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頁  >  學術研究  >  學術成果  >  正文

梁燕芳 謝天:東西方文化下的真實自我研究:一種關系的視角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1-09-13

】 真實自我反映了個體行為與其價值觀、信仰、需求等内在狀态的一緻性程度,分為特質真實與狀态真實。在辨析了真實自我與自我認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一緻性、正直、真誠等相關概念的異同,并梳理該領域已有理論後,提出真實自我表現或實現的文化差異,即西方文化中的真實自我是自主動機驅動的,而東方文化中的真實自我是關系要求驅動的。未來可以将“關系化”作為現象場,以儒家傳統思想為理智資源,從理論建構、社會現象(新興網絡社交平台、社會變遷),以及結合具體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比較、突顯情境變化的方法)等方面開展研究。

關鍵詞】 真實自我,本真性,自主動機,關系,儒家


近年來随着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多元和開放化。每個人都會扮演着多重身份,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換,甚至承擔着需要“表演自己”的工作。你是否會想,“這樣做是出自于真實的‘我’嗎?”或“ta那樣做,是出自于真實的ta嗎?”西方社會将真實自我看作是符合個體自主動機時産生的一種穩定的體驗,這種體驗對人際互動(Baker et al., 2017)、親密關系(Chen, 2019)、權力感(Gan et al., 2018)、幸福感(Schlegel & Hicks, 2011)及生活滿意度(劉慶奇等, 2016)等存在着影響。有關真實自我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人本主義時期,至今已發展出一條成熟的研究脈絡。

真實自我的本質可能并不存在文化差異,無論何種文化下,每個人都會體驗到當言行與自己的标準相一緻時的那種感受。但真實自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或實現路徑卻可能存在着差異。因為文化作為一種情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的體驗和感受,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中的真實自我都存在很大差異(Lenton et al.,2016)。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西方社會受個體主義文化的熏陶,人們追求獨立自主。而東方,尤其是東亞社會(本文簡稱東方)深受儒家關系主義的影響(Menon et al., 1999),在這種文化下的人們更看重關系。那麼,東方社會中,人們的真實自我又是怎樣實現或表現的呢?本文從文化差異的視角辨析東西方文化下的真實自我,整理其現有概念、理論及發展,并進一步闡釋了東西方真實自我的實現的特點,以關系視角為核心,為真實自我的研究提供了新穎的視角。

1 “真實自我”相關概念區辨

1.1 真實自我的緣起與發展

“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詞最早源于希臘詞語“authenteo”,被解釋為“一種權力,對自己有控制權”,但是這一釋義引發了諸多争論。十八世紀末,在個人主義早期形式的基礎上,人們開始探讨本真性(後來也譯“真實性”)的倫理學(Taylor, 1991)。早期的倫理學重視“善”的道德觀,後來倫理學家開始探讨遵循自己的内心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問題,真實性的概念便由此開始發展。在心理學領域,James (1890)區分了主我(I)與客我(me)。緊接着Mead(1934)又從功能主義角度出發,詳細論述了二者的區别和功能,這對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産生了重要的影響。當主我開始思考客我,便有了自我反思,然後才有了對自我是否真實的思考與判斷。早期對真實自我的探究更多地偏向哲學思辨,缺少經驗研究。直至Kernis(2003)關于真實自我的研究,才開始系統界定真實自我。

Kernis (2003)認為真實自我指的是一個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和價值觀;它由覺察(awareness)、客觀處理(unbiased processing)、行為(action)及關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四個部分組成。這四點涵蓋了真實自我從認知到行為的發生過程,但并不是真實自我産生需同時具備的條件。比如,一個人具有高的覺察意識但其行為表現力較低時,也有可能感受到或表現出真實的自我。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真實自我是基于個體自主需求産生的,反映了個體行為與其價值觀、信仰、需求等内在狀态的一緻性程度(Wood et al., 2008; Chen, 2019)。真實自我概念的發展源于西方研究者的探讨,它反映了西方哲學中主客二分的傾向,是由外在的個人對環境的控制,延伸到了内在的主我對自我的控制。對真實自我的追求,則也體現了西方人所追求的自主性、穩定性的自我價值觀。

目前,真實自我主要被分為特質真實(trait authenticity)和狀态真實(state authenticity)兩種類型。特質真實是個體身上穩定持續的特質傾向(Fleeson, 2001),而狀态真實指的是個體在某情境中産生的真實體驗(Sedikides et al.,2017)。在兩者的關系上,一項采用一天重建法的研究發現特質真實預測狀态真實的關系十分微弱(Lenton et al., 2016)。因此可以認為,狀态真實與特質真實是真實自我的兩種不同類型(Lenton et al.,2014)。

1.1.1 特質真實

概念 在早期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著作中,真實自我被當作一種特質。這為特質真實相關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比如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羅傑斯的“擁有全部功能的人”都将真實作為一種穩定的個性傾向展開研究。特質真實作為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擁有的個人品質,表現在個體将做出與自己價值觀、信仰、内部需求相一緻的行為,并且這些行為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Fleeson(2001)将特質真實定義為“一個人對一系列情緒、認知或行為的基本傾向”,反映了穩定的個體差異,故也可将其稱作個性真實(dispositional authenticity)。特質真實高的個體,無論身處的環境和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都傾向于認為自己擁有同一個身份(Schmader & Sedikides, 2018)。許多早期的研究表明,個體在不同的環境下自我概念的一緻性與個體感受到的真實性有關。比如,English和Chen (2011)的一項針對大學生的研究 發現,歐裔美國學生在跨情境中的低自我一緻性與低真實感有關,但其跨情境的自我一緻性實際上顯著高于東亞裔美國學生,這種真實感很可能是來自于其内心穩定的個性特質,是一種更傾向于特質真實的感受。

