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達以《〈實踐論〉解說》開啟了《實踐論》解讀之路，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同、支持和參與。陶德麟在李達的直接影響下，從青年時代起也走上了這條道路；他以半個世紀的時間，兩次撰寫《〈實踐論〉淺釋》，在承繼李達事業的同時，作出了自己的拓新。從李達到陶德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在21世紀中國不會終止，還将繼續延伸。

【關鍵詞】李達陶德麟 《實踐論》 《〈實踐論〉解說》 《〈實踐論〉淺釋》

 

以通俗而準确的方式诠釋毛澤東的哲學名篇《實踐論》《矛盾論》，推動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一大貢獻；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譽，早已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經典。陶德麟在青年時代曾長期擔任李達的學術助手，對李達的有關著述和思想有着獨到而深刻的體悟和理解，并追随李達緻力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開始向幹部群衆作包括《〈實踐論〉淺釋》在内的哲學輔導報告，形成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闡釋方式。他在晚年完成的《〈實踐論〉淺釋》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就是在半個多世紀裡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的結晶。由此可見，在環繞對《實踐論》的解讀，從李達到陶德麟有着内在的學術聯系。今天我們探讨從李達到陶德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不僅是對這兩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緬懷和紀念，而且也是對他們參與開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一個回顧和前瞻。

一、李達開啟了《實踐論》解讀之路

毛澤東發表于1937年的《實踐論》、《矛盾論》，集中體現了他的哲學創造，成為了他的哲學名篇，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也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中國化的哲學内核。然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因其鮮明的階級性和實踐性，不僅是一個學術思潮，而且是一大社會思潮；作為社會思潮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其哲學内核要向中國社會作廣泛的輻射和深入的滲透，影響社會人心，進行社會動員，掌握廣大民衆，特别是影響、動員、掌握廣大下層民衆，還需要廣泛開展普及工作。從事這種普及工作，本身就大有學問、也大有難度，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深入研究，但又不是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深入研究就能夠做好的，還需要在如何普及上下功夫，尤其是要做好對普及形式的選擇和對普及内容的闡發。因此，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内核的普及工作，其實也是一種艱苦的哲學探索，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關鍵，決不可以輕看、小看、不重視。當年艾思奇寫作《大衆哲學》時，就深深體會到這一點，曾稱這是一件“吃力” 的工作。《實踐論》、《矛盾論》是專門性的哲學論著，包含了豐富而深刻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其普及工作當然就更有難度，更非小事和易事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李達這位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出場”，才有了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名著《〈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的問世。

《實踐論》經過修訂于1950年12月重新發表後，李達即敏銳地意識到毛澤東這一哲學著述的重要意義，指出《實踐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 ，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礎” ，強調“《實踐論》的基本原理，貫串于毛主席的一切著作之中” 。他特别指出，《實踐論》從1937年初次發表到1950年重新發表，其間距離14年之久，表明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它是一種具有永久性的真理” ，對于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提高中國共産黨的理論水平、武裝全國人民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李達很快把自己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心，移向對《實踐論》的研究和普及上，由此開啟了《實踐論》解讀之路。

當時許多著名學者都發表文章闡釋《實踐論》的思想及其意義，這些文章多着眼于《實踐論》中的哲學觀點來作闡發；李達卻選擇了與這些學者不同的切入點，除了發表《〈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礎》、《怎樣學習〈實踐論〉？》等理論文章外，他把自己闡釋《實踐論》的重心放在撰寫《〈實踐論〉解說》上面，通過對原著文本進行逐段解讀的方式，對《實踐論》全篇内容作出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講解，讓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能夠看得明、讀得懂、學得通《實踐論》。在修訂後的《矛盾論》發表後，李達又繼續用這種方式，撰寫了《〈矛盾論〉解說》。這兩部《解說》，前呼後應，相互配合，彼此輝映，實為上下篇，成為了20世紀50年代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學習《實踐論》、《矛盾論》的最主要入門書。

