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達和陶德麟是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人物，他們在不同時代條件下全力投身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都在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演繹了一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百年思想接力：他們都畢生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分别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的開創者和宏揚者；他們相繼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引領了前後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他們協力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共同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

關鍵詞 ：李達；陶德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思想接力

李達和陶德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兩位傑出代表。作為兩代學人，他們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全身心地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業當中，都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成為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人物，演繹了一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百年思想接力。回眸這一思想接力過程，品味其中包含的重要啟示，對于新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畢生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

陶德麟曾經指出，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也就是使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應當體現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要準确地提出問題”，即“研究的問題應當是從中國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又對中國實踐有重大現實和長遠意義”；二是“要自主地研究問題”，即對問題的研究“要有我們自己的立場和眼光、自己的‘坐标’”；三是“要大力改進文風”，即“以中國人喜聞樂見、明白流暢的語言講清深刻的道理”。

李達畢生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并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陶德麟曾把李達的理論生涯分為五個時期：從愛國主義到馬克思主義（1913-1919）、建黨前後的理論探索（1919-1922）、大革命時期的理論探索（1922-1927）、從大革命失敗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的理論探索（1927-1948）和新中國成立後的理論探索（1949-1966）。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是貫穿李達理論生涯各個時期的思想主題。

五四運動後，李達很快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從1919年6月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在建黨前後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中，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别是唯物史觀為思想武器，深刻地批判了當時國内外流行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包括研究系人物張東荪和梁啟超等人鼓吹的假社會主義、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以及中國的黃淩霜等人主張的無政府主義、第二國際理論家考茨基所謂的“正統派社會主義”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第四國際的極“左”路線和策略等，準确地闡釋了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理論，論證了中國必須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無産階級革命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大革命時期的理論探索中，李達立志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緻力于唯物史觀的中國化。1923年，李達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認為馬克思學說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并明确提出和讨論了“中國共産黨人如何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以此為标志，李達開始了對于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之問的自覺探索。1926年，李達出版了用淺近的文言文寫成的《現代社會學》，被學界稱為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該書不僅構建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唯物史觀表述體系，而且運用唯物史觀專門考察了“中國社會問題之特性”，明确指認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該書最後聚焦于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革命與國民革命（民族革命）問題，指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以及“為虎作伥”的封建階級的統治，其“中堅分子則為無産階級”，“民族運動之中心”已“移于共産黨”，“無産階級得勢，則必采用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乃社會主義之過渡” 。顯然，該書關于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革命的任務、對象、動力、領導者、前途等問題的探讨和結論也是适用于中國革命的。

從大革命失敗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李達的哲學探索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系統傳播。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痛感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理論準備上的不足。為了求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面理解和準确把握，從1929年至1932年，李達翻譯出版了5部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名著，它們都有專章論述唯物辯證法，而蘇聯西洛可夫等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更是一部專門闡釋唯物辯證法的著作。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極大地推動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唯物辯證法運動。20世紀30年代中期，李達撰寫了《社會學大綱》，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首次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理論作了系統闡述。李達在該書第四版序言中說，他寫作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用科學的宇宙觀和曆史觀”武裝戰士的精神，以便“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二是繼續推進唯物史觀中國化，開拓了唯物觀中國化的經濟學、曆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向度。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經濟學研究，李達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并以指導中國經濟改造為目的的“廣義經濟學”主張，取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成果。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曆史學研究，李達在詳細考察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基礎上，在中國思想界最先把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性質完整而清晰地概括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會”，得出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産業發展的兩大障礙，又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的正确結論，并且最早提出了按經濟形态對中國曆史進行分期的理論主張，同時還通過對世界通史的理論建構系統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态學說的普适性。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政治學研究，李達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階級和階級鬥争理論、民族理論、建黨理論、國家理論的有關問題作了深入探索，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中國化做了重要的開路工作。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法學研究，李達對曆史上各種有代表性的法學流派作了系統性的條分縷析，對各種法學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讨，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早實踐者。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社會學研究，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和中國婦女解放問題作了深入探讨，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的理論探索聚焦于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闡釋以及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哲學總結。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經修訂公開發表後，李達寫作和發表了《<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論著，緊密聯系中國實際精辟地闡釋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極好地适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提高廣大黨員幹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需要，為推進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毛澤東曾稱贊《<實踐論>解說》說：“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後來，李達又在其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中又緊密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系統地闡釋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新貢獻。同時，李達還在新的曆史條件繼續推進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建構，不僅發表了《曆史唯物唯物主義講座》，從唯物史觀的高度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 而且發表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在考察世界上一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規律的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作了初步思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作了理論準備。

