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逸周書》體現出重要的環境美學思想。《逸周書》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愛地、用地、重地、尊地、禮地的觀念，認為土地于國的關系，核心是國民與國土的關系；《逸周書》在觀察并思考自然與人類的重要關系的時候，得出了“應天順時”的重要觀點；《逸周書》對生命及物種生命的認識具有初步的“生态鍊”的觀念，出于可持續性生産的需要，重視生态保護；《逸周書》對中國的介紹，雖然以國土為本，但結合到國家政權即國權，體現出強烈而又自豪的家國情懷。

關鍵詞：《逸周書》；環境；國土；審美

《逸周書》又名《汲冢周書》或《周書》。學者們多認為，《逸周書》當是戰國時的作品。此書内容極為豐富：有些屬于史實記載，主要是周朝的記載；有些屬于傳說，如關于赤帝、黃帝、舜等的傳說；而大量内容則屬于當時人們的知識，諸如天下觀念、人生哲學、治國理念，等等。也就在這些内容中，包含有環境美學的一些重要思想。

一、土地觀念

環境觀念立基于土地。《逸周書》中有着諸多可貴的關于土地觀念的記載。

(一)土地與國家的關系

與一般隻是從農業的角度認識土地的重要性不同，《逸周書》站在國家的高度來看土地的重要性。《逸周書·武紀解第六十八》雲：

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悅)，樞體也。

這段文字包含有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涉及土地與國家的關系。《逸周書》明确地将土地看作是國之本。這樣，土地就不是一般意義的土地，而是指國土了。國土是國之本，沒有國土，哪還有國？正是因為這樣，敵國的侵略總是突出地表現為侵占國土，而保衛國家也總是體現為國土的保衛。國土的淪喪，意味着失國；國土的收複，意味着複國。國土無價，一分一寸均極為珍貴！

這段文字也涉及國土與國民的關系。《逸周書》說：“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本”、“幹”概念均以木設喻，木有本，本就是根，根需要紮在土地之中；本有幹，幹是木的主體，是木的生命之所在。國之本在土地，國之幹在人民，而人民必須依賴土地而生存。國之所以需要土地，不僅是因為國需要有國土，以體現國之主權和治權，而且是因為國家的主幹——人民需要有土地才能生存。土地不僅是國家的命根子，而且是人民的命根子。離開土地，就好比魚離開水。既然是從國家層面上談土地，談人民，那麼，這土地是國土，人民就是國民。再加上國家的統治者和代表——國君，就構成了國家的三個基本元素。《逸周書》雲：

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人昏亂之君，國未亡也。

隻要國土沒有削掉，國民沒有散失，國權沒有傾覆，關系國家指導思想的“倫質”即意識形成沒有變質，即使出現了昏亂的國君，國家還不能說滅亡了。國家的構成有物質層面——國土、國民、國君等，還有制度和精神層面——“國權”“倫質”等。兩個層面關系密切。物質層面中的國土、國民，制度、精神層面中的國權、“倫質”不可忽視。這樣論國家，就比隻注重國君就深刻多了。

土地于國的關系，核心是國民與國土的關系。經營好國土，才能養活百姓，而養活百姓，國家政權就穩固了，國君也就基本稱職了。

(二)土地與百姓的關系

土地于國的關系，縮小來看是治地與治民的關系。治地指行政區，或大或小，隻要是行政區，就有治民。治民是通過治地來體現的，而治地的目的是養民。《逸周書》雲：

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為養民也。

“封疆”在這裡指轄區，“所”，指土地；“不時得其所”即不能根據時令經營好這塊土地。結果呢？自然是“無為養民矣”，百姓沒辦法活了。這裡不僅強調擁有土地重要，而且強調要經營好土地。

土地管理及經營問題，《逸周書》給予高度關注。

土是用以養民的，土之多少與民之多少有一個合适的比例關系。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土多民少，二是土少民多。《逸周書》雲：

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 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

