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實事求是思想的形成基于中國傳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并借鑒西方近代哲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西方近代哲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激發了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從中國傳統哲學特别是儒學思想體系中破繭而出,接受新思想,為推動中國舊式哲學向中國現代哲學的演進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毛澤東始終堅持“洋為中用”并反對教條主義,對西方近代哲學中的本體論、認識論思想、進化論思想、實用主義思想和反啟蒙哲學思想等資源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

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西方近代哲學；

實事求是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産黨的認識路線與實踐原則。它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一道,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兩個基石。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具備了價值基礎與科學基礎,成為真理性與價值性有機統一的理論。實事求是思想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創新,它實現了對中國傳統智慧、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和西方近代哲學資源的有機融合,值得我們深入探索。

一、問題的提出

曆史地看,“實事求是”原本是一句中國古語,最早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意在贊美河間獻王劉德在力推“古文經學”成為“官學”過程中嚴謹務實的治學态度和身端行正的政治操守。貞觀之治年間顔師古重新注解了該詞,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沿用了顔師古的注解,南宋朱熹在儒家“緻知在格物”的基礎上又發展出“即物而窮其理”的思想,乾嘉之際漢學緻力于治經考據、主張求索真知,真正繼承了“實事求是”的古語原意,發展至此的“實事求是”所指主要是治學态度和方法層面的考據學命題。清朝初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一代著名思想家提出了“經世緻用”的新思想,倡導崇實黜虛、積極入世,做能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學問,以抗衡當時的腐朽學風。這一新思想逐漸演變為實學思潮,後經魏源、曾國藩、鄭觀應等進一步發揚,将實事求是精神引入國家、社會、自然界的研究領域中,促使“實事求是”從考據學命題向哲學認識論命題轉變。

晚清時期,船堅炮利的帝國主義列強發動鴉片戰争轟開了中國的國門,使近代中國陷入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随之而來的還有西方近代各種文化和哲學思想,沖擊着統治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傳統思想觀念。青年毛澤東立志改變中華民族現狀,但飽讀詩書的他發現從中國傳統典籍中已難覓出路,于是将目光轉向西方近代多元化的哲學思想中,以期為救亡圖存尋找理論支持。首先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傳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在學習過程與後來的革命實踐中,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等原理與中國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實現了實事求是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其次,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從康德主義、達爾文主義到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實用主義等,毛澤東研讀了大量西方近代哲學著作,希望從中選擇出能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學說。事實證明,西方近代哲學思想的部分學說,的确幫助毛澤東逐步實現了哲學立場的轉變,賦予了“實事求是”以全新内涵,将這一哲學認識論命題改造為具有系統性的哲學思想。

綜觀實事求是思想的發展曆程不難發現,西方近代哲學資源對實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直以來,學界較為關注實事求是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對西方近代哲學資源的研究尚顯不夠。我們認為,西方近代哲學對實事求是思想的創新具有啟迪和催化作用,這體現出理論創新過程中的一種共性,即理論創新必須吸取人類文明一切優秀的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同樣需要對古今中西的優秀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二、對二元論的批判與實事求是思想的唯物主義基礎

近代西方哲學特别是泡爾生的二元論思想影響了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毛澤東的思想主要受唯心論的影響,但通過學習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他對二元論有了批判性的理解。他在這本書的天頭地腳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注,體現了他對二元論思想的批判性思考,為他以後提出實事求是思想打下了理論基礎。

