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文明對話論叢01：我們的文明觀》

作者：吳根友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2021年5月

“文明對話論叢”總序

文|吳根友

在全球化的語境裡，談論“文明對話”一事，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這裡既涉及“文明”一詞在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中的語義差異，對話的過程中發生的語義偏差；更重要的是文明的承載者的複雜，作為文明承載者的民族、國家，與作為小團體、個人的承載者，他們的言說方式有很大的區别，因而其對話的效果與結果也大不相同。每個個人都不能代表一個文明，然而有資格作為文明代表的國家、民族，又總是通過一些具體的個人來表達他們的“文明”。因此，作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式、方法之一的“文明對話”活動，其理想與目标是美好的，然而一旦付之于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則将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與阻礙。

人類文化的曆史很長，然而人類從野蠻的狀态進入到文明的狀态，實際的曆史過程卻很短。而即使在邁入了所謂的“文明”門檻之後，人類的很多行為并不合乎“文明”一詞的内在要求。遠古氏族社會之間的厮殺，将戰敗的異族首領的頭顱制成酒杯，是經常性的事情。世界範圍内的遊牧與農耕文明之間的反複争戰，大規模的搶劫與殺戮，一次次地推翻不同的王朝，那種殘酷與血腥，在不同民族的曆史與傳說中都有記載。近四百年來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在世界範圍内的殖民、掠奪、殺戮，并假借“文明”的名義對被征服者冠以落後、野蠻的稱謂，不僅在肉身方面侮辱、殺戮他們，而且在精神與文化上侮辱、踐踏他們。“文明”與“文明”之間，戰争、沖突、征服是常态，而對話、交流、互鑒則往往是短暫的、臨時的。而正是這些短暫的文明間歇期，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帶來無法估量的積極作用。

20世紀50年代以後，伴随着大國的競争，核武器的出現，人類大國之間的文明競争出現了新的均衡态勢。20世紀90年代，伴随着蘇聯的解體，國際之間大國的競争出現了“一超多強”的新局面，而作為“一超”的美國社會反而擔心世界格局會朝向不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代表美國國家利益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說，預言未來國際社會之間的戰争将會在文明的斷層線之間發生，民族國家的沖突會讓位于“文明沖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發動的幾場海外戰争，實際上并非什麼“文明的沖突”，而隻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不同地區與當地的民族、國家的利益主體發生的沖突而已。文明之間并沒有什麼沖突，一些國家隻是假借“文明”的名義而發動戰争，實際上是在争奪國家的利益而已。而作為現代社會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其所謂的國家利益也隻是極少數資本集團的利益而已。

回顧秦漢以後傳統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交流與交往的曆史，文明之間的和平交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由傳統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開辟的“絲綢之路”（或曰瓷器之路），各民族之間的茶馬之路，其主流就是一條“文明對話”的和平之路。鄭和下西洋，帶到世界各地的也是和平的福音與商業貿易互利的福祉。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耶稣會傳教士來華傳教，中國文化則借助傳教士帶回歐洲，這個将近一百三十年多年的中歐文明交流史，其主流也是和平的文明對話、交流、互鑒的曆史。隻是由于當時羅馬教廷堅持保守的傳教政策，幹涉當時中國的内政，改變了利瑪窦當初提出的正确的傳教路徑，才導緻了中國與歐洲文明交流的中斷。當然，也由于當時中國清政府的乾隆皇帝昧于對世界發展大勢的認知，幾次拒絕英國政府提出的商貿往來請求，才導緻了中國社會與現代工商業文明發展大勢的脫節，最後被資本主義的列強用炮火打開國門、喪權侮國，讓文明古國遭受了列強一百多年的蹂躏。直到1949年10月，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在政治上初步地站立起來，逐步擺脫被資本主義列強，以及其他強國歁侮的命運。

改革開放的中國，經過四十餘年的努力，讓古老的中國重回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以一個現代的文明型國家屹立于現代世界各民族國家之林。當代中華民族總結自己民族的發展曆史，借鑒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特别是吸取20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與教訓，尋找一條既适合于中國自身，也将會給世界帶來福音與福祉的和平發展之路，倡導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與互鑒，努力探索并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需要對話、交流與理解。“地球村”的實際自然處境将人類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除非人類不想以集體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仍然肆意地破壞地球的環境，甚至發動核武器戰争。否則，各大文明之間就隻能采取和平的對話、交流與互鑒，以增進人類的福祉。雖然目前人類的文明之間有“種差”與“代差”（如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但隻要本着“人類共命運、同呼吸”的基本共識，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的同時，放棄古老的“異教徒”觀念，堅持以“對話”的方式展開各種形式的交流，則人類的前途将會逐漸走向光明的境界。

戰争可以發洩不滿，但絲毫不能給戰争的雙方帶來自己想要的東西，隻會給對方送去流血、死亡與痛苦，隻會增加相互之間的怨恨與敵視。以民族、國家為承載者的文明之間展開對話，其道路漫長、曲折，絕非一帆風順，甚至還會出現誤解。但隻要行駛在“對話”的正确道路上，民族、國家之間的一些誤解就會伴随着交流的深入而慢慢地化解。人類的文明能夠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其主要功績還是得力于文明之間的和平交流與互鑒。