測量 特質真實的測量,較為常用的是采用Wood等(2008)在前人相關量表的基礎上改編的真實量表(authenticity scale)。該量表共12個項目,包括三個因子:自我疏離,指個體在自主意識和真實體驗之間的疏離程度(如,“我覺得好像不太了解自己”*)、真實生活,即個體的行為或情緒表達與情緒、信仰、認知等自主心理狀态保持一緻(如,“我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生活”)和外部因素接受度,指個體對他人影響因素的接受程度以及認為要符合他人期望的信念程度(如,“我總是覺得我需要做那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量表采用1 (完全不符合) ~ 7(完全符合)計分。

1.1.2 狀态真實

概念 狀态真實是指在當前所處環境或所發生的行為下,個體體會到的與自己真正的價值觀、信仰等一緻的真實感覺(Sedikides et al., 2017)。狀态真實可以因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也可将其看作流動真實(fluidity authenticity)。它強調了這種真實感是一種當前的(Sedikides et al., 2017)、瞬間的(Lenton et al.,2013)或者在某一刻自己的行為符合自身核心特質、能力所産生的一種成為真正的自己的感覺(Strohminger et al.,2017)。不同于特質真實的穩定、連續的特征,狀态真實是一種短暫且可能随時随地産生的感覺。盡管多數情況下人們可能反映感受到的是真實的狀态,但依舊有很多不真實的感受存在。對于同一個人,其在不同環境、不同角色中體驗到真實自我的感覺存在很大的差異性,甚至有研究發現個體自身在不同情境下的真實感差異是人與人之間真實感差異的3倍(Lenton et al., 2016)。相比于特質真實,狀态真實的研究更關注個體在不同環境、角色下的真實自我差異。基于狀态真實的特點,有研究者進一步發現積極的情緒狀态有助于誘發個體的真實自我(Lenton et al.,2016;Fleeson & Wilt, 2010),而且個體的狀态真實也會提高其幸福感、生命意義等生活指标(Sedikides et al.,2017; Thomaes et al.,2017)。

測量 狀态真實的研究聚焦于真實自我的即時性、狀态性。一般測量個體在某情境或狀态中的真實自我,比如采用一天重建法(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or DRM; Kahneman et al.,2004; Lenton et al., 2016),通過讓個體評估前一天的真實事件來分析其狀态真實。也有研究使用量表測量當前狀态下的真實自我,比如,Thomaes等(2017)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六點計分的狀态真實量表,該量表共包含3個項目:“今天我是真實的自己”、“今天我表現的很真實”、“今天我是‘真的’或者說真實的”。 量表采用1 (完全不符合) ~ 6(完全符合)計分,得分越高表明當前的真實自我感越高。

1.2 真實自我的相關概念

在真實自我的研究中,經常會出現一些相近的概念。有些概念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實自我,比如,自我認知(self-knowledge)、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clarity)、自我一緻性(self-congruence)等。但也有部分概念與真實自我存在本質的區别,如正直(integrity)、真誠(sincerity)等。

自我認知 自我認知是真實自我發生的基礎條件。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覺得自己清楚的知道真實的自己是什麼樣的。但是,有很多研究都指明個體對自己的認識是有偏差的、片面的(Vazire & Carlson, 2010)。很多時候人的行為是出于無意識的驅動,個體或許并不知道自己做出了何種行為,或者不理解自己某些舉動的原由,那麼他很難将這些行為判斷為是真實自我的表現。但這并不代表這些行為是不真實的。關于真實自我和自我認知是否有必然的關系,有些學者認為自我一緻即為真實,而與是否有清晰的自我認識無關(Fleeson& Wilt, 2010)。但也有學者認為,判斷是否是真實的自己一定要對自己有明确的認識。畢竟,一個人應該先要有自我,認識自我,才有可能感受到真實的自我;清晰的自我認知是真實自我發生的基本條件(Wood et al., 2008)。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真實自我發生的關鍵前提。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一個人的自我概念(如,感知到個人的屬性)的内容被清晰而自信地定義、及其内在一緻和暫時穩定的程度(Campbell et al., 1996)。個體對自己的品質特征有清晰的定義,明确自己穩定而統一的身份,了解真正的自我應該是怎樣的,這樣才有可能在某種環境中感受到真實自我。個體(尤其青少年時期)在成長的過程中,越是能夠對自己保持清晰的認識,在處理消極或不良情緒、問題時越能表現出良好的心理調節功能(Parise et al., 2019)。自我概念清晰性是自我認知的進一步發展,當個體對自己有了清晰的認識,明确自己的個人特征,才會開始思考真實自我。

自我一緻性 自我一緻性是真實自我的重要組成。自我一緻性是指個體行為與其态度、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符合程度(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自我是由各種獨立的自我屬性組成,而個體的真實自我則是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仍能表現出同一個自我身份。Jongman-Sereno和Leary (2019)将自我一緻性視為真實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研究都認為真實自我是行為總是與個體的信仰、價值觀、内在需求等保持一緻,這種真實感是穩定的、不易改變的。自我一緻包含兩種含義:其一,是個體的行為與自身價值觀等内在心理狀态的一緻性。當個體的行為符合自己的價值觀時,就能感受到真實的自己。這種自我一緻性的研究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并且也發展出一系列的測量項目,比如“即使别人批評或拒絕我這樣做,我也努力以一種符合我個人價值觀的方式行事。”(Kernis & Goldman, 2006)、“我總是堅持我的信仰”(Wood et al., 2008)等。其二,自我一緻性還涵蓋跨情境或角色的一緻性(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正如西方人追求的獨立自主性,個體是什麼樣的人不會因角色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這點在跨文化的研究上也得到了支持,如研究發現西方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時比東方人表現出更高的一緻性(Church et al., 2014)。在真實自我的研究中,自我一緻是真實自我發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有了自我認知和清晰的自我概念,進而也就明确了自身真實的自我品質。當自己的行為符合了這些品質時,便有可能觸發個體的真實自我。

