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恩格斯是偉大的共産主義革命家，他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奮鬥。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既是馬克思的忠實友人，也是馬克思畢生事業的合作者。他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創立、完善與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恩格斯是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者，畢生對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強有力的鬥争和批判。恩格斯是一位品德高尚、虛懷若谷的偉大人物，他把社會主義活動家和社團組織為敬賀他70華誕的贊譽和榮光，作為榮譽的花環奉獻在馬克思的墓前。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要弘揚傳承其偉大的共産主義精神和堅定信仰。

關鍵詞：共産主義信仰；曆史唯物主義；自然辯證法；《資本論》；

恩格斯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享有與馬克思同樣的崇高地位。他在同馬克思為工人階級解放事業攜手戰鬥的半個世紀裡，對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發展作出的傑出貢獻已載入史冊，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否定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存在兩種情況影響着對恩格斯哲學思想的全面認識和深刻理解。一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研究，堅持和采用“一體化”的觀點與方法，将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不作區分地統一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名下進行研究，其中又側重于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研究。二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一體化”的觀點與方法提出了質疑，并認為，恩格斯的哲學不僅與馬克思的哲學不一緻，而且還有違背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原則性問題。這一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形成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這兩種觀點的不足之處都在于沒有把恩格斯的哲學思想作為一個獨特的對象加以研究:“一體化”的觀點把恩格斯置于從屬馬克思的地位而忽視了對恩格斯哲學思想的研究，而“對立論”又以馬克思與恩格斯哲學的分歧為由拒斥恩格斯的哲學思想，緻使對恩格斯哲學思想的研究難以展開。因此，要以公正客觀的正确立場觀點，全面認識恩格斯、研究恩格斯。同時，對恩格斯同馬克思友誼的本質，也要以他們共同的共産主義事業出發作正确的理解。

一、恩格斯首先是一位共産主義革命者

《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說:“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産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産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鬥争是他的生命要素。”現在，我們同樣可以說，恩格斯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在青少年時代，就具有為勞苦工人謀取自由和幸福的思想，并付諸批判虔誠主義和工廠主的鬥争。如果說青年馬克思是通過啟蒙主義的教育，立下從事“為人類謀幸福”高尚職業的遠大抱負的話，那麼青年恩格斯則是通過對勞苦工人貧困生活境遇的社會調查，樹立起“為人類謀取自由和幸福”的崇高理念和抱負。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畢生都把無産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共産主義事業作為使命和擔當。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萊茵省巴門市一個信奉宗教的紡織廠主家庭，其父既是一位虔誠主義者，同時也是富有事業心的工廠主。當時的巴門是普魯士工業最發達的地區，特别是巴門和愛北斐特所在地的伍珀河谷一帶，不僅是宗教虔誠主義盛行的中心，也是工礦業發展的中心，是第一批使用機器開設煤礦和紡織工廠的城市。但是，資本主義工礦業的發展，卻給工礦勞動者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青少年時代的恩格斯親眼目睹工人受剝削和奴役的貧困生活狀況，認識到虔誠主義者的虛僞性和資産者殘酷剝削工人的本質，萌生了向往民主自由、反對宗教專制統治的思想，為他不久之後形成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繼而走向共産主義奠定了思想前提。

1837年，恩格斯即将中學畢業之際，受其父所迫，放棄學業，到其父經營的不萊梅商行做辦事員。不萊梅的工商業發展比巴門繁榮得多，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要高于巴門，是一座國際性的商貿集散城市，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比巴門自由開放得多。新的環境使恩格斯的思想大為開闊，他利用在商行裡的有利條件，把主要精力用于研讀哲學、曆史學、文學和自然科學，從中汲取有益的養料。與此同時，恩格斯與激進的文學社團“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聯系，加入了“青年德意志運動”，并積極參與思想文化領域的論争，這些都喚起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和思考。1839年，他發表在《德意志電訊》上的政論文章《伍珀河谷來信》，就是他當時思考的成果。其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虔誠主義的僞善性和工廠主對工人殘酷剝削的本質，同時記錄了工人被奴役、被剝削的悲慘生活狀況，反映出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觀點。恩格斯在《青年德意志運動》上，公開發表了《德國民間故事書》《時代的倒退征兆》《現代文學生活》等多篇評論文章。其中對“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學作品中體現的捍衛“理性和自由、人的尊嚴和權利及其創造力”等思想，予以充分肯定和稱贊，但同時也着重批評了部分作品中宣揚的個人主義和悲觀主義情緒，其體現在政治上就是持消極态度，沒有反抗德國政教合一專制制度的精神和勇氣。恩格斯認為，“青年德意志運動”應該積極推動反抗德國政教合一的專制制度，開展批判和消除虔誠主義思想影響的鬥争。所以恩格斯在他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文學作品要多關心社會問題，積極反映勞動者的心聲。