陶德麟同樣畢生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并由此被譽為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傑出代表。

陶德麟的理論生涯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是從進步青年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47-1953）。高中時代的陶德麟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過艾思奇的《大衆哲學》、胡繩的《思想方法論》和BEAT365唯一官网地下黨秘密油印的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并在周記中抨擊當時社會的黑暗。1949-1953年就讀BEAT365唯一官网經濟系期間，他自學了《資本論》第1卷，并積極參加土地改革等校内外社會實踐活動，擔任校刊《新武大》編輯組組長。1953年2月，李達就任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親自選定即将大學畢業的陶德麟擔任自己的學術助手。李達用自己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矢志不渝地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感人的奮鬥經曆，勉勵陶德麟獻身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事業。李達對他說：“研究馬克思主義就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不能拿它當飯碗，不能像小販，天晴就擺攤子，下雨就收攤子。我相信你能成為理論家。”正是在李達老校長的感召和鼓勵下，陶德麟堅定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探索之路。多年後他在談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時曾感慨地說:“李達老師是我的恩師和引路人。”

二是從大學畢業留校工作到“文革”前的理論探索（1953-1966）。1953年大學畢業後，陶德麟兼任李達的科研助手達13年之久。在此期間，除了協助李達撰寫論著外，他也開始了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的獨立探索。1956年，他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關于“矛盾同一性”的一點意見——評羅森塔爾、尤金著<簡明哲學辭典>“同一性”條目釋文》，明确指出和有力論證了該辭典中“同一性”條目釋文不符合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上發出了中國學者的聲音。此後，他又相繼在《哲學研究》、《人民日報》、《紅旗》等重要報刊上發表了30多篇哲學論文，探讨了為什麼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如何用唯物辯證法觀察社會主義社會、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關系、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關系、如何看待實用主義真理論以及怎樣理解絕對真理、相對真理和實踐标準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過程中亟待回答和澄清的問題。此外，他還撰寫了《<實踐論>淺釋》，對毛澤東的《實踐論》的重大意義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統闡釋，并協助李達主編了《唯物辯證法大綱》，是該書的主要執筆人。

三是從“文革”結束到20世紀末的理論探索（1976-1999）。在這一時期，陶德麟的哲學探索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李達著作修訂、整理和李達思想研究。“文革”剛一結束，他根據李達生前囑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書稿進行了全面修訂，并以《唯物辯證法大綱》的書名出版。爾後，他與其他幾位學者共同編輯出版了四卷本《李達文集》，并在“文革”後率先開展了李達論著和思想研究，較系統地探讨了李達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貢獻。

第二，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研究。1978年，他滿腔熱情甚至奮不顧身地投入了反對“兩個凡是”的理論鬥争，克服重重阻撓後終于出席全國真理标準讨論會并作專題報告。會議期間，他特地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了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緻李達的三封讨論哲學問題的書信，它們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報請黨中央批準後在《哲學研究》1978年第12期首次公開發表，受到理論界高度重視，對破除“兩個凡是”、解放人們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爾後，他又發表系列論文，進一步深刻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有力地批駁了“兩個凡是”，在學界内外産生重大影響。

第三，關于“雙百”方針理論基礎的反思。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他在一些重要報刊上發表系列論文，深入探讨了“雙百”方針的本來涵義和客觀依據，分析了在以往一個時期内特别是“文革”中“雙百”方針的理論基礎是如何被“修改”成被扭曲了、變形了的“階級鬥争”理論的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指出精神世界的問題不能用“專政”的辦法來解決，認為必須以認識發展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為基礎對“雙百”方針重新進行闡釋。

第四，對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道德原則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初關于人道主義問題的讨論中，他對那種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人道主義和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的傾向作了分析批判，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根本區别。爾後，他又探讨和系統地論述了如何使道德觀念适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問題，突出強調了應将中國傳統優秀道德文化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的寶貴思想資源。

第五，對改革開放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若幹問題的論析。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他發表十多篇論文，分析和批判了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各種懷疑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潮，從理論、曆史和現實各個維度透辟地闡述了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性和若幹方法論原則。