正直與真誠 正直或真誠并不等同于真實自我,在本質上可能是完全相悖的概念。正直是指個體的行為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Alliger et al., 1996),也可以看作是真實的一種體現(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但是,正直并不等同于真實。一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可能本身就是違背社會規範的,如果他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做出了不符合社會要求的行為,這種行為表現是真實的自己,但他并不是一個正直水平高的人。真誠與真實的關系也是如此,真實感高的人不一定體會到很高的真誠感,而做出不符合自己價值觀、不真實行為的個體也有可能對别人有很高的真誠度。真實與真誠關鍵的區分點是真實是自我參照取向的,而真誠多是與他人互動中的人際表現(Erickson, 1995)。

2 真實自我的理論背景

2.1 人本主義與自我的廣泛理論

20世紀60年代,“真實”一詞開始受到心理學家的關注,被人本主義心理學家認為是心理健康和自我實現的中心特征(Jourard, 1964; Maslow, 1962; Rogers, 1959)。人本主義心理學主張從人的本性出發研究人的心理,強調了人對自我實現的追求。Rogers (1959)認為人應該誠實的面對自己、悅納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個人中心療法”也主張人要遠離外界因素或動機目标,向别人展現真正的自己。在治療中,他強調真誠的治療關系、積極回應、無條件積極關注、同理心、溝通及一緻性的态度對來訪者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個體有能力理解和解決自身的困難或問題,充分相信人的内在驅力能促進其更好的成長。Maslow (1971)強調人的行為源于内在的需求。他提倡人要做真實的自己,明确自己的真實身份,以一種真實、自然的表達方式來展現自己的個性、情感和欲望。人本主義心理學關注個體自我的内部意識或需求,一個人根據自身的需求而不考慮外界的迫使因素做出的行為才符合真實的自己。

後來有許多學者(如,Brewer & Gardner, 1996等)認為自我不是單一的,它是由很多個不同情境下的自我屬性組成的自我的合集,也就是後來發展出的自我的廣泛理論(wide-ranging theory)。正是廣泛理論中提到的自我是由很多獨立的自我屬性組成的合集,後續才延伸出自我一緻性、自我概念清晰性、跨情境自我表現等諸多真實自我相關的概念。無論是人本主義視角還是廣泛理論,真實自我都是基于個體自身出發的,聚焦于自我本身的需求或屬性。

2.2 自我驗證理論

自我驗證理論(self-verification theory)主張人一旦有了關于自己的想法,便會想要從别人那裡驗證這些想法,當别人評價或者認識自己能與自己看待自己一樣時,人們會感到真實(Swarm, 1990)。因此,人們(尤其是對自己有很高定義的人)希望從與别人的關系中驗證對自我的看法。這裡學者們關注的真實自我不僅僅是發生于内部需求驅動的真實感,而且開始關注真實自我在關系中的發展。人際關系互動中接收到的他人看法,會使個體展開自我反思進而策略性的管理自我呈現。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對自身的看法也會從各方各面得到驗證,當别人對自己的看法與自己看待自己的觀點一緻時,個體便容易産生真實自我的感受,進而更加明确真實的自己。自我驗證理論被諸多關系自我(如親密關系)、關系真實的研究者接納。人們在另一半關系中驗證了自己,覺得另一半更能真正的了解我們是誰,才更有利于一段關系的真實,從而産出一個良好的關系質量,使彼此産生高水平的幸福感(Brunell et al.,2010)。

進一步的研究指出,關系的真實性來自于感覺自己在一段關系中接近自己的理想自我的程度(Gan & Chen, 2017)。這一解釋與米開朗琪羅現象(the Michelangelo phenomenon)頗有相似之處,即良好的親密關系可以促使伴侶彼此更接近理想自我(Drigotas et al., 1999)。相比于西方獨立自主的文化,東方社會更注重關系的維持,人們更傾向于作為一個社會我。那麼,自我驗證理論或許可以為東方真實自我的研究提供強有力的理論基礎。

2.3 自我決定理論

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源于存在-人本主義,是一種以人的動機和發展為中心的經驗驅動理論,它強調滿足于内在需求産生的動機驅動的行為才更符合真實的自我(Ryan & Deci,2000, 2017; Ryan, & Ryan, 2019)。自我決定理論(Ryan & Deci, 2017)包含三個基本心理需要:自主(autonomy)、能力(competence)與關系(relatedness),并且将動機劃分為自主型和控制型兩種。其中,自主動機在真實自我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廣泛應用于真實自我的研究。個體在滿足了自主需求時觸發自主動機,進而産生的行為被認為是更真實的。從自我決定的角度來看,真實性可以通過确定人們選擇某種行為方式的程度進行評估,這種行為方式是出于内在原因,而不是外部壓力(Jongman-Sereno & Leary,2019)。自我決定理論與人本主義視角都是從自我的内部角度入手。人本主義強調了認識自我,關注個體的自我實現,傾向于以哲學思辨的觀點讨論;而自我決定理論将自我剖析出幾個詳細的部分,以更深入的視角提出自我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動機劃分,揭示了如何創設外部環境,以滿足個體的基本心理需要,從而觸發真實行為的作用機制。

自我決定理論,尤其涵蓋的與自主性相關的子理論,為西方真實自我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對于東方文化下的個體,自主的需求不僅涉及個體的内部心理,還涉及其所處的關系環境。中國人關注的真實自我與西方人的真實自我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不僅是跨文化因素下的自我一緻性差異,更是深入到獨立自我與關系自我看法的本質區别。

