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紀末以來，世界曆史始終是在資本與革命的力量的較量中展開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人類思想發展作出的最卓著貢獻，就是分别揭示了資本的邏輯和革命的邏輯，勾勒出世界曆史的前景。這是我們研究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思想史語境，也是我們研究列甯辯證法的思想史語境。從這個語境看，列甯的辯證法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曆史發展的革命的邏輯，本質上是革命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的内在邏輯是由三個層面的内容構成的：其一，通過對世界曆史偶然性的論證，建構了革命辯證法的理論邏輯；其二，通過對認識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說明，建構了革命辯證法的思維邏輯；其三，通過對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的闡發，建構了革命辯證法的實踐邏輯。這個革命的邏輯向人們展示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即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在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性鍊條上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把世界曆史發展中的被動因素轉變為主動因素。這對于我們思考當今世界曆史的前景，籌劃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關鍵詞：列甯；羅莎·盧森堡；蘇聯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今年是列甯誕辰150周年。在這150年間，世界曆史發生了劇烈變化。列甯哲學就産生于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并随着時代的變遷而遭遇了戲劇性的命運。列甯在世時，他的哲學思想在實踐上主導了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曆史進程，卻沒能在理論上得到系統闡發和深入研究；列甯去世後，列甯的哲學思想進入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并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然而，由于世界曆史的變化，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遭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由于十月革命的勝利帶動了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蓬勃發展，以及後來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列甯的哲學思想成為世界進步思想的旗幟，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主線；20世紀70年代之後，随着世界範圍内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展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主題的變換，列甯的革命理論及其哲學思想開始受到質疑；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由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人們轉而全盤否定列甯哲學思想的價值。然而，不論是全盤肯定，還是全盤否定，列甯的哲學思想從來都沒有完全淡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反而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應該采用什麼語境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沿襲20世紀30年代蘇聯哲學建構的意識形态語境，還是采用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中孕育産生的思想史語境？這個問題若不解決，我們就不可能客觀地評價列甯的哲學思想，亦不可能客觀地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更不可能解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鑒于此，本文從考察列甯哲學研究語境的曆史變化入手，建構列甯哲學研究的思想史語境，并在這一語境下考察列甯辯證法的内在邏輯，揭示列甯辯證法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特征，以求通過列甯哲學這個典型的個案研究，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思想史語境及其建構的問題。

一、列甯哲學思想研究語境的變化

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哲學之初，就直接地、公開地宣稱自己的哲學是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并且把意識形态納入自己的研究之中。這就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态特點。由于有了這個特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出現了兩種研究語境：一種是意識形态的研究語境；一種是思想史的研究語境。在這兩種語境中，前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特有的，後者是哲學史研究共有的。列甯哲學正是在這兩種研究語境的變換中遭遇了自己的思想命運。從總體上看，從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末，列甯哲學的研究主要是在意識形态的研究語境下展開的，自21世紀初開始，列甯哲學才被置于思想史的語境下加以研究和評價。這種研究語境的轉變是在相繼發生的三次大的論争中實現的：第一次是20世紀20-30年代，蘇聯哲學界内部開展的有關列甯有沒有哲學的争論；第二次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評；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在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熱中開展的羅莎·盧森堡與列甯思想的對比研究。考察這三次大的論争，可以使我們從列甯哲學思想研究的曆程中找到今天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語境。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蘇聯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進入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階段。蘇聯社會的這一變化向蘇聯哲學界提出了新的理論課題，即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國建成，蘇聯應該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蘇聯哲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理論争論。這場争論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列甯思想，即列甯有沒有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有沒有一個列甯階段；如果有，列甯哲學的性質和特點是什麼？這場争論的結果是，肯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有一個列甯階段，并由此提出了列甯主義。斯大林在他的《論列甯主義基礎》一文中，從論述列甯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的繼承和變革關系入手給列甯主義下了定義。斯大林指出，列甯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甯的世界觀與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緻的，但列甯不是簡單地恢複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而是面對新的形勢，提出和增添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中沒有的内容，發展了馬克思哲學。這就形成了列甯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的繼承和變革關系。根據這種繼承和變革關系，人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研究列甯哲學：一個是從繼承方面，研究列甯哲學的世界觀基礎；一個是從變革方面，“叙述列甯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因而自然和列甯的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貢獻”。列甯主義就是從後一方面叙述列甯的哲學思想。據此，斯大林給列甯主義下的定義是：“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确切些說，列甯主義是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别是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這個定義突出了列甯哲學的兩個重要特點：國際性和革命性。國際性是指列甯哲學的世界曆史普遍性；革命性是指列甯哲學不同于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應該說，斯大林對列甯哲學的這兩個特點的概括是很準确的，他在把列甯哲學與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加以比較中指出列甯哲學的革命性時，實際上已經指出了列甯哲學的民族性特點。但是，由于斯大林是在意識形态的語境下分析列甯哲學的革命性特點，所以他把列甯的革命理論看作這個時代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而全盤否定了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意義。這就導緻了列甯哲學思想研究的公式化，從而使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僵化和單調。20世紀70年代之後，人們對列甯哲學思想的質疑和否定就是這種僵化和單調研究的消極後果。

