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威廉·羅伯茨的新著《馬克思的“地獄篇”——〈資本論〉的政治理論》構建了對《資本論》自由觀的新共和主義闡釋。通過重新解讀《資本論》第1卷，羅伯茨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生産和政治領域中存在的非人身的、客觀的支配形式，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免于支配的自由觀。這一闡釋為理解《資本論》第1卷的論證結構和政治哲學提供了新的思路。不過，它面臨的困境在于，片面地将馬克思的政治理論奠基于交換關系分析，并且誤解 了《資本論》中的欺詐概念和原始積累理論的性質。

關鍵詞：馬克思；《資本論》；自由觀；免于支配的自由；新共和主義

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語世界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關注和讨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分配正義問題。從文本來看，這場讨論主要聚焦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和第3卷等著作中的相關論述。這表明，一方面，自由主義既是激發人們從馬克思政治哲學出發探讨分配正義問題的理論對手，也是人們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重要參照系；另一方面，不管争論各方對馬克思的分配正義理論乃至政治哲學的性質和内容持怎樣大相徑庭的看法，3卷本《資本論》及其手稿都被公認為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代表性文本。不過，加拿大學者威廉·羅伯茨在2017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地獄篇”——〈資本論〉的政治理論》一書走向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徑。羅伯茨主要依據《資本論》第1卷而不是馬克思的手稿，在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論争以及更為悠久的共和主義傳統中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理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闡明了與新共和主義相似的免于支配的自由觀。

所謂新共和主義，是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随着共和主義複興的學術運動而産生的當代重要思潮。在規範性政治理論領域，新共和主義對自由主義這一西方主導意識形态展開了批判與挑戰。新共和主義政治理論的代表人物菲利普·佩迪特提出了超越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第三種自由，即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且在此基礎上倡導具有共和主義特色的政治機制和制度保障。佩迪特認為，支配關系“起碼意味着支配者可以專斷地幹預被支配者的選擇，尤其是他可以進行幹預，而無需考慮對方的利益或觀點”。因此，免于支配關系的自由就意味着在擺脫支配者的專斷幹預的同時，允許支配者在尊重被支配者的利益或觀點的前提下進行審慎的幹涉。在佩迪特看來，這種自由可以在共和主義傳統中得到說明，因為曆史上的共和主義者所設想的秩序良好的共和國的法律和政府就是非支配的幹涉者，它們不僅沒有侵犯自由，而且創造了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新共和主義的自由觀直接影響到羅伯茨對《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解讀。他明确指出，相比于以往“集體的自我實現（collective self-realization）”或“集體的自我控制（collective self-mastery）”的積極自由觀，昆廷·斯金納和菲利普·佩迪特等新共和主義者提出的免于支配的自由觀更為切近馬克思思想的範圍和類型。一言以蔽之，“免于支配的自由是馬克思的核心政治理念”。

羅伯茨對馬克思自由觀的新共和主義闡釋很快在英語學術界引發了熱烈争論。大衛·哈維等評論者既肯定了羅伯茨對《資本論》第1卷的論證方式和馬克思自由觀的創造性闡釋，又批評羅伯茨過于強調《資本論》第1卷的整體性和但丁《神曲》“地獄篇”的影響以及誤解了馬克思《資本論》和共和主義傳統。哈維指出，《資本論》第1卷對《神曲》象征手法的借用，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更不能脫離《資本論》其他兩卷來解讀第1卷；同時，羅伯茨對共和主義傳統的強調，忽略了雅各賓主義所代表的共和主義傳統之于馬克思的影響。還有人認為，羅伯茨對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和貨币概念的解讀沒有實現理論與曆史的統一，忽視了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多種涵義以及抽象勞動先于交換和貨币的邏輯順序；他也沒有解決在貨币和抽象勞動之外如何消除支配的問題。我們認為，除此之外，羅伯茨對《資本論》自由觀的新共和主義闡釋還面臨其他困境。羅伯茨的這一闡釋以《資本論》第1卷各章節所揭示的支配形式以及馬克思的道德批判為基礎，不過，他對資本主義的市場、生産和政治等領域的支配形式的論述有不少背離馬克思原意之處。

一、市場與非人身的支配

我們知道，《資本論》第1卷第1篇始于對商品的分析，結束于“商品流通”章。由于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實際上發生于市場領域，是市場領域的主要活動，因此，《資本論》的第1篇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馬克思對市場領域相關問題的看法。羅伯茨認為，對市場領域的道德批判由來已久，與市場相關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可以概括為“商業社會的無序（the akrasia of commercial society）”問題，它為重新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道德和政治哲學的視角。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篇中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實質，提出了“非人身的支配”概念，并且通過拜物教理論和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概念進一步論證了現代社會支配的新形式。

