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是當前方興未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課題。學術界目前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上還存在一定欠缺，表現之一就是對這個課題具有規導意義的一些根基性問題，尚沒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和讨論。現實導向、理論資源與思想原則，就是這一課題所包含的三個根基性問題。從現實導向上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應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相順應的，能夠對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和問題作出有效回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從理論資源上說，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在為我們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能夠提供的支持和奠基上，是其他各種類型、範式和傳統的政治哲學所根本無法比拟的。從思想原則上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需要發揮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語境下的社會生活提供一種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思想指引的功能，同時也需要發揮為“美好生活”的構造提供思想素材和思想目标的功能。

【關健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現實導向；理論資源；思想原則

作為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學術界形成的一個前沿和熱點領域，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包含了兩個重大理論課題，一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曆史闡釋，二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學術界圍繞前一個課題，從多種角度和視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突出成果，作為政治哲學家的馬克思及其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鮮活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不過，相比之下，學術界在後一個課題的研究上還存在一定欠缺。表現之一就是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具有規導意義的一些根基性問題，尚沒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和讨論。這個情況絕不意味着，我們可以越過或繞開這些根基性問題而去直接談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相反，如果不是要敷衍了事地對待這個課題，那麼，就應當本着一種“打地基”的姿态，來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些前提性和根基性問題。本文提出和聚焦的現實導向、理論資源與思想原則，正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三個根基性問題。本文力圖通過探析這三個根基性問題，來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确立可能性的學術起點及支點，從而将這個重大課題的研究實質性地向縱深推進。

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現實導向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名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的這句名言包含深刻寓意，對于我們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具有重要啟示。

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雖然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近十多年來的中國學術界逐漸成為顯學，但仍有部分學者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持有消極的态度和意見。究其原因，一個可能的方面在于，這些持消極态度和意見的學者，并沒有真正捕捉和洞見到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真實對象。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真實對象，其實不是一種被命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純粹哲學，而是被命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哲學所指向的問題。在這裡，“純粹哲學”與“哲學問題”之間的區分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拘泥于前者來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則很容易将之認定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門無關緊要的“分支哲學”或“部門哲學”，從而也無法給予其應有的重視。但事實上，任何一門嚴肅的學問、任何一個經得起反複考問的學科、任何一個展現出無限生機的研究領域，都必定是面向真實的、重大的問題的，而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自然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面向的重大問題，不是來自于書本，也不是來自于人們的觀念或者邏輯上的推論，而是來自于最鮮活的現實。就此說來，當我們回到馬克思的曆史性文本，去挖掘、開顯和闡釋其政治哲學的思想時，我們這項學術工作的邏輯起點，并不是馬克思的曆史性文本本身，而是當代現實問題。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是帶着當代現實問題去研究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闡釋如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更是如此。可以說，作為一項重大理論課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所應樹立的根本問題意識，不在于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或廣義的政治哲學進行一項“增補”性的學術工作，亦即不在于構建一種缺乏問題導向的純粹哲學理論，而在于以自覺回應和回答來自于當代中國的一些重大現實問題為前提和基石，來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态，或者以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态為契機，為來自于當代中國的一些重大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能性的啟示。這也就是馬克思上述名言的深刻寓意之所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之所以會凸顯為一項重大課題，是因為支撐這項課題的重大現實問題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上凸顯出來了;而作為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理論上的實現程度，并不取決于它在理論“構件”上的完整程度，在很大意義上，正取決于它滿足當代中國現實需要的程度。

在學科屬性上，我們既可以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科下，也可以将之歸到政治哲學的學科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作為政治哲學，其所含納的問題，必定是需要由政治哲學這門學科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上，究竟有哪些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問題凸顯出來了，從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也一并在課題的意義上得到了凸顯？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曆着我國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曆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将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應含納的問題來自于當代中國正在經曆着的社會變革以及正在進行着的實踐創新，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認識和概括這種社會變革和實踐創新？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實踐，特别是需要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來尋找。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确立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動展開，在相當大的意義上，既表征着在當代中國這個曆史方位上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也表征着在這個曆史方位上所經曆的偉大的實踐創新。而由這兩者所表征的社會變革和實踐創新，同時也代表了一次深廣的、重大的社會轉型。

