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左宗棠是晚清少數最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之一，在《家書》中對“成人”優于“舉業”的核心價值取向三緻其意，反複叮咛。概而言之，其所謂的“成人”目标大體有三重意蘊，一是向聖賢學習，努力做個好人、好秀才，而不是在“舉業”如何成功，然後做大官，發大财。二是立志向學、勤苦為學，在學習的過程中保持一種敬慎的人生态度。三是要根據時代的要求，學“有用之學”，不是一味學習八股文，以求科名。左氏《家書》中所表現出的“成人”優于“舉業”的核心價值取向，與他作為政府官員，提倡科舉以獎誘人才的主張并不矛盾。《家書》對子女提出的讀書做聖賢，做好人等要求，強調人才必以德為先，舉業次之，實際上是以德統才，但不廢才。左氏《家書》中所體現出的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對于當今社會家庭教育普遍重視才藝、智力而忽視“成人”之德的風氣而言，具有極強的啟迪意義。而他在戎馬倥偬之中，仍然不忘記教育家中兒子、女婿，對于當今的領導幹部的家風建設而言，也具有極強的啟發意義。

相對于近幾十年來的曾國藩《家書》研究熱而言，學術界對于左宗棠《家書》的研究要冷清得多。個中原因當然很複雜，本文暫不去探究，但我們在此要指出的是，左宗棠的《家書》，無論是在晚清家庭教育史上，還是在整個中國家庭教育史上，均當占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其中有關“成人”優于“舉業”的家庭教育的價值取向，在今天家庭教育普遍關注孩子成才而相對忽視孩子人格成長的風氣裡，可能更具有極強現實啟迪意義。而作為晚清封疆大吏，在極其繁重的軍國諸務空閑，仍然不忘教育自己的子女，對于我們當今社會領導幹部的家風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通過對近些年來有關左宗棠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們發現，學者們通觀左氏家庭教育思想的成果較多，而專門以《家書》為中心，闡發其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取向的成果較為少見。扼要地講，有一些間接的相關成果，如孫占元在《左宗棠評傳》（下）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之中，較為集中地關注了左氏早年與長子孝威的多封家書，透過家書的典型材料，闡發了左氏家庭教育思想中重視實學、經世緻用、自強獨立等價值取向。周險峰、吳綠霜、黃香琴等人，則比較寬泛地研究了左氏的家庭教育思想的具體内容，并未集中而深入地探讨《家書》中的核心價值取向問題。盛健在《〈左宗棠家書〉思想研究》碩士論文中，将左氏《家書》的教育思想總結為“耕讀傳家”“勤儉持家”“以‘禮’治家”三個方面，在論述左氏的家教思想時，結合左氏本人在科舉考試中曆經坎坷，讨論了左氏《家書》中涉及的科舉與讀書的關系問題，并指出左氏的思想傾向是：讀書隻是需要明白道理就可以，不必指望通過科舉考試博取功名的價值取向。盛氏雖然未從左氏《家書》的核心價值取向角度讨論這二者的關系，但他的論述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極富啟發性的思考。也有少數學者在其他相關的研究中，零星地觸及了這一問題，如楊濤在《曾國藩儒學士大夫人格探析》[6]博士論文中，在比較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人格差異時，觸及了“成人優于舉業”的核心價值取向問題，認為左氏由于自身曲折的科舉經曆與不平心态，使得他不像曾國藩那樣全面地肯定科舉，因而在其家書中往往告誡兒子：“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庸下。”但楊濤文章的主旨不在于探讨左宗氏家庭教育的核心價值取向的問題，故所論雖有新意，然而隻是一筆帶過，未及深論。