與蘇聯哲學界讨論列甯哲學的國際性意義同時，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總結西方無産階級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中開始了對列甯哲學的民族特點的反思。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是辯證法，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不是抽象的公式，而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任何一個原理都與一定的實踐相聯系，都是理論與實踐的總體；具體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本質的特征。從這一觀點出發，盧卡奇對列甯哲學作了新的定位。他肯定列甯哲學具有國際性意義，但是他同時認為，列甯哲學并不是這個時代唯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列甯哲學并立的還有羅莎·盧森堡的哲學。這兩種哲學分别揭示了20世紀世界曆史發展的革命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從而創造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種辯證法傳統，其中列甯哲學創造的是革命的辯證法傳統，而羅莎·盧森堡哲學創造的是曆史辯證法的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稱譽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和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在20世紀再生的“兩部基本著作”。這樣一來，盧卡奇就把列甯哲學置于思想史的語境下闡發了它的國際性和民族性的特點。應該說，這一觀點對于人們準确地把握列甯的哲學思想，客觀地評價列甯哲學的時代價值，是極其寶貴的。然而，囿于當時的意識形态語境，這些觀點不僅沒有得到肯定的評價，反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而受到批判。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随着資本主義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開展，羅莎·盧森堡的思想取代了列甯哲學而成為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界研究的熱點。這一時期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内容，就是以新解密的羅莎·盧森堡文檔為根據，重新評價羅莎·盧森堡與列甯在資本積累、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民主等一系列問題上的争論。在這一研究中，人們發現，以往對列甯與羅莎·盧森堡思想之間的一些對立觀點的評價缺乏文獻根據，并不符合史實，因此先前在缺乏文獻的情況下預設的他們之間在意識形态上的沖突是不能成立的。于是，從21世紀初開始，研究者們根據新解密的文獻對羅莎·盧森堡有關俄國革命的觀點、有關民族自治的觀點等進行了考據性的研究，否定了羅莎·盧森堡與列甯在這些觀點上的絕對對立。面對這些考據性研究成果，研究者們意識到，要糾正以往列甯和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中的諸多不實之處，客觀地評價他們的思想，發掘其中對我們今天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就必須消除先前的意識形态語境，建構思想史語境。這裡所說的思想史語境，就是既肯定列甯與羅莎·盧森堡之間在一系列觀點上的差異，又不把這些差異絕對對立起來，而是強調兩者的互補性。《羅莎·盧森堡全集》第8卷主編霍爾格·波利特指出，列甯與羅莎·盧森堡之所以在同一問題上持不同觀點，是由他們所處的曆史背景和各自不同的革命經曆造成的：羅莎·盧森堡的觀點出自她所處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背景，是她經曆無數次的西歐革命失敗而得出來的，而列甯的觀點出自他所處的俄國革命的曆史背景，是不斷總結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經驗得出來的。這就肯定了羅莎·盧森堡和列甯思想各自的民族性特點及其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互補性。保爾·萊·布朗克從思想史的語境考察了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和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帝國主義現象的不同解釋和他們之間圍繞組織問題所展開的争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論是列甯還是盧森堡，他們在各種争論中的所有觀點也不總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但是，他們二人卻互相給予了各自所沒有的東西。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理解他們二人的出發點。”波利特和布朗克的這些評價代表了21世紀列甯和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的主流觀點。從這一觀點看，列甯的思想并沒有因為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的興盛而被全盤否定，反而在對大量文獻的充分考據研究的基礎上得到了肯定，不過這種肯定不是在人為設定的意識形态的語境中實現的，而是在基于文獻學研究而建構的思想史的語境中實現的。

