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誠地期許，國人能夠理性、理智地看待我們的傳統，不自外于我們的傳統，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同情的理解，繼承傳統人文精神，以向上的道德追求，疏解金元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等現代生活中的種種困惑。

儒學向上向下，向内向外，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新發展，我以為有以下四方面值得深究。

一、儒學創造性轉化的前提——社會上層與下層對儒學的認同。

二、民間、大衆儒學的發展，從梁漱溟鄉建到鄉村儒學、社區儒學。

三、儒學面對現代性的正負面能提供什麼（助緣或批判與調适），如何治療現代疾病。儒學在建設現代道德的政治、道德的經濟、道德的社會中的作用。如何應對人生存的意義危機與生态危機。職業倫理、社群倫理、生态倫理、全球倫理的建設。儒學對當今世界的積極貢獻是什麼？

四、喚醒國民的良知。良知學的現代意義。從王陽明到熊十力的大本大源之重建。信仰，心靈皈依。

一、民間儒學和國學教育

為什麼要談民間儒學和國學教育？這是因為我看到，盡管儒學以及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過去百年裡飽受诟病，但儒學的價值并不因此而淪亡，她以其自身的草根性，仍活在百姓日用倫常之間。我深知，民間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和工作倫理還是儒家式的，主要價值理念仍是以“仁愛”為中心的五常（仁義禮智信）。

正是以此為基礎，近年來民間社會自發興起了“國學熱”，自下而上的推動了對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傳統人文價值的再發現。這就是我所說的民間儒學、國學的草根性的基本内涵。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儒學工作者走出書齋、走向社會，将“百姓日用而不知”提升為自覺自識，推動國學真正熱起來，成為标志着今日中國發達程度的文化軟實力。

要達到這一目标，離不開對青年人文化觀念的培養。因此，我極力倡導将傳統文化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呼籲讓“四書”為代表的中國經典進入中小學、大學課堂，開設傳統文化通識教育課程，盡力發揮“四書”等經典在“文化認同”和“倫理共識”方面的形塑作用。

儒學是民間的學問。儒學的生命力在民間。民間儒學的推進由自發而自覺。

近20年來，中國大陸各地自發形成了草根民間社會與民間儒學的再生運動。民間儒學是儒學靈根自植、重返社會人間的文化思想形态，使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核心價值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老百姓的生活指南與安身立命之道，安立世道人心。民間儒學，也可以理解為在民間、在日常生活世界裡的儒學，或民間辦儒學，即民間組織推動的儒學。

現代儒學既包括鄉村儒學的重振（牟鐘鑒、顔炳罡、趙法生等人的源書院的經驗很值得重視），又包括城市社區儒學的建設（鄭州本源書院楊冰等人的經驗值得推廣），即是使中國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義之道，透過廣大城鄉的家庭、學校、小區、企業、機關等現代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通過冠婚喪祭之家禮等宗教性的儀式，在每個國民的心中紮根。

民間儒學是多樣的，它與各宗教的活動，包括外來宗教的傳教活動形成健康的互動，保持文化的主體性與生态平衡。儒家學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間去，弘揚儒學，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為民間儒學、生命儒學。

二、親情倫理和社會正義

為什麼要談親情倫理和社會正義？這是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刑法等仍沿用了革命法思維，不許“親親相隐”，人為地讓所謂“反革命”的家屬陷入了兩難困境，傷害了作為人類社會基石的親情倫理。文革中釀成了大量父子相殘、夫妻反目的慘劇，直至今日仍令人不寒而栗。可是，部分傳統文化的批評者們，仍在厚誣儒家親情倫理是現實腐敗的根源。從2002年以來，我和我的同道針對這一論調，與之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先後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出版了多部論文集。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親親相隐”是儒家針對兩難倫理困境苦心孤詣尋求到的解決之道，在護持人類社會的倫理基礎的同時，盡可能彰顯了社會公正，并在曆史中起到了保護私領域、反抗國家強權的重要作用。儒家對于公與私、公德與私德、公利與私利的看法，不是俗流所貼上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标簽所能涵蓋的，儒家有大量關乎經濟、政治分配正義的論述，有大量關于開放教育與政治的論述，在曆史上産生出荒政、救濟、分權、制衡、監察等制度與實踐，也與當代西方正義論所喜談的“對最不利者的最大關懷”、“機會平等的公義”等都有相通之處。

