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和教育管理工作中，陶德麟先生對應該如何為人、為學、為文、育才等有關教育的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并闡發和踐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理念：教育之道首在成人，即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人或教學生做人，而教育要成人、成就高素質的人，就應該真正成為素質教育；為學之道首在立志，即要成為一個有成就的學者，首先須有高遠的志向，須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并通過學術創新将其落到實處；為文之道首在曉暢，而曉暢就是通俗易懂而非以艱深文淺易，就是簡潔凝練而非冗沓啰嗦，就是中國人喜聞樂見而非用漢字寫洋文、以漢語作洋腔；育才之道首在識才，即識才是影響人才成長的最為重要的環境因素，而識才并不隻是伯樂的事情，更應該依靠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特别是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

【關鍵詞】陶德麟；教育理念；為人；為學；為文；育才

陶德麟先生不僅是一名著名哲學家，在推進新時期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譽為我國哲學界“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之一”、“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傑出代表”以及“德高學範”的“學界泰鬥”和“哲學宗師”，而且也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和教育管理工作中，他對應該如何為人、為學、為文、育才等有關教育的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并闡發和踐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理念，培養了大量德才兼備的高層次創造性人才，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教育之道 首在成人

在陶先生看來，做人是做事的基礎，成人是成事的前提，而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人，即教學生做人。他回憶說，他上初中一年級時校長第一次給他們講話，一開頭就問他們為什麼來上學，他們回答說是“為了讀書”，而校長則糾正說是“為了學做人”。陶先生寫道：“他這番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一輩子都沒有忘記。”

陶先生認為，教育要成人、成就高素質的人，就應該真正成為素質教育，成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群育（處理人際關系的規範）相統一的綜合性的教育，但“當前的教育實踐中有不少的做法實際上違背了素質教育的要求，妨礙了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就大學生而言，雖然1977年恢複高考以來我們的大學生的素質總體說來并不低，他們在許多方面比從前在封閉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強，但如果拿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作标準來衡量，現在的大學生的素質确實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無論是政治素質、道德素質、科學素質、心理素質方面都有明顯的不足。例如，很多人并沒有确立正确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沒有老一輩革命家、科學家身上那種強烈而執著地為祖國獻身的精神，對真假、善惡、美醜的認識很混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知道得很少、甚至采取鄙薄的态度，對外國的東西也缺乏分析鑒别的能力，處理人際關系也不大講究規範、甚至連起碼的禮貌都不懂，在學習上不肯下苦功而是喜歡弄些華而不實的東西來“隆重推出”自己，語言文字的修養也普遍較差，到了研究生階段還經常寫錯别字和文理不通的句子、甚至連信也不會寫，到了攻博時還不能熟練地掌握一門外語，等等。

陶先生指出，從“産品”的狀況反觀“生産”過程的得失，我國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的方面實在太多，其中特别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分科太細。他認為，上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不管當時有多少理由，但把一批基礎很好、在國際上都有影響的綜合性大學搞掉了，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損失，因為人類文化是一個整體，一個校園裡如果沒有多種學科特别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大門類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和相互貫通，是不可能形成一種高品位的文化氛圍的；學生不在這種氛圍裡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和教養，就難以有很高的素質，就容易眼界狹小、知識褊窄。恢複高考制度後，我國高校專業設置也分得太細，更是加劇了這一點。他分析說，這樣做的初衷是想集中力量迅速培養出“專業對口”的人才、适應建設的急需，但事實表明真正完全“專業對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更需要的倒是有相當的專業知識而又素質較高、有較強的适應能力和創造能力的人才。二是入學考試辦法不合理。他指出，1977年恢複高考無疑是一件應當載入史冊的功德無量的事，但現行的高考辦法弊端确實不少。首先是全國統一命題、按标準答案評分的問題。這個辦法看似公平、客觀，但有兩個明顯的弊病：一是各個學校的特殊風格沒有了，對選拔考生的特殊要求也沒有了。各個學校隻能按照用統一的“模子”評出來的分數來盡可能錄取高分的學生，至于這些學生有何特點、是否最适宜在這所學校學習，學校幾乎一無所知。二是按标準答案評分也不科學。現行高考評分的标準答案不僅是唯一的，而且極其死闆，規定隻能答哪幾條，連次序都不能變，這種考法不僅不能測試出考生的實際水平，而且還會給學生一種暗示：你隻能這樣想，不能那樣想。如果這種暗示轉化成學生的心理定勢，就會窒息他們的思維，影響他們一輩子。其次是按總數排名次的問題。多年來按總分排名的錄取辦法，會使那些在某一方面很有特長和培養前途的學生失去深造的機會。錢鐘書先生當年考清華大學時數學隻得了15分，但清華大學外文系錄取了他，因為他的中英文好得出奇。類似錢鐘書先生這樣的考生，如果因總分排名落後而不能被錄取，那是非常可惜的。