（一）市場無序與價值形式

對市場無序問題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柏拉圖等古典政治理論家普遍認為，在市場中，手工業者和商人靠讨好顧客、制造或販賣物品以取悅其他缺乏獨立想法的人來謀生，他們往往缺乏自我控制和體面生活所必需的美德。因此，他們不僅是粗俗的人，而且由于依賴他人的欲望而陷入被奴役狀态。這就是政治理論中的無自制力（akratic）問題。羅伯茨指出，政治思想史上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路徑：一種是道德主義的，“無自制力被看作是缺乏滿足自己的需求，在戰争和政治中堅持自己，以及對自己負責的道德和（或）肉體能力”。它強調對個體靈魂條件的審視，并不期望改變政治，除非政治的改變能夠導緻個體靈魂及其周圍世界的公正秩序。另一種是共和主義的，它堅持認為奴役是支配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和理由。共和主義更為關注的是移除專斷權力所構成的美德的障礙，而不是積極推進這些美德。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受到共和主義傳統的影響，在貨币迷思中發現了這一專斷權力的現實根源。在他們看來，現存商業體系中充斥着權力和欺騙，人們對财富的追逐必然會産生奴役、腐敗和無序，其根源就在于生産者受到貨币這一不可控制、也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支配。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貨币之謎的解答，既是對這一古老問題的回答和對同時代社會主義理論的回應，也是對共和主義自由觀的繼承和發展。

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對貨币的分析的确包含着他對市場無序問題的看法。他揭示了貨币所具有的購買一切、颠倒黑白、瓦解經濟秩序、敗壞道德、催生罪惡、激發無窮欲望的魔力，把貨币看作市場或商業社會諸多弊病的表現和根源。不過，馬克思不像蒲魯東等社會主義者那樣，把貨币的罪惡歸咎于價值和價格的分離，而是認為貨币的罪惡是商品普遍交換的必然的、自發的産物，其根源在于産品生産的商品形式。正是因為商品的等價物形式是貨币的原型，所以，以貨币為交換中介所産生的種種弊病實質上潛在于簡單商品交換中。這樣一來，19世紀社會主義者設想的取消貨币、直接交換的方案就是行不通的；同樣，貨币也不能脫離它的商品起源。相反，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流通經濟，商業或金融危機的風險始終存在。

可見，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通過考察貨币的起源和實質，深刻揭示了市場專斷權力及其弊病的現實根源和客觀必然性。羅伯茨進而指出，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市場中，生産者既可以買賣産品，又面臨着交易失敗的風險；期望改革商業社會以消除困擾生産者的不确定性和挫敗，從而解決市場無序問題，是不可能的。

（二）非人身支配與商品拜物教

既然在馬克思這裡，貨币之謎根源于商品，那麼，對貨币引發的市場無序和個體自由等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就必須深入到商品概念中，考察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以及相關論述。在《資本論》第1卷的不同章節中，馬克思多次讨論了市場中的權力和從屬（dependence）問題，他把商品所有者的權力稱為“商品的權力”，強調市場中的從屬關系必須經由商品交換而實現，還從支配的角度來闡釋商品拜物教，認為人們在商品交換中受到擺脫自身控制的物的運動的控制。依據馬克思的這些論述，羅伯茨進一步指出了馬克思揭示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實際上是現代社會的非人身的支配形式。羅伯茨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論證。

第一，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揭示了商業社會的量化特征。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拜物教根源于産品的商品形式，即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之所以成為社會勞動，隻是因為勞動産品及其生産者必須通過交換才能發生關系。其結果是，市場參與者不僅要思考自己商品的獨特性質，而且要關注這些商品與其他所有商品之間的量化關系。這種量化關系的現實表現是商品的價格變化，這也是市場上的實際參與者在現實的交換行為中最為關心的問題。因為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都是根據商品價格的波動及其趨勢來規劃自己的市場行為，他們必須對商品價格變化保持足夠的敏感。所以，羅伯茨指出，“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經由它的價格向商業社會的參與者傳遞信息的能力”。然而，由于隻有在交換行為發生之後人們才能知道自己的産品對于購買者而言是否有用，市場本身不能确保所有商品都能夠成功地市場化，所以，商業社會的量化特征不僅表明個體受到不可預測的力量的控制，而且潛在地包含着商業社會的不确定性。

第二，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揭示了商業社會的不确定性背後的支配力量。在《資本論》中，商業社會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現為産品所有者能否在市場上完成商品交換，實現其商品的價值。盡管馬克思在讨論商品流通時假定勞動産品轉化為商品“這種現象是正常進行的”，但是他仍然概括出由于商品占有者無法出售自己産品從而導緻商品流通受阻的多種情形，包括這一商品隻能滿足特定的需要，隻是某種尚不成熟的局部産品，或是由于受到競争者的沖擊以及社會需要的減少，等等。不僅如此，馬克思力圖揭示的是這種不确定性本身既是社會的産物，又具有某種自然必然性。一方面，通過商品交換，私人勞動成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孤立的個人成為社會的成員，從而獲得了社會性；另一方面，商品交換失敗所代表的不确定性内在于商品交換中，始終伴随着商品交換始終。這樣，在商業社會中，“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了”。

羅伯茨的分析表明，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普遍的非人身支配形式。在他看來，馬克思不僅沒有抛棄共和主義把市場無序（market anarchy）當作民衆支配的表現的基本診斷，而且為這一診斷奠定了基礎。