第六，對生産力标準、“三個有利于”标準及其與實踐标準關系的闡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間，他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組論文，分析了實踐标準讨論之後多年後鄧小平又特别提出生産力标準、“三個有利于”标準的重要原因和根據，闡述了生産力标準、“三個有利于”的确切内涵，特别是明确了生産力标準實際上是以是否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作為檢驗實踐合理性的标準，而“三個有利于”則是對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的綜合和發展。

第七，關于社會穩定問題的研究。1999年，他主編并出版了專著《社會穩定論》，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分理論、曆史、現實、戰略四篇系統地研究和闡述了何為社會穩定、為什麼要保持社會穩定、應該謀求什麼樣的社會穩定以及如何實現社會穩定等一系列關系到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重大理論問題。

第八，關于改革開放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建設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發表系列論文，對哲學專業改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改革進行了深入探讨，強調教學改革的關鍵在于提高教師水平、完善教學内容和方法。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還主編和出版了多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

四是新世紀的理論探索（2000-2020）。近20年中，陶德麟的理論探索聚焦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學理根據和方法論問題，先後出版了《哲學的現實與現實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論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曆史與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與曆史研究》等著作，發表了大量論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成功與否的檢驗标準、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經驗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視角、視野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的關系等多方面的重要問題進行了精深研究，澄清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上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思想觀念，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新境界。

上述可見，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構成了李達和陶德麟兩人畢生理論探索的共同思想主題。其中，李達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主要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中國社會，而陶德麟緻力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則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引領中國社會發展。正是通過對這一共同思想主題的持續不斷的探索，他們分别成為兩個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實上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根本傳統，那麼，他們兩人分别就是這一傳統的開創者和宏揚者。

二、相繼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

李達和陶德麟兩人的理論生涯聯接在一起，涵蓋了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曆程。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他們在不同曆史條件下都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進行探索，引領了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李達對唯物史觀和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都是最為系統的；同時，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也最為深刻。著名史學家侯外廬曾稱贊說：“抗戰前，在北平敢于宣講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黨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險的。但是，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侯外廬所說的這種情況，最為突出地表現在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研究上。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大緻可以區分了啟蒙傳播和系統傳播兩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啟蒙傳播時期是自五四運動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在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的重心是唯物史觀，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啟蒙傳播實際上主要是對唯物史觀的傳播。早在留學日本期間，李達就已經譯出日本學者高畠素之的《社會問題總覽》和荷蘭學者赫爾曼·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分别于1921年4、5月由中華書局出版，開啟了對唯物史觀的系統傳播。其中，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是一部研究和闡釋唯物史觀的名著，由考茨基為之作序并受到考茨基的肯定。該書的附錄“馬克思唯物史觀要旨”還輯錄了《共産黨宣言》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唯物史觀的集中闡述，并強調了它們對于理解唯物史的根本重要性。李達于1926年出版的《現代社會學》，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啟蒙傳播時期系統傳播唯物史觀的代表性著作。人們之所以稱贊該書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因為它具有鮮明的理論特點和中國特色：

一是構建了一個有鮮明特色的唯物史觀闡釋體系。以往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人們對唯物史觀的介紹是很不系統的，如李大钊、陳獨秀都隻強調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階級鬥争、人民群衆的曆史作用的原理。而在該書中，李達在“社會學”的名義下講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辟專章逐一論述了社會的本質、結構、起源、發展、變革以及家族、氏族、階級、國家、社會意識、社會問題、社會思想、社會運動、帝國主義、世界革命以及社會發展未來等問題，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各個派别的資産階級社會學說及其唯心史觀，系統地闡釋了唯物史觀是如何“發現社會組織之核心”、“明示社會進化之方向”和“提供社會改造之方針”的。

二是深刻理解和準确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以往在傳播唯物史觀時，人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往往把唯物史觀歸結為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兩大要旨”，不懂得或忽視了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的能動反作用。李達在該書中則堅持了曆史唯物論與曆史辯證法的統一，對唯物史觀作了比較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李達深刻地分析了物質生産在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明确指出物質生産是人類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清晰地闡述了生産力對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李達也非常重視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的反作用，還專門提出和論述了“階級意識”和“社會思想”概念，特别強調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思想在無産階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密切聯系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實際。該書闡述唯物史觀的理論旨趣和實踐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提供社會改造之方針”。因此，該書在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後，聚焦于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革命和民族革命問題，對當時中國革命亟待明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了正确解答。

