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關于外部世界知識的懷疑論者聲稱，我們并不擁有外部世界的知識。為支持該結論，他們提出各種懷疑主義的假說并力圖表明，由于我們所持有的經驗證據無法排除這些假說成立的可能，因而我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處在這些情形之下。但是，以大衛·劉易斯為代表的語境主義者則認為，我們可以恰當地無視懷疑主義假說成立的可能，因而它們并未對我們的日常知識構成挑戰。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将首先考察語境主義的應對策略，然後指出它所存在的一些根本缺陷。我們認為，這些缺陷掩蓋了其所謂的優勢，這說明：語境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抓住懷疑論論證的要害。

關鍵詞：懷疑主義  語境主義   無知   恰當地無視   大衛·劉易斯

關于外部世界知識的懷疑論者聲稱，我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無知的（ignorant），例如，我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處在懷疑論假說成立的情形之下。根據這個前提，再利用一些直覺上高度合理的原則，懷疑論者就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結論：我們并不擁有外部世界的知識。

但是，以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為代表的語境主義者則宣稱，在特定的語境下，我們可以恰當地無視(properly ignoring)懷疑主義假說成立的可能，這樣一來，就可以将其攻擊限制在一定範圍内，從而捍衛我們的日常知識。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将結合劉易斯的相關論述重點考察語境主義的反懷疑論策略，進而指出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依筆者之見，這些缺陷掩蓋了它所謂的一些優勢，因而未能抓住懷疑論論證之要害。

一、懷疑論論證

在認識論領域，關于外部世界知識的懷疑論者宣稱，我們并不擁有外部世界的知識。為達成該結論，他們首先提出各種懷疑主義的假說（例如，“夢的假說”、“缸中之腦”假說等），進而指出，由于經驗證據的“無能”，即：它不能排除這些假說成立的可能，所以，我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處在這些假說成立的可能情形之下。

有了這個關鍵前提，懷疑論者隻需利用一些直覺上合理的原則便可達到摧毀知識的目的。本文隻關注基于閉合原則(closure principle)的懷疑論論證，最有名的莫過于“缸中之腦”的版本：

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

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那麼我不知道我有手。因此

我不知道我有手。

該論證形式上有效，但其結論卻嚴重背離我們的直覺。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接受懷疑主義的後果，最好是評估其前提是否得到良好支持。作為閉合原則的一個例示，前提(2)享有高度的直覺支持。因此，接下來評估的重點就在前提(1)上。沿用皮特·昂格(Peter Unger)的說法，懷疑論者利用該前提旨在表明我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無知的，因而由此展開的論證又被稱作“來自于無知的論證”(argument from ignorance)。方便起見，我們就把前提(1)叫做“無知前提”。

1、支持“無知前提”的論據

衆所周知，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的這段文字，為“無知前提”提供了關鍵論據：

“無數次，即使我酣然入夢，我依然确信這些熟悉的事情——我和衣坐在爐火旁——事實上，我正一絲不挂地躺在床上！然而，當我睜開雙眼看這紙質的那一刻，我分明是醒着的；我晃動腦袋，這不是夢；我伸出手并有意地去觸摸它，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所有這一切不會如此分明地發生在睡夢中。嗯！說的就像我不曾受到欺騙一樣。事實上，盡管在睡夢中，我還是會有完全相似的想法，并一直被它們所蒙騙！當我更仔細地思考這一點時，我便清楚地看到，絕對不存在可以将清醒與睡夢區分開的确切标志。”

根據笛卡爾此處的論證，我們發現，支撐“無知前提”的關鍵理由在于：沒有一個确切的标志可以将清醒與睡夢區分開。“确切的标志”指的是通過感官所獲得的各種知覺經驗，通常情況下，我們傾向于将它們作為證據以表明自己處在清醒狀态下。但是，笛卡爾指出，即使在睡夢狀态下，我們依然會擁有相同的經驗。對于認識主體而言，他們所擁有的經驗證據在兩種狀态下是“主觀不可區分的”。因此，将知覺經驗作為區分兩種狀态的“标志”注定行不通。

