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與現代衆多“文明”論者的論述角度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人類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論述，充滿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精神。一方面肯定“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對于人脫離自然、野蠻、狹隘狀态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批判了資本主義文明在推動人類進步過程中所犯下的種種罪惡。馬、恩在批判性地考察資本主義文明的過程中，實際上還揭示了文明具有“代差”與“種差”的特征。因此，我們需要活化馬、恩的文明觀，在凹凸不平的真實文明地貌裡展開文明交流互鑒的活動。

【關健詞】資本主義 文明 内在張力

一、“文明”的概念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内在張力

漢語中的“文明”概念，以及與文明概念相應的文明觀念，出現得比較早。以《周易》一書為例，“文明”概念大約在公元前500年或600年就出現了。而華夏觀念以及華夷之辨的觀念中所體現出的對于華夏“文明”的自許與追求，則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甚或更早。但與現代西歐資産階級的興起相适應的現代文明觀，在中國則出現得較晚。就西方學術界的觀點來看，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産生以來，“文明”作為一種現象被人文社會科學界關注，并且以“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來讨論文明的諸現象，始于18世紀中後期。而将“文明”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件比較晚近的事情，大體起源于19世紀中後期。

現代西歐資産階級成熟時期的文明觀，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在社會工具方面，是以現代的機器制造為核心。而現代資本主義的商業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不是為了簡單的生活資料交換而展開的。由現代資産階級推動并發展起來的工商業，使得人類的财富像魔術般地從地下噴湧出來，但由此帶來的巨大環境破壞，人類的物質生活奢華、驚人的浪費，也使得所謂的“現代文明”表現出某種不可持續的系列征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态，從其誕生起，就包含着兩面性：一方面，它要摧毀歐洲舊的生産—生活方式，對于基督教的意識形态與歐洲的封建制貴族進行革命；另一方面，他對下層勞工階層又采取無情剝削與壓榨，甚至以非常殘酷的手段從事新的販奴運動。因此，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對現代西歐資産階級文明外衣掩蓋下的赤裸衳的不文明、反文明現象，有着深刻的揭露與批判，如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說道：“隻要整個文明世界的壓力還沒有迫使英國放棄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的做法，那麼這第二次鴉片戰争就會産生同樣的後果。”此處所說的“文明世界”，其實就是當時資本主義世界自我标榜為文明世界，把中國等其他非工業化國家稱為野蠻世界或半野蠻半文明的世界。但他們做出的反人類的事情本身——強制印度種植鴉片，又向中國強行推銷鴉片的行為與做法，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文明”的。在該文中，馬克思對被稱為野蠻人或半野蠻人的大清時代的中國政府與所謂的文明人組成的英國政府，做了比較性的叙述：“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此段文獻中的“文明人”顯然是一種具有嘲諷意味的語言。在《波斯和中國》一文中，馬克思斥責英帝國的侵略者道：“這些把熾熱的炮彈射向毫無防禦的城市、殺人又強奸婦女的文明販子們，盡可以把中國人的這種抵抗方法叫作卑劣的、野蠻的、兇殘的方法”。而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對“資産階級文明”這種特定社會形态的“文明”，也采用具有反諷意味的語調加以評述：“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産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産階級文明和資産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顯然，上文中的“文明過度”“資産階級文明”等短語中的“文明”一詞，都帶有一定的反諷意味。它實際上暗含着對資産階級文明外衣下掩蓋着的非人性的、不合理的财富占有與支配方式的野蠻内容進行批判的意味。

基于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框架，馬克思、恩格斯對現代資産階級“文明”持一種辯證的曆史唯物主義态度。一方面，他們承認現代資産階級文明對于人的解放意義，另一方面，他們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現代資産階級文明殘酷、虛僞的一面。就“文明”概念的内在張力而言，馬克思、恩格斯二人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明的“代差”概念，但在他們一系列有關“文明”問題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文明“代差”的觀念原型，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說：“資産階級，由于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類似的表述還有：“在波斯，歐洲式的軍事組織被移植到亞洲的野蠻制度上；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則用自己的手段與歐洲人進行鬥争。另外，馬克思在分析英國對印度征服的結果時，就有區别地分析了當時英國征服印度與曆史上其他民族軍事征服印度的不同，說道：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鞑靼人和莫卧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摧毀了印度的文明。

