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是西方社會發展的産物。在政黨産生發展過程中，盡管以英國與美國為主，伴随着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暗含了許多政黨倫理理念，諸如政黨合作、政黨民主、政治鬥争、政治忠誠等；但也有兩個特别值得注意的案例，一個是無産階級政黨産生的政治倫理價值，一個是蘇共執政模式失敗的倫理教訓。同時，政黨倫理的發展與政黨的産生發展幾乎是同步的，政黨的出現是對舊道德反思和反抗的結果，政黨的組成都充滿着濃郁的政治倫理色彩。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哪種更加符合政治倫理，則需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關鍵詞】政黨；政黨産生；政黨倫理；黨内民主；政治鬥争

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為實現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國家政權而進行活動的政治組織。從政黨産生至今，已走過近五百年的曆程，成為目前大多數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和重要力量。政黨的形成和發展體現着人類政治道德的進步和價值理念的提升。作為人類政治變革和人文精神的産物，政黨的産生本身就蘊含着豐富的倫理内容，體現着深厚的價值意義。在政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倫理規制，特别是從在野黨或參政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倫理道德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倫理道德本身的變化雖不能改變政黨的性質，但有可能改變政黨的地位，因為政黨不能沒有倫理道德之靈魂。

一、西方政黨的産生及其倫理暗合

研究政黨倫理不能不正視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政黨是一個舶來品。政黨起源于西方，講政黨産生必須從西方政黨講起，并且離不開西方政治哲學語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有“政”有“黨”，但并無“政黨”概念，而且“黨”往往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無論是“黨争”“奸黨”的說法，還是實行“黨锢”，都是講統治集團陰暗面的。即使“朋黨”一說，也是指社會底層秘密的民間團體，在主流社會視野中幾乎都是不合法的地下組織，甚至帶有宗教性質。在西方則不同，政黨從一開始就是公開的階級鬥争的産 物。從一般意義上講，現代政黨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階級或階層的代表通過謀取政權、執 掌政權等共同行動，為實現其共同的理想目标而結成的具有明确綱領和章程、比較健全的組織機構以及一定群衆基礎的現代政治團體。政黨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和政治群體，其形成與發展經曆了一個漫長而又曲折的過程，在西方最早出現在英、美兩國。雖然政黨 産生一開始沒有明确的倫理要求或綱領，但在其過程中暗合了許多政治倫理理念。

随着1640年英國資産階級革命的開始，新興的政治力量開始在曆史舞台上嶄露頭角，為政黨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其實，早在15世紀，英國由于毛紡織工業發達，生産力飛速發展，就已經催生出了新貴族和新興資産階級。然而，從15世紀至17世紀，英國封建政治制度從等級君主制轉向專制君主制，權力更加向王權集中，代表封建王權統治階級利益的生産方式和上層建築越來越嚴重地阻礙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此，資産階級和新貴族同封建王權的鬥争也越來越激烈，最終演變為1640年的資産階級革命和1688年的“光榮革命”，并于1689年通過了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标志着英國政治從此由君主政治走向了民主政治，盡管其民主政治并不完備，但因為有了代議制，具有不同利益訴求與主張的各個利益集團就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場而聚結，最終形成 不同的政治派别。在1679年,英國誕生了兩個政黨：“托利”黨和“輝格”黨。開始時，兩黨隻是圍繞王位繼承問題而産生激烈鬥争，成為保王黨和反王黨。“光榮革命”後，兩黨在競争與妥協中迅速成長為近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并左右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和主導國家的政治生活，開創了人類曆史上政黨政治的時代。兩個黨派自産生伊始，便由于指導原則和政治理念的不同，開始了相互的鬥争和制衡。它們互相争鬥，最後使得各自都得了一個醜陋的名字：“托利”是愛爾蘭歹徒的意思，代表舊的封建勢力；“輝格”是 蘇格蘭盜馬賊的意思，代表資産階級和新貴族。兩黨在近三百年的曆史中都頑強地生存 了下來，“托利”黨演變為英國保守黨，現今仍是英國的兩大政黨之一；“輝格”黨演變為英國自由黨，一直活躍在英國政壇上，直到20世紀20年代其地位才被英國工黨所取代。這兩大政治派别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暗含了一些政治倫理理念。主要表現在：一是在激烈的政治權力鬥争中，人們逐漸認識到了加強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性，有了政治組織合作的理念；二是議會政治的發展推進了選舉制度的改革，加快了政黨體制的建設，有了政治民主的需要；三是增強了政黨政治鬥争的經驗，特别是認識到了黨的理論建設和體系建設的必要性，有了政黨意識形态的需要。

