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達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畢生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做出永不可磨滅的突出貢獻。為進行建黨的思想理論準備，在鬥争中竭力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為此，主編黨的第一個機關刊物《共産黨》月刊，創辦“平民女校”，培訓黨的革命幹部、特别是婦女幹部。王會悟積極協助李達主編《共産黨》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編務和印刷工作，承擔了“平民女校”的全部校務工作。包攬了黨的“一大”的會務工作，是黨的“一大”堅強“衛士”。她同李達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做出了曆史性的重大貢獻。

【關鍵詞】共産黨；平民女校；馬克思主義；黨的一大“衛士”

李達是我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先驅者之一，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和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李達為堅持、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特别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任何困難危險的環境下，表現了百折不撓、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偉大氣概，直至76歲的高齡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真理而被迫害緻死。他的夫人王會悟同志為幫助和支持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活動，而默默做出了傑出貢獻，特别是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圓滿召開，起了至關重大的作用，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為後人稱之黨的一大“衛士”。

一、李達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竭力傳播馬克思主義

李達，号鶴鳴，1890年10月生于湖南零陵縣一個佃農家庭。弟兄五人，隻有他得到讀書機會。讀了幾年私塾後，他于十五歲時考入公費的永州中學，開始接觸了一些新知識，讀中學時就知道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在當時的學生“反日救國運動”的影響下，少年李達不僅積極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而且産生了強烈地愛國主義思想。1909年，李達考進了京師優級師範，途經漢口、上海、天津時，到處看到的是外國的兵艦、商船、軍警、銀行、教堂等，明白了什麼是外國人的租界、中國的生死存亡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問題。立志學習科學知識，複興國家。在京師求學時期，辛亥革命爆發了，他抱着“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強烈願望，考取了留日公費生于1913年遠渡日本，到東京第一高等師範學習理科，探索救中國的道路。但是，事實同他設想的相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教育和對中華民族的侮辱，使他難以忍受。同時國内的情況也越來越糟。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留日的中國學生義憤填膺，決定開示威大會，表示堅決抗議。可是連集會的場地都難以找到，同學剛剛聚集起來，就被日本警察武力驅散。因而使李達的心情十分彷徨迷茫，沉痛地感到，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如果不尋找新的出路，中國一定要滅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裡呢？李達曾回憶說：“這對我仍是茫然的。當時我們就像在漫長夜裡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樣，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極端苦悶的。”

正當李達找不到救國救民的出路，而“内心極端苦悶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春雷，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當時他從報刊雜志上讀到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開始産生了對十月革命的向往。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李達在竭力譯介和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同時，積極投入了中國留日學生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滿清政府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1918年4月，中國留日學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簽訂了賣國反俄的“中日共同協定”後，紛紛怒不可遏，于5月7日在東京開會抗議，決定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罷課回國。李達率領留日學生救國團回國赴京請願。到達北京後，立即同代表團成員龔德柏等到北京大學與學生領袖鄧中夏、許德珩等會面，商讨組織示威請願運動，并于5月21日發動了強烈反對反動統治當局大規模地遊行示威請願運動。這是中國學生的第一次示威請願運動，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這次示威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和先導。雖然，這次運動未達到預期的目的，遭到失敗。但是，對李達來說，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使他由愛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決定性一步，正如後來他回憶所說：“這次挫折，使我們深切地覺悟到：要想救國，單靠遊行請願是沒有用的；在反動統治下，‘實業救國’的道路也是一種行不通的幻想。隻有由人民起來推翻反動政府，像俄國那樣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這條道路，就要加緊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學習俄國人的革命經驗。”因而，他毅然決定于當年(1918年)6月再赴日本，放棄了理科的學習，全力投入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