李達的這一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同和支持。當這兩部《解讀》最初以連載的形式在學術刊物《新建設》上發表時，李達與毛澤東即在來往書信中對兩部《解說》的寫作工作進行了交流。在《實踐論》與《矛盾論》之間，毛澤東更為看重《實踐論》，因此他與李達的交流更多地是放在《〈實踐論〉解說》上。毛澤東在緻李達的信中，高度評價這部《解說》，認為：“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 ；并指出待全部文稿在刊物上發表之後，“應當出一單行本，以廣流傳” 。毛澤東還在信中鄭重囑托李達：“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由此可見，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

對于李達随信寄來的《〈實踐論〉解說》發表部分，毛澤東在緻李達的信中說，在“論帝國主義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那兩頁上有一點小的修改”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對這封信的注釋，這些修改的内容主要有三點：第一，在《〈實踐論〉解說》中談到中國人民對列強作排外主義的自發鬥争的地方，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民那時還不知道應當把外國的政府和人民、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加以區别，我們應當反對侵略中國的外國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官員，他們是帝國主義者，而在宣傳上争取外國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國人都是壞人，都要排斥。” 第二，在《〈實踐論〉解說》中談到孫中山當年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完全以清政府為對象、從未提起過反帝國主義的地方，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句話：“雖然辛亥革命實際上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作用，因為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政府，當然就帶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國主義對于辛亥革命的不滿，不幫助孫中山而幫助袁世凱；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主觀上并沒有認識這一點。” 第三，《〈實踐論〉解說》中談到“唯物論的‘唯理論’是今日教條主義的來源，唯物論的‘經驗論’是今日經驗主義的來源”。毛澤東把這句話修改為：“唯物論的‘唯理論’與今日教條主義相像，唯物論的‘經驗論’與今日經驗主義相像” 。當《〈實踐論〉解說》出版單行本時，這些修改内容都保留其中，融為了全書的有機内容。

這三處修改，如果獨立地看，實際上也是毛澤東對自己思考的完整表達，都可以作為毛澤東論著看待。這些内容不僅是毛澤東對《〈實踐論〉解說》所作的補充，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他自己對《實踐論》所作的補充。如果說，李達以《〈實踐論〉解說》開啟了《實踐論》解讀之路；那麼毛澤東則通過對《〈實踐論〉解說》的修改，不僅認同和支持了這一工作，而且實際上參與了這一工作。對于李達開啟《實踐論》解讀之路來說，毛澤東的認同、支持和參與當然是有着重要意義的。正如陶德麟所說：“許多理論家寫過水平很高的論著來闡釋‘兩論’（即《實踐論》、《矛盾論》——引者注），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其中李達同志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受到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高度評價，特别值得重視。”

二、《〈實踐論〉解說》的理論創新性和優越性

李達開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之所以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同、支持和參與，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素養和功力，在理論上顯示了創新性和優越性，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新空間。細讀《〈實踐論〉解說》即可發現，李達通過對原著文本進行逐段解讀的方式，對《實踐論》全篇内容作出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闡發，并不是隻對原著文本作簡明扼要的内容介紹，而是通過深入研究原著文本，進行了創新性的理論探索，使《實踐論》的哲學思想由此更全面、更系統、更深入地闡發出來。正是這樣，李達在這些看似淺白易懂的原著文本解讀中，賦予了理論的深度和力度，顯示了鮮明的特點和優點，從而在理論上表現出優越性。

《〈實踐論〉解說》的理論創新性和優越性，首先體現在李達對《實踐論》解讀的方式上。與當時許多著名學者闡釋《實踐論》的文章不同，也與李達以往撰寫的所有著述不同，《〈實踐論〉解說》在對《實踐論》進行解讀的方式上獨辟蹊徑，借鑒了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在各段原著文本後面設置“說明”部分，通過逐段說明來解讀原著文本思想，闡釋《實踐論》的哲學内涵。

