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國共産黨人最初對哲學有着不同的看法，進而以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内容和中國共産黨的哲學根據，再而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史觀發展為辯證唯物主義；毛澤東由此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使辯證唯物主義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使中國共産黨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線，形成了自己的哲學基礎。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建黨100 周年；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唯物史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毛澤東；

回顧中國共産黨的百年曆史，總結中國共産黨的成功經驗，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經驗，就在于中國共産黨有着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将其中國化的悠久傳統，經過不斷探索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哲學基礎。這個哲學基礎，構成了中國共産黨思想基礎的最核心内容，為中國共産黨人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使中國共産黨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線，使中國共産黨人擁有了戰勝艱難險阻、赢得偉大勝利的“看家本領”，成為中國共産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顯著特征。然而，這個哲學基礎的形成并非易事，是中國共産黨人艱辛探索的思想結晶和理論成果，其中涉及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如何看待哲學在20世紀的存在、作用與發展？如何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于中國共産黨的意義？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涵？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如何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正是由于中國共産黨人在不斷的探索中回答和解決了這些問題，才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才擁有了自己的“看家本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之際，對黨的哲學基礎的形成過程進行深入反思和認真總結，其意義不僅在于回顧和展現中國共産黨人精神世界的曆史，而且還在于進一步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運動，加強中國共産黨人的哲學素養和思想建設。

一、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對哲學的不同看法

距今一個世紀前，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南陳北李”号召下集合起來，開始創建中國共産黨、發起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時候，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了解和把握，是從唯物史觀開始的。這些先驅者雖然都認同唯物史觀，主張以此作為黨的思想旗幟，但卻對于哲學在20世紀的存在、作用與發展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對于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哲學、唯物史觀是不是哲學等問題也存在着明顯的分歧。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大概是很難想象和理解的；但在百年之前，由于中國哲學剛剛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由近代形态轉變為現代形态，現代形态中國哲學如何在20世紀開展尚在初步的探索之中，哲學要不要作為形而上的觀念形态繼續存在，确實是當時中國哲學界所熱烈探讨的一大問題。這種對哲學的不同看法，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使他們在認同唯物史觀的同時又對唯物史觀産生了不同的理解。中國共産黨在幼年時期，不僅在政治上表現出不成熟，而且在思想上表現出不成熟。

在當時，一部分中國哲學家深受西方哲學中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力主現代形态中國哲學走科學化、實證化道路，成為與實證自然科學相類似的學問。這種科學主義的哲學走向，在嚴複開創現代形态中國哲學時，就已鮮明地表現出來。新文化運動對“科學”新價值觀的大力倡導，進一步促成了以丁文江、胡适、王星拱為代表的經驗論科學主義的興起，把哲學科學化、實證化的主張推向極端。這種科學主義的哲學走向，在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最有代表性者莫如黨的主要發起者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陳獨秀本是新文化運動中“科學”新價值觀的首倡者，從運動伊始就标榜“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主張以實證自然科學取代哲學，認為“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1921年6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題為《答皆平》的通信，專門談了自己對哲學的看法。他說：“不但中國，合全世界說，現在隻應該專門研究科學，已經不是空談哲學的時代了；西洋自蘇格拉底以至杜威、羅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師以至達哥爾（即泰戈爾——引者注），中國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為、章炳麟，都是胡說亂講，都是過去的夢話。今後我們對于學術思想的責任，隻應該把人事物質一樣一樣地分析出不可動搖的事實來，我以為這就是科學，也可以說是哲學；若離開人事物質底分析而空談什麼形而上的哲學，想用這種玄杳的速成法來解決什麼宇宙人生問題，簡直是過去的迷夢，我們快醒了！”在這裡，陳獨秀雖然主要是不贊成“形而上的哲學”，但實際上是隻承認科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而否定了哲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在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中，鄧中夏也持相似的觀點。他說：“自從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達之後，哲學的地位已經被這些科學取而代之了。哲學的所謂本體論部分——形而上學，玄學鬼群衆藏身之所——已被科學直接的或間接的打得煙消灰滅了。現今所殘留而頗能立足的方法論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學的花衣，或者受過了科學的洗禮”。他由此而認為：“哲學已是‘壽終正寝’，索性把哲學這一個名辭根本廢除，免得玄學鬼像社鼠城狐一樣，有所憑借，有所依據。”鄧中夏對哲學的否定态度，比陳獨秀還要堅決。