3 真實自我表現的文化差異

結合真實自我的研究,東西方文化下的真實自我表現存在差異性。西方人追求自主性、自我價值的實現,真實自我是自主動機驅動的,個體更傾向于根據自己内心的需求、動機等一系列較為穩定的特質判斷自己感受到的真實。東方更常見的真實自我則是基于上下尊卑、遠近親疏的關系驅動的。個體能自主融入不同的關系情境中,并做出恰當的行為,由此便更能體驗到真實自我的感受。這種真實自我不僅滿足了個體自身的需求,也同時照顧到了關系情境的需求,與儒家強調的“誠”有相通之處。當個體在顧及關系和諧的同時恰當地表現自己,這種理想的狀态更符合東方人傳統意義上的“做真實的自己”(孫倩如, 陳政裕, 2018)。

3.1 西方文化中自主動機驅動的真實自我

西方文化關注“個體”。這裡的個體是指以自身的特質需求為主的實體(楊宜音, 2015),傾向于被描述為特質性的自我概念(Cousins, 1989)。西方人的真實自我關注個體的價值觀、态度、信仰等特質方面的自我實現(Jongman-Sereno & Leary, 2016),是基于自身特質,受自主動機驅動的真實。滿足個體自主需要一般會觸發其自主型動機,進而産生真實的行為。而某些外部因素(包括人際關系)可能會迫使個體産生更多的控制型動機,減少個體行動的自發性和自主性,從而使個體對外隐藏真實的自己。

自主性指的是個體是行動的發起者,且該行動符合個體自身的價值觀與目标。正是這種自我驅動的感覺對真實自我至關重要(Ryan & Ryan, 2019)。出于真實自我的行動是個體自主發起的,但并不代表與外部環境無關。隻要外部因素符合個體的價值觀等自主動機,也可以自主産生真實的行為。Van den Bosch和Taris(2018)以自我報告的方式研究員工在工作中的真實自我,證實了個體自主需求有助于觸發真實的感受。Fischer和Boer(2011)對63個國家有關自主性的元分析也再次支持了真實是個體自主動機觸發的行為的觀點,而與這種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規範無關。

既然個體自主動機是判定真實自我的準繩,那麼有些行為看似出于真實自我,但卻并不一定是,比如反抗與獨立性行為。首先,反抗作為一種反應性行為,可能在受到不公對待時自發的表現出這種能力,但它并不一定是個體自主認可的反應性行為(Van Petegem et al.,2015),因此反抗行也不一定是出于真實自我的。其次,獨立性行為。獨立性行為不一定是真實的,反之依賴性或互依性行為也有可能是真實的。比如,一個人非自主認可的獨立性行為是不真實的,而自主認可的依賴行為卻是真實的。

自主動機驅動的真實自我,不僅源于個體本身的自主性,自主支持的環境也有利于個體表現出符合真實自我的行為。從自我驗證理論的角度理解,當個體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出的行為得到了别人的認可或支持,會進一步加強個體對自己的肯定,個體也就更願意表現出真實的自己。比如在同性戀群體中,個體會評估家人、朋友對自己出櫃的接納度,如果能得到身邊人自主性的支持,那麼他們選擇隐藏真實自我的可能性就會降低(Ryan & Ryan, 2019)。但是,如果身邊的人,尤其是重要他人對其出櫃行為表現出消極反應,則會挫敗個體的自主性需求,導緻個體隐藏真實的自己(Ryan et al., 2015)。還有研究将上述同性戀群體的這種思考擴展到其他類型的真實性研究中,也有類似發現,比如自主支持會促進親子關系(Bureau & Mageau, 2014)。在自主性支持的環境下,個體的自主性需求會得到進一步提升,從而也更願意将真實的自己表現出來(Ryan & Ryan, 2019)。

個體自主性的對立面是他律,或者說是一種被束縛、控制的環境或感覺(Ryan & Ryan, 2019)。當缺少自主性需求或支持時,外部的控制環境使個體更加放不開,更不真實,從而刺激個體産生控制型動機,甚至可能會引發個體的防禦性反應(Lynch & Sheldon, 2017)。個體在受控的環境中或有被控制的感覺時,會傾向于自我隐藏,這種表現會對體驗到的真實感和生活質量都造成一定的影響。權力相關的研究,也從側面支持了控制性的環境或感覺不利于個體的自我表達。當情境角色和權力匹配時,個體更願意表達自我(Chen, 2019),并且高權力的個體有更高的自我概念一緻性,體驗到的真實感更高(Kraus et al., 2011)。而權力低的個體在表達時會考慮很多外界因素,他們的表達受到外界的約束,因此更有可能傾向于隐藏一些真正的想法,進而導緻更少的真實表現。

基于個體自主動機産生的真實自我,反映了個體行為與其價值觀、信仰等自我特質的一緻性程度(Chen, 2019)。盡管西方學者提到自我是由各種不同的自我屬性組成的集合,但是在不同情境下,西方人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擁有同一個身份,即真實自我是穩定一緻的。一項跨文化的研究也表明,亞裔美國人在特定關系環境中的自我描述不如歐裔美國人一緻(English & Chen, 2007)。而且西方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時比東方人表現出更高的一緻性(Church et al.,2014),這也體現了西方真實自我的穩定性、一緻性。

3.2 東方文化中關系要求驅動的真實自我

東方文化關注社會情境,突出“關系”這一特點。個體自小處在以自我為中心的關系環境中(費孝通, 1985),關系的存在和維持則也内化成了東方個體的自主認知。西方個體的真實感源于自主特質需求的滿足,而東方個體則更側重滿足關系這一認知層面的需求。關于個體對自我的看法,東方人會更依賴并看重社會關系中他人對自己的期待及做出評價(翟學偉, 2004),因此關系是自我的一部分(楊宜音, 2015)。可以說,東方文化下真實自我的感受一方面是基于關系的自主需求,且可以因關系情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制于複雜關系的作用。