（三）損害自由的市場支配與經濟關系的人格化

馬克思對貨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商業社會市場無序問題的根源及其背後的非人身支配形式。不過，在羅伯茨看來，從政治理論的視角深入解讀馬克思的分析，就不能不闡發市場無序問題和非人身支配概念之于自由的意義。為此，他重新闡釋了馬克思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厘清了馬克思與哈耶克和菲利普·佩迪特的觀點差異。

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确指出，他所讨論的資本家、地主等人，“隻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馬克思還在其他地方多次強調，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的經濟活動隻是為了推進經濟範疇的現實化。在羅伯茨看來，馬克思的論述體現了他對市場或商業社會中的個體角色的看法，看似個人的獨立自主性通過買賣雙方的信念、欲望和能力的實現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實際上，由于市場社會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趨勢和法則，個人的信念、欲望和能力并不能充當最終的解釋性因素。因此，“他們不是被迫這樣做，但是他們屈從于一種危險，它排除了随意的熟慮，除非是在任性的狹義範圍内”。

如果從政治理論的視角理解市場力量的支配性，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市場力量和個人依附的性質。羅伯茨指出，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捍衛者和新共和主義者之間出現了分歧。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辯護者認為，個人對市場的依附類似于某種自然力量，而不是由于他人的任性的意志；佩迪特也認為，市場供給是非強制的，因此，看不見的手的規制不屬于支配形式，因而不是共和主義應該關注的支配。總之，他們都認為市場力量不會侵害我們的自由，因為它不同于來自外部意志的奪取自由的行為。也就是說，市場交往看上去是買賣雙方基于個人意志和欲望的一對一的交換，所以，與之相關的自由問題是指參與市場活動的某一特定的個人是否威脅到與之進行交換的他人的自由，或是壟斷者對市場參與者的威脅。而馬克思的經濟關系人格化理論表明，他讨論的不是狹義的個人交往，而是整個市場機制，是商品交換賴以形成的社會關系及其物化表現；他關注的也不是某個特殊個體對他人自由的威脅，而是整個市場對自由的威脅。對市場中的個人而言，盡管價格波動不會直接決定他們的任何具體決策，但是他們的市場活動必須順應反映人們偏好和欲望的價格波動。從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來看，這種缺乏特定從屬主體的從屬仍然是一種從屬，因此，市場參與者受到其背後運行的社會關系的支配。也就是說，市場力量對個體自由的威脅就表現為一種非人身的支配。

這樣，通過重新解讀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篇，羅伯茨從馬克思對商品、貨币和交換問題的論述中挖掘出他對市場無序問題及其背後的非人身支配形式的思考，認為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商業現代社會所特有的、普遍的市場支配形式。這一支配形式以人與人之間的商品交換為中介，表現為個人從屬于看不見的經濟力量，它既允許個人不依賴于特定的他人而實現自己的欲望、信念和能力，又借由他人的行動來實現其法則。于是對個人而言，市場力量就是一種客觀的、非人身的、威脅個體意志自由的支配形式。可見，羅伯茨主要是從市場關系入手來解讀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道德批判和政治理論，進而建構起《資本論》的自由觀。這一方面固然将《資本論》與古希臘以來的道德哲學問題有力地勾連在一起，凸顯了馬克思與19世紀社會主義思想和更為久遠的共和主義傳統之間的思想淵源，從而拓展了理解馬克思政治理論的思想視野；另一方面又強調市場關系中的支配形式是理解馬克思自由觀的基礎，甚至認為“資本家的專制是資本家處在市場的非人身支配之下這一事實的産物”。與雅克·比岱一樣，羅伯茨也主要是從商品交換關系入手來闡發《資本論》的叙述邏輯和理論内容。這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以平等交換為内容的市場關系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析中的地位。盡管《資本論》第1卷開篇對交換價值的探讨反映了馬克思對市場關系的思考，但是，在《資本論》中，探究市場關系的本質必須深入資本主義的生産領域。馬克思認為，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産領域出發去理解市場領域，而非像羅伯茨解讀的那樣，從市場領域出發來理解整個資本主義生産。歸根到底，這兩個領域的支配性邏輯與政治話語截然不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内，我們看到的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其宣揚的是互惠互利、共同有益；一旦離開這個領域，貨币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的面貌就發生了變化，後者不得不接受被前者剝削的命運。而馬克思的《資本論》超越了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及其政治理論之處，恰好是因為它揭示了支配資本主義生産的剩餘價值規律，從而闡明了商品交換領域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趨勢。在馬克思這裡，由于勞動的二重性，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構成了商品關系中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二者的對立統一關系逐漸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準确地說，市場關系中的支配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産中勞資矛盾關系在一般或簡單商品關系中的表現，它隻有在勞資關系中才能得到全面的呈現和準确的把握，而非相反。所以，雖然從市場關系及其支配形式出發可以進入馬克思《資本論》中政治理論的問題域，揭示其與古典政治理論的淵源，但是，整個《資本論》的經濟學說和政治理論并不奠基于市場關系及其批判之上。

二、資本主義生産與客觀支配

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的叙述邏輯，貨币轉化為資本即資本增殖的秘密雖然發生在交換領域，但其根源不在交換領域，必須到生産領域中去探尋。如果如同羅伯茨所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篇中初步闡發了非人身的支配形式，那麼《資本論》中至關重要的剩餘價值理論就應該包含對這種支配形式的深入分析和道德批判。為此，順着《資本論》的叙述線索，羅伯茨進一步考察了非人身的支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産領域的特殊表現。