在将近一年半的時間裡，李達以極大的毅力和政治熱情研讀了《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第1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對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以及階級鬥争理論有了一些理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之後他還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等著作，向國内作介紹和宣傳。其中《馬克思經濟學說》被李大钊列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學習文獻。同時，他密切關注國内形勢的發展，并向國内投寄文稿，如《什麼叫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目的》等參加鬥争。特别是當他得知“五四”運動的主帥陳獨秀被捕，立即寫了《陳獨秀與新思想》，強烈譴責段祺瑞政府迫害愛國志士；熱情贊揚陳獨秀宣傳新思想的功績，并堅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舊制度，建設‘新國家’。李達在這篇文章中鮮明地尖銳指出：“頑固守舊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一個人，不能捕得許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縱使許多都給政府捕去，那許多人的‘精神’還是無恙的。今日世界裡面的國家，若是沒有把‘新思想’來建設改造了‘新國家’，恐怕不能夠立足在二十世紀！”

1920年春天，李達抱着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明确目的從日本回到上海，同陳獨秀、李漢俊等決定發起籌建中國共産黨。1921年2月，他接替李漢俊出任中國共産黨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全面主持上海共産黨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李達為中國共産黨的創立作理論準備，并為在實際活動中更好地宣傳馬列主義，他創辦了黨的第一個機關刊物《共産黨》月刊，作為主編他發表了《馬克思主義還原》《社會革命的商確》《讨論社會主義與梁任公》《無政府主義之解剖》《評第四國際》等，一方面積極宣傳馬克思列甯主義，另一方面批判了反對建立共産黨的各種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機會主義等論調;，之後還在王會悟的協助下創辦“平民女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培訓黨的革命幹部，特别是女幹部。

《共産黨》月刊是上海共産黨組織出版的秘密的理論刊物，于1920年11月7日創刊，發行量達五千份，它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樹立起“共産黨”的大旗。它宣傳馬克思主義，堅持革命方向，批判和反對假社會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它以宣傳關于共産黨的理論知識、刊登介紹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材料為主要任務，它對全國各地共産主義者的建黨工作，給予了重大指導意義。《共産黨》月刊共出版了六号（期），每号都有一篇“短言”《共産黨》月刊大體經曆三個曆史階段：1.第1-3号的主要内容完全适應發動建黨階段，其中着重介紹了列甯的建黨學說和其他國家的黨的建設經驗，批判了修正主義，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的任務。2.1921年5、6月間出版了第四、五号，适應了籌備黨的“一大”階段的要求，為了加強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刊物的影響，就改為半公開性的刊物。其中着重就黨的基本主張、基本綱領、基本任務等作了說明。3.第六号是在中國共産黨建立後，于1921年9月出版的。其中發表了黨的“一大”決定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宣言》和《太平洋會議及我們應取的态度》，後者表明了新建立的中國共産黨發表的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第一個堅強的宣言。第六号《共産黨》月刊是至今看到的最後一期，從而說明這個月刊在完成建黨的曆史任務後，就停刊了。

現在看來，李達通過主編《共産黨》月刊，為建黨的思想理論準備工作，做的比較全面和踏實的。首先，它批判和掃清了阻礙建黨和否定新誕生的中國共産黨的各種假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對以梁啟超為首領、張東荪為主将的研究系的假社會主義、鼓吹資本主義、反對革命的謬論，進行了深刻地批判。李達在《張東荪現原形》、《社會革命的商榷》、《讨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等文章中，批駁了他們所謂中國“無地主資本家”、“無勞動階段”的謬論，揭露了他們的“巧言飾詞”，無非是“改良主義的社會政策派的勞動運動”的實質和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學者”的嘴臉；明确指出和論證了“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幹社會主義要靠革命，不能靠改良。”其次，《共産黨》月刊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它刊出的許多文章、譯文和消息報道中，都明确地、系統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産階級政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在月刊的各号中具體地闡明了：第一，關于共産黨的性質，“是有階級覺悟的勞工中間的激進分子組織的”（第二号第11頁），“共産黨就是革命軍的總司令部。”第二，關于黨的指導思想，明确指出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實行馬克思的共産主義，即革命的社會主義”（第一号第5頁）。第三，關于共産黨的綱領。月刊介紹了列甯關于共産黨要制定與機會主義相對立的共産主義綱領的思想，全文發表了美國共産黨的綱領。在批判研究系的假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過程中，明确指出：“隻有共産主義才能挽救支那”，“共産黨的目的，乃在于實現共産主義”提出“我們共産黨在中國有二大使命：一是經濟使命，一是政治使命”。經濟使命就是把生産和交通工具收歸社會公有，大力發展生産力；政治使命就把政權奪回勞工階級手裡，建立無産階級專政性質的國家，最終消滅階級。此外，《共産黨》月刊關于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黨風，以及防止獨斷專行、出現個人野心家等方面，都作了說明和規定。