“不可區分”意味着“無法排除”。也就是說，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既然知覺經驗不能作為區分兩種狀态的證據起作用，那麼，我們就無法基于它們而排除“夢的假說”成立的可能。進一步，既然無法排除這種可能，那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不是處在此種情形下。由于懷疑論者對“無知前提”的辯護與經驗證據（或理由）所存在的缺陷直接相關，所以筆者将之稱為一種“認知無知”(epistemic ignorance)。

2、懷疑主義的“悖論”及各種解決策略

由此可見，懷疑論論證的兩個前提似乎都得到了高度的直覺支持。然而，其結論的否定——即，命題(3)“我知道我有手”——也高度契合我們的直覺。這樣一來，我們就面臨着一個“悖論”：命題(1)、(2)和(3)單獨看都是合理的，但它們結合起來卻構成一個不相容的三元組。

對付懷疑論論證，實質上就是要設法擺脫這一“悖論”。斯圖爾特·科恩(Stewart Cohen)對現有的策略做了精辟的總結及評析。一種直截了當的做法就是直接拒斥(1)或(2)；稍微迂回點的策略則從我們的知識直覺出發，即：将(3)與(1)或(2)中的一個結合起來，從而達到拒絕另外一個前提的目的。例如，可以根據（3）和（2）據斥前提（1）；也可以根據（3）和（1）據斥前提（2）。前者便是著名的“摩爾式”的回應；後者則是“相關替代項”理論家的回應。

上述這些做法均利用對自身立場有利的直覺來應對懷疑主義的挑戰。但問題在于：既然構成這個“悖論”的三個命題，每一個在直覺上都是合理的，那麼，從中選取兩個并由此據斥另外一個前提，就難避武斷之嫌。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凱斯·德婁斯(Keith DeRose)才斷言說：“在尋求該悖論的解決之道時，應該首先說明我們為什麼一開始便落入懷疑主義的圈套之中……我們必須說明：兩個在我們看來都合理的前提結合起來，為什麼會導緻一個令我們難以置信的結論。”照此标準，摩爾的做法就顯得過于粗暴，欠缺對對手的尊重；相比較而言，“相關替代項”理論可以借助知識的敏感性條件對“無知前提”所具有的直覺合理性提供充分的說明，這無疑是它進步的地方。但是，這種做法代價過大，犧牲了“閉合原則”。

至此，我們看到，要想成功地解決該“悖論”，首先要說明它一開始是如何産生的；其次要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捍衛日常知識的目的。語境主義者宣稱，他們的理論能夠同時完成以上工作。

二、語境主義的解決策略

語境主義者試圖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捍衛日常知識的目的。為此，他們采取了一種妥協的策略。這種妥協體現在：根據語境主義者的看法，在應對懷疑論論證時，我們根本沒必要拒絕其中的任何一個前提，甚至也無需拒絕其結論。但他們同時指出，懷疑論者的最大錯誤就在于：他們并未意識到日常知識主張在語義上所具有的語境敏感性，所以才認為這些主張在所有語境下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懷疑主義者之所以能實現其目的，隻是因為他們通過對知識标準的操縱，成功地将我們帶到了高标準的哲學語境之下。在低标準的日常語境下，做出正确的知識歸屬(knowledge attribution)不僅可能也很平常。

該策略具有兩個顯著優勢：第一，它同時保留了命題(1)、(2)和(3)所具有的直覺合理性；第二，能夠說明懷疑主義的“悖論”一開始為何會産生。接下來，我們将首先考察語境主義對懷疑論論證的總體“診斷”，然後重點讨論劉易斯式的語境主義的策略。

1、語境主義者對懷疑論論證的“診斷”

