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除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後期哈貝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還可以在現代性批判這條理論主線上來得到解讀。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直接命定為政治哲學未必恰當，但我們卻可以從中挖掘、開顯出政治哲學的思想意蘊，或者至少是從中挖掘、開顯出理解政治哲學的廣博視角和理論資源。因為事實上，在指向現代西方主導思維方式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構成了當代政治哲學全面出場的重要基礎；在指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取向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為繪制當代政治哲學的圖譜提供了一個重要視點；在指向現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介入了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中挖掘、開顯政治哲學的工作，不管是對于進一步推進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研究，還是對于全面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政治哲學

按照通常的認識，如果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直氣壯地解讀為一種政治哲學，那麼理由隻在于三點：一是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以柯亨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從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闡釋，整體性地轉向了對基于平等、正義的政治哲學的構建；二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在當代實踐哲學和政治哲學得以複興的大背景下，從對交往理論的系統構建，延伸和推進到了對民主法治國之法的規範性基礎的集中探讨；三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以開顯、激活和複興黑格爾法哲學的思想資源為基礎，對正義、權利等當代政治哲學的焦點議題進行了全面研讨。毋庸置疑，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後期哈貝馬斯以及霍耐特的理論解讀和界定為政治哲學，無論如何都是恰當和準确的。不過，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的認識上，如果僅僅将這三者解讀和界定為政治哲學，那麼這種解讀和界定就是狹義上的，其判定的坐标系和标準，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為契機得以複興的當代規範性政治哲學。然而，衆所周知的事實是，“政治哲學”這個術語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種單數的理論和範式。在政治哲學史上，除了當代規範性政治哲學，還存在其他不同傳統和範式的政治哲學。這就提示我們，要對政治哲學作出全面的認識，要構建具有廣泛涵蓋性和巨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學理論，我們恰恰不宜局限于某種政治哲學的傳統和範式，而需要開啟一個廣義政治哲學的視角。在廣義政治哲學的視角下，我們現在要追問的是：除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後期哈貝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何種意義上還可被認定為政治哲學？或者，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何種理論話語中，還可以開顯出政治哲學的思想意蘊？筆者的基本判斷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是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點。衆所周知，現代性批判是貫穿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條主線，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中占據着關鍵地位。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直接命定為政治哲學未必是恰當的，但我們卻可以從中挖掘、開顯出政治哲學的思想意蘊，或者至少是從中挖掘、開顯出理解政治哲學的廣博視角和理論資源。這一挖掘、開顯政治哲學的工作，不管是對于進一步推進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研究，還是對于全面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在指向現代西方主導思維方式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構成了當代政治哲學全面出場的重要基礎

古往今來的各種可被命定為“政治哲學”的理論，不管在傳統歸屬和學術範式上存在多麼大的分殊和不同，在一點上卻是共同的，這就是都在一種規範的層面上，本着一種價值判斷去對政治事物和政治現象進行質詢和探察。如果說這一點構成了政治哲學的标志性特質，那麼這個特質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學或政治社會學相區分的根本界标。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雖然也不排除價值上的設定或追問，但總體來講，它們在學科屬性上，是實證科學，而非規範性科學。不同于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政治哲學不是實證科學，而是規範性科學。實證科學主要探求的是“是什麼”和“如何做”的問題，而規範性科學主要探求的是“為什麼”和“應如何”的問題，這兩類問題存在一目了然的差異。政治哲學作為規範性科學，固然也會涉及“是什麼”和“如何做”的問題，但其主導性的思維方式，必定是非實證的，故而“為什麼”和“應如何”，必定是其關注的首要問題。這個情況意味着，在一個實證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往往并不具備政治哲學全面出場和蓬勃發展的有利契機和土壤，相反，政治哲學在這樣的時代走向寂寥乃至湮滅，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事情。

