆史意義，而且對俄國公社的命運問題給出了“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複”，即“假如俄國革命将成為西方無産階級革命的信号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産主義發展的起點。”

可見，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特征、曆史和現狀展開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隻有西方無産階級革命背景下的俄國革命才能保留并發展俄國公社的看法。

與前一階段主要由恩格斯承擔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研究相比，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體現在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複信及其草稿中，并且在以下兩方面有所深化：一是對俄國農村公社的曆史和性質的深入分析。如前所述，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指明了農村公社在曆史上的廣泛存在、在生産力和社會關系方面的落後性，以及當前面臨的不可避免的解體趨勢。而馬克思在複信草稿中，不僅較為詳細地論述了俄國農村公社的曆史類型和二重性特征及其雙重後果，而且較為全面地考察了俄國公社避免解體的内外部因素。如果說恩格斯的分析側重于社會形态演變過程中的生産力因素及其決定性作用，凸顯了農村公社由于其落後性而解體的曆史必然性，那麼，馬克思的論述則吸收這一時期閱讀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的思考，他對農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和可能性結局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柯瓦列夫斯基和摩爾根看似對立觀點的“創造性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揚棄’”，從而揭示了農村公社的複雜性。盡管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在俄國資本主義力量業已形成的背景下，農村公社無法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來保存和發展其内在的公有制因素。二是對拯救俄國農村公社的革命方案的完整表述。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腐朽專斷的沙皇統治遭到了廣大農民和資産階級的普遍反對，革命的呼聲和行動此起彼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張，從俄國農民在擺脫農奴地位後的不堪忍受的處境來看，俄國處在革命的前夜，革命正在日益迫近；同時，隻有革命才能保留和發展俄國公社。不過，兩人探讨俄國革命的視角有所不同。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由于要針對性地反駁特卡喬夫的觀點，恩格斯主要從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兩方面分别考察俄國革命：在經濟方面，恩格斯一方面批評特卡喬夫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知，指出資産階級及其代表的生産力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另一方面闡明了俄國農村公社的落後性，強調西歐無産階級革命是俄國公社直接過渡到高級形式的公有制形式的必備條件；在政治方面，恩格斯認為，備受壓迫的俄屬波蘭人和俄國農民是俄國革命的内部因素，俄國革命一旦推翻了沙皇專制，就會具有巨大的曆史意義。這是因為，“現在的俄羅斯帝國是西歐整個反動勢力的最後一根有力支柱”，“俄羅斯沙皇制度的複滅，俄羅斯帝國的滅亡便成了德國無産階級取得最終勝利的首要條件之一。”而在馬克思的複信草稿和《共産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對俄國革命的探讨不僅強調俄國革命對于拯救農村公社的重要性，而且凸顯了俄國革命與西歐無産階級革命互相呼應這一重要外部條件，因而側重于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領域的曆史跨越。

三

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盡管忙于整理出版《資本論》第3卷，但是由于他和馬克思對俄國農村公社問題的看法在俄國革命者中引發了争議，他不得不抽空進行對俄國經濟現狀的比較研究，回複俄國朋友的來信和請教，澄清并發展他和馬克思的觀點，其主要文本是他于1892年至1895年間緻尼·弗·丹尼爾遜和普列漢諾夫的多封書信，以及1894年為《論俄國的社會問題》所寫的跋和為《〈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所寫的序。恩格斯不僅重申了他和馬克思在俄國公社問題上的立場和看法，而且有針對性地反駁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丹尼爾遜等人的觀點。這可以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第三階段。