用曆史的觀點分析上述三次大的争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1)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來，世界曆史始終是在資本與革命的力量的沖突和較量中展開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人類思想發展作出的最卓著貢獻，就是分别揭示了資本的邏輯和革命的邏輯，勾勒出世界曆史的前景。這是我們研究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思想史語境。這一思想史語境應該成為今天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語境；(2)在列甯的哲學思想中，最核心的也最能體現其哲學傳統的部分，就是辯證法；(3)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傳統中，列甯的辯證法屬于革命的辯證法傳統，它所揭示的是世界曆史發展中的革命的邏輯。基于這三個結論，本文以列甯的辯證法為主題，采用思想史的語境，分析列甯的革命的辯證法的内在邏輯。

本文認為，列甯的革命的辯證法的内在邏輯是由三個層面的内容構成的：一個層面是通過對世界曆史偶然性的論證，建構了革命的辯證法的理論邏輯；一個層面是通過說明認識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建構了革命的辯證法的思維邏輯；一個層面是通過闡發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建構了革命辯證法的實踐邏輯。下面，本文将結合當時世界曆史發展和俄國革命的曆史背景，逐一考察這三個層面的内容，揭示列甯創造其革命的辯證法的邏輯理路。

二、世界曆史的偶然性：列甯辯證法的理論邏輯

根據資本的邏輯，世界曆史是沿着資本積累的方向行進的，在這一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始終主導着世界曆史的進程，而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國家隻是作為資本積累的環境而存在，無産階級革命隻有在這個曆史進程的終結處，才有可能取得世界範圍内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羅莎·盧森堡的曆史辯證法向我們勾勒的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性圖景。然而，在列甯看來，在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曆史的發展存在着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這就使政治、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有可能利用這些不确定性因素打斷資本的邏輯進程，改變世界曆史的發展方向。從這一觀點出發，列甯分析了世界曆史發展的諸多不确定性，揭示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機制，從而構建了他的革命辯證法的理論邏輯。

從理論上看，列甯研究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機制，是對馬克思提出的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及其内在機制問題的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解答。在馬克思那裡，世界曆史的偶然性是以承認世界曆史的必然性為前提的，但它不是世界曆史必然性的外在形式，而是世界曆史必然性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因而是一個有關世界曆史規律的問題，亦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曆史理論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在馬克思探讨世界曆史的必然性時就已經提出來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以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的不同運動形式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産世界發展的特點。馬克思列舉了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在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關系中的三種運動方式：“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産方式強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國人本世紀在愛爾蘭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産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于征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産生一種新的、綜合的東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馬克思強調，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都會出現新的變化，表現為不同的類型。在這裡，馬克思不僅把偶然性作為世界曆史運動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把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之間的沖突和碰撞作為世界曆史偶然性發生的内在機制。到了晚年，馬克思為了解決東方無産階級革命的問題，對世界曆史偶然性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鑽研了諸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等有關古代公社所有制及其解體的著作，探讨了“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東方社會無産階級革命的構想。這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是對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構想。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草稿》中，馬克思基于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特殊性及現狀，以及它存在的世界曆史環境給它的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的考察，提出了他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構想，即俄國無産階級革命能夠以農村公社作為“共産主義發展的起點”，“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馬克思的這一構想提出了他的世界曆史理論中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東方無産階級革命與西方無産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但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對這個構想作出更為詳盡的說明。列甯正是從馬克思提出的這一問題出發，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規律和世界革命的特點，提出了他的世界曆史偶然性的思想。