近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之所以最早出現在英國，并在政黨産生發展過程中内生出倫理理念，與英國本身的政治文化密切相關，因為英國文化非常接近公民文化。通常意義上的公民文化是一種忠誠型的參與文化，但英國文化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更具開放性的政治文化。英國文化呈現如下特性：一是英國人對本土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注重曆史、偏愛成例成為國民禀性；二是對于重大社會問題的處理偏重于求助中央政府；三是因為英國人生活在英倫三島上，在基本文化價值觀上具有高度一緻性；四是寬容和克制的政治态度在政壇和社會兩方面都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持；五是英國人偏愛傳統和經驗，呈現出保守性的特點；六是英國政治文化本質上是個人主義文化，不願意以一種過于嚴肅的态度來參與政治。這些文化特征其實内涵了許多政黨倫理理念，如政黨政治中的鬥争與妥協、競争與合作、保守與激進、集權與民主、怨恨與寬容等等。這些理念是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也是政黨倫理的基本範疇，是政黨政治内生出來的。

“和英國不同，美國兩黨是在圍繞建立什麼樣的國家這一重大問題的争論中産生 的。”美國政黨産生的确切年代至今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源于18世紀80年代那場憲法讨論。在讨論憲法時，資産階級内部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權力集中，建立中央集權的政府；一派則強調人民主權，建立民主政府。前者以漢密爾頓為代表，自稱“聯邦黨人”；後者以傑斐遜為代表，被對方稱為“反聯邦黨人”。但它們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隻有當傑斐遜在1794年經過精心組織和準備後成立 民主共和黨時，才意味着美國政黨正式産生。19世紀20年代，民主共和黨分裂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黨。兩黨制是美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點，雖然是兩黨輪流執政，但在維護、改進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大方向上是根本一緻的，并且都将自身置于美國憲法制度的框架内行動，隻是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搖擺，從而避免了政治和政策上的極端表 現。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的兩黨制具有兩大特點 ：一是雖然兩黨都堅信資本主義制度，但在競選綱領中少有抽象的政治原則，而是以大衆所關心的社會現實問題 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為行動目标，所以在重大問題上兩黨沒有太大分歧，起碼分歧不明顯。二是由于組織分散、權力分散，導緻黨内凝聚力較弱。“美國的兩大黨實際上是兩個由追求政府公職者、政治領袖、政黨忠誠分子、利益集團和政策熱衷者組成的松散聯盟。”從美國兩黨政治的特點可以看出，美國是一個實施分權制的國家，不但政黨與政府分權，就是在政府内部也實行縱向分權與橫向分權，前者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分權，後者是立法、行政與司法分權。這種分權制勢必影響美國的政黨倫理，那就是注重權力的制約與平衡，盡管也是政黨政治，但政黨的權力非常有限。這種注重權力制衡的政黨倫理傳統當然也與美國的政治文化密切相關，如個人主義價值觀與人權觀、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等，甚至二者是相互促進的。

從政黨發展的簡單曆史線索可以看出，繼英國政黨産生之後，随着資産階級革命的深入和拓展，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才開始逐步形成。而且，最初出現的政黨并沒有使當時的政治生活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它們所使用的統治手段和社會調節方式與民主生活相距甚遠。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甚至激化了社會矛盾，加劇了小的利益集團的專制統治。因此，在政黨出現早期，政黨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團體并未得到民衆的普遍認可，即使在它們所代表的資産階級内部也沒有被廣泛接收和認同。此時，政黨之間隻是一種簡單的互争互鬥關系，并沒有形成相互之間的複雜聯系，這也就阻礙它們相互形成廣泛的社會組織機構。同時，由于早期政黨的不确定性，它們常常在紛繁複雜的政治鬥争中反複甚至倒戈，與國家政權沒有形成穩定的有序聯系，也就使得它們不能有效地促進民主政治生活、實現民主政治理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政黨的不成熟特征，如：黨派成員之間的歸屬感不強；黨派與黨派之間缺乏相互信任與尊重，甚至水火不容；黨的高層組織與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聯系；等等。也正因為如此，導緻在西方政黨建立的初期根本就沒有倫理自覺——即使有倫理上的要求，也是不自覺産生的，或者是外在政治需要所強加 的——更不可能有系統的政黨倫理理論。