事實上，上述情況就真實地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思想界。衆所周知，17世紀到19世紀，是一個政治哲學得到大發展的曆史時代。霍布斯、洛克、休谟、盧梭、康德、亞當•斯密、黑格爾、穆勒、馬克思，都是這個時代中堪稱“偉大”的政治哲學家。然而，在這個時代之後，也就是19世紀中後期以來，政治哲學的發展卻迎來了一個“冰凍期”。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段内，不僅沒有産生出能夠彪炳曆史的政治哲學家和政治哲學經典，甚至連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提問方式也遭到了普遍拒絕。究其根由，主要在于在這個時間段内，實證主義成了主導性乃至是壓倒性的思維方式。衆所周知，實證主義是孔德之後所發展和流行起來的一種理論形式和思維方式。這種理論形式和思維方式自19世紀中後期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就一直占據着西方思想界的理論高地，成為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的主導性思維方式和研究範式。實證主義的強勢興起與持續繁盛，不僅決定性地影響了人們對馬克思的理解（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解為實證科學，或者否認馬克思作為哲學家的身份），而且也必然從思維前提上阻礙探求“為什麼”和“應如何”的規範性科學的發展，從而必然成為政治哲學從興盛不斷走向衰微的最重要原因。

對于這個情況，列奧•施特勞斯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作出過振聾發聩的指認和鞭辟入裡的分析。他說：“我們一直努力想給出定義的政治哲學自産生就一直得到培育，幾乎從未中斷過，直至不久前。今天，政治哲學如果說還沒完全消失的話，也已處于衰微又或許是腐爛的狀态。不僅政治哲學的主題、方法和職能完全無法獲得一緻；而且政治哲學任何形式的可能性本身都開始成為問題。……我們可以對目前的處境做如下描述。起初，政治哲學等同于政治科學，它是對人類事務無所不包的研究。今天，我們發現政治哲學已被切成碎片，它們就仿佛一條蟲子的各個片段。首先，人們把對哲學與科學的區分應用于研究人類事務，相應地還在非哲學的政治科學與非科學的政治哲學之間做出區分，在當前的情況下，這種區分奪去了政治哲學的全部尊嚴和全部誠實。進而，以前屬于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的很大部分現在都被解放到經濟學、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名下。剩下的可憐的殘渣，誠實的社會科學家對之并不在意，這些殘渣淪為曆史哲學家還有那些尤以信仰表白（professions of faith）為自娛的人的獵物。當我們說，除了作為供埋葬的材料（也就是供曆史研究）或者是虛弱無力難以信服的抗議的主題，政治哲學在今天已不複存在，我們毫無誇張。如果深入探究産生這一巨大變革的原因，我們會得到這樣的答案：政治哲學是非科學的，或者說是非曆史的，或者兩者兼備。科學和曆史，現代世界的兩大力量，最終成功地毀滅了政治哲學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把政治哲學斥為非科學是現今實證主義的特征。實證主義……主張現代科學是知識的最高形式，這恰恰是因為，現代科學的目标不再像神學和形而上學那樣是關于為什麼的絕對知識，而是關于如何做的相對知識。” 施特勞斯在這段論述中，不僅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哲學在20世紀上半葉所遭受到的“衰微”、“腐爛”、“不複存在”的厄運，而且也以極具洞見性的眼界向人們揭示：以“科學”為最高知識形式的實證主義，正是政治哲學所遭受的此一厄運的真正始作俑者。

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政治哲學的上述厄運，在20世紀中期前後開始發生決定性的逆轉。以施特勞斯、阿倫特以及之後的羅爾斯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哲學家輪番登上西方知識界的舞台，成為20世紀50年代之後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引領者。政治哲學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的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獲得強勢複蘇，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而對于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來說，将20世紀50年代之後的時代稱為政治哲學獨占鳌頭或者以政治哲學為根本标志的時代，基本上也是沒有疑義的。進一步說，政治哲學之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逐漸走向複興并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思想标志，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是因為先後出現了一批善于從“為什麼”和“應如何”的問題意識出發，對政治的本質予以深層次追問的政治哲學家。而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則是因為先前一度主導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的思維方式——實證主義，由于其根基的逐步瓦解而開始發生颠覆性的動搖。實證主義在20世紀的确經曆了一個由盛到衰的巨大變動，而造成這一變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實證主義的自我放逐，而在于20世紀理論界和思想界對實證主義所進行的持續的和有力的批判。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這種批判，實證主義是很難從一種幾乎是不可撼動的地位走向式微的。