上述三則文獻中，馬、恩将文明與野蠻、半野蠻對舉，并認為文明有較高與較低的現象，因此揭示并承認文明發展過程中有“代差”的現象。但是，馬、恩等經典作家并沒有采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即沒有将處于高勢位的現代資産階級文明的文明性絕對化，而是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客觀進程與人類的道德情感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從人全面解放的理論高度來思考、評價人類文明進程中“惡”的辯證、積極意義。如馬克思在讨論古老的亞洲農業文明被現代英美的工商業文明所征服時，就表現出辯證的曆史主義态度。從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一方面，英國的軍事與現代工商業的入侵，破壞了傳統印度“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摧毀它們的經濟基礎”，“在亞洲造成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最大的、老實說也是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從人的感情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内，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着一個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于衷；至于他們自己，隻要哪個侵略者肯于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服的獵獲物。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有損尊嚴的、停滞不前的、單調敬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産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

從上述較長的一段引文可以看到，馬克思一方面譴責披着現代資産階級文明外衣的英國對于印度的殖民、侵略與破壞，對印度人民所遭遇的痛苦表示深切的道德同情，但另一方面，對于傳統印度村社制度下印度人民的麻木、在身體與精神均被奴役下的生存方式，也給予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而這種同情與批判的雙重态度，恰恰體現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對待“文明”問題時所持的曆史辯證法态度。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文明史的進步、人類的自我解放，并不是采取一種直接的“進步”形式，而是與一種極其殘酷的破壞形式一同展開的。從人類的道德同情心來看，傳統印度社會村社形式的瓦解，使人難過；但這種看起來無害的傳統村社方式，将人限制在非常狹隘的生存環境之中，而且也讓人缺乏對于普遍的人類的認知，是需要被更加先進的生産和生産關系所取代，進而将人從狹隘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來。因此，人類文明的演化過程，就是這樣交織着道德的感傷與人類理智對于人追求解放的普遍要求之間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到，追求文明的進步，或者文明化的過程，就與人的解放的根本要求相一緻。文明形态更疊的曆史合理性，就必須與人的解放、人類精神的豐富性的根本要求保持内在的邏輯一緻。否則，面對人類文明的曆史發展進程，若因為否定簡單的單線進步的觀念，而連帶地否定人類文明發展的事實與相關的真理性認識，那麼，我們對人類社會“文明”現象的評價将會進退失據。

二、馬、恩對文明進程中“代差”“種差”現象的揭示及其理論意義

“多元文明”的說法，可以是平面化的一維的表達，即不同形态的文明或不同文明形态。如果略加思考并略作區分，“多元文明”的說法裡，包含着基本的兩元，即從曆史發展的階段來看而形成的“代差”文明，與大體處在同一個曆史發展階段的“種差”文明。所謂“種差”文明，舉例言之，人類社會在遊牧時代的不同類型文明，在西歐封建制社會與中國秦漢以後大一統帝國時代的農業文明，大體上可以視之為“種差”的文明，或曰文明的種差。而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差異，就是“代差”的文明。當遊牧民族在以強力打敗農耕文明的民族或古典的國家時，往往被處于先進農業文明的民族或古典的國家在文化上所同化，如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被漢化，甚至後來的蒙古、滿清兩個王朝，最後都被先進的中原農業文明所同化，從民族的角度說，即被漢民族的文明所同化。對于“代差”文明之間這種戰勝與被戰勝之間的辯證關系，孟德斯鸠較早地注意到了這種現象，他從中國風俗、道德、法律的内在混一狀态的認識出發，試圖揭示傳統中國為什麼被異族征服後，其風俗、道德、法律長期不變的内在原因。他說：“中國并不因為被征服而喪失它的法律。在那裡，習慣、風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個東西。人們不能夠一下子把這些東西都給改變了。改變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變，就是被征服者改變。不過在中國，改變的一向是征服者。因為征服者的風俗并不是他們的習慣，他們的習慣并不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法律并不是他們的宗教；所以他們逐漸地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們所同化容易一些。