在陶先生看來，大學生的素質與其所受的中小學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許多著名人物如錢偉長、蘇步青、李國平、唐稚松、錢學森等的高素質都是從小培育出來的，而現在大學生在素質方面的缺點是與中小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分不開的，因此，素質教育應該從中小學抓起。他認為，中小學的素質教育特别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德育與智育的關系。陶先生認為，雖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學校一直是重視德育的，但以往的德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明顯的問題：德育的内容非常抽象，與實際生活聯系太少，與孩子們的日常行為時常挂不上勾，比如說，孩子們學了為人民服務，可是不知道幫助有困難的同學，不知道愛護公物和環境衛生，不知道幫父母做些家務；德育的方法太刻闆，光講大道理，而不注意通過各種方式讓孩子們受到啟發、熏陶、感染。這樣一種德育實際上是與智育完全相分離的，它把德育與智育劃分得太絕對。“德育無非是學做人”，實際上學生每分鐘都在做人，做事的同時就在做人，不能說每天隻有幾個鐘頭是專門做人的。德育應該貫穿在智育以及體育、美育和群育之中。“教書育人”不是說教完了書再來育人，而是通過教書來育人，教書本身就有育人的作用。“一位好的教師在講課時可能一句關于德育的話也沒有說，可是他的‘身教’就在無形中感染着學生，而這也就是在育人。”他舉例說，藤野先生給年輕的魯迅改正生理學的筆記，魯迅受到的決不隻是知識方面的教育。

二是知識與能力的關系。陶先生指出，中小學教育存在的關鍵問題，是把學生僅僅看成一種被動的知識接受器，而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人是能創造性地思維的主體，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主體。如果不給學生以創造的空間，不讓他們主動地、積極地、饒有興趣地學習，他們最多隻能是一架功能不壞的知識存儲器，是沒有什麼能力的。中小學教育，重點應該是培養學生主動獲取知識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分析問題和表達思想的能力，還有人際交往的能力。當然，陶先生并不贊成把知識和能力對立起來，認為沒有知識或知識貧乏的人也不可能有很強的能力，因而也強調知識傳授的重要性，但主張中小學生學習知識應該有重點。他認為，所謂重點就是那些一輩子無論學什麼都起“工具”作用的知識，而漢語、英語和數學就是這種知識，這是若幹代人的經驗得出來的結論。“語數外這三科的基礎從小打好了，必定終生受益。”

三是灌輸與啟發的關系。陶先生指出，以往人們往往把灌輸和啟發看成絕對互斥的東西，于是總想弄出一套不要灌輸隻要啟發的“模式”，但事實上總沒有弄出來，看來也不可能弄出來。他認為，不能把灌輸籠統地看成壞東西，事實上灌輸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取消的，傳授知識和技能不能沒有任何灌輸。比如說，教兒童學習說話和識字，不灌輸怎麼行？“舉一反三”也要先“舉一”才能引導學生“反三”。再則，灌輸和啟發雖然确有區别，但不是絕對互斥的。有毫無啟發作用的灌輸，也有富有啟發作用的灌輸，并非凡灌輸必定扼殺啟發。在他看來，不必追求那種絕對排斥灌輸的、純而又純的“啟發式”的“模式”，還是應從實際出發，從效果着眼，按學生的認識規律去探求各式各樣的富于啟發性的教學内容和教學方法。