毋庸置疑，在20世紀，對實證主義進行批判的力量，是由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等理論流派和思想傳統所組成的一個“合力”。不過，在這個“合力”中，西方馬克思主義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對實證主義所進行的批判，是最有力、最徹底、最具毀滅性的。實證主義批判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重要主題之一和根本内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實證主義雖然不是現代性在思維邏輯上的一個必然産物，但它卻與現代性的那種以“确定性”為緻思取向的思維邏輯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性，并實際地成為19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标志。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實證主義所進行的批判，就其本質來說，乃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在現代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起主導作用的思維方式的一次全面檢視和審定。這次檢視和審定工作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從思維前提上，破除那種對經驗性的、既有的、可通過科學方法來得到證實的所謂“純客觀性”的絕對尊崇态度，從而為自為地把握和建構人類的行動以及社會存在，提供一個主體與客體、理論與實踐、當下與未來相統合、相一緻的認知框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中，最能夠指代這個目标的概念，是“總體性”。衆所周知，在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法國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延展中，總體性是一條始終不變的主線。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總體性的建構，與其對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實證主義的批判，并不是兩個相互無關的方面，而是真正的一體兩面。對于這個問題，理查德·沃林在談到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掌門人霍克海默時，曾作出過比較明确的說明：“按照霍克海默的觀點，哲學和社會科學這兩門學科是必然地相輔相成的。沒有一般觀念指導的經驗研究将是一堆零亂的無意義的材料堆砌，僅僅是材料本身而已。它僅僅呈現了個别的專門學科之日益不相關聯的各種結果，而不是對于主流社會趨勢的一緻而系統的思考；像以前一樣，這是一種把社會片斷的當前狀況提升為某個二次方程式的實踐。而且，由于被提高到方法論絕對的姿态，帶着對于“事實”的無批判尊重，經驗主義表現了對于當下給定的社會秩序的全盤肯定。由于它禁欲主義地看待評價問題或規範問題，由于它完全忽視了社會發展的重大趨勢和動力，它以像晚期黑格爾（縱然出于不同理由）把現實性和合理性同一起來那樣而告終。因此，為了同實證主義社會科學之自我抵消的唯名論作鬥争，霍克海默不得不求助于盧卡奇的一個範疇：總體性。追随于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後，盧卡奇千方百計地把那個範疇重新引入20世紀的社會哲學話語之中。因為按照霍克海默的觀點，由于忽視了這個範疇，受制于某種嚴格的知識複制理論的正統社會科學仍被指責為隻是反映了當代社會生活的片斷及其危機四伏的性質。隻有通過統一于某個理論計劃，隻有首先牢記作為一個性質全體的社會秩序的觀點，經驗研究的成果才免于堕入瑣碎的和無意義的命運之中。” 沃林在這段論述中提到的“經驗主義”雖然與實證主義并不完全等同，但兩者在思維路向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緻性，即都緻力于探讨“是什麼”和“如何做”的問題，都在思維前提上構成了對規範性思考和價值論的消解。而沃林也清楚而深刻地看到，霍克海默正是由于從盧卡奇那裡借用了總體性概念并由此确立了總體性的思維框架，才得以與經驗主義以及實證主義社會科學作鬥争。沃林從霍克海默這裡所看到的情況不是一個個例，大緻說來，這是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法國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普遍事實。

現在問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實證主義所進行的批判，作為其現代性批判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維度，無論如何都不能被直截了當地歸結為政治哲學。不過，這種指向思維方式的批判，卻在相當大的意義上，為政治哲學在20世紀中期的重新複活與出場掃除了障礙，從而實際地構成了20世紀政治哲學研究的一項準備性工作。之所以如此，其實并不僅僅是因為，這種指向思維方式的批判從根基上大大瓦解了對政治哲學的發展造成緻命影響的實證主義，同時也是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以批判實證主義為契機而确立的總體性概念，為20世紀的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維框架，而這個思維框架也正是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學的一個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思維前提。進一步說，總體性的思維框架之所以構成了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學的思維前提，則主要是因為“布洛赫所說的‘前面’的那種東西，在總體性的結構中得以顯現出來，而這種東西，與政治哲學所假定的‘價值判斷’或‘理想追求’在本質上顯然并無二緻。” 這樣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作為其現代性批判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維度，與政治哲學之間的關系，是遠遠超出人們通常想像的。這一批判既包含了政治哲學的思想意蘊，也必定有資格成為我們把握20世紀政治哲學發展史的橋梁。