西方政黨政治在19世紀中期迎來了曆史新的一頁，這就是現代政黨的産生。19世紀前，西方各國都沒有建立普選制度，廣大人民群衆依舊被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政黨的覆蓋和輻射面受到了極大的局限。同時，無休無止的派别争鬥使得政黨政治成為黨派 專制的代名詞。資産階級革命雖然将王權從至高無上的寶座上趕下來，取而代之的卻不 過是挂着各種黨派之名的獨裁者。直到19世紀中後期，西方各國紛紛建立普選制度，不同程度地推進了政治改革，如英國于1832年和1867年進行了兩次議會改革、美國爆發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戰争等，才使得廣大人民有權力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社會的每一階層都有機會獲得國家政權。議會内各黨派為了繼續保持其議會席位和統治、為了争得社 會有産階級和民衆的支持，在全國各地建立起各級組織和機構，以争取全國選舉中的勝利。政黨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各級組織機構，為社會民衆參與到國家政治中來提供了組織形式，使民衆讨論和參與政治成為可能。

與此同時，在這一時期，政黨建立了少數服從多數和允許政黨輪流執政的機制。這使得黨内個人對于群體有着更強的依屬關系，而且個人有着比以往更多的參政機會，從而減少了個人對于政黨的不忠和叛變的可能。這也使得政黨為了争取更多民衆的支持，必須增加自身透明度，并接受社會的監督。政黨由不成熟到成熟，也印證了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塞缪爾·亨廷頓的政黨發展階段論。在亨廷頓看來，政黨發展一般會經過宗派期、兩 極化、擴展期和制度化四個階段。在宗派階段，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水平都低，基 本上隻是少數人的短暫結盟。這些集團持久性差，且無結構可言，沒有社會支持。在兩極分化階段，政治參與者兩極分化，議會派别、小集團之間開始出現聯合。其主要原因，要麼是政治分歧累積到了兩個相對穩定的集團，要麼是出現了一個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使 政治參與者必須“站隊”。在擴展階段，議會派别在聯合成較大的政治集團後，開始動員新的支持者參與政治，使黨的組織向地方和基層擴展。這些新興社會勢力因經過恰當的保舉而獲得組織認可，成為政治競争的新力量。在制度化階段，政黨發展了與擴大的 政治參與相适應的組織及運行方式，無論是一黨執政還是輪流執政，政黨之間相互作用的形式都得以固定下來并形成相對穩定的制度。可以說，政黨政治在19世紀開始走向成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體系、系統和規範。這其中也開始顧及政黨倫理問題，如黨員的忠誠義務問題、黨組織的内部民主問題、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處理問題、執政黨與 政府的關系問題等等。

在政黨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兩個階段具有重大意義。一是20世紀40年代，除了原有的政黨在發展、完善、變化外，無産階級政黨紛紛走上政治舞台。這一時期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法西斯政黨的建和泛濫。二是二戰後,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尤其是在德、日法西斯戰敗國以及戰争時期被占領的法國，出現了政黨創建、恢複和重新組 合的高潮；在亞非拉一些新建立的民族獨立國家也出現了大批民族主義政黨。特别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冷戰的結束，在多黨制浪潮推動下,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時至今日，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了二十幾個國家沒有政黨存在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有政黨組織。

二、工人階級政黨産生發展的政治倫理意義

雖然政黨發展的曆史錯綜複雜，其倫理規範與要求也很難一一對應，但有一點于政黨倫理的一般性研究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工人階級政黨産生的政治倫理意義，或者說，工人階級政黨的産生為政黨倫理研究提供了一個“标本”。