為學之道 首在立志

1999年陶先生在為《湖北青年人文學者自選集》叢書作序時說：“餘意為學之道，首在為人。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學之所歸也。”如果說前述陶先生把成人、學做人視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針對所有受教育者而言的，那麼，這裡所說的“為人”是專門針對“為學”者即學人特别是青年學者而言的。在陶先生看來，要成為一個有成就的學者，首先須有高遠的志向。這是陶先生對學術人才成長規律的深刻認識，也是他長期踐行的人才培養理念。

陶先生希望青年學者充分掌握最新的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掌握解決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本領，大大超過前輩。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做人。正确的政治方向、遠大的人生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畢竟是立身之本。” “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古人不取，現在同樣也不行。”

陶先生還對上述學人應有的“立身之本”作了具體化的系統闡釋。他說：“張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标的之高雖難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當有憂國憂民之熱忱，關懷人類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後始克有恢弘氣象，高尚人格，卓爾獨立，涅而不淄。敬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學阿世，雖胸羅萬卷，亦不過假寇以兵，資盜以糧，殊無足取。我中華民族之血淚史斷不可忘，立吾國于當代之志斷不可奪。為學之鹄，舍此無他。此餘拳拳企望于諸君者也。”具體到哲學學科，陶先生指出，哲學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覺得它遠離實際生活，中國傳統哲學還因為“過分”關注人事而為某些西方哲學家所诟病。其實，哲學的根源還是實際生活。哲學家談論的問題盡可以上幹雲霄，但還是擺不脫塵世的土壤。正是實際生活的需要推動着哲學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幾十年的經曆使我堅信，哲學不是自我封閉的精神運動，不是理性神壇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對自身處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聳雲霄而又普照現實的陽光。哲學與人類的命運、民族的興衰和人民的禍福息息相關。哲學對一個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華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鑄造者。沒有哲學思想的民族是沒有靈魂、沒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偉大足迹的民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盡管任何哲學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為萬世開太平’，但哲學家不可無此情懷。有了這種情懷，才可能以‘九死無悔’的精神去‘愛智’。愛智求真與憂國憂民的統一，才是哲學家應有的境界。”

陶先生認為，為學不僅要有高遠的志向，還要有勇于創新的精神和切實的創新能力，而為學的高遠志向也隻有通過學術創新才能落到實處。“學貴創新，非創新不足以言學。口耳之學，輾轉傳抄，拾人牙慧，是稗販之技，非為學之道也。”陶先生反複強調創新的重要性，他曾在《長江日報》上寄語青年學生說：“我希望同學們發揚創新精神。沒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沒有創新精神的個人也是庸碌無為的個人。創新，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前進，給人類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如果說這裡所講的還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的話，那麼，他在寄語青年學人時則專門闡釋過學術創新：“學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是謂創新。”當然，他認為也可以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學術創新：“于前人已發之學，踵事增華，發揚光大，精益求精，或使詳盡而缜密，或使應用于實踐，此亦創新之一途，且價值不必在提出全新學說之下，未可遽以述而不作目之也。”例如，一直以來不斷有人質疑當年關于真理标準問題讨論的意義，認為那場讨論不過是重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而并沒有什麼理論創新。對此，陶先生指出，“當‘文化大革命’使許多人（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連常識也‘遺忘’了，以緻‘臨懸崖而不知勒馬，入苦海而不知回頭’的時候，恢複常識的意義之大就決不在提出新理論之下。”

陶先生強調，無論是哪種意義上的創新，都必須建立在求實的基礎上。創新如不建立在求實的基礎上，隻能是說空話。不符合實際、不符合規律的東西，貌似新奇，實為謬誤，于人于己，有害無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這類“創新”可謂多矣，但那是災難。他說：“創新當以求實為本。若夫虛玄不實之大言，聳人聽聞之詭論，雖或能博喝彩于一時，終無益于國計民生，亦無助于人類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滅也必矣。”