本文在前賢與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集中探讨左宗棠《家書》中的核心價值取向，以期深化對左宗棠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至于其《家書》中所涉及的其他方面内容，本文則暫不讨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僅從《家書》的文獻出發，讨論左氏家庭教育的主旨思想，主要是考慮到他進入官場之後，他本人還需要從社會政治的角度考慮科舉制度對于整個國家的作用與意義。作為地方大員、國家重臣的左氏，是主張科舉的。即使這樣，他還是将“聖賢之學”與“科名之用”區别開來，在《請分甘肅鄉闱并分設學政折》的奏折中，左氏說道：“臣知聖賢之學，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學者，不因科名而始勸。然非科名無以勸學，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望其轉移風化，同我太平，無以知之。固非謂科第文章，中以歆動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譽也。”[8]可見，左氏在《家書》中所突出的主要價值取向，雖然是非常個人化的，但并不與他作為政府官員的社會、政治立場和身份、角色相沖突。本文所引證的《家書》材料，除2009年版《全集》的13冊、15冊整理的《家書》文字之外，還包括了《全集》中其他地方給其女婿陶少雲的幾封信，特此說明。

一、左宗棠《家書》論“成人”目标的三重意蘊

作為晚清名臣的左宗棠，在家庭教育方面主要堅持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傳統，他在《家書》中所表達的基本上是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倫理觀，如對“實在學問”的身體力行；在個人道德修養中，他提倡“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以古代賢聖豪傑為榜樣，讀書求理，做個有用的人。在家庭生活中，他強調要保持節約樸素的生活作風，不要亂用一文錢，但對諸宗親之中貧困者可以适當接濟，告誡其子女切勿養成驕奢淫逸的富家做派，希望左氏子弟能不忘“吾家積世寒素”的家風，努力“從寒苦艱難中做起”。他說：“我一介寒儒，忝竊方鎮，功名事業兼而有之，豈不能增置田産以為子孫之計？然子弟欲其成人，總要從寒苦艱難中做起，多蘊釀一代多延久一代也。”此封家書雖然還是從傳統的家風延綿角度來要求弟子寒素，但這種要求子弟習于寒苦以自立的教育精神，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啟迪意義。

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上，他認為：“且各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為之，求無負吾君以負平生耳。”要求将忠君與個人的人生價值理想的實現結合起來。在最終理想層面，他認為“至吾儒讀書，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于心，然後施為有本。”即要會通道理，将天下民生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聯系起來，實現無愧于己的人生目标：“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

由上述諸方面的價值取向可以看出，左氏在《家書》中所突出的“成人”優于“舉業”的思想傾向，是對傳統中國社會後期科舉制度造成士人讀書異化的一種反撥，是對先秦原始儒家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根據我們初步研究的結論來看，左氏在《家書》中所闡發的“成人”思想，大體上有如下三方面的意蘊：其一，闡發了“成人”的目标問題；其二，論述了“成人”的具體方法問題；其三，針對時弊，揭示了“成人”的時代緊迫感。

其一，就成人的目标而言，左氏對于子女提出了要以聖賢為榜樣，努力做孝悌之人的目标。他說：“《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又說：“所貴讀書，為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左氏的這一家教思想，在其早年教育女婿的過程中，實際上就已經表露出來了。他在《與周夫人》信中，談到了如何教育女婿“成人”而不是在舉業上如何成功的問題：“先以義理正其心，繼以經濟廓其志，至文章之工拙、科名之得失，非所急也。”

根據左氏在《家書》中其他地方的訓誡來看，此處所講的聖賢目标，僅是取法乎上的要求。實際上，他在更多的地方要求子女能夠成為明事理、守孝悌之人，至于能否成為經天緯地一類的大才，那僅是做人要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能否能為明事理，守孝悌之人，則可以說是成人的底線了。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左氏更看中兒子們的德性培養。在家庭生活方面，他直言“惜福之道，保家之道也。”要求他們在家裡生活，要體會其父“公行間的艱苦”，“必不敢安逸享受，當益刻厲自修”，以慰其父之心。人的道德修養應當從“家用節制”、“生活不能貪樂”等諸多細節出發，嚴格遠離“閑情逸事”。要時刻“自愧、自恨”，努力讀書用功。他極力訓斥“流俗纨绔之習”，并告誡子弟不能沾染“名士氣”“公子氣”。而且很不客氣地批評孝威、孝寬兩人：“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氣質毫無變化，恐日複一日，将求為尋常子弟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他知道大兒子孝威身體不是很好，但要求他自覺地養氣，努力做一個有“書氣”的人。他說：“子弟之資分各有不同，總是書氣不可少。好讀書之人自有書氣，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誘之。”