工人階級政黨的産生晚于資産階級政黨。通常意義上把1847年建立的“共産主義者同盟”視為第一個無産階級政黨，但也有人把1869年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無産階級政黨。後者的理由在于：一是因為它産生在一個民族國家内；二是因為它受到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第一國際的影響與支持；三是因為在它成立之後，歐洲其他國家的工人政黨才陸續建立起來。按照法國政治學家M·迪韋爾熱的說法，政黨從産生來說存在“内生黨”與“外生黨”兩種類型，前者是從議會内部産生的政黨，後者則是在立法機關之外形成的政黨。工人階級政黨屬于“外生黨”，從一開始在權力機關就沒有自己的代表，隻能自己代表自己，并且要提出自己的政權權力要求，需要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行動綱領，因而有着自身特殊的政治倫理意義。

首先，工人階級政黨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的産物，在倫理本質上代表了無産階級的根本（整體）利益。“共産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 任何同整個無産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堅持無産階級的 共同利益，并且在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的鬥争中始終代表整個無産階級的利益。一個政 黨，不但要代表好本階級的利益，還要做到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甚至要超越階級利益而站在全體人民利益和全人類利益的層面，因此無産階級政黨一開始就在倫理道德的站位上高于資産階級政黨。代表全民利益并不等于取消了政黨的階級屬性，更不是變成了“全民黨”，而是從更加廣闊的範圍上獲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資源，因為無産階級政黨具有“無私”的道德品質。

其次，工人階級政黨從一開始就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與指導，在倫理理念上就具有了“天然”的先進性。政黨不同于其他社會組織的地方，在于其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綱領、政策與主張。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前後所産生的一大批思想家，如霍布斯、洛 克、漢密爾頓、伏爾泰、孟德斯鸠、盧梭等人，他們提出的“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三 權分立”“社會契約”等理論直接成為資産階級政黨的理論依據。而工人階級政黨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同樣要求民主、自由與平等。特别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僅為無産階級政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 标：“共産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就是要取得執政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産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争得民主”，然後，“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 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裡，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

再次，工人階級政黨不僅在思想理念上給人類帶來了實現自由平等、消滅私有制的希望，而且在行動上領導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進行艱苦的鬥争、推動無産階級運動，高度體現了一種實踐理性與務實的倫理精神。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所說，共産黨人在實踐上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産階級群衆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産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 般結果”。列甯在《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中也特别強調，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起來鬥争，隻有整個工人階級的共同行動，才能“被一種共同利益聯系起來：不讓資本置自己于死地，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和過人的生活的權利”。一個政黨要想獲得 執政地位、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标，不能光看它說什麼、理論主張是什麼，更要看它是如何行動的、其後果如何。

最後，工人階級政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注重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通過嚴格的組織管理來實現組織政治目标的實現，從而體現了一種高度的道德反省和倫理調适能力。工人階級政黨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前，與其他政黨是競争性關系。在這種競争性關系中，工人階級政黨不可能依靠其他政黨來幫助自身發展，唯有不斷自我反思、自我革命、自我提升，才能保持自己正确的政治判斷力與政治領悟力。作為非執政黨的自我更新，主要是通過調整自己的目标與适應時代需要，與此同時找到黨組織自身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創建無産階級政黨過程中就多次提出，黨的任務是由曆史條件決定的，黨的任務變化了，黨的組織形式也要随之變化，黨的組織與黨員要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恩格斯在批評德國黨内“青年派”教條主義思想時也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着的理論，而不 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他還強調，黨内沒有一個人可以有特 權，“每個人都應該從普通一兵做起，要在黨内擔任負責的職務”，并且“還需要 熟悉黨的鬥争條件，掌握這種鬥争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工人階級政黨正因為長期堅持了應時而變、應變而新的自我省思的道德精神，确保了其成為執政黨後長盛不衰的生命力。