二元論思想是近代西方哲學本體論的基本形态,它也決定了西方近代哲學認識論的基本主張。在西方近代哲學中認識論一直是根本問題之一,從笛卡爾以來,認識論哲學以主客分離對立為主要特征。“迄今為止的認識論始終是在兩極性或二元性之間斡旋的,在此論域内展開的各種争論,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15世紀以來,西方世界文化意識覺醒,個人理智的獨立性逐漸展現,反思批評舊傳統和教會專制集權的聲音日益高漲,理性逐漸成為科學和哲學領域的權威。進入17世紀,笛卡爾對知識的方法和标準的探求,引出了英國經驗主義和歐洲大陸唯理主義兩個不同派别的形成。笛卡爾主義的極端二元論思想發展出對有機世界的機械論解釋,但由于最終導緻了懷疑主義和宿命論,又激起了反理性的呼聲。18世紀中後期,康德開始對人類理性進行審查和批判,完成了著名的批判三部曲,提出了從時空感性直觀到純粹知性範疇的認識形式,表明認識的對象隻能是無止境的現象而永遠達不到物自體本身。承認物自體的存在,體現出康德思想的唯物主義因素,但認為物自體處于知識範圍之外,又表明了他的不可知論和二元論立場,主、客體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直到黑格爾引入了社會曆史的角度,把人自身看成既是曆史的産物又是曆史的創造者,實現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對康德二元論形成了辯證和解。但是,黑格爾哲學中主體指的是“絕對精神”,意味着黑格爾用絕對意識概括了曆史哲學,把曆史歸結為精神的發展史。黑格爾去世後,哲學随着黑格爾主義的衰落暫時式微,自然科學和唯物主義回到統治地位,哲學取向從倫理轉向科學。德國一批思想家試圖在自然科學的等級中重建哲學地位,主張從“絕對精神”回歸康德的“科學知識”,實現康德二元論思想在19世紀的複興——新康德主義。泡爾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完成著作《倫理學體系》,期望修正并延續德國傳統精神,恢複目的論,重建現代倫理體系。以《倫理學體系》中的“導論”和“基本概念和原則問題”為内容出版的《倫理學原理》,即是青年毛澤東接觸到的重要西方學說之一。

《倫理學原理》動搖了毛澤東早期的唯心主義傾向,使他開始重視物質的地位,亦逐步樹立起知識來源于實踐的觀點。1916年之前,毛澤東的閱讀主要來源于儒家學說、中國近代文學和曆史古籍,深受中國傳統哲學特别是孔孟儒學影響,重視心靈和精神,提出“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贊同以宇宙精神為本質的客觀唯心論。譚嗣同《仁學》中的“心力”說對毛澤東主觀唯心思想的影響也頗深,該學說推崇由主體精神和信念産生的意志力即“心力”來“沖決網羅”,體現出極端的唯意志論色彩。毛澤東承襲了“心力”說,在《緻黎錦熙信》中,他提出人心是“大本大源”,改造人心就可推動哲學和倫理的改變,進而實現社會變革,表現出明顯的唯心主義傾向。1917年,在楊昌濟的指引下,毛澤東深入研讀了《倫理學原理》并寫下一萬多字的批注,成為他青年時期的哲學著作——《〈倫理學原理〉批注》(以下簡稱“《批注》”)。《倫理學原理》使毛澤東意識到了物質的力量,他開始把物質提到與精神相等的地位,認為精神來源于物質,并肯定了自然法則的客觀存在。在善惡之别的問題上,他《批注》:“此良能乃祖先以來多代相傳之經驗,其始固有意識存乎其間,及其行之以已久,成為社會之習慣,在個人腦筋中成為一種不假思索脫然而出之反射運動,乃所謂良能也。”說明“良能”源于前人經驗,體現了對唯心主義先驗論的否定态度和對人心作為宇宙“大本大源”觀點思維的否定。在意志自由的問題上,《批注》明确表示認同人類受自然規律制約的觀念:“人為自然律所支配,與予見合。”“總之,自我之構成——皆須待外界之資料,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倫理學原理》還提出:“凡實踐問題,其發生常在學理問題之前,而尤為重要。所謂科學者,率由求實踐問題之解釋而後起。”對此,毛澤東寫到:“此言學皆起于實踐問題,故皆範于倫理學。”“其知也,亦系經驗而知之。”這說明在認識與實踐關系問題上,《倫理學原理》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使毛澤東接觸到知識來源于實踐的觀點。在與《批注》寫于同一時期的《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把品德和智力的載體看得更為重要,對身體這種物質因素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高,其中說到:“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因此,他大力提倡鍛煉身體并以身作則:“體育于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體現德與智的發展要以身體為基礎。