李達之所以選擇這一傳統方式來對《實踐論》進行解讀，顯然是與他在少年時代學習儒家經典相關。他從自己以往的學習經驗中，體驗到這一傳統方式雖然屬于舊學，但仍有可取之處，對于初學者理解經典文本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可以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在他看來，《實踐論》中的每一段話乃至每一句話都很重要，都是毛澤東經過深入思考所說出來的。他說：“《實踐論》的每一句每一段話的道理，都可以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說明。” 因此，在對《實踐論》進行解讀時，對于其中的“每一句每一段話的道理”都需要講清楚，使學習者弄明白；而要收此效果，一個有效途徑就是借鑒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對《實踐論》文本進行逐段的說明講解，把各段的内容一一講清楚，把其中包含的哲學思想一一講明白。毛澤東對李達以這一傳統方式解讀《實踐論》，表示了認同和支持，并參與其事，實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

李達和毛澤東作為出生于19世紀晚期的湖南知識分子，少年時代都接受過傳統儒學教育，深受湖湘學風的熏陶感染。湖湘之學代表人物、大哲學家王夫之，即以“六經責我開生面”自命，尤其擅長以注釋經典的方式，通過解讀原著文本，來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20世紀20年代初，毛澤東創辦、李達任學長的湖南自修大學，即設在長沙城内的船山學社中，為剛剛創建的中國共産黨培養了一批革命人才。毛、李二人朝夕相處，成為好友。故鄉先哲治學特色的潛移默化，使他們都重視借鑒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對《實踐論》進行解讀。

《實踐論》的重新發表和《〈實踐論〉解說》的撰寫問世，都是在新中國誕生之初。當時，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普遍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即使一些專家學者、大學教師，也缺乏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學習《實踐論》，當然存在許多困難。因此，《〈實踐論〉解說》借鑒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對原著文本進行逐段解讀，引導學習者先閱讀一段原著文本，接着通過對原著文本的說明來弄清其哲學内涵，逐步推進，逐步深入，确能對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學習《實踐論》起到引導入門的作用。

當然，《〈實踐論〉解說》的理論創新性和優越性，更主要體現在李達對《實踐論》解讀的内容上。李達對《實踐論》進行解讀，雖然借鑒了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但又沒有把自己的說明限制在原著文本的範圍内。他指出，學習《實踐論》，最根本的就是學習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總結中國人民革命的經驗，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人民革命實踐中所發生的矛盾和問題。倘若有人“專在《實踐論》中尋章摘句，或者企圖發現哪些是馬克思列甯主義認識論中所沒有的東西，那便是鑽牛角尖式的學習方法，那顯然是用形而上學的學習方法來學習《實踐論》” ，當然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對《實踐論》進行解讀的重心，不是文字上的注疏，而是哲學上的闡發，即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對《實踐論》所論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作出全面而系統的說明，特别是着重說明其中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問題、重點和難點。

例如，對于《實踐論》中一些簡明扼要論述的關鍵性内容，李達在《〈實踐論〉解說》中力求作出更為全面系統的說明，特别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出發，依據哲學史的分析，對原著理論加以了補充性闡明。如對于《實踐論》開篇所論“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曆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産和階級鬥争的依賴關系” ，李達就着重從哲學史出發，将馬克思的唯物論與馬克思以前的法國機械唯物論、費爾巴哈唯物論進行比較，來講清楚這個道理。他指出：“馬克思的唯物論，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例如法國機械唯物論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是沒有辯證觀點的唯物論，即形而上學的或抽象的唯物論。前者是由自然領域擴張到社會領域的唯物論，後者隻是适用于自然領域的唯物論。前者是無産階級的哲學，後者是資産階級的哲學。兩種哲學的基本差異的分歧點，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之上。” 他進而指出，所謂認識論的基礎，就是哲學的世界觀。由于抽象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不同，因而對于作為認識主體的人，以及由此發生的認識活動，它們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抽象唯物論所講的作為認識主體的人，隻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會的人；因此，“抽象唯物論從抽象的人、一般的人去了解認識客體時，隻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可以感覺到的東西，看做是感覺的來源，卻不看做是人的行動的對象，可被改造的對象。因而這樣的哲學的任務，至多隻是說明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辯證唯物論所講的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則不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會的人，因此，“辯證唯物論從上述實在的人、具體的人去了解認識客體，就不單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做是感覺的源泉，并且看做是人的行動的對象，可被改造的對象。因而，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的任務，不單是說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李達特别對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及其實踐觀進行了着重論析，指出盡管費爾巴哈也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但由于他隻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會的人，因此他主張的隻是抽象的自然主義的實踐觀，并不能真正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性。這樣一來，李達就把《實踐論》開篇的這一論斷，通過哲學史的說明而具體化了，使之易于為學習者了解和把握。

