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平等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以貝淡甯和白彤東為代表的賢能政治學者反對政治平等，提倡政治不平等。他們的論證依靠的是對政治共同體的目的論的特定解讀，同時他們的論證可以重構為工具主義和非工具主義兩種版本。本文通過對這兩個版本的重構，指出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論證面臨政治權利作為基本福祉反駁和滑坡論證反駁，而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義論證面臨專家-老闆謬誤反駁和非目的論反駁。

【關鍵詞】政治不平等；賢能政治；政治平等；工具主義；目的論

 

作者簡介：李勇，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体育官网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西方倫理學、比較倫理學、比較政治哲學、當代政治哲學。

文章來源：《現代哲學》2022年第1期

2020年，大陸儒家賢能政治的代表人物貝淡甯（Daniel Bell）和白彤東，分别出版了兩本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著作Just Hierarchy和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引起國際學界的關注。這兩本書辯護了一種政治不平等的觀念。本文第一部分解釋二人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論述，第二部分呈現當代政治哲學關于政治平等的核心論證，第三部分重構貝淡甯和白彤東二人的政治不平等的論證，第四部分讨論對政治不平等論證的兩種類型的反駁。

 

一、儒家賢能政治

貝淡甯、汪沛和白彤東在新近的著作中，對政治不平等觀念提出新的讨論和辯護。貝淡甯和白彤東之前也是政治不平等的辯護者。在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The China Model等書中，貝淡甯一直辯護說東亞的文化傳統在人權、民主等主題上，有不同于西方傳統的觀點。比如，在人權上，貝淡甯認為，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應該和社會與政治權力一并得到重視；在民主問題上，貝淡甯認為，東亞模式尤其是新加坡的賢能政治的模式對于自由主義民主構成極大挑戰。白彤東也一直支持一種民主制與精英制的混合政體，而且認為這種混合政體是得到儒家哲學支持的。白彤東明确表示，儒家的理想政治制度對于政府作用的理解，支持的是一種德治或家長制與民主制的混合制度。

貝淡甯和白彤東在各自的新著中推進了自己觀點和論證。接下來，筆者将分别介紹二人最新的論證。貝淡甯主要從中國當代的政治實踐出發，來辯護他所理解的政治平等觀念。

第一，政治體制的建構應該是非烏托邦式的、可實現的。在貝淡甯看來，等級（Hierarchy）是人類關系的一個普遍特征，希望這種特征消失是不現實的。“這并不是說我們不能有平等的友誼，但是任何社會關系也應該為等級留下空間，這裡的任務是區分好的與壞的等級形式，以及去提升更多好的形式的等級的社會關系。”在他看來，政治賢能主義允許等級，而在現代人口規模很大的社會中，這種有等級的政治架構才是現實的。

第二，政治機會是不平等的，可以通過察舉等方式實現。貝淡甯指出，在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大規模政治共同體中，絕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在政治上支配他人的。而古代雅典式的民主在當代大規模的國家隻可能是動蕩和混亂的源泉。同時，他認為政治機會也應該是不平等的。效率是政治不平等的一個重要的辯護理由，政治共同體越大，集中式的、等級制式的政治統治是越有效率的。中國曆史上的察舉（recommendation by examinations）制度是可以實現合理的政治不平等的。而這種制度的一個辯護就是政治體制的服務概念，如果政治體制可以很好地服務于民衆，那麼這種政治體制就是好的。在貝淡甯看來，察舉制度可以通過挑選出優秀的公職人員，最大程度地實現為民衆的服務。

第三，在親密關系、公民之間、國家之間、人和動物之間、人和機器之間存在等級關系，這些等級關系之間并沒有邏輯和概念上的一緻性。換言之，并不是因為親密關系中存在等級關系，因此公民之間就存在等級關系。在貝淡甯看來，關系的本性和社會情境決定了哪些等級關系是合理的。他并不認為不平等關系具有普适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得到普遍踐行的政治不平等，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國家。

與貝淡甯相比，白彤東對不平等持類似的觀點，但提出了不同的論證。白彤東主要關注的是政治不平等，而不是各種不平等關系。同時，他論證的主要資源是先秦的儒家傳統，而貝淡甯論證的主要依據是當代的中國實踐。