毛澤東哲學立場的轉變源于對《倫理學原理》心物二元論的批判性理解,這為實事求是思想打下了唯物主義基礎。毛澤東于1950年談及此書時說到:“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麼正确,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隻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啟發和幫助。”可見,《倫理學原理》本身混合着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種哲學觀念,它開啟了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批注》則是毛澤東的思想處于過渡階段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時毛澤東“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在他思想深處已經包含了唯物主義的因素,這從《講堂錄》中可見一斑:“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爾為愈。”“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體現出對“行”的重視和對假大空社會風氣的反對。雖然二元論具有不徹底性,最終往往倒向唯心主義,直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二元論進行批判,将主體與客體通過勞動實踐統一起來,主、客體的關系問題才得以真正解決,但是,在毛澤東已經具備的唯物主義因素基礎之上,對二元論中批判性理解進一步激發和強化了他頭腦中關于物質的地位和作用,這無疑為毛澤東之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有利土壤,也為實事求是思想的産生打下了理論基礎。

三、對進化論的吸收與實事求是的唯物史觀

進化論作為一種哲學觀點,起源于西方近代哲學,是西方近代哲學家們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于說明自然界運動的成果。早在維新運動時期,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就經由嚴複的譯著《天演論》進入中國思想界并深入人心,《天演論》用進化論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指出近代中國腐朽落後、陷入生存危機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方人的進化觀念,為提倡新文化、破除舊文化提供了合理的論證。進化論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早期思想家李大钊、陳獨秀等都運用進化論表達了各自的主張。李大钊提出了人類曆史和社會理性與自由意志創造的觀點,體現了他對宿命論的抵抗和對良知良能的重視;陳獨秀分析了維新變法等中國近代革命的失敗原因,提出中國社會實行政治變革必須首先破除孔教倫理設置的障礙。

需要指出的是,嚴複翻譯的版本融入并凸顯了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内容,被賦予了特殊含義。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們并未對此全盤接受,而是進行了反思,認為應該找尋一種相較殘酷的“物競天擇、适者生存”更為溫和的方式來作為人類的生存之道。此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思想以無政府主義思潮形式傳入中國,主張用“互助”來修正進化論思想,做出新的理解。互助論在當時影響巨大,包括對毛澤東的影響。1919年,毛澤東在《民衆的大聯合》一文中比較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明确表示更贊成以無政府主義的“溫和”方式進行社會改革。他還對與“溫和”改革方式相關的一系列思想表現出興趣,例如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和新村主義。不過,無政府主義對毛澤東的影響主要集中在1918至1919年之間,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一是由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達、陳獨秀、蔡和森等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背景下撰文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深入批判,這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二是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使毛澤東意識到和平改良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光靠“呼聲革命”無法真正撼動統治者。深受湖湘學風重實際、重實踐的影響的毛澤東,轉而尋求他路。

1920年10月羅素來長沙演講,推廣漸進式的共産主義,主張用教育方法改良社會,産生了轟動效應。身臨其境的毛澤東對羅素演講非常重視,他與新民學會會員就羅素的思想展開細緻地辯論,并在《緻蔡和森等》中明确指出:“我對于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在此文中,毛澤東深刻地分析了教育方法的缺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思想實際上是空想性質的共産主義。當時的教育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教育,資本家依靠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國家制度壟斷了開展教育所必須的金錢、人力和機關。“如此,共産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如此,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産黨人的共産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可以看出,此時的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的教育本質,對唯物史觀已有了大體把握。1921年1月,毛澤東又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這說明毛澤東已将唯物史觀作為學理依據在衆多“主義”中探索和舍棄,最終選擇了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确立,開啟了聯系中國的社會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路徑,為實事求是思想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