（一）非人身的剝削及其不道德

19世紀社會主義者譴責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之一是資本家通過暴力和強權對勞動者進行剝削，這種剝削起源于封建時代的土地侵占，是封建領主憑借軍事力量所建立的古代統治的産物。他們把基于暴力和強權的壟斷性的土地所有權看作典型的剝削形式，所以，資本家對工人的現代剝削也被理解為具有暴力和強制形式的人對人的剝削。通過解讀《資本論》的剩餘價值理論，羅伯茨認為馬克思重新論述了剝削的性質和内涵，得出了區别于19世紀其他社會主義者的剝削觀。

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明确說道：“剩餘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确表現。”羅伯茨在19世紀社會主義者的剝削理論的背景下解讀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認為馬克思不僅回應了同時代法國社會主義者普遍關注的工人受資本剝削的問題，而且改變了這一問題的提問方式，将這一問題等同于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問題，并用剩餘價值率加以準确表達。在羅伯茨看來，馬克思對剝削問題的思考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獨一無二的。大緻而言，這一思考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資本主義剝削是非人身的。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比例關系來說明剩餘價值率，但是他并不認為可以用數量關系來精确反映剝削程度。羅伯茨對此的解釋是，剩餘價值所要求的價值本身是不可計量的。雖然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但它必須表現為交換價值并通過商品交換來實現，所以，生産商品的具體勞動及其經驗性的、可計量的時間不能直接表現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再加上商品不一定能夠在市場上實現自身價值，其結果就是抽象勞動和它所決定的價值永遠隻能表現為現象，卻又不等同于現象。因此，剩餘價值率作為剝削程度的準确表現是不可能被計量的，“它具有觀念上的嚴格性，而不是經驗上的精确性”。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這裡，資本主義剝削不隻是作為經驗的、表象的事實，而且是需要借助抽象力才能把握的概念的、本質的事實。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論述包括婦女、兒童在内的勞動者遭受痛苦和過度勞動的受剝削事實，但這并不意味着他主張個别的資本家應該對剝削工人的行為負有道德責任。“馬克思通過把剝削置入他的剩餘價值理論，将剝削非人身化，從而有力反對從道德上譴責剝削的潮流。”同時，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剝削也不隻是個人的具體經驗，而首先是個人作為階級成員的客觀經曆。隻有把某個工人的具體勞動當作社會總勞動的組成部分，當作從屬于資本的生産性勞動，從而把工人視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并且認識到這與生産的對象和方式無關，他才能認識到自己遭受了資本主義剝削。就此而言，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認識要求其必須超越具體的、主觀的經驗，要上升到抽象層面。所以，通過将剝削與剩餘價值率關聯在一起，馬克思“把針對勞動者個人的剝削的經驗認同和道德譴責轉向了作為勞動階級表現的剝削”。

第二，資本主義剝削是對人類抽象勞動和勞動力的剝削。既然把握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需要上升到抽象層面，并不僅限于工人的個人經曆，那麼，資本主義剝削就不僅僅是針對勞動者階級的；而且就其實質而言，是對人類的抽象勞動和勞動的能力即勞動力的剝削。所謂勞動力，是指包括人腦、肌肉、神經和手等肉體能力在内的“已轉變為人的機體的自然物質”；構成勞動力的人身材料是“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在馬克思看來，對勞動力的剝削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特有方式。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産的細胞形式是商品，而商品“隻是無差别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就意味着，資本主義生産或者說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專注于人類抽象勞動，而對各種具體勞動的方式和對象漠不關心，從而具有非人身的特征。另一方面，資本形成的重要曆史前提是勞動力的商品化，即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而這恰好是前資本主義基于人身依附的剝削方式所缺失的。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前所未有地充分利用了人類身體及其能力，它才能夠帶來《共産黨宣言》中所描述的遠勝于以往時代的生産力的巨大進步。

第三，資本主義剝削是違反自然的。盡管資本主義生産在發展生産力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曆史意義，馬克思仍然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錯誤的，因為它給勞動者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産中遭受的首要苦難莫過于過度勞動。過度勞動是由資本主義生産區别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本質特征決定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勞動主要采取滿足特定需要的具體勞動的形式，生産主要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生産。因此，這一時期對剩餘勞動的追求受到了需要的範圍和勞動的具體形式的限制。在資本主義時代，由于一切勞動産品都作為商品被生産出來，商品的使用價值隻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交換價值不過是商品交換的比例關系，具有量的無限規定性，所以，資本主義生産本質上是價值的生産，它對人類抽象勞動的剝削内在地蘊含對剩餘勞動的無限制的追求。正是這一追求迫使資本家盡可能地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增大工人的勞動強度，從而導緻工人的過度勞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及其後果給予了嚴厲的道德譴責，他多次使用“吸血鬼”來形容資本對活勞動的吮吸和對工人肉體的榨取。不過，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是在何種意義上對資本主義剝削展開道德批判的。羅伯茨認為，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非個人化和非道德化理解看來，馬克思之所以譴責資本主義剝削，是因為它是違反自然的。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既是自然的過程，又是生命活動的全部；勞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然而，當資本剝削勞動時，不是人的自然生命充斥并激活死勞動，而是死勞動抓住活勞動，并通過吞噬活勞動來複活自身。羅伯茨進而指出，從亞裡士多德對商業和高利貸違背自然本性的譴責這一悠久傳統來看，對自然本性的違反是通過權力和暴力實現的，它不同于對自然本性的誤用。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對資本主義生産的分析中，馬克思多次使用強制、強迫、權力和鬥争等詞，以此揭示資本主義生産的強制、暴力性質。這表明，馬克思同樣認為資本主義剝削違反了勞動這一人類的自然本性，應該受到道德上的譴責。