後來，馬克思、恩格斯比孟德斯鸠說得更明白，如馬克思在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解讀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征服現象時說道，這一次的征服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這樣新的征服者，“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卧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條件。不列颠人用刀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将通過電報而鞏固起來，永存下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接着馬克思與他本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的觀點說道：“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不得不适應由于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作為一個從文明發展質量角度來思考的“代差”概念，不僅适應于文明發展階段大跨度的文明現象，似乎也适應于同一種文明形态内部的不同階段。以我們現代人較為熟知的現代工商業文明為例，第一階段是以煤為動力，第二階段是以電為動力，現在正追求可循環的新能源為動力。而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等角度，也可以從現代工商業文明的不同“代差”關系的角度加以認識（隻是往往不用這個概念，而是工業化版本1.0、2.0、3.0等說法來區别階段差）。因此，作為文明分析框架的“代差”概念與觀念，有助于我們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感，而且在解釋文明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中，有利于說明文明的發展曆程，避免單純的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等平面化的解釋，從而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對于人的解放的真理性要求不至于淹沒在具體的民族、國家的興亡現象之中。更進一步，作為文明分析框架的“代差”概念，可以從技術（工具）、社會制度（民主與專制）以及綜合性經濟與社會關系（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等不同角度加以考量。相對于新石器而言，人類開始制造木質工具的文明形态，顯然高于新石器文明階段，而鐵器時代的文明也較青銅時代的文明要更為發達一些。即使面對人類文明中最為複雜的“宗教”現象而言，“代差”的概念亦有其用武之地，如相對于原始宗教而言，各種人為創設的宗教則處于高階的文明階段。而在人為創設的不同宗教類型之中，經過現代工商業社會精神洗禮過的基督新教，則從整體上處于高階的現代宗教階段。而沒有完成世俗化的伊斯蘭宗教，則會面臨更多的現代社會生産—生活方式的挑戰。處于發展高階的文明形态，是否其文明的内容都是進步的？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文明”現象也适應于用辯證的眼光來加以審視。上文所引現代歐美文明對于東方社會以及拉丁美洲的殖民過程，就可以部分地說明問題。從社會發展的趨勢看，從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看，現代工商業文明在全世界的推廣，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文明化運動。但在文明化的過程中，資産階級的卑劣物欲與貪婪，以及人性的貪婪與陰暗面的影響，在文明化的過程中犯下了諸多滔天的罪行。對于現代資産階級所自我标榜的“文明”，以及自稱是文明人、文明社會等自我美化行為，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揭露和批判。從馬克思對“文明”一詞的反諷用法中可知，現代資産階級文明中有很多野蠻、僞善的内容。當現代資産階級用槍炮攻擊别的農業文明古國，殺戮那裡的人民，強奸那裡的婦女的時候，現代資産階級為了他們的錢袋子而表現出來的野蠻，與古代社會殺人的野蠻，沒有什麼區别，而且表現得更為無恥。他們打着文明征服野蠻的旗号征服殖民地國家，搶劫、掠奪殖民地人民與國家的各種形式的财富。現代資産階級利用市場經濟的形式，把人類社會自遠古以來發展起來的、豐富的文明内容，變成了簡單而赤衳衳的金錢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現代文明的内涵變得簡單而乏味。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尖銳地批判了現代資産階級的無恥與冷酷：資産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衳衳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别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自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不僅如此，馬克思還進一步批評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罪惡：“資産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職業的神聖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從上述馬克思批評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諸多罪惡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倡并重視人類多元文明成果的價值與意義，後者要求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明對于人類的正面價值與意義，肯定人類文明的自身成果，以保持人類文化的多元、豐富的内容與色彩。這既是有鑒于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單一性與野蠻的内容，又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明觀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力求将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消化、吸收到社會主義的文明成果之中，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對共産主義文明自身提出的曆史性要求。當資産階級文明相對于落後的封建社會生産—生活方式時，其進步意義是明顯的。但資産階級披着文明的外衣粗暴、赤裸裸地掠奪、搶劫、壓迫世界各地人民、本國人民時，資産階級文明的野蠻與僞善的一面就充分暴露出來了。而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的問題上，秉持一種狹隘的“認同政治”與狹隘的“認同文化”的觀念，實際上是要将本來豐富、多元的人類文明單一化、基督教化與美國化。這與美國的母文明——歐洲文明的多樣性相比較起來，也是一種嚴重的背離。另一個更為嚴重的現實問題就是，由現代資産階級所發展出來的現代工業文明的果實，如何能夠讓全體人民共享，仍然是一個沒有過時的現實問題。恩格斯當年對于英國資産階級的批判，對于今天發達的美國而言仍然适用。恩格斯說：英國資産階級将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衆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于生産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産力是否歸人民所有。但是，有一點他們是一定能夠做到的，這就是為這兩者創造物質前提。難道資産階級做過更多的事情嗎？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蒙受苦難與屈辱就實現過什麼進步嗎？就現實的情況看，當前美國擁有全世界最發達的醫療系統，但其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截至本文的統計時間為止，是全球最高的。美國執政集團根本沒有把這些數據當一回事，并且不斷地在世界範圍内制造各種沖突，以便為競選制造有利的輿情，同時以掩蓋面對疫情的無心與無能。而美國社會至今還有五千多萬人口沒有保險，奧巴馬政府用八年時間推進美國社會的全民社保工作，幾乎毫無進展，特朗普政府一上台，首先廢除的就是此項惠及全美國人的社保項目。美國人在自己的社會中都無法共享現代文明的巨大成果，更不用說與全人類共享文明的成果了。特朗普集團在國際社會公開宣揚美國資産階級的自私自利原則——美國利益優先。可見，我們提出的“共享”的文明觀念，根本不可能被自私自利的美國統治集團所理解，更不用說讓他們接受了。恩格斯還說道：“在大不列颠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産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颠資産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仿照恩格斯當年批評英國對于印度殖民的效果，我們也可以說，當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被工業的無産階級取代以前，世界各國人民就很難收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社會進步的真正成果。