1893年，尼·弗·丹尼爾遜出版了《我國經濟改革後的社會經濟概況》一書，在俄國革命家中引起了廣泛的議論。在該書出版前後，丹尼爾遜多次緻信恩格斯，不僅向恩格斯寄送了許多俄國問題研究資料，而且根據一些經濟統計資料表達了對俄國社會發展問題的不同看法。在丹尼爾遜看來，自從克裡木戰争結束和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發展大工業的道路；與此同時，俄國的農村公社陷入了困境，無法提供俄國工業發展所需的國内市場和充裕勞動力。一方面，他認為俄國不能滿足于成為隻提供農産品的國家，并不覺得宗法式的生産方式是理想的，而是主張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在工業上應用機器生産；另一方面，他強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帶來進步、讓少數人獲益的同時，給大多數人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特别是俄國農村公社的解體和消亡會阻礙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我們應該在現代經濟狀況中尋找另一條出路。我們不應該徒勞無益地等待作為資本主義生産形式和它所創造的社會二元對抗的必然後果的更高級的生産形式的發展。”丹尼爾遜所說的“出路”，就是把農業村社當作這種更高級生産形式的基本物質條件之一，從而避免大多數農民喪失土地，并且“使科學的農業和現代的大工業‘同村社銜接起來，同時把村社改變到能夠成為組織大工業和把大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改造為社會形式的合适的工具的程度’”。這樣，丹尼爾遜就提出了把俄國農村公社與現代大工業相嫁接，從而改造資本主義生産形式、保留和發展農村公社的思路。應該說，與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依據俄國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和集體生活及其塑造的團體精神來論證俄國能夠縮短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思路相比，熟悉《資本論》的丹尼爾遜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翔實的經濟數據基礎之上，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認識更為準确，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代表性。

對于民粹派人士的上述觀點，恩格斯在緻丹尼爾遜和普列漢諾夫的書信以及《<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駁斥：

第一，恩格斯重申了他和馬克思此前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看法，闡明了外部條件的重要性。盡管俄國的農村公社和勞動組合包含着共産主義的萌芽，但是，俄國農村公社在其數百年的曆史中從未産生過發展為高級的公有制形式的積極因素。不僅如此，“事實上，從氏族制度保存下來的農業共産主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别的東西。”這是因為農村公社是落後生産力的産物，不足以承擔“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産力作為社會财産和社會工具而掌握起來”的使命。換言之，“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态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産生的任務；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态所面臨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處在較低社會形态的氏族公社不可能解決較高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态所面臨的問題，即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因此，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指出的，保留和發展俄國農村公社的可能性隻能來自外部因素的推動，即與農村公社并存的西歐資本主義崩潰而形成的共産主義生産形式。這樣，恩格斯實際上否定了原始的農業共産主義在封閉的環境中直接邁向更高的共産主義形态的可能性。

第二，恩格斯根據俄國社會和西歐資本主義的現狀，反駁了所謂的“嫁接論”。如果說，在1854年前後，俄國實際上缺乏農村公社與現代大工業的嫁接所要求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那麼，到了19世紀末，俄國農村公社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更加談不上“嫁接論”的可能性。1891年，俄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業歉收，農民的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丹尼爾遜和恩格斯都認為這絕非偶然的、孤立的現象，而是1861年以來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後果。不過，恩格斯進一步把這一現象看作農村公社衰亡的表現，稱“這是從公社農業和宗法式家庭工業過渡到現代工業的結果”，它表明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的信》中所預言的農民公社必然滅亡的結局已經在俄國出現。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但沒有出現危機和崩潰迹象，而且出現了德國和美國不斷壯大工業實力、搶占世界市場、挑戰英國的壟斷地位的趨勢。因此，一邊是俄國農村公社的迅速消亡，另一邊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遲遲未到。盡管恩格斯希望西方資本主義的制度轉變盡快發生，以挽救俄國公社，“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機會正在逐年減少。”