二、在指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取向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為繪制當代政治哲學的圖譜提供了一個重要視點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是一項綜合的、全方位的批判。這一批判不僅将矛盾指向了主導現代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的思維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現代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在現代性的框架下，現代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概括地說，就是以“效率”、“成功”、“勝利”為目标的價值取向，也就是一種“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的理性表現形式，就是在主體-客體的思維結構下所張開的目的-工具理性。可以說，自17世紀以來，這種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就一直主導着西方人的價值世界，并決定性地影響着西方人的行為方式，同時也在很大意義上造就了西方社會的文明成就。不過，自黑格爾以來，這種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在為人們所肯定的同時，也一直受到質疑、诟病和批判。大概也正是因為這種批判意識的形成與确立，現代性才真正開始進入人們的反思層面，用哈貝馬斯的話說，現代性才開始被提升為一個哲學問題。

黑格爾之後，在對現代性之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持批判态度，進而将現代性提升為一個哲學問題的理論力量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占有不可撼動的一席之地。事實上，從盧卡奇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一直保持着對這種價值取向的批判态度，而這種批判也實質性地構成了其現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盧卡奇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對“物化”的揭示和批判，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觸及這種價值取向，因為顯而易見，在一個物化了的世界中，以效率、利潤為目标的工具化思維乃是起支配地位的思維邏輯。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更是旗幟鮮明地把檢思和批判這種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作為其對現代西方社會予以批判的抓手和聚焦點，這也構成了《啟蒙辯證法》以及《單向度的人》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标志性著作的根本叙事。法蘭克福學派對這種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既是對以目的-工具理性為内核的啟蒙理性的檢思和批判，也是對現代西方科學技術之負面價值的檢思和批判，在話語形式上，則具體體現為對“文化工業”、“全面的異化”、“單向度的人”、“科學技術意識形态”、“管理化的世界”等現代性症候的檢思和批判。毋庸置疑，這些檢思和批判，構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的批判理論的關鍵主題，也在很大意義上表征着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中心思想。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在現代西方社會起支配作用的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與批判，作為其所策劃和發動的現代性批判的一個極為根本的方面，實質也是我們繪制和把握20世紀政治哲學理論圖譜的一個重要視點。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以認識。

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西方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開顯出一條針對資本主義統治的、以曆史批判性為精神性原則和底色的政治哲學理論邏輯。

衆所周知，現代性在西方社會的生成與展開，是以資本主義為實際載體和框架的，雖然在抽象意義上，現代性并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幾乎所有批判，也都是指向資本主義的。就對現代西方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來說，其所針對和指向的目标之一，是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統治方式。在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紀，資本主義的統治方式，主要還是一種依附于資本邏輯的、以剩餘價值的生産和剝削為實質内容的經濟統治。根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審視，到了20世紀，資本主義的統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的經濟統治在相當大的意義上，轉化為了一種意識形态的統治。而使這種意識形态的統治成為可能的，就是現代性，特别是對于現代性具有表征意義的進步主義價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種進步主義的價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在讓“人”成為“物”的意義上，構成了弱化和消解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革命鬥志以及普羅大衆的批判精神的陰謀和推手，而這正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施行和維持其意識形态統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這樣說來，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已經不是一種僅僅涵蓋西方人的價值世界和行為方式的批判，毋甯說從中所開顯出來的最根本的理論邏輯，是一條指向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統治的批判邏輯。既然這一批判邏輯觸及到的是資本主義的統治，那麼，将之在理論形式上歸結為一條政治哲學的理論邏輯，也是不無恰當的。