正是這樣，一些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哲學劃清界限，認為唯物史觀并不是哲學。對中國共産黨的創建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李漢俊就持這種看法。他在《唯物史觀不是什麼？》一文中指出：“‘馬克斯（即馬克思——引者注）是不是哲學家？馬克斯底學說是不是哲學？’這是馬克斯批評家們所熱心議論的問題，也是各學者們意見分歧毫不一緻的問題。但馬克斯和因格爾斯（Engels）（即恩格斯——引者注）自身對于這個問題卻答複得很明白，據他們底意見：所謂哲學，到了赫格爾（Hegel）（即黑格爾——引者注）就達到了極頂，自此以後，哲學底地位就由科學替代了。福伊爾巴哈（Feurbach）就已經說過：‘我底哲學是無哲學。’馬克斯、因格爾斯，也不過是由福伊爾巴哈底這個态度更進一步，用具體的科學替代了抽象的哲學，成就了福伊爾巴哈這主張罷了。……馬克斯底學說不是抽象的哲學，乃凡具體的科學，而又是一切哲學底後繼者。”在李漢俊看來，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也就是全部哲學發展的終結，因此馬克思主義不是“抽象的哲學”，而是“具體的科學”。由此來看唯物史觀，他不僅明确地認為“唯物史觀不是哲學”，而且特别地強調“唯物史觀不是哲學的唯物論”。李漢俊說：“有許多人把馬克斯底‘唯物史觀’混為哲學的唯物論，這是絕對的錯誤。唯物史觀是論精神如何随社會狀态、随生産方法、随生産器具、随勞動、照一定的軌道而進的問題的，哲學的唯物論是肉體與精神、物質與心靈、神與世界的事情的。唯物史觀是間或一時期發生若何思想是什麼道理的，哲學的唯物論是要解答思想與物質間的關系如何，思想底起源如何的問題的。這兩者之間有絕對的區别，是不可互相混同的。”因此，他把唯物史觀稱為“馬克斯科學”，認為“馬克斯科學，就叫作‘唯物史觀’，亦叫作‘辯證法的唯物論’或‘進化的唯物論’”。李漢俊的這篇文章，今天保存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中，從一個方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理解。

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國哲學家不贊成這種科學主義的哲學走向，認為哲學作為形而上的觀念形态不可能為科學所取代，在20世紀仍然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仍然值得重視和研究。例如，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楊昌濟就認為哲學極為重要，不是實證自然科學可以取代的，因而大力提倡哲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1914年，他發表《勸學篇》一文，就把哲學作為“勸學”的一大要務，稱：“哲學者，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哲學思想，欲改造現在之時代為較為進步之時代，必先改造其哲學思想。吾國近來之變革雖甚為急激，而為國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實尚未有何等之變化。正如海面波濤洶湧，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靜。欲喚起國民之自覺，不得不有待于哲學之昌明。”1916年，楊昌濟發表長文《哲學上各種理論之略述》，論析西方近現代哲學從認識論到本體論的各派理論，對全面了解西方近現代哲學的開展與走向有着重要的意義；1920年，楊昌濟逝世後，李石岑又将此文在《民铎》上再次連載，可見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今天看來，楊昌濟這些著述及其思想産生的真正影響，嚴格說來，不是在當時的中國哲學界，而是在他的最得意的學生毛澤東和蔡和森身上。

在楊昌濟的影響下，毛澤東和蔡和森都是關注哲學、愛好哲學的新青年。1917年，青年毛澤東在緻老師黎錦熙的信中即言：“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禦矣！”又進而就“立志”問題談到哲學的重要性：“志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于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鹄，再擇其合于此鹄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因此，青年毛澤東主張“隻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讨”。這個“大本大源處”，就是研究哲學以求“宇宙之真理”。因此，他主張通過“普及哲學”，使“人人有哲學見解”。正是這種對哲學的重視和關注，使毛澤東和蔡和森在參與中國共産黨創建時，在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中最先思考和探讨了黨的哲學基礎問題；更使毛澤東在成為中國共産黨的最高領袖後，始終都重視和強調在共産黨員和人民群衆中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楊昌濟作為著名教育家和哲學家的最大成功之處。