關系的建立和維持,是東方社會或我們更熟悉的中國社會中很普遍的現象。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個體都會以不同規範的身份與他人形成關系。這些關系是以自我為中心,由近到遠依次形成的關系網狀結構,有上下尊卑、遠近親疏之分。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差序格局”,我們的格局是石頭投到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而個體便是圈子的中心,波紋則是形成的關系聯結(費孝通, 1985)。也正因為人們會扮演不同的身份,所以圈子并非隻有一個,人們會依時間、地點或關系情境的改變做出相應的行為調整。在這種網狀結構的關系圈中,關系必然不會是全部平等的。從最早費孝通先生(1985)的“自家人/陌生人”的關系分類,到近年來網絡環境發展出的更複雜的人際關系,無一不體現了關系結構中的上下尊卑、遠近親疏之别(楊宜音, 2015)。對于一個成熟的東方人來講,這些關系或許并非束縛了自我,反而是實現個體之真實的途徑。個體在不同的情境中,自主調用不同的“關系圈”(費孝通, 1985),來實現自我的真實感,并滿足了角色對應的身份規範。

關系自我是指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我們對特定人産生的感受、制定的目标和關系中的行為表現(Andersen & Chen, 2002)。在不同的情境中,與不同的對象互動觸發不同的身份特征,人們就會根據特定的關系情境來定義自己(Chen, 2019)。尤其對東方人而言,諸多關系圈衍生出一系列的關系自我。當人們在不同情境中能自主調用相應的關系自我,以做出融入當下情境的行為時,這種符合社會情境規範的自我展示可能更易被接受。因為當自我表達行為與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表達規範相一緻時,它們會增強個體對真實性的感知,也更能感受到真實的自己(Kokkoris & Kühnen, 2014)。東方社會中的個體尤為重視與周圍環境的和諧關系,願意将自己融入到社會關系中(Yang, 1995),這本身就是東方人的一種價值觀。因此,當個體能在顧及關系和諧的同時适當地表現自己時,便可能會增強真實自我的體驗。比如,研究發現人們為關系親近的人做出的行為改變或調整被中國台灣被試認為是真實自我的體現(孫倩如, 陳政裕, 2018)。

如果說,現有研究中以西方文化為典型場景的真實自我是自主動機驅動的,即自我的真實感來自于個體行動與自身價值觀、态度、信仰等的符合,那麼在東方文化的典型場景中,自我的真實感不得不考慮到關系,即個體行動對關系所産出的影響。忠、孝如果是同一個個體的價值觀,那麼忠孝的沖突情境就是對個體真實感的考驗。個體無論是“親親互隐”,還是“大義滅親”,都不可能體驗到完全的真實感。這是生活情境為東方個體帶來的挑戰。因此,如何“不負如來不負卿”,才會是擺在東方人面前的難題。

4 總結與展望

真實自我的研究在國外已積澱了大量的成果,從概念、理論到經驗研究,已發展出較為系統、成熟的框架。如今,國内關于真實自我的研究也逐漸興起。本文梳理了國内外有關真實自我的文獻,分别介紹了西方基于個體自主動機産生的真實自我和東方更常見的關系驅動下的真實自我,并在現有簡單關系中真實自我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讨多元複雜關系下的真實自我。

4.1關系中的真實自我

以多元化社會情境背景看真實自我。人人都有真實自我的需求,真實自我也因人而異。從跨文化環境來講,西方常見的真實源于個體特質需求的自主滿足;東方常見的真實則是個體在關系驅動下的體驗,真實自我因情境或關系不同而有所變化。相比于滿足自身内在需求即可獲得的真實感,個體在不同關系情境中的真實自我又如何得以實現?對于處在關系情境中的個體,有些依據關系做出的行為也是出自于内在動機,也符合其自主需求。比如,Thomaes等(2017)的日記調查發現真實自我的體驗來自于親人關系或能力需求下的自主性滿足。但外在于個體的他人、關系群體,或許可能通過對立的角色扮演影響個體的自主性判斷(楊宜音, 2008),而且垂直關系比水平或更平等的關系體系更難被個體自主接受(Chirkov et al.,2003)。此外,于關系中的個體而言,内在的想法與對外的人際表現不一緻時,也不一定是不真實的表現。比如“善意的謊言”,是一種誠于内而形于外的真實表現(Ryan & Ryan, 2019)。也就是說,在複雜的關系情境中保持真實自我相對更難。目前真實自我在關系中的研究,也僅是以簡單的二元平等關系為主,比如親密關系(Didonato & Krueger, 2010)、同盟者關系(Plasencia et al.,2016)。那麼個體又如何在上下或更複雜的關系情境中實現真實自我呢?

在西方的傳統中,個體追求自身價值觀、信仰等個人自主需求的滿足,自我先于他人或關系體是一種常态。哪怕是處在關系情境中,個體也是将自我當成一個主要的獨立體,而非關系中的一個角色扮演者。所以當個體自身的需求優先得以實現時,真實自我的體驗也油然而生。但是東方尤其中國社會,關系和個體本就是同時共存的,而且關系并非僅是簡單的二元平等關系。“關系化”作為中國社會中互依我在建立群己關系中的一個文化特例(楊宜音, 2015),與個體同生共存。個體是處在各種關系中應有的自我的統一體,每個自我都不可或缺,通過關系鑲嵌為一個整體(楊宜音, 2015)。而且這種關系的鑲嵌也存在着上下尊卑、遠近親疏的差序布局。如此看來,此時的真實自我應從關系取向入手,不能存在于脫離關系的原子個體真空中,而是要考慮真實自我體驗對關系環境的影響。