當然，從工人階級政黨到無産階級政黨，抑或到各國共産黨，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思考的教訓，但都是我們研究政黨倫理的重要資源。其中，有兩個特例值得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一個是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 起來”的過程中所産生和積累起來的豐富的政黨倫理思想與政黨道德建設經驗；一個是蘇共執政失敗的倫理教訓。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标是實現 共産主義。”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過程中，不但使自身越來越強大，也極大地積累和豐富了政黨倫理思想與政黨道德建設經驗。這些經驗歸納起來有十個方面：政黨倫理建設必須體現中國共産黨的根本性質、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緊扣中國共産黨的基本路線、必須圍繞中國共産黨的中心工作任務、必須與黨性教育同向同步、必須以制度建設為保證、必須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相結合、必須堅持走群衆路線、必須同黨的幹部隊伍建設緊密結合、必須緊緊 依靠黨員的個體道德修為。對此，筆者在《中國共産黨百年黨德建設的經驗啟示》一 文中有詳細論析，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反思蘇共執政模式的教訓，特别是由于忽視政黨倫理建設導緻政黨下台、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執政黨的權力邊界堅守問題。倫理的存在在于人倫（族群）關系需要調整，而所謂的關系是以“界”為前提的，即各行為（利益）主體間是有區别或界限的，它們在權利間與義務間及權利與義務間是不相同的。沒有界的意識，也就無所謂倫理。政黨倫理同樣存在各政治主體間的“界”，即政治權力的不可逾越性和不可替代性。列甯認為蘇維埃是人民政權，但對黨如何領導國家卻并不明确，有時說黨的任務就是管理國家，有時又說黨隻是對國家進行“總的領導”。[11]正是這種含糊，使得政治體制内諸要素之間的法理關系紊亂，非但沒能加強黨的領導，反而因為主次不分 銷蝕了自己的内力。政黨成為“無限責任”主體，一旦出問題就難辭其咎，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也就會因之而失。二是執政黨的“魚水”關系問題。執政黨的“魚水關系”是 指黨與人民群衆的關系，即黨群關系，實際上是誰依靠誰的問題。依據“魚水關系”的 實存狀态，就是魚無水則死，但水無魚則還是水。這說明，政黨隻有依靠群衆才能生存與壯大，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且這種依靠不是視群衆為達到目标的手段和可以利用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衆當主人。也就是說，在政黨政治制度條件下，人民群衆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才是政黨的堅強後盾，群衆的擁戴、認可與支持才是政黨執政合法 性的唯一來源，而不是政黨領導權本身。把人民群衆當主人，既是政治正當性的内在要 求，也是政治正義的根本體現，因為它暗含了人民群衆利益至上的政治倫理原則。斯大林時期，由于用強制手段制造所謂“主人翁”階級，導緻黨與勞動階級之間産生嚴重的 隔閡與對立，缺乏對人民群衆最起碼的尊重。一個脫離人民群衆的執政黨必将退出曆史 舞台。三是執政黨的政治暴力濫用問題。政黨一旦獲得執政權，為平息反對或異己力量，容易動用國家機器實施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往往是權力與武力的結合，是政治行為主體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針對統治關系而實施的導緻重大政治後果的有組織的暴力。當蘇共執政之後，特别是到了斯大林時期，縱容國家安全機構借用“黨的領導”的名義對“人民的敵人”進行跟蹤、暗殺，使之逐漸演變成不受法律約束的“國中之國”，緻使整個 國家機器發生了質變，最終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政黨權力一旦失去約束，必然導緻黨内的腐敗和政權的垮台。政黨權力的自我約束不但不會削弱執政能力，相反會獲得更多的合法性資源，更加有利于依法執政、科學執政與民主執政，這是政黨長期執政的倫理密碼。四是執政黨的黨内民主建設問題。在政黨政治時代，黨内民主之所以必要，主要原因在于：政黨政治的本質是黨内核心層決定一切，如果僅僅淪為“一個人說了算”，甚至出現“寡頭政治”，勢必給決策帶來巨大風險。并且，黨内民主是社會民主的基礎或先導，沒有黨内民主，根本談不上社會政治民主；隻有以黨内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加快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黨内民主，其實質是必須保證每個黨員對本黨的決策有一定的決策權；其關鍵是如何處理黨的核心集團或黨的領袖與普通黨員的關系，或者說如何界定和把握黨的集中制的度。黨的民主集中制雖然在話語上可以表述為“民主基 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但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建設作保證，在具體實施中難免出現偏差，甚至造成個人專權。在蘇共執政史上，列甯雖然曾強調“黨内的一切事物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的毫無例外的條件下處理的”，但這一 思想在他生前并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踐，到了斯大林時期黨内機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缺乏民主。在這一點上，蘇共的教訓是深刻的。