又如，由于《實踐論》原是毛澤東所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一部分，因此毛澤東關于辯證唯物主義的一些重要論述，是放在這個提綱的其他部分來闡發的，與《實踐論》形成呼應和補充；當《實踐論》從這個提綱中分出而獨立成篇後，也就失去了這些重要論述的呼應和補充，這就會給不了解這些重要論述的學習者帶來一定的困難。針對這一難點，《〈實踐論〉解說》在對原著文本解讀時，力求對這些未能納入《實踐論》的重要論述作出闡發。如關于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問題，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前提，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是放在《物質論》中論述的；因而在《實踐論》中，隻講了人們從感覺經驗出發，上升為理性思維，認識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并沒有特别強調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也沒有論及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實踐論〉解說》在說明中，即以哲學上物質概念的構成為例，強調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和規律，首先在于把握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并說明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李達指出：“世界是物質的統一體，物質的種類，千差萬别，混沌變動，有物理學領域中的物質，有化學領域中的物質，有生物學領域中的物質，還有社會領域中的物質，即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生産關系、階級關系、政治關系、文化活動的關系等）。辯證唯物論這一哲學，卻就感覺上所反映的千差萬别而又混沌變動的物質的物體的外部關聯中，抽出其最普遍的規定：即他們都是離開我們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實在，而又為我們意識所反映。我們從一切物質的物體中，單把這一方面的屬性抽象出來，把其他一切質與量的區别舍象出去，由此就可以到達于關于這一切物質的物體之最單純最普遍的規定，構成哲學上的物質的概念，即物質是離開我們感覺獨立存在，并在感覺上給與我們而又為我們感覺所反映的客觀實在性的哲學的範疇。這樣看來，關于物質的概念與關于物質的感覺，在數量上，在性質上，都是有差别的。感覺反映物質的個别性、現象、外部聯系，概念反映物質的普遍性、本質、内部聯系。感覺的内容非常豐富，概念的内容比較貧弱，這是兩者在數量上的差别。但概念比較感覺卻更深刻地反映了物質，這是兩者在性質上的差别。” 這些關于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及其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的論述，能夠幫助學習者正确理解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前提，起了對《實踐論》作補充說明的作用。

再如，為了使學習者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學懂《實踐論》的理論，《〈實踐論〉解說》注意引入實際的事例來講解和說明原著文本。這些實際的事例，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國共産黨思想史上的複雜鬥争，也有新中國成立後人們生活中所出現的典型事例。如對《實踐論》中“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準” 一段，李達舉了馬恒昌生産小組和李順達領導西溝村農業生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對《實踐論》中“認識有待于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于發展到理性階段” 的一段，李達舉了模範工程師于松如通過總結經驗進行技術革新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對《實踐論》中關于“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 的論述，李達舉了朝鮮戰場上志願軍郭忠田英雄排戰勝美軍的例子來進行闡發。他寫道：“我志願軍郭忠田英雄排，在朝鮮北部參加對美帝國主義匪軍作戰一星期以後，積累了一些經驗。當他們奉令到龍源裡截擊向北增援與向南潰退的美帝國主義匪軍時，他們從經驗上知道了美帝國主義匪軍的伎倆（最初是用飛機轟炸，其次用大炮轟擊，最後是步兵沖鋒），知道了自己部隊的戰鬥能力，于是選擇有利地形，修築工事。匪軍到來以後，一經接觸，果然舊伎重演，我郭忠田英雄排，等匪軍沖上山腰時，就給以殲滅性的猛擊。如此連續三次，終于把敵人打敗，全排無一人傷亡。于是郭忠田英雄排，總結了作戰的經驗，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以前光聽說美國兵是紙老虎，但是心裡沒有底，現在總算把紙老虎打破了。美國兵飛機多，大炮多，坦克多，汽車多，跑得快；這些算是他的特點。但是他們缺乏犧牲精神，一個比一個怕死；他們怕近戰，怕夜戰，怕包圍，怕迂回，怕機關槍，怕手榴彈；他們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是一群怕死鬼。’” 通過這些實際的事例，李達拉近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民衆現實生活的距離，搭建起實踐與理論之間彼此往來、相互溝通的橋梁，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為人民群衆手中克敵制勝的思想武器。