進一步說，上述針對資本主義統治的政治哲學理論邏輯，與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在理論特色和精神特質上具有一脈相承的共通性。它們之間所具有的一脈相承的共通性，就在于都是以曆史批判性為精神性原則和底色的政治哲學，從而都與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形成了根本分野。概括地說，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如同20世紀70年代以來得到複興的當代規範性政治哲學，都是在“肯定式”而非“否定式”中确立起來的、以“理論建構”而非“曆史批判”為宗旨的政治哲學。這種以理論建構為宗旨的政治哲學所發揮的一個實際功能，就是為資本主義在制度層面上的設計或修繕提供倫理規範前提，而不是本着一種曆史主義的态度，從根基上向資本主義制度提出和發起挑戰。與這種政治哲學不同，馬克思以考察和批判資本主義為前提而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則絕不在于從“理論建構”的問題意識出發，為一個既定的社會在制度層面上的設計或修繕提供倫理規範前提，而在于站在“曆史批判”的至高點，深刻揭示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為參照系而确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可自解的矛盾。與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大緻相同，西方馬克思主義通過檢思和批判現代西方進步主義價值取向而開顯出來的針對資本主義統治的政治哲學，也不在于為資本主義在制度上的重建或自我完善提供價值前提和理論指導，而在于為批判乃至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提供和确立一個可能性的角度（雖然在這個角度上所形成的批判未必是鞭辟入裡的），所以簡言之，是曆史批判而非理論建構，構成其最鮮明的底色。在從馬克思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線索上所發展起來的這種以曆史批判性為底色的政治哲學，雖然通常很難進入政治哲學研究者的視野，但在筆者看來，它卻是我們完整地勾繪政治哲學理論圖譜特别是20世紀政治哲學理論圖譜所不能忽視的部分。當然，認識和把握這種政治哲學的學術意義，也不僅僅在于讓我們建立起一個研究政治哲學的完整框架，同時還在于為我們跳出近代以來以“主流”自居的西方規範性政治哲學的範式提供一個新視角。

第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西方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與施特勞斯立足當代、回歸古典的政治哲學在問題意識上形成了相互參照。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西方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檢思和批判之所以能夠構成我們繪制和把握20世紀政治哲學理論圖譜的一個重要支點，不僅僅是因為這一批判本身就表征和指示着一種獨特的政治哲學理論邏輯，同時也是因為這一批判構成了我們理解20世紀政治哲學的最大顯學之一——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一個有趣參照系。要對這個問題作出一個清晰的理解，需要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出場背景有一個準确的認識。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施特勞斯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介入政治哲學的。其獨特性，就在于他對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學的回溯。他的這種回溯，通常被認為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根本背叛。不過，正是這種“背叛”，讓他旗幟鮮明地建立起一種現代性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的内核，就是現代性批判。施特勞斯之所以不遺餘力地要求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是因為在他看來，在現代性的行進過程中，存在着隻能借助于古典政治哲學才能夠看清和予以糾正的根本錯誤。以施特勞斯之見，古典政治哲學在總體上，是一種以最佳政制為主題的德性論政治哲學。探索最佳政制的思維前提，是對事物的自然本性以及對最高和最終真理的探尋。這種探尋既代表了一種“上升”的思維方式，也代表了一種“上升”的價值取向。站在這種“上升”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至高點上審視現代性，則會發現後者的一個根本錯誤，就是不管在思維方式上還是在價值取向上，都在走一條“下降”路線。這條“下降”路線在思維方式上表現為實證主義，在價值取向上則表現為工具主義。施特勞斯所指認和批判的工具主義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實質上就是西方17世紀之後所确立起來的以“效率”、“成功”、“勝利”為目标的“進步主義”價值取向。可以說，在20世紀，對這種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的批判，不僅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也是作為政治哲學家的施特勞斯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情結。這種批判堪稱是一個時代的重大問題，而這個問題将本來沒有實質性生活交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施特勞斯歸在了同一個思想陣營。這種批判對于施特勞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施特勞斯以回歸古典為方向來開展政治哲學研究的根本動因之一和根本叙事框架之一。如果這一點表明，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回歸古典本身，而在于通過回歸古典來批判以進步主義價值取向為标志之一的現代性本身，那麼，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這種價值取向的批判，其實就不僅構成了我們理解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它甚至本身就已經本然地蘊含了施特勞斯在政治哲學的理論譜系中所聚焦和講述的問題，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像施特勞斯那樣，在一個“古今之争”的特定政治哲學框架下來确立其批判。

三、在指向現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介入了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下，現代性的展開是一個全方位的事件和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不僅有對現代性而言具有标志意義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也有可被稱作是“政治存在”的現象。對現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的審定與批判，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方面作出最有沖擊力的闡說的，莫過于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将現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在總體上審定和指認為一種“極權主義”政治。對于“極權主義”政治，作為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重要成員的馬爾庫塞是這樣指認的：“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生産和分配的技術裝備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動化因素，不是作為脫離其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系統來發揮作用的。這個系統不僅先驗地決定着裝備的産品，而且決定着為産品服務和擴大産品的實施過程。在這一社會中，生産機構趨向于變成極權性的，它不僅決定着社會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态度，而且還決定着個人的需要和願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和公衆之間、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之間的對立。對現存制度來說，技術有助于促成社會控制和社會團結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征，技術“中立性”的傳統概念不再能夠得以維持。技術本身不能獨立于對它的使用；這種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這個系統在技術的概念和結構中已經起着作用。……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經濟都并入了一種無所不在的制度，這一制度吞沒或拒斥所有曆史替代性選擇。這一制度的生産效率和增長潛力穩定社會，并把技術進步包容在統治的框架内。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政治的合理性。”