四、對實用主義的反思與實事求是的真理觀

實用主義重視實際效果、提倡求實精神和科學實驗法、主張滿足人的生理和情感需求的現實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有力沖擊了中國社會保守僵化的舊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為反對尊孔複古提供了理論依據。毛澤東通過對實用主義的反思和把握,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切實際的舊思想和舊學風,走出了對真理标準方面有用即真理的誤讀。

實用主義是“美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它最早由美國邏輯學家皮爾士于19世紀70年代在《怎樣使我們的觀念清晰》中提出,旨在為澄清概念和命題的意義提供行為準則和反思方法,而并非是世界觀或者是關于真理的理論,皮爾士對實用主義原則的闡述是克制、有界限的。19世紀末,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把真理理論也納入實用主義的功能和範圍,他“在定義真理的時候,引入了與滿意性、權益性、實用性和工具性相關的内容,因此極大地改變了皮爾士的更具學術性的實用主義面貌。”這樣,實用主義把檢驗真理的方法确定為是否滿足了人的目的或需求。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杜威為了廓清當時對實用主義的誤解,用“工具主義”或“實驗主義”示人,把對概念和命題的操作理論嫁接到工具主義上,他拒斥二元論,消解了認識論中的核心問題,颠覆形而上學問題的根基,關注鮮活的人在現實社會中的問題。世界處于不斷的形成過程之中,人們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世界,個體的思想和信仰起到了積極作用。

實用主義提倡求實的精神和重視實際效果的價值取向,對實事求是思想真理标準的形成産生了一定積極作用。前述已提到,青年時期毛澤東的唯心主義哲學觀之下已經蘊含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因子,他已經注意到中國古代的價值論觀點脫離人的實踐活動,消解人的主觀能動性,“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因此在接觸實用主義之後,毛澤東比較容易地接受了這一學說。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杜威通過開辦多場講座把實用主義哲學帶到了中國,在中國宣傳實用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的影響下,毛澤東的目光轉向了實用主義哲學。實用主義重視實際效果、提倡求實精神和科學實驗法、主張滿足人的生理和情感需求的現實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有力沖擊了中國社會保守僵化的舊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為反對尊孔複古提供了理論依據,也進一步激發了毛澤東對不切實際的舊思想和舊學風的批判。他參考胡适的研究方法,從學理入手解決問題,同年9月在長沙成立“問題研究會”并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以期通過社會改良來救中國。但是,實用主義的本質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兩者的理論追求和價值取向互不相同,因此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後,毛澤東揚棄了實用主義哲學,把知識同主體活動聯系起來,擺脫了經驗之“是”和先驗之“是”等這類抽象概念的幹擾,立足實踐論述實事求是的價值論含義,即“是”不僅是世界的客觀規律,也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狀态,客觀規律是物的尺度,理想狀态是人的尺度,實踐的主體不是單個人,而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産的人民群衆,隻有滿足了認識既與客觀規律相符、又與人民群衆根本利益一緻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标準,絕不是實用主義所追求的功利性的“實際效果”。實事求是思想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是價值判斷标準和事實判斷标準的統一,它不僅體現了對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堅持,還顯示出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尋找現實的根據,确立合理的目标,制定可行的方針政策,發揮人的創造本性——這不是對‘實’的适應,而是在對‘是’的‘求’中改造‘實’了。”