正是這樣，從方式到内容，《〈實踐論〉解說》對原著文本的解讀，都顯示了理論的創新性和優越性。這使得《〈實踐論〉解說》确實起到了幫助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學習《實踐論》的作用。雖然時間已經久遠，但在一些回憶李達的文章中，這種作用仍然可以清楚看到。BEAT365唯一官网化學系鐘興厚教授就曾憶及解放初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他說：“我原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沒有認真學習過的。老校長（即李達——引者注）來到武大不久（即1953年——引者注），就親自創辦了馬列夜大學，親自給教職員講課。我參加了夜大學，一邊讀他的著作《〈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一邊聽他講課，這才使我開始懂得了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道理。” 筆者手頭所用《〈實踐論〉解說》，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于1952年11月出版的，版權頁上标明：從1951年7月初版到1952年11月第四版，該書已印刷28萬冊，發行量之大和閱讀者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實踐論〉解說》在顯示出理論的創新性和優越性的同時，在借鑒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上也表現出局限性。這種方式雖然能夠通過對原著文本的逐段說明，來解讀《實踐論》的“每一句每一段話的道理”；但卻不能對原著文本之外的相關内容，如《實踐論》的曆史背景、思想來源、内在邏輯、當代意義等問題，作出專門的闡發。而這些内容對學習和理解《實踐論》無疑是重要的。這就使得如何克服這種局限性，成為了李達的後繼者必須思考和探讨的問題。

三、陶德麟對《實踐論》解讀之路的承續和拓新

陶德麟在青年時代曾長期擔任李達的學術助手。在李達言傳身教的直接影響下，他也投入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中，走上了李達所開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開始向幹部群衆作包括講解《實踐論》在内的哲學輔導報告，在承繼李達事業的同時，作出了自己的拓新。

對于李達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陶德麟予以了高度評價。他指出：李達“在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發表了一百多萬字的論著，作了大量的講演，闡發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唯心主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 。這兩部《解說》和李達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一起，構成了李達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主要哲學代表作。對于李達撰寫兩部《解說》的過程，及其所體現的奮鬥精神和謙遜态度，陶德麟根據自己的了解作了深情回顧。他說：“兩部《解說》是在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于1950年和1951年相繼重新發表時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的。李達同志認為解釋和闡發毛澤東同志的這兩篇名著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他在行政事務繁忙、健康狀況很壞的情況下利用清晨和晚上的時間奮力寫作。為了力求準确完善，他在寫作過程中以謙遜嚴肅的态度同毛澤東同志通信讨論，把寫成的稿子寄請毛澤東同志修改。這兩部《解說》并不是單純注釋性的讀物，而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獨立研究的成果，不僅通俗易懂，而且準确深刻，并且有許多精辟的發揮。毛澤東同志在給李達同志的信中對此作了很高的評價。兩部《解說》對推動全國學習毛澤東思想起了重大作用，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工作做出了榜樣。”

陶德麟也敏銳地看到了《〈實踐論〉解說》在借鑒中國古代經典的注釋方式上存在的局限性，力求通過形成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闡釋方式來加以克服。1963年，陶德麟為中共湖北省委直屬機關業餘大學高中級幹部班作了關于學習《實踐論》的輔導報告；1964年，這個輔導報告以《〈實踐論〉淺釋》為題，作為學習資料印發；2007年，BEAT365唯一官网出版社出版《陶德麟文集》，《〈實踐論〉淺釋》收錄其中。這使我們能夠看到當年陶德麟為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闡釋方式所做的努力。