二、發現“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由于一些中國早期共産黨人，特别是當時中國共産黨的主要發起者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隻承認科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而否定哲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甚至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哲學劃清界限，這就使得在中國共産黨創建時期的文獻中，很少有涉及黨的哲學基礎的内容。唯有關注哲學、愛好哲學的毛澤東和蔡和森，在往來于法中兩國間的書信中，十分認真地探讨了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1920年年初，蔡和森到達法國開始勤工儉學，随即以“猛看猛譯”的勤奮刻苦精神，鑽研馬克思主義原典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對法文版馬克思主義文獻進行搜集、研讀與翻譯，很快就譯出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較系統深入的了解。據同一時期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李維漢回憶，約在這年8月與9月間，他就閱讀了蔡和森翻譯的《共産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産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書。蔡和森也由此成為新民學會中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也就在1920年的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寫了兩封長信給毛澤東，詳細闡發自己對“主義”的選擇，明确提出建立中國共産黨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中國革命。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産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在後一封信中，他對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進行了思考，指出：“現在世界顯然為兩個敵對的階級世界，學說亦顯然劃了鴻溝。自柏拉圖統禦以來的哲學思想，（人生哲學，社會哲學）顯然為有産階級的思想。其特點重理想輕生活，重精神輕物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産階級的思想。以唯物史觀為人生哲學社會哲學的出發點，結果适與有産階級的唯理派相反，故我們今日研究學問，宜先把唯理觀與唯物觀分個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陣。”他所反對的“唯理派”和“唯理觀”，就是今天所說的唯心主義。蔡和森進而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經驗指出，共産黨領導革命必須以唯物史觀為其思想先導，在信中列出了一個公式：“俄社會革命出發點=唯物史觀。”對蔡和森的兩封來信，毛澤東都進行了認真思考，并先後回信予以明确的呼應和支持。特别是對蔡和森後一封來信，毛澤東評價尤高。在1921年1月21日緻蔡和森的複信中，他熱情洋溢地寫道：“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對蔡和森關于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的看法，毛澤東尤其深表贊同，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毛澤東的這一論斷，雖然十分簡明，但卻意味深刻。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吾黨”，指的是正在籌建中的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共産黨創建史上，最早使用“吾黨”概念的是陳獨秀。1920年8月，在共産國際幫助下，陳獨秀發起和領導的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立；在後來的中共黨史書寫中，這個最初的黨組織被稱為中國共産黨上海發起組，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發起和籌備的。與之同步，陳獨秀實現了《新青年》編輯部的改組，指派中共最早的黨員陳望道、李達、沈雁冰（茅盾）、李漢俊進入并主持了編輯部；因而《新青年》從這年9月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實際掌握的理論刊物，這也是中國共産黨掌握的第一份理論刊物。陳獨秀在這一号《新青年》上發表《談政治》和《對于時局的我見》兩篇文章。《談政治》的亮點在于集中地闡發了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于時局的我見》的亮點則在于提出了“吾黨”概念，并闡述了“吾黨”的政治主張，宣稱：“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這裡的“吾黨”，顯然是指正在陳獨秀領導下秘密籌建中的中國共産黨，但當時的一般人們并不知曉這個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澤東由于受陳獨秀之邀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活動，因而了解陳獨秀所用“吾黨”概念的含義，并在緻蔡和森的信中也如此使用。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信中明确地告訴自己的好友：“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與當時黨的其他創建者相比，毛澤東的獨到處、高明處和貢獻處，首先就在于提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明确地主張中國共産黨應當有自己的哲學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唯物史觀。

毛澤東還在信中揭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特點，這就是立足于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在這裡，他發揮了蔡和森的“把唯理觀與唯物觀分個清楚”的主張，進一步提出了以是否立足于事實而得到證實作為劃分唯理觀與唯物觀的界線，認為唯物觀因為立足于事實而“能證實”，唯理觀則由于不立足于事實而“不能證實”。這裡的“能證實”或“不能證實”，也就是能否得到現實的實踐和經驗的支持。毛澤東進而以無政府主義為例，說明了何謂“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他說：“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産分配管理等），與一個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隻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不是故為曲說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這就以近代工業組織的實踐活動，來說明無政府主義國家理論由于不立足于事實而“不能證實”，因此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在毛澤東看來，唯理觀正如同無政府主義那樣，由于不立足于事實而“不能證實”；唯物史觀則恰恰相反，是立足于事實而“能證實”的唯物觀。

由此可見，毛澤東說的“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确實是發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于中國共産黨的極端重要性，代表了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确認識。正是這樣，毛澤東對這些法中兩國間的來往書信十分珍視，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時都加以收錄，并對一些書信加了提示性标題。對蔡和森的這封信，他加的提示性标題最為醒目：“共産黨之重要讨論”。盡管這些往來書信隻是好友之間的思想交流，即使收入《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以後，閱讀者大概也不會超出新民學會的範圍，但由于毛澤東、蔡和森和新民學會在中國共産黨創建中的重要作用，更由于後來毛澤東對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形成作出了決定性貢獻、領導中國共産黨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他們的這些思想交流确實成為具有中國曆史裡程碑意義的重要讨論，他們的這些通信也成為至今能看到的探讨黨的創建問題的最重要文獻。毛澤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瞻遠矚、宏才大略，也由此可見一斑。

三、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從哲學上重視唯物史觀

毛澤東和蔡和森關于中國共産黨哲學基礎的探讨，在當時并沒有産生大的影響。在這方面産生了大的影響、使中國早期共産黨人獲得對哲學的新認識新理解的啟蒙者，則是當時與陳獨秀齊名的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也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發起者和早期領導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已經定格于中國共産黨百年光榮曆史的書寫中。但是對哲學的理解、對唯物史觀與哲學關系的理解、對哲學之于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理解，李大钊都有自己獨到而深刻的思考和專門的闡發，表現出與陳獨秀明顯高明的地方。