不難看到，馬爾庫塞在這裡是基于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檢視，來指認極權主義政治的。根據他的檢視，現代西方發達的工業社會，在本質上已經成為一個以技術為中介的嚴密體系，亦即一個典型的技術社會。技術在這個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已經不能在技術本身的界限内來認識，毋甯說需要在政治統治的層面上來理解。換言之，技術在現代西方發達工業社會中，已經具有了政治統治的功能，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政治的合理性。而由于技術構成了現代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最重要基礎之一，所以這個社會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變成了一種技術政治。這種技術政治的最大特點，就是極權主義，故而這種技術政治，也就是一種極權主義政治。這種極權主義政治不是一個瞬時的政治現象，而是代表了現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

進而言之，馬爾庫塞之所以将這種技術政治審定為極權主義政治，倒不是因為這種政治的作用力來自于技術，而是因為技術發揮政治作用的方式，具有極權主義的特點和性質。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發揮政治作用的方式，在于其潛移默化但又無比強大的抑制性機制。通俗一點講，這裡的抑制性機制是指：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越是給人創造出便利的物質性條件并使人越有可能得到充裕的物質性成果，人就越是會信任、依賴、服從現代科學技術，從而也就越是會喪失多樣化的個性需求以及自由的理念與行動，最終聽命于以科學技術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管理體系和政治統治系統。“抑制性的社會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術性強、愈是全面，受管理的個人用以打破奴隸狀态并獲得自由的手段與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 如果說技術在發揮政治作用時所具有的這種抑制性機制，制造的是一個以技術為邏輯起點的同質性和齊一化狀态，那麼依馬爾庫塞的分析，這個機制所具有的極權主義的特點和性質，就是顯而易見的。

不難看到，馬爾庫塞從西方發達工業社會中所檢視出來的以技術為中介和前提的極權主義政治，作為20世紀的資本主義統治方式，實際上指的就是意識形态統治。在這種極權主義政治中，科學技術所具有的職能，就是意識形态的職能。而馬爾庫塞對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對科學技術意識形态的批判。在從盧卡奇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延展中，這個批判是一條幾乎沒有中斷的主線，馬爾庫塞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将這個批判予以主題化處理，并由此将之推向一個高點。在此意義上，馬爾庫塞對極權主義政治的檢視、指認和批判，其實不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中的一個個例，相反它代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在指向現代西方政治存在時的一個共識性的聚焦點，雖然盧卡奇等人并沒有使用“極權主義”這個術語。

如果結合上文論述可知，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以技術為中介的極權主義政治的指認和批判，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指示和代表着那條針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統治的、以曆史批判性為底色的政治哲學理論邏輯，那麼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一指認和批判所具有的政治哲學意蘊，還展現在其他方面。具體地說，這一以“極權主義”為目标和矛頭的指認和批判，本身就指示着當代政治哲學在複活和走向複興過程中的一個核心議題。這個核心議題，概括地說，也就是如何通過批判極權主義，來拯救人的自由。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借助于阿倫特這個重要的參照點來加以解釋。