三、政黨産生發展的倫理普遍性

從政黨的産生和發展過程來看，政黨自出現伊始就與倫理道德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政黨自存在起就有着其自身的倫理自覺，并且内生出普遍的倫理規定性。

首先，政黨的出現是對舊道德反思和反抗的結果。英國的“托利黨”和“格輝黨”是政黨的先行者，它們的出現标志着政黨政治的開端，而它們出現的背景恰恰是17世 紀的英國資産階級革命。資産階級革命，一方面表現為不同社會階層各自利益的對立與 抗争，即由于工業革命所産生的資産所有者與特權階層在社會利益分配中的沖突；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舊有道德的反思和道德覺醒。就社會政治道德而言，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最開始都賦予專制與集權以合理的解釋和無可争議的确定性。在古希臘時代，荷馬的史詩一面贊揚着鬥士的勇敢，一面又宣揚着人生的宿命。希臘奴隸時代大門的開啟，一面使“個人擺脫了氏族和部落共同體的束縛，有可能在體力、智力方面得到更多的發展”；另一面又出現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與壓迫，奴隸主階層成為公共物品和權力的所有者，而廣大的勞動者則隻能仰以鼻息，失去了對财産的所有權和人生自由，成為統治階層的工具和附屬品。随着時代的變遷，王權與神權又禀賦着來自上天的恩賜繼 續着專權與統治，封建制度和教會的政治學說也讓統治者的頭上繼續頂着神秘而又虛幻的光環。在中世紀的神學政治中，對神的愛與信仰成為人們生活的最高原則，折射到政治生活領域就是為人們對于統治者的屈從提供新的枷鎖與理論。基督神學就宣揚“勿抗 惡”“人們都應該順應至上的權威”。因為它認為，沒有一種權威不是從上帝那兒來的，所有的政權都為上帝所命定，因此任何人反對政權就是反對上帝的命令。如此一來，既然王權與神權既高懸于人民之上，又并非來自于人民，而是來自于缥缈的神，那麼，統治者一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權力，另一方面卻可以逃脫對于國家、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因為權力既然授之于神，便可隻對神負責。這種君權神授的觀念使人們在專制的黑暗中生活 了近千年。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形成、有産階級的産生，使得人們開始對于舊有的政治道德進行反思和重新審視。從上至下的集權統治隻強調被統治者對于統治者的義務，卻忽視了統治者對于被統治者的責任；人格和權力的不平等在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畫了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而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則使人們開始對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政治和人身關系展開質詢和诘問。以公平交易、平等交換為原則的新型生産和經濟模式已不能容忍人為的不平等存在，人們開始了對平等和自由的找尋與探索。許多理論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人格和人的屬性，以探尋人類社會結構和秩序的應然狀态。人們逐漸發現，掌握于統治者手中的權利并非神聖不可侵犯，他們的權力并不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或超人類的存在所賦予的，而是來源于人民，是出于社會不同階層的真實存在。這從根本上動搖了王權、教會存在的基石。例如，這一時期的政治學家洛克為人類設置了一個原初狀态。他認為，這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态，人們在自然法的範圍内，按照他們認為合适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處理他們的财産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這也是一種平等的狀态，在這種狀态中，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權力。由此，洛克将政治權定義為“每個人交給社會的他在自然狀态中所有的權力，由社會交給它設置在自身上面的統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許的委托，即規定這種權力應用來為他們謀福利和保護他們的财産”。在此基礎上，他為政治權力的使用劃定了限域，那就是不可超越生命權和财産權。在闡述源于自然權力的政治權力時，洛克特别将專制權從自然權力中剔除，從基礎上否認了其合理性。他認為：“專制權力是一個人對于另一人的一種絕對的專斷的 權力，可以随意奪取另一個人的生命。這不是一種自然所授予的權力……。它也不是以契約所能讓予的權力……。它隻是侵犯者使自己與他人處于戰争狀态時放棄自己生命權 的結果。”對專制權的否定、對自然權力的認可和對人們政治權力的承認，使得各階層的人民都有權力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和目的，這就為政治黨 派的出現奠定了現實基礎。在政壇上，不同階層的人們開始為實現和保護自身的利益組成各種集團和組織，依賴于在相同程序和社會結構内的平等權力進行自身的政治活動。顯而易見，政治黨派的出現正是以人類自身權力的道德自覺為基礎，以人們對于自身政 治利益和權力的覺醒、認識為基石的。換言之，人們對于自身權力的醒悟和對于平等關系的構建，必然會促使人們去尋求相應的政治生活，而政治平等的直接産物就是以政黨為單元的選舉制度，這也就标志着政黨政治的建立。由此可知，政黨從出現伊始便有着深厚的倫理背景，積澱着濃厚的倫理性。