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别是美國對于全球環境的态度就可以顯出資本主義文明自私自利的本質。他們通過資本與技術的手段破壞了本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環境，但卻不願意為人類環境這一人類最根本、最重要的公共資源的保護買單。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非常尖銳而又深刻地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随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别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隻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意思是說，沒有相應的社會革命，科學技術的成果與工業生産也不可能造福于廣大人民。他們進一步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的現代資産階級及其組成的所謂“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産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我們通過當前美國政府對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肆意阻撓與打壓，就可以看出融合了金融帝國、高科技帝國和軍事帝國于一身的美國，在世界範圍内是如何破壞着具有真正意味的自由貿易，是如何在阻撓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生活的全球化的經濟與技術潮流的。他們中的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看到了“地球村”時代的現實，卻無法也不可能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處于高階發展地位的文明，從整體上說會替代低階的文明階段，但并不是在一些具體的曆史階段，總是會處于勝利的地位。這一點也需要與文明史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以亨廷頓為代表的美國社會保守主義勢力及其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在文明理論與哲學思維上有兩大明顯的漏洞：一是混淆了文明的“種差”與“代差”的關系，從哲學思維的角度看，還混淆了差異與矛盾兩個概念的不同；二是抹殺了不同文明中的“階級”存在因素。他誇大宗教差異在文明分類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并将宗教的差異看作新的世界沖突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是在有意或無意地掩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高科技、發達的金融資本來控制、必要時血洗其他發展中國家和一些欠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真實罪惡。美國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的國家内部的确表現出了某些文明的面孔，有比較完善的法治、比較良好的社會公共福利，整個社會有比較豐富的公共産品的供應。但這一切都是在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與地區剝削的基礎上實現的。對此，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副嘴臉：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産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産階級文明的極端僞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資産階級是财産的捍衛者，但難道曾經有哪個革命黨發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在今天，國際金融資本都在伺機進入中國，洗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國防範美國金融大鳄以自由開放之名義進入中國，進而掏空中國的實體經濟，是有道理的；任正非與華為企業不接受美國投資公司的資金，也是有道理的。而當前美國政府兩黨團結一緻，并聯合國際資本的力量絞殺華為公司，正是以資本家為主體的美國文明本性的體現。盡管今天中國已經不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但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掠奪本性仍然是一貫的，并沒有改變。他們制造各種借口批評、誣蔑中國，其目的就是掠奪中國的财富。馬克思當年對于資本主義“壟斷”性質的論斷，在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過時：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作為獨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這種集中對于世界市場的破壞性影響，不過是在廣大範圍内顯示目前正在每個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内在規律罷了。資産階級曆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産力，把物質生産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産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隻有在偉大的社會變革支配了資産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的現代生産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應當承認，不同形态文明之間是有矛盾的——無論是“代差”形式的差異，還是同一發展階段文明的種類形式上的“種差”——但并不一定就因此導緻相互沖突。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裡，分析了英國的工業織布産品為何在中國沒有銷路的問題，其原因在于中國社會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生産與生活方式，無法滿足英國工業化生産出來的棉布推銷，沒有這種需要。再加上對傳統服式的偏愛，使“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上都要遇到”障礙，而中國農民所需要的具有厚度與強度的粗斜紋布，英國的工業産商不能生産，也不願意生産。因為這種布的用料要高過他們布匹用棉重量的三倍，而售價又不高。因此，現代商業文明與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生産—生活方式是矛盾的。而現代工業資本家與商人，就用強力來迫使中國人改變生産與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文明的進步是伴随着現代工業與商業資本家的惡劣發财的欲望，并借助軍事武力來開道的。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在不需要英國商品的同時，卻可以接受俄國的商品，“一種适合中國需要的、經由恰克圖或西藏運去的俄國布匹，就千真萬确地一直運銷到沿海。”這就表明，隻要資産階級不是去追求更高的利潤，滿足他們貪婪的追求百分之一百、二百，甚至三百利潤的金錢欲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沖差異文明之間的矛盾的。但現代資産階級追求自己絕對利益與利益最大化的生産與消費的目标，以及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自私自利的本性，就從根本上限制了他們從差異中尋求和諧的動機。曆史的合理性在于：中國的農民需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作為人，他們需要被解放，需要發展其他方面的能力。他們應該有空閑的時間，他們的家人也應該如此。但是，在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實現人的解放這個問題上，現代資産階級披着現代文明的外衣，采取了最野蠻的殺人越貨的方式，同時還無恥地在被殺的人民頭上安一個“野蠻人”的罪名。重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一定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所闡述的曆史前進的基本規律與曆史前進的辯證法這個根本原則，否則，我們就會迷失曆史研究與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方向。