總之，李達在中國共産黨建立前後，竭力在鬥争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并通過主編《共産黨》月刊，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做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使他和李大钊、李漢俊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三李鼎足”。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說李達“在早期傳播馬列主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當面稱李達“是黑旋風李逵，你比他還厲害。他隻有兩闆斧。你有李逵之大仁、大義、大勇，還比他多一個大智。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适、梁啟超、張東荪、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闆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可是，在1966年，李達以76歲的高齡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真理，反對“頂峰論”而被迫害緻死。這是我們黨的曆史上的沉痛史實，相信今後在我們黨内不會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二、中國共産黨創建前後王會悟積極協助李達傳播馬列主義

王會悟同李達一樣，也為黨的事業做出了曆史性的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在她的生平中，從來未擔任過任何要職，但她的功績卻十分卓然，令人敬仰。

王會悟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嘉興烏鎮的一戶書香門第。父親是晚清的一名秀才，開着私塾從事啟蒙教育，母親賢惠能幹，刺繡技術聞名鄉裡。王會悟從6歲起就随父讀書，1916年，她考入湖州教會學校“湘郡女校”。入學後如饑似渴地吸收着新思想、新文化。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成了她愛不釋手的讀物，進而以敬佩的心情給陳獨秀、恽代英等先進人物寫信，表示贊揚新文化運動，采用白話文，擁護他們的革命主張。不料，陳獨秀在百忙中給她回信，稱贊她“膽子大”，勉勵她“多讀書。”信中還欣喜地表示“新思想都影響到教會學堂了。”1919年王會悟到了上海，這是他的政治思想大提升的一年，參加了“中華女界聯合會”的工作。不久為“上海女界聯誼會”理事、《婦女聲》編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當時李達作為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回國交流思想，與“上海女界聯誼會”經常來往，也與王會悟在工作中相識。在不斷地接觸中，李達堅定的革命信仰和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讓王會悟敬佩不已。到1920年下半年，兩人喜結連理。從此，王會悟成為李達籌建中國共産黨偉業的得力的夥伴。王會悟積極協助李達主編《共産黨》月刊的編印事務，全力承擔了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的“一大”）召開的會務工作，積極聯系布置正式會議場所，安排代表們的食宿問題，她親自籌辦購買外地代表們用的卧具等。并負責警戒會議和代表們的安全工作。不出所料，7月30日晚上，舉行第六次會議，同前幾天一樣，也是晚八時開始，全體代表除周佛海因病缺席外，繼續讨論《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綱領》。會議剛剛開始不久，突然有一個陌生的男子，從後面闖入，這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個密探。王會悟立即問他找誰，此人提出一個顯然虛構的人名，然後僞裝地說“弄錯了”就匆匆離去。王會悟立即将這個情況報告了大會主席張國焘和翻譯員，共産國際代表馬林依據他對地下工作的經驗，非常警覺地說，此人可疑，建議立刻停止會議，所有代表分頭離開。