五、對反啟蒙哲學的揚棄與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

反啟蒙哲學通過影響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而也影響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毛澤東通過對反啟蒙哲學思想的理解和揚棄,逐步确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反啟蒙哲學産生于18世紀意大利哲學家維科開拓的曆史主義運動,維科勇于與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笛卡爾思想相對抗,反對曆史學不是真正科學的觀點,主張從人類文化創造活動而非自然科學和機械論來解釋人類曆史,開創了獨立于自然科學的曆史科學。曆史主義“認為曆史的每一個階段在曆史的發展中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每一時代都有其自身的需要、能力、觀念,對這些事情的處理要依當時的制度、價值去考慮”,抵制啟蒙哲學所持的用理性标尺衡量一切的普遍理性主義傾向。19世紀下半葉,反啟蒙哲學在自然科學基礎上又确立了有機發展觀,即“把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國家和意識形态看作有機整體,政治、國家和意識形态是從經濟的運動中産生出來的,因而是經濟運動中的一個方面、一個環節”。這種用曆史整體的視角來論述人類曆史發展過程的方法,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者廣泛運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産生了較大影響。“運用當時的有機整體觀來闡釋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把人類曆史描述為一個整體的、曆史的過程,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對于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接受的就是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因此而接受了反啟蒙哲學的思維方式”。這就意味着,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接受的是經反啟蒙哲學中的有機發展觀解釋過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先進知識分子在此基礎上改造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理論時,或多或少都運用到了反啟蒙哲學的思維方式。

實際上,反啟蒙哲學的有機發展觀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有機整體觀有相似之處,但兩者又有本質不同。中國傳統哲學認識論自古以來就強調整體性觀點,在以儒學為主體、兼容諸子百家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各家思想和學說幾乎都有關于整體觀的論述,如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道生萬物”、佛教“三世兩重因果”等,這些論述将世間萬事萬物看成彼此聯系的有機整體,從整體範疇進行把握,揭示出其中蘊含的相互聯系和普遍規律。這種從全局考慮問題的思維模式更加接近真實地反應事物的原貌,具備兼收并蓄、海納百川、博大宏偉的文化氣質,為創造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反啟蒙哲學的有機發展觀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有機整體觀雖然具備一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但兩者産生的時代背景、社會基礎和科技水平完全不同,因此在不同時期能發揮的曆史作用也不盡相同。

中國傳統哲學在推動近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上已顯露出明顯的局限性。在研讀宋明理學時期,毛澤東接受了“知先行後”說,五四時期又轉向“知行相資”說。他将孔子的知、行、信作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強調精神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又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儒家先驗論觀點:“聖人者‘生而知之’,‘不慮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不可信也。”這說明,毛澤東的知行觀經曆了一個動态的發展過程,直到他徹底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後,借助反啟蒙哲學引入的馬克思主義辯證統一的思維方式,看到了中西哲學思想之間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并用曆史的、整體的觀點對傳統知行觀和樸素辯證法進行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完成了中國傳統知行觀的徹底改造,發展出适合當代中國社會的新哲學思想。其中,直接理論成果之一就是哲學名篇《實踐論》《矛盾論》的誕生。在《實踐論》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改造傳統知行觀,肯定了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關系,論述了人類認識的總規律,升華出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為基礎的認識論,完善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過程。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改造“一分為二”的兩點論,闡述了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提煉出以矛盾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辯證法,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實踐論》《矛盾論》的誕生,是毛澤東在繼承古代理學和實學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反啟蒙哲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突破傳統思維方式的禁锢、确立起實事求是的知行合一的思維方式,進一步發展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寫照。這标志着實事求是思想發展成為成熟的哲學理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曆史增添了重要篇章。

六、實事求是思想的主要内涵與創新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确指出了實事求是思想的内涵:“‘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也就是說,去研究掩藏在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之間的内部聯系和規律。在随後的延安整風中,實事求是被确立為黨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在《關于整頓三風》中對實際的内涵做了如下解釋:“什麼是實際?個人的曆史實際,機關工作的曆史實際,各個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實際”。個人的、機關工作的曆史實際指的是曆史的客觀真實情況,各人所想、所做的實際指的是人的實踐活動。一切從實際出發體現的是對唯物史觀的徹底貫徹,即從事物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表現出發,全面了解事物所有情況,“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系”,才能真正認識事物。