三十多年前，當杜維明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用英語向世界提倡“文明對話”的主張時，應者寥寥，而正當其時的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說，甚為熱鬧。三十多年過去了，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與福祉而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越來越遭到更多學人與社會學家、政治家的批評，而“文明對話”的主張越來越受到更多學人與政治家的青睐。這種帶有戲劇性的曆史轉換，不是因為“文明對話”的理論有多麼高深，而隻是因為這一理論主張合乎人類一體化的共同命運，能給一體化的人類世界帶來和平的福音與生活的福祉。今天，我們在中華的大地上，接過杜先生當年提出的主張，将“文明對話”作為一項學術事業加以推進，希望能夠得到更多關懷人類前途命的學人與其他有識之士的支持與幫助。

願我們的《文明對話論叢》輯刊，能為增進人類的福祉盡一份屬于自己的綿薄之力。

是為序。

吳根友

2021年1月

《我們的文明觀》

（《文明對話論叢》第一輯）序言

文|吳根友

泛觀漢語學術界，談論“文明對話”的文章與論著，數目不少，但直接以“文明對話”為主題的期刊或輯刊，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還沒有發現。作為一個新生兒，本輯《論叢》并不漂亮，可能還有點醜陋，但我相信，随着時間的推移，特别是日後不斷得到學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輯刊慢慢會變得越來越可愛，終會在不久的時間裡成長為美少年。

本輯《論叢》包含以下三主題，其一是“文明對話”的理論問題，主要收錄了趙鼎新教授的長文與本人的一篇論綱式的文章。趙老師以“鑲嵌性”為核心概念，較為仔細地讨論了“文明對話”的主體、環境與背景的具體性、以及對話的文本、弱勢文明的聲音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問題。本人的兩篇小文涉及兩個主題，一是以提綱的方式考察了“文明”叙事的類型學問題；二是較為集中地考察了杜維明先生的“文明對話”理論，并嘗試提出了從“文明對話”到“對話文明”的理論構想。其二是比較哲學視野下的宗教、哲學與中西美學等問題，收錄了幾場“文明對話”實錄。這裡涉及了比較哲學與文明對話的關系問題，中國宗教與歐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異同問題，不同民族的“軸心時代”文明對于後來的影響，中西美學的特點與共性問題，儒釋道三教對于亞洲文明的貢獻和中華禮制對亞洲文明的貢獻，何謂“觀念上的亞洲”，以及從“亞洲文明”如何發展出“文明的亞洲”諸問題。其三是“大河與文明”的問題，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問題。因為人類的幾大文明的發源都與大河有關。後面希望推出“大河與文明”的專欄，特别感謝馮天瑜先生為《論叢》賜稿，開此問題研讨之先河。

最後，本《論叢》收錄了吳根友教授2020年刊發的一篇文章，專門讨論了王夫之的“文明”史觀。收錄此文的目的是想表明，具有近代意義的“文明”問題在中華民族17世紀的哲人思想中就已經萌發了。福澤渝吉的《文明論概略》可以看作是近代亞洲人文學術界第一本有關文明問題的專著，但對于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文明”問題的思考，其實在亞洲的中國最先萌發。而此時的歐洲因為耶稣會傳教士帶回了大量中國文獻，又正值歐洲的資本主義處于蓬勃發展之時，對于“文明”以及中華文明問題展開了極其熱烈的讨論，萊布尼茲、沃爾夫、伏爾泰、魁奈等人對中華文明均持有較高的評價（雖然片面）。孟德斯鸠對中華文明是批評與肯定并存。而王夫之在幾乎不了解歐洲文明的情況下，對中華文明的未來前途表現出了深層次的憂慮，可謂是孤明先發，表現出哲人的深邃與前瞻眼光。

“文明對話”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理想。如何在社會實踐中以學術的方式來展開這一宏偉的事業，目前可以說沒有現成的案例可學，隻能是按照民間的諺語所說的那樣：“草鞋無樣，邊打邊象”。此句中的“象”字乃一動詞，即通過想象，或者說根據實踐不斷調整當初的心中想法，以之成為一個真實的“草鞋”。我們希望通過“文明對話”的實踐，也通過不斷地總結人類文明對話的曆史經驗，讓“文明對話”這一人類的偉業從自在的實踐狀态，逐步變成一種全面自覺的精神現象。這件偉業肯定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大群具有家國情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情懷的學人，踵事增華、不斷努力，才能逐步展開這一偉業。本《論叢》算是這一全面精神自覺的開端。

種子既然已經破土發芽，剩下的事情就是呵護、培育，讓它成長。我們期盼學界同仁共同助推“文明對話”這項生生不息、造福衆生、利樂有情的文化事業。我們在此也特别感謝促成此輯面世的衆多學界大德的支持與衆善緣助力。文明對話，将是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一條康莊大道，它将引導人類走向對話文明的光輝未來。

(編輯：鄧莉萍   審稿：嚴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