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視和理解《資本論》的辯證方法是理解《資本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前提，這個辯證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它既是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統一，又是認識這種統一關系的方法。曆史和現實證明，當人們輕視或不理解《資本論》的辯證方法時，就會出現不能理解《資本論》的科學性、不能理解社會主義的科學性、不能理解“哲學”與“科學”的統一關系等理論效應。為了正确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方法，我們要重視黑格爾哲學的理論資源。

【關鍵詞】《資本論》；辯證法；哲學；科學；

馬克思曾說：“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這個結論今天依舊成立，因為我們依舊能夠在各種文獻中看到關于馬克思方法的相互矛盾的評論。那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到底是什麼？至今存在哪些不同的理解？而我們又該如何去理解這一方法呢？

一、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分辨

在《資本論》剛出版的頭幾年，歐洲的若幹學者對它的評論有好有壞，而且這些評論大都論及《資本論》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盡管有人指責，有人稱贊，有人指責中帶有稱贊，但馬克思還是認為這些人對他的方法均是不夠理解的，用他的話說，“理解得很差”。

在當時這些評論中，特别引起馬克思興趣和重視的，是一位俄國學者伊·伊·考夫曼的評論文章。馬克思不惜把考夫曼文章中理解得當的部分大段地引用在這篇跋中，并借考夫曼的理解來說明自己的方法。馬克思對考夫曼關于《資本論》的某些考察，實際上還持一種欣慰的态度，因為他的一些看法與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基本看法是非常一緻的。但考夫曼總體上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可見，考夫曼所認同的研究方法指向唯物主義，所否定的叙述方法指向德國辯證法（即唯心主義）。但馬克思不同意考夫曼的理解，他說：“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并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着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認為，當考夫曼把體察到的《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用語言進行描述時，他同時即是在描述辯證方法。在馬克思那裡，他的實際方法（即辯證方法）既是唯物主義的，也是德國辯證法的，且二者相融合相統一。這種方法，我們後來稱之為唯物辯證法。但考夫曼未能理解到二者的統一，相反把它們主要當成兩個東西彼此區分開來。而且，在考夫曼那裡，這種區分十分明顯，到了使他自相矛盾的地步。比如考夫曼這樣評價馬克思：“如果從外表的叙述形式來判斷，那麼最初看來，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極壞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實際上，在經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拟的實在論者……決不能把他稱為唯心主義者。”

現在我們來回答上面的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當考夫曼把體察到的《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用語言進行描述時，他同時即是在描述辯證方法———唯物辯證法呢？

首先，考夫曼的一些描述明顯是在描述唯物辯證法，隻是他自己未意識到。比如，考夫曼說：“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于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曆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一句話，馬克思的分析呈現出“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原則。我們知道，這一原則屬于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列甯就把“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深刻地認同列甯的這一觀點。同時，考夫曼還發現：“在他（指馬克思———引者注）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列甯曾在其《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說：“一般說來，辯證法……（就在于前者轉化為後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後者之間的聯系等等）。”根據列甯的理解，那麼考夫曼的這個描述實際上就是在描述辯證法。所以說，考夫曼對《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描述顯然就是在描述唯物辯證法。