“土多民少”即地廣人稀，這樣，勢必很多土地沒人耕種，土地沒有發揮它的作用，地不成其為地。所謂“土少人多”即地少人衆，由于地少，勢必有些人沒有地可耕，這沒有地可耕的人就不成其為人。這裡，《逸周書》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觀點，物之性與物之功是密切相關而不可分的，如地，其性在于為人耕種。如果不能為人耕，地就失去其性；同樣，人，其性在勞作，如不能勞作，就失去其性。在地與人不成比例的情況下，統治者就要發布政令，流徙人民。總之，力求讓耕者有其地。《逸周書》這一思想，在《管子》中也可見到。《管子·霸言》雲：“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

(三)土地崇拜

土地崇拜集中體現為社祭。《逸周書》雲：“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第534頁)諸侯接受中央政權——周的封國，于是在自己的封國中建立“大社”。社為祭地神之禮儀。“大社”的稱呼，來自《禮記·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原來，祭地的禮儀有着不同的規格，相應也就有不同的名稱。

關于祭壇的形式，《逸周書》也有記載：

其壝東責(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壘以黃土。将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于周室。“壝”，祭壇圍繞一圈低牆，它是用土築成的。“壝”的顔色是有講究的：東，青；南，赤；西，白；北，骊(黑)；中，黃。這種程式與後代流行的“五行”說完全一緻。周朝取分封制，被封的諸侯，根據其所分封的方位，鑿取一塊土。這土的顔色與自己受封的方位顔色一緻，具體是：封于東方，則取青色土；封于南方，則取赤色土；封于西方，則取白色土；封于北方，則封黑色土。然後，包上黃土，覆蓋上白茅。這就是“土封”禮儀。這種以“土封”為标志的分封制稱之為“列土而封”。列土而封是朝廷一項重要制度，故稱之為“受則”。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土封”禮儀具有象征性。“其方一面之土”用顔色來體現；“苞以黃土”，這“黃土”代表中央政權。以黃土包裹，意味着自己所得全為中央所賜；白茅本是貢品，又白茅有聖潔之意，意味着對朝廷赤誠。“土封”的象征性，一方面乃是禮儀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審美的體現。

環境的主體是地，關于地的觀念是環境觀念的核心，而對地的審美則是環境審美的核心。《逸周書》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愛地、用地、重地、尊地、禮地以及贊美大地的觀念。

二、“順道”觀念

《逸周書》表現出周朝的人民對于與農業相關的自然現象及其規律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這種認識總是聯系到人的生活。具體來說，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自然現象是農事的背景與條件

《逸周書·周月解》雲：

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個字，直到今天還是這樣說，足見其經典了。

(二)某自然現象為人類生活提供特定的生活資料

《逸周書·月令解》雲：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夏食鬱，秋食樝、梨、橘、柚，冬食菱藕。這裡說的“取火”，應是鑽木取火。春夏秋冬，要取不同的木料來鑽。不同的季節，也有不同的果實可食。

(三)自然現象是某種社會現象的象征與啟示

《逸周書》在《時訓解》一章中，專門闡述一年之中的節氣，每一節氣都有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自然現象出現，這種自然現象又成為某種社會現象的象征或啟示。如：

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從自然現象取比，以喻人事，是中華民族一種感悟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用作認知，是有局限性的，因為自然現象與人事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一緻性。而用作審美，其積極的意義更為突出。由自然現象聯想到某一人事，隻要兩者有一點像，審美關系就成立。《詩經》主要寫作手法——“比”與“興”就建立在這種審美關系的基礎上。因此，可以說，《逸周書》的《時訓解》為《詩經》的“比”“興”說，提供了佐證。

在觀察并思考自然與人類的重要關系的時候，周人得出一個重要的觀點：“應天順時。”此語出自《大明武解》。“應天”，指順應天命。何謂天命，沒有誰知道。在談到天命時，古人多将它歸之于人心。《周易·革卦》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因此，“順乎天”實質是“應乎人”，此話并不具唯物主義的意義，真正具唯物主義意義的是“順時”。“順時”含意非常豐富。“時”，不隻是指時令，它可引申為客觀條件。而“順”也不隻是簡單盲目地順從，它還包含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人類對于自然的順從與動物對于自然的順從完全不一樣，動物對于自然的順從是本能的，而人對于自然的順從，是建立在對自然規律的一定的認識基礎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對自然的順從包含有對自然的改造與征服。

