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方興未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不是要将馬克思主義哲學硬性地拉入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當中，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一種遠離唯物史觀的“政治”的哲學。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會将馬克思哲學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拉入本該到達的概念框架和問題域。因為事實上，馬克思不僅擁有一種可與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相對話的政治哲學，而且這種政治哲學始終是立基于唯物史觀的，始終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和對共産主義予以設計的中軸，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始終占有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同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持續不斷地在面向現實中實現其在場性，從而充分發揮其在重大現實問題面前的實踐能力，也必定要義不容辭地參與到政治哲學的研究中來，并由此發展出能夠表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些方面充分表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僅是重要的，甚至也是不可缺場的。

衆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學術界興起的一個熱點和前沿領域。研究者們在這個領域内所進行的不懈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為豐富和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政治哲學的研究，作出了獨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貢獻。然而，從這個領域開始确立直到現在，始終存在一種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質疑的觀點。根據這種觀點，以唯物史觀為内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把經濟生産關系認定為世界的本源，把政治問題認定為上層建築層面上的被決定的次生問題。而政治哲學則不僅将政治問題确立為理論的“聚焦點”，而且将政治抽象成一種獨立自生的東西，并認為它具有本體性的意義，這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質大相徑庭，與唯物史觀風牛馬不相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哲學之間，并不存在可以相互打通的有效橋梁。這種觀點看似理據充分、無懈可擊，但實質上犯了簡單化的錯誤，筆者不能認同和接受。筆者的見解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不能被粗暴地化約為政治哲學，但不管從實然來看還是從應然來看，政治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都占據着重要地位。所以，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來闡釋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不會必然性地疏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質，相反，正是“回到馬克思”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态的題中應有之義。本文力圖從三個方面，來闡發這個見解，希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教。

一、馬克思不但介入了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而且還在唯物史觀的意義上作了曆史性的推進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學術界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理論背景，是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之後，以平等的權利和公正的分配為主題的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在世界範圍内的全面複興。事實上，人們通常就是以這種政治哲學為模型，來闡釋和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僅從字面來看，政治哲學似乎就是關于處在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政治”的哲學，而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也不外于此。但這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理解。就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而言，其最根本的立論前提和價值基點，其實不是政治權力，而是從屬于每一個人的權利。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強調“每個人都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在很大意義上就是在為每一個人的權利作辯護。就此來說，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與其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關于“政治”的哲學，倒不如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關于“權利”的哲學。這種關于“權利”的哲學雖然承擔起了為憲法以及各種法律的制定提供價值前提和理論指導的政治功能，但從“權利”本身來看，我們則不能将這種哲學放在純粹上層建築的層面來予以理解。如果将這個問題追溯到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源頭和前身——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那麼真實的情形就會一目了然。

事實上，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是在霍布斯、洛克開啟的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前者在一定意義上，是後者的一個當代複活和延展。以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為模型來闡釋和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本身就蘊含着一條從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理論邏輯來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史線索。進一步說，在思想史的鍊環上，考察馬克思有沒有政治哲學，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考察馬克思有沒有實質性地介入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

具體地說，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乃是指17—19世紀在歐洲特别是在英國得到充分發展的一種政治哲學傳統，霍布斯、洛克、休谟、亞當·斯密、約翰·穆勒是這一傳統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作為一種特定政治哲學傳統的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中，的确也包含了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政治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或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基礎。比如，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以及約翰·穆勒的《論自由》，都直接涉及了這個問題。不過，在霍布斯、洛克、約翰·穆勒等人的立論邏輯中，政府或政治國家并不具有始源性的地位，而真正具有始源性地位的東西，是表征人的福祉或自由的權利。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按霍布斯、洛克、約翰·穆勒等的解說，政府或政治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個體權利和個人價值，即以他們之見，隻有能夠有效地守護個體權利和個人價值的政府或政治國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或政治國家。透過這個立論邏輯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如同當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根本主題其實也不是政治權力，而是權利。可以說，對于權利的證成和辯護，構成了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最關鍵的一條主線。