由于這個突然事故的發生，黨的“一大”會議不宜在上海租界内繼續舉行。多數代表于當晚12時左右聚集在漁陽裡2号李達的寓所，商讨轉移會議地址時，王會悟真切熱心地提出，在上海找不到适當的地點，可以到她的家鄉浙江烏鎮，又位于嘉興南湖之濱，從上海乘火車隻需一個多小時。那裡環境幽靜，可以雇一隻大畫舫，代表們既可安靜地開會，也可以觀賞湖景。代表們對她的提議極為贊成，認為這是“萬無一失”的好辦法。李達當即叫王會悟去上海北站了解去嘉興火車的班次。第二天黎明，王會悟乘頭班火車先去嘉興，在鴛湖旅社包租兩間客房，作為代表歇腳之處，同時托旅社代雇了一艘中等畫舫，點了一桌酒菜，她在那等候代表們。

7月31日早晨，代表們十分警惕地采取了相應的安全措施，為了縮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決定代表們分兩批乘車前往嘉興。當時，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因為是外國人，過于引人注目，行動不便，未去參加。陳公博夫婦由于在李漢俊哥哥家中受了一場驚吓，加上次日黎明他所住的大東旅社發生一起血案，吓得他不敢出席會議，當時乘車去杭州遊玩了。代表們于上午10時前後先後到達了嘉興，王會悟迎接大家之後，就一起到湖畔，通過擺渡的小船，登上事先租定的畫舫。根據王會悟的回憶，這隻畫舫，兩側有玻璃窗，前艙搭有涼棚，後艙設床鋪，中艙是一個客堂，中間放着一張方桌，兩旁擺放着靠椅和茶幾。為了會議的安全，代表們帶有麻将牌和樂器，桌上備有茶點，以遊山玩水的形式作掩護。王會悟裝扮成歌女，始終在船頭上望風放哨，充當會議“衛士”。并約定了暗号動作，王會悟若敲艙闆，大家就收起資料，拿出麻将牌擺出打麻将的樣式；若有别的遊船靠近，王會悟就哼起嘉興小調，手敲艙門打節拍，大家立即高聲叫着“一索”、“二索”從中艙傳出來，好似在打麻将。這一天是陰天，大家上畫舫不久，就下起小雨，遊人漸漸散去，代表會議就在11時開始了。

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上海第六次會議的繼續，完成了當時未能進行的議程。首先讨論和通過《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決議》。這兩個文件是中國共産黨人成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解決本國黨的建設實際問題的重要文獻。它對黨的名稱、黨的基本任務和最終奮鬥目标、對黨員條件和入黨程序、黨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工作制度、黨的紀律和黨的領導等問題都作了規定。“一大”黨綱，确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産黨”，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産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産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争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黨綱明确提出，“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其實質是要實行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

“一大”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決定全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首先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決議對開展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都作了具體規定。