（二）非人身的欺詐

我們知道，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假定市場上的商品都進行等價交換，從而在範疇演進中排除了現實的市場交易活動中的種種欺詐行為。羅伯茨認為，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中沒有非人身的欺詐概念。實際上，在馬克思這裡，所謂欺詐，既是指事物的表象與現實之間存在差别，又表現為一個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完成、呈現其隐藏着的實質的過程。由此出發，羅伯茨深入解讀了《資本論》中關于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工資和資本積累的篇章，從三個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欺詐性。

第一，資本主義所許諾的勞動生産率的增長和财富的增長，實際上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産中的專制來實現的。馬克思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産的分析是從考察協作開始的。在“協作”章中，馬克思一開始高度肯定了協作的積極意義。在他看來，雖然協作起初沒有改變勞動方式，僅僅引起量上的變化，但是，協作能夠推動社會平均勞動，引起勞動過程中物質條件的革命，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創造出一種“集體力”，一種“社會的勞動生産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産力”，甚至可以說，“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不過，随着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産讨論的深入，馬克思逐漸揭示出人類生産能力的發展實際上是工人對資本家的專制命令的服從，以及客觀支配形式下的生産工具的發展，而非工人自身的發展。由于協作不僅要求以資本家對工人的雇傭為前提，而且要求資本家擁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單個資本，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工人的活動必須服從于資本家的權威和意志，“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不僅如此，從馬克思将資本家的權力與古代亞洲的神權政治首領所擁有的權力進行類比來看，羅伯茨認為資本家個人與資本主義生産的權力結構無關。進一步而言，羅伯茨認為，資本家在生産領域的專制權力是市場的非人身支配以及這一支配所激發的勞動力剝削的不可避免的産物。因此，勞動對資本的從屬不僅是一種非人身的專制，而且是一種客觀的支配。在《資本論》後面的章節中，馬克思更是用大量篇幅描繪了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以及機器和大工業中資本對工人的專制及其對工人和工人子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都表明，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産所許諾且追求的财富增長并不那麼美好，反而在其發展的曆史過程中逐漸暴露出對勞動者日益強化的非人身的專制和支配。

第二，資本主義許諾的現實的工資随着生産率的增長而增加，實際上工資增長服從于剝削率的增長。在《資本論》第1卷的“工資”部分，馬克思揭示了工資的本質，具體分析了計時工資、計件工資以及工資的國民差異。相對而言，這兩篇的篇幅較小，但是羅伯茨認為它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特别是通過對工資的分析駁斥了為資本主義剝削進行辯護的自由主義論調，揭露了資産階級工資理論的假象。大多數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工人與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協同的方式進行資本主義生産，進而按照産品的不同形成要素的比例來分配産品。也就是說，工人在生産過程中付出了勞動，因而在産品分配時相應地獲得了工資。這樣的話，工資就是對工人勞動的回報或獎勵。基于此，美國經濟學家亨·凱裡才說工資總是随着勞動生産率而升降，勞動生産率越高，工人的工資水平就越高。而根據馬克思對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動力，工資實際上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是勞動力的價格。由此出發，馬克思對資産階級社會普遍流行的工資觀念展開了批判，“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資表現為勞動的價格，表現為對一定量勞動支付的一定量貨币”。按照這一觀念，資本家按照契約關系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是工人在一定工作日的勞動的價值，是工人勞動的酬勞。馬克思認為，這一觀念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承認貨币與活勞動的直接交換，也就是說，工人的勞動的價格等于他的勞動時間裡生産的産品的價格，那麼他就沒有為資本家生産剩餘價值，這就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實際上，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勞動力的使用創造出比其自身價值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産的秘密所在。馬克思進而指出，政治經濟學家們之所以提出“勞動的價值”“勞動的自然價格”之類的範疇并且基于這些範疇來理解工資，把工資看作是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是因為工資“這種表現形式掩蓋了現實關系，正好顯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資本家的一切法的觀念，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一切神秘性，這一生産方式所産生的一切自由幻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辯護遁詞，都是以這個表現形式為依據的”。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考察了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這兩種主要的工資形式，認為這兩種工資形式的實行在延長工作日、增加勞動強度和長度的同時，降低了工人的工資水平。據此，羅伯茨得出結論，馬克思對工資的分析表明工人在生産剩餘産品之前就生産出自己的工資，工人在工廠中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是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物質基礎。如果套用政治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不是資本支付了勞動，而是勞動生産資本。看上去是從資本家口袋中取出來的工資，首先是資本從工人那裡取來的”。可見，資本主義的工資形式掩蓋了剝削工人的事實，因而是對工人的欺詐。