在對權利的證成和辯護上，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采用的最主要概念框架，是具有先驗形式的自然法。不過，筆者始終認為，自然法隻是洛克等人為權利提供強力辯護（強調權利的不可侵犯性）而确立的一個手法，這并不意味着其所辯護的權利具有先驗性和超曆史性的特點，也不意味着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是一種與曆史無關的純先驗化的哲學。事實上，我們隻有将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放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情境下而不是将之從曆史中孤立出來，才能夠透徹地把握其所證成和辯護的權利。概括地說，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傳統，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得以形成的一個重要曆史背景，是近代西方社會所發生的重大社會轉型。這個社會轉型的實質，是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關系的逐步确立，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作為需要和勞動之體系的市民社會的逐步形成。從這個曆史背景來看，為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着力辯護的權利與其說是一種先驗的自然法，倒不如說是一種來自現實市民社會的“法”。這種來自現實市民社會的“法”的最根本形式，就是财産權或所有權，因為顯而易見，在一個需要和勞動的體系中，最能确證人的存在的東西，正是财産權或所有權；同時，一種經濟關系隻有建立在财産權或所有權的基礎上，才可能成為一種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關系。對于财産權或所有權的辯護，尤為鮮明地體現在洛克的《政府論》中。在這本政治哲學的經典作品中，洛克的确沒有為一種抽象一般的權利提供規範性的證成和辯護，毋甯說其所證成和辯護的，正是人們基于勞動的财産權或所有權。洛克固然是将财産權或所有權說成是人生而具有的、先驗的、跨越一切時代的法權，但其辯護性的工作，卻既順應了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的内在要求，也在實質上起到了為市民社會确立内在法則、為商品社會的發展鳴鑼開道的曆史作用。這就告訴我們，以洛克為重要代言人的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關于“權利”的哲學，歸根結底乃是一種關于“市民社會”的哲學。這種政治哲學固然要求将其價值主張運送和轉化到實定法的制定和政治制度的構建當中，但這并沒有改變市民社會作為其生成基礎的基本事實以及其為市民社會立法的基本功能，亦即沒有改變其作為關于“市民社會”的哲學的基本底色。

由上不難推知，馬克思有沒有介入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關鍵的一點，就是他有沒有對這種政治哲學所由以生成的曆史基礎——市民社會作出實質性的探察。衆所周知，市民社會是馬克思文本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從1843年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直到《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馬克思始終都沒有離開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和批判（《資本論》及其手稿是馬克思批判市民社會的一個推進和完成）。如果這個情況可以表明，馬克思雖然沒有像洛克那樣構建一個在邏輯上自洽的政治哲學體系，但他介入霍布斯、洛克以來的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卻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基本事實，那麼進一步說，馬克思介入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既不意味着他像洛克、斯密那樣，在自然法的框架下，對權利、自由、平等、正義之類的價值作出規範性的證成和辯護，也不意味着他像休谟以及後來的羅爾斯那樣，通過激發人們的正義感，來建立一種有利于良序社會之構建的道德心理學模型。毋甯說，馬克思的工作，主要在于對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關鍵問題，進行了一種具有宏大曆史感的“再”探析。這個“再”探析代表了一種理論上的重大推進。概括地說，這種以理論上的重大推進為實質的“再”探析的關鍵，是對包藏于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證成和辯護的價值與規範中的深層次社會矛盾予以揭示和考察。