儒家傳統思想為實現關系驅動的真實自我提供了很多理智資源。比如,儒家強調行為應“發乎情、止乎禮”。但儒家思想并非要求對諸如三綱五倫等關系的絕對服從,而是提倡在不逾越規矩的情況下,自由的生活。以“仁、義、禮”為基礎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體現了小我與大我的上下或平等關系,儒家思想并非以這些關系束縛自我,反而倡導追求“君子和而不同”的自我實現(黃光國, 2014)。即,在保持自身獨立的情況下與他人團結合作,以滿足真正意義上的整體關系和諧,實現自我價值(楊宜音, 2015)。借鑒儒家思想,人們可以通過滿足和諧的社會關系需求,從而達到真實自我的境界。如是,個體便可以在關系情境中體驗到真實自我的感受。

4.2真實自我的未來發展

本文分析了東西方文化中真實自我的研究,如前所述,西方個體的真實自我是基于自身特質需求産生的,而東方人常見的真實自我則是關系驅動的。東西方(尤其西方)常見的真實自我在個體和簡單關系背景中已有諸多研究成果,比如,真實自我對幸福感(Thomaes et al., 2017)、生活決策滿意度(Christy et al., 2017)、生命意義(Schlegel et al.,2011)、關系質量(Brunell et al.,2010)等的積極影響。那麼在此基礎上,未來有關真實自我的研究可以延伸到多元複雜關系的背景中。

第一,真實自我的理論建構。綜上所述,真實自我依據個體自主需求或關系的滿足産生,可以從個體或關系取向着手分析,但在複雜關系中保持真實自我相對較難。追溯到自我本身,不同于西方追求的自由獨立的自我,東方人關注的是投身于社會關系中的自我(Yang, 1995)。人們在滿足和諧的社會關系上的自我實現,才是最真實、普遍的需求,比如面子、人情下的為人處世。就像基于理性人互動的“博弈”和關系捆綁時的“謀略”(翟學偉, 2014),或個體内在的愛情和關系外在的婚姻(翟學偉, 2017),真實自我的體驗也受到關系的影響。尤其在東方環境下,因關系程度而做出的行為及行為調整也被認為是真實自我的體現(孫倩如, 陳政裕, 2018)。

第二,新興網絡社交平台下的真實自我研究。以個體或關系着手的真實自我,存在着相對穩定或可變的差異性,因此網絡社交平台為我們研究真實自我提供了良好的對比工具。我們可以從不同平台以及不同文化下的平台入手,檢驗基于個體或關系水平的真實自我。基于個體自身的真實自我會有選擇性的呈現在社交網站上(Kim & Lee, 2011),對生活滿意度(牛更楓等, 2015; 劉慶奇等, 2016)和孤獨感(徐歡歡等, 2017)都産生着影響。那麼,基于關系的真實自我在社交平台上的呈現及影響又如何呢?受關系(好友)圈的影響,個體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自我表露程度可能是不同的,這也會影響其在社交網上的真實自我體驗。比如,最近的一項質性研究表明,在一些虛假性的儀式互動(如誇誇群)中會出現本真性與非本真性情感交織的情況(孫瑜, 2020)。此外,複雜關系情境下的真實自我,也可以借助新媒體平台得以檢驗。以工作環境為例,置身其中的個體同時存在着平等的同事關系和垂直的上下級關系,那麼保持真實自我的體驗可能相對較難。個體的真實自我除了受到關系本身的影響,也受權力牽動(Wang& Li, 2018; Berdahl & Martorana, 2006; Kraus et al., 2011)。如此看來,在上下級或同事關系中,諸如員工的真實自我對群體認同、社會認同的影響如何,進而又怎樣影響員工的績效、成就動機、企業文化認同等問題,可以從相應的平台上獲取數據加以研究。

第三,社會變遷下的多元複雜化真實自我。文化混搭是全球化文化互動的一個新趨勢(彭璐珞等, 2017)。發展中的國家可能把外來文化當作推動社會現代化的動力,更容易接受文化混搭(趙志裕等,2015)。而中國作為快速發展中的國家,文化混搭也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社會環境轉型帶來物理空間移動便利的同時也使人們面臨着信任、同伴支持等新的挑戰(謝天等, 2019)。社會轉型使人們的關系網越發呈現異質性、松散性,關系網對個人的約束力也就随之而降低(楊中芳, 彭泗清, 1999)。受全球化思潮的影響,基于個體自主動機的真實自我這個對西方人非常重要的心理主題,也開始出現在中國年輕人身上。而這與中國傳統社會中複雜關系下的真實自我,又會混搭發展出怎樣的真實自我體驗呢?随着社會的轉型,在複雜關系中保持真實自我是否也逐漸變得不那麼困難?将來可以縱向追蹤中國社會中基于複雜關系的真實自我的變化及影響,比如,在人際互動、同伴支持、信任以及個體自身的身份認同、社會認同等方面産生的影響。

第四,真實自我的跨文化研究。在如此多元的文化中,人們對文化差異的看法不僅僅是簡單的排斥或融合。文化帶來的是一種動态的影響,與情境相互作用(侯玉波, 張夢, 2012)。人們的記憶中可能保留着不同的文化特點,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取不同的文化信息,從而表現出适應的行為。盡管歐美人有更多特質性的自我描述,但當給定了社會情境角色時,東亞人将會表現出更多特質性的自我描述(Cousins, 1989)。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假設特質性真實自我可能也會在東方被試身上顯現?甚至更可能是東方人掩飾的内在的真實自我,而關系情境剛好促進了真實自我的對外表現。所以本文認為未來有兩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路徑。一方面,我們可以開展西方式的研究——假定我們的自我與西方人的自我是相同的,以行動-價值觀匹配作為判斷真實感的依據。另一方面,我們從更根本的角度出發——在理論上建構如本文所提出的,關系驅動的真實自我,以研究在關系和諧或沖突時的真實自我體驗。

第五,研究方法上的啟發。目前,西方基于個體真實自我的研究多采用問卷測量的方式,因為基于個體的真實自我多是符合其自身内部某種特質或需求而産生的穩定、一緻的心理體驗,問卷測量的方式也比較可信。但是,關系驅動下的真實自我,是可以因關系情境而改變的,也是一種傾向于通過對别人真實自我的評價來反映的,因此需要更加靈活的測驗工具。比如,以情境模拟材料來衡量真實自我(孫倩如, 陳政裕, 2018)。未來可以開發更多的情境材料來總結出适合測驗真實自我的實驗材料,并且可以根據個體真實自我和關系真實自我的差異性來模拟不同的情境,進而實現從個體建構水平或關系建構水平啟動真實自我的研究構想。


參考文獻

費孝通. (1985).《鄉土中國》. 北京:三聯書店.

