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哲學不是有連續曆史的一些學派和一場運動，也沒有一套共同分享的哲學議題及其哲學立場，而是發展了一種做哲學的特殊方式，其突出特征在于其方法論方面：追求真理和知識，尊重科學和常識，運用邏輯和反思語言，避開宏大議題和哲學體系，注重清晰和精确，強調論證和辯護，投身學術論戰，由此把研究不斷引向深入。中國哲學家可以從分析哲學那裡學習如何做哲學，例如：淡化學徒身份，開啟對話模式；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體研究；少用修辭手法和材料鋪排，多構造一些翔實的論證。通過學習分析哲學的方法論，或許我們能夠把當代中國哲學做得更好。

【關鍵詞】做哲學；哲學問題；獨立研究；對話模式；論證；辯護

 

在中國，“成名成家”是一件大事，因而“哲學家”被說成“有系統的哲學思想，特别是建構了獨特哲學體系的人”。但在英語中，“philosopher”卻沒有這樣鄭重的含義。根據韋伯斯特詞典，“philosopher”（哲學家）是，“1a：尋求智慧或啟迪的人，如學者、思想家；1b：學哲學的學生；2a：這樣的人，他的哲學觀點使得他更容易平靜地面對麻煩問題；2b：某一特定經驗領域中的理論闡述者；2c：從事哲學建構的人”。在本文中，我把“哲學家”理解為以哲學為職業的人，包括大學裡的哲學教師、期刊或出版社的哲學編輯，以及其他以哲學學問和思考見長的人。近十多年來，國内哲學界不少人都意識到，中國哲學家不能隻從事“诠釋”和“重構”工作，如對經典文本的解讀，對過去大家學說的整理，對相關傳統的闡釋和重構（如果把重點放在對某種舊诠釋的批評，或者提出新诠釋并對它們作論證和辯護，那也是在做有原創性的哲學研究），至少有一部分哲學學者要去從事“建構”或“創構”的工作，即獨立地研究哲學問題，提出哲學觀點和理論，對之進行論證和辯護，并與同行展開對話和論戰，套用吳曉明的話說，中國哲學要有“自我主張”。這種觀點正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哲學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認同：不僅要在中國學哲學（studying philosophy），而且要在中國做哲學（doing philosophy）。于是，一個新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如何在中國做哲學？本文将重點說明，在做哲學時，中國哲學家可以從分析哲學那裡獲得不少方法論資源。它分為四節：第一節，什麼是分析哲學；第二節，淡化學徒身份，開啟對話模式；第三節，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體研究；第四節，少用修辭手法和材料鋪排，多構造一些詳實的論證。

本文并不否認：除了分析哲學外，還有别的哲學形态，如歐洲大陸哲學和傳統中國哲學，有可能為中國哲學注入活力，使其獲得新的發展，在當代文明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做哲學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本文旨在強調：哲學作為一項理性的事業，無論做什麼類型的哲學，無論以哪種方式做哲學，都要受到一些共同的方法論約束，例如：清晰、嚴格、準确、一緻，以論證的方式講道理，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對話，讓讀者易于理解和把握，而這些正是分析哲學的長處所在，是我們可以從它那裡學習的東西；通過學習分析哲學的方法論，或許我們能更好地做當代中國哲學。

一、什麼是分析哲學？

什麼是分析哲學？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衆說紛纭。我同意這樣的說法：波爾查諾是分析哲學的曾祖父，弗雷格是分析哲學的祖父，羅素和摩爾是分析哲學的開創者。随後，羅素和早期維特根斯坦提出邏輯原子主義，其特征是訴諸理想語言分析。20世紀30—40年代中期，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維也納學派奉行邏輯實證主義，以石裡克、卡爾納普等人為代表。随後，有牛津和劍橋的日常語言學派，以賴爾、奧斯汀、斯特勞森、格賴斯和後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由于“二戰”期間，很多維也納學派成員移居美國，以及蒯因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學在美國哲學界逐漸成為主流，進而支配了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在内的整個英語哲學界。随後，分析哲學從運作方式、議題設置、學說立場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例如，早期有一些或大或小、或嚴格或松散的學派，後來很少有這類學派的蹤影；早期主張拒斥形而上學以及倫理學、政治哲學、心靈哲學等，後來這些哲學分支在分析哲學内部得到全面複興，甚至成為一時的研究重點。在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和如此巨大的演變面前，幾乎不可能從學派、議題、立場等方面去找尋分析哲學的共同特征。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從方法論維度去刻畫分析哲學的特征，例如弗羅斯達爾認為：