如果說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證成和辯護的主要價值與規範，是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那麼洛克、斯密等人，實際上是本着一種“建構主義”的原則而非“反躬自問”的原則，來對待這一價值和規範的。這就決定了，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不僅不會把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視為一種有矛盾的價值和規範，而且必定會将之認定為一個良序社會和文明社會之構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石。具體言之，在洛克、斯密等人看來，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在現實社會層面上的實現，在讓每一個個體獲得利益、自由以及尊嚴的同時，也塑造了一個“個人隻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隻為他而存在”，亦即“既利己又利他”的和諧共同體。這個“既利己又利他”的和諧共同體，實質上就是洛克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家們在“建構主義”的原則下所描繪的市民社會。然而，根據馬克思的審理，在現代市民社會的結構下，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隻具有形式上的規範性意義，在其實際的展開中，卻帶來了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這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沖突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二是由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方面：由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沖突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在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理論叙事中，權利所造就的，是一個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價值統一體。但黑格爾深刻地看到，作為市民社會根本标識物的權利，在其本來的意義上，代表的是一種私人利益和為我主義。從個體權利中，并不可能自行地生長出一種達緻普遍利益的邏輯，相反，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的實現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相沖突的過程。而這一點，正是現代市民社會的一個真實寫照。黑格爾的這個看法，對馬克思産生了深刻影響。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以充分吸收黑格爾的觀點為基礎，對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在現代市民社會的界面上發生沖突的事實，同樣作出了深刻的指認和剖析。馬克思指出：“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财産這一人權。……私有财産這一人權是任意地（àson gré）、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财産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于自身、封閉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在這些權利中，人絕對不是類存在物，相反，類生活本身，即社會，顯現為諸個體的外部框架，顯現為他們原有的獨立性的限制。把他們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的财産和他們的利己的人身的保護。”如果說馬克思在這裡講到的權利，正是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證成和辯護的權利，那麼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權利歸根到底，就是一種脫離共同體和普遍利益結構的、以私人利益的達成為結果的權利。事實上，馬克思對這種權利之本質的檢視，也就是對現代市民社會中由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沖突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的檢視。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方面：由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在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理論叙事中，權利是屬于每一個平等的個體的，因而是一種平等的權利。這種平等的權利在現代社會中的實現，意味着傳統社會中以出身、等級來定命運的先在歧視性和強制性社會結構的土崩瓦解，從而也意味着一個平等而公正的社會制度的真正到來。然而，馬克思看到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平等的權利的确是在實定法中得到保護的價值與規範；作為最重要的權利形式，财産權或所有權的确是在商品生産關系中起維系作用的東西。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與資本的分離，卻使得平等的權利和所有權原則，隻具有局部意義和形式意義。具體一點說，平等的權利和所有權原則，至多隻是體現在工人和資本家就勞動力相交換的環節——在這個環節，工人得到與其勞動力相對等的價值，而資本家付出了用以購買勞動力的價值。在對于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社會制度來說起決定作用的生産環節，平等的權利和所有權原則的實現，則走向了其反面。這是因為，作為勞動者的工人并不占有生産資料和勞動條件，從而也不真正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個情況下，資本家相當于是以剩餘價值的形式占有了他人的所有權，而工人則相當于是喪失了自己的所有權。這個以平等的權利為出發點的社會關系結構，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最不平等、最不公正的社會制度結構。這個社會制度結構的實質，就在于利用平等的權利和所有權原則來剝削他人。這是一種充斥在現代市民社會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占有關系，而這種占有關系也代表着一種制度層面上的深層次社會矛盾。這個社會矛盾，實質上正是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在商品生産關系中得到貫徹的一個結果，從而也是從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證成和辯護的價值與規範中所引申出來的東西。

無論就由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沖突所帶來的社會矛盾而言，還是就由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來說，馬克思所處理的問題，依然還是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涉及和鍊接到的問題，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從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直接探讨的問題中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問題。後一類問題往往已經超出了以洛克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的視野，但它們依然需要放到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問題鍊上來加以把握。這實質上也是馬克思和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之間的真實關系之所在。根據這種關系而将馬克思哲學闡釋和建構為一種“政治哲學”，不僅沒有疏遠和背離唯物史觀，相反，唯物史觀是在這種闡釋和建構中占據主線的理論原則。之所以這麼說，原因不僅僅在于，作為一種關于市民社會的哲學，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從内容上來看本就不是純粹抽象的、被決定的政治問題，而是孕育着重大社會變動和時代法則的曆史性問題；原因同時更在于，馬克思對此一曆史性問題的考察和分析，始終是在一條與自然法判然有别的現實主義和曆史主義路徑上進行的，而這在彰顯唯物史觀之原則的同時，也使這種考察和分析，切實地成為把握現代曆史的切入口。

二、馬克思确立了以分配正義為内核的規範性政治哲學，這一政治哲學是他在理論上建構一個新世界的主線

要全面地理解、闡釋和建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需要看到兩個不同的語境。這兩個不同的語境，分别是指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語境和對共産主義進行勾繪的語境。這兩個不同的語境，對應的是兩個不同的曆史位階。如果說馬克思在第一個語境和位階下的主要工作是曆史批判，那麼他在第二個語境和位階下的主要工作，則是理論建構，這兩者有顯而易見的差異。而如果說在第一個語境和位階下考察馬克思有沒有政治哲學，關鍵就是要看他有沒有批判性地介入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所關涉和鍊接到的問題域，那麼在第二個語境和位階下考察馬克思有沒有政治哲學，關鍵則是要看他有沒有形成一種以建構性為根本問題意識的規範性政治哲學思想。