1839年底，恩格斯研讀了施特勞斯的《耶稣傳》，受到了深刻啟迪，認為宗教教義與科學和現實是完全矛盾的，《聖經·創世紀》是違背地質科學的。恩格斯還深刻批判了基督教的純理性主義和虔誠主義兩大派别的錯誤觀點及其紛争。施特勞斯的《耶稣傳》不僅幫助恩格斯“告别了宗教信仰”，而且幫助他走向黑格爾主義。為實現“人類的自由和幸福”的抱負，恩格斯需要以哲學特别是曆史哲學作理論基礎，為此，他首先研讀了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他在緻威廉·格雷培的信中說:“我正處于要成為黑格爾主義者的時刻……施特勞斯幫助我了解黑格爾的思想，因而這對我來說是完全可信的。何況他的(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本來就寫出了我的心裡話。”因為恩格斯早在《時代的倒退征兆》中，就提出曆史是一種螺旋式無限發展的前進過程的思想，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不是把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描寫成有内在聯系的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所以恩格斯說:“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本來就寫出了我的心裡話。”

1841年春，恩格斯在不萊梅實習期滿回到巴門家中，由于同父親的思想分歧，得不到父親的理解和支持，便于當年秋到柏林服兵役。兵營距柏林大學較近，恩格斯就以旁聽生的身份到柏林大學選修哲學課，參加宗教史教授貝納裡主持的課堂讨論。當時，德國新王威廉四世采取公開打擊青年黑格爾派的反動措施之一，就是委派謝林在柏林大學授課。謝林遵從德王的意旨，從否定和毀謗的立場講授黑格爾哲學，以期達到打擊青年黑格爾派的目的。恩格斯聽了謝林的講授，認為這不是對黑格爾哲學的學術紛争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為保衛黑格爾哲學不受曲解和诋毀，恩格斯奮筆疾書，先後寫了《謝林論黑格爾》《謝林和啟示》《謝林———基督哲學家》。恩格斯在這些著作中，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謝林的啟示哲學背棄了理性、自由和辯證法，企圖以一種反動的神秘主義取代黑格爾的辯證唯心主義哲學，使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以便為德王威廉四世的宗教性的專制制度作辯護。恩格斯指出，謝林的企圖是徒勞的，因為在現實時代，“任何哲學給自己規定的任務都是把世界理解為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當然也是必然的;一切必然的，應當是或者至少應當成為現實的”。恩格斯批判謝林的啟示哲學，不是純理論的需要，而是為了争取自由，反對德國政教合一的專制制度。與此同時，他同青年黑格爾派也公開決裂，反對他們空談革命，批評他們對黑格爾哲學片面性和保守性的理解。同時，恩格斯也分析指出黑格爾哲學的内在矛盾，即辯證哲學的基本思想與溫和、保守的觀點之間的矛盾。恩格斯說:“黑格爾本人設置了界限，它們象堤壩一樣攔蓄從他學說中得出的強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結論，這部分地決定于他所處的時代，部分地決定于他的個性。”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滿返回巴門的途中，到科隆訪問了《萊茵報》編輯部，同編輯部成員莫澤斯·赫斯交談了關于世界觀的問題。恩格斯的訪問給赫斯留下深刻印象。赫斯在緻奧爾巴赫的信中稱恩格斯是一位“勤奮的共産主義者”，是有史以來第一位革命家，“他不僅懂得政治，而且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