因此，我和許多法學家、法律工作者一道呼籲，要修改現行刑法、民法、行訴法等有關條文，接上容隐制的傳統與現代人權觀念，保障公民的親情權與容隐權。我起草并交我的同事、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提交了以恢複容隐制為内容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議案。在衆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免除了強迫被告人近親屬出庭作證的義務，“親親相隐”精神在《刑法》（修正案）中得到初步、部分的體現。雖然仍不滿意，但已走了第一步。

三、儒學現代化和文化主體性

為什麼要談儒學現代化與文化主體性？這是因為“五四”以來單線進化和新舊二分的文化立場仍大行其道，許多人對儒學缺乏真切的了解，人雲亦雲地将儒學、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然而，中華人文精神的特質，恰好在于不與宗教對立、不與自然對立、不與科學對立。儒學和基督教一樣，雖然不能直接開出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但通過批判繼承、創造轉化，她可以更好地轉化并吸納現當代價值，使現代價值健康地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因此，儒學是參與現代化的積極力量。

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是以“仁愛”為中心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的價值系統，其中的内容随時代揚棄，在自覺注入時代精神，改造其内涵之後，當代中國仍必須以此為基礎重建中國人的真正具有内在約束力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精神信仰、終極關懷。在全球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的時代，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要有相當的文化自覺。因此，我呼籲以“仁愛”和“誠信”為核心，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仁愛”與“誠信”不僅是傳統文化的精粹，也是可以與全球文明、宗教對話的核心價值。

“道不遠人”。一方面,儒學始終不離民間社會，儒學也不離現代生活，儒學内部蘊含着中國現代化足資借用的深厚資源，其價值具有經曆現代轉化進而呈現出新的深度和廣度的可能，儒學發展的曆史曾證明了這一點，儒學思想史上的人物，通過他們的人格與慧識，無時無刻不向我們傳遞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們真誠地期許，國人能夠理性、理智地看待我們的傳統，不自外于我們的傳統，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同情的理解，繼承傳統人文精神，以向上的道德追求，疏解金元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等現代生活中的種種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講，“道不遠人”的另一面，就是“人能弘道”。

四、儒學現代轉化的理論和實踐

儒學的現代轉化有諸多領域、層面，有理論與實踐兩大領域，在實踐領域有國家、社會、家庭、個人諸層面。

我們很重視理論層面的建樹，面對現代社會人心的問題，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我們對儒學的精義要旨，需有凝練并創造性地發展，而且還要面對人們的誤解，特别是五四、文革以來的曲解，予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理論層面上，應特别重視儒家政治哲學與治理社會的資源、安邦治國之道，生态環保智慧，人生修養的體驗等，結合現代性的理論與實踐，加以檢讨與推進。儒家的内聖之學與外王之學可以因此而得到新生。

我認為，儒學資源還有待我們發掘，以用于當今。例如如何理解傳統政治哲學固有的話語體系，如天命、天德、天下、天人，王道、王權、王聖、霸王道雜之，仁政、民本、革命、道義、禮法、公私，封建制、皇極、國家、社會自治。傳統儒家社會的社會空間很大，政府很小，在這些方面應有更深入的研究。

牟宗三先生在上一世紀50年代的新外王三書中，對民主政治之于中國的必要性、緊迫性，比之今天的我國中青年學者們的實際感受要強烈得多。民主政治雖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畢竟是相對來說最不壞的制度。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權在民，人民自由表達決定自己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意願，人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私權，比如思想權、言論權、自由遷移權、财産權、生命權等得到保障；民主政治制度對國家政治權力與社會财産的分配與再分配，要求一依憲法與法律，有監督與制約的機制，相對公開透明也相對公正。

同時，民主政治要求有相對大的社會空間，有充分的民間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民間自治的程度較高。以上這些方面，儒家文化與儒家型社會有自己的優勢。牟先生并不是簡單直接照搬西方的價值與制度，他肯定道統、良知的指導與參與，強調攝智歸仁，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淺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與“民主政治”的弊病的發生。