其次，如果沒有辯證方法，那麼考夫曼“描述得當”的所謂“嚴格的實在論”的研究方法則是不可能實現的。考夫曼或許認為，如果馬克思不采用德國辯證法的哲學語言作叙述，那麼效果可能會更好。但我們也可以推斷出馬克思的回答：那是做不到的。因為一方面，辯證方法蘊含在研究方法之中。馬克思認為叙述是研究工作完成之後的步驟，是研究活動的結果及其呈現。如果這個結果及其呈現“不幸是辯證法的”，那麼這個不幸的辯證法元素是從哪裡産生的呢？它一定不會憑空産生，因此它隻會來源于産生了該結果的研究活動本身。即是說，馬克思叙述形式中的“不幸的辯證法”元素，恰恰源自、蘊含在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之中，且是以“作為研究方法的辯證法”的形式蘊含着（見下文“另一方面”）。考夫曼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此便不再矛盾，即他所欣賞和好感的嚴格實在論的研究方法中本身便蘊含着辯證法。另一方面，辯證方法在馬克思研究經濟範疇時處于基礎地位。若具體地考察馬克思對經濟範疇的研究，我們會發現他在《資本論》中充分地借鑒和運用了黑格爾的邏輯學。比如在解釋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與等價形式時，馬克思有一段耐人尋味的闡述，其中指出：在麻布與上衣的交換中，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是上衣，而上衣在此是扮演等價形式的角色；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可以是無數個其他物（包括上衣），而上衣作為一種等價形式，可以去表示無數個其他物（比如麻布）的價值；在這個交換中，麻布的價值離不開上衣，上衣的價值離開了麻布也不存在。一句話，（商品體的）價值是個抽象的概念，是反思之物，價值（這種概念）離不開商品體及其相互之間的（交換）關系，或者說，價值（這種概念）離開了商品體及其間的相互關系就不存在。可能是為了便于讀者理解，馬克思在此标了一個注腳，寫道：“這種反思規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這個人所以是國王，隻因為其他人作為臣民同他發生關系。反過來，他們所以認為自己是臣民，是因為他是國王。”那麼由此推之，在上面的交換中，麻布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上衣的存在，上衣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麻布的存在。所謂“反思規定”是黑格爾邏輯學的基本概念和認識環節，黑格爾指出“反思規定的真理唯在于它們的相互關系中”，在《小邏輯》中也說：“每一方隻有在它與另一方的聯系中才能獲得它自己的[本質]規定，此一方隻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馬克思正因為應用這種辯證法才把握住了商品價值的本質規定———社會關系；他所把握到的商品價值概念的本質，正是理解剩餘價值概念、資本概念的基石，也是《資本論》的研究基石；他靠這種辯證方法發現商品體中實際上“隐藏着一種社會關系”，發現商品體的價值不過是這種社會關系的面具。總之，考夫曼所區别對待的研究方法與叙述方法，在馬克思那裡是統一的，它們統一于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方法之上。

考夫曼因為不懂或厭惡德國辯證法，所以無法做到把《資本論》中的唯物主義因素與辯證法因素統一起來進行認識，從而似是而非地去理解《資本論》。在他那裡，二者是難以相容的。其實，從《資本論》問世起到今天，不論在社會主義的政黨以内或以外，類似的情況都一直存在着。隻是随着時代的發展，這種不能統一的、似是而非的理解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的表現程度以及造成了不同的現實後果罷了。

二、科學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别

在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第二國際中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就已經不能用“似是而非”來形容，毋甯說，他們是從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比如修正主義就公開質疑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質疑“《資本論》的科學性問題”。而究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因為他們不懂和輕視馬克思的辯證方法，這一點和考夫曼一樣。

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呢？如果我們看過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就會得到答案。這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空想社會主義，第三部分主要講科學社會主義，中間的第二部分卻主要講哲學方法———使空想社會主義轉變成科學社會主義的辯證方法。社會主義科學性的秘密就藏在這第二部分中。恩格斯在這部分明确總結道：“由于這兩個發現（指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學說。———引者注），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而這兩個發現的哲學基礎就是恩格斯提到的“現代唯物主義”，即唯物辯證法。顯然，關于“什麼是科學”，馬克思恩格斯走的是基于辯證法的理解道路。然而，伯恩施坦選擇的卻是基于非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理解道路。伯恩施坦就曾公然否定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對其持有與恩格斯非常不同的理解。他認為“科學”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東西，“完全沒有傾向的”東西，而社會主義運動是帶有某種傾向性的，所以社會主義不是科學。他說：“社會主義作為戰鬥的運動不可能完全沒有傾向地對待科學。”那麼，那種“不偏不倚的科學”在伯恩施坦頭腦中到底是怎樣的呢？在《科學社會主義怎樣才是可能的》一文中，他寫道：“如果我們嚴格地表達科學這一概念，那麼，科學僅僅是經過系統整理的知識。”“隻要一種學說體系的前提和目的包含着超出無傾向性認識之外的因素，那麼科學的形式就還不能使它成為科學。而社會政治的理論恰恰通常是這樣，社會政治的學說則始終是這樣。”他甚至說：“沒有一種主義是科學。……而社會主義是關于一種未來的社會制度的學說，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嚴格的科學證明。”