與這一成人目标要求相一緻，左氏對當時社會流行的“名士”持有明确的批評态度，要求其子弟不要學習“名士”的做派。在《家書》中，左氏多次告誡孝威，不可有名士氣。在《與孝威》（第043）号，左氏告誡長子道：“你少年僥幸太早，斷不可輕狂恣肆，一切言動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氣、公子氣一派斷不可效之，毋贻我憂。”同治四年，在給女婿陶少雲的信中，左氏告誡女婿要從先賢“動心忍性”的教誨中吸取修身之道：“古之讀書修身，卓然有所表現者，無不從艱難困苦中練出。‘動心忍性’四字，最可玩。‘動’字之義，即乾之惕、震之恐也。‘忍’字之義，即艱貞正固之意也。人情耽于逸樂。當無事之時，覺眼前無複可慮，耳目口體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見其消亡，冥然頑然，僅存人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謂性也。然四端初發，非忍則不能堅，非堅則不能達。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滅。所謂務決去而求必得者無有也。浮遊其耳目，隐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銷，惡念日積矣。”因為女婿是當時名人陶澍之子，他提出的“成人”要求就顯得格外高大一些，尤其是在心性的修養方面，幾乎全是宋明理學家的一套心性修養要求。

其二，就“成人”的具體方法與途徑問題，左氏亦有較為平實、通達的主張。大體而言，主要有三點主張。第一，強調“立志為先”。如左宗棠說:“讀書做人，先要立志。想古聖賢豪傑是我者般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立志之後，還要堅定志向：“志患不立，尤患不堅。”心意确立之後，要在實踐中念念學好，事事學好，方可以成功。第二，要勤苦為學。他認為，“世之所貴讀書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讀書）、境遇苦（寒士），可望成材也。若讀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在為學的過程中，不僅要“勤、苦”，還要“專、靜”。第三，要守敬以養心。在《家書》中，左宗棠教育自家子弟道：“讀書先須明理，非循序漸進、熟讀深思不能有所開悟。爾從前讀書隻是一味草率，故窮年伏案而進境殊少。即如寫字，下筆時要如何詳審方免謬誤。”并稱“程子作字最詳審”，而作字不潦草，也是一種“敬”的精神狀态：“潦草即是不敬，雖小節必宜慎之。”而守敬的精神狀态，實際上養心：“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隻做苟且草率工夫。”

就“成人”的途徑而言，左氏并不認為科舉是唯一之路。他認為，人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實現自己的抱負。在《與孝威》（013）中說道：“所貴讀書者，為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他自稱自己27歲後即不赴會試，“隻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作一個好人，留些榜樣與後輩而已。”在同治十三年與次子孝寬的信中，對三子孝勳縣府之試失利之事給予開導道：“惟勳兒以試事不如乃弟，私自慚愧，而體弱多病，殊為可憂。汝須告以讀書在求學問、識道理、做事業，可以自立自達之處甚多，何必陷溺于科名？”左氏說這種話安慰兒子，不僅僅是因為他晚年位高權重，有資質為其兒孫帶來蔭庇，其實他本人早年在三次經曆科舉失利後，很快就放棄了科舉之路，自己研究山川地理，農學等方面的實學了。所以，左氏在《家書》中教育孩子，反複說道：“欲轟轟烈烈作一個有用之人，豈必定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猶一舉人，不數年位至督撫，亦何嘗由進士出身耶？”

其三，就成人的時代緊迫感而言，左氏非常真切地對自己的孩子說道，應學“有用之學”，做有用之事，不必太在意“科名之學”。鹹豐三年，他給女婿陶少雲的信中，要求女婿“多讀有用之書”：“山居無事，正好多讀有用之書，講求事務。《皇朝經世文編》、《五種遺規》兩書，體用俱備，案頭不可一日離也。暇時臨池學書，亦可養靜。今歲鄉試已停，科名之學，暫可不必理會。”