在實證自然科學發達昌明的20世紀，人們應當如何來看待哲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李大钊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固然也力主“科學”新價值觀，但卻沒有像陳獨秀那樣，強調以實證自然科學取代哲學，而是相反，認為哲學仍然有其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理由，不會為實證自然科學所最終取代。1923年，李大钊在《史學與哲學》演講中說：“哲學仿佛是各種科學的宗邦，各種科學是逐漸由哲學分出來的獨立國。哲學的領地，雖然一天一天的狹小，而宗邦的權威仍在哲學。科學之所窮，即哲學之所始。兩者的性質上區别雖經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二者的界限，卻并未如長江大河為之截然分界。”1924年，他在《史學要論》一書中說：“哲學的考察與科學的考察，本來不同。哲學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達到某統一的見地，由其見地觀察諸般事物的本性及原則者；而科學的考察，則限于必要時，假定某原則定理，專本于特殊研究以說明某種特定事物的性質及理法者。”因此，李大钊認為哲學在20世紀仍然具有科學所不及的重要作用：“哲學是于科學所不能之處，去考察宇宙一切現象的根本原理的。”“吾人于科學之外，還要哲學，還要攻究世界的原理就全體而與吾人以統一的智識關于一切事物為根本的說明之哲學。”這就通過對哲學與科學關系的梳理，闡明了哲學在20世紀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理由，指出了哲學不會為科學取代的曆史走向。

在哲學諸分支中，李大钊最重視的是曆史觀。他從史學與哲學的聯系上，對曆史觀問題作了較深入的闡發，強調曆史觀本質上是對曆史的哲學思考。李大钊說：“吾茲之所謂曆史，非指過去的陳編而言。過去的陳編，汗牛充棟，于治史學者亦誠不失為豐富資考的資料，然絕非吾茲所謂活潑潑的有生命的曆史。吾茲所雲，乃與‘社會’同質而異觀的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會，縱以觀之，則為曆史，橫以觀之，則為社會。橫觀則收之于現在，縱觀則放之于往古。此之曆史，即是社會的時間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識，都依他為事實，一切史學的研究，都以他為對象，一切史的記錄，都為他所占領。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紙，不是陳編，乃是亘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對于此種曆史的解釋或概念，即此之所謂曆史觀，亦可雲為一種的社會觀。”這就是說，曆史觀實是對曆史上的社會生活作一種總體性和形上性的理解和闡釋，這是一種哲學性質活動的産物。正是這樣，李大钊進而指出，曆史觀并不是在一般的曆史研究中就可以産生出來的，而是由哲學家對曆史作總體性和形上性的思考所提出的。在《史學與哲學》演講中，李大钊說：“史學家的曆史觀，每淵源于哲學。”他在《史學要論》一書中談到史學與哲學的多種聯系時，就專門列有一條：“史學家恒由哲學得來曆史觀”，并認為“哲學實為可以指導史的研究、決定其一般傾向的曆史觀的一個主要的淵源”。總之，在李大钊看來，曆史觀在本質上屬于哲學的範疇。

因此，李大钊又把曆史觀稱為曆史哲學。在《史學要論》一書中，他對曆史哲學在哲學與曆史學之間的定位作了細緻的論析。李大钊說：“曆史哲學是由統一的見地而觀察曆史事實者，是依哲學的考察，就人生及為其産物的文化為根本的說明、深透的解釋者。”這就是說，曆史哲學一方面與曆史學相聯系，另一方面又屬于哲學的内容。因此，他既反對把曆史哲學與哲學分開，認為“在嚴密的意義上的曆史哲學，不當視為屬于一個特殊科學的史學，當視為構成哲學的一部分者”；又強調曆史哲學不能脫離曆史學，認為“嚴正的曆史哲學與曆史科學間的關系，恰如嚴正的自然哲學與物理學間的關系”。這種曆史哲學與曆史科學的具體聯系在于：“曆史哲學，有時要借重曆史科學研究的結果，利用其所供給的材料；曆史科學，研究到根本問題的時候，亦要依據曆史哲學所闡明的深奧高遠的原理，以求其啟發與指導。”李大钊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故吾人于曆史科學之外，承認為哲學組織的一部之曆史哲學存在，承認二者不可偏廢。研究曆史哲學，是哲學家的責任；研究曆史科學，是史學家的責任。然二者之間，固有極密切的關系，其互相輔助互相資益的地方甚多。”具體到唯物史觀，李大钊認為也當如此看待。他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曆史觀的一種”，本身就是對曆史的哲學思考。他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很受海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就是曆史觀是從哲學思想來的明證。”因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其實也就是馬克思的曆史哲學。在《史學思想史》講義中，李大钊即明确地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稱為“馬克思的曆史哲學”。在他看來，唯物史觀作為曆史哲學的一種，就不同于一般形而上學，不是一種純思辨的玄想，而必須與具體的曆史科學相聯系，必須依據曆史科學研究的成果及其所提供的材料。李大钊進而指出，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内容，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其階級鬥争理論、剩餘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都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前提。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即“徹頭徹尾以他那特有的曆史觀作基礎”；而“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考他的社會主義，簡直的是不可能”。這樣一來，李大钊就通過對哲學的理解、對唯物史觀與哲學關系的闡發，說明了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的曆史哲學之于馬克思主義的意義。