僅通過所引的這些觀點，我們就能看出伯恩施坦的認識方式是明顯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其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從定義出發考察客觀事物。伯恩施坦先想到的是給出“科學”的嚴格定義，然後據此來衡量和判斷一個對象（比如“社會主義”）是不是科學，而不是從實際的現實運動出發。正如伯恩施坦強烈地反對黑格爾一樣，黑格爾也肯定會強烈地反對伯恩施坦對“科學”的這種把握。因為，黑格爾認為這種關于“科學”的定義，這種“經過系統整理的知識”，這種“建立在積累起來的知識之上的”科學，是“一種不配被稱之為科學的知識堆積”。關于這一點，黑格爾辯證法的學生———馬克思恩格斯———想必也會認同黑格爾。第二，陷入自相矛盾。若按照伯恩施坦的科學觀，則社會主義首先是科學，因為它有科學的形式，即“經過系統整理的知識”。但是，他接着又認為僅僅具備科學的形式還不一定就是科學的，因為科學的真理是“無傾向性”，而社會政治的理論和學說（包括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學說）都無法保證這一點，言外之意即：它們都不是科學。此即與上一句矛盾。伯恩施坦混亂科學觀的自相矛盾之處就是：本來是用來定義“科學”的形式，現在卻無法定義“科學”了；而自認為能夠定義“科學”的，比如“無傾向性”，卻又沒有固定的形式。讀者因此被迫陷入一個他所制造的語言的窠臼，思想也跟着陷入混亂。總之，這是明顯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是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對的認識事物的方式。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第二部分，就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與辯證法做過簡要的論述。首先，他指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有局限性的。“這種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方式把研究對象看作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因此并不真正符合到處活動着、聯系着的現實情況。其次，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會使思維自己終将陷入矛盾之中。恩格斯說：“形而上學的考察方式，……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上述伯恩施坦對“科學”的形而上學定義就是這樣的，它在應用中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再次，辯證方法才是正确認識世界的方法。恩格斯說：“要精确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隻有用辯證的方法，隻有不斷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也正如列甯所說：“辯證方法是要我們把社會看做活動着和發展着的活的機體的。”總之，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正是來自于掌握辯證方法———唯物辯證法。

關于科學，伯恩施坦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區别，根本在認識論的差異。正因為伯恩施坦不接受或背離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方法，即不懂和排斥辯證方法，所以無法做到統一地理解科學與哲學的關系，而是機械地區别看待科學與哲學，并且還捧科學而貶哲學，才使得他關于社會主義的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相去甚遠，并給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事業和革命事業帶來極不利的影響。伯恩施坦自己也說過“在認識論方面我是門外漢”17這樣的話。如今看來，他确實不像在自謙，也道出了自身問題的關鍵所在。

三、《資本論》：科學著作與哲學著作的争論

時至今日，學界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批評幾乎蓋棺定論，但伯恩施坦式的科學觀卻并不少見，關于《資本論》到底是一部科學著作還是一部哲學著作的争論竟還有市場。這個争論看似歸屬于另一個重大的學術争論———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但在我們看來，其實質仍與考夫曼和伯恩施坦的問題一樣，還是在于人們能否理解或接受辯證法———既包括黑格爾的辯證法也包括馬克思的辯證方法。然而，當今學界似乎并沒有從以往的曆史經驗和讨論中獲得比較一緻的理解。