陶先生指出，雖然學貴創新，但創新本身實屬難事。“每念創新求實，言之易而行之艱。蓋人類知識積累已曆數千年，當代更有‘知識爆炸’之說；新說林立，浩如煙海，而又日新月異，層出不窮。莊生有涯無涯之歎，當時已然，今則更不可同年而語。取知識于寶藏，已不啻以蠡酌海。欲立一得之見，增涓滴之功，則更屬難能矣。”正因為創新不易，所以一些不肯下苦功夫、笨功夫而又急于出名的年輕人往往耍一些小聰明，有的連《論語》都沒有讀過就批評孔子、大談儒家，有的對中國文化的任何部門都隻有貧弱的知識就大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劣、大談中西文化比較。對此，陶先生批評說：“創新不能靠小聰明，隻能靠腳踏實地，下苦功夫，化大力氣。”雖創新不易，“然而學問之道，豈有捷徑哉？必也敝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馳騁中外，融會貫通，積厚發薄，然後可以言創新。倘能發人之所未逮，則雖一紙之微，勝數卷皇皇空論矣。”陶先生認為，即使從寬解說創新之義，創新之事亦屬大難，“苟非兀兀窮年亦不足以語此”。因此，面對學界“‘轟動效應’之說孔熾，‘突破’也，‘填補空白’也，其聲不絕于耳，乃至有以論著字數論成就者”的浮躁學風，陶先生心中充滿憂慮，并勸誡年輕學者勿為所動。他語重心長地說：為學須心如止水，“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實至名歸，乃成大器。”

為文之道 首在曉暢

陶先生也曆來重視文風，認為文風跟學風一樣都至關重要。他說：“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風格各異，勢所必然。強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無味矣。然文字究為作者表達思想之工具，讀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簡潔曉暢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顧。”這就是說，為文者當然可以也應該有各自的風格，不必強求一律，但無論是何種風格，都應符合曉暢的要求，這樣才有利于作者表達思想，也才有利于讀者理解作品。為文之道，首在曉暢，自古就是如此。陶先生引用孔子和蘇轼的話來加以印證：孔子雲“辭，達而已矣”，蘇子瞻謂“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說的都是這個道理。

曉暢就是通俗易懂。陶先生多次引用蘇轼對楊雄的批評即“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用以針砭學界的不良文風。他指出，時下學界，不少文章故作高深，刻意晦澀，佶屈聱牙，玄之又玄，不是把複雜的問題講清楚，而是把不太複雜的道理講糊塗，這樣的文章看了令人頭痛。而一些人之所以有話不好好說（“正言之”）、偏要勞神費力地堆砌一些“艱深之辭”，無非是為了“文淺易之說”；倘若用“普通話”說出來，不過是“人人知之”的道理，并沒有那麼神乎其神，“淺易”就露餡了。這也就是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的“裝腔作勢，借以吓人”。當然也還有另一種情況，有些人之所以喜歡寫一些晦澀難懂的東西，是因為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把問題弄清楚，或者他們的觀點本身難以自圓其說，于是就堆砌各種抄來的或生造的語詞搪塞讀者、模糊症結問題，借以蒙混過關。陶先生指出，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都是文風上的疾病，都該好好治療了。針對有的人看不起通俗易懂的文章、覺得這樣的文章很容易寫的看法，陶先生強調，與把膚淺的思想表述得艱深晦澀相比較，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通俗易懂要困難一千倍，而前者倒是不太費勁。“把複雜深刻的理論問題寫得明白曉暢，文理自然，姿态橫生，引人入勝，沒有深厚的功力是做不到的。‘深入淺出’才是真功夫。相反，故作高深，‘淺入深出’，倒往往是功力不夠的表現。”他認為，雖然文章好不好主要看内容，但有了好的内容，就應該力求通俗易懂，不使文字成為讀者理解的障礙。此外，陶先生還提醒說，通俗易懂也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不損害理論的科學性和論述的準确性；同時，通俗易懂還要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場合分别不同的層次，而不把一種模式絕對化。例如，盡管《大衆哲學》比較好地做到了通俗易懂，是理論宣傳方面的成功範例，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理論文章都模仿《大人哲學》的寫法。