在《政治哲學史講義》的“馬克思講座”中，羅爾斯談及“共産主義與正義”時的一段論述，對于我們把握上述問題具有重要啟示。羅爾斯這樣說道：“對我而言，正義的逐漸消失既是不值得欲求的，也是在實踐中難以實現的。我認為，正義的制度不會自發地就産生，而是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當然不是僅僅隻依賴于——具有某種正義感的公民；這些公民是通過正義的制度背景來習得這種正義感的。對正義的關注的缺失之所以是不值得欲求的，乃是由于，具有某種正義感以及具有與正義感相關的各種理念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部分，是理解其他人、承認其他人的權益的一個組成部分。總是随着我們自己的心願去行動，從不擔心或意識不到他人的權利——這種生活将會是這樣一種生活，它完全意識不到體面的人類社會所必須的根本條件。”在這裡，羅爾斯對正義和權利等價值的重要性進行了說明。他的觀點是，正義和權利乃是構建一種體面的人類社會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所以，即便到了共産主義社會，也需要保持對正義理念和正義問題的持續關注。羅爾斯的這個觀點未必會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但也有一定合理性。在理解馬克思上，這個觀點給我們提出了如下需要深入追問的問題：如果正如以上所言，馬克思沒有像洛克、斯密等人那樣，對在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中得到系統證成和辯護的價值予以了再辯護，同時，他從以财産權或所有權為表征的權利的展開中審理出了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那麼，這些情況是否意味着，對于權利、自由、平等、正義等在現代社會中具有标志意義的價值，馬克思采取了一種毅然絕然的批判和拒絕态度？在對共産主義的規劃和設計上，馬克思究竟有沒有提出一種基于這些價值的規範性思考和建構？

事實上，近現代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在為權利、自由、平等、正義等價值提供規範性的證成和辯護時，其所依賴的制度載體，就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這個制度載體上，這些價值的實現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與這些價值的精神意蘊相背離的東西，起到了為資本主義私有财産制度和以剩餘價值的生産為實質的剝削關系作辯護的實際作用。面對這個情況，馬克思就不可能為這些價值提供一種直接性的、系統化的辯護，相反，他還要竭盡全力地去揭示和批判從這些價值的具體實現中生發出來的社會矛盾，同時也要去批判諸如“平等的權利”“公正的分配”之類的說法和語詞。但需要看到的是，馬克思的這些批判，并沒有将矛頭指向這些價值本身，而是重點指向了這些價值在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這個制度載體上的具體實現形式。對于這些價值本身所具有的規範性意蘊，馬克思不僅在觀念和思想深處予以認可，而且也切實地将之貫徹到對共産主義的規劃、設計和描繪中。正是在基于這些價值來規劃、設計和描繪共産主義的意義上，馬克思形成并确立起了一種以建構性為根本問題意識的規範性政治哲學思想。這種政治哲學思想的内核，就是關涉到平等的權利和公正的分配等問題的分配正義。

馬克思最早提出以建構性為根本問題意識的分配正義思想，大概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的如下論述中：“共産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之一就是下面這個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确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别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馬克思在這段論述中，提出了關于在未來共産主義社會如何進行分配的認識和主張。其核心主張便是，勞動上的差别不應當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及任何特權。這個主張代表了一個規範性的價值判斷，标志着馬克思已經開始形成其建構性的分配正義思想。