在中國早期共産黨人中，深受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影響的瞿秋白也十分重視哲學，不僅把曆史觀視為哲學的重要内容，而且強調要從宇宙觀來理解哲學，包括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唯物史觀。1923年，瞿秋白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國共兩黨聯合主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系主任，開始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哲學概論”等課程，并在授課基礎上撰成相關講義，交由上海書店出版。在《社會哲學概論》講義中，瞿秋白對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系統闡發。在他看來，哲學不僅古已有之，而且在科學各門類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後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空間。他說：“實際上哲學并沒有什麼高深，最初不過是一切智識的總稱。随後智識漸漸分類、綜合、組織而各成系統，就發生種種科學，——從哲學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僅僅是方法論和認識論。于是初民的常識一變而成‘深奧微妙’的玄談，——這也不過表面上看來是如此。科學分工的結果，使哲學漸漸能成為綜合一貫的智識，有統率精神物質各方面的智識而求得一整個兒的宇宙觀之傾向；更因科學進步而智識系統日益嚴密，于是哲學——所謂‘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由此而進，瞿秋白向中國人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正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發現了曆史變動的“現實的物質基礎”，從而揭示了“曆史是階級鬥争的曆史；相鬥的階級都是生産和交易之關系的産物”，形成了“唯物哲學之曆史觀”。因此，他認為：“社會哲學——現代的社會之綜觀及将來的社會之推究，應當：（一）先從哲學上之宇宙根本問題研究起；（二）繼之社會現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進于社會主義之解說。”這就是說，隻有首先說明本體論問題，才能深入說明曆史觀問題；隻有先講清楚辯證唯物主義，才能講清楚唯物史觀；隻有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才能由空想成為科學。在瞿秋白看來，“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尤其應當細細的考察這唯物主義的互辯律的哲學，——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這樣一來，他就把辯證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從邏輯上貫通了起來。

在李大钊、瞿秋白作出這些闡發的同時，陳獨秀對哲學和唯物史觀的認識和理解也開始發生變化。1923年11月，陳獨秀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作序總結科學與玄學論戰，從論戰中科學派與玄學派環繞科學與哲學關系問題的論争出發，對哲學的存在、作用與發展進行了反思，指出：“有人把科學略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二類。社會科學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學、社會學、曆史學、心理學、哲學（這裡所指是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不是指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他所說的“有人”，實則是指陳獨秀本人。在這裡，陳獨秀把自己倡導和高揚的科學，由實證自然科學擴大為實證自然科學和實證社會科學；同時把哲學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屬于實證社會科學的哲學，這主要是指“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另一個部分則是不屬于實證社會科學的哲學，這主要是指“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在這兩部分哲學中，陳獨秀肯定和贊成前者，認為唯物史觀是“完全真理”；否定和不贊成後者，認為本體論、宇宙論、形而上的哲學都是玄學家的“胡想亂說”。

盡管李大钊、瞿秋白、陳獨秀對哲學的理解并不相同，特别是瞿秋白和陳獨秀在宇宙觀問題上各持一說，但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哲學，這個哲學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這一點上終于達成了一緻。這樣一來，中國共産黨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聯系，就開始建立并凸顯出來；毛澤東提出的“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也就成為中國早期共産黨人的共識。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唯物史觀到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

中國早期共産黨人從哲學上重視唯物史觀，進一步推動了自五四運動後興起的唯物史觀的傳播、發展和中國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命名的思潮和派别——唯物史觀派。唯物史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學理上對唯物史觀展開了不同維度的闡釋，如李大钊從曆史學維度闡釋唯物史觀，陳獨秀從政治哲學維度闡釋唯物史觀，蔡和森從人類學古史研究維度闡釋唯物史觀，李達以《現代社會學》建構唯物史觀中國化表述體系，瞿秋白從唯物史觀走向辯證唯物主義。他們的這些工作，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早期進程，對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進行了初步的闡發。

唯物史觀派在對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進行初步闡發時，遭遇到一個重大的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都沒有到過中國，他們的理論中不可能包含那麼多關于中國的具體情況和革命實踐的直接指示，那麼作為普遍真理的唯物史觀，如何能夠滿足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殊需要、成為中國共産黨人進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呢？這個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更具體地說，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道難題。

早在1923年，李達就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深感其重要性和緊迫性，由此撰寫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将這個問題概括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論題，明确地提出來加以探讨。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國無産階級對于目前的政治運動，究應怎樣決定，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上并未為中國共産黨籌畫，若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蘭、瑞士、德國共産黨設下的計畫，也可以定出一個政策來。”在李達看來，即使是《共産黨宣言》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也沒有為中國共産黨提供直接的計劃和方案；中國共産黨不可能照抄照搬《共産黨宣言》來指導中國革命，而必須按照目前的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1848年為歐洲各國共産黨人制訂的計劃，從而制定出适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方針和政策。沿着這一思路，李達繼續探索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開始明确提出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問題。1929年，他撰寫的《中國産業革命概觀》和《社會之基礎知識》兩書出版。在前書中，李達明确提出“考慮中國社會問題的特殊性”；在後書中，李達則從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出發，進而提出“考察目前中國的出路”問題。李達的這些探索，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更為鮮明地凸顯出來，使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成為中國共産黨人必須下功夫探讨的重大問題。