《資本論》是科學著作還是哲學著作？關于這個問題，最近較有代表性的讨論發生在高超、曲達、白剛、張旭、常慶欣、雪婷等學者之間。高超認為《資本論》從形式和實質上都是一部科學著作，不是哲學著作。首先，他認為《資本論》在形式上具備科學特征。因為，科學“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然的數學化”，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使用數學比率對“剩餘價值理論”做了數量化處理。其次，他認為《資本論》在内容上也具備科學特征。這種内容上的科學特征是以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内容為核心的，言外之意即：科學首先得是學科。而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研究領域，《資本論》發現了“剩餘價值學說”，明确了該學科的基本問題———“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并解決了這一其他著作未能解決的問題，故算得上是“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最高峰”，因此它無疑便是科學。另外，和伯恩施坦類似，他在哲學與科學之間更加偏愛科學，認為學界對《資本論》的哲學闡釋應該有度，不能越界。因為，他認為“哲學著作”與“具有哲學價值的著作”是兩碼事。如果一本書是“哲學著作”，即意味着“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應是世界的本原、認識的來源、真善美的标準等問題”。如果一本書是“具有哲學價值的著作”，即意味着它在寬泛的意義上觸及和呈現了“某些關于人類的終極問題”。這樣看，他認為《資本論》并不是一本标準的哲學著作，所以，對《資本論》的哲學闡釋隻能在後者的限度内進行，而不能超出這個限度進入前者的範圍，否則，“要麼是不恰當的，要麼是無意義的。”他還認為：“将《資本論》闡釋為哲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闡釋者默認《資本論》科學價值的弱化。”可見，《資本論》是科學著作還是哲學著作，在他這裡，歸到底是關于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問題，而他顯然更偏愛“科學”。在他的認識中，哲學與科學是相分離的，是一對幾乎相互獨立的、此消彼長的概念。

張旭、常慶欣也認為《資本論》不是哲學著作。但他們并未從科學與哲學相對立的角度，而是從政治經濟學與哲學相對立的角度去考察問題。他們認為學界對《資本論》的哲學化解讀“使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水平”，且主要批判那種“主張《資本論》是一種存在論的論證”，認為這種論證是一種較典型的将《資本論》哲學化的做法。他們反對“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辛苦地實現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還原為某種抽象的哲學稱謂”，認為這些抽象層面的哲學術語的複述是“關于意識的空話”“無益的空談”“有害的扭曲”。他們對此種“存在論的論證”很反感，從而似乎反感起一切對《資本論》的哲學化解讀來，甚至認為：“說《資本論》實現了一種哲學革命的觀點不僅完全站不住腳，而且還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造成很大的理論傷害。”他們認為那些哲學化解讀沒有真正回答“新哲學和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是什麼關系”的問題。所以，他們認為《資本論》是一部光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但不是一部哲學著作。在我們看來，對《資本論》哲學的某種不太符合馬克思真意的解讀，引起了對《資本論》哲學不太擅長的人們的迷惑以及反感。因此，這兩者雙方都存在問題，且問題都與馬克思的哲學有關，前者主要是誤解，後者主要是不解，不解《資本論》的哲學實質與哲學革命。在不解的人看來，與其強調《資本論》哲學方面的成就，不如強調它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成就，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學方面的成就更客觀也更高。可見，在他們那裡，《資本論》的哲學與它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相分離的兩個東西。