不能求助于特定的哲學觀點或哲學問題，也不能求助于特定的概念分析方法來定義分析哲學。相反，使它凸顯出來的是一種研究哲學問題的特殊進路，其中論證與辯護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隻有在這方面分析哲學才區别于哲學中的其他“流派”。

索姆斯也指出：

需要謹記的是，分析哲學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性學說，不是一種精确的方法論，也不是與作為浪漫主義、有神論和絕對唯心主義的變種而保存的傳統哲學的徹底決裂。相反，分析哲學是源于弗雷格、摩爾、羅素、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實證主義者的不連續的曆史傳統，其特點為：尊重科學和常識，确信邏輯和語言對于哲學的相關性，強調論辯的精确和清晰，懷疑先驗的形而上學，把真理和知識的目标提升到激發靈感、道德提升和精神慰藉之上——此外，分析哲學還具有專業分工的特點。

這就是說，分析哲學不是有連續曆史的一些學派，也沒有一些共同分享的哲學議題，更沒有一套貫穿始終、被廣泛認可的哲學理論。分析哲學的“家族相似”在于其方法論方面：分析哲學家共享一套方法論準則和一系列做哲學的方法。更直截了當地說，分析哲學不是一套特别的哲學理論，而是一種特殊的哲學樣式，提供了關于如何做哲學的一套特殊的方法論。

二、淡化學徒身份，開啟對話模式

分析哲學的一個特點是：以研究哲學問題為主，提出觀點和理論，通過相互之間的對話甚至論戰，不斷糾偏和糾錯，從而把研究向前推進和引向深入。例如，維也納學派提出“拒斥形而上學”的口号，後來，斯特勞森通過區分“描述的形而上學”和“修正的形而上學”，蒯因通過區分“本體論的事實問題”和“本體論承諾”，達米特通過揭示二值原則背後所隐藏的實在論立場，克裡普克通過對本質主義的辯護和發展，不斷證明形而上學甚至在自然科學、邏輯學、語言哲學等等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由此導緻形而上學研究在分析哲學陣營内得到全面恢複，甚至成為主戰場之一。再如，維也納學派訴諸分析—綜合的二分去說明自然科學與邏輯和數學的區别，以便維護其激進的經驗論立場；蒯因批判包括分析—綜合區分在内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提出整體主義的知識觀；斯特勞森等人回應蒯因的批評，為分析—綜合的二分辯護；克裡普克提出三組區分：必然—偶然屬于形而上學，先驗—後驗屬于認識論，分析—綜合屬于語言哲學，它們可以重疊和交叉，例如有“先驗偶然命題”和“後驗必然命題”，由此引發了當代分析哲學中關于這三對範疇的新的系統研究。由此可見，分析哲學的研究範式是：哲學問題，獨立研究，新的觀點或理論，對話和論戰，更深入的系統研究……

相比之下，中國哲學界的研究範式是：哲學人物，哲學經典，整理、閱讀、理解、诠釋、解說，哲學史，或許還包括哲學教科書。“用學術史研究取代學術研究已是當今較為普遍的趨勢：研究哲學史卻缺乏哲學眼光來對待生活，不關注現實倫理行為而沉溺于爬梳倫理學說史，隔膜于現實審美經驗卻獨尊美學史，不關涉文學經驗的文學文獻史與文學理論史……”這導緻當代中國哲學中帶有原創性的哲學論著很少，鳳毛麟角。也就是說，中國哲學家長期居于“學徒”地位，不是當中國古人的學徒，就是做外國人的學徒。這種現象當然是由很多複雜且深刻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自漢代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不可挑戰的官方正統，也成為開科取士的範本和依據。以後文化人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我注六經”上，即使有自己的話要說，也常常讓其隐匿在“注疏”之中。其次，近代中華民族遭受巨創，文化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引進西方的科技理論和人文思想，即所謂的“賽先生”和“德先生”，主要以介紹、傳播為主，且大都囫囵吞棗，即使介紹也很淺顯，談不上深入的研究。再次，新中國成立後，哲學學者基本上都在學習、理解、注疏、解說、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經典著作。20世紀70—80年代改革開放，國門重新打開，各種西方哲學書籍和理論如潮水般湧入，哲學學者又把大量精力投放到對這些新東西的閱讀、理解、吸收、翻譯、介紹、傳播上。最後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從事哲學研究的主力是大學教師（當然也有各級社科院系統的研究人員），而大學首先是教育機構，大學教師必須講課，通過哲學源流的爬梳、哲學經典的解讀、哲學大師的介紹等等，來向學生傳授哲學知識，培養哲學人才，哲學史書和其他哲學教科書的編撰就成為他們的主業，若處理不好，會嚴重影響他們獨立的哲學探索活動。