在給長子孝威的信中，他諄諄告誡道：“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學……今爾欲急赴會試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為有用之學；視讀書緻用為兩事，吾所不解也。”左宗棠對子女的教育十分強調“實用”性，強調“真學問”“有實用”。他在給長子的家書中說，“爾今年小試，原可不必，隻要讀書明理，講求做人及經世有用之學，便是好兒子，不在科名也。”在後來的家書中，左宗棠曾批評長子孝威參加科考，急求功名而不能安心讀書修身的行為。面對晚清學氣僵化，人才不濟的局面，他非常激憤地說：“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裡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老師否？”左宗棠在此處非常激進地批評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傷害人才，既泯滅人的性情，也耗費人的精力，讓人成為無用之人。左宗棠的“有用之學”不僅是要求在現實價值上的“有用”，也要求在實踐“方法”的有用。他強調“凡事必親曆而後知”，若是讀死書，也是“玩物喪志”。所以，他強調子弟要學習“有用之學”“經世之學”，并要經曆現實的磨練，有真正的本領，最後達成“成人”的目标。

二、左宗棠《家書》中“内聖”的具體内涵分析

“内聖外王”本是道家莊子提出的一種道家式的理想人格，但到宋明理學時代，逐漸成為儒家的一種人格理想。而作為儒家的“内聖”，實則是一種士君子人格範型，此種人堅持儒家的道義、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不以現實的功名大小、祿位高低為人生目标。左氏本人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故爾他也十分看重“成人”理想中的“内聖”的一面，雖然也不忘“經世緻用”注重實效的一面。而這種“内聖”的理想，具體在《家書》中，則表現為對自己兒孫輩，包括侄甥輩提倡的“成人”要求上，就是做一個明義理，有良知的好人。不一定要什麼虛名，不一定非中舉不可。在《與孝威》的第二封家書中，左氏明确要求自己的長子認真研讀朱熹的《小學》一書，理由是：“《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而所謂的做人，無非是在“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諸方面，可以像古人一樣，“能如古人就是好人”，“将來可以成就一個好子弟”，這樣就是盡孝。在《癸叟侄》一信中，告誡其侄兒道：“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在《與孝威》一信中，他告誡長子道：“所貴讀書者，為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貴。”在《威寬勳同》的信中，左氏說道：“士君子立身，出而任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在《與孝寬》的信中，他又說道：“諸孫讀書，隻要有恒無間，不必加以迫促。讀書隻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孫賢達，不在科名有無遲早……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門闾之慶；子弟不佳，縱得科名亦增恥辱耳。”這些說法，均體現了左氏家庭教育中内聖、“成人”的要求是第一要義的思想傾向。

在《家書》（013)，《與孝威》）中，左氏所說的“内聖”，也有偏重于指涉内在的精神受用與健康心理培養的内容，如他說：“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又說：“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隻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養心者在此，所以養身者在此。”此封家書中所說的“義理悅心”“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的養心與養身目标等，均屬于“内聖”的精神與心理方面的要求，“養身”不是一般醫學意義上的養生與養身，而是讓義理盎于四肢，通過肉身的舉止行為的感性方式來體現内在的精神境界。

左氏在《家書》中所講的“内聖”，也包括理想人格的養成。這種理想人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剛毅的一面，也有敬慎、内斂的一面。在《與癸叟侄》一信中，特别告誡其侄兒要養成一種剛毅之人格，說道：“爾氣質頗近于溫良，此可愛也，然丈夫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矝之謂、色厲之謂，任人所不能任，為人所不能為，忍人所不能忍。”此處，主要是體現理想人格剛毅的一面。當長子孝威中鄉試三十二名之後，左氏給孝威的信家書就告誡他在做人方面要檢點，内斂：“當得意時最宜檢點，斷斷不準稍涉放縱。人家當面奉承你，背後即笑話你。無論稠人廣衆中宜收斂靜默。即家庭骨肉間，一開口、一舉足，均當敬慎出之，莫露輕肆故态，此最強要緊。”這些教訓之詞主要是從正面闡述理想人格内斂、敬慎的面向。而與這種正面闡述構成表裡關系的是反面的批評，即左氏在《家書》中對“名士”的反面人格形象，三緻其意，嚴加批判。除本文第一部分給孝威的信中提及的文字外，在同治元年的《家書》（044）中說道：“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淩忽。不但同輩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即名輩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曠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譏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标榜，自命為名士，此近時所謂名士氣。” 在同治七年的《家書》中，得知孝寬已入府癢，寫信告誡道：“須知此是讀書本分事，非驕人之具也。吾嘗謂子弟不可有纨袴氣，尤不可有名士氣。名士之（懷）[壞]，即在自以為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慚，隻見其虛㤭狂誕，而将所謂純謹笃厚之風悍然喪盡。故名士者，不祥之物。”在《與孝寬》的這封家書中，左氏甚至援引俗語，認為名士是福薄，自傷生命的根基，要求兒子切忌勿做名士：“從來人說‘佳人命薄，才人福薄’，非天賦之薄也，其自戕自賊、自暴自棄，早将先餘蔭、自己根基斫盡矣。又何怪坎坷不遇、憔悴傷生乎？戒之！戒之！”