針對以上兩種批判《資本論》的哲學闡釋的觀點，學界均有與之相對的回應。比如曲達、白剛均不認同高超重科學輕哲學的思路，認為他割裂了科學與哲學。他們都認為應該在“哲學與科學相統一”的意義上理解《資本論》。雪婷不同意張旭、常慶欣對《資本論》哲學的理解，認為“《資本論》所構建的新哲學就是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他們“不理解《資本論》的方法與唯物史觀之間的真實關系”。盡管我們認同上述回應文章的結論，但認為這些文獻中對“科學與哲學的統一關系”以及“唯物史觀的哲學基礎”的論證分析終究還是籠統和模糊的。綜觀上述論争，正如在伯恩施坦那裡所發現的一樣，我們會發現：在認識“哲學與科學的統一”這件事上，一些學者至今依舊顯得為難。這至少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辯證法的誤解導緻輕視辯證法、輕視哲學。在高超的論證中，他就顯示出想把辯證法、思辨從哲學中驅趕出去的意圖。比如他認為“辯證法絕不能與哲學思維方式畫等号”“作為學科的哲學也不必然是思辨的”“對辯證法和‘抽象力’的運用都不能說明《資本論》是哲學思辨的結果”。他所理解的辯證法僅是指哲學中的一種思考方式，而不是哲學自身，認為辯證法既不等于哲學，哲學也不等于辯證法，認為運用辯證法并不是在做哲學思辨。顯然，他的這些觀點和黑格爾哲學、馬克思哲學相去甚遠。在黑格爾與馬克思那裡，有這麼一種結論是成立的：辯證法、邏輯學、認識論是統一的，是一個東西。也正因為他沒有理解辯證法，所以他才看不到這種統一，于是将理解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科學身上。殊不知，對自然科學的理解也離不開辯證法，不理解辯證法便會導緻誤解自然科學。第二，對自然科學的誤解導緻迷信自然科學、迷信科學。一些學者眼中的“科學”基本等同于“自然科學”，他們毫不掩飾地認為自然科學的特征就是科學的特征。但是，這個結論根本上是值得商榷的，在人們對自然科學的本質認識不夠深刻時，它隻不過是一種迷信。比如，高超認為馬克思使用了數學比率來表示自己的“剩餘價值率”公式，因此實現了《資本論》核心理論的數學化，于是使其在形式上具備了“科學的核心特征”———自然的數學化。他認為“數量化使‘被剝削程度’變為‘剩餘價值率’，使剝削學說成為科學的剩餘價值理論”。但在我們看來，這是非常表面的觀點，既誤解了數學，也誤解了數學化。其實，數量化并不等同于數學化，公式化也并不等同于數學化。許多學科都能夠運用數量化、公式化手段，比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但它們顯然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也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而且，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數學尤其是現代數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十分複雜且緊密的，這一點已經由數學的發展史（尤其是集合論的發展史）所證實。

概言之，當今學界對《資本論》是科學著作還是哲學著作的争論，反應出這樣一種事實：仍然有人輕視和不理解辯證法（黑格爾的、馬克思的辯證法），正如考夫曼和伯恩施坦一樣，因而仍然無法正确把握哲學與科學的統一關系，進而也就無法理解《資本論》及其“科學性與哲學性的統一”。

綜上可知，馬克思《資本論》的“實際方法”是指唯物辯證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對它的重視和理解仍然不夠，其中主要表現為對辯證法的重視和理解不夠。這便要求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理解辯證法（包括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因為這對于我們理解《資本論》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的統一關系、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以及理解《資本論》科學性與哲學性的統一，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在認識統一關系方面确實存在困難，那麼我們可以求教于馬克思哲學的老師———黑格爾哲學，充分吸收黑格爾的哲學資源。因為，辯證法對各種統一關系的把握，表現為思維的一種抽象統一能力，實際上是德國觀念論的傳統。這一傳統曾被黑格爾稱為是“真正德國氣派的”。他還把将思維的這種抽象統攝能力闡發到相當高度的雅各·波墨看作是“第一個德國哲學家”，稱：盡管“他的表達方式是粗糙的”，但較前人而言具有更加“深邃的心靈”。黑格爾贊賞波墨道：“最深刻的理念才能把最絕對的對立面統一起來……這是一種極其粗野的内心努力，要把形态上彼此極不相幹的東西捆綁在一起。他以堅強的精神把對立的雙方面結合起來，并在這種精神中打破全部對立的意義，即雙方所具有的現實性形态。”

作者簡介：趙士發，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社會曆史哲學、毛澤東哲學。趙歡，beat365体育官网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江漢論壇》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