第三，資本主義許諾财富增長和普遍富裕，實際上帶來了貧困的積累。在《資本論》第1卷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章中，馬克思專門論述了資本積累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産生的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早就注意到，随着資本積累的不斷擴大，對工人的需要必然超過工人的供給，從而導緻工人工資的提高、生活狀況的改善。然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表明，即使是在資本構成不變這一最有利于工人的積累條件下，盡管對勞動力的需求随積累的增長而增長，其結果也是強化了工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勞動力的出賣條件不管對工人怎樣有利，總要使勞動力不斷地再出賣，使财富作為資本不斷地擴大再生産。”不僅如此，“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内，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産”。另一種不利于工人的積累條件是勞動生産率發展、可變資本部分減少的情形，其結果是對勞動的需求的相對減少，從而生産出大量的剩餘人口，形成了可供支配的産業後備軍。這既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必然産物，又為資本主義積累提供了杠杆，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馬克思還用大量筆墨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種存在形式，提供了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曆史例證，從而得出結論：“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随着資本的積累而惡化……在一極是财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産品作為資本來生産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積累。”可見，馬克思通過理論分析和曆史例證揭示了資本積累在創造巨大财富的同時所帶來的社會災難，從而揭露了資産階級辯護士的謊言。

總之，通過考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對剩餘價值生産、工資和資本積累規律的論述，羅伯茨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存在的剝削和欺詐，認為這些剝削和欺詐具有非人身的性質，是主要針對工人階級的客觀支配。基于這一考察，羅伯茨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不同于但丁以及其同時代社會主義者的道德觀，即非個人的、基于經濟的道德視角；也就是說，《資本論》中揭露、批判的惡行都不是針對具體個人的，而是非人身的、客觀的。應該說，羅伯茨對馬克思剝削概念的道德意義的闡發，既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中所說的“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即《資本論》中涉及的資本家、地主和工人主要是指“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又訴諸亞裡士多德關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觀念，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創新性。

不過，羅伯茨對《資本論》中欺詐概念的分析有其偏頗之處。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讨論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和資本積累時所使用的欺詐一詞，并非全是針對資本關系的人格化形象，也有針對資本家或工人個人的。例如，馬克思在論述“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轉化為工資”時，批評資本家“他力圖盡可能便宜地購買一切商品，并且總是把低于價值購買和高于價值出售這一純粹欺詐行為說成是他的利潤的來源”。這裡涉及的“純粹欺詐行為”應該看作是針對資本家個人的而非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因為馬克思明确假定了交換領域的等價交換，認為“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财緻富”，馬克思還多次引用并揭露了資本家或工廠主和地主以及官方欺騙或欺詐工人的事例；在論述“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證”時，他以北安普敦郡為例說明了英格蘭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提及“受欺詐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不僅如此，羅伯茨對馬克思欺詐概念的理解還有悖其原意。他認為，在馬克思這裡，欺詐意味着表象與事實不一緻，因此，《資本論》中對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工資理論和資本積累規律的論述，既是對政治經濟學家相關理論的反駁，又揭露了經濟學家理論和觀點所掩蓋的事實。不過，準确地說，馬克思認為，科學不僅承認事物的現象和本質之間的差異乃至颠倒關系，而且緻力于揭示這種颠倒關系，進而揭示出事物的表現形式背後的本質或是基礎。由此可見，不同于羅伯茨把表象與事實的不一緻界定為具有道德意義的欺詐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主要是将這種不一緻看作是科學研究的前提，不涉及道德評價。這表明，羅伯茨通過揭示并譴責資本主義生産中的欺詐現象而建構馬克思道德理論的嘗試并不成功。

三、國家與政治支配

《資本論》第1卷最後關于原始積累的章節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起點和現代殖民理論的讨論。在馬克思看來，“所謂原始積累隻不過是生産者和生産資料相分離的曆史過程”，這一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前史。《資本論》第1卷對原始積累的讨論充斥着對這一過程中的血腥、暴力和欺詐等行為的描述與譴責，與前面的章節中馬克思排除了資本主義剝削過程中的欺詐等偶然因素而進行的冷靜剖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說，如同羅伯茨論證的，馬克思對市場和生産的分析蘊含着一種非人身的、客觀的支配觀，那麼，馬克思在原始積累章節論述的血腥、暴力和欺詐現象顯然屬于資本起源的曆史過程中發生的人對人的行為，特别是“對農業生産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并不是所謂的非人身的現象。這就與羅伯茨試圖論證的《資本論》中的非人身支配的觀點相沖突。對此，羅伯茨的解釋是，《資本論》的原始積累章節不是對某種曆史理論的發展，而是揭露并譴責了資本主義誕生過程中的三種背叛形式。

（一）領主的背叛

我們知道，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以英國為例，論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曆史過程。在羅伯茨看來，馬克思講述的是封建領主對人民的背叛，以及資本家受益于這一背叛而崛起的故事。為此，他重新梳理了馬克思對農民土地受剝奪過程的論述。