左氏在《家書》中對名士批評的理由與主張，并不完全是正确的，但我們可以理解。因為，他本人是位一實幹家，是從殘酷的軍事鬥争中成長起來的，故爾十分厭惡無德輕薄的“名士”，認為他們自高無能、并無實用。進而要求自家的子弟通過“吃苦”與“自省”，做有道德與人格的士子，“且專意讀書，暫勿入世為是。”其理由是：“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随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他又對孝威說：“聞王老師清儉耐苦，人品心術甚為人所莫及，爾可時往請其教益”。

要而言之，左宗棠在《家書》所表現出的“成人”優于“舉業”的思想傾向，以及在成人的目标方面偏向于“内聖”而不傾向于事功的做人理想，成為左氏《家書》中極富有現代思想啟迪意義的部分。但是，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左宗棠在《家書》中所體現的“成人”優于“舉業”的家庭教育思想，并非孤明先發，而是在其前人的思想中有先例可循。清乾隆時期的思想家、藝術家鄭闆橋在給其舍弟的家書就表達了類似的思想。鄭闆橋給舍弟信中寫到：“夫讀書中舉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可将此書讀書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鄭闆橋看來，舉業上有所成就并不能保證人格上的完善與成熟。為考取功名而讀書是喪失讀書之本意行為，不值得肯定：“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産。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 ”。鄭闆橋在對待其子女教育方面，認為人一生精力有限，主張重點閱讀經典，反對不求甚解的讀書模式，主張通過生活實踐來感悟書中道理、完善成人。對于科舉一事則不予強求，他認為即便“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能成為一位正直之人才是讀書之根本目的。我們沒有确鑿的證據證明，左宗棠讀過鄭闆橋的《家書》，但至少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證明，左氏的這一思想傾向，在清代官員的家教中有先例可遁。這種看似沒有聯系的思想史現象，似乎可以說明，科舉制度的弊病已經昭然，即使體制内享受了這一制度好處的人在私下的家庭教育過程中也是承認的，而且力圖避免這種弊病。[60]但由于他們本人都是這個制度的産物，不可能從制度上提出改革或改良的方案，隻是就個人所見，努力要求自家子弟避免科舉制度的弊端而已。

三、左宗棠《家書》對“舉業”二重态度

概括地講，左宗棠在《家書》中所表達出來的對于“舉業”的态度是消極的。這當然與他本人不幸的科舉經曆有關，也與時局艱難，科舉不能培養國家所需要的人才這一政治要求相關。但由于《家書》這類文字的特殊性，是教育自家子弟的書信，往往會以言傳身教的方式來論人生哲學與價值理想的大問題，因此，在《家書》所表達出來的對于“舉業”得失利弊的分析，既不可能是官樣文章，也不可能是激烈的時政批評，而是一種比較入情入理的分析。簡潔地說，左氏在《家書》中對科舉所表現出的态度，大體上有三種态度：