第一，儒家的政治模式是普世的。如前所述，貝淡甯認為，政治不平等的模式（包括儒家的政治模式）不是普世的，這種模式可能适用于中國文化，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國家。白彤東則持相反的觀點，他對儒家政治模式的普适性的論證主要建立在他的觀點上，即周秦之變是比歐洲更早的現代性變革。“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級制度的消逝與對能直接管治地域日漸廣闊、人口日漸衆多的新政體之需要的出現。”作為一種對現代性變革的政治哲學思考，在白彤東看來，儒家的答案（一種儒家混合政體）和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思考一樣具有普适性。

第二，政治價值的辯護是後果主義式的。一個政治價值是否應該得到支持，就看這個價值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在這一點上，他和貝淡甯的論證思路是相似的。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政治後果是對民衆的服務，而政治合法性也在于民衆是否滿意這種服務。

第三，反對政治平等，包括公民之間的政治平等以及國家之間的政治平等。在白彤東所推崇的儒家混合政體中，政治決策過程中的參與權利取決于個體的智力（intellectual）、道德（moral）、政治能力（political competence）。因為隻有賢能的人才能夠提供令民衆滿意的服務，才能夠享有政治決策的權利。類似的，白彤東接受儒家的夷夏之别，區分了文明的國家和非文明的國家，而這兩種類型的國家之間是不平等的。

第四，這種反對政治平等的體制應該是儒家的。不過，白彤東采用的是薄的意義上的賢者概念，即隻是具有仁愛和同情的人，而不需要具有完全的儒家道德清單上的品德。類似的，他所提倡的儒家式的文明國家，也是薄的意義上的文明國家，即具有仁愛意義上的國家。

第五，白彤東所理解的政治不平等，支持權利和法治的觀念。不過，他反對自由主義所理解的權利的本質。他認為權利不是建立在個人自主性基礎上的，他更多把權利理解成個人福祉的一部分，是幫助人的道德成長、是以善為目的的。在這種意義上，權利被理解成工具性的，服務于道德生活。

 

二、政治平等的論證

接下來，本文将把貝淡甯和白彤東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論證，放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語境中來讨論。政治平等是現代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當代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價值預設，是讨論民主、自由、權利等基本概念的基礎。通常我們讨論平等的理念時，會涉及到政治平等、分配平等、社會平等概念。我們非常熟悉的是分配平等，關于國家該如何分配社會資源。資源、福祉、機會或者其他變量，是學者們建議如何在公民之間進行分配的主要考量。而社會平等很多時候涉及到種族、宗教、民族、性别等不應該作為差異對待的理由。比如，女性應該受到公平對待，很多時候是在社會平等的語境中讨論的。

當代政治哲學存在兩種論證政治平等的路徑：非工具主義和工具主義的。非工具主義的論證路徑是論述政治平等本身作為一種内在價值，值得我們追求。換句話說，政治不平等本身是不值得意願的，不應該作為一種政治價值來追求。工具主義的論證路徑是通過論證政治平等可以提升其他的價值來辯護政治平等。政治平等可以提升民衆對于國家的認同，激發民衆積極參加社會公共事務，增進民衆對于政治合法性的認識，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非工具主義的論證路徑是通過政治平等的内在價值來辯護我們應該接受政治平等。當代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認為當代社會有如下基本預設：其一，“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價值，沒有一個人在本質上優越于其他人，每個人的利益必須給予平等的考量”，他把這稱作為内在平等（intrinsic equality）的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其二，“在成年人中間，沒有人比其他人肯定具有更好的資格進行管理”，他把這稱作為關于内在平等的審慎判斷（prudential judgment）。達爾用三個理由來支持這個審慎判斷：第一，權力導緻腐敗，絕對的權力導緻絕對的腐敗，權力的持有者可能把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承諾轉變成維護自己的特權；第二，不受公民制約的政府，非常容易轉變成專制政體；第三，基于曆史上的真實狀況，大量群體沒有被給予平等的公民身份。很難想象在今天，如果這些群體（諸如女性或者少數族裔）被再次剝奪平等公民身份的情況下，那些享受政治權力的特權階層會充分考慮這些沒有平等公民身份的群體的利益。

達爾關于内在平等的道德判斷是對政治平等的非工具主義論證。我們每個人所具有的利益是平等的，而政治平等是對這些平等利益考量最好的保障。達爾關于内在平等的審慎判斷，更多是在為此進行辯護。換句話說，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根本無法實現平等的利益考量。如果再次剝奪女性的政治權利，我們很難想象男性們會給予女性的利益以平等的考量，進而可以更充分地保障女性的利益。