按照馬克思的論述，15世紀英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處在封建制名義下的小土地所有制中。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建權力本質上是直接的人身依附關系，這不僅意味着臣屬依附并忠誠于領主，而且要求領主對臣屬的生存和生活負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領主的權力。不過，從15世紀後半葉到16世紀初，受到毛紡織業發展的刺激，同時由于玫瑰戰争中舊貴族的衰亡，新興的封建貴族瘋狂追逐貨币财富，舍棄了對臣民的責任，将農民從自己的土地和公有地上驅趕走，把耕地轉化為牧羊場。盡管當時的國王頒布了禁止剝奪小租地農民和農民的法律，但實際上毫無效果。再加上16世紀宗教改革以及随後對教會地産的盜竊，人民群衆遭受暴力剝奪的過程被加速推動，其結果就是英國自耕農和農民公有地在18世紀的消亡。可見，在英國，“古老的土地占有體系的崩潰不是領主支配的崩潰，而是農民保障的崩潰，即他們反抗領主支配的壁壘的消亡”。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這一過程特别是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呢？

羅伯茨認為，馬克思講述的不是關于戰争、搶劫和盜竊等暴力的故事，而是關于權力者背叛的故事。在論述這一過程中的暴力時，馬克思多次提到，在宗教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産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英國的土地所有者“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以前隻是有節制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從而“用這種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土地；到了18世紀，“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對人民的暴力掠奪過程最後也是頂點形式的，是蘇格蘭高地的氏族首領公開使用暴力驅逐氏族成員，“把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轉化為私有财産權”。按照馬克思的叙述，在英國封建制度解體的過程中，當權者不僅濫用職權，盜竊國有土地，還徇私舞弊，私分教會财産，濫用法律和權力，由此實現自己的财産欲。這是馬克思揭示的第一種背叛，即領主對人民的背叛，它包含領主對人民的欺騙和對職權的濫用。在羅伯茨看來，馬克思還暗示了一種背叛，即資本家對領主的背叛。他依據的文本是馬克思在論述原始積累的秘密時所說的，工業騎士“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在古羅馬，被主人釋放的奴隸就成為自由人，但是按照羅馬法，他依然對自己的保護人負有責任。不過，由于自由人也能夠擁有奴隸，他會變得富有且有權勢，甚至反過來成為自己的主人或保護人的主人。盡管馬克思用這一類比來揭露資本家戰勝封建貴族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但是羅伯茨認為，正如被釋放奴隸的崛起是對他與主人之間關系的背叛，資本家在崛起的同時背叛了廢除封建制而解放他們的封建領主。

簡言之，羅伯茨通過解讀馬克思關于農民遭受剝奪的曆史故事而得出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兩種背叛：領主對人民的背叛和資本家對領主的背叛。“領主背叛了人民，從而廢除了封建制，産生了現代無産者；這是馬克思對科貝特的曆史觀點的發展。但是，由于封建制的廢除而被解放的新興資本家占據了對那些解放他們的領主的支配地位。”這一解讀表明，盡管資本的原始積累充滿着暴力和掠奪，但是資本不是直接來源于此，因為是封建領主而不是資本家，既承擔對生産者的原始掠奪，又确立了剝奪土地所有者的壟斷權力。可見，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論述與資本主義剝削論述并不矛盾。而資本家之所以受益于這一過程，并且取代了封建領主，是因為正如馬克思随後所論述的，資本家利用了國家的權力。這就是羅伯茨所稱的國家權力的背叛。

（二）國家的背叛

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不僅封建領主背叛了自己的職責，而且國家權力也充當了幫兇的角色。在羅伯茨看來，這也是一種背叛。

按照馬克思的叙述，農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并不意味着工業資本家能夠立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雇傭勞動者。從曆史上看，這些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産者不會很快适應工廠的紀律，而是會淪為乞丐、盜賊和流浪者。為了迫使他們進入工廠，接受資本家的剝削，從15世紀末到整個16世紀，全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以及壓低工資、鎮壓工人反抗的法律，其中包括規定工資的最高限度、禁止工人結社等條款。即使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資産階級仍然認為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要對之加以懲罰。所以，馬克思才說，這是“國家用警察手段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來提高資本積累的無恥行為”。

馬克思繼續論述了資本家最初是從哪裡來的。在英國，從14世紀下半葉開始，租地農場主起初是農奴的管事，後來他們雇傭工人，與地主分成，向地主交納地租，其境況與這一時期靠自己勞動緻富的獨立農民和雇農相近。到了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由于農業革命，租地農場主迅速緻富，在掠奪公有牧場的過程中增加了自己的牲畜。16世紀，由于美洲金礦的發現，工資降低，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增加。所以，租地農場主“是同時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緻富的”。與租地農場主所代表的農業資本家的漸進式形成不同，工業資本家的産生更為迅猛。盡管一些小資本家是由小行會師傅和獨立小手工業者轉化而成的，但是，這種緩慢的速度不能滿足15世紀末形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巨大貿易需要。在中世紀就已經形成的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克服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轉化為工業資本。這一轉化是“利用國家權力，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而實現的。馬克思列舉的曆史事例表明，荷蘭、英國通過殖民制度來掠奪殖民地，通過國債制度、國際信用制度、現代稅收制度、保護關稅制度和商業戰争來進行私人投機，促成“财富的資本化和對群衆的剝奪”。