三、馬、恩文明觀在當代中國文明學領域裡的活化

無論是“代差”關系的文明，還是“種差”關系的文明，在現實的經驗世界中，不同形态的文明之間都應當相互尊重，互相學習，和平共處，漸進發展。這是“文明”概念，以及“文明”現象的内在本質要求，也是馬、恩的文明在當代中國文明學領域裡的活化。相對于“野蠻”而言的“文明”，其内在的本質要求是：以尊重人，适應于人的發展要求的方式來讓人類擺脫野蠻的狀态。因此，處于“代差”高階的文明，理應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對待處于低階文明中的人，而不是采用近代資産階級殖民的方式，大肆搶劫、血洗處于低階的農業文明，乃至處于狩獵階段的少數部落。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有關不同文明相處之道的論述，就特别具有時代的意義。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的重要演講中，比較集中地體現了這一文明的視角。他說道：“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陽光有七種顔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創造和發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從茹毛飲血到田園農耕，從工業革命到信息社會，構成了波瀾壯闊的文明圖譜，書寫了激蕩人心的文明華章。”他又說：“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2016年1月21日，在開羅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的重要演講中，習近平說道：“文明具有多樣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一樣，一同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生命本源。中東是人類古老文明的交彙之地，有着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樣性。中國将繼續毫不動搖支持中東、阿拉伯國家維護民族文化傳統，反對一切針對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視和偏見。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各成體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視中道平和、忠恕寬容、自我約束等價值觀念。我們應該開展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一起挖掘民族文化傳統中積極處世之道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多元文明的和諧共處、相互學習、交流、互鑒，是人類多元文明的相處之道。尊重差異，從他者的文明學習好的東西，以豐富自己文明的内涵，是所有文明應當保持的一種謙遜而又積極的态度。農業文明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倡節約，既重視适當開源，又十分重視節流。現代工商業社會提供了豐裕的物質與精神産品，但也帶來巨大的資源浪費，造成了巨大的環境負擔，已經表現出種種不可持續發展的特征。就此而言，現代的工商業文明應當向古老的農業文明學習與自然打交道的智慧。不同的宗教文明、文化之間，也是如此。當代中國政府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設想。這一設想，為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提供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性目标。圍繞此一理想性的人類共存的目标，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多元文明并存的現實狀态，中華文明與他們的相處之道至少要做到以下五點：其一，緊扣“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詞，針對不同的語言環境、對象，可以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或其他區域性的命運共同體，以克服當前美國政府提倡的狹隘的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關系論的弊端，努力獲得世界大多數國家與地區人民的認同，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倡不同類型“共同體”之内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交流、互鑒，促進共同體在精神層面的形成。可在“文明對話、交流與互鑒”的新文明高度下展開經濟、科技與教育、文化等具體層次的交流，最後展開差異的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文明的交流。