恩格斯回到巴門家中不久，于1842年11月被父親派往英國曼徹斯特“歐門—恩格斯”紗廠營商，途中在科隆短時逗留，并在《萊茵報》編輯部首次會見了馬克思。但恩格斯後來回憶說，這是一次“十分冷淡的”會見。恩格斯到英國後不久，就在《萊茵報》上發表了多篇分析研究英國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文章，如《英國對國内危機的看法》《國内危機》等。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在英國争奪統治權的兩大黨派中間，“并沒有原則鬥争，它們中間隻有物質利益的沖突”。因此，恩格斯就英國社會的現實，特别是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作了深刻分析，認為英國社會主要矛盾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矛盾，而且是消滅不了的矛盾。恩格斯說，工人和憲章派企圖以合法途徑解決這個矛盾，是不可能的事，并具體指出，行政當局的鎮壓活動，或者動用少量軍隊警察就可以制服人民。不過恩格斯同時也指出，無産階級在合法鬥争的失敗中，能“意識到用和平方式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隻有通過暴力變革現有的反常關系，根本推翻門閥貴族和工業貴族，才能改善無産者的物質狀況。……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将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隻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就是說，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這裡顯示出恩格斯開始以唯物主義和共産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立場，分析研究英國當時的社會矛盾及其發展問題，而且與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的觀點是一緻的，即政治革命是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隻有社會革命才是無産階級獲得真正解放的革命。

二、恩格斯是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推動者

1844年2月，恩格斯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對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學批判轉向經濟批判、從“經濟事實”出發研究私有制和共産主義，具有深刻影響。它不僅為當年8月在巴黎與馬克思的會見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且也為馬克思即将創立唯物史觀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在國内外研究恩格斯與唯物史觀關系問題中，有些學者對恩格斯予以诘難，西方學者如哈貝馬斯的“重建”論、喬治·萊爾茵的“重構”說等，國内研究者則提出對唯物史觀要“重釋”“重解”，并明确指責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将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唯物史觀定義為“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是将馬克思的“一元曆史觀二重化”，是“重新退回到了傳統的形而上學哲學觀”。這是非常錯誤的論調，這些研究者的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恩格斯隻是唯物史觀的解釋者、說明者，否認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貢獻。然而，他們的錯誤一是不認真研究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曆程，二是不認真研讀恩格斯的有關著作。

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兩個重要的思想前提，均受到恩格斯思想觀點的影響。首先，恩格斯的《大綱》，是馬克思第一個偉大發現的思想前提和重要機制。恩格斯在《大綱》中，依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和演變分析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特别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他深刻指出，18世紀的經濟學革命也是片面的，并停留在對立狀态中。恩格斯指出，“新的經濟學隻前進了半步;它不得不背棄和否認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詭辯和僞善，以便掩蓋它所陷入的矛盾”。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是僞善的，前後不一貫和不道德，他不過是“經濟學的路德”。同時，恩格斯還具體指出:“隻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終究會歸結為競争”，“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産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方面”，并彼此敵視。從自然同人的對立，發展到人與人的對立: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由于資本家“在相同利益的敵對狀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類目前狀态的不道德已經達到極點，而這個極點就是競争”。資本主義競争矛盾的發展，造成“生産力大大過剩”，其結果不僅使“廣大人民群衆無以為生，人們純粹由于過剩而餓死”，而且還帶來一系列比貧富矛盾更為荒謬的狀況。然而，“經濟學家不敢正視真理，不敢承認這種矛盾無非是競争的結果”。此外，恩格斯在《大綱》中還有一些具有唯物史觀因素的提法和闡述，對馬克思由政治批判、哲學批判轉向經濟批判産生了深刻影響。馬克思在《巴黎筆記》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私有制與共産主義、異化勞動與私有财産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強調堅持“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均反映出恩格斯思想觀點對他的影響。特别是馬克思對恩格斯稱亞當·斯密為“經濟學的路德”，不僅予以積極肯定，而且還作了深刻的闡釋。馬克思說:“恩格斯有理由把亞當·斯密稱做國民經濟學的路德”，因為“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表面上承認人，其實是徹底實現對人的否定……實際上是敵視人的”。經濟學研究既是對唯物史觀的驗證，更是創立唯物史觀的一項重要思想前提。所以，馬克思于1859年進一步說明恩格斯的《大綱》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并認為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得出同他一樣的結果，為共同創立唯物史觀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論基礎。