當下，已經是時候做出一些改變了。吳曉明指出：

任何一種真正的學術都在其發展進程中經曆過一個決定性轉折，即擺脫它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态”，并從而取得其自我主張。對于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來說，它的自我主張同時是容受性的。這意味着，它在廣泛的對外學習中要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

我認同這種觀點，并提出若幹條支持性理由。首先，大學不僅是教育機構，而且是研究機構，除教學外，它所擔負的一個重要使命是：生産知識和創造思想，不斷刷新人類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知。不創造，無刷新，無進步。其次，通過很多代的學術積累，我們對中國古代哲學和西方哲學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也有很多外語聽說讀寫能力都很不錯的年輕學者，至少對一部分中國哲學家來說，可以淡化學徒身份（之所以提“淡化”而不是“擺脫”，是因為：學習、理解、消化、吸收古今中外文明成果始終是必要的，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先決條件），參與到跟古人和外國學者的學術對話中去。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要對話，必須先有“話”可說；無“話”可說，隻能是單向的傳輸和教授。有學者辯解，先“搞清楚”和“弄準确”再說。但此說法大可商榷，因為新文獻如山呼海嘯，新人如雨後春筍，它們不是固定在那裡，而是在不斷生長中，“搞清楚”“弄準确”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若堅持它們的優先性，隻會導緻一個結果：别人研究哲學，我們研究别人的哲學。不，我們應該與别人一起研究哲學！最後，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我們要繼續強化我們的硬實力，也要提升我們的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讓中國文化（包括古代、現代和當代的）走出去，獲得國際上的理解和認同，營造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并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我們的貢獻。這就要求我們從事獨立的創造性研究，其關鍵詞是：問題意識、獨立思考、平等地位、對話模式。

一方面，我們要繼續（先前已有這樣的研究）從學理方面研究那些艱深的傳統哲學問題，例如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個體同一性、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身心問題、是—應該問題（規範性之源）、決定論與自由意志、意義和指稱、公平與正義，等等。即使研究這些問題，也要在當代語境下進行，利用新的認知材料，使用新的方法論資源，與其他學術共同體進行對話。另一方面，我們更要研究當代社會，特别是中國社會現實所提出的問題，例如在一個國際沖突不斷加劇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通過交往、對話和論戰，來塑造出最低程度的重疊共識，或者說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各國人民能夠彼此和諧地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在氣候變化和環境危機不斷加劇的情景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類的眼前利益與長遠生存的關系？在當代科學技術特别是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們要探讨它們所提出的認知挑戰，如量子力學所提出的哲學問題，也要研究它們所帶來的社會沖擊和政治倫理挑戰。在強調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向其他文化原原本本地講授儒家倫理，更要以其他文化能夠理解的方式講授，還應特别關注它們在當代社會，特别是西方文化中所面臨的挑戰。在我看來，儒家倫理把過多的道德重負加諸個體身上，似乎個人通過修身養性就能成聖成己，就能造就一個和諧社會，而嚴重忽視了道德倫理的社會維度——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套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體系，保證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其中有尊嚴、有道德地生存？這就要求我們在當代語境下進行創造性講授，去僞存真，推陳出新，作出新的理論發展，開拓出道德倫理的新局面。