其次，政黨的組成都充滿着濃郁的政治倫理色彩。每個政黨除了有自身的政治目标、利益追求之外，還會有自身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基礎。政黨是以不同的社會階層和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群體為構建單元的，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層會孕育出不同的社會道德原則和标準，會産生不同的局部社會道德結構，因此相應政黨都會具有代表不同社會形态的道德特質。一方面，政黨以執掌政權為目的，它們必須提出與自身所代表的階層相應的、具有自身特點的系列政治主張和施政原則、規範。例如，在西方國家體制内，政黨的基本價值指向都是以現存的資産階級道德主旨為基礎的。其中，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民主政治的理念、政黨作為民主參與工具的理念、由契約引申出的法制的理念對其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民衆并獲得民衆廣泛的支持，它們必須提出自己獨有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并提出相應的政治路線、方針、政策。而建立自身的行為綱領、實施方式的基礎就是在本黨長期運作中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價值主旨是政黨傳播影響的重要工具，也是政黨在奪取政權之後實現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政黨，一般都有着與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相異的指導思想、構建理念、奮鬥目标、價值追求，這些都代表着政黨對于社會和黨外環境的系統的思想、見解和理論。它決定政黨的綱領、目标、政策以及活動方式和方法，并與一定的政黨體制相聯系。不同的價值理念必然會導緻不同的施政追求，并将直接決定政黨組織模式、活動途徑和運行方式。信奉改良主義的政黨如美國民主黨，就主張擴大政府的作用，主張公平施政和福利國家；信奉保守主義的政黨如英國保守黨和美國共和黨，則主張重視市場機能，緻力于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積極推行私有化。價值理念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為政黨的運行操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論系統支持，有助于政黨形成自身的群體文化和組織傳統，更為有效地形成整體凝聚力，從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實現自身的政治意圖和理想。此外，價值趨向也決定政黨處理或解決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和側重偏向。因此，就政黨的組成要素而言，政治價值理念是政黨構建的主要支柱，支撐着政黨構建的框架。

政黨從形成之初就蘊含着豐富的倫理意味，有着深厚的倫理基礎。可以說，在政黨的來源之中，政黨倫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不但政黨的作用沒有消退，而且對于社會發展中的政治穩定産生了重要影響。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政黨的作用已經超出了政黨自身，給整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衍生出諸多政治倫理價值理念。關于這一點，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缪爾·P·亨 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過精彩論述。在他看來，也許有着高度發達的傳統政治制度的國家并不需要什麼政黨組織，可以通過一些政治精英分子進行政治參與，政 黨充其量是“補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補制度真空的力量”。但對于大多數現代 化起步較晚的國家而言，基本上不存在自身能通過調整而适應現代化要求的那種傳統政治制度，“因此，為了盡量減少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擴大釀成政治動蕩的可能性，必須在現代化進程的早期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即政黨制”。實事證明，在現代化過程中，政黨的力量是巨大的。政黨不但有助于政治體制的穩定，而且對其他社會組織如工會、農 民協會保持友好聯系，還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活動家和權力追求者的認同，甚至加入到 自身組織中來，壯大政黨的力量。政黨在現代化中的力量同時演化出政治參與、政治穩定、政治團結、政治協商、政治忠誠、政治服從、政治責任等一系列政治倫理理論。這些都是因政黨而産生，自然成為現代政黨倫理的研究内容。