曆史表明，任何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和社會轉型，都會帶來價值世界和規範世界的深刻變化。比如說，西方由中世紀向近現代過渡，作為西方曆史上極其重大的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就帶來了價值世界和規範世界的深刻變化。這種深刻變化，為政治哲學的發育和出場提供了重要契機。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代之後相繼産生出以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休谟的《人性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以及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哲學經典，西方的知識界和思想界，由此迎來了一個政治哲學大發展的時代。與西方近代所發生的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相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經曆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和社會轉型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但同樣也帶來了價值世界和規範世界的深刻變化。這種深刻變化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未曾普遍确立或凸顯的價值——權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以及與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相契合的理性和精神性原則，都凸顯了出來，并且需要得到理論上的系統論證和辯護。不難看到，這種深刻變化所催生出的問題，正是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中，最重大的一個問題，大概是如何在理論上，來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作出深入系統的論證、辨析和闡發，從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提供理論支持和學術啟示。當然，與此同時，諸如公平與效率、自由與平等、平等與正義、權利與正義以及法治與道德等的關系問題，也都是由價值世界和規範世界的深刻變化所催生出來的、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

上述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凸顯，為廣義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出土、生長和不斷壯大提供了有利土壤，也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和課題。構建一種與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相照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之所以緊迫，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說上述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本身就是當代中國曆史方位上所不斷形成和展開的現實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質和使命，就是洞察和把握現實，那麼，學術界要在“中國化”的範式下構建和發展實質性地面向并把握住現實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能在上述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面前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或沉默不語的态度，而應當積極地介入其中。

由上，我們可以看到如下兩個問題。第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在其現實導向上，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或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構建和發展，具有對等的含義。因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無論如何不能被貶抑和降格為一種無關緊要的分支哲學或部門哲學，它在一定意義上，就代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根本理論定位或緻思取向。第二，我們所要構建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其面向的重大現實問題而論，應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相順應的，能夠對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和問題作出有效回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形态。這種哲學理論形态作為政治哲學，則屬于現代政治哲學的範型，而非古典、古代政治哲學的範型。

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理論資源

一種有生命力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必然有賴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經曆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社會轉型及由此而生發出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敏銳而切實的把握，同時也必定有賴于對既定的、積極有效的理論資源的充分吸收。在一定意義上，理論資源也就是立論基礎和立論前提。一種理論的構建如果缺少了必要的理論資源、立論基礎和立論前提，就難免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以及缺乏方向感的工作。羅爾斯在構建其“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時，就明确地強調，他的這項工作，是建立在概括和吸收傳統契約理論基礎上的：“我試圖做的就是要進一步概括洛克、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社會契約理論，使之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抽象水平。……作為這種解釋之結果的正義論在性質上是高度康德式的。确實，我并不認為我提出的觀點具有創始性，相反我承認其中主要的觀念都是傳統的和衆所周知的。我的意圖是要通過某些簡化的手段把它們組織成一個一般的體系，以便它們的豐富内涵能被人們賞識。”我們看到，羅爾斯在這裡不僅強調他關于正義理論的建構是建立在傳統契約理論基礎上的，甚至還謙遜地指出，他是在從事一項沒有多少原創性的組織和整理的工作。

就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來講，我們所要着重思考的，就是這一工作的理論資源和立論基礎，究竟是來自于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還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抑或是西方政治哲學？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一個根基性問題，也是一個容易産生争議和分歧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容易産生争議和分歧，是因為當我們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理所當然地奠基于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特别是馬克思政治哲學時，有人可能會立即提出不同意見：馬克思并沒有對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價值和規範進行理論上的證成和辯護，他也不可能支持一種包含了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和問題的政治哲學理論，所以，要在當代的語境下構建一種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恰恰需要用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之外的、能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很好融合的理論資源來作奠基。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人們通常的認識和理解。破解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抓住兩點，一是與市場經濟、現代化、法治社會在價值和規範上的匹配度，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在思想主張和理論底色上的融合度。