三、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體研究

通常認為，歐洲大陸哲學偏重于人的社會生活，其特點是入世的、思辨的、浪漫的，常帶詩意，可以提供有關人生的啟迪；分析哲學則偏重于科學和常識，運用邏輯，反思語言，強調清晰和精确，強調把關于某一問題的道理講深講透，不僅要提出支持性理由，而且要回應反對意見。但一篇論文和一本書的篇幅有限，其作者的認知能力和認知資源有限，分析哲學家無法按所秉持的學術标準去處理那些宏大的議題，也厭棄去構造那些學理不足、漏洞百出的哲學體系，而熱衷于就某個具體問題做深入的探讨，常常很技術化。這樣做當然既有長處也有短處：一方面，分析哲學研究比較細緻詳實，具體深入，頗多新見；另一方面，分析哲學研究也顯得過于瑣細化、技術化和專業化，導緻與社會大衆的疏離，颠覆了“哲學作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學問”的傳統形象。

根據庫恩的理論，科學發展是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的交替進行。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分享一組共同的問題、一些共同的背景理論、一些共同的假設，秉持共同的學術标準，在此前提之下，去從事補漏洞、解難題、推演其他具體結論的工作，把已有的科學理論往深和廣兩個方向推進。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大體上符合分析哲學所倡導的那套方法論——在一些具體的假設下演繹出一系列推論，然後交付觀察和實驗去檢驗。但在科學革命時期，已有的科學範式遭遇到難以消化的堅硬反例，其根本性假設和原理遭遇到巨大的挑戰，導緻部分科學家去思考原有範式在哪裡出了問題，構想抛棄舊範式、建構新範式的可能性和大緻路徑，以及新範式的大緻框架，這個時候，從事技術性工作的科學家就變身為科學哲學家，他們投身于根本性思考和宏大叙事，就假設、原理、原則、方法論問題展開辯論。這表明，至少在科學革命時期，對宏大論題的宏大思考也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在精細研究和宏大叙事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中國哲學（包括傳統和當代）的特點是，特别熱衷于就宏大議題作宏大叙事，有時候也不乏洞見，但常常流于空疏，立得住的哲學建樹很少。或許是基于這樣一種認知：哲學就是關于自然、社會、人生的“大學問”，所研究的就是這些領域内的“大問題”，所講的就是抽象、普遍的“大道理”。翻開當代中國學術期刊，盡管詳實、深入、細緻的研究性文章近些年在逐漸增多，更常見的卻是下面兩類文章：一是對某位傳統和新近哲學家的思想介紹和诠釋，或對某個新近流行趨勢的綜述和評論，或對某個新近學說的整理和介紹，很多文章即使在做介紹工作時，也粗枝大葉，隻勾畫大體輪廓，缺乏必要的細節，其末尾的評論常常不着邊際；二是就一些特别宏大的議題提出構想，“揮手指方向”，但底下卻缺乏深入細緻的探讨和真正有價值的洞見。下面列出一本重要文摘期刊近些年選載的一些“好”文章的題目：“中國傳統文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的未來，人類的未來”“诠釋學的中國化：一種普遍的經典诠釋學構想”“絕地天通與天人合一”“面向新時代的發展哲學”“中國哲學元理”“超級現代性狀況及其體驗”“人工智能時代的自由意志”“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倫理”“概念拜物教批判”“作為不可能任務的現代性”“美好生活的哲學審視”“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和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哲學理論如何引領時代”“走向新時代：生态文明抑或信息文明”“天人合德：性善與成己”“文化哲學的當代視域及其理論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儒家文化基因的當代承繼”“洞穿現代啟蒙的神話”，以及“20世紀上半期的‘人民’語義與國家建構”“數字政府治理——基于社會形态演變進程的考察”，等等。按國外學術期刊的标準，這樣大的題目不是一篇學術論文能把控得住和談得清楚的，或許就不該成為一篇學術論文的題目。在一篇萬字左右的文章中談這樣大的題目，當然隻能抽象地談，泛泛地談，并且簡單談談也就算了，無法深究。而學術發展的路徑常常是：圍繞一個具體的題目，像魯迅所說的那樣，“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長期地思考研究，從上下左右各個方面去談，從正反兩個維度去談，一直把它談成一個系統、嚴格、周密、明晰，甚至可操作的理論，當然也是一個可供批判性讨論和評價的理論。