其次，恩格斯不僅在經濟學研究上先于馬克思，而且也是最先明确指出社會曆史是“人類自身活動”的曆史的論斷。恩格斯的這個論斷，對馬克思完善實踐觀有深刻的影響。1844年，恩格斯和馬克思共同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史觀時，恩格斯指出:“曆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且進行戰鬥。……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恩格斯的這個論斷，對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關于“人的感性活動”就是“實踐”的論述是有積極意義的。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在經濟學研究和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實現了“第一個偉大發現”，其中恩格斯所作的重要貢獻是不容忽視和否認的。

再次，《德意志意識形态》是奠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标志性著作，在這一著作的形成過程中，恩格斯作出了兩點突出貢獻。一是這部著作是在恩格斯的建議和催促下由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合作完成的。對此，恩格斯1844年10月和1845年1月先後寫給馬克思的兩封信可以說明這一點。恩格斯在信中說:“隻要我們的原則還沒有從以往的世界觀和以往的曆史中邏輯地和曆史地作為二者的必然繼續用幾部著作闡發出來，那就一切都還會處于半睡半醒狀态，大多數人還得盲目地摸索。”又說:“目前首先需要我們做的，就是寫出幾部較大的著作，以便向許許多多非常願意幹但隻靠自己又幹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據。”二是《德意志意識形态》是由恩格斯執筆、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對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作了原則性規定:“這種曆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産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産過程，把同這種生産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産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産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産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

三、恩格斯是同馬克思“從事合夥事業”的無私奉獻者

恩格斯與馬克思在半個世紀的工作中結成的情深意笃的親密友誼，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礎上的。馬克思恩格斯既有相同的立場、觀點和理論原則，又有相同的共産主義堅定信念和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的崇高目标。他們的這種友誼在人類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也是僅有的。所以，馬克思在緻恩格斯的信中說:“親愛的朋友，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下比任何時候更感覺到，我們之間存在的這種友誼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對任何關系都沒有作過這麼高的評價。”1865年，因種種原因使馬克思極不愉悅之際，他于7月3日在倫敦緻恩格斯的信中說:“我誠心告訴你……簡直使人感到絕望。這時唯一能使我挺起身來的，就是我意識到我們兩人從事着一個合夥的事業。”其中恩格斯的主要貢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系統論述、完善、發展與維護

首先，恩格斯依據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經濟學的曆程和人類思維方式發展的曆史，論述了唯物史觀産生的邏輯必然性和曆史必然性。他認為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思維方法，為唯物史觀的産生提供了思想理論前提，體現了邏輯上的必然性。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曆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階級鬥争上的特别應用，隻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1858年1月，馬克思在緻恩格斯的信中也說，黑格爾的《邏輯學》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做基礎。……在《現象學》、《美學》、《哲學史》中，到處貫穿着這種宏偉的曆史觀，到處是曆史地、在同曆史的一定的(雖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聯系中來處理材料的”，所以恩格斯肯定地說:“這個劃時代的曆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于這種曆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恩格斯不僅從人類思維方式發展史中闡明唯物史觀産生的邏輯必然性，而且還進一步從人類社會關系發展的曆史中闡明唯物史觀的曆史必然性。恩格斯認為，18世紀以來，在自然觀發生變革的同時，一些在曆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曆史事實卻很早就發生了。他指出:“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這些互相鬥争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産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産物”，“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曆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曆史觀被提出來了”。

其次，恩格斯依據時代和科學的新發展，對唯物史觀作出完善和發展。他在《共産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分别指出:“(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這是對唯物史觀的重大補充和完善。但是恩格斯卻一再強調說明，整個唯物史觀的創立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之後，于1884年，馬克思逝世一周年，恩格斯為實現馬克思的“遺願”，在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基礎上，依據19世紀60年代以後關于“古代社會”的新發現、新研究，撰著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其中不僅系統地研究和闡明了原始公社、氏族社會的演變，論述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等理論問題，而且明确強調“兩種生産”理論的重大意義。恩格斯說:“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但是，生産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産;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産，即種的繁衍。一定曆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内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産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兩種生産”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從創立唯物史觀時起，就一貫堅持的思想，這在他們的諸多著作中均有體現，但沒有予以集中系統說明。現在恩格斯依據大量研究成果和調查資料，對這一理論進行集中研究和系統闡明，強調兩種生産對社會制度的制約作用，指出構成一定社會形态的各種社會制度，是受兩種生産共同制約的。各種社會制度，包括原始社會、階級社會和未來的共産主義社會的構成和存在，從總體上說都是在兩種生産的基礎上形成的，并從中起決定作用。