第三，恩格斯進一步探讨了俄國農村公社實現社會變革的主客觀條件。如前所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西歐無産階級革命視為保留和發展俄國公社、實現社會變革的重要條件，甚至是決定性因素。恩格斯晚年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在1893年10月17日緻丹尼爾遜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從俄國的原始的農業共産主義通向共産主義高級形态的必備條件是，“除非這種更高的形态已經存在于其他某個國家并且起着樣闆的作用”；随後在1894年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他認為，在西歐取得無産階級革命勝利和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後，像俄國這樣剛踏上資本主義道路并保留了公社的國家，可以利用公社所有制的積極因素來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避免西歐革命的苦難和鬥争，不過，“這方面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持”。也就是說，“隻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裡被戰勝的時候，隻有當落後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麼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産力作為社會财産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隻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的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然而那時它們的成功則是有保證的。”由此，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俄國革命将成為西方無産階級革命的信号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觀點基礎上，為俄國革命和社會改造的外部因素增加了新的内容，即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無産階級革命勝利後而實現的現代工業生産力的社會化改造所起的示範作用。

不僅如此，恩格斯還指明了俄國實現社會變革的主觀條件。盡管俄國公社中的廣大農民仍然保留着适應集體生活的風尚，但是，他們并不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及其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唯一的出路，因而也就無法認識到俄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影響和前景，而能夠認清這些問題的有識之士大多流亡在外。因此，俄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不能由農村公社中的農民和流亡革命家來承擔，隻能是經過革命洗禮之後的農民和現代工業無産階級。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俄國的革命不僅會把這個民族的大部分即農民從構成他們的‘天地’、他們的‘世界’的農村的隔絕狀态中解脫出來，不僅會把農民引上一個大舞台，使他們通過這個大舞台認識外部世界，同時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處境和擺脫目前貧困的方法”。

可見，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不僅沒有停止對俄國公社問題的思考，沒有放棄此前他和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和看法，而且根據俄國社會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有針對性地駁斥了丹尼爾遜的“嫁接論”，凸顯了俄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西歐無産階級革命和革命勝利後的社會化改造對于變革俄國社會的重要作用，從而完善和發展了通過革命挽救俄國公社的觀點。

四

19世紀下半葉，為了回應俄國革命家的誤解和疑問、回答俄國革命的重大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探讨了俄國農村公社問題。他們不僅考察了俄國農村公社的曆史和現狀，揭示了俄國公社的性質和特征，而且思考了俄國公社的命運，提出了俄國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就其本義而言，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探索，是對俄國農村公社在19世紀下半葉的曆史命運問題的探索，旨在回答以查蘇利奇為代表的俄國革命家提出的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的命運的看法和對世界各國由于曆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産各階段的理論的看法”的問題。上述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關文本的解讀表明，至少在公開發表的文本中，恩格斯先于馬克思提出了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觀點，他對這一問題的持續思考是馬克思主義“跨越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緻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共同看法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俄國農村公社不僅具有廣泛性，而且兼具原始的共産主義因素和落後的生産力特征。農村公社作為公社形式的一種，曾經廣泛存在于許多民族的早期階段，并且殘留至今。以俄國農村公社為例，馬克思詳盡論述了農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及其後果，這也是俄國公社有可能直接過渡到高級形式的内在原因。有學者認為，恩格斯對俄國公社性質的看法與馬克思有所不同，他着重批判了俄國公社中的勞動組合的落後性。實際上，如前所述，恩格斯強調勞動組合的落後性，主要是基于落後社會形态的生産力特征，并且是在與資本主義生産組織形式的對比中來加以闡發的。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了俄國公社中的公有制因素。相反，他在其他地方肯定了這些公有制因素。例如，在1893年2月24日緻丹尼爾遜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公社，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勞動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起來，拯救俄國不必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在1894年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他也認為，公社所有制的殘餘和與之相适應的人民風尚是那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産道路但仍保留了氏族制度的國家縮短其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的重要手段。