黃光國. (2014).“道”與“君子”:儒家的自我修養論.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53(03), 172–182.

侯玉波,張 夢. (2012).文化“動态建構”的理論和證據.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8(4), 083–089.

劉慶奇,孫曉軍,周宗奎,牛更楓,孔繁昌,連帥磊. (2016).社交網站真實自我呈現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線上積極反饋和一般自我概念的鍊式中介作用.心理科學, 39(2), 406–411.

牛更楓,鮑娜,周宗奎,範翠英,孔繁昌,孫曉軍. (2015).社交網站中的自我呈現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積極情緒和社會支持的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 31(5), 563–570.

彭璐珞,鄭曉瑩,彭泗清. (2017).文化混搭:研究現狀與發展方向.心理科學進展, 25(7), 1240–1250.

孫倩如,陳政裕. (2018).怎樣的我才真實?關系對華人真實自我展現的影響.本土心理研究,(49), 157–206.

孫瑜. (2020).“虛情與假意”:儀式性互動中的青年本真性.中國青年研究,(09), 76–82.

謝天,周珏,陳詠媛. (2019).流動性與當代中國社會:一段正在發生的曆史(代卷首語).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1), 1–13.

徐歡歡,孫曉軍,周宗奎,牛更楓,連帥磊. (2017).社交網站中的真實自我表達與青少年孤獨感: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5(1), 138–141.

楊宜音. (2008).關系化還是類别化:中國人“我們”概念形成的社會心理機制探讨.中國社會科學,(04), 149–160.

楊宜音. (2015).多元混融的新型自我:全球化時代的自我構念.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1),97–116.

楊中芳,彭泗清. (1999).中國人人際信任的概念化:一個人際關系的觀點.社會學研究, 14(02), 3–23.

翟學偉. (2004).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産——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社會學研究, 19(05), 50–59.

翟學偉. (2014).關系與謀略:中國人的日常計謀.社會學研究, 29(1), 86–103.

翟學偉. (2017).愛情與姻緣:兩種親密關系的模式比較——關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釋.社會學研究, 32(02), 128–149.

趙志裕,吳瑩,楊宜音. (2015).文化混搭:文化與心理研究的新裡程(代卷首語).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1), 1–18.

Alliger, G. M., Lilienfeld, S. O., & Mitchell, K. E. (1996). The susceptibility of overt and covert integrity tests to coaching and faking.Psychological Science, 7(1), 32–39.

Andersen, S. M., & Chen, S. (2002). The relational self: An interpersonal social-cognitive theory.Psychological Review, 109(4), 619–645.

Baker, Z. G., Tou, R. Y., Bryan, J. L., & Knee, C. R. (2017). Authenticity and well-being: Exploring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in interactions as a mediator.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3, 235–239.

Berdahl, J. L., & Martorana, P. (2006). Effects of power on emotion and expression during a controversial group discuss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4), 497–509.

Brewer, M. B., & Gardner, W.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1), 83–93.

Brunell, A. B., Kernis, M. H., Goldman, B. M., Heppner, W., Davis, P., Cascio, E. V., & Webster, G. D. (2010). Dispositional authenticity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8), 900–905.

Bureau, J. S., & Mageau, G. A. (2014).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hones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onesty value and perceived costs and benefits of honesty.Journal of Adolescence, 37(3), 225–236.

Campbell, J. D., Trapnell, P. D., Heine, S. J., Katz, I. M., Lavallee, L. F., & Lehman, D. R. (1996). Self-concept clarity: Measuremen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1), 141–156.

Chen, S. (2019). Authenticity in context: Being true to working selv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60–72.

Christy, A. G., Kim, J., Vess, M., Schlegel, R. J., & Hicks, J. A. (2017).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s of moral goodness and knowledge of others’ true selves.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8), 910–917.

Chirkov, V., Ryan, R. M., Kim, Y., & Kaplan, U. (2003). Differentiating autonomy from individualism and independence: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internalization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4(1), 97–110.

Church, A. T., Katigbak, M. S., Ibáñez-Reyes, J., de Jesús Vargas-Flores, J., Curtis, G. J., Tanaka-Matsumi, J., & Locke, K. D. (2014). Relating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to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in eight cultures.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5), 695–712.

Cousins,S. D. (1989). Culture and selfhood in Japan and the U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1), 124–131.

Didonato, T. E., & Krueger, J. I. (2010). Interpersonal affirmation and self-authenticity: A test of Rogers's self-growth hypothesis.Self and Identity, 9(3), 322–336.

Drigotas, S. M., Rusbult, C. E., Wieselquist, J., & Whitton, S. W. (1999). Close partner as sculptor of the ideal self: Behavioral affirmation and the Michelangelo phenomen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2), 293–323.

English, T., & Chen, S. (2007). Culture and self-concept stability: Consistency across and within contexts among Asi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3), 478–490.

English, T., & Chen, S. (2011).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nd cultur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wo forms of consistenc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6), 838–849.

Erickson, R. J. (1995). The importance of authenticity for self and society.Symbolic Interaction, 18(2), 121–144.

Fischer, R., & Boer, D. (2011). W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national well-being: Money or autonomy? A meta-analysis of well-being, burnout, and anxiety across 63 societ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164–184.