為了避免分析哲學瑣細化和中國哲學宏大叙事的雙重弊端，我認為可以采取中間道路：面對真實的問題（最好是具體的，也可以是宏大的），作深入細緻的研究；并且要謹記這樣的告誡：把能夠說的盡可能說清楚，把暫時說不清楚的盡量往清楚方向去說。以往的中國哲學界缺乏對話和學術論戰，各位學者埋頭于自己的研究，對于其他學者的研究論著很少去讀，或者讀之後既不引用也不批評，學界同仁各自成為一個個孤立的原子，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共同體。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很多論著隻是介紹和诠釋，沒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觀點；或者僅就特别宏大的議題發表了一通議論，沒有仔細的學理闡釋和嚴格系統的論證，别人即使想與其作者對話和論戰，也不知道從哪裡論起。因為與他們商榷，無非通過以下途徑：批評其觀點不正确，指出所明确使用的某個前提不正确，所隐含使用的某個假設不正确，從前提推出其觀點的過程在邏輯上無效。如果既無明确的觀點，也無嚴格的論證，辯論就無從發生。再次強調指出：要對話和論戰，必須先有“話”可議，有“論”可辯。學術論戰以精細的原創性研究為前提。

四、少用修辭手法和材料鋪排，多構造一些詳實的論證

不少中國哲學論著還有一個特點：多材料的鋪排，多用修辭手法和美文學筆調。一篇文章，一次講演，就某個主題，鋪排了很多材料，列舉了從古至今哪些名家就此說過哪些話，表達了什麼樣的意見，末尾再談點自己的感想，或作一點無關緊要的評論，文章和講演就結束了。關于這個主題，作者或講演者自己究竟有什麼看法，為什麼有那樣的看法？有什麼支持性理由？這些理由如何經由論證組合在一起？該想法遇到哪些異議、難題和困境？如何回應？諸如此類的内容很少涉及。還有，中國有長期的美文傳統，曆史上的範文都是一些短章，理講得不多，但氣勢很足，餘韻悠長，這都是靠比喻、隐喻、排比、對仗、留白等修辭手法營造出來的。這也影響到當代中國哲學學者，關注的重點在于把話說漂亮，把文章寫漂亮，花很大的氣力去遣詞造句，而花較小的氣力去認真說理。在我看來，這絕對是中國哲學論著的一大缺點，與分析哲學論著構成鮮明的對照。

分析哲學家關注的重點在于：圍繞一個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形成自己的觀點；把該觀點及其支持性理由講充分、講清楚、講準确，為達此目的，會設定很多限制條件，從句裡面套從句，弄得句子很長很複雜；為了避免一廂情願的思考，還要考還要考慮反面意見，由此就需要構造論證和反駁。弗羅斯達爾指出：“分析哲學的特征在于論證和辯護”，“反思的平衡最接近我在關于分析哲學的讨論中所謂的論證和辯護”。他進而把按分析哲學方式作論證和辯護，提升到個人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的高度：

我們應該從事分析哲學，不僅因為它是好的哲學，也因為個人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

當我們努力使我們的同伴采納我們自己的觀點時，我們不應該通過壓制或修辭的手段來達到。相反，我們應該說服他們按自己的思考拒絕或者接受我們的觀點。這隻能通過理性的論證來達到，其中，他人被認為是自主的和理性的生靈。

這不僅在個人倫理方面，而且在社會倫理方面是重要的。在我們的哲學寫作和教學中，我們應當強調論證和辯護必定要擔當的決定性的作用。這将使傳播謠言的政客和盲信者的日子更難過。這些謠言注定經受不起批判性的考察，相反經常能誘使群衆變得偏執和狂熱。理性的論證和理性的對話對于健全民主制而言是重要的。在這些活動中教育群衆也許是分析哲學的最重要的任務。