當代很多政治哲學家分享達爾關于政治平等的直覺，不過他們提出了不同的非工具主義論證。比如，托馬斯·克裡斯提那（Thomas Christiano）提出，一個社會的正義要求個體公民的利益得到平等地對待，沒有誰的利益應該得到優先地考量；同時，有一些個體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公共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的分配，極大影響着大多數公民的切身利益。此外，這些相互依存的利益要得到合理的滿足，隻有通過一種具有約束力的集體進程來實現。正是因為資源的有限性，為了保證每個公民的利益得到平等地對待，每個公民必須要有平等的資源來影響這種集體決定的進程。這本質上就決定了每個公民要具有政治平等，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對待。

達爾關于政治平等的論證，更多是從個體内在平等的道德判斷出發，來辯護政治平等是内在平等的表現。而克裡斯提那的論證并不依賴于内在平等的觀念，更多依靠的是利益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達爾的論證是道德平等論證，克裡斯提那則更多是非道德的利益平等論證.

對于政治平等的傳統的工具主義論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給出了比較有影響力的論證，從三個方面辯護政治平等：第一，在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下，政策的決定者需要把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納入考量範圍。這個理由背後的預設是，在沒有政治平等的社會中，即使賢能的貴族或者君主也可能出于其他考慮，沒有給予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以平等考量。換句話說，更多公民的利益在政治平等的社會中得到了保證。第二，在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下，每個公民都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利，都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利益訴求。在一個公民意見得到切實表達和尊重的社區中，關于社區的公共政策才會最有助于提升該社區的穩定和發展。換句話說，政治平等的社區更容易達成正确的政治決定，而政治不平等的社區更不容易達成正确的政治決定。第三，在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下，因為每個公民的利益訴求是平等的，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訴求，公民對于政治共同體充滿了認同感，不會覺得自己在社會中是無足輕重的。這種政治認同感，對于公民的道德品質和政治素養的提升具有工具性的價值。一個缺乏政治認同的公民，如果覺得自己在一個共同體中處于二等公民的位置，必将缺少歸屬感。如果該共同體中相當一部分公民處于政治不平等的地位，他們就會覺得該共同體是不公正的。而這種對于不公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的合法性的質疑，将會最終影響社會的長治久安。例如，當代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中，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群體認為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社會各個方面都面臨歧視，這導緻他們對于社會的仇恨，不斷影響社會的長治久安。

與密爾從後果來正面直接辯護政治平等相比，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認為用非後果主義辯護政治平等面臨嚴重問題，進而為後果主義的政治平等觀進行辯護。他指出，如果一個共同體集體認為每個成員都應該得到平等的關注，那麼該共同體就不能把個體所帶來的政治影響（impact）作為一種資源，像對待土地或者其他資源一樣進行分配。事實上，要獲得這樣無差别的政治影響，意味着對個體是否願意在政治事務中花費資源進行強制，而這是對個人自由的幹涉。德沃金還認為，我們應該采取一種以後果主義思考民主的模式，凡是能夠推進實質性平等目标的民主形式都是可以接受的。廣義的、多元的政治平等，而不是一種特定的非工具主義的平等觀念，才應該是政治平等應該采取的形式。他把這種思考民主和政治平等的模式稱為依賴模式（dependent），與非工具主義的分離模式（detached）進行區分。

 

三、貝淡甯和白彤東的政治不平等論證

通過以上關于政治平等的非工具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兩個論證，我們可以類似地構建出關于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兩個論證。在非工具主義論證中，我們可以論述，政治不平等本身作為一種内在價值，值得我們追求。在工具主義論證中，我們可以論述，政治不平等可以提升其他的價值，或者政治平等不能提升這些重要的其他的價值，因此我們應該堅持政治不平等。

以下通過對貝淡甯和白彤東兩人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論證，呈現這兩種不同論證的具體形式。貝淡甯指出，自由主義民主所支持的政治平等原則下指導的選舉具有如下四個問題。

第一，大多數人的暴政。非理性的和自利的大多數通過民主的程序，使用自己的權力壓迫少數派，踐行錯誤的政策。這在現代社會的實踐中充滿了例證。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的上台以及英國民衆的脫歐選擇，在大部分學者看來是錯誤的，但在政治平等原則的支持下，完成了合法的民主程序。實際上，當下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化進程中面臨這樣挑戰的國家非常多，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土耳其等。

第二，少數人的暴政。那些巨富寡頭使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對政治進程施加影響力。他們要麼阻礙對于公共利益有好處的變化，要麼隻是去推動對自己有益的政策的實行。以美國為例，福克斯新聞網的老闆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創建福克斯的時候，就明确了以自己的财富帝國左右美國的政治走向的目标。事實上，福克斯新聞網已成為美國右翼政治勢力的喉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國共和黨的公共政策。