《逸周書》對于“順”的論述特别豐富：

1.順時

《逸周書·文傳解》雲：“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将“工不失其務”與“農不失其時”歸之于“和德”。“和德”——和之德。“工”要與其所要做的“務” ——任務實現和諧；“農”要與其所要遵循的“時”——農時實現和諧。

《逸周書·程典解》說，農要做到“不失時”，要做到“愛其農時”。同樣，工要做到“不失其務”，也要做到愛其任務。于是，《逸周書》将功能、認知、情感三者統一起來。做某事，因為某事有利，此為善；做好某事，必須知道某事的規律，此為真；而要做到全身心地投入某事，必須情感上愛其事，此為美。

《逸周書·程典解》将“順時”看作一種普适的哲學。不僅農業要順時，做其他工作也要順時。不僅人要順時，動植物也都要順時：

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

顯然，這裡說的“順時”之“時”就不隻是時令，它泛指一切自然規律。《逸周書》中也談到“宜”“便”“利”等概念。這些概念與“時”是相通的。

2. “七順”

《逸周書》中談“順”非常多,《逸周書·小開武解》提出“七順”：

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财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所有的“順”都含有人與對象和諧的含義。“七順”中, “順天”“順地”“順道”重客體，含有遵循自然規律的意義；“順民” “順利”“順得”“順仁”重主體，含有順從民心的意義。“七順”中首為“順天”，最後為“順道”。“順天”強調尊重、順從自然。而“順道”，将“天”提到“道”的高度。“道”為自然規律。“順天”的實質不是尊重、順從自然的現象，而是尊重、順從自然的規律。順道的成就是“功”。“功”為完滿，既是客體的合目的性的實現，又是主體的合規律性的完成。二者的統一，就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就是美。

3.順性

順道中有一個順性的問題。凡物皆有性，既有人之性，還有物之性。性本于天，故有“天性”之說，所以，順天實質是順性。《逸周書·周祝解》雲：

故萬物之所生也性于從，萬物之所及也性于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

萬物之所以生，是因為其性得到了順從。萬物之所以能達到極緻，是因為它們的性得到了充分實現。從萬物各順其性來說，這個世界沒有一樣事物是相同的，但是，萬物均始于天，又莫不歸于天，從這層意義上說，它們是相同的。在這個世界上，萬物莫不有性，性有一定的規定性，它是恒常的，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又可以變。 “幽”與“明”、“陰”與“陽”、“剛”與“柔”等，都隻是暫時存在。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都 會向着對方轉化，這就成就了變幻莫測的大千世 界。順性而生，順性而變，這個世界因此而無比 富有。海大，魚就多了；山深，虎豹貔貅都有了。

什麼是最美的自然現象？《逸周書·佚文》雲：

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于天，魚鼈歸之沸于淵。萬物各依其性而生存而發展，如鳥之歸于天，魚之遊于海。這就是自由——生态自由。這種自由，就是美。這種美，讓“士”們無比向往之，因而熱烈追求之。

《逸周書》無意論美，卻在無意之間卻将美的真谛論述得非常透徹！

三、生态觀念

《逸周書》具有比較豐富的生态思想。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一)對生命及物種生命的認識

1.生命的存在是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的

《逸周書·小開解》雲：

春育生，素草肅，疏數滿；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 冬大劉。這段話說了一系列生命現象。春天：草開始生長；很快草瘋長，将大地鋪得嚴嚴實實。夏天：草木繁茂，枝幹挺拔，鮮花盛開。秋天：雨水豐沛，樹木成材。冬天：百卉凋零，萬物肅殺，然而，也有“不節落”的樹木仍然在頑強地抗拒着嚴寒。自然現象依一定的條件而存在，又依一定的條件而變化。自然生命就這樣實現着生命的全過程，從生到長到死再到新生，循環不息，變化不息，發展不息！