“一大”通過的黨綱，确立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就表明了中國共産黨同一切資産階級政黨及其他非無産階級政黨有着本質的不同，它以簡明的語言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些重要原則，說明中國共産黨從它開始誕生起，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她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甯主義。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議程，選舉出陳獨秀、李達、張國焘組成的中央局。由于陳獨秀是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人物，大會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焘為組織主任。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産黨的正式成立。這裡，也充分說明了王會悟對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和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做出了曆史性的、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中國共産黨正式之後，她又積極協助李達建立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創辦“平民女校”，開設筆耕堂書店，為出版馬克思列甯主義書籍，默默地全力工作。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産生的中央局，實際上就是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李達是中央局的成員，自擔任中央宣傳主任之日起，就全力以赴地擔負着全黨的宣傳領導工作，并根據中央局決定，于1921年9月1日主持建立了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設在李達的寓所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因為是秘密出版機構，防止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破壞，故在人民出版社的書刊，有意印着“廣州人民出版社”字樣，社址則印為“廣州昌興新街二十六号。李達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發表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說明出版社出版書籍的目的、出版書品的性質以及對著者、編譯者的要求，特别明确說明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出版發行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并公布了計劃出版的具體書目。由于反動勢力的迫害和物質條件的局限，原訂的出版計劃未全部完成。但在李達和王會悟全力合作下，克服了種種困難的情況，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當時，在随時都有被查抄沒收乃至坐牢危險的形勢下，王會悟無所畏懼，竭力協助李達編輯、付印、校對、出版發行工作。在中國共産黨的出版發展史上，李達之所以發揮了拓荒者的作用，是和背後的王會悟默默努力工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集中緻力于工人運動，并把婦女解放運動作為主要任務之一。以及其他情況的急需，陳獨秀就和李達商議，“在上海創辦一個平民女校，以期培養婦運人才，開展婦女工作。”同時也可幫助一些幹部家屬邊學習文化知識，邊掌握勞動技能。但是，當時黨還處秘密狀态，不能公開辦學，王會悟是“上海女界聯合會”成員，李達和陳獨秀便同她商量能否用“上海女界聯合會”名義辦“女校”。王會悟當即找女界聯合會會長黃宗漢商談，并得黃的欣然贊同。于是，李達在王會悟的幫助下，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積極籌辦上海“平民女校”。經過近三個月籌備，于1922年2月，在王會悟的參與下，“上海平民女校”正式建立。李達任校長，王會悟擔任工作部主任，負責具體的事務工作。“女校針對學生的特點，開設了高等班和初等班，實行半工半讀。課程除了一般的國文和數理化外，還設有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教師都是有深厚學養的知名人士，大多數是共産黨員，如陳獨秀、劉少奇、陳望道、沈雁冰、李達、周昌壽等，從培養婦女幹部的需要出發，女校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工人運動和黨團組織的各種活動。如1922年初，楊樹浦月華紗廠工人舉行大罷工後，平民女校的學生在四馬路、南京路等地募捐，支援工人運動。同年3月在上海舉行的追悼黃愛、龐人铨烈士大會和5月舉行的馬克思誕辰大會等，女校學生都積極參加。學生中的積極分子王會悟、王劍虹還參加了《婦女聲》半月刊的編輯工作。平民女校不僅為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婦女幹部，而且成為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一些黨内會議曾在該校樓上召開。1922年黨的“二大”以後，毛澤東約請李達去湖南辦自修大學，适值蔡和森、向警予回國，李達便将平民女校的工作交給他們。李達偕王會悟去長沙。主持“湖南自修大學”的校務工作，并主編《新時代》雜志。根毛澤東的建議，王會悟任該校附屬中學部英文教員，在此期間，王會悟夫婦與毛澤東結下了濃厚的革命同志情誼。大革命失敗後，王會悟随同李達秘密回到上海，與黨失去聯系。但在十分困難和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他們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王會悟還化名“王嘯鷗”，組建筆耕堂書店，出版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1933年至1937年，他們居住北平，王會悟在中國大學擔任教務工作，并在進步學生中做了許多工作。在些期間，為出版、發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王會悟花了許多心血，并設法把書迅速送往延安，毛澤東收到書後，反複閱讀，作了詳細眉批，并向延安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這本書。毛澤東在給李達的複信中，稱贊他們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建國後，王會悟在政務院從事法制工作，後因多年勞頓，體弱多病，于1960年離職休養。1993年10月病逝，終年96歲。王會的一生，看似平淡。但是，她的一生卻時時為黨的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正如有學者所言：“她一生功績卓然，卻從未擔任過任何要職，繁花看遍從容淡定。順水而來，随風而去，淡淡一個背影，融入了曆史煙雨。”

三、弘揚紅船精神傳承先賢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

在嘉興南湖畫舫中，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決議》，是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運用于中國實踐的偉大成果，充分說明中國共産黨從它開始誕生起，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它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甯主義。通過的《綱領》确立了以實現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深刻表明中國共産黨同一切資産階級政黨和其他非無産階級政黨有關本質的不同。黨的“一大”形成的革命精神，習近平同志認為是“紅船精神”。2005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光明日報》刊發文章，對紅船精神作出概括：“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撫今追昔，紅船精神正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中國共産黨在曆史上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無不與之有着直接的淵源。紅船精神樹起了一座體現時代和社會發展方向的精神豐碑，引領我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戰勝艱難險阻、勇于奮鬥的不竭動力源泉。立黨為公，忠誠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既是紅船精神的靈魂，也是紅船初心的思想魅力與強大生命力之所在。由此可見，紅船初心體現了中國共産黨的根基、方向、信仰與本色，反映出中國共産黨人的共産主義理想和堅定信念。在當前我們既要大力弘揚紅船精神，更要堅守紅船初心，積極汲取其中的精神營養和力量，堅定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把中國共産黨的百年曆史學深學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作出應有的積極貢獻。