在分析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規律時，列甯依照馬克思研究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關系的思路分析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列甯指出，帝國主義作為壟斷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矛盾體：一方面，資本主義建立世界性的金融聯系和經濟壟斷，征服政治、經濟落後的民族和小民族；另一方面，它為了自己的政治、經濟需要，又不得不支持小民族、落後民族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由于這種内在矛盾，政治、經濟落後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總體性，獲得經濟和政治的自決權。從消極方面看，經濟、政治落後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在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中獲得經濟、政治的自決權，成為制約資本主義大國的一個因素；從積極的方面看，政治、經濟落後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在各國的不平衡發展，首先在一國或幾個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而把全世界的無産階級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形成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反抗。在這兩個方面，列甯尤其重視後一個方面。因為非西方民族從消極的路徑獲得的經濟、政治的自決權，依然從屬于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因此它對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制約作用隻是局部性的，并不能形成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整體力量。相反，非西方民族以積極的路徑獲得的經濟、政治的自決權，由于通過了戰争等暴力形式，鮮明地體現了無産階級在世界曆史中的能動作用。所以，列甯把帝國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引起社會主義革命看作世界曆史發展的絕對規律。他說：“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内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的獲得勝利的無産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産，就會奮起同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抗衡，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動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這樣，列甯就通過分析帝國主義的不平衡發展，論證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

在分析帝國主義時代無産階級革命的特點時，列甯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和戰争的性質。在《論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等論文中，列甯考察了民族運動在世界範圍内的發展，尤其考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運動的發展，指出，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殖民掠奪必然引起民族戰争。但是，列甯絕不滿足于對這一運動的描述，而是聯系世界曆史運動，指出了這一時期民族運動的兩個特點：一是民族運動的形式不是群衆運動，而是民族戰争，它的性質是“反對民族壓迫的群衆運動”，因而是民族解放戰争；二是民族運動的範圍絕不限于西歐，而是發生于世界範圍，并與世界性的工人運動相聯系，是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據此，列甯将這一時期有可能出現的民族解放戰争概括為三種：“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争；第二，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戰争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争的彙合等等。”這三種戰争會因各國的情況不同而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它們都是正義的戰争，而帝國主義的戰争則是非正義的戰争。列甯的這些觀點，為無産階級制定正确的戰争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理論根據。

通過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内在矛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分析，列甯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曆史發展中的兩個不确定因素：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為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争取民族自決權、獲得跳躍性發展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戰争，為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取得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可能性。這兩個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表明，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曆史不可能完全按照資本的邏輯行進，而隻可能在資本的邏輯與革命的邏輯的交織和較量中行進。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曆史的發展充滿了偶然性，偶然性是世界曆史發展的規律。列甯認為，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産階級革命的規律，亦是世界曆史發展中的革命的邏輯。

三、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列甯辯證法的思維邏輯

列甯的世界曆史偶然性的思想既是列甯辯證法的理論邏輯，亦是布爾什維克黨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理論邏輯，而支撐這個理論邏輯的認識論基礎，就是列甯闡發的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原理。