第一，将“舉業”看做是磨煉人性、心性的一個過程。他本人參加過三次會試，第一與第三次落榜，第二次雖未落榜，但分配給湖南進士名額已滿，也未能中進士。在準備科舉與落第後的種種人生艱難與精神折磨，讓左宗棠銘記于心。他之所以同意大兒子孝威參加科舉，主要是想讓他體會一下此中的甘苦。同治三年，他寫家書給孝威說，“爾意必欲會式，吾不爾阻。其實則帖括之學亦無害于學問，且可藉此磨砻心性。”，同治七年，他寫信叮囑兒子孝威接濟落第的舉人，并回憶自己當年會試窘迫情形，黯然淚下，“爾父三試不第，受盡辛苦，至今常有窮途俗眼之感，爾體此意周之為是。”左氏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将這種科舉的艱辛化作了一種博大的同情心，對于落第的士人長期保持着一種同情心，在《家書》中，告訴孝威道：“下第公車多苦寒之士，又值路途不靖，車馬難雇，思之恻然。吾當三次不第時，策蹇歸來，尚值清平無事之際，而饑渴窘迫、勞頓疲乏之狀，至今每一憶及，如在目前”。可以這樣說，左氏在自己事業成功之後，沒有忘記科舉的痛苦經曆，并将這一經曆看做是錘煉人的品格的必要過程，故爾允許自己的兒子參加科舉。

不僅如此，左宗棠甚至認為過早的考取科名會容易讓人驕橫自滿，其長子孝威曾以32名的成績中榜，在回複其信件中，左宗棠反而批評孝威近來字迹潦草，文句多有不通順之處。“古人以早慧早達為嫌…，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洩也。即學業亦何獨不然！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猶能暗誦無遺。”在左宗棠看來，早年人生太過順遂并非好事，少時名聲聞達，而後自命名士，不思進取，好縱言曠論卻不知返躬内省之人，非但無法成為國之棟梁，反而會贻誤天資，落得一草包秀才之名。所以，他告誡長子孝威道：“爾宜自加省懼，斷不可稍涉驕亢，以贻我憂。”

第二，對“舉業”的不良效果進行了有限的反思與批評。左宗棠對“舉業”的效果，即培養人才弊病有一定的反思與批判。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左宗棠給長子孝威的《家書》中指出：“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專心做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部分人僅僅為博取功名而參加科舉，使得科舉成為“文人得一時之浮名”的方便手段，以至于“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

左宗棠認為，人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将精力花費在誦讀“四書五經”之上，以求通過八股考試，入仕做官，但這種通過讀書求取功名的事情，在當時環境下，往往容易導緻求官不得，求知無能的結果。對于科舉的此一弊端，左宗棠深有體會，但他本人又是傳統社會制度的維護者與封疆大吏，不可能像吳敬梓等人站在制度之外去批評這個大的制度，他隻能在相對私人性的家書中對其子女提出别樣的但又不違背傳統社會要法求的主張，反複闡明這樣的道理：讀書并非是為了考取功名，而是為了明白道理。而且，即使是八股文，要想“作得精切妥惬變極不易，非多讀經書，博其義理之趣，多看經世有用之書，求諸事物之理，亦為能言之當于人心也。”左宗棠試圖通過儒家理想人格的培養，重新糾正“舉業”之路的本末倒置的現象。但他并沒有，也不可能與自己的子弟讨論改革科舉制度的主張。

第三，對“舉業”及其人才的辯證認識與評價。與前代或同時代激進的反對科舉的思想家、文學家的觀點不同，左氏雖然主張“成人”優于“科舉”，但并不一味地反對科舉。首先，他自己就是科舉制度的産物，個人在科舉中的經曆雖然曲折，但還是勝出者。他在《與癸叟侄》一信中，比較辯證地闡述了科舉與成人的關系：“讀書非為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為科名而讀書，亦即人情也。但既讀聖賢書，必先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雲雲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村農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被封“太子少保”，并賞黃馬褂，年底又被封“一等伯爵”。同年，長子孝威生子，左宗棠為其孫兒取名為左念謙。寓意很明顯，希望此孫兒長大，以謙為德。此時的左宗棠，内外有喜，但他本人仍然沒有被喜悅沖昏頭腦，而是寫信告誡已經做父親的孝威要“嚴振家風”，尤其是不能“視讀書緻用為兩碼事”。但此時的左宗棠對于科舉的态度有了一些變化，大約也是實事求是的說法。他說：“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皆由于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現在想尋幾個八股人才與之講求軍政、學習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尚易人理，與之說幾句《四書》，說幾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時指點，是較未讀書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真作八股者必體玩書理，時有幾句聖賢話頭留在口邊究是不同也。”