其二，以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态危機為切入口，大力提倡生态文明，踐行生态文明，并通過生态文明的窗口，盡可能團結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力量，以共同建設生态文明為契機，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以生态文明的高級文明形式為切入點，展開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層面、科學技術層面的合作與往來。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搞經濟合作與開發的同時，一定要把“生态文明”的觀念納入其中，堅決拒絕先破壞後保護的陳舊經濟發展模式。

其三，面對當前世界不同層次、不同類别、不同性質的文明差異的現實，即面對具有“代差”與“種差”的文明客觀現象，提倡多元、平等的文明觀，主張并踐行包容、開放的文明觀。這一點恰恰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所秉持的共産主義文明理想要以全人類文明為自己發展前提的廣博胸懷，實際上可以克服現代資産階級文明的狹隘性。而在面對此一領域或方面的問題時，應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貴和”的思想資源，豐富而立體地塑造我們愛好和平、珍視和平、重視和諧的國家形象，以新型的文明國家形象赢取越來越多的國家與民族的認同和支持。同時，加大對不同民族國家、地區文明傳統中重視和平、和諧的文化與思想資源的挖掘，通過“求同”的方式，暫時擱置差異與争議，尤其要消除文明“代差”中所表現出的“文明歧視”觀念，細緻地處理文明“種差”中的一神論宗教與無神論、泛神論、無神論宗教（如佛教）等宗教文明之間深刻而隐秘的差異，努力區分并積極地去尋找處于“代差”與“種差”狀态之下不同文明之間的最大公約數。習近平總書記在阿拉伯世界、希臘的講話中，将中阿、中希等“代差”文明中相近的思想觀念放在一起來講，就是尋找不同文明之間最大公約數的具體表現。因此，在學術讨論與對外宣傳的過程中，中華學人與媒體人，都需要認真、細緻地處理兩種類型差異下的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切入點與公約數。其四，團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将中國的文明觀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民族文化複興，生态文明建設結合起來，逐步形成強大的社會效應與社會影響力，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為目标，以文明對話、交流與互鑒，促進這一地區的宗教對話，以宗教對話、交流互鑒，深化該地區的文明對話、交流互鑒，進而逐步化解該地區的國家、民族與宗教之間的長期沖突，逐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其五，加強對“文明”問題的學術研究，分别從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科學技術文明、物質文明等不同層次文明的角度出發，有層次、有步驟地展開文明交流互鑒的活動。一般來說，物質文明層面的交流與互鑒比較容易展開，可以先行啟動；精神文明層面的文學、藝術等學術的交流相對而言也比較容易展開，可以在學校、教育機構、文藝團體之間先行推進交流活動。但要在精神層面展開交流，形成認同，則比較困難，尤其是宗教觀念方面的認同，難上加難。需要經過長期的物質與學術交流，在民族國家之間建立一定的政治互信之後，才可以展開更深層次的交流。科學技術文明，利用現代的知識産權與專利制度，也可以較為合理的展開，最難以展開的是制度文明層面的交流互鑒。這一層次的文明交流互鑒可以放在最後階段，在兩個大的文明體之間建立了足夠的政治互信之後，再來展開制度層面的文明交流互鑒活動。因此，在如何開展文明交流與互鑒的問題上，由易到難，分層次、分領域的展開，将是一條可行的現實主義道路。

四、結語

文明因交流而豐富，因互鑒而相互提升。文明的交流與互鑒活動，可以促進人類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全面增進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并為政治互信提供最廣泛、最堅實的民意基礎，進而為不同層面、形式上的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精神基礎。在當前蓬勃興起的文明學研究的新思潮過程中，重溫并努力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明學的學術話語體系，是當前中國學術界一項重要而且十分緊迫的學術任務。本文在此隻是初步探索，不足之處，還請學界同道予以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吳根友，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明清哲學、先秦道家、中國政治哲學、比較哲學。

文章來源：《人文雜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