在語境主義者看來，“認識主體S知道命題P”這樣的知識歸屬句(knowledge-attribution sentence)，其語義内容具有語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ity)。它表達什麼樣的命題，取決于它在何種語境下被說出。因此，即使相對于同一個認識主體S以及同一個表達知識主張的命題P而言，S所持有的相信P的理由R能否足以使得S知道P，這一點完全取決于說話者對S進行知識歸屬時所處的語境。由于我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會認為懷疑主義的結論和日常知識主張之間存在實質沖突。其實，二者的沖突隻是表面的，可以被解掉(explain away)。基于這種“診斷”，語境主義者便可以成功地說明懷疑主義的“悖論”一開始為何會産生。德婁斯的說明頗具代表性：

“在語境主義者看來，當懷疑論者提出其論證時，操縱了知識的語義标準，因而創造了這樣一種語境：在其中，懷疑論者可以如實地說我們一無所知。一旦知識的标準得到如此之提升，我們的确會覺得，我們隻能錯誤地宣稱自己知道像我們有手這樣的事情。那麼，我們為何會感到困惑？我們為何不直接接受懷疑主義的結論，因而拒絕将這類的知識歸給自身或他人？因為我們同時還意識到：隻要我們發現自己處在日常的交談語境下，那麼，我們不僅可以正确地宣稱我們知道那些懷疑論者所要否認的事情，而且我們否認自己知道這些事情，将是錯誤之舉。……根據語境主義的解決方案，我們尚未意識到如下這一點：懷疑論者對我們各種知識的否認，與我們的日常知識斷言完全相容。隻要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發現，懷疑論者對知識的否認與我們的日常知識歸屬為何都是正确的。”

根據德婁斯的說法，懷疑論論證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後果，即：由兩個直覺上高度合理的前提導出一個高度違反直覺的結論，是因為我們總是基于固定的語境來評估日常知識主張，并未意識到懷疑論者在提出其論證時，其實已經悄悄改變了知識歸屬句的評價語境。

至此，語境主義者完成了必要的“診斷”工作。接下來，我們将結合劉易斯的相關論述，考察語境主義者對懷疑主義“悖論”的最終解決。

2、“恰當地無視”與“悖論”的解決

在《無法言說的知識》(‘Elusive Knowledge’)一文中，劉易斯開篇便指出一個摩爾式的事實：我們所知甚多。在他看來，我們不僅對此滿懷信心，而且要否認這一點實乃荒唐之舉。可是，當我們開始從事認識論的研究時，便會不斷地受到懷疑論論證的沖擊。依照劉易斯的判斷，當懷疑論者斷言我們一無所知時，其實預設了一種不可錯主義的知識觀念，即：知識要求排除掉所有的錯誤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繼續保有對摩爾式事實的信心，似乎隻能接受可錯主義的知識觀。但在劉易斯看來，可錯主義和懷疑主義一樣是瘋狂的。所以，盡管劉易斯對懷疑論者充滿鄙視，但他還是接受了不可錯主義的觀念。接下來，劉易斯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竭力表明：即便知識要求排除掉所有的錯誤可能性，但我們還是可以恰當地無視某些錯誤可能性，例如，懷疑主義的假說所描述的情形。他甚至認為，認識論無非就是“研究（我們）對可能性的無視”，這是我們做認識論時的全部全切之所在。

至此，劉易斯提出了他關于知識的看法：

S知道P，當且僅當：S的證據排除了所有P為假的可能性——噓！——我們能夠恰當地無視的那些可能性除外。

“無視”表達了一種略顯傲慢的态度。但是，我們憑什麼以異樣的眼光對待懷疑主義假說所描述的可能性？進一步，知識所要求排除的那些“所有”的可能性指的又是什麼，它們憑什麼值得如此之重視？

針對此問題，劉易斯提出了四條規則，分别為：現實性規則、信念規則、相似性規則和關注規則。這些規則明确規定了哪些錯誤可能性才是知識要求排除的相關可能，哪些可能性是我們可以恰當無視的。在筆者看來，劉易斯之所以提出這些規則，歸根結底還是想對諾奇克的“敏感性原則”做一種語境化的處理，從而探尋信念和外部事實之間的模态關聯(modal relation)。