曉暢就是簡潔凝練。陶先生非常欣賞歐陽修對吳充的評論。歐陽修曾這樣稱贊吳充之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才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 陶先生說：“餘每誦斯言，心有戚戚者久之。常思文事之難，在以簡潔曉暢之詞語，達深刻繁難之思想，而非反是。” 他這樣說也是有針對性的，因為“百字足以達意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淵博者”确實大有人在。他指出，有的論文雖然寫得并不晦澀，但是非常啰嗦。一個意思本來十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卻硬要翻來複去地說一百句，以為話說得越多越清楚。同時，有的青年學者似乎有寫長文的愛好，一下筆就是洋洋數萬言甚至數十萬言，好像不如此就沒有論文的氣派。其實，有些文章按其内容并不需要寫那麼長，無非是廢話太多、“水分太多”，但說得太多反而把主要之點“淹沒”了，使人不得要領。他強調說，文章的質量和水平與其篇幅長短之間并無本質聯系，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我們至今還認為它是一篇精彩的論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他曾建議碩士論文不超過三萬字、博士論文不超過五萬字，“主要的目的還是‘逼’着同學們錘煉文字，養成以簡潔的語言表達豐富的思想的習慣”。不過，陶先生強調行文簡潔隻是希望人們力戒冗沓的文風，并不是叫人們把文章寫得幹癟枯燥、讀來味同嚼蠟。所以，他補充說：“當然，我也不贊成寫文章一點‘水分’也不要，太‘幹’了也不好。有些話乍看好像是‘廢話’，但對于增添文采有好處，也不能一概不要。比如一個人的眉毛雖然沒有多大的生理作用，但當作‘廢物’剃光了也不好看。”

曉暢就是中國人喜聞樂見。陶先生指出，有些人寫文章熱衷于生硬地搬運外國名詞和句式，讀起來好像是用漢字寫的洋文。“以漢字書外文，以漢語作洋腔，國人讀之将如誦天書，不知所雲矣。此等文字即以譯著目之亦斷難視為佳品，而況國人自著之書乎？”他強調，“中國人寫文章還是應該說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話。”黑格爾在緻J.H.沃斯的信中曾說：“路德讓聖經說德語，您讓荷馬說德語。這是對一個民族所作的最大貢獻，因為，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那麼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财富，它還将是野蠻的。”“現在我想說，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如果哲學一旦學會了說德語，那麼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遠也難于在語言上貌似深奧了。”陶先生不隻一次地引用過這兩段話，并發人深省地問道：黑格爾力求用他的本國語言講哲學，為什麼我們不願意用本國語言寫理論文章呢？在他看來，如果是為了“在語言上貌似深奧”，那是很不可取的。誠然，為了豐富和發展中國語言，有選擇地吸收外國詞彙和表達方式完全必要，正如有選擇地吸收中國古文的有用成分完全必要一樣。在面向世界的今天，這一點更加無可置疑。但是，吸收什麼、如何吸收，卻應該視需要和可能而定，而且要使它們融入本國語言的體系，不能脫離本國語言的基本格局，把中國話變成了“洋話”。

育才之道 首在識才

在長期的人才培養和教育管理實踐中，陶先生還形成了有鮮明特色的人才觀，其核心理念是“育才之道，首在識才”。顯然，陶先生人才觀的核心理念是一種教育理念即育才理念，而他在這種育才理念統馭下的人才觀實際上是其教育思想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陶先生指出，人才培養不同于工業産品的生産。一方面，與工業品的生産相比較，人才培養需要特定的條件。學生不是僅供加工制作的材料而是能動的主體，他們成才的過程是在一定環境中自我塑造的過程，環境的優劣對他們至關重要。就是說，人才的成長需要有良好的土壤條件和生态環境，需要營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長的氛圍。人才培養更像是植物的栽培，所以古人才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對于真正的人才來說，能否被賞識是影響其成才的最為重要的環境因素。另一方面，人才不能像工業産品那樣按規定的工序進行流水線般的生産。沒有個性的人隻能照章辦事，不可能創新。如果不因材施教，而是通過各種“标準化”的辦法把學生的個性逐漸磨平，弄成千人一面，必定會壓抑他們的創新精神。因此，他特别欣賞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詩句，強調要不拘一格地育才、識才、愛才、用才。他認為，“格”有大小之分。“維護國家的統一，忠誠于自己的祖國，自覺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大“格”是必須恪守的。而其他的“格”、個性的“格”則要多樣化，如專業特點、治學風格乃至個人的性格，都不必拘泥于某種模式，也不必求全責備。“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其所長就行了。”隻有這樣，才能形成英才輩出、各展所長、千姿百态、群星燦爛的局面。