首先，我們來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哲學包含了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甚至在很大意義上，可把儒家哲學認定為一種倫理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有些思想在今天依然有重要價值，也不排除能夠從中挖掘和開顯出支持現代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的可能性，因而通過現代轉化以及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一定意義上的對話和融通，有些方面完全可以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之構建的理論資源。不過，也要承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起的支持作用是有限的，無法将其整體性地作為後者的立論前提。原因不僅僅在于兩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差異，同時也在于這個情況：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從總體來看，并沒有真正容納與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所以，也很難将之認定為現代政治哲學或者隐在地支持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的準現代政治哲學。

其次，我們來看西方政治哲學。不容否認，近代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特别是上至霍布斯與洛克、下至羅爾斯與諾齊克的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是在西方市場社會、西方現代性以及西方民主法治國家的背景和叙事框架下發展起來的，其所證立和辯護的主要價值，就是資本主義的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現代價值，所以将其在理論形态上認定為現代政治哲學，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直觀地看，西方政治哲學在理論形态上的這種屬性，似乎賦予了其充當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之構建的理論資源和立論前提的“資格”。而且，以柯亨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轉向政治哲學之後，也的确是通過與羅爾斯、諾齊克等西方政治哲學家相對話，甚至是在吸收後者的概念、方法的基礎上，來構建一種從屬于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哲學理論的。然而，這個問題絕非如此簡單。

我們并不否認近代之後所形成的西方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對政治哲學的發展所具有的貢獻，同時也不否認其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乃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所具有的參考價值。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西方政治哲學的意識形态載體主要是自由主義，其制度載體則是資本主義私有财産制度。這個情況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在市場社會和民主法治國家的叙事框架下對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現代價值所進行的系統證成和辯護，雖然在一定意義上守護了人類的理性法則并起到了為一個良序社會制定規範的作用，但最終也難免會落定為對資本主義私有财産制度或直接或間接、或顯在或隐在的辯護。就這一點來說，西方政治哲學并不是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一個有效樣本。作為容納與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的現代政治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需要在“社會主義”這個制度框架下來确立其根基，其所認定和容納的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叙事邏輯中，人民是價值主體;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國家中，私利的、原子化的個人以及資本是價值主體。這意味着，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視域内，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發展取向形成了很好的呼應。所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需要建基于既支持現代政治哲學的價值和規範、又支持以人民為價值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設計的政治哲學理論之上，而一目了然的事實是，西方自近代至當代的政治哲學，并不是這樣的政治哲學理論。

再次，我們來看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既有的可統稱作“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中，以柯亨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所構建和發展的以平等為價值内核的政治哲學理論，與本文所講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理論範型上相類同，即前者就是那種支持和容納與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的現代政治哲學。不過，需要闡明的一點是，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借用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概念和方法來構建自己的理論時，并沒有在範式上與後者真正區分開來，雖然柯亨等人的一個目标，是要發展一種與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義和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相分野的政治哲學。這樣來看，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盡管是我們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需要認真對待和借鑒的一個理論資源，但其借鑒意義的限度問題，依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