根據諾奇克的理論，一個真信念P要轉化為知識，必須具有敏感性。信念P是敏感的(sensitive)，大意是指：設若P為假，主體S就不再相信P。用劉易斯式的可能世界的話語來說，S知道P，僅當在所有最鄰近的P為假的可能世界中，S都不再相信P。“敏感性原則”為“無知前提”提供了有力支持。因為在所有最鄰近的“缸中之腦”成立的可能世界中，我依然相信“我不是缸中之腦”，所以，正如該前提所斷定的那樣，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腦。不過，關于知識條件的模态說明由于涉及到可能世界的排列，所以如何刻畫可能世界的“遠近”也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劉易斯所提出的前三條規則明确規定了“鄰近”可能世界需要滿足的條件，這些世界因為與現實世界具有最大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成為知識所要求的必須排除的相關可能。在劉易斯這裡，知識要求排除的“所有的”錯誤可能性指的就是滿足這些規則所要求的一組鄰近可能世界的集合。

懷疑主義假說所斷言的情形并不滿足這些規則的要求，因而是一種“遙遠”的可能性。但是，當懷疑論者提出其論證時，迫使我們不得不提及或者思考這些假說，這相應地就會引起我們的關注。正是在這個時候，關注規則(attention rule)開始發揮作用。根據該規則，對懷疑主義假說的關注促使某種錯誤可能性變得凸顯起來，相應地也會引起語境的轉換，将我們從低标準的日常語境帶到高标準的哲學語境中，在其中，我們發現，我們所持有的經驗證據的确不能将其排除。但是，這種證據上的“無能”僅限于特定的語境。在低标準的日常語境下，由于懷疑主義假說所斷言的情形距離現實世界非常“遙遠”，因而相對于認識主體所持有的證據而言，它并不構成一種相關可能。因此，我們可以恰當地無視它。

通過“恰當地無視”，懷疑主義的“悖論”得以解決：知識的确要求排除掉所有錯誤的可能性，但是，這些可能性僅限于認識主體的證據能夠排除的相關可能性；懷疑主義假說所斷言的情形是一種“遙遠”的可能性，在進行日常的知識歸屬時，我們可以“恰當地無視”它。因此，在低标準的日常語境下，我們的知識主張不僅是正确的，而且也可免受懷疑主義的攻擊。

三、對語境主義策略的評估

盡管語境主義的策略有其獨特優勢，在筆者接下來将表明，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掩蓋了這些優勢，因而錯失了懷疑主義攻擊的“要害”。

1、“語義無知”的問題

作為一種關于知識歸屬句的語義學方案，語境主義的基本信條體現為：知識标準随語境的變化而變化。相應地，對知識歸屬句真值的評估也就依賴于特定的評價語境。但是，當我們在一種語境下說出某個知識歸屬句時，總是将其在該語境下所表達的命題與它在其他語境下所表達的命題相混淆。這種混淆源自于一種語義無知(semantic ignorance)。正是這種無知，導緻一種系統性的錯誤：我們總是忽略語境的差異，對知識歸屬句進行相同的真值賦予。這也正是懷疑主義的結論令人感到抓狂的原因之所在。

問題就在于：語境主義者能夠借助哪些語義學的資源對此提供令人信服的說明？根據史蒂芬·席佛(Stephen Schiffer)的總結，可供他們利用的資源包括三個方面，可能的說明也就有以下三種：

第一、認為知識歸屬句是包含“隐藏索引詞”(hidden indexical)的語句。這類語句盡管不包含明顯的“索引詞”，但是包含一些“未經闡明的成分(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8]137-151，所以，其語義内容依賴于說話者在特定語境下對這些成分的闡釋。例如，下面這個句子：