2.生命的延續是需要有一定生命積累為前提

《逸周書·文傳解》雲：

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生十個殺一個，物仍然很多，不影響物種的延續。反過來，生一個卻殺了十個，這物就頓時空了，物種沒辦法延續了。結論是“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十重者王，頓空者亡”，極為警策！地球是豐足的，但也是有限的。地球是美麗的，卻也是可以變醜的。珍惜資源，保護環境！是全人類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當代，也是刻不容緩的偉大使命！

(二)具有生态保護意義的對于人類行為的警戒

物種延續是自然現象，由于各種原因，它的延續受到破壞，整個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就會遭到破壞。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壞勢必影響到人類的生存。《逸周書》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它從諸多的角度讨論這一問題：

1.從積資開源角度談生态保護

《逸周書·文傳解》雲：

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堕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無殺夭胎”，即不要傷及動物的胚胎；“無伐不成材”即不要砍伐尚未成材的樹木；“無堕四時”，即不要荒廢歲月。這樣的話，有十年的積累，就興旺發達了。

2.從取物有時角度談生态保護

《逸周書·文傳解》雲：

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骛，土不失宜。這段話強調取物要有時。山林不到一定的時候，不帶斧頭進山，為的是讓草木成材；河湖沼澤不到一定的時候，不動用網罟，為的是讓魚鼈長肥；幼獸、鳥卵不能傷害，為的是讓幼獸、鳥兒成長；捕魚要遵時；不毀童牛胚胎，不讓馬跑得過快；耕種什麼要因地制宜。

《逸周書·大聚解》雲：

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按這一說法，具有生态保護意義的禁令，從大禹時代就開始了。

3.從物各得其性談生态保護

物各有其性，物得其性就能順利地生存繁衍。《逸周書》也從這一角度談生态的保護。

《逸周書》雲：

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

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這段話是講物能依其性而長，物必繁。物态繁榮，生态必佳。尊重物性，實質就是尊重生态。尊重生态就是保護環境。

(三)隐約見出生态倫理的意識

《逸周書·大聚解》雲：

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财。萬财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

這段文字很重要。它在說“天不失其時”前，說了“生不失其宜”“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這三者，其實都是在說“天不失其時”。也就是說，隻要“生不失其宜”“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就不會失其時。顯然，“時”，在這裡，就是正常；“失時”就反常。常，就是規律。

這段話，不隻是談物，也談人，實際上是在談一種自然哲學，此哲學的核心是“不失道”，“道”，根據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活動，或稱之為時，或稱之為性，為事。而就生态平衡意義上來理解，是“萬物不失其性”。“萬物”不隻是物，也包括人。當萬物不失性，這生态既是欣欣向榮的，又是井然有序的，這種狀況，稱之為“正德”。

“德”本是用于人的概念，講的是人處世的原則，《逸周書》卻将它延展到處理人與物的關系，于是，這就有兩種德：一種德适人之性；另一種德适物之性。隻有兩者的統一，才是“正德”。

“天”既是人的生存生活的環境，也是人生存生活的資源。天不失其時，就會給人類提供優美舒适的環境，提供豐富精美的資源。雖然《逸周書》從适人之性、适物之性兩個維度來談“正德”，但立場是為人的，也就是說，是以人為本的。它強調“天不失其時” “放此為人”。而“放此為人，此謂正德。”所以，“正德”既是适人之性與适物之性的統一，還是利人與利物的統一。

《逸周書》談“德”，除了“正德”概念外，還有“仁德”概念。仁的核心是愛。仁，本用于人，《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但《逸周書·度訓解》談到仁時，也将它用之于“鳥獸”：

子孫習服，鳥獸仁德。

這兩句，前一句說要敬祖，後代子孫要經常溫習并服從祖先的訓告；後一句說要愛物，對于鳥獸也要施以仁德。

這種仁民愛物的思想是儒家優良傳統。《中庸》雲：“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逸周書》中的“鳥獸仁德”觀，與之完全一緻，可以視為中國古代生态倫理之萌芽。