當前，弘揚紅船精神、堅守紅船初心的思想理論前提，首先要承繼建黨時期先賢們研讀馬列主義著作，認真聆悟其精神實質，更好地加以應用的優良傳統。如李達在當時翻譯、介紹和出版馬克思、列甯的著作、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先後印刷多次的曆史，深刻展示了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于中國共産黨人重大意義的時代性和長久性。形成了中國共産黨曆來重視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傳統得到進一步發揚，黨中央政治局先後數次進行集體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要求全黨的幹部、特别是省部級領導幹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堅定理論信念，堅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戰略思想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書寫改革開放曆史新篇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蘊含和集中體現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和基礎。”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呢？

首先，要明确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每一部著述成書，都不是為著作而著作，都是在一定曆史背景下為客觀實際（理論的或實踐的）的需求而著述的。因此，我們在研讀每一部原著時，必須先要了解該著作在何種曆史背景下，是因為什麼樣的客觀要求必須著述該著作。與此同時還要了解該著的撰著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彼此商議過的情況，這樣就必須閱讀他們與該著相關的彼此通訊。如研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要同時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至1878年間有關杜林和《反杜林論》的三十多封書信，才能比較全面的、深刻地理解《反杜林論》的種種問題，才能領悟和掌握其中論述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其次，要做到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必須結合時代發展的要求，每個時代發展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如建黨時代、革命時代、建設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不相同的。同時，每個時代發展的要求，又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既有社會經濟、政治、生态環境等發展的要求，還有思想理論和文化精神方面發展的要求。所以，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本身，就包含着必結合現時代發展的具體要求。因為，經典原著中的有些論斷和結論可能不完全适合當下現實發展的要求，但其中的理論原則、論述的立場（角度）、基本觀點和論述的思維方法，均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對于研究、認識和把握當下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既有很好的指導性，又會給予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一句話，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從當下實際出發去研讀，反對本本主義。這是我們中國共産黨從誕生以來，一貫倡導和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再次，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原著，也要像建黨時期先賢們那樣，對阻礙、歪曲、反對研讀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錯誤思潮，要予以無情地深刻批判。事實上，我們黨的先賢們在為中國共産黨的創立奠定理論基礎的過程中，從未停止過對機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等阻礙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和運用的鬥争。先賢們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我們應當承繼和發揚的一個重要原則。因為，這既是鞏固理論自信、加強理論信仰和維護當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保障，也是當前我們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研究的重要途徑之一。曆史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在同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派别的論辯和鬥争中實現的。特别是在當下文化多元、網絡盛行之際，研讀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切不可忽視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敵對思潮對主流意識形态的挑戰與滲透，特别是對有的打着自稱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權威”的名義，以曲解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的人，要特别關注，予以尖銳批判。他們毀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質，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歪曲為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把恩格斯歪曲為反對暴力革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因此，原原本本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必須結合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這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新發展，增添新内容的重要途徑之一。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加強理論信念，堅定理論自信，既要原原本本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也要對各種錯誤思潮予以堅決的批判和鬥争。

作者簡介：朱傳棨，1928年8月出生，中共黨員，beat365体育官网離休教授。兼“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顧問和“中國墨子學會”顧問，先後被評為“湖北高校優秀共産黨員”、“BEAT365唯一官网2010——2012年創先争優優秀共産黨員”、“湖北省離退休幹部先進個人”等榮譽稱号。

文章來源：《文化軟實力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