(S1)“正在下雨”(‘It is raining’)。

當(S1)被說出時，它可能表達如下不同的命題：例如，“武漢正在下雨”、“北京正在下雨”、“紐約正在下雨”，等等。具體表達哪個命題，取決于說話者對其意義的完整闡釋。

如果接受這種說明，那麼語境主義者自然會認為，“主體S知道命題P”這樣的知識歸屬句所表達的命題均具有如下形式：“相對于某個标準，S知道P。”它的語義内容同樣需要闡明，這一點取決于說話者所處的語境以及所選取的知識标準。在這個意義上，“隐藏索引詞”理論似乎可以給語境主義者提供必要的支持。

但在筆者看來，這種做法的一個顯著問題就是：當我們分别對(S1)這樣的句子以及具體的知識歸屬句進行完整的闡釋時，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體現為：在特定的交談語境中，我們可以對前者進行有意義的追問，也可以清楚地闡釋其完整的意義，而後者則不然。為了明白這一點，來看以下兩個場景：

場景1：某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正準備出去打籃球，突然接到同事老王的電話。我并未意識到他已回到自己的老家。寒暄一番之後，他說到：

“兄弟，好煩啊！雨下這麼大，害得我連籃球都打不成！”

“瘋了吧！你什麼意思啊？說清楚點！”我納悶地問到。

“我老家這裡這幾天連降大雨，人都快憋瘋了！”

……

場景2：某天，和遠在美國訪學的同事老王聊天，一番噓寒問暖之後，聊到了目前的局勢，其中我說了這麼一句話：

“嗯！我知道美國多個州的民衆都在示威遊行。”(S2)

直覺上看，我們都會認為，在場景1中，由于我并未意識到老王和我身處不同的城市，所以，當他說出(S1)時，我不僅可以進行有意義的追問，而且他也能夠清楚地說明這句話的意思。可是，在場景2中，情況則完全不同。試想，當我說出(S2)時，老王進一步追問：

“你知道這一點，是什麼意思啊？”

注意，既然語境主義者力圖尋求一些資源來說明知識歸屬句的語義，那麼，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即：“我是如何知道這一點的”？排除了這一點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幹的考量（例如，關于遊行示威細節的描述、個人的情感态度等），我們直覺上會認為，這個問題很無趣而且還會阻礙正常的交流。一種非常自然的想法就是覺得“知道就是知道，這有什麼好追問的！”當然，按照語境主義者的預期，我應該這樣回答老王：

“相對于某個标準，我知道這一點。”

在筆者看來，這種闡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也背離我們大多數人的直覺。

綜上，筆者完全同意席佛的判斷，“隐藏索引詞”理論根本幫不了語境主義者。

第二、認為“知道”這個詞本身就是“索引詞”。自然語言中包含大量的“索引詞”，例如，“我”、“現在”、“這裡”，等等。它們沒有固定的所指，包含這些詞的句子表達什麼樣的命題，取決于它們由誰、在何時或者在何地說出。也就是說，它們的語義内容依賴于語境。這和語境主義者關于知識歸屬句的語義分析不謀而合。所以，他們可以順理成章地将“知道”一詞處理為索引詞。

但在席佛看來，這樣做同樣于事無補。理由在于：盡管語境主義者認為“知道”起着索引詞的作用，但與那些典型的索引詞不同的是，它的語義内容是相對固定的。因為在語境主義者看來，知識歸屬句的語義隻依賴于兩個語境，所以，當某個人說出“主體S知道命題P” 這句話時，也就相當于說“知道”一詞有兩種不同的所指：(1) S“在日常語境下知道”P；或者(2) S“在哲學語境下知道”P。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懷疑論主義“悖論”産生的根源隻是在于我們在鎖定“知道”一詞的所指時犯了一種混淆錯誤，而不是像語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在于“知道”一詞所具有的“索引本性”(indexical nature)。