四、“中國”觀

逸周書》對于中國這塊土地有諸多論述，許多内容可以與《山海經》《尚書·禹貢》相參照。

(一)中國物産豐富

《逸周書·王會解》對于中國豐富的物産有詳細的介紹：

北唐戎以闾，閻以隃冠。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蔔廬以羊，羊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鱗者，獸也。

這裡介紹的是周邊的少數民族國家向中央朝廷朝的貢品。北唐戎國的貢品為闾，一種像驢的野獸；閻國的貢品為隃(羭)羊的角；渠叟國的貢品為䶂犬，一種能飛，并能食虎豹的犬；樓煩國的貢品為星施，即旄牛尾；蔔廬國的貢品為羊，就是小牛；區陽國的貢品為鼈封，一種像豬的一樣的動物，前後均有首；規矩國的貢品為鱗(麒麟)，一種獸。

這些物産均是珍奇之物。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的确是地大物博，另一方面則反映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對于中央政權的臣服。

除此外，少數民族政權還向朝廷貢奉鳳鳥：

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羌鸾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方人以孔鳥。

西申在哪裡？據《逸周書彙校集注》，陝西安塞有申山，“西申國當在山北，為今鄂爾多斯旗右翼前旗境，即古夏州也。地與岐山相近。周初鳳集岐山，疑亦集于西申，故其國得而獻之。”另外，“丘羌”這個地方有“鸾鳥”，古巴國(今四川渝州巴縣帶)有“比翼鳥”；“方揚”(戎的别名，屬南夷)有“皇鳥”，蜀地有像“臯雞”(當為翚雞之誤)的“文翰”鳥；“方人”(亦戎的别名，屬東夷)有“孔鳥”。“鳳鳥”“鸾鳥”“皇鳥”“文翰”“孔鳥”都屬于鳳凰之類。《山海經》對于鳳凰類的鳥多有記載。上面引文中，說“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也來自《山海經·海内經》：“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

鳳凰，是中華民族的祥瑞之鳥，也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之一。我們向來認為它不存在，是古人想象中的神鳥，而從《逸周書》《山海經》的記載來看，确實存在這種鳥。對于鳳凰的神化從西周就開始了，“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的說法，就是證明，但它的完全神化應該是在漢代。

《逸周書》記載中國物産時，給予鳳凰以特殊的重視，就不隻是在記載中國的物産，而在宣示中國的文化精神，由鳳凰顯現出來的“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的精神。

(二)五服統治

周朝對于國土實行五服統治。這在《尚書·禹貢》有明确記載。《逸周書·王會解》也說到此，并明确說，這種治理方式源于周朝：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

“五服”據《尚書·禹貢》，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京城為中心，距京城最近的地區為甸服，距京城最遠的地區為荒服。由于距京城距離有遠近，各服向中央交納的貢品就有所不同。像糧食等生活用品之類基本上由甸服供應；邊遠地區的貢品多為奇珍異寶。

除“五服”外，《逸周書》還有“九服”之說。如《逸周書·職方解》雲：

乃辯九服之國，方千裡曰王圻。

然而，實際上隻談到了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蠻服、鎮服、藩服等七服，疑有脫落。“服”“侯”“甸”“男”“衛”“蠻”“鎮”“藩”等名目，注家有解釋，說，“侯之言侯，為王斥侯；服，服事天子也。”“甸之言田，為王治田出稅。”“男之言任也，為王任其職理。”“(衛)為王捍衛也。” “蠻近夷狄，蠻之言縻，以政教縻來之。”“鎮者，言鎮守之。”“藩者，以其最在外為藩籬，故以藩也。”，“藩服，屏四境也。”^(992−993)看來，這些命名都與中央政府管理有關。

“外薄四海”，據何秋濤的解釋：“九州之外謂之四海，此通義也。禹時東南二海皆在版圖之内，其西北二海雖九州之外，而聲教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雲外薄四海。”⁽⁸⁹⁹⁾在何秋濤看來，不隻九州要進貢，四海也要進貢。進貢與“聲教”具有必然聯系。既然進貢不止于九州，而達于四海，那麼，四海也是國家教化所達到的地方。它們都是中國的版圖。這一點，在大禹時代就明确了。