因此，正如馬克思總結的，直接的小生産者所有制的解體是資本的曆史起源，它的消滅包含着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從西歐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來看，國家權力是這些暴力方法的主要實施者。國家權力通過各種法律、制度和政策，剝奪廣大人民群衆的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勞動力，從而充當了資本原始積累的能動的工具。在羅伯茨看來，這表明馬克思理解的國家并不是傳統觀點所認為的資産階級的統治工具，或是資産階級社會的寄生蟲，而是二者的結合，是“依賴于資本的代理人”（dependant agent of capital）。

（三）政治經濟學的背叛

在《資本論》第1卷的最後一章“現代殖民理論”中，馬克思通過分析韋克菲爾德的觀點揭示了政治經濟學的秘密。羅伯茨認為，這一秘密同時反映了政治經濟學對其最高理念的背叛。

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考察表明，原始積累是對直接生産者的剝奪，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由此出發，馬克思批評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混淆了以生産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産與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産，忘記了後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的。在西歐，由于原始積累的過程多少已經完成，所以，政治經濟學不顧資本起源的曆史事實，反而求諸封建時代的法權觀念來維護資本的統治。“事實越是明顯地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态，政治經濟學家就越是熱心地起勁地把資本主義以前世界的法的觀念和所有權觀念應用到這個已經完成的資本世界。”不過，在殖民地，即自由移民開拓的處女地，資本主義制度遭遇到占有自己勞動條件的個體勞動者的反抗。為了解決這一沖突，進入殖民地的資本家不得不使用暴力，借助宗主國的力量來消滅其個體勞動者。這就與政治經濟學家在宗主國宣稱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與其對立面是同一的做法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學家在殖民地大聲宣布這二者是對立的，要求剝奪勞動者以發展生産力、增加資本家的财富。而韋克菲爾德的功績就在于，“他在殖民地發現了關于宗主國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真理”。大緻而言，韋克菲爾德發現，在殖民地，資本家擁有各種生産資料，卻找不到雇傭工人，因為沒有人自願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就印證了馬克思早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就闡明的觀點，即資本是社會關系，而不是物。而政治經濟學家隻注意到資本關系與其物質實體相結合的情況，忽視了資本關系的形成離不開與物質實體相對立的雇傭勞動者。馬克思最後總結道：“我們感興趣的隻是舊大陸的政治經濟學在新大陸發現并大聲宣布的秘密：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和積累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那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消滅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勞動者的被剝奪為前提的。”

在羅伯茨看來，馬克思借韋克菲爾德的現代殖民理論而揭示的政治經濟學的秘密和資本起源的秘密同時表明，以私有财産和勞動為最高理念和出發點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擁護對小生産者的所有制和個體勞動的剝奪，因此，政治經濟學背叛了自己的理念，淪為資本家的仆從。

羅伯茨對資本原始積累章節的解讀，概括出資本主義産生過程中三種形式的背叛，勾勒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性叙述中隐含的支配形式。這一解讀無疑豐富了人們對資本原始積累章節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起源理論的理解，也重新建構了對《資本論》第1卷的叙述結構和政治理論的整體性闡釋。對于理解《資本論》的自由觀而言，這一解讀的重要性在于，它将非人身的、客觀的支配形式引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曆史起源中，揭示出政治支配與資本主義的市場支配和生産支配所共有的非人身性和客觀性，從而建構起《資本論》第1卷中免于支配的自由觀的完整框架。盡管羅伯茨對三種背叛形式的概括極富創見，但是，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産生過程中的支配形式與資本主義确立時期的市場支配和生産支配所具有的非人身性和客觀性有着截然不同的普遍性。在《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主要是以英國為“典型的形式”來論述原始積累的曆史過程。這裡所稱的“典型的形式”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英國式的原始積累本質上是生産者與生産資料分離特别是農民與土地相分離的曆史過程，二是指這一過程不像政治經濟學家所設想的那樣是田園詩式的東西，而是充斥着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等暴力。嚴格地說，這兩點是馬克思叙述的英國式原始積累的共性特征，也是其普遍性所在，而羅伯茨概括出的三種支配形式僅僅是英國式原始積累的特殊性内容。馬克思本人晚年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确反對把“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即把西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産生方式和曆史趨勢套用到俄國等非西方社會。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規律具有鐵的必然性，适用于不同的民族或國家。但是，各民族或國家通向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或經濟制度的道路由于曆史環境的差異而各有不同。顯然，羅伯茨經由英國式原始積累概括出的封建領主和國家的背叛就屬于資本主義起源的特殊性内容，而非普遍性規律。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市場支配和生産支配中的非人身性和客觀性與馬克思所稱的“鐵的必然性”具有一緻性的話，那麼，羅伯茨從英國式原始積累的曆史概述中得出的支配形式就與非人身性和客觀性相距甚遠，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所以，對于構建馬克思自由觀的新共和主義闡釋而言，羅伯茨對原始積累章的解讀既沒有處理好其與闡釋體系内其他環節的一緻性問題，也沒有準确把握馬克思論述的真實涵義。

作者：周可，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副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博士，主要研究《資本論》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