列甯提出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原理是為了解決布爾什維克黨的哲學基礎問題。1905年革命失敗後，俄國進入了斯托雷平反動時期，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面對無産階級革命的失敗，無産階級政黨應該采取什麼樣的策略？列甯認為，無産階級革命政黨在這樣的時候應當學會怎樣退卻，怎樣轉入地下，怎樣保存和鞏固秘密黨，怎樣利用合法的機會、合法的組織，特别是群衆組織，來鞏固自己同群衆的聯系，即把地下工作與合法鬥争巧妙地結合起來，集聚工人階級的力量，準備迎接新的革命的到來。但是，在社會民主黨内，出現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分别從右的和左的方面反對列甯的策略。“取消派”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他們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漲的可能，要求徹底地退卻，取消、消滅無産階級革命的秘密黨，于是被稱為“取消派”。“召回派”由一部分布爾什維克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羅夫斯基和布勃諾夫等。他們主張召回國家杜馬中的工人代表，主張根本停止在合法組織中的工作。“取消派”和“召回派”主張的都是機會主義的策略，不利于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發展。本來，列甯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之間隻是政治上的分歧，并未涉及哲學理論問題。可是，随着政治争論的尖銳化，最終導緻了理論論戰。在這場理論論戰中，列甯主要對波格丹諾夫宣布的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把馬赫哲學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這一論點進行了駁斥，指出布爾什維克黨的哲學基礎不能是馬赫主義哲學，而必須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馬赫主義哲學是物理學革命中的一個派别，這個派别的基本觀點是，以感覺的相對性否定外部世界存在的客觀性、否定任何的确定性。這個觀點曾經對物理學革命起過重要作用，但它不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觀點，而是另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即把相對絕對化的形而上學觀點。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雖然有别于17-18世紀出現的那種把絕對絕對化的形而上學觀點，但在思維方式上都是形而上學的，與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有着本質的區别。為了區分唯物主義的辯證法與馬赫主義的相對主義，列甯提出了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辯證關系原理。

列甯認為，馬赫主義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否定了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前提，即否認我們意識之外的物質存在是我們認識的起點和基礎，否認我們的認識是對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從這一觀點出發，列甯引證了恩格斯對哲學基本問題的論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三個重要結論：“(1)物是不依賴于我們的意識，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因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這是無可懷疑的；同樣，我們昨天關于這個存在還一無所知，我們還沒有從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覺，這也是無可懷疑的。(2)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決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差别。差别僅僅存在于已經認識的東西和尚未認識的東西之間。所謂二者之間有着特殊界限，所謂自在之物在現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說可以而且應該用一種哲學屏障把我們同關于某一部分尚未認識但存在于我們之外的世界的問題隔離開來(休谟)，——所有這些哲學的臆說都是廢話、怪論(Schrulle)、狡辯、捏造。(3)在認識論上和在科學的其他一切領域中一樣，我們應該辯證地思考，也就是說，不要以為我們的認識是一成不變的，而要去分析怎樣從不知到知，怎樣從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較完全比較确切的知。”這三個結論從人的認識的前提和過程上說明認識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所謂認識的确定性，就是承認外部物質世界的存在，承認這個客觀的物質世界是可以為我們所認識的；所謂認識的不确定性，是指人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人們對外部物質世界的認識是一步一步深化的，從現象到本質、從第一級的本質到第二級的本質，等等。列甯進而把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運用于說明作為認識結果的真理和檢驗真理的實踐标準，闡發了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辯證關系。

在真理的問題上，列甯指出，馬赫主義的根本錯誤在于，把知識的相對性與真理的絕對性對立起來，以為“承認我們知識的相對性，就是根本不承認絕對真理”。為了批判這一觀點，列甯結合現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發揮了恩格斯的“絕對真理是由相對真理構成的”觀點。列甯指出，相對真理指的是，每一科學原理的真理的界限是相對的，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比如“我們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下進到發現煤焦油中的茜素或發現原子中的電子，這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絕對真理指的是，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與客觀真理、絕對自然相符合的無條件性，指人的認識向真理接近的無條件性。“圖像的輪廓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而這幅圖像描繪客觀地存在着的模特兒，這是無條件的。”人們發現原子中的電子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然而，每一個這樣的發現都意味着‘絕對客觀的認識’前進一步，這是無條件的”。這表明，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區分是不确定的。列甯肯定了這種區分的不确定的意義，指出：“這種區分正是這樣‘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學變為惡劣的教條，變為某種僵死的凝固不變的東西；但同時它又是這樣‘确定’，以便最堅決果斷地同信仰主義和不可知論劃清界限，同哲學唯心主義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們的詭辯劃清界限。”這就在真理問題上區分了相對主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界限：辯證法承認知識的相對性，但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曆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一切知識的相對性，而相對主義、形而上學則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承認一切知識的相對性。