最後，一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哪種更符合政治倫理？這是一個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經常有人提到的無法回避的問題。這裡需要明确甚至要達成的基本共識是，無論是一黨制還是兩黨制抑或多黨制，隻要其産生是合法的，那麼本身就是合乎政治倫理的。與此同時，選擇什麼樣的政黨執政制度，則是由不同國家的國情決定的，隻要程序合法，也是合乎政治倫理的。至于哪種制度更好，則由執政效果來檢驗，由所在國家的人民來評價，他人無權幹涉，在政治倫理屬性上沒有價值排序的必要。正如塞缪爾·亨廷頓所言：“對處于現代化中的國家來說，一黨制和多黨競争制，究竟孰優孰劣，政治學家們已經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筆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 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與适應性。”這種适應性主要看政黨體制是否與所在地區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相适應。如果這個認識前提可以成立，那麼就可以簡單讨論一黨制、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倫理特性。

一黨制就是一黨執政的制度。一黨制又存在不同的類型，如王長江教授把一黨制又分為一黨極權制、一黨權威制、一黨領導制、一黨多元制四種類型，中國共産黨屬于一黨領導制。不管一黨制存在多少類型，其基本的制度要素都是：一黨長期執政，一黨代表了全體民意和政治參與，有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态，不必顧及反對黨的挑戰，可以按建黨初衷堅持長期國策。但是，一黨制度也存在執政風險。從外部而言，在一黨制背景下，對政黨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關系的處理往往比在多黨制狀況下困難，執政黨隻能靠自覺與公共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來防止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防止政黨國家化、行政化與官僚化。越是長期執政，越容易界限不清。從内部而言，一黨長期執政，如果沒有危機意識、責任意識，容易喪失自我革命的能力，喪失戰鬥力，喪失創新力，最終喪失執政能力。所以，從嚴治黨是一黨制永恒的主題。

兩黨制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國家存在兩個以上的政黨，其中兩個較大的政黨有能力單獨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輪流執政。兩黨制是西方政黨模式中較為典型的類型。其主要特點是輪流執政、有競争、有監督、有政治平衡、以選民利益為重、都在憲法框架内活動、政治相對穩定，這也是兩黨制的制度優勢和倫理優勢。兩黨制的倫理劣勢在于：一是由于兩黨競争、争奪選民，容易形成純粹的選民政治，甚至出現重大賄選事件；二是由于兩黨輪流執政，存在組織僵化的危險，體制機制沒有創新，行政效率低下。英國的兩黨制就遭到社會民主黨發起人羅伊·詹金斯的批評：“現代英國行動遲緩，缺乏創新，抵制主動變革，不僅排斥經濟上的改革，也排斥社會和政治上的改革。”

如果在一個政黨體制中，政黨達到3個以上，這個政黨體制就由兩黨制進入到了多 黨制的範疇。多黨制的制度優勢在于民意充分、合作意識較強、意識形态不太僵化。但多黨制也存在整體政治權力難以控制、政黨團結難、政黨共識難以達成、滿足民意與對國家負責難于統一等問題。無論是極化多黨制還是溫和多黨制，都需要相互之間的妥協，所以政治妥協是多黨制的核心倫理。政治妥協具有調和的價值屬性。首先，對于政黨體制内部來說，政治妥協的出現是通過非暴力手段解決政治沖突的最佳手段和方式，能夠極大地促進政黨内部的和諧。當雙方或者各方利益訴求發生沖突的時候，矛盾的雙方或者各方通過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寬容進行交流和溝通，通過政治妥協實現各方的利益 訴求，保證獲得最大的社會利益。相比于暴力手段而言，這無疑能夠更有效地營造一個 更為和諧的政治環境。“在民主國家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公民在長期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已培養起一種妥協精神，能夠并希望在既有制度規範内通過協商談判與互諒互讓來解決矛盾和沖突。否則，大量湧現無處不在的政治沖突與拒絕妥協的激化鬥争足以摧 毀任何一個民主政體。”其次，整體上來看，政治妥協是一種通過理性思考達成共識并促成合作的集中體現。理性共識和合作精神是促成政治妥協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證政治妥協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沖突各方無法達成理性共識，也就無法開展政治合作；沒有政治合作，也就自然無法出現政治妥協；沒有政治妥協，也就沒有現實的多黨制。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

文章來源：《湖湘論壇》2021,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