所以，“索引詞”理論并不能幫助語境主義者成功地說明懷疑主義的“悖論”一開始是如何産生的。

第三、認為“知道”一詞在語義上是模糊的。語境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明策略，實質上是想指出，“知道”這個詞本身就具有一種語境可變性(context variability)，就像英語中的‘spring’這個詞一樣，這種語境可變性是其語義模糊性固有的特征。

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商榷。首先，“知道”真的在語義上是模糊的嗎？至少在常識的意義上，有一點是相當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就是意味着“真的相信這件事”。也就是說，在一種最低限的意義上，知識就是真信念。即使是在認識論傳統中，這種最低要求也得到了保留，例如，根據經典看法，知識就是得到辯護的真信念。随後的争論幾乎都是圍繞“認知辯護”(epistemic justification)這個有争議的概念而展開，這本身并不表明“知識”是一個在語義上模糊的概念。其次，如果真像語境主義者所說的那樣，語境可變性是其語義模糊性的固有特征，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語境主義者并未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任何實質的貢獻。這至多表明，“語境主義”與“語境可變性”在名号上有某種偶然的關聯罷了。

上述分析表明，語境主義者并不能為他們對懷疑論論證的“診斷”提供令人信服的語義學說明。這成為語境語境主義策略的一大缺陷。

2、語境主義的反擊有“脫靶”之嫌

知識論領域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直覺是：知識必須紮根于良好的理由之中。懷疑主義的“無知前提”卻表明，我們賴以獲得外部世界知識的經驗證據（或理由）存在緻命缺陷，它無法排除懷疑主義假說成立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就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懷疑論者攻擊的“要害”直指知識的理由結構。按照他們的要求，我們必須事先提供獨立的理由表明，我們的各種感官經驗是可靠的；唯有滿足這一要求，它們才能作為良好的證據起作用。令‘p’表示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任意一條真信念，‘e’表示我們相信p的一組經驗證據，‘r’表示e是可靠的。那麼，滿足上述要求的理由結構是這樣的：e對p的辯護(justification)，在認識論的意義上依賴于r事先所獲得的獨立辯護。

然而，語境主義者在展開反擊時卻“另辟蹊徑”。他們敏銳地注意到，要滿足懷疑論者的要求，在認識論本身的框架内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我們與其處處碰壁，倒不如首先澄清“知道”一詞的意義。這樣一來，為經驗的可靠性提供獨立辯護的問題，其實也就成了一個語義學的問題。隻要澄清了知識歸屬句的意義，我們便會發現：在日常語境下，經驗證據其實并不存在任何缺陷。接下來需要做的無非就是尋找一些語義學的資源對此提供有效的說明。不幸地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語境主義者事實上并未找到可供他們利用的理論資源。退一步講，即便他們能夠尋求到某種語義理論的支持，這種做法本身還是會面臨嚴重的問題，原因在于：不管他們如何選擇，作為其說明基礎的語義理論本質上都是一套經驗性的理論。這意味着，他們仍舊是基于經驗的前提在回應懷疑主義的挑戰，這一點恰恰表明他們未能抓住懷疑主義攻擊的要害，因而其反擊也就有“脫靶”之嫌。

四、結語

以大衛·劉易斯為代表的語境主義者試圖通過語義分析在元語言層面上解決懷疑主義的“悖論”，這的确給傳統認識論的發展注入了許多新鮮活力。但是，至少在他們能夠找到某種合格的語義學理論以支持這種做法之前，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其“診斷”是否妥當。事實上，筆者并不認同他們所持有的關于懷疑主義假說的“無視”态度。在筆者看來，既然懷疑論論證直指人類的理由結構，那麼，正确的做法就應該像摩爾一樣直面其挑戰，并為他尋求更多的“盟友”。盡管語境主義者位列其中，但他們不能指望單靠一套經驗性的語義學理論就能為摩爾提供實質的幫助。在這方面，關于知覺經驗的某種先驗考量或許才是最犀利的“反擊武器”。

作者：潘磊，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哲學研究。

文章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 2021,3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