第二，俄國民粹派人士試圖依靠俄國自身力量來保留俄國農村公社的想法帶有空想性質。如前所述，“卡夫丁峽谷”是指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不幸災難，而非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方面，特别是不能等同于資本主義極大地發展了生産力等進步方面。從馬克思的《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恩格斯對丹尼爾遜觀點的駁斥來看，這裡所說的“災難”，既包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帶來的不幸，也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确立以後的負面後果。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不通過或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和挽救俄國公社，都是指在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保留并發展俄國農村公社的共産主義因素，使之過渡到共産主義的高級形式。然而，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幸災難和文明成果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無論是就曆史上的情況而言還是從邏輯上看，這兩個方面都無法絕然分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幸災難的真正否定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産力基礎上建立共産主義的生産方式。因此，俄國民粹派一廂情願地希望既保留傳統的農村公社和民族文化，又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實際上違背了曆史和邏輯的必然性。馬克思使用“卡夫丁峽谷”這一典故來暗喻俄國民粹派的這一主張，未必不包含對他們的嘲諷。盡管看上去馬克思生前沒有公開發表對俄國民粹派主張的直接批評，而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對民粹派的批評要尖銳很多，但是，二者在這方面的差異主要是由俄國革命形勢的變化所導緻的，并不意味着他們在立場和觀點上有什麼不同。

第三，俄國革命和西歐無産階級革命是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必備條件。與俄國革命人士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經過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後的俄國，農民備受壓迫，革命勢在必行；俄國革命的對象首先是沙皇專制制度。但是，不同于民粹派寄希望于俄國公社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和自由派人士堅持資本原始積累和原始公有制消亡的曆史必然性，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俄國公社僅憑自身的曆史發展根本無法對抗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勝利後，隻有與西歐無産階級革命相互呼應，借助于西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力量，俄國公社才能過渡到更高形式的公有制。在通過革命挽救俄國公社的問題上，恩格斯不僅與馬克思的觀點完全一緻，而且在馬克思逝世後完善了兩人的共同看法，闡明了在俄國革命和西歐無産階級革命相互呼應的基礎上西歐國家的無産階級革命和經濟改造對俄國的榜樣作用。

第四，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卡夫丁峽谷”的跨越論揭示了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可能性，而非現實可能性。人們可能對于馬克思沒有公開《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以及反複修改給查蘇利奇的複信并要求查蘇利奇不公開發表複信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不過，這些解釋終究無法改變這一文本事實，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都沒有公開地闡述過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觀點。從馬克思在世時公開發表的文本如《共産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來看，即使在對俄國革命形勢充滿樂觀情緒的時候，他對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解答仍然極為審慎，用嚴格的限制性條件設定了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這也是恩格斯最初探讨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基本思路。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思路所揭示的是一種純粹理論上的可能性。正如馬克思論述農村公社特征時所言，這是“假定以永遠正常的生活條件為前提，來判斷農村公社可能有的命運”的“純理論觀點”。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有二：一是存續數百年的俄國農村公社能夠保持現有狀況，二是西歐無産階級革命能夠盡快爆發。而從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及其影響來看，即使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俄國公社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基本上不可能保持其“正常的生活條件”。因此，俄國在當時已經喪失了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現實條件。馬克思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看似不同的表述，并非像有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從“有條件的否定”轉向“有條件的肯定”，實際上都是對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可能性的指認。到19世紀末，當俄國公社實際上已走向解體、俄國迅速轉變為資本主義工業國的時候，恩格斯直言不諱地指出，當西歐資本主義生産面臨崩潰、趨向新的生産形式時，俄國公社已經走向了消亡。“當俄國公社已經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則上耕種自己的土地時，它又怎麼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則上管理大工業呢？”因此，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夫丁峽谷”跨越論揭示了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被19世紀後半葉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和西歐革命式微的現實所否定了。也正是由于這一背景，普列漢諾夫在1894年才會這樣說：“如果說，在馬克思的時代，我國革命者還能從俄國将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個思想中汲取一定力量的話，那末現在，這種思想則變成一種很危險的空想了。”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夫丁峽谷”跨越論作為理論上的探索性方案仍然不失其價值。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思考落後國家發展道路的思想結晶，其中蘊含的嘗試性本身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開放性以及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非西方社會的特殊性。正是基于這種開放性和特殊性，20世紀東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新的曆史語境中開啟和不斷推進了對東方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自主探索。

作者簡介：

周可，男，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副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博士，主要研究《資本論》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汪信硯，男，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9月——《中國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