我贊同上述說法。論戰和辯護之所以事關個人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是因為哲學以追求真理和知識為目标，是一項理性的事業，一位哲學家思考的好壞要靠對其思考過程的仔細考察來評判。每位哲學家都要保持必要的理智謙遜——我自己可能想錯了，或許想得不夠全面或不夠深入；也要對其他同行保持必要的尊重——他們在探索過程中與我一樣真誠，在理智上也足夠優秀，他們不理解或不贊同我，或許是因為我在某些地方出了差錯，或許他們想得比我更全面或更深入。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其他同行進行認真的對話，一起平靜地、仔細地、深入地說理，把相關的道理講清楚。這是哲學研究的倫理維度，是關于哲學研究的德性倫理學。把這種哲學慣例傳播到社會大衆中去，将會有益于整個社會走向理性化和文明化。如徐贲所言：

公共說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形成良好社會關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條件。隻有說理的社會才是正派、寬容的社會。公共話語邏輯和說理不隻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習慣，而習慣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因此，當代中國哲學家有必要放下身段，沉下心來，圍繞一個主題，提出觀點和理論，認真、仔細地講一番道理。（在先秦哲學中，荀子或許是第一位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圍繞一些論題講道理的哲學家，所撰寫的篇章大都有明确統一的主題，有圍繞它展開的立論和駁論，比較接近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在講道理的過程中，需特别注意以下環節：

（1）嚴格地定義關鍵性概念。哲學研究是編織相互支持的信念之網，而哲學的概念和範疇則是這種信念網上的紐結，它們起着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當進行哲學寫作時，有些關鍵性概念或許源自作者的生活經驗或生命體驗，或許源自作者的長期閱讀和審慎思考，它們對作者而言可能是很清楚的，但對于與作者不一樣的讀者卻未必清楚。我作為讀者，常有這樣的閱讀經驗：所讀文獻中每一個字都認識，每一個句子似乎也大緻讀懂了，但讀過一段文字、一篇文章和一本書之後，掩卷而思，就是不明白它們究竟在說什麼，其中的邏輯關聯是怎樣建立的。造成這種閱讀和理解障礙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其中關鍵性概念以及包含這些概念的命題的意思不清楚，缺乏明确的意義邊界。為了替像我這樣的讀者着想，有必要明确和嚴格地定義所使用的關鍵性概念，澄清包含它們的關鍵性命題的準确意思，搭建一個進入作者思想的公共平台，盡管對所有概念和命題都這樣做，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2）提煉出鮮明的主題思想。撰寫一篇哲學論著，總要圍繞某個主題來進行，關于這個主題作者總要說點什麼。要把想說的意思清楚、準确地陳述出來，先放在文章的開頭，作為論證目标和論證起點；再置于論文結尾，作為整個論證的結論。讀國内有些哲學論著，寫得像聊天似的，以叙述為主，鋪排很多材料，娓娓道來，有不錯的感悟和體會，但缺乏嚴格系統的論證，讀過之後不大明白它究竟在說什麼，講出了哪些道理。這種寫法在社會大衆那裡或許很受歡迎，但在專業共同體中卻可能遭受質疑。當然，不同的論著完成不同的任務，有不同的讀者群，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能夠受到讀者歡迎和認可，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

（3）給出支持性論證。弗羅斯達爾指出：

……我有一個非常包容的哲學觀。頂級的藝術工作是哲學的，因為它使我們意識到哲學問題，并激發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當我們以系統的方式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哲學就應運而生了，追蹤它們的結果，看看它們如何與我們對其他事物的看法相适應，并且通常将繪制出一個系統的整體。因此在我看來，系統性是哲學的核心，也是使哲學成為論證性的東西。

論證的中心意義就在于“将之前分散的東西編織為一個整體”。

塞拉斯也談道，“抽象地表述，哲學的目标就是理解在可能最廣意義上的事物如何在可能最廣的意義上相互關聯在一起”。

（4）适當回應反對意見。哲學研究是一項需要理智合作的事業，要在學術共同體中進行。在做哲學建構時，不僅要考慮自己怎麼想，還要考慮其他同行怎麼想。在進入對某個主題的研究時，先要大量閱讀前人和同時代他人已經發表的文獻，把他們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研究起點或思考背景。在形成自己的想法和作出正面論證之後，還要考慮對這些想法和論證已經有哪些反駁意見，或者可能有哪些反駁意見，并針對其中最主要的異議作出答辯。歐洲中世紀的許多哲學文本，有一種近乎标準的寫作格式，即論題和論點——對論點的正面論證：給出支持性理由；對論點的反面辯護：回應反駁意見。分析哲學家大衛·劉易斯的許多論文也采用這種寫法，如他的論文《多種語言和語言》（1975）共有32頁，前面僅用10頁提出關于語言的“正題”“反題”和“合題”，後面22頁全部用來回答反駁意見，共計回答了26條，它們或者是由他的同事在私下交流中提出的，或者是在先前的公開講演中聽衆提出的，或者是他本人構想出來的。通過這些回應，他進一步澄清了他的真實想法，完善或強化了對它的論證。