四是體現了唯物史觀研究的多學科的廣闊視野。在該書開篇，李達詳細地考察和闡述了“社會學”即唯物史觀與各門具體學科的本質聯系。例如，他指出，“社會學欲探求社會進化之原理，必須借助曆史學所提供之資料”；“社會學欲研究生産力發展之原因及經濟關系變遷之理法，不能不借助于經濟學”；“社會學者不研究政治組織之變遷，亦無由推知社會階級沖突之實況”；“社會學者研究法律之發生及變化，足以了解社會制度變遷之原因”，等等。由此，李達不僅确立了在與多學科的聯系中理解和闡釋唯物史觀的廣闊視野，而且還形成了通過把唯物史觀運用于多學科研究而進一步推進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理論綱領。依據這一綱領，李達後來相繼開拓出了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曆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向度。

《現代社會學》出版後，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轟動，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革命者幾乎人手一冊。著名史學家呂振羽曾說：“這部著作在當時影響之大，凡是親身經曆過那些歲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會忘卻的”。正因如此，該書也讓國民黨反動派深感恐懼。1927年，李達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時期是自大革命失敗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的首要前提，是突破以往人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唯物史觀的局限。而在這方面，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前期的唯物辯證法運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場唯物辯證法運動中，李達對唯物辯證法的傳播起了引領性的作用。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指出：“今日辯證唯物論之所以澎湃于中國社會，固因時代潮流之所趨，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達先生一番介紹翻譯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績不可忘記。”在李達關于唯物辯證法的諸多譯著中，1932年出版的蘇聯西洛可夫等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尤為重要。毛澤東分别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間、1941年3月後的一段時間仔細閱讀了該書第三版和第四版，共寫下了一萬多字的批注。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回憶說：“這些旁批，後來就逐漸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 毛澤東還于1941年9月将該書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推薦給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作為學習和研究思想方法的參考材料。1939年5月艾思奇在延安編輯《哲學選輯》一書，又将該書的緒論“哲學之黨派性”選編為《哲學選輯》的緒論。

李達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中國首次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的《社會學大綱》，是在總結以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特别是唯物辯證法運動的成果的基礎上産生的一部名著，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基本結束的重要标志， 關于該書的理論成就，後文會詳加闡述。在這裡我隻想指出，《社會學大綱》也是李達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前沿的代表作，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闡釋，被認為“代表了30年代中國的專門哲學家所達到的理論水平”。該書出版後，在革命根據地和國統區都産生了廣泛影響。與上述李達譯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樣，該書也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收到李達寄來的這部著作後，于1938年初認真閱讀了全書并作了大量摘要和批注。據郭化若回憶，毛澤東當時曾對他們說：“李達同志給我寄了一本《社會學大綱》，我已經看了十遍。我寫信請他再寄十本來，讓你們也可以看看。”毛澤東還将該書推薦給延安哲學研究會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稱贊它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

在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以及後來，李達還在開拓唯物觀中國化的多學科向度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前沿性的理論成就。在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曆史學向度上，他的《中國産業革命概觀》（1929）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和闡述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著作，他的《社會進化史》（1935）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的世界通史；在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政治學向度上，他的《民族問題》（1929）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闡述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著作；在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經濟學向度上，他的《經濟學大綱》（1935）是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其大體上同期寫作的《貨币學概論》則是中國第一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貨币理論的專著；在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法學向度上，他的《法理學大綱》（1947）是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繼續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他撰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全面解說了“兩論”中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觀點，緊密聯系中國實際闡釋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地位以及學習、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意義和方法，為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範例。他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又一部名著。他立足于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整個中國哲學健康發展的需要，以寬廣的理論視野系統地分析和批判了胡适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及其在各個方面的表現。他還運用唯物史觀系統考察人類社會發展史，剖析新舊中國國家機構的本質區别，闡釋新中國憲法的基本精神，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拓展了唯物史觀中國化多學科向度的理論建構。

陶德麟同樣也始終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并被譽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