他在另一封信中，進一步闡述了科第與經學的關系：“科第之學本無與于事業，然欲求有以取科第之具，則正自不易，非熟讀經史必不能通達事理，非潛心玩索必不以體認入微。世人說八股人才毫無用處，實則[真]八股人才亦極不易得。明代及國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從八股出者？”随着左宗棠的官位不斷提升，所接觸的人也不斷增多，在為官的過程中，也認識到八股文做不好的人，很難在道理層面與之溝通，而有些八股人才卻能夠知書達理，較好溝通。這一客觀的識人曆程，使得左宗棠對于舉業的态度發生了一定的轉變。這一轉變，恰恰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傳統的科舉制度并非完全是那麼無用。在這一點上，傳統的科舉與當今社會應試教育的高考制度有某些類似之處，考試成績好的學生将來未必都是人才，但長期考試不好的人，其中的絕大多數将來很難是人才。但人的世界總有特例，少數奇才、怪才、不羁之才，非正規的考試制度所能羁絡，但也不因為這些比較特殊的少數人才而否定整個考試制度。

實際上，左宗棠對“舉業”的學習内容與考試技法——書法，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比較看重應試過程中的“為學求理”目标，以及在應試過程中讀書對于人自身成長的意義。因此，他要求長子孝威苦練功課，自學自考。他曾訓斥孝威字迹不端，“閱爾屢次來禀，字畫均欠端秀，昨次字尤潦草不堪，意近來讀書少靜、專兩字工夫，故形于心畫者如此，可随取古帖細心學之。”并進一步提醒道：“年已十六，所學能否如古人百一，試自考而自策之。”左氏考慮到書法在科舉應試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兒子書法技能的培養，在家書中長期督促孝威苦練書法。要求孝威“每日取小楷貼臨摹寫三百字，一字要看清點畫間架，務求宛肖乃止。”直言“讀書不為科名，然八股、試帖、小楷亦初學必由之道，豈有讀書人家子弟八股、試帖、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為佳子弟者？”要求孝威在這些方面一定要努力，以免他在外面有分心之憂。

要而言之，左宗棠在家書所表達出的對于“舉業”的主要态度，既可以看到他的家庭教育的主要價值取向，也可以看到他對科舉制度正負兩面的價值有比較實事求是的認知與評價。從這些比較特殊的家庭教育文獻出發來重新思考傳統科舉制度的得失，比較以往僅取批判科舉制度的文獻來看科舉制的負面價值的認知方式，可能更加公允一些。“成人”與“舉業”的關系，是兩宋科舉制度成熟以後儒家家庭教育中少數幾個重要的問題之一，它與傳統社會士人有關理想人格實現的途徑與目标有着深刻的内在聯系。

在“成人”與“舉業”的問題上，左氏在一定的程度上還有超逸同時代人的一種士人之豪氣，他曾經說：“欲轟轟烈烈作一個有用之人，豈必定由科第？”左氏之所以敢于這樣說，除了個人的豪氣之外，也與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有關。鴉片戰争以後，面對内憂外患，社會需要更多實際有用的人才，而那些有用的經世人才未必都出之于科舉。左宗棠本人非常推崇他之前的重要改革人物魏源，并将魏氏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付之于軍事鬥争的實踐之中。在《答陶少雲》的書信中，左氏稱贊道：“道光朝講經世之學者，推默深與定庵，實則龔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實而有條理。近料理新疆諸務，益歎魏子所見之偉不可及，《海國圖志》一書尤足稱也”。因此，他在《家書》中所表達的“有用子弟”比“科舉及第”更重要的思想傾向，絕對不是一種矯情，而是從他的軍事實踐以及所親身所的思想傾向。