在1875年為批判《德國工人黨綱領》，特别是其中的拉薩爾主義觀點而寫成的光輝文獻——《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的分配正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衆所周知，在這篇文獻中，馬克思對共産主義作出了兩階段的界劃，亦即将共産主義界劃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嚴格說來，在共産主義高級階段，人們不需要思考如何按照正義原則來分配社會财富或者如何在社會财富的分配中體現正義性這樣的問題，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界定，共産主義高級階段是一個物質财富無限湧流的社會發展階段，而物質财富的無限湧流狀态，将會從根基上消解權利、自由、平等、正義等價值的規範性意義，用人們常說的話就是，共産主義高級階段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不過，共産主義第一階段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這個階段，基于正義的規範性思考和設計并非可有可無，相反，正像羅爾斯所認為的那樣，對于一種體面的社會生活的建構和維系來說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之所以這麼說，一方面是因為在共産主義第一階段，已經消除了那種通過對社會産品的占有而剝削他人的情況，權利、自由、平等、正義等價值在具體實現形式上，不可能再具有為資本主義私有财産制度和剝削關系辯護和張目的功能；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物質财富在這個階段并沒有達到無限湧流的狀态，而面對有限的資源和财富，則必須要思考如何公正合理地進行分配這個重大社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共産主義第一階段，是一個孕育和包含着重大規範性問題的曆史發展階段。在關于這個階段的理論規劃和設計中，分配正義是一個根本無法繞開的重要問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對這個問題予以了慎重思考，從而推進了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提出的以建構性為根本問題意識的分配正義思想，雖然他在前後兩個文本中，始終都沒有直截了當地使用“分配正義”這樣的語詞。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針對共産主義第一階段的分配問題所提出的關鍵主張，就是按勞分配。“每一個生産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如果說從質的規定性上說，按勞分配包含、體現和彰顯了正義性，那麼這個正義性，主要就在于權利的平等性。因為按勞分配的基本要求和規則，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個基本要求和規則在精神實質上，就相當于根據人們的禀賦、抱負、貢獻、資質進行分配，而平等的權利或權利的平等性在這種分配方式中得到了落實和體現。不過，權利的平等性主張，隻是馬克思分配正義思想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馬克思還看重結果的平等性。在他看來，不同的人在體力或智力等禀賦方面以及家庭情況方面，都會存在差異，甚至存在不可同日而語的差異，所以，根據“平等的權利”或“權利的平等性”，亦即根據勞動量進行分配時，也必然會存在結果上的不平等，也就是存在“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人富些、有人窮些”的弊端。要克服這個弊端，就需要在一定意義上弱化權利的平等性主張。“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馬克思的這個觀點，與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所提出的核心主張——勞動上的差别不應當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及任何特權——是完全一緻的，其在正義上的精神實質，就是主張結果的平等性。

在這裡，我們需要看到兩點。第一，馬克思雖然從《德意志意識形态》到《哥達綱領批判》，始終都看重結果的平等性，但他也認為，在共産主義第一階段，完全實現分配結果的平等，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這表明，在馬克思的心目中，基于“平等的權利”或“權利的平等性”的按勞分配雖然存在弊端，但它依然是共産主義第一階段最優的分配原則，而這個分配原則所彰顯的正義性，也具有其來自特定曆史發展階段的堅實根基。第二，馬克思在分配正義問題上雖然提出了兩個看上去大不相同的主張——權利的平等性主張和結果的平等性主張，但這并不表明馬克思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因為這個結果的平等性，不是指一種無原則的、對權利的平等性會造成必然傷害的平均主義，而是一種與權利的平等性形成張力的正義主張。事實上，馬克思根深蒂固的一個觀念是：生活在世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得到平等對待，都應當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個觀念表征着一個深層次的、彰顯着正義原則的規範性主張，它貫徹在馬克思的最高價值追求——人的解放中，也體現在他關于共産主義第一階段分配問題的思考中。無論是權利的平等性還是結果的平等性，都與這個觀念相符合，而這兩個正義性主張的結合與互補，則更能體現這個觀念的精神性原則。

馬克思以對共産主義第一階段分配問題的思考為契機而提出分配正義思想，是他擁有以建構性為根本問題意識的規範性政治哲學的一個充分證據和根本标志。毋庸諱言，在理論的完備性上，馬克思所确立的以分配正義為内核的規範性政治哲學，并不及他之前的洛克或他之後的羅爾斯的政治哲學，但這一政治哲學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依然占有不可被忽視的重要地位。理由是，馬克思所從事的理論研究的重點，不僅在于批判和解構一個舊世界，同時也在于憧憬和建構一個新世界。而在對共産主義這個新世界的憧憬和建構中，以分配正義為内核的規範性思考，則是一條主線。不僅如此，馬克思的這一規範性政治哲學思想，同樣沒有偏離唯物史觀。因為不管是馬克思對共産主義所作出的兩階段的劃分，還是他針對第一階段的分配問題所進行的思考，都貫徹了一種從現實出發的曆史主義思路。而這一曆史主義思路，也正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體現。