通過康德的倫理與政治的理論架構，使儒家心性之學與自由主義溝通對話，進而形成某種共識，在理論上是可能的。當代新儒家的理路是，在人的主體心性中，發掘普遍的道德法規，并透過康德式的論證，由倫理通向政治，建構普遍法則之治的法治論述。政治應是道德的政治，而且是在倫常生活中展開的，這才是不悖人性的。倫理教化涉及更為根本的人的德性的成長，高于憲政民主的目的，但絕不會違背，反可以保證憲法肯定的人權、民主的形式的普遍性。牟先生既強調了民主政治架構之于道德的獨立性，又在最終層面強調道德對于民主政治的指導。

我們的生态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各地的霧霾特别嚴峻。環境污染，生态系統失去平衡，是目前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而其哲學根源則在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本的對待自然界的生态倫理觀。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儒釋道三教，乃是一種超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深層生态學，正可以對治此種現代化弊病。

先秦儒家對生态系統的認識是在容納天、地、人、神諸多要素的“天地”概念下展開的，這是一種整體論、系統論的觀念，以“和”為條件的不斷創生是他們對這個生态系統的根本認識。他們對“天地”的創生現象持有價值判斷的觀念，肯定天地萬物皆有内在價值，要求一種普遍的生态的道德關懷，而他們對人性、物性的辨證認識又同時清楚地表明了一種生态倫理的等差意識，或曰不同倫理圈層的區分意識。從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看，生态倫理作為一種新的倫理範式其确立的基礎必須建立于對人性的重新反思之上。

近20年來，海内外學者的交流互動十分頻繁，相互啟發，推動了學術創造。西方反本質主義、反普遍主義的思潮也影響到漢學界。誠然，我們充分肯定這些學者的思考及其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把中國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歸結為關系主義、角色倫理。否則，就會消解儒學深層的超越性與終極性。此外，已故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對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熟人社會”的一套講法也是有限度的，無限放大了，就會看不清傳統社會與儒學的優長，以為傳統儒家理念隻限于私德，無助于現代陌生人社會中公民道德的建設。

關于儒學現代重生在實踐領域的諸層面：在國家層面，應有文化自覺，在指導思想上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為主，推動全民教育，首先是在體制内的教育中，在國民教育層面，回到以儒家教養為中心的四書教育上來。在社會層面，在城市社區與農村鄉鎮，把弘揚傳統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規範冠婚喪祭之禮，适當恢複民間組織與民間信仰，倡導民間書院及自由講學，逐步複興民間社會與民間自治。同時積極建構公司文化，恪守職業倫理。在家庭層面更是要自覺複興孝道，建設和諧家庭，在個人層面上堅持君子人格，強調知行合一。

我國需重建真正具有内在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即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标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于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于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于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這些價值至少對于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儒家若幹價值觀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則，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等普世價值，不乏溝通之處，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完全可以整合起來。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

在法治社會的前提下，構建現代文明，建設公民社會的倫理體系，需要傳統思想資源特别是儒學的支撐。當前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官員、教師、高級管理人才的心性修養與人格培養；二是普通國民的倫理底線與道德素養。傳統文化的教養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義。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與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總的、長久的。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與溫、良、恭、儉、讓的品行來美政、美俗，養心、養性，是曆史上儒家教育的傳統，值得我們借鑒，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會之公民道德的建設之中，這也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文明的現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王陽明強調說：“良知隻是個是非之心”，（《傳習錄》下）又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傳習錄》中《答聶文蔚》）又稱“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恻怛，便是他本體。”（《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顯然，良知就是至善本體當下朗現于是非知覺之中。這種是非知覺（自然靈昭明覺）必然蘊含着人決定一個道德選擇的方向，應當如何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天理。陽明又說：“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甯複有超然于體用之外者乎？”（《傳習錄》中）很明顯，良知就是至善本體在是非知覺上的當即呈現與當下辨别，或者說是由對是非知覺當下判斷所體現的至善本體。在我國重新複興緻良知教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郭齊勇，中國哲學史家，beat365体育官网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山東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獎、湯用彤國學獎獲得者。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主要著作有《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史》《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等。

文章來源：《東方哲學》第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