在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中，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是我們最需要認真挖掘和利用的一個理論資源和立論前提。馬克思固然沒有像洛克、斯密等人那樣，直截了當地對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與市場社會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提供一種系統的證成和辯護，但這絕不意味着馬克思缺少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規範性政治哲學。馬克思曾經站在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上，對權利、正義等進行過言辭犀利的批判，不過，他批判的不是這些現代價值本身，而是這些價值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實現形式。按照洛克、斯密等人的理論設計，權利、自由、正義等價值維護的是每個自由個體的利益，促成的是一種既利己又利他的和諧共同體。然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所謂的自由個體，不過是私利的原子化個體。在私利的原子化個體中，不僅會産生出一種人與人相分隔乃至相對抗的非和諧關系，而且還會随着資本邏輯的固化，從中産生出一種以私有财産制為内核的剝削關系。馬克思批判權利、正義等話語的潛台詞，就是批判這種私利的原子化個體以及從中産生出的非和諧關系和剝削關系。他的這種批判不僅不是要消解權利、正義等現代價值，相反是要為這些價值的真正實現，從而為生活在世的每一個人的尊嚴和發展機會的真正實現提供一個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為制度語境的闡釋、論證和說明。這正如他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所強調的：“共産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産品的權力，它隻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由此來說，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沒有對市場社會和法治社會提供一種合法性上的證明，或者因為他沒有對權利、正義等現代價值提供一種規範論上的系統辯護，就将其政治哲學判定為一種與現代化、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格格不入的、無法相融的非現代政治哲學。情況恰恰相反，馬克思的政治哲學不僅因為對權利、正義等現代價值的支持和容納而在理論範型上歸屬于現代政治哲學之列，而且其政治哲學又因為對私利的原子化個體以及從中産生出的非和諧關系和剝削關系的深刻批判而開顯出一個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為制度框架的特定理論維度。據此來說，馬克思所闡發的這種獨特的現代政治哲學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邏輯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發展取向是完全契合的。所以，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在為我們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能夠提供的支持和奠基上，是其他各種類型、範式和傳統的政治哲學所根本無法比拟的。可以說，我們若要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成為一種既能對現代市場社會和法治社會的規範性目标作出深刻回應，又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本質規定性作出深刻把握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态，就特别需要将理論基礎牢牢建立在馬克思政治哲學之上。

以上論述，既不是要否認其他政治哲學對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具有的可能性參考和借鑒意義，也不是要對馬克思的政治哲學作一種放大乃至誇大式的處理。事實上，馬克思雖然擁有對我們今天建構政治哲學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政治哲學思想，但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他并沒有建構和發展一種在邏輯上接近嚴密自洽、在體系上幾乎完整無缺的政治哲學理論。我們今天立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來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并不能滿足于馬克思在政治哲學問題上的那種非直接的、非體系化的言說方式，而需要注重邏輯的自洽性和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另外，由于時空錯位的原因，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不可能專門就後來的社會發展，有針對性地提煉和概括一些重大的哲學概念和理論命題。我們今天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則需要在綜合吸收各種有益思想資源的基礎上，來創造性地概括和提出一些對當代中國所發生和經曆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和社會轉型能夠作出生動描述并具有可能性的指導意義的新範疇、新概念、新命題。隻有這樣，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作為一種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才能夠在立足實踐、面向時代的開放性視野中，展現其與時俱進的應有理論品格。

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思想原則

需要先在表明的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的思想原則，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回應重大現實問題的哲學理論所應當具有的一種思想定位，或者這一理論在思想層面所應當發揮的功能。對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而言，這也是一個需要辨明的前提性和根基性問題。要辨明這個問題，則需要論及理想性政治哲學和現實性政治哲學的區分。

在理論類型上，我們可以将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區分為理想性政治哲學和現實性政治哲學兩種。一種政治哲學是理想性政治哲學還是現實性政治哲學，關鍵要看這種政治哲學研究的是現實經驗生活中的問題，還是在先驗或至少是半先驗思維框架中設計出來的問題，或者看這種政治哲學所提出的價值和規範是直接來自于現實經驗生活的，還是來自于先驗或至少是半先驗的思維框架的。前者所對應的是現實性政治哲學，後者所對應的是理想性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發展史上，柏拉圖以“理想國”為立論支點而構建的“德性論”政治哲學，就是典型的理想性政治哲學。當然，整個古希臘的政治哲學，都可被一體化地概括和界定為以“德性”為最高追求的理想性政治哲學。與此不同，近代之後圍繞權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價值和問題所發展起來的“法權論”政治哲學，則是典型的現實性政治哲學。這種現實性政治哲學，大緻也就是上文所論及的現代政治哲學。