李大钊也是如此。他不僅從理論上對唯物史觀進行了介紹和闡釋，而且努力運用這個新曆史觀來觀察中國的曆史和現實，探讨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思考和解答中國問題。他提醒中國共産黨人說：“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詳細一點說，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在他看來，用唯物史觀來思考和解答中國問題，不是要把唯物史觀作為一個公式來套，而是要從中學得馬克思的方法，運用這個方法從現實中探尋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1926年，他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一文的開篇就明确提出了這一點：“馬克思批評當代曆史事實的論文，是無産階級研究馬克思的人們絕好的材料的寶藏。我們現在要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就中國現在的民族革命運動尋求一個顯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讀馬克思當時關于中國革命的論文。從此我們不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們更可以看出他怎樣的應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曆史事實，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後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明确的結果。”這表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于中國革命，是将其作為亂套一氣的公式，還是作為指導實踐的方法，也就是如何處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在李大钊那裡就已經明确提出來了。

毛澤東在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後，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中國共産黨的實際工作，并從1927年起成為黨在革命武裝鬥争第一線的主要指揮員，率領中國共産黨人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同樣遭遇到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因而十分重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通過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來開展中國的革命實踐，并于1929年提出“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曆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又于1930年撰寫了哲學名篇《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告誡中國共産黨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産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毛澤東為此親自深入革命根據地進行調查研究，直接了解各地的具體情況，撰寫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一系列著名調查報告，有力地指導了中國土地革命戰争開展。毛澤東的這些認識中國社會的工作，在今天仍然為中國共産黨人高度評價，正如習近平所說：“毛澤東同志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他的許多調查研究名篇對我國社會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經典之作。”

但是，這種在唯物史觀範圍内的努力探索，還是難以回答和解決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這是因為，這種探索還沒有上升到一般哲學理論的高度，不能運用一般哲學理論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從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隻有從一般哲學理論上說明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才能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真正講清楚作為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能夠滿足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殊需要、成為中國共産黨人進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

這個一般哲學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就是辯證唯物主義。關于這一點，盡管瞿秋白早在1923年就已指出，但隻有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世界興起了唯物辯證法運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唯物史觀移至辯證唯物主義，才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的普遍性認識。在這一運動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翻譯了一批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同各種否定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潮展開了論戰，進而有艾思奇著《大衆哲學》和李達著《社會學大綱》作為标志性成果相繼問世，建構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形态，運用作為一般哲學理論的辯證唯物主義來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本質而深刻的闡明。

艾思奇和李達的這兩部著作，盡管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闡發并不一緻，艾著由本體論而認識論而方法論，李著由本體論而方法論而認識論，但都在強調辯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意義的同時，力主以實踐為基礎從辯證唯物主義的本體論中轉化出認識論和方法論，以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艾思奇指出，“哲學是人們對于世界的根本認識和根本态度”，因而“哲學上的認識和态度，是最普遍的，最有一般性的”；若要闡明辯證唯物主義需要分三步進行：“第一步要先講世界的本身究竟是什麼東西？是物質嗎？是精神嗎？這一步的讨論叫作本體論；第二步講我們是怎樣能認識世界上的一切？這一步的讨論叫作認識論；第三步講世界的一切以及我們人類的思想等等是怎樣變化運動，是依着什麼法則變化運動的？也就是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變化法則是什麼？這一步的讨論叫作方法論。”李達則指出，唯物辯證法就是“世界觀與方法的統一”，不僅“是唯一的科學的世界觀”，而且“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形态，李達更傾向于稱之為“唯物辯證法”，在《社會學大綱》中是如此，在後來主編《唯物辯證法大綱》中亦如此。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李達重視辯證唯物主義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主張從唯物辯證法中轉化出方法論。

關于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關系，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作了着重探讨，指出隻有以唯物辯證法來闡發唯物史觀，在運用唯物史觀時堅持唯物辯證法，才能對唯物史觀作出正确的理解，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這就是：“曆史唯物論是在最一般的大綱上，反映出統一的社會史的發展過程及其發展法則，反映出特殊的、異質的各種社會形态的發展及其轉變的根本法則的理論。在這種處所，一般與特殊之間，成立了正确的關系。”因此，隻有注意處理好具體與抽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問題，才能正确運用唯物史觀來認識社會曆史運動，使之成為認識社會曆史運動的有效方法。李達由此得出結論說：“隻有從科學的認識論出發，我們才能理解曆史唯物論所以能成為社會現象的認識方法即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由。”從對唯物史觀的這一理解出發，李達在探讨中國問題時，十分強調從唯物辯證法中轉化出方法論，處理好中國社會曆史中的具體與抽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問題。為此，他在與《社會學大綱》同時撰寫的《經濟學大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要獲得那種客觀的正确的指導的理論，就必須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經濟的進化之客觀的法則，同時具體的考察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以期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他在這裡提出的“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不僅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原則，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革命實踐、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相結合的根本性原則。李達以唯物辯證法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正是依據這個根本性原則。