四海進貢物，《逸周書》記載雲：“鹹會于中國”。可見進貢意義重大！雖然進貢是對朝廷的物質上的支撐，朝廷也的确需要這些物質。但進貢的意義遠不隻此。進貢意味着國家對進貢地區有效地行使主權。從本質上來說，進貢是中央對地方行使主權的宣示。所以，重要的是進貢之事，而不是進貢之物。

《逸周書》記有這樣一件事：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

伊尹遵照商湯王的指令，起草了《獻令》：

伊尹受令，于是為四方令曰：臣請為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 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鰂之醬，鲛盾、利劍為獻。正南瓯鄧、桂國、損子、産裡、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玑、珻瑁、象齒、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纰罽、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氐、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駼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從這個獻令，我們可知商王朝四周有多少個諸侯國。拿東面來說，就有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等諸侯國。其中“九夷”，按《爾雅·疏》的說法，為玄菟、樂浪、高骊、滿飾、凫更、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至于“十蠻”，說法不一。《職方》一書說“八蠻”：天笁、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轵、旁脊。《爾雅》說“六蠻”，此書說“十蠻”，應該說是“蠻”很多，此“十”言多。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早在文明開始的夏、商、周就是如此了。

(三)九州之國

《逸周書》有“職方解”章，對當時中國的版圖有詳細的介紹。朝廷設官“職方”：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職方氏的工作是掌管天下地圖，分辨出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等人民生活在什麼地方。這裡說的“邦國”指諸侯之國，“都鄙”指諸侯國的采地。“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指少數民族。

這些諸侯國、部落政權均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為了國家的安定，中央政府必須厲行各種管理措施。《逸周書·職方解》雲：

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這句話有三個關鍵詞：第一個關鍵詞是“利害”。中央、各諸侯國、部落政權各有自己的利益。它們之間的關系處理得好，則為國之利；處理得不好，則國之害。第二個關鍵詞是“九州”。“九州”是當時中國的版圖。按《史記》所記載的戰國時陰陽家鄒衍的觀點，有“大九州”與“小九州”之說，全世界為大九州，中國是其中之一，名“赤縣神州”。而中國自身又分為“九州”。職方氏的工作之一是“辨九州”，所謂“辨”就是劃清各州邊界，了解各州的地理、特産。從而達到“同貫利”，讓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貫通，都能受利。所以，第三個關鍵詞就是“同貫利”。

關于“九州”具體的“辨”，《職方解》未一一說明，隻着重談了“東南”的揚州、“正南”的荊州、“河南”的豫州、“河東”的兖州、“正西”的雍州、“東北”的幽州、“河内”的冀州、正北的“并州”。這些介紹突出的是“山鎮”(鎮州之山)、澤薮、川河、物産，另外，還有男女比例，如揚州地區男女比例為二男五女。這種介紹顯示出《逸周書》強烈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在《逸周書》看來，自然地理的意義在于它是人的資源與環境。因此，隻是介紹自然的情況是不夠的，還必須介紹人的情況。

《逸周書》對中國的介紹，以國土為本，結合國家政權，體現出強烈而又自豪的家國情懷。

五、結語

《逸周書》在中國衆多的古籍中是一部常被忽視的書。然而該書的内容十分豐富。就環境美學這方面來說，某種程度上它全面而清晰地展現了中國古代環境美學的兩個重要的支點。一是農業生産，二是民生國權。兩者緊密結合，落實在土地上。在《逸周書》看來，土地，既是國之本，也是民之本。土地的重要是因為它是農作物的胎床。農作物是生命之物，因此，在土地上進行的農業活動，實質是人的生命與農作物的生命的對話。兩種生命利益一緻，為了農業豐收，在人的主導下，人與農作物這兩種生命共同進行着與沒有生命的土地氣候的對話。所有這一切活動，孕育了中國人最早的生态觀以及環境審美觀。這種生态觀與環境審美觀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啟示與參考的意義。

作者簡介：陳望衡，湖南邵陽人，大阪大學文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美學史、環境美學

文章來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