不管是理想性政治哲學還是現實性政治哲學，依自身的評價标準，在理論設計上都是最優的，甚至是沒有瑕疵的。不過，站在一方的角度上來看另一方，兩者則都具有顯而易見的缺陷。比如說，站在現實性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理想性政治哲學，後者的一個缺陷，在于缺少一個與經驗生活以及重大現實問題相打通的維度，從而難免會出現理念因為“過高”而不能實現的問題。而站在理想性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現實性政治哲學，後者的一個缺陷，則在于缺少一個指向事情的本質、對經驗生活具有批判價值和引導意義的超越性維度，從而難免會存在理念因為“過低”而無法有效克服工具主義的問題。

對于現實性政治哲學的缺陷，要求回歸古典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作出過異常深刻的批判。在施特勞斯看來，古典的理想性政治哲學是政治哲學的經典範式和正宗樣本。這種政治哲學緻力于探求自然事物的本性和政治的本質，具有鮮明的目的論特色。然而，馬基雅維利之後借助現代科學的思維方法所發展起來的現實性政治哲學，作為一種走下降路線的理論，則不再過問和探求何為自然事物的本性和政治的本質這個第一位的問題，而隻是聚焦于利益如何分配這個次級問題。這個變化所導緻的後果，就是“我們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是聰明的，或者可以變得聰明起來，可是在頭等重要的事情上，我們就得退回到全然無知的地步。我們對于我們據以作出選擇的最終原則、對于它們是否健全一無所知;我們最終的原則除卻我們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無别的根據可言。我們落到了這樣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靜，在面對大事時卻像個瘋子在賭博;我們零售的是理智，批發的是瘋狂。如果我們所依據的原則除了我們盲目的喜好之外别無根據，那麼凡是人們敢于去做的事就都是可以允許的”。不過，有趣的一個事實是，近代之後以關注和研究權利的平等性、分配的公正性等現實性問題的政治哲學家，對于施特勞斯這樣的發問、質疑和批評，基本上不會給予理會。因為在他們眼中，古典政治哲學并不是他們要去繼承和發展的理論傳統，那種以探求事情之本質和政治之真理的超越性思考，對于解決現實利益如何公正分配這樣的政治哲學“真”問題，是無濟于事甚至多此一舉的。正是出于這種認識，作為現實性政治哲學學者的羅爾斯才在《政治哲學史講義》中明确地強調，在現代民主的框架下所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并不是柏拉圖式的政治哲學。

平心而論，近代之後自上而下的現實性政治哲學，為克服古典理想性政治哲學缺乏現實感、曆史感的不足提供了一條重要思路，同時，在為現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現代社會秩序的确立提供價值前提和規範論引導上也作出了積極貢獻。不過，作為哲學形态之一的政治哲學所承擔的理論任務，不僅在于為現實層面的問題的解決提供規範、理論方案乃至具體實施的路線圖，而且也在于發揮思想指引的重要功能。這個思想指引的功能，既體現為一種反思性的批判思維的确立，也體現為一種指向未來的規範性思想目标的樹立。近代之後的現實性政治哲學在承擔前一理論任務上有目共睹，但後一理論任務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近代之後的西方政治哲學已經基本上不再具備那種洞若觀火的深刻眼界以及高屋建瓴的前瞻意識。就算是對政治哲學的諸個理論環節作出精心思考、設計以及修改的羅爾斯，也始終沒有建立起一種用思想來指引社會發展的問題意識。即便不是站在理想性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近代之後西方政治哲學的這個缺陷，也是毋庸諱言和顯而易見的。就此說來，施特勞斯對近代之後的政治哲學所作的批判，無論如何都是鞭辟入裡和發人深省的，對于我們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特别是對于我們思考這一理論課題和理論工作的思想原則問題，富有深刻啟示。