早在1956年發表在《哲學研究》上的第一篇論文《關于“矛盾同一性”的一點意見——評羅森塔爾、尤金著<簡明哲學辭典>“同一性”條目釋文》中，陶德麟就表現出了驚人的哲學洞見。該辭典認為“同一性”是“表示事物、現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範疇”，并斷言“像戰争與和平、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生和死”等“根本對立和互相排斥的”現象之間是沒有同一性的。陶德麟在文中指出；“唯物辯證法比形而上學和常識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僅看到了事物（現象）的自我同一，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事物（現象）的内部矛盾。唯物辯證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沒有内在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作為唯物辯證法範疇的同一性，就應該是指對立面的同一（或統一），即指共處于統一體中的對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聯結的關系。”陶文還通過具體分析現實社會生活中各種矛盾之雙方的辯證關系，論證了該辭典關于同一性的釋文是不符合辯證法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了國内外理論界的重視。毛澤東于1957年1月27日、1958年1月7日先後在不同的場合也批評該辭典對“同一性”的解釋“是根本錯誤的”，并肯定了該文的觀點。後來該辭典再版時，作者對“同一性”條目釋文作了修改。羅森塔爾、尤金當時都是大名鼎鼎的蘇聯哲學家，而他們撰寫的這部辭典也被視為權威著作。陶德麟對該辭典中“同一性”條目釋文錯誤的指證，打破了對蘇聯權威的迷信。

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20年中，陶德麟的系列哲學探索有力地推進了我國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他也因此被稱為我國哲學界“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之一”。“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是新時期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基本前提。正是通過促進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陶德麟的哲學探索對新時期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

“文革”結束後，陶德麟等老一輩學人十分清醒地認識到，雖然“文革”的浩劫已經過去，但如果不從根本上批駁“文革”的那套理論，“文革”悲劇仍有可能重演。“文革”那套理論的核心是兩個哲學觀點：一是認為領袖的指示就是真理的标準，二是認為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在真理面前沒有平等可言。然而，當時要破除這兩個哲學教條是極其困難的，因為人們的思想還深深地受到兩個“凡是”的禁锢。

1978年夏，中國理論界開始了真理标準大讨論，吹響了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号角。在這場讨論中，陶德麟對當時出現的各種糊塗觀念進行了細緻辯駁，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标準觀作了系統闡釋，特别是對邏輯證明在真理檢驗過程中的作用及其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标準的道理作了精辟分析和論述，對于深化真理标準讨論，促成人們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标準的唯一性上達成共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實踐标準的恢複和确立，使中國理論界得以成功地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锢。

真理标準大讨論還隻是摧毀了以領袖的指示作為真理标準的哲學教條，而要破除作為“文革”理論核心支柱的另一個哲學教條，即認為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在真理面前沒有平等可言，則必須在恢複和确立實踐标準的基礎上正确地理解“雙百”方針。正是基于這一需要，在真理标準大讨論之後，陶德麟對“雙百”方針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雖然“雙百”方針提出的初衷是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但在其提出以後的很長時間的實踐中，它事實上被用作一種階級鬥争謀略，其中，“百家”往往被簡單粗暴地歸結為兩家即所謂的“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百花”則往往被程式化地區分為兩類即“香花”和“毒草”，實施“雙百”方針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使各種“毒草”盡顯原形，以便“無産階級”對散布“毒草”的“資産階級”實行專政，而被這樣理解的“雙百”方針實際上是建立在被扭曲和變形了的“階級鬥争”理論基礎上的，它根本不可能服務于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目的；“文革”後我們仍然強調在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過程中要貫徹“雙百”方針，但這是經過重新理解和解釋過的、建立在根本不同的理論基礎上的“雙百”方針，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和内容的“雙百”方針；新的“雙百”方針的理論基礎已由原來的階級鬥争理論置換為馬克思主義關于認識和人類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的這一探索，既有力批駁了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在真理面前沒有平等可言的哲學教條，又維護了新的“雙百”方針的嚴肅性。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理論界展開的關于人道主義問題的大讨論也是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自對過去“左”傾思潮盛行情況下全盤否定人道主義的種種錯誤觀點的撥亂返正的客觀需要，是中國理論界對“文革”中人的尊嚴、權利慘遭踐踏的反思和對“四人幫”反人道罪行的清算。在這場大讨論中，陶德麟對人道主義的實質、曆史作用和現實意義都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人道主義本身并不是曆史觀，而是建立在某種曆史觀基礎上的倫理原則，資産階級的人道主義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論的曆史觀基礎上的，而無産階級或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認清兩種人道主義的哲學基礎決不等于否定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曆史作用和現實意義，而不加分析地反對人道主義是非常愚蠢的，不僅在理論上說不通，而且在實踐上非常有害。這種對于人道主義作為倫理原則的論證和确認，對于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别是促成了人學研究日益凸顯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熱點領域。