Fleeson, W. (2001). Toward a structure-and process-integrated view of personality: Traits as density distributions of stat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6), 1011–1027.

Fleeson, W., & Wilt, J. (2010). The relevance of Big Five trait content in behavior to subjective authenticity: Do high levels of within-person behavioral variability undermine or enable authenticity achieve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4), 1353–1382.

Gan, M., & Chen, S. (2017). Being your actual or ideal self? What it means to feel authentic in a relationship.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3(4), 465–478.

Gan, M., Heller, D., & Chen, S. (2018). The power in being yourself: Feeling authentic enhances the sense of power.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10), 1460–1472.

James, W. (1890).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NY: H. Holt and Company.

Jongman-Sereno, K. P., & Leary, M. R. (2016). Self-perceived authenticity is contaminated by the valence of one’s behavior.Self and Identity, 15(3), 283–301.

Jongman-Sereno, K. P., & Leary, M. R. (2019). The enigma of being yourself: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133–142.

Jourard, S. M. (1964).The transparent self: Self-disclosure and well-being(No. 17).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A., Schwarz, N., & Stone, A. A.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Science, 306(5702), 1776–1780.

Kernis, M. H. (2003).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Psychological Inquiry, 14(1), 1–26.

Kernis, M. H., & Goldman, B. M. (2006). A multicompon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authenticity: Theory and research.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283–357.

Kim, J., & Lee, J. E. R. (2011). The Facebook paths to happiness: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Facebook friends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6), 359–364.

Kokkoris, M. D., & Kühnen, U. (2014). “Express the real you”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self-expression as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8), 1221–1228.

Kraus, M. W., Chen, S., & Keltner, D. (2011). The power to be me: Power elevates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nd authentic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974–980.

Lenton, A. P., Bruder, M., Slabu, L., & Sedikides, C. (2013). How does “being real” feel? The experience of state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1(3), 276–289.

Lenton, A. P., Slabu, L., Bruder, M., & Sedikides, C. (2014).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ence of (in) authenticity: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approa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770), 1–9.

Lenton, A. P., Slabu, L., & Sedikides, C. (2016). State authenticity in everyday life.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1), 64–82.

Lynch, M. F., & Sheldon, K. M. (2017). Conditional regard, self-concept, and relational authenticity: Revisiting some key Rogerian concepts cross-culturally, through multilevel modeling.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 1–19.

Maslow, A. H. (1962).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Maslow, A. H. (1971).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Press.

Mead, G. H. (1934).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non, T., Morris, M. W., Chiu, C. Y., & Hong, Y. Y. (1999). Culture and the construal of agency: Attribution to individual versus group disposi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5), 701–717.

Parise, M., Canzi, E., Olivari, M. G., & Ferrari, L. (2019).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8, 363–365.

Plasencia, M. L., Taylor, C. T., & Alden, L. E. (2016). Unmasking ones true self facilitates positive relational outcomes: Authenticity promotes social approach processes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1002–1014.

Ryan, R. M., & Deci, E. L. (2000).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1), 54–67.

Ryan, R. M., & Deci, E. L. (2017).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wellness.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Ryan, W. S., Legate, N., & Weinstein, N. (2015). Coming out as lesbian, gay, or bisexual: The lasting impact of initial disclosure experiences.Self and Identity, 14(5), 549–569.

Ryan, W. S., & Ryan, R. M. (2019).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enticity: Exploring within-person variation in autonomy, congruence, and genuineness 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1), 99–112.

Rogers, C. R. (1959).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Formulations of the person and the social context (pp. 184–256). New York: McGraw-Hill.

Schlegel, R. J., & Hicks, J. A. (2011). The true self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merging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5(12), 989–1003.

Schlegel, R. J., Hicks, J. A., King, L. A., & Arndt, J. (2011). Feeling like you know who you are: Perceived true self-knowledge and meaning in lif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6), 745–756.

Schmader, T., & Sedikides, C. (2018). State authenticity as fit to environment: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identity for fit, authenticity, and self-segreg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3), 228–259.

Sedikides, C., Slabu, L., Lenton, A., & Thomaes, S. (2017). State authenticity.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6), 521–525.

Strohminger, N., Knobe, J., & Newman, G. (2017). The true self: A psychological concept distinct from the self.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4), 551–560.

Swann, W. B., Jr. (1990). To be adored or to be known: The interplay of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verification. In R. M. Sorrentino & E. T. Higgins (Eds.),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Vol. 2, pp. 408–448).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Taylor, C. (1991).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es, S., Sedikides, C., van den Bos, N., Hutteman, R., & Reijntjes, A. (2017). Happy to be “me?” Authenticity,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Child Development, 88(4), 1045–1056.

Vazire, S., & Carlson, E. N. (2010). Self-knowledge of personality: Do people know themselve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4(8), 605–620.

Van Petegem, S.,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 Beyers, W. (2015). Rebels with a cause? Adolescent def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ctance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Child Development, 86(3), 903–918.

Van den Bosch, R., & Taris, T. (2018). Authenticity at work: Its relations with worker motivation and well-being.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3(21), 1–11.

Wang, Y. N., & Li, Z. (2018). Authentic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contingent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1066), 1–10.

Wood, A. M., Linley, P. A., Maltby, J., Baliousis, M., & Joseph, S. (2008). The authentic personal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henticity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3), 385–399.

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s.),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 19–3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謝天)

作者簡介:梁燕芳beat365体育官网心理學系碩士生。 謝天,beat365体育官网心理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beat365体育官网哲學與心理實驗教學中心主任。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聚焦社會變遷下的文化心理。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變遷視角的文化心理學,關注古今中西的文化沖突、融合、創新。包括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型(古今之變)、文化混搭與世界主義(中西之别)、文化變遷與演化。

文章來源:原載《心理科學進展》, 2021年第5期,後被《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21年第4期轉載

Baidu
sog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