實事求是思想的路徑與方法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對于如何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中國共産黨人隻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甯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馬列主義是革命實踐的指導原理,馬列主義的運用必須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實踐中指導革命,同時自身又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就達到了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統一、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實事求是思想的檢驗标準是實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到:“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對認識的檢驗非一日可以完成,是一個不斷反複的過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認識就這樣在實踐的基礎上從相對真理無限接近于絕對真理。真理是具體性的、過程性的,是随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發展的,因此主觀認識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并随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在新的層面上達到新的具體的統一。

實事求是思想在方法論上的創新更值得我們重視。毛澤東始終重視對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學習和借鑒,将它們與當時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一戰爆發後,國人對西方文明無限憧憬的迷夢被打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新的思想武器救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強大力量,一批批進步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中也包括青年毛澤東。值得一提的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的毛澤東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哲學思想,他依然重視研讀、辯證對待,吸收其中進步因素。正如他曾說:“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毛澤東的這一治學态度和思想特質恰恰也體現和貫穿于實事求是思想的形成過程之中。對西方近代哲學中具有進步意義的思想,如上述的本體論思想、進化論思想、實用主義思想和反啟蒙哲學思想,毛澤東積極吸收并揚棄,判斷的标準就是是否能為中國革命實踐所用。即使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繼承和超越也沒有停止。在名篇《實踐論》《矛盾論》中,毛澤東從哲學層面系統闡述了實事求是思想的理論内涵,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創新,将實事求是思想推向了成熟的哲學一般性理論。例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關于人類認識自然一般規律的科學,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總體原則和方法,但它對認識過程的具體表述尚不充分。《實踐論》中結合辯證法論述了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關系,進一步完善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過程,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的具體實踐出發開展調查研究,從中找到規律性的内容并将這些内容上升到理論,然後将這些理論置于中國具體實踐中進行再檢驗、再提高,從而形成從實踐到認識循環往複的過程。這個認識過程就是從中國具體實踐中尋找中國元素的辯證思維方式。《矛盾論》繼承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生産關系時所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将商品關系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産過程和領域下進行研究,這本已超越了西方形式邏輯慣用的從具體到抽象的認識方法,是一種立足于唯物史觀立場的具有曆史感的方法論。毛澤東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将辯證法與認識論統一起來,提出了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問題,即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聯系與轉化。《矛盾論》還特别強調了要認識矛盾特殊性的複雜性,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矛盾以及每個矛盾的各方面都具有特殊性,要掌握這種複雜的特殊性以認清事物的本質。《矛盾論》中立足于實踐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思想的根本理論依據,在中國革命實際進程中,毛澤東依靠實事求是思想破除教條主義禁锢,将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置于中國革命現實之中,将俄國革命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轉化為辯證方法,得出适用于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和具體辦法,實現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

學界認為,“毛澤東思想存在兩條交叉的伏線,一條是繼承了顧炎武、王夫之以來的‘經世緻用’的實學傳統,并與西方傳入的近代唯物主義經驗論相結合,開後來轉向馬克思主義和提倡‘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先河;另一條是繼承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傳統,同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相融會,究心于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終身重視哲學和改造世界觀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無論是何種思想軌迹,西方近代哲學思想在其中都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西方近代哲學以文藝複興為發端,反對宗教神學的專制和集權,高揚個人的主體性,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對近代中國相對落後的思想狀況有啟示作用;另一方面,一代偉人毛澤東哲學造詣極高,深得各派哲學思想精華,在西方近代哲學思想中積極因素的催化和激發下,結合中國實際改造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最終創立了以實事求是思想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極其重要的理論貢獻。

實事求是思想從中國古代治學精神發展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内容,是毛澤東運用各家學說創造新理論、解決中國社會實際問題的科學典範,這本身就是實事求是思想的生動體現。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對西方哲學資源先進因素的吸收與創造性轉化,對當代中國理論創新提供了重要典範,值得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過程中學習與借鑒。

作者簡介：趙士發，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社會曆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毛澤東哲學。艾師偉，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生。

文章來源：《毛澤東研究》2020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