與堅持真理的客觀性、堅持相對真理中包含着絕對真理的觀點相一緻，在闡發檢驗真理的實踐标準的問題上，列甯也提出了實踐标準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列甯認為，要堅持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就必須肯定“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承認實踐标準的絕對性，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最終的标準。但是，實踐标準本身也是受着一定曆史條件的限制，因而也是不确定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辯證法應該從實踐标準的不确定性中把握其中的确定性，以便使自己與唯心主義、不可知論和形而上學區分開來。為此，列甯論述了實踐标準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他說：“實踐标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标準也是這樣的‘不确定’，以便不讓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争。如果我們的實踐所證實的是唯一的、最終的、客觀的真理，那麼，因此就得承認：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的道路是走向這種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這樣，列甯就把他的認識的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原理貫穿于人的認識的每一個環節，從認識的能力到認識的過程，從認識的結果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使之成為他的認識辯證法的内在邏輯。這個内在邏輯是在批判馬赫主義的相對主義思維方式中闡發出來的，因而有着鮮明的時代特點，同時它又是正确地制定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策略的哲學基礎，因而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和民族性的特點。

四、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列甯辯證法的實踐邏輯

列甯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也是無産階級的革命家，而且他首先是無産階級革命家。他研究和創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種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轉化為方法、用于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指導無産階級革命實踐的路徑。出于這一目的，列甯尤其重視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實踐品格，并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發馬克思的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方法，建構了他的革命辯證法的實踐邏輯。

在列甯看來，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最能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和實踐精神的就是辯證的方法。在談到辯證方法時，列甯特别強調恩格斯的“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論點中所包含的實踐品格，他指出，恩格斯的這個論點“異常鮮明有力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而忽視那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東西，就會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即關于包羅萬象和充滿矛盾的曆史發展的學說，就會破壞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的一定實際任務，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曆史轉變而改變的一定實際任務之間的聯系”。“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在這兩段話中，列甯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兩個特點：其一，方法與理論是有區别的，理論是從實踐中來，但它不能直接地運用于實踐，而必須要轉化為方法才能運用于實踐，因此相對于理論來說，方法更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隻有通過方法，才能建立理論與實踐的聯系，也才能真正發揮理論改造實踐的功能，反之，抽掉方法去談理論聯系實踐，隻會使理論變得僵化，而在實踐上就是教條主義；其二，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的實踐品格就是面對現實，從活生生的現實出發，并随着現實的發展而不斷地改變自身的内容和形式。由于這一實踐品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具有雙重的批判意義：一重是針對理論的，有校正理論的功能，即以變化了的現實來對照已有的理論，或校正理論中的不正确的、不切實際的内容，或測度理論運用的範圍和限度，這是方法對理論的批判性；一重是針對實踐的，有認識現實的功能，即從現象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質，為新理論的創造提供新的材料，這是方法對現實的批判性。這兩個特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區别于其他哲學家的辯證方法的地方，也是列甯叙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原則。列甯正是根據這個原則，選擇了最能體現上述兩個特點的方法——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加以闡發。

列甯之所以選擇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作為他的辯證方法的核心内容，是由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決定的。列甯認為，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而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講的就是對立面統一的關系和叙述原則，而且是理論與實踐的對立統一關系的原則，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要了解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知道如何從實踐中獲得科學的革命理論，要學會用科學的革命理論來改變世界，就必須弄清楚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