再次，恩格斯為維護唯物史觀的全面發展，深刻批判了機會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曲解。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義的折衷論曲解唯物史觀，把唯物史觀歪曲為“曆史宿命論”，責難馬克思承認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恩格斯尖銳指出，伯恩施坦對唯物史觀全面篡改的根本目的，是企圖以“倫理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反對和取消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第二國際的“中派主義”者考茨基在他的《唯物主義曆史觀》中，同樣對唯物史觀進行曲解，以他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分割唯物史觀的整體性，把唯物史觀曲解為一般具體方法的簡單抽象，否認唯物史觀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有機統一。

恩格斯晚年在被稱為《關于唯物主義的通信》中，對19世紀70年代末以後，在德國、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情況，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強調唯物史觀是科學，是發展着的理論，是認識和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裁剪曆史事實的教條。恩格斯指出，德國“青年派”保爾·恩斯特和保爾·巴爾特等人，把唯物史觀庸俗化、公式化，用唯物史觀的套語，将自己貧乏的曆史知識構造成體系，是極端荒謬的。因此，恩格斯對唯物史觀作了全面闡述。他說:“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内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争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争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在上層建築各種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中，經濟因素的必然性是通過無數偶然性事件向前發展的。恩格斯還進一步闡明了曆史的創造是“合力”的結果，為唯物史觀補充了著名的“合力論”。恩格斯的論述不僅深刻地批判了教條主義，而且也徹底地批判了曆史唯心主義和曆史庸俗機械論。

（二）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傑出貢獻

恩格斯一生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有着獨特的傑出貢獻，我們研究他的一生，不僅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曆史，而且可以知道19世紀後半葉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正如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所說，要為恩格斯寫傳記，“就不僅要寫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史，而且要寫到近半個世紀的整個工人運動的曆史”。梅林曾明确地說:“在馬克思那裡，還是哲學觀點占主要地位，而在恩格斯那裡，已經是經濟觀點占主要地位。馬克思對所得到的認識作比較一般的叙述，而恩格斯則把對于人類的現代和未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面突出表達出來。”因此，他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恩格斯最初是給予者，而馬克思是接受者”。就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來說，恩格斯雖然沒有完成全部工作，但卻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其中使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由恩格斯最先完成的。因此，我們認為恩格斯科學世界觀樹立的思想前提與馬克思是不同的。馬克思科學世界觀的樹立是通過對德國哲學批判實現的，而恩格斯科學世界觀的樹立則是通過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實現的。早在1843年11月，恩格斯的兩篇文章《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和《大陸上的運動》，除了向英國工人介紹德國、法國和瑞士等大陸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還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不主張廢除私有制、反對共産主義所有制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1845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恩格斯在同馬克思制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同時，還專門用了較多的時間和篇幅，系統批判了“真正社會主義”的“愛”的呓語。他指出，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企圖用德國的特别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意識形态，來闡明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文獻的思想”，以“任意捏造共産主義和德意志意識形态之間的聯系”。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的最大特點，一方面在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和“真正社會主義”過程中，維護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完善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既運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國際工人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又在實踐活動中汲取新的思想，以完善和豐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得以顯著體現，特别是他為報刊撰寫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文章，數量是他理論專著的多倍，其影響是非常深廣的。如被馬克思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入門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出版後12年間，被譯為10種文字傳播于世，其中德文版印了4版。完全可以說，恩格斯撰寫的《關于共産主義者同盟的曆史》，也是他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實踐活動所作貢獻的曆史。不僅如此，他還明确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改革的社會。他說:“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在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别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面生産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産。”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蹴而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要經過小生産者的私有制和合作制共存的曆史過程，并且要積極扶持小生産者，特别是個體農民的發展，否則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過程更為漫長。恩格斯這些敏銳的思想觀點和深刻的科學論斷，對于我們當前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對馬克思《資本論》的光輝貢獻