毛澤東雖然由于身處革命武裝鬥争第一線而無法直接參與唯物辯證法運動，但這一運動所促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史觀到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之于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的重要意義，很快就為他在勝利結束長征後所發現和把握。在他看來，中國共産黨在土地革命戰争中出現的多次教條主義錯誤，給黨和紅軍造成了災難性的危害；而從思想根源上克服這種危害極大的教條主義，使黨在即将到來的抗日戰争中不再重犯曆史上的錯誤，就需要在黨内進行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和學習，使中國共産黨人從一般哲學理論上懂得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學會處理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1937年6月，毛澤東在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的路線和傳統時指出：“黨還隻有十五年曆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他由此提出了黨的哲學建設的大目标：“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也正是這樣，毛澤東對《大衆哲學》和《社會學大綱》十分重視，不僅自己反複認真研讀，而且還向黨的領導同志大力推薦。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有一次，毛主席看望聞天，便帶了一本《大衆哲學》，毛主席對他說：‘這是一本青年人寫的哲學書，是通俗的書，寫得很好，你可以看看。’聞天感覺到這本書好就好在它寫了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寫了群衆中存在的問題，也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能夠使人從馬列主義思維方法看問題，分析問題。”這則回憶反映了中國共産黨領導層開始形成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共識。

這樣一來，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就開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就是看到了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一般哲學理論，能夠有效地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本質而深刻的闡明，對于中國共産黨的極端重要性。

五、毛澤東“實踐論”的創立與中國共産黨哲學基礎的形成

毛澤東在重視吸取唯物辯證法運動思想成果的同時，并沒有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史觀發展到辯證唯物主義為滿足，而是進一步探索何以能夠更有效地以辯證唯物主義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更本質、更深刻的闡明。正是在這一探索中，毛澤東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

《大衆哲學》和《社會學大綱》建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形态，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闡發雖然不一緻，但都是從本體論出發來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這種邏輯結構的形成，除了理論的原因外，還有現實的原因。這就是在唯物辯證法運動興起的同時發生了唯物辯證法論戰，張東荪從人文主義哲學立場出發，葉青從科學主義哲學立場出發，以相互争論、殊途同歸的形式，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自己的本體論，這對當時中國人正确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這就使得艾思奇、李達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以此作為系統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着重點。

當毛澤東在勝利結束長征後集中精力思考和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候，他面對的思想上的敵人，已不再是張東荪、葉青之流，而是中國共産黨内的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的産生，從哲學根源上看，主要來自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标”；“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因此，毛澤東固然重視吸取唯物辯證法運動的思想成果，重視研讀艾思奇、李達的有關著述，但又有着自己的哲學提問，有着自己的緻思特點，有着自己的内在邏輯，這就是他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把認識論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最主要内容來講，凸顯了認識論、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位置，從而更有效地以辯證唯物主義說明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更為本質、更為深刻的闡明。

這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興奮點的轉移過程，在毛澤東于1937年撰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以濃縮的形式體現出來。這個提綱共分三章十六節，從第一節“哲學中的兩軍對戰”開始，到後面的“物質論”“運動論（發展論）”“時空論”“意識論”“反映論”“真理論”諸節，前十四節都是提綱形式的論述；唯有最後兩節“實踐論”和“矛盾統一法則”是對哲學問題的詳論，形成了最能代表他的哲學思想的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可見，正是在撰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過程中，毛澤東通過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消化唯物辯證法運動的思想成果，為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革命實踐、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更好地相結合，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予以了着重闡發和鮮明凸顯，使之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核心的内容，由此創立了“實踐論”哲學體系。提綱内容上的這一邏輯變化，正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向認識論的曆史變化。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不是僅僅出于應對中國共産黨内思想分歧的實際需要，而是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邏輯，因而具有理論的合理性。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邏輯在于：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作為世界觀的唯物論與作為方法論的辯證法是統一的。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對此作了反複強調，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産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辯證法唯物論，不但主張物質離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而且主張物質是變化的，成為整個完整系統的嶄新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辯證法研究吾人對外界認識的發生及發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轉移，研究自然及社會的發展法則在人類頭腦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與認識論的一緻”。毛澤東不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部實質歸結為方法論，也不贊成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作是宇宙觀，而是強調宇宙觀與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統一性，認為“辯證法唯物論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緻體”，是“一種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正是這樣，毛澤東十分重視列甯的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思想，并賦予其以中國化的表達。他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即邏輯的方法——引者注），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産，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即邏輯學——引者注），也是一個東西。”因此，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雖然也強調辯證唯物主義首先是世界觀，主張在本體論上堅持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但更重視辯證唯物主義是認識論和方法論，主張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堅持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以《實踐論》和《矛盾論》作為全部提綱歸結的緣由。