陶先生強調，正因為人才都是有個性的，所以識才極不容易。雖然他并不否認學曆、學位等的重要性，因為從總體上看這些東西畢竟能反映人才的學識底蘊，但他認為，也不能把這些東西的重要性絕對化了，否則，當年熊慶來就發現不了華羅庚，梁啟超也很難推重陳寅恪。在他看來，衡量人才的第一位的标準應該是實際的學養、水平、能力和實績；對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對于那些“偏才”甚至“怪才”，應該不拘一格、為他們開辟成長的另類渠道。陶先生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慧眼識才、愛才惜賢的許多事例早已成為學界美談。例如，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報考BEAT365唯一官网中文系古漢語專業碩士研究生。這位考生在古漢語方面發表了數篇突破陳說、引發關注的論文，但外語未考過線。得知此事後，已卸任校長職務的陶先生專門寫信給學校研究生院負責人，力主破格錄取。他在信中指出：“我以為育才之道首在識才。當世青年中甘願終身從事古漢語史研究者極少，有能力治此道者更少。秀傑如李生者可謂鳳毛麟角，蓋萬人而不一遇者。苟以常規度之，失之交臂，是瞽于識才也。況章黃之學為吾國瑰寶，今已不絕如縷，良堪痛惜。我校得一碩士生而使絕學後繼有人，何樂不為？破常規，排萬難，斷然錄取，精心培植，俾成大器，則學術幸甚，武大幸甚！”經陶先生極力舉薦，李若晖終于圓夢，在BEAT365唯一官网獲碩士學位後又考入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2006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後相繼任複旦大學beat365体育官网、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人們常說：三軍易得，一将難求。陶先生認為，帥才、将才或領軍人才确實是頭等重要的，一個傑出的領軍人才可以占領一個領域的制高點，開辟一個新的領域，帶動一大批人才成長。人才強國的一個最顯著的标識就是這種領軍人才的水平和數量。發現、培育、延攬、重用這種領軍人才是特别關鍵的大事，無論花多少氣力也是值得的。“三軍易得，一将難求”在這個意義上是對的。但是，在他看來，孤立地講“三軍易得”也是片面的，“三軍”實際上并不易得。建設人才強國，除了要造就各種領軍人才、傑出人才外，還要有大量擔負實際工作的一般人才，也要把對他們的培養提到戰略高度。如果沒有大批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協同攻關，一個個孤零零的傑出人才是難有大的作為的。因此，對不同層次的人才，都要高度重視、精心培育和合理使用。

識才并不隻是伯樂的事情，更應該依靠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特别是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陶先生強調，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培養，與理工科領域的人才培養存在着很大的差異，人文社會科學内部各學科的情況也千差萬别。因此，人才培養不僅要遵循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還要高度重視學科的特殊性和個人的特殊性，切忌一刀切。比如說，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固然有少年成名的，但還是大器晚成者居多，因為有的學科必須有多年文獻典籍的涵濡浸潤和文字工具的充分準備，還需要有比較長期的生活閱曆。所以，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人才的培養，以适當地放寬年齡限制為好。過去就有一些嚴謹的學者不到積累成熟時不肯發表論著。黃侃先生就說他在50歲以前不發表論著（可惜他49歲就去世了），但人們都公認他是大師。

陶先生認為,現在對中青年學者水平的評價指标過于量化了，對他們的要求也急了一些。例如，“現在評估學術的優劣往往隻問在什麼‘級别’的刊物上發表了多少篇文章，在什麼級别的出版社出了多少本書，而很少去問文章和書是怎麼寫出來的，價值如何。這助長了浮躁之風，打擊了老實人。”因為如果達不到這些量化标準，就會在職稱、榮譽頭銜等等實際利益問題上“吃虧”。同時，各種評估、申報、填表等等也耗費了他們很多時間精力。這些都迫使他們難以心無旁骛地鑽研學問，坐不住“冷闆凳”。他希望這種狀況能有所改變。

作者簡介：汪信硯，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

文章來源：《江漢論壇》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