在《〈實踐論〉淺釋》的開篇，陶德麟即指出：“我打算談三個問題：（1）《實踐論》的曆史背景和重大意義；（2）《實踐論》的基本内容；（3）《實踐論》的基本結構。” 其中的一些問題，就是《〈實踐論〉解說》沒有論及或沒有充分說明的。例如，《實踐論》的曆史背景，在《〈實踐論〉解說》中沒有作專門的說明，而在《〈實踐論〉淺釋》則作了專門說明。陶德麟在說明之前，特地提醒學習者：“革命導師們的論著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為了解決一定的問題而寫的。如果不了解論著的曆史背景和當時要解決的問題，就讀不懂這些論著。要讀懂《實踐論》，就要弄清楚這篇論著是在什麼條件下為了解決什麼問題而寫的，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在今天又正在起着什麼作用。” 又如，《〈實踐論〉淺釋》在闡述《實踐論》的基本内容時，第一部分是說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總特點” ，指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也就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進而分别說明什麼是反映論，什麼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在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總特點”後，從第二部分起，才開始說明《實踐論》的基本内容。這就使學習者能夠更準确地了解毛澤東是怎樣通過《實踐論》來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而這個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總特點的說明，也是在《〈實踐論〉解說》中沒有的内容。再如，《〈實踐論〉淺釋》關于《實踐論》的基本結構的說明，雖然在《陶德麟文集》中沒有收錄相關文字，但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可以看出陶德麟是想對《實踐論》的内在邏輯作一說明，這也是對《〈實踐論〉解說》的一個修補。

由此可見，早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陶德麟在走上李達所開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後不久，就在承繼李達事業的同時，開始作出自己的理論創新。

四、《〈實踐論〉淺釋》的特色與貢獻

陶德麟自走上李達開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就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這一走就是半個多世紀。在《〈實踐論〉淺釋》輔導報告印發50年後，他又完成了專著《〈實踐論〉淺釋》，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樣一來，他的著作中就有了同一題名的兩本著述。這兩本著述都以《〈實踐論〉淺釋》為題，正表現了他半個世紀間的孜孜追求和不懈奮鬥。

然而，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進入21世紀後，如何看待《實踐論》？如何解讀《實踐論》？這是《〈實踐論〉淺釋》首先要回答的問題。陶德麟在全書正文前的《寫在前面的話》中，就以自己多年來的反複思考，深入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在如何看待《實踐論》的問題上，陶德麟明确指出，《實踐論》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著作，在今天對中國共産黨人仍然有着重大意義。這裡的理由就在于，《實踐論》系統而深入地闡發了科學的實踐觀，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全部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石。他對此進行了分析：馬克思主義是包括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嚴密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這個理論體系的基礎；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又包括了自然觀、社會曆史觀、辯證法、認識論、價值觀等組成部分，是由這些部分構成的一個整體。“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一個整體的基石是什麼呢？就是科學的實踐觀。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所以科學的實踐觀也理所當然地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離開了這塊基石，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就一定會發生偏差。” 由此，他提出了一個重要見解：“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實踐的觀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也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而且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可以說，不吃透這個觀點就無法學懂馬克思主義。” 他由此強調，這個道理對于中國共産黨人尤其重要：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把中國共産黨人引導到勝利之途。不從哲學上了解實踐觀點，不從哲學上懂得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難以實現好這個結合的。因此，《實踐論》至今仍然是中國共産黨人必須認真研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範本。

如何解讀《實踐論》的問題上，陶德麟通過對李達兩部《解說》和毛澤東為此寫給李達的書信的思考，也通過對自己長期緻力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的總結，從中提煉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作通俗化闡釋的基本原則，認為：“這種解釋性的通俗讀物，既要注意學理闡述的精确性，不能違背原文的本意、有損原文的理論深度，尤其不能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曉暢生動，力戒艱深晦澀，使廣大幹部和青年學生易于看懂，樂于接受。” 他的《〈實踐論〉淺釋》正是依據這一原則寫作的，一方面對《實踐論》哲學思想作了明白易懂的闡發，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實踐論》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和深刻性。因此，《〈實踐論〉淺釋》既是一本哲學通俗讀物，又是一本認識論專著，為幹部群衆開啟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之門、了解和學習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提供了一把鑰匙。

