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傳棨老師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史，但作為墨子故裡的後人，又受任繼愈先生的鼓勵，跨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将自己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彙聚起來，結集成為《墨子思想研究論稿》（下文簡稱《論稿》）一書，集腋成裘，誠為可喜可賀。

《論稿》一書的序文是李維武教授寫的，我覺得寫得很好。他在序文中，将朱先生的墨家思想研究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背景之下來考察，并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特别的評價視角，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看待朱先生這部著作在當代廣義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地位與價值。

就筆者個人的理解而言，朱先生《論稿》一書的鮮明特色主要有三點，首先，貫徹了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思想精髓。一方面，對于墨家學派思想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辯證思維，以及為廣大勞苦民衆代言的價值傾向，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與表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科學态度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相統一的立場與方法。這一研究立場與方法，在當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界尤其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因為當前狹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要麼是以引用現代西方哲學如解釋學、現象學方法為創新，要麼是在“以中釋中”，以追求原汁原味的中國哲學為理由，複述古人思想，或者将古人思想拔高，神化古人的思想，以應對或解決當代社會問題。這兩種流行的傾向，雖各有其勝場，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創新與發展的旗幟之下，實際上是按照研究者自己的喜好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必要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态度與科學精神。而朱先生的這部《論稿》則給我們重新提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态度、方法與科學精神的啟迪（雖然一些具體的結論還可以進一步讨論）。如在書中朱先生反複說道：墨家學說從整體上看，“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和素樸的辯證法”。這種古典的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在社會曆史觀中就表現為重視和強調物質生産生活資料的重要性，強調生産對社會政治穩定和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朱先生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和現代認識論與辯證法的高度，指出了墨家樸素的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的局限性。他認為墨家學說在認識論方面的局限在于：“一是過分強調經驗，把認識局限于聞，否則就不是實在，這就為通向不可知論留下了後路。二是，他有時又把人們的習慣心理，或傳統成見、錯覺當作實在的東西加以肯定，如關于以‘三表’論‘明鬼’的存在等，都是其唯物主義不徹底性的表現，因而在某些問題上倒向了宗教唯心主義。”這種有肯定、有分析、有批評的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态度與方法，是當前狹義中國哲學史學界的學人應當認真學習的科學态度與方法。筆者深表贊同并支持。

其次，對于墨家思想内在的統一性與整體性給予了高度關注，特别是對墨家天志、明鬼等思想觀念所反映出的勞動者的要求與願望的闡發與辯護，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如他認為，墨家關于“天志”中的“尊天”“事鬼”之說，與統治階級所宣揚的“天命鬼神”是有區别的，這種區别就在于：“尊天”“事鬼”是作為維護庶民利益而警告統治者的一種手段，“在社會屬性上與統治者所奉行的‘天命鬼神’是根本不同的。應該說，這些思想是具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而且認為，墨家的“尊天”“事鬼”的思想主張，“反映了勞動生産者願望與利益”，是“勞動生産者道德要求；也是勞動者想參與社會政治管理的願望，是有進步意義的；同時也表明了根據實際存在的問題，提出具體對策的唯物主義思想傾向”。

再次，朱先生在《論稿》中，反複将儒墨思想的異同做了比較，揭示了墨家思想有比儒家思想高明、進步的地方。書中集中分析了天志與天命、兼愛與仁愛、尚義之和諧與重禮之和諧的不同之處。這些論述，都深化了學術界對儒墨思想之差異的認識。朱先生認為，儒家的和諧思想雖然有積極的一面，“但是，它在實質上是缺少平等正義思想價值的‘尚禮和諧’，由于其‘仁愛’思想受‘周禮’所制約，追求以‘禮’為準則的‘中和’精神，片面強調‘和為貴’等缺陷，在長期的封建等級社會環境中，原則屈從于權勢，加之後期儒家在遊說和踐行過程中有所扭曲，而造成其負面效應，即缺乏競争意識，抑制個性凸顯，乃至産生無原則、無朝氣的平和、沉寂氣息等弊病”。而相比較而言，墨家是尚“義”的，即不是“無原則的和諧”，而以“義”為準則，以“義”激發個性，展現自由平等。而且，墨家的“尚義”和諧思想，以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等具體十大主張為其内容，因而其和諧思想比起儒家的“尚禮和諧”的思想要更加全面。

在儒墨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朱先生特别指出了墨家思想對于儒家思想的影響，如認為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是直接繼承了《墨子·尚賢》中“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思想。這些雖然隻是點到為止，還有待進一步的具體化、深入化，但指出這樣的思想史現象，對于深化人們對先秦墨儒思想之間相互關系的認識富有啟發意義。

朱先生還反複提醒人們，目前學術界對于儒家研究過熱、對于墨家研究不夠深入的現象是不合理的，要求人們重視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多元性，不要把儒家思想當做唯一的傳統。他強調“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并稱“顯學”的墨家文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享有重要的曆史地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提示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迪意義。

除以上三個方面的主要特點之外，還有一些觀點與主張值得加以關注與表彰。就墨家學說研究本身而言，朱先生特别反對借墨子故裡大做文章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不是學術研究之風”，而真正的學術問題應當是研究“墨家學說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曆史地位和影響以及墨家學說的現當代性問題”，“特别是要在有力推動深入研究、搜集、整理、诠釋文獻資料等方面多下功夫，為研究者提供良好條件”。這些觀點與呼聲，都是墨學研究方面的黃鐘大呂之聲，值得後學認真聆聽。另外，朱先生在總結墨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時，特别提到墨家文化“獨具的”“道技統一”的文化特征，“即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統一”，這對于當今社會的科技與人文關系的再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當然，正如書名所昭示的那樣，本書隻是論稿性質的作品。書稿并不是專門系統地研究墨家的思想，而是平時出席會議的論文，時間跨度大，有些問題提出來了，但還缺乏更為深入、集中、系統的論證，比如墨家思想對孟子、荀子以降的其他儒家思想者的影響；墨家天志、明鬼等思想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思想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有進一步的讨論。但就學術性與思想高度來看，《論稿》一書是當前墨學相對沉寂時期一部極其重要的學術性著作，其所揭示出的一些學術問題，如儒墨思想之比較、墨家的科技哲學思想、公輸般與墨家思想流派之關系等，的确值得當今做中國哲學（狹義的）的學者們認真省思，将墨家學說的精華及其當代意義更好地揭示出來。

朱先生為人為學，其态度一貫謙虛，與我們這些後輩相處融洽，退休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在為學院繼續做貢獻。近些年來，幾乎每年皆有新著問世。今以94歲高齡，仍然筆耕不辍，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領域跨界到中國哲學史領域，而且研究中國哲學史領域裡最為難懂、艱深的墨家學說，并出版新著，誠為可喜可賀。這種生命不息學術探索不止的求真求道精神，實為我輩的楷模。

今謹以讀後感的形式，對朱先生為人為學的态度與精神，表示高度的敬意與禮贊。

作者簡介：吳根友，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哲學史學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哲學、明清哲學、政治哲學、比較哲學。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動态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