在此基礎上，陶德麟還進一步反思了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應該遵循怎樣的道德原則問題。他認為，每一時代的道德原則都有極其複雜的情況，但它終究還是為現實的經濟關系、特别是發展生産力的要求所決定，一切道德原則最終都必須适應生産力發展的要求；根據當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無産階級的道德原則必然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居主導地位的道德原則，但必須科學地規定無産階級道德的内容和具體地應用無産階級道德原則，要注意無産階級道德本身内部也有層次之分，要注意現階段并不隻有無産階級道德才符合生産力發展要求，還要注意繼承和借鑒古今中外的優秀的道德遺産。這些探索，闡明了如何使道德觀念适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問題，有利于消除我國改革開放中人們在道德原則問題上的許多困惑。

鄧小平在真理标準大讨論十年之後提出了生産力标準，1992年又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标準。圍繞鄧小平的有關論斷，當時中國理論界開展了關于生産力标準和“三個有利于”标準的讨論。這場讨論同樣屬于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效地破除了當時中國社會有關“姓資”與“姓社”的争論。在這場讨論中，針對人們對實踐标準與生産力标準的各種混淆，陶德麟清晰地闡明了這幾個标準之間的關系。他明确指出，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原本是兩個不同的标準，不應将二者混為一談，其中，前者是用以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标準，而後者是用以判定實踐的合理性的标準；“三個有利于”标準則是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的綜合，它體現了認識的真理性原則與實踐的合理性原則的統一；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是“三個有利于”标準的理論基礎，“三個有利于”标準是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的具體化；在實踐中，“三個有利于”标準較之于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更具可操作性。

新世紀以來，陶德麟着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學理根據和方法論問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上繼續推進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于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乃至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健全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必須實現以下方法論上的自覺：首先，必須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化與中國化的關系，不能離開世界化而孤立地談論中國化；其次，必須避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曆史簡單化和線性化，要深刻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的曲折性和豐富内涵，特别是要把握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其他各種外來思潮之間的相互激蕩和相互吸取；再次，必須以開闊的視野去考察和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既已取得的成就，不僅要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豐富理論成果，還要看到它對中國人精神世界所産生的深廣影響，看到它在中華民族精神重鑄過程中的巨大作用；最後，還必須重視和加強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本土化或民族化的研究。

總之，在百年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曆程中，李達和陶德麟相繼探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最前沿，不僅取得了突出的理論成就、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而且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重大轉折關頭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有的“改變世界”的功能，充分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對中國社會變革的理論先導作用。

三、協力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目标是創造和不斷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創造和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應有之義。李達和陶德麟協力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他們之間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百年思想接力的突出表現。

李達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他所開拓的唯物史觀中國化的多學科理論向度，實際上初步形成了中國最早的唯物史觀統馭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李達也是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拓荒者，并在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方面留下了兩部載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冊的名著。

《社會學大綱》是李達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第一個文本。該書最初于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教材印行，經修訂并補充相關内容後于1937年正式出版。毛澤東稱贊該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是有其豐富意涵的。

毛澤東之所以說《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是因為它第一次在中國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該書分“唯物辯證法”、“當作科學看的曆史唯物論”、“社會的經濟構造”、“社會的政治建築”、“社會的意識形态”五篇展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釋。其中，“唯物辯證法”篇分别闡述了“當作人類認識史的綜合看的”、“當作哲學的科學看的”和“當作認識論和論理學看的”唯物辯證法以及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和範疇；“當作科學看的曆史唯物論”篇論述了曆史唯物論的對象和性質，批判了資産階級的社會學說和曆史觀，包括康德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社會的經濟構造”篇闡釋了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及其矛盾運動，考察了“經濟構造之曆史的形态”，包括從“先階級社會的經濟構造”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的曆史發展；“社會的政治建築”篇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國家理論；“社會的意識形态”篇闡述了意識形态的本質、特點及曆史發展。從篇章結構就可以看出，該書的内容已涵蓋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個方面的基本原理，完整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

毛澤東之所以特意強調《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則是因為它與同時期國外、特别是蘇聯的哲學教科書相比較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特别是它構建了一個“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