三、立足當代中國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個不争的事實是，在中國學術界，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内的整個政治哲學的研究，在近二十多年來的學術開展中，不斷展現出蓬勃生機和長盛不衰的發展趨勢，并由此成為可以用“第一哲學”來加以認識的顯學。政治哲學的研究之所以呈現出這樣一個可喜的情況，一方面是因為這種研究順應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在國際學術界不斷走向複興這個大背景，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來自當代中國的重大現實問題，為這種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和源源不斷的内驅力。可以這麼說，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上，包含着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問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和不斷凸顯，成為政治哲學不斷出場并逐步走向繁盛的堅實理由和深刻根基。對于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如果我們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方位來認識和界定當代中國，那麼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所處的曆史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曆史性變化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也沒有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界劃的共産主義第一階段具有對應性。既然在這個階段，物質财富和各種資源遠未達到共産主義高級階段那種無限湧流的程度，那麼，在這個階段，本然就蘊含着如何公正地分配社會财富和社會資源這樣的規範性問題，這正如馬克思在考察共産主義第一階段時所看到的情形。而如果說這樣的規範性問題，正是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那麼，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這個曆史方位上的出場與不斷開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如果我們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方位來認識和界定當代中國，那麼在當代中國，實際經曆着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從本質上說，這場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是一種朝向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的展開。曆史表明，任何重大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價值領域的深刻變化和社會生活規範的深刻調整，從而也總會為政治哲學的發育、生長和發展提供有利土壤。比如說，在近代西方所發生的以商品社會的确立為标志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就造就了近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大發展的格局。事實上，在當代中國所發生的朝向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社會變革和社會實踐，同樣也帶來了價值領域的深刻變化，同樣也使社會生活規範的調整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這些新變化和新問題，不僅讓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然蘊含的以分配為主要内容的規範性問題更加凸顯，而且也使理性、契約精神、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權利、公正、法治等價值普遍化地确立起來。這不僅呼喚着政治哲學的出場與在場，而且也為政治哲學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

第三，如果我們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曆史方位來認識和界定當代中國，那麼在當代中國，始終存在着如何推進社會公平正義事業，從而讓人們在生存、競争和發展上都有平等的機會或者讓人們都有機會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一重大問題。這個重大問題，既與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存在的效率與公平問題相關聯，也與在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不同行業和領域之間所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相關聯。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曆史性變化，不平衡發展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情況下，這個重大問題不僅沒有沉寂下去，相反更加凸顯。這個重大問題的解決，與中國共産黨所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共享發展理念以及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在價值追求和精神實質上，是完全相符合、相一緻的。這個重大問題的解決程度，在很大意義上，決定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程度，也決定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程度。顯而易見，這個重大問題，本就是一個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問題，而政治哲學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來自現實的深刻根據和堅實基礎。

如果說來自以上幾方面的重大現實問題，使政治哲學具有了“第一哲學”的重要性，甚至使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的學術之一，那麼作為一項學術事業的政治哲學研究，則需要多個學科、多種學術傳統的力量來共同參與和推進。在這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不能保持沉默和失語狀态，相反應當積極地介入進來，發揮其應有的理論作用，彰顯其責無旁貸的理論使命，這就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具有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之所以如此，并不僅僅是因為，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框架和學術體系中，一種能夠回應和回答上述諸方面重大現實問題的政治哲學并沒有占有一席之地，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在今天的新開展，則能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開辟出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和增長點，從而達到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目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之所以在今天具有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原因更在于以下三點。