《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事業中最光輝的成就，也包含和體現了恩格斯的無私奉獻。但是在研究恩格斯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中，存在兩種片面性的錯誤觀點:一是認為恩格斯隻是在經濟上給予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幫助，别無其他。二是西方有些學者認為，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2、3卷時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意。這些都是錯誤的觀點，都沒有深入研究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真實過程，特别是馬克思恩格斯探讨《資本論》寫作的一百多封往來信函，就主觀地作出結論。曆史事實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幫助是全面的，既有經濟方面的支持，也有理論方面的研讨。馬克思在緻恩格斯的信中說:“……沒有你，我永遠不能完成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被夢魔壓着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面，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憂患。”恩格斯對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方面的幫助和奉獻，可以分兩個時間段加以簡要說明。第一個時間段即馬克思逝世前恩格斯的幫助和奉獻。恩格斯對馬克思撰寫《資本論》不僅在寫作方法、章節結構等方面予以幫助，而且在理論内涵和調查材料的運用方面也提出具體意見。如《資本論》第1卷中論價值形式的寫作方法，恩格斯就提出兩方面的修改意見，馬克思都接受了。恩格斯于1867年6月16日緻馬克思信中說:“我認為，你不必在這上面再作任何補充，因為庸人确實不習慣于這種抽象思維，而且一定不會為價值形式去傷腦筋。……所以你一定能就這個問題寫出很好的補充論述，從而用曆史方法向庸人證明貨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貨币形成的過程”，“你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缺陷，沒有多分一些小節和多加一些小标題，使這種抽象闡述的思路明顯地表現出來。這一部分應當用黑格爾的(全書)那樣的方式來處理，分成簡短的章節，用特有的标題來突出每一個辯證的轉變，并且盡可能把所有的附帶的說明和例證用特殊的字體印出來”。馬克思認為，恩格斯在經濟學方面既是理論家，也是實踐家，所以馬克思經常提出有關問題請恩格斯予以幫助。如馬克思于1862年8月20日緻函恩格斯詢問關于機器的價值和機器的損耗期限等問題，恩格斯于當年9月9日就作出了詳細說明。《資本論》第1卷出版後，為打破資産階級經濟學家以“沉默”抵制、阻撓《資本論》的傳播和影響，恩格斯主動以“軍事機智”(馬克思語)的策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了“書評”，促進了《資本論》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傳播。

恩格斯對《資本論》貢獻的第二個時間段是在馬克思逝世後，他一方面整理出版《資本論》第2、3卷，另一方面準備整理出版第4卷即《剩餘價值理論》。為了整理編輯《資本論》第2、3卷，恩格斯忍受着身心病痛的折磨，耗時十幾年才得以完成，而《剩餘價值理論》的整理編輯工作卻未能如願。恩格斯耗費十多年整理編輯馬克思手稿的艱辛曆程和由此表現出的高尚品格，永遠為世界人民所敬仰感動。當代德國學者埃克·考普曼曾在批駁那些貶低恩格斯編輯出版《資本論》的貢獻的言論時說:“恩格斯獨自一人在将近12年時間裡完成了一項工作……恩格斯不僅在理論水平上和馬克思相當，而且還能夠向馬克思建議，怎樣撰寫才能夠将複雜的理論問題闡述得讓并非哲學家、經濟學家科班出身的一般讀者容易理解……沒有恩格斯偉大的理論上的和方法上的才能，馬克思早就會像19世紀其他許多著作家一樣被遺忘了。沒有恩格斯，我們今天可能根本不會這樣多地談論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有恩格斯，就沒有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不僅高度贊揚了恩格斯在同馬克思“從事合夥事業”中的無私奉獻，而且對恩格斯的才能也真誠地予以尊敬。如1876年7月4日馬克思緻恩格斯信中所說:“你知道，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着你的腳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認真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對此，恩格斯卻十分謙遜地發自内心地說:“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别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别是在經濟和曆史領域内)，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後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恩格斯的這種高尚的品德，與他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是分不開的，也是需要我們永遠傳承和弘揚的。

作者：朱傳棨，beat365体育官网離休教授。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特别策劃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