首先，《社會學大綱》明确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認為“實踐的唯物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實質所在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别于以往各種哲學的根本特質。他指出：“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勞動的概念為媒介，由自然認識的領域擴張于曆史認識的領域，使唯物論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實踐的唯物論。”“實踐的唯物論，由于把實踐的契機導入了唯物論，使從來的哲學的内容起了本質的變革。” 在李達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範疇，實踐具有兩方面的規定性：一是指以勞動為基本形式的“感性的現實的人類的活動”，二是指作為“認識的源泉、認識發展的契機和真理性的規準”的實踐活動，因此，“實踐”既是一個本體論範疇又是一個認識論範疇。李達對實踐範疇的這兩個方面的規定性都作了深刻論述，但相比較而言，他更強調實踐的認識論意義。他認為，作為實踐的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當作哲學的科學看，原是認識論，它的更進的具體化，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反起來說，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之普遍化的概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雖然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吸收了此前某些蘇聯哲學教科書的内容，如德波林于1926年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認為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由作為一般方法的科學方法論（包括認識論）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自然辯證法即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曆史辯證法（曆史唯物主義）三個部分組成，但李達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為“實踐的唯物論”，遠遠超出了同時期蘇聯哲學教科書所達到的水平。因為德波林在該書中隻是指認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芬格爾特和薩爾文特于1929年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以及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于1932-1934年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也都隻是對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兩大闆塊的解讀。至于1938年斯大林撰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以及後來人們據此編寫的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則更是把這種闆塊式理解凝固化了。

其次，《社會學大綱》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綜合”，清晰地展現了自原始時代以來的人類哲學思想史上“實踐的唯物論”生成和發展的内在邏輯。李達指出：“唯物辯證法，是唯一的科學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攝取了人類認識的全部曆史的成果而積極的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在研究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原理之時，必須站在曆史主義的立場，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孕育、誕生及其發展的過程，指出這個哲學實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李達強調“當作哲學的科學看”的唯物辯證法“原是認識論”，但他所說的“認識論”并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狹義的認識論，而是“人類認識史的綜合”，是人類變革和改造世界的全部實踐活動以及科學和哲學發展成果的總結。李達把曆史上一切先行的哲學都視為“唯物辯證法的前史”，并認為“唯物辯證法的生成，不僅是費爾巴哈唯物論與黑格爾辯證法之批判的攝取，還根據了新的豐富的内容”，即人類實踐和科學發展的新成果。李達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曆史上的哲學的關系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的這些論述，較之同時期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有關看法也要全面、深刻得多。例如，在同時期的蘇聯哲學教科書中，德波林的《辯證唯物主義綱要》是比較重視黑格爾的辯證法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源的，但德波林的觀點卻受到嚴厲批評，被指責為以黑格爾為“聖像”、“使黑格爾複辟”，并被定性為“反馬克思主義者”。

再次，《社會學大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一個整體，認為“唯物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的統一，兩者統一的基礎是社會的實踐”。李達指出，“唯物辯證法是世界觀，同時又是方法論”，“辯證唯物論是世界觀與方法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唯物辯證法，必須從曆史—社會的領域貫徹于曆史—社會的基礎之自然領域，它才成為統一的世界觀，成為一般的方法論。所以唯物辯證法必須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的綜合”，而唯物論的自然觀（自然辯證法）與唯物論的曆史觀（曆史辯證法）不過是“當作實踐的唯物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兩個部分、兩個領域；“辯證法、論理學與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是同一的哲學”，亦即“當作認識論和論理學看的唯物辯證法”。李達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基礎上的統一整體，并多方面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不僅克服了以往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同于唯物史觀的局限性，也比當時蘇聯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闆塊式解讀要全面、深刻得多。

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所構建的“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是極具原創性的。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曆史看，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的唯物論”的解讀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面。事實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遲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才開展了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讨論，并且這場讨論延續至今。李達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已敏銳地把握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的唯物論”的理論本質并構建了一個“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的深刻性不由讓人感到驚歎。

《唯物辯證法大綱》是李達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第二個文本。而正是在這一文本形成過程中，李達和陶德麟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探索融為一體。《唯物辯證法大綱》實際上是他們兩人協力完成的著作。

1961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約李達暢談哲學問題，對蘇聯哲學教科書“一統天下”的狀況很不滿意，再次贊譽李達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社會學大綱》，并說我們中國人應該在總結自己的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寫出自己的哲學教科書。毛澤東委托李達在《社會學大綱》的基礎上再撰寫一部哲學教科書。李達接受委托後，決定主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指定由陶德麟執筆。從1961開始，陶德麟在李達的指導下精心撰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同時按該書初稿的觀點給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李達試驗班的學生授課，聽取他們的意見。執筆撰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期間，有時李達到外地養病，陶德麟就與他就有關問題進行通信聯系。至1965年10月，陶德麟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的寫作。李達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書稿送請毛澤東和有關領導同志審閱，毛澤東看了部分書稿并作了批注。不久後“文革”爆發，《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的編寫工作遂被迫終止。