（5）少用煽情的修辭手段。身為一本學術期刊副主編的劉良華指出：“學術論文的陳述不可避免地隐含作者的價值追求，這使論文寫作總是不同程度地帶有作者的感情色彩。但是，學術論文寫作要盡可能保持克制。學術研究雖不可能完全做到‘價值中立’，但最好使寫作接近‘零修辭寫作’狀态，即盡可能保持‘不介入’‘不動心’的白描風格。”他進而提出了八條具體建議。要嚴格實施它們還真不容易。

最後談一點我的感想和體悟。選定了一個文章題目，就幾乎選定了一種言說方式，該題目就會對其言說方式構成“綁架”。例如，若選定一個大話題，就注定隻能抽象地談，泛泛地談，主要表達作者的觀點或态度，最多講一點“大道理”，而無法深入、細緻地展開。具體就本文而言，它雖然嚴厲批評中國哲學界就宏大論題做宏大叙事的習慣，但它本身就是一種“宏大叙事”，它在以它所批評的方式展開論說。所以，選擇論文的題目不可不慎。而且，如庫恩所論及的，在科學革命時期，某種類型的宏大叙事又是必要的——對先前範式的根本性原理提出質疑，對未來的新範式提出前瞻性構想……這或許是學術性寫作的兩難困境，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學者都不得不在其中掙紮，并選定自己的偏好和路徑，從而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

在我看來，論證對于哲學具有雙重重要性：對于論述者來說，論證能夠使他自己的思想走向深入、深刻和全面、正确；對于接受方來說，論證使他能夠通過客觀檢驗論述者的思考過程來判斷後者思考的好壞，從而獲得進入後者思想的通道。這是因為：（1）論證有助于揭示哲學概念和命題潛在的邏輯含義和邏輯關系，其結果是：原先認為沒有邏輯關系的，通過論證揭示出其隐藏的邏輯關系；原先認為在邏輯上一緻和相容的，通過論證揭示出其隐含的沖突和矛盾。（2）有些哲學想法泛泛而論或許十分在理，但一旦通過論證使其嚴格化和精确化，把它們置于與其他觀點的有機統一之中，就可能發現它們漏洞百出，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糾正錯誤會導緻哲學思維的正确化。（3）論證還有助于不同哲學觀點的比較和辨識。當一種哲學觀點以十分粗略的方式呈現時，意義模糊，彈性很大，很難把握，也不能把它與其他哲學觀點嚴格加以比較。但一旦通過邏輯論證使其精确化和嚴格化之後，就可以弄清它們之間的真實關系，進行相互比較和相互批判。

至于具體的論證形式，則是多種多樣的，常常需要把它們組合起來使用。例如，有演繹論證，即從所接受的原理、原則推演出一些具體結論；有歸納論證，即從所觀察到的諸多經驗現象中抽象、概括出一般原理；有溯因論證，即先作出某個嘗試性假設，從中推演出一系列可供檢證的結論，由許多結論有效倒推出原有假設很可能為真。還有思想實驗，它們是在研究者的頭腦中進行的，不借助任何物質手段，隻是一套純粹的概念推演或邏輯操作；常被用來質疑或證成某個哲學論斷或學說，由于涉及某種構想的具體情景，還具有簡明、直觀、生動的特點，作為哲學論證的手段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作者簡介：陳波，beat365体育官网人文社科講席教授，2018年當選國際beat365体育官网（IIP）院士。專業領域為邏輯學和分析哲學，具體研究領域包括：邏輯哲學、語言哲學、知識論、邏輯學史、分析哲學史、中西哲學比較和美國實用主義。

文章來源：《哲學分析》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