正是這樣，《〈實踐論〉淺釋》作為陶德麟半個多世紀來從事《實踐論》解讀的結晶，不僅延續了他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闡釋方式，而且融會了他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因而具有鮮明的特點和優點。

從對《實踐論》解讀的方式上看，《〈實踐論〉淺釋》強調從《實踐論》的邏輯思路入手 ，對《實踐論》的基本思想進行系統疏釋。陶德麟對此作了明确說明：“在體例的安排上，我采取了不同于李達同志的《〈實踐論〉解說》的方式，沒有逐段解說《實踐論》的原文，而是按照《實踐論》的邏輯體系分成若幹問題展開論述。” 因此，全書首先從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出發，指出認識論主要探讨認識的來源、認識的能力、認識的過程、認識的真理性、檢驗認識的标準、認識的功能等問題，說明兩千多年來哲學家們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反複探讨，而隻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所闡發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才造成哲學認識論的根本變革，《實踐論》所要闡發的就是這個新的認識論，以解決中國革命的認識論問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書中進而指出，《實踐論》對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闡發，在于以實踐觀點和辯證觀點來說明和把握這個反映論：在實踐觀點上，《實踐論》通過界定實踐概念的科學内涵，闡明了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諸問題，強調了認識對實踐的依賴性；在辯證觀點上，《實踐論》認為一個認識活動包括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從理性認識到實踐兩個階段，通過對這兩個認識階段的考察和論析，闡發了認識無限發展的總規律。這樣一來，就對《實踐論》基本思想的内在邏輯作了系統疏理，使其中的各個理論環節及其關聯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由此來理解和把握《實踐論》，由于緊扣了總體的邏輯思路，當然就更加準确、更為深入了。

從對《實踐論》解讀的内容上看，《〈實踐論〉淺釋》着重對《實踐論》的理論難點進行了深入論析。在這個問題上，體現了陶德麟的獨到看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應當十分注意抓住幹部群衆學習中容易産生困惑、出現誤解的理論難點，通過深入淺出的闡釋作出回應和解答。因此，在《〈實踐論〉淺釋》中，他并未因追求易讀易懂，而放棄或削弱對理論難點的深入論析；恰恰相反，在這些地方他往往下了更大的功夫。

例如，在《實踐論》中，實踐概念無疑是全篇的中心概念，但也是人們不容易弄清楚的概念。這是因為，實踐概念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獨有的，哲學史上的許多哲學家都對實踐概念作出過自己的解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代的其他哲學思潮也有強調實踐概念的，而一般的人們又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的吃飯睡覺也當做實踐看待。正是這樣，《〈實踐論〉淺釋》特地提醒人們：“要理解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首先要準确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實踐概念的内涵及其特點。如果我們不弄清楚這個問題，而按照唯心主義或舊唯物主義的解釋來了解這個概念，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認識依賴于實踐的原理，從而也不能正确地把握全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由此出發，書中用一個小節專門論析實踐概念的科學内涵，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理解的實踐，在内涵上是指人們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動、社會的曆史的活動、群衆的活動，在外延上包括生産活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學實驗，從而對實踐概念作了準确的說明。

又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自1978年真理标準問題讨論以來，這個觀點看似已經成了一個人人皆知的哲學常識；但《〈實踐論〉淺釋》卻不贊成對這一觀點作簡單化理解，而是力求從哲學上說清講透。書中歸納了哲學史上的哲學家對真理标準的不同理解，指出他們所說的這些标準都沒有能夠建立起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真實聯系，因而未能正确解決真理标準問題；隻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提出實踐标準，才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在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時候，書中又指出要注意這個标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辯證關系，要求重視實踐的具體性和真理适用範圍的有限性，不可把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變成适用于一切實踐的教條。在《〈實踐論〉淺釋》中，陶德麟還融入了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較系統地說明了邏輯證明和真理标準的關系。他的結論是：“邏輯證明在檢驗真理過程中不是不起作用，而是起着不可缺少的重大作用，對這種作用應該充分估計。但是，不管它的作用多麼重大，就其性質來說也還是一種輔助作用，它不是也不能是檢驗真理的标準，因為在确定認識與對象是否符合這一點上，實際的‘判決’者并不是邏輯，而是實踐。我們說邏輯證明不是檢驗真理的标準，其意義正在于此，也僅在于此。”