當然，毛澤東的“實踐論”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不隻是重複列甯的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思想，更是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革命實踐、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相結合的豐富内容，形成了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更有效地說明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更本質、更深刻的闡明。首先，毛澤東講人的認識活動，不僅是以個體的人作為認識主體，更是以中國共産黨和黨領導的中國人民作為認識主體，因而不僅看到這是一個“實踐——認識——實踐”的過程，也不僅看到這是一個“特殊——一般——特殊”的過程，而且還看到這是一個“群衆——領導——群衆”的過程，這三個過程在人的認識活動中是統一的。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就把認識論、辯證法與唯物史觀融會貫通起來，鮮明地凸顯了作為曆史主體的人民群衆在中國共産黨人認識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中國共産黨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論路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都是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其次，毛澤東進而将這種認識論轉化為認識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的曆史認識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1940年1月，他在名著《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闡發了認識中國曆史和中國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認為應當把認識論和唯物史觀結合起來形成曆史認識論，這就是：“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他為此引用馬克思的兩段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一段話出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另一段話出自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從來的哲學家隻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毛澤東由此指出：“這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第一次正确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系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甯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讨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與《新民主主義論》兩篇名著中所集中闡發的中國曆史觀和中國文化觀，正是由此而形成的。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從把握“中國的曆史特點”、“認清中國的國情”出發，在抗日戰争時期發展出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革命理論、國家理論、文化理論、群衆路線，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功地轉化為中國共産黨人認識中國國情、分析中國局勢、指導中國革命、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論。

再次，毛澤東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中，把中西古今的哲學智慧予以了吸取、融會、貫通。例如，他在《矛盾論》中為闡明“全面地看問題”的道理，作了一番内容豐富、邏輯嚴密的論說：“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浒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浒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甯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在這一段論述中，毛澤東将孫子之言、魏徵之論、《水浒傳》的故事、古希臘的典故和列甯的重要思想貫通一氣，既生動又深刻地闡明了“全面地看問題”的理論和方法，使之能夠為中國共産黨人所掌握和運用。可以說，隻有毛澤東才能寫出這麼一段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圓融為一體的精彩哲學論述。

而尤為重要的地方在于，毛澤東明确地提出，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一般性的理論轉化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方法，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裡面“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他運用“有的放矢”這個成語，來生動地說明這一方法論的指向。毛澤東說：“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甯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馬克思列甯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在這裡，毛澤東既不贊成“無的放矢”，也不贊成“贊矢不放”，而強調用“馬克思列甯主義之箭”去射“中國革命之的”，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革命實踐、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很好地結合起來。

毛澤東通過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由本體論移至認識論，由此而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從而更有效地以辯證唯物主義說明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性與中國問題特殊性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更為本質、更為深刻的闡明。這樣一來，就找到了克服中國共産黨内教條主義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正确的思想路線。這就是他所說的：“如果辯證法唯物論被中國無産階級、共産黨、及一切願意站在無産階級立場的人們之廣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話，那麼，他們就得到了一種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他們就能夠正确地了解革命運動的發展變化，提出革命的任務，團結自己和同盟者的隊伍，戰勝反動的理論，采取正确的行動，避免工作的錯誤，達到解放中國與改造中國的目的”；相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思想路線表明，正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體系，成為了中國共産黨人走向中國革命的勝利之途的思想指南，也因此成為了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這是中國共産黨在思想上走向成熟的曆史性标志。

六、中國共産黨哲學基礎探索與形成的意義

中國共産黨在百年奮鬥曆程中，經過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哲學基礎，有着重要的意義。正是這個哲學基礎，構成了中國共産黨思想基礎的最核心内容，為中國共産黨人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使中國共産黨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線，使中國共産黨人擁有了戰勝艱難險阻、赢得偉大勝利的“看家本領”，成為中國共産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顯著特征。習近平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向21世紀的中國共産黨人，重申了這個哲學基礎的極端重要性。這确确實實是從中國共産黨曆史經驗中總結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中國共産黨形成這個哲學基礎并非易事。盡管早在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時期，毛澤東就已經提出黨的哲學基礎問題，但到他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不論是對中國共産黨來說，還是對他本人來說，都經曆了艱苦的思想探索過程。就中國共産黨言，由最初對哲學有着不同的看法，到逐漸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由以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内容，到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唯物史觀發展為辯證唯物主義，由以本體論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着重點，到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奮點移至認識論，其間留下了許多中國共産黨人上下求索的足迹，一些探索者還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就毛澤東本人言，由最初提出“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到主張“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再到注重開展調查研究以認識中國，終至形成“實踐論”哲學體系，也經曆了一個漫長而艱苦的哲學探索過程。因此，中國共産黨哲學基礎的形成，凝結着中國共産黨人的集體智慧，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的集體奮鬥，毛澤東無疑是黨的集體智慧和集體奮鬥的最傑出代表者。對這個來之不易的“看家本領”，今天的中國共産黨人一定要倍加珍惜，下功夫學到手、用到家，千萬不可在這個問題上失去自信，以為人家有更好的寶貝而我們不如人家。

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既然是在探索中逐漸形成的，那麼這種探索也還會繼續下去。毛澤東在創立“實踐論”哲學體系時就已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指出：“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适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因此，在21世紀的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還有一個适應時代需要發展這個哲學基礎的理論任務。而這個發展的思想資源和出發點，隻有通過深入地總結和反思這個哲學基礎的探索與形成過程，才能真正獲得。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駐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