第一，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是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現實出發的唯物史觀品格和實踐品格，讓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走向當代并不斷實現中國化的應有之義。我們絕不能把以上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現實問題，簡單而粗率地認定為是處在上層建築層面上的、被更重要的問題所決定的問題，相反，我們要看到，這些問題，正是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和曆史界面上具有時代表征意義的重大現實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理解和把握，彰顯了學術切近實踐、理論走入現實的要求和責任。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情況尤其如此。我們都知道，立足現實、從現實出發的唯物史觀品格和實踐品格，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鮮亮、最具有标志意義的理論品格之一。毫無疑問，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隻有充分彰顯這一理論品格，才能夠真正走向當代，從而也才能夠真正實現中國化。而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彰顯這一理論品格，就不能不介入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和曆史界面上得到凸顯的、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不會因為停留于政治上層建築而偏離唯物史觀，相反正是唯物史觀在當代中國得以運用與發展的生動體現。如果認為這些問題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應負責或有能力負責的範圍之内，那麼，這種觀點則是有背事實的、站不住腳的。

第二，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博大理論和思想視野為其賦予的一項重要使命。上述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問題，呼喚的是一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現代性和市場經濟構成了這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的重要叙事框架。在這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中，占據主線的價值，即是權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現代價值。這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的開展，有賴于一種向現代性和市場經濟開放或者容納現代性和市場經濟的理論視野的支持。如果說西方近代之後所發展起來的規範性政治哲學，就具有這樣的理論視野，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實際上也具有這樣的理論視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面對現代社會的理論和思想傳統。它雖然對現代性和市場經濟中可能具有的負面現象保持了批判的态度，但并不全然地拒絕對于現代社會來說具有标志意義的東西。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相比，還是一個幾乎被後者普遍忽視的思想維度，這就是伸向未來曆史的維度。這個思想維度的重大意義，在于為現實提供一種朝向前方的思想指引。近代之後的西方政治哲學普遍缺乏思想指引的功能，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方面大有可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既容納現代社會又朝向未來的博大理論和思想視野，正是一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最需要具有的視野。從應然性來看，這種現代意義的政治哲學不僅要與現代性和市場經濟相融，而且也要發揮為現代性和市場經濟提供思想引導的功能。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是有其堅實的合法性根據的。

第三，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是避免政治哲學研究的西化和抽象化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政治哲學的研究，幾乎是在沒有任何獨立的學術資料和理論框架的“空白”狀态下開始的，所以，在譯介西方政治哲學的基礎上，人們很容易借助西方理論話語來确立自身的問題域和學術範式，并從中獲取其所需要的原始資料，這就使政治哲學的研究，難以根本擺脫簡單地向西方自由主義取經的“學徒狀态”，亦即使政治哲學的研究出現了西化現象。與這種西化現象相伴随的，是一種抽象化的現象。政治哲學研究的這種抽象化現象，特别明顯地體現了一個方面，這就是對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和論題進行拆解、組合、擴充、演繹。不管是西化還是抽象化，都意味着政治哲學研究的“去中國化”。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既然要面對在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和曆史界面上所呈現出來的重大現實問題，那麼西化、抽象化和去中國化，都是必須要克服的。而要有效克服政治哲學研究的西化、抽象化和去中國化，就特别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和介入。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在政治哲學的研究中全面發揮指導作用，這種指導将是政治哲學研究能夠切實地将其思維的觸角伸向中國重大現實問題的重要前提。這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的一個重要原因。

進一步說，要開展和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既需要回到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特别是馬克思，進行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闡釋和建構；也需要立足當代中國，建構一種與時俱進的、有理論觀照能力和思想指引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以上論述充分說明，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無關緊要的分支，相反，它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立足現實的意義上所應發展的理論形态。換言之，立足當代中國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是要為中國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增添一點“額外”的東西或者“點綴”，更不是意味着會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引向背離唯物史觀的歧途，而是建構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為什麼重要，由此也能夠窺見一斑。

以上論述以确鑿的證據表明，我們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來理解、闡釋和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如何都不是要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拉入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當中，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一種疏遠唯物史觀的“政治”的哲學。相反，我們的這種理解、闡釋和建構，會将馬克思哲學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拉入本該到達的概念框架和問題域。因為事實上，馬克思不僅擁有一種可與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相對話的政治哲學，而且這種政治哲學始終是立基于唯物史觀的，始終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和對共産主義予以設計的中軸，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始終占有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同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持續不斷地在面向現實中實現其在場性，從而充分發揮其在重大現實問題面前的實踐能力，也必定要義不容辭地參與到政治哲學的研究中來，并由此發展出能夠表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作者簡介：李佃來，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哲學

文章來源：《學術研究》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