關于抽象和具體，列甯認為，這是人類認識的基本形式。人類的認識，無論是就其與外部客觀世界的關系而言，還是就人們認識本身的發展而言，都是在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邏輯)具體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裡，作為認識起點的具體和作為認識終點的具體是不同的：作為認識起點的具體是客觀事物本身，作為認識終點的具體則是以邏輯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客觀事物的豐富的、多方面的規定。在這一過程中，抽象是一個極為豐富的辯證法概念和環節。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從具體到抽象的行程看，抽象不是空洞的，而是對客觀事物本質的反映。他說：“思維從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時，不是離開——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學家一樣，談論正确的思維)——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确的、鄭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途徑。”在這裡，列甯分别從抽象的性質和過程兩個方面說明了抽象對于辯證思維的意義：就抽象的性質而言，抽象是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是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本質的過程；就抽象的過程而言，正确的抽象不是直觀的，而是通過實踐而實現的，實踐是抽象的環節，實踐的能動性決定了抽象的能動性，因而也體現了抽象的辯證性質。其二，從抽象到具體的行程看，抽象包含着一般和個别的辯證法。在馬克思那裡，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即是辯證法的叙述過程，其中抽象是叙述的起點，它以最簡單的概念、命題表現出來，列甯認為，在這個最簡單的概念和命題中就包含着一般與個别的辯證法。

為此，列甯在抽象這個環節上，闡發了一般與個别的辯證法，指出：“個别就是一般(……)。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别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别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隻能在個别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别而存在。任何個别(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隻是大緻地包括一切個别事物。任何個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個别經過千萬次的過渡而與另一類的個别(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系，如此等等。”在這段話中，列甯從三個方面論述了一般與個别的辯證關系：(1)個别與一般是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即“一般隻能在個别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别而存在。任何個别(不論怎樣)都是一般”。這就是說，個别是具體，是事物的偶然性的存在，一般是抽象，是事物的必然性的存在，抽象的東西總是通過具體而存在的，必然性隻能通過偶然性而存在，而具體的東西必然具有一般的、抽象的性質，任何偶然性的東西一定包含着自身的必然性；(2)個别與一般是相對立的，即“任何一般都是個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隻是大緻地包括一切個别事物。任何個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這就是說，個别除了具有一般的性質外，還有其個别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征，這些個别的特征與一般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個别雖然包括一般，卻不能等同于一般，而一般也隻能大緻地包括個别。這也如同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系；(3)個别與一般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既然一般是具體的、偶然性的事物中的必然性，既然必然性是同類事物的共同性的、決定事物發展趨勢的東西，那麼個别就可以通過一般而與其他的個别相聯系，就可以轉化為另一類的個别，所以列甯說“任何個别經過千萬次的過渡而與另一類的個别(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系”。

通過對一般與個别辯證關系的闡發，列甯不僅說明了什麼是具體，而且解決了人的認識如何走向具體、獲得具體的問題。列甯正是運用這個方法分析帝國主義現象，才得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才為十月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提出中國革命的規律時，繼承和發展了列甯的這一思想。在《矛盾論》中，毛澤東以列甯闡發的一般與個别辯證關系來講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并将其定義為“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進而對矛盾的特殊性進行了多層次的分析，建構了一個複雜的矛盾系統。這個矛盾系統就成為中國共産黨人“擊破違反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于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的思想武器。這一思想武器的實踐邏輯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列甯在闡發他的辯證法的每一層次的邏輯時，都是圍繞着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産階級革命如何可能這個主題展開的，都體現了他對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曆史規律的思考。這些思考雖然隻涉及世界曆史發展的一個方面，但它卻以革命的邏輯展示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即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在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性鍊條上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也可以利用世界曆史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對抗資本的邏輯，變被動因素為主動因素，争取自己在世界曆史發展中的主動權。正是這個邏輯，對于我們思考當今世界曆史的前景，籌劃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作者簡介：何萍，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所長，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