當然，也許有的讀者會認為，左宗棠在《家書》中所表現出的“成人”優于“舉業”的傾向，主要是由于他本人在事功上有巨大的成就，後人可以享受他的蔭庇。這一質疑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有内在的證據，1862年，長子左孝寬依例被授予“三品蔭生”。此事在左氏的《家書》也有交待：“至科名一道，我平生不以為重，亦不以此望爾等。況爾例得三品蔭生，如果立志讀書，亦不患進身之路。”[80]但這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按照我們的理解，如果左宗棠本人沒有“成人”優于“舉業”，“内聖”重于“外王”人生價值取向，他在《家書》中完全可以由此而進一步地鼓勵自己的孩子進一步發憤，在科舉中取得更好的成績，然後可以有更大的作為。但左氏沒有這樣做，而是鼓勵自己的孩子努力讀聖賢書，以成人、獲得實際做事能力為要務。從這一角度看，左氏《家書》所體現的“成人”優于“舉業”的思想傾向，實際上是左宗棠本人的人生價值取向，通過《家書》這種情理兼備的叙事方式表達出來的。晚年的左宗棠，在四子左孝同科考取得好成績時，仍然堅持他早年教育長子時的思想，如光緒四年《與孝寬》的家書中寫道：“三兒謹厚有餘，四兒心地明白，科考複忝高等，本拟為捐廪貢，伊意在考優，亦且聽之。近時習氣不佳，子弟肯讀書務正、留意科名者，即是門戶之托。四兒似是英敏一流，将來可冀成人。然吾意總要志其大者、遠者，不在早得科名也。”此封家書中，左氏有限的肯定了四子參加科考的行為，及其可能的成就。但他仍然是希望四子要培養遠大的心志，而不是通過科舉去做大官。

結 語

相比較而言，左氏《家書》的内容不及《曾國藩家書》的豐瞻，但其中有關做人的内容還是十分豐富的，因為本文主題的限制，并未一一加以涉及。如在《家書》中，左氏告誡自己的子弟，對于時政不要随便開口評論：“時政得失、人物臧否，不可輕易開口。少時見識不到，往往有一時輕率緻為終身之玷者，最須慎之又慎。”又教導自家子弟不要急于“入世”，努力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經濟學問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随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他對世上流傳的所謂才子、名士、佳公子之類的人物，是非常瞧不起的。另外，左氏《家書》中也不乏一種忠厚質樸之情，他要求長子孝威對同鄉下第寒士要周濟一下，他自己下第時曾受盡苦辛，“至今常有窮途俗眼之感”。以五百金、千金等不同數目，分送下第寒士，以作歸家盤纏。]對于宗族内部的貧寒者，亦告訴長子孝威，将家用節餘的銀兩“濟窮乏孤苦”之宗族。他向長子提出的做人之道也是：“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在對待公共事務方面，勸家人帶頭做公益，但不可勸别做公益，如同治九年《與威寬勳同》四子信中，告訴他們“吾家宜頃囊，于事方順。”同治十三年《與孝寬》的信中，告訴次子，将修葺湘陰縣城的二三千缗獨自承擔下來這些家庭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其主要傾向仍然是正面的、積極的。他還特别叮囑家人子弟，不可淪為下流種子：“至子弟好交淫朋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嫖賭、鴉片無事不為，是為下流種子。”尤其可貴的是，左氏在《家書》中，經常向自己的孩子講述他自己實際幹事的思路與主張，把一種經世濟民的韬略通過叙事的方式教育子女，如同治七年《與諸子》書中，把平定、治理陝甘地區“八難”，非常耐心地向幾個兒子講出來，而這“八難”也是他向朝廷上奏時所說的實情。這種家庭教育是普通人家所不具備的。如果将“家學”的概念外延加以拓展，此處左氏所言的政事之學，亦可視之為家學。

當然，從現代人價值觀念來看，左氏《家書》中所表現出的家庭教育思想，也有不合乎現代人價值觀的地方，如他将“喜看小說傳奇，如《會真記》《紅樓夢》等等，”視之為“誨淫長惰，令人損德喪恥”，是“不肖之尤，固不必論”的行為了。這就表明，左氏所主張的“道德”，基本上還是傳統社會官方的主流道德，與現代社會追求的新道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有感于當代中國家庭教育特别重視智力投資而相對忽視品德培養的社會風氣，希望通過對左宗棠《家書》中所體現出的“成人”優于“舉業”價值傾向的掘發，為當代中國的家庭教育提供一個鮮活的例子，進而有益于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建設。同時，也通過左宗棠這一晚清封疆大吏《家書》重視家庭教育這一典型個案，對于當代中國領導幹部如何重視家庭教育，提供一個可以參考的生動案例。

作者簡介：吳根友，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哲學、明清哲學、政治哲學、比較哲學；

孔建龍，beat365体育官网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

文章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