再如，在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時，辯證唯物主義所講的“實踐”與實用主義所講的“實用”或“效果”有着什麼樣的區别，也是一個不易講清楚的難點。毛澤東就很注意這個問題，1954年讀了李達批判胡适實用主義的兩篇文章後就曾在緻李達的信中建議：“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 因此，陶德麟在《〈實踐論〉淺釋》中力求對這個不易弄清的問題予以清楚的闡明。他指出：“首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講真理标準當然也講實用和效果，但它是以肯定認識對象的客觀存在為前提的，認為真理就是客觀存在的對象在人們頭腦中的正确反映，就是與這個對象相符合的認識。在實踐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産生了預期的效果，就是對認識與對象相符合的證實。實用主義則根本不承認認識對象的客觀存在，它所說的真理也不是認識對客觀對象的反映，而是像紙筆黑闆茶壺一樣的‘人造’的‘工具’，隻要‘有用’就是真理，無所謂與客觀對象符合不符合的問題。其次，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當然也認為真理有用，這有用的含義就是因為真理性的認識符合客觀對象的實際情況及其規律，因而能夠指導人們作出正确的行動。實用主義則不管認識與對象是否符合，隻要能給人帶來‘利益’和‘效果’就是‘有用’，而‘有用’就是‘真理’。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别。” 這就把辯證唯物主義所講的“實踐”與實用主義所講的“實用”或“效果”作了明确的區别。

《〈實踐論〉淺釋》這些鮮明的特點和優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啟示：在21世紀的今天，若要做好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工作，除了着力于論述的通俗易懂、語言的喜聞樂見、風格的多姿多彩外，更重要的還是要說清講透思想的邏輯、理論的難點、哲學的意義。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國的普及，廣大幹部群衆的知識水準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後者的重要性将會更為凸顯。而說清講透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創立自己哲學時所說的：“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衆；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總之，不論是從對《實踐論》解讀的方式上看，還是從對《實踐論》解讀的内容上看，《〈實踐論〉淺釋》都堪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新典範，不僅為幹部群衆研讀《實踐論》起到了很好的答疑解惑的作用，而且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作出了新闡發。如果想到這些都出自一位80多歲高齡的老哲學家筆下，就會更感到難能可貴了！

五、《實踐論》解讀之路沒有終止

從李達的開啟到陶德麟的承續和拓新，這條《實踐論》解讀之路已經經曆了近70年的曆程。在這條特殊的哲學道路上，産生了李達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這樣的傳世名著，也産生了陶德麟的《〈實踐論〉淺釋》這樣的精心之作，真可謂薪火相傳，薪盡而火不盡！這個曆程表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是一項值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家認真從事、努力探索、不斷奮鬥的工作。

但這一工作也是一種艱苦的哲學探索，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努力。如果說艾思奇在青年時代寫作《大衆哲學》，已經深感“吃力”；那麼陶德麟在耄耋晚歲完成《〈實踐論〉淺釋》，更是如他所說感到“非常吃力” 。他的這種“非常吃力”，不僅是因年齡、身體狀況等因素所緻，還在于他“又一次深感理論大衆化之不易” 。因此，我們今天讀艾思奇的《大衆哲學》，讀李達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讀陶德麟的《〈實踐論〉淺釋》，不僅可以從中獲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衆化的有益啟示，還可以讀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那種肯于“吃力”的奮鬥精神。

習近平指出：“毛澤東同志就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社會科學家，他撰寫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這也昭示了從李達到陶德麟的《實踐論》解讀之路，在21世紀中國不會終止，還将繼續延伸。沿着這條道路繼續推進、繼續拓新，正是我們對李達、陶德麟這兩位前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一個最好紀念！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駐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