衆所周知，阿倫特是20世紀最著名、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阿倫特政治哲學的最主要論題，就是極權主義批判。阿倫特對極權主義所進行的批判，建基于她關于人類活動的理論。在阿倫特看來，人類的活動主要有三種，分别是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雖然這三種類型的活動都可以成為政治的前提，但最能體現政治之本質的是行動，這是因為行動具有複數性和不可預見性的特質，而這兩個特質在彰顯自由之品格的同時，也體現着政治的本質。但阿倫特認為，20世紀的西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基于工作的政治。工作作為一種活動類型的标志性思維邏輯和展開方式，是制作（making）。而制作的一個标志性特點，是建立一個有起點有終點的、首尾如一的融貫性結構。這個融貫性結構，就是導向和制造極權主義的一個框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體系想要證明，行動可以以任何假設為基礎，在融貫一緻的行動推演中，特殊的假設會變成真的，會變成實際存在的現實。作為融貫行動之出發點的假定可以要多瘋狂有多瘋狂；行動總是以制造事實為結束，而事實到那時總是‘客觀’真實的。于是，最初僅僅是個假設，可以被實際的事情證實或證僞的東西，在融貫行動的推演中變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反駁的事實。換句話說，作為演繹出發點的公理并不需要像傳統形而上學和邏輯學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自明真理；它也根本不需要符合在行動一開始被給定的客觀世界内的事實；行動的過程如果是融貫一緻的，它就會發展下去，直至創造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内，假設變成了公理性的和自明的。” 阿倫特在這裡是要告訴人們，極權主義并不是遠在天邊的東西，它其實就體現在随處可見的、由制作所建立的融貫一緻的行為結構中。由于工作和制作在20已經成為大行其道乃至占統治地位的活動方式，所以20世紀的西方政治，也已在總體上不可避免地退行為一種極權主義政治。

阿倫特批判極權主義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拯救自由。自由是整個20世紀政治哲學的一個根本主題，也是阿倫特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和落點。對于自由的重要性，阿倫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中作過一個特别說明：“真正說來，自由不是作為一個問題，而是作為一個日常生活的事實而為人所知曉的領域，是政治領域。直至今日，無論我們知不知道，當我們談及自由難題的時候，政治問題以及人是一個天生被賦予了行動能力的存在者的事實，都總是在我們的心中浮現出來；因為在人類生活的所有能力和潛能當中，行動和政治是唯一我們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存在着，就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如果不是或隐或顯在涉及到人的自由的問題，我們就幾乎不能碰觸任何政治話題。此外，自由不僅像正義、權力或平等之類，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領域中的衆多問題和現象之一；而且，自由實際上是人們在政治組織内共同生活的理由，隻不過在少數情況下變成了政治行動的直接目标，如在危機或革命年代。沒有自由，政治生活本身就是無意義的。政治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自由，它的經驗場所是行動。” 如果說阿倫特在這個說明中，将自由認定為政治的前提、基石和内核，那麼她的極權主義批判最後以自由問題為落點之一，就是順理成章的，而通過批判極權主義來拯救人的自由，自然也就構成了她的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議題。

無論就理論基礎而言，還是就傳統歸屬來說，在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極權主義政治的批判與阿倫特對極權主義政治的批判之間，都存在顯而易見的不同。不過，這兩者之間的共性，也值得我們注意。之所以說在它們之間存在共性，并不僅僅是因為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阿倫特，都是将批判的對象命名為“極權主義”，同時更是因為，他們在對極權主義所作的診斷以及在對自由的訴求上，并無根本差異：阿倫特從工作、制作和極權主義邏輯中所梳理出的融貫性結構，與馬爾庫塞從以技術為中介的極權主義政治中所看到的同質性和齊一化狀态，大緻說來，指涉的是同一類現象和問題。這類現象和問題的實質，就是抹殺自由個性和多樣化存在樣态的同質化邏輯的延展。從這個情況來看，馬爾庫塞對極權主義予以批判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解構這種同質化邏輯，來為人的自由個性的解放提供一個可能性的政治方案。而這一點，與阿倫特并無二緻。

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阿倫特在批判極權主義上的共性，是一種深層次的共性。這種共性的深刻根基，并不在于它們在問題意識和理論設計上的偶然巧合，而在于時代和曆史的重大現實問題給理論家們提出和賦予的共同使命和任務。可以說，以同質化邏輯的延展為重要特征的極權主義的泛起，是在法西斯主義猖獗和人類借助于現代科學技術不斷走向對他者的征服的20世紀所凸顯出來的一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檢省與審察，自然也就成為了一個重大的、屬于一個時代的理論家們的共同任務。由此可見，通過批判極權主義來拯救人的自由，并不是獨屬于阿倫特的一個政治哲學議題，而是一個具有巨大曆史感的時代性議題，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樣也參與到有關這個重大政治哲學議題的批判與闡發中，雖然馬爾庫塞等人在其極權主義批判中，并沒有直截了當地使用“政治哲學”這個詞彙。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在指向現代西方根本政治存上介入了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是站得住腳的，而從這個方面來挖掘和開顯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學意蘊，也必定是富有成效的。

作者簡介：李佃來，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