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革、實踐創新和社會轉型相呼應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或政治哲學理論，所要發揮的一個總的理論功能，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語境下的社會生活樹立一種規範。我們對于規範的理解，既需要“務實”，也需要有思想高度。具體來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這個理論功能，可分解和表述為如下兩點：一是圍繞與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相匹配的價值和規範，如權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提供系統的理論證成和辯護，從而為社會公平正義等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支持；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語境下的社會生活提供一種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思想指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第二個理論功能，指涉的就是思想原則問題，是關于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定位。

如果如上所示，我們應當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構建和發展為一種以現代價值為坐标系的現代政治哲學，那麼，作為一種現代政治哲學，它必然也是一種實至名歸的現實性政治哲學。而作為一種現實性政治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能夠順理成章地發揮其第一個理論功能。不過，如果僅僅按照現實性政治哲學的标準來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那麼它就不可能真正發揮第二個理論功能，從而也就無法在一個理論和思想高點上彰顯其思想原則。因為近代之後西方政治哲學的範例告訴我們，一種純粹的現實性政治哲學，在思想指引方面是捉襟見肘的，這一功能往往留給了理想性政治哲學。就這個情況來說，我們既需要在現實性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也需要在理想性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來厘定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這裡的問題在于：理想性政治哲學和現實性政治哲學雖然是政治哲學史上存在不可同日而語之差異的兩種政治哲學類型，但對于一種政治哲學的構建而言，我們不能将這兩種類型的政治哲學對立起來，從而在它們之間作出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毋甯說，要構建一種在理論功能上幾近完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并将之提升到一個應有的思想高度，由此從根本上克服近代之後西方政治哲學的缺陷，我們就需要在這兩種類型的政治哲學之間予以内在打通，從而既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賦予一個“向下”的現實性維度，又為之賦予一個“向上”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維度。顯而易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隻有具備這樣一個“向上”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維度，才能夠實質性地彰顯其思想原則，亦即才能夠發揮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語境下的社會生活提供一種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思想指引的功能。

如果說古典的理想性政治哲學能夠發揮對社會的思想指引功能，那麼這是借助于處在道德至高點上的德性概念以及對事情的本質和世界的最終真理的闡說來實現的，這是一種純粹先驗性的形而上學思考。我們要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賦予一個“向上”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維度，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要行使形而上學的使命。不過，這不是古典政治哲學的那種與實存的經驗世界完全隔絕的純粹先驗性的形而上學。毋甯說，這個理想性和超越性維度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考，依然要以鮮活的現實為堅實根基，這也是一種兼理想性維度與現實性維度于一體的政治哲學理論應當确立的一種學術定向，這與馬克思基于對現實世界的考察和把握來發現和塑造未來新世界的形而上學緻思路向也是一緻的。就此來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曆史性轉變，是我們闡發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支點。

衆所周知，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曆史性地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美好生活”是一個全方位的概念，它不是僅僅指物質生活的富足，更是指朝向人的全面發展的一種生活狀态和生活圖景。亦即，“美好生活”不是以“物”為目的的，而是以“人”為目的的，其所最終刻畫和通向的不是物質堆積的世界，而是馬克思所講的“全面的人”和“完整的人”。在“美好生活”的概念中，現實與理想、經驗與先驗、當下與未來得到了一種有機、和諧、完美的統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應當具有的“向上”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維度，亦即其所應當具有和彰顯的思想原則，需要緊扣以“人”為目的的“美好生活”概念而獲得其規定性。在此意義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發揮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和法治社會語境下的社會生活提供一種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思想指引的功能時，将實質性地發揮着為“美好生活”的構造提供思想素材和思想目标的功能。

作為一項重大理論課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構建，也是一項全方位的理論工作。我們希望本文圍繞這項課題和工作的三個根基性問題——現實導向、理論資源與思想原則所進行的探讨，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我們期待學界同仁共同關注、推進和完成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和工作，從而一起将方興未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同時為構建和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貢獻集體智慧。

作者簡介：李佃來，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哲學

文章來源：《求索》202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