作為經陶德麟全面修訂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辯證法大綱》是“文革”後我國出版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代表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所達到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獲國家教委第一屆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李達當初決定主持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他與毛澤東一樣對當時流行的蘇聯哲學教科書很不滿意，認為它們沒有很好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其中有些内容甚至根本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二是在他看來，自己以前撰寫的《社會學大綱》雖然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稱贊，但它畢竟是20多年前的著作，在當時的條件下既不可能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的寶貴經驗，也不可能概括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更不可能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來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因而僅僅對其作某些修改是難以适應新的需要的。這兩方面的考慮決定了《唯物辯證法大綱》的主要理論着力點：

一方面，《唯物辯證法大綱》傳承和強化了《社會學大綱》原有的理論特色。《唯物辯證法大綱》的内容共分四篇，其中，第一篇主要論述了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内容、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唯物辯證法的對象和一般特征；第二篇主要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前史以及唯物辯證法的創立和發展；第三篇主要論述了物質、運動、空間與時間、世界的物質的統一性和發展的無限性；第四篇主要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和諸成對範疇；第五篇主要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唯物辯證法大綱》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上卷，沒有覆蓋唯物史觀方面的内容，從其篇章結構看，它所構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尚不完整。但是，它與《社會學大綱》一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唯物辯證法，認為唯物史觀的創立及其所實現的哲學革命内在于唯物辯證法的創立過程，因而它完全沒有那種受1938年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影響的蘇聯模式哲學教科書普遍按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兩大闆塊來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的弊端。盡管《唯物辯證法大綱》沒有像《社會學大綱》那樣明确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但它将實踐觀點貫穿于對唯物辯證法的闡釋之中，并将它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别于舊哲學的根本特點。此外，與《社會學大綱》相比較，《唯物辯證法大綱》更進一步地論述了唯物辯證法是“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統一”、“科學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階級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以及“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其對 “唯物辯證法的前史”的考察和對于“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同一性”的闡釋也更加深入。

另一方面，《唯物辯證法大綱》着力總結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系統概括和闡述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李達在闡述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指導思想時指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産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特别重要的新階段，過去中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對此闡發得很不夠，蘇聯教科書更是無視毛澤東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要把重點放在闡發毛澤東哲學思想上，但闡發毛澤東哲學思想時一定要堅持科學性，不能撇開“老祖宗”而孤立地講毛澤東哲學思想，要講清它是幾千年“人類認識史的綜合”。而在此之前，李達和陶德麟對毛澤東哲學思想均已作了深入研究。其中，李達于20世紀50年代初撰寫和發表了《<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系列論著，結合毛澤東的其他著作對毛澤東哲學的核心文本《實踐論》、《矛盾論》作了精深研究和系統解說。20世紀60年代初，李達還撰寫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發展》，通過研究毛澤東的三部哲學著作即《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系統地總結和闡述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論貢獻，認為毛澤東的認識論貫徹着“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般原理作為研究中國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指導”、“用對立統一和鬥争的法則即事物的矛盾法則作為思維或認識的法則”、“用群衆鬥争的經驗作為認識的資料”三個基本原則，并“表現着”“和辯證法、和邏輯的同一性”。陶德麟也于20世紀60年代初撰寫過《<實踐論>淺釋》，就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論貢獻問題也作過深入研究。所有這些，都為他們在《唯物辯證法大綱》中着重闡發毛澤東哲學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而為了實事求是地闡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該書用了整整一篇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唯物的辯證的綜合”，從人類哲學思維的源頭即原始時代的人類認識一直講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概念框架還是在理論内容上，《唯物辯證法大綱》所構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都克服了當時流行的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所普遍具有的那種片面性，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

20世紀80年代以後，陶德麟又先後主編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為适應新的曆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需要而在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其中，他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至1994年先後五次修訂，共發行了一百萬多冊；而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由BEAT365唯一官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後入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修改後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這兩部教材都受得高度評價，并也都獲得國家優秀教材二等獎。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被認為“結合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對體系結構作了獨具特色的新建構”，例如，“關于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問題的闡述,既對社會基本結構的總體特征作了專目闡述,同時又對其經濟、政治、意識等具體結構的一般特征,也分别辟專目作了具有新内容、新思想的詳細闡述,這些都是為同類教材所沒有的特色”。

總之，李達和陶德麟協力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他們之間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百年思想接力的特殊重要篇章，在百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曆程中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簡介：汪信硯，男，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