第三，選民的暴政。如果在有選舉權的民衆和沒有選舉權的民衆之間出現利益沖突，有選舉權的民衆肯定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忽視沒有選舉權的民衆的利益。在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因為氣候變暖産生的更多是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如果由當下的選民來決定相關的政策，他們對于未來人口利益的考量肯定是不夠的。

第四，相互競争的個體的暴政。在相互競争的選舉體制中，社會的沖突将加劇，而那些更傾向于和諧解決社會沖突的個體将被置于不利位置。政治平等社會的标志性特征是不同利益和意識形态群體的沖突。政治進程的常态是沖突中的相互打擊和較量，勢力的此消彼長。那些更願意和諧解決社會沖突的個體将無意于進入到這種政治進程中。

類似的，白彤東也指出政治平等所支撐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的四個問題。第一，一人一票制背後的民主體現的是對大衆能力的相信，更多的是對精英的懷疑。在當代美國社會，有非常濃厚的反智主義傾向，尤其是對政府的懷疑就是這種觀念的結果。第二，一人一票制度很難把沒有投票者的利益納入考量，包括那些未來的人群和居住在國境内的外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大部分有投票權的選民會無視沒有投票權的選民的利益。第三，在一個國家内部，那些強勢群體通常會碾壓那些弱勢群體。第四，選民不一定是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提升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選民非常可能會選出不利于提升他們利益的政客或者通過不好的公共政策。白彤東還指出，除了羅爾斯所指出的民主社會的五個事實以外，還存在着第六個事實：首先，人類自私的傾向在現代民主的一人一票體制中變得更嚴重；其次，現代社會存在大量政治冷漠的個體；再次，現代社會中大多數公民對于政治議題缺少充足的知識。這些事實使得政治平等的制度安排無法實現其工具性目的。

根據之前對政治平等的工具性論證結構，我們可以對貝淡甯和白彤東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論證提供工具主義論證的解讀：（1）政治共同體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價值，即國富民強、基本福祉等；（2）政治平等不能實現這些特定的價值；或者說，與政治不平等相比，政治平等不能更好地實現這些特定的價值；因此，（3）為了實現政治共同體的目的，我們應該選擇或者更傾向于政治不平等。

貝淡甯所指出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四個問題，以及白彤東所指出的關于民主社會的第六個事實，都在支持上面的第二個前提，即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平等不能實現現代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即國富民強、提升民衆的基本福祉，甚至不能實現自由主義民主的實質性政治平等的理想。

不過，根據之前對政治平等的非工具性論證結構，我們也可以對貝淡甯和白彤東關于政治不平等的論證提供一種非工具主義論證的解讀：（4）掌握政治權利的人和其他從業者（如醫生）一樣，需要資格和準入；（5）賢能者具有這樣的從業資格，應得更多的政治權利；（6）政治平等違背了這種應得；因此，（7）我們應該支持政治不平等。

貝淡甯和白彤東分享類似的政治資格和政治應得的概念。貝淡甯關于政治機會不平等以及儒家社會中的察舉制度的論述，表明了對他而言，很多人沒有掌握政治權利的資格。而白彤東更是直接認為，隻有智力、道德和政治能力兼佳的賢者才有資格掌握政治權利。雖然可能有很多人分享貝淡甯和白彤東關于政治不平等的直覺，同時以上關于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論證和非工具主義論證在論證形式上是有效的，但是這兩個論證是不是成功的，需要回應對其前提的若幹挑戰。

 

四、政治不平等論證的挑戰

學界對于賢能政治有較為激烈的批評，主要是直接否認政治不平等作為一種政治觀念具有任何内在的價值。對于貝淡甯和白彤東辯護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論證，可能存在如下反駁，這些反駁更多聚焦于論證前提的合理性，而不是從一開始就直接否認政治不平等。

關于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論證，涉及到上文所述的（1）和（2）兩個核心前提。關于前提（1），沒有人會否認政治共同體有一些目的。即使那些反對分配平等的政治哲學家（如自由至上主義者），也不會否認政治共同體有一些最小化的功能，如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這裡有争議的是“基本福祉”的概念。很明顯，在貝淡甯和白彤東這裡，基本福祉不包括公民的政治權利（或者選舉權）。但是，對很多人來說，現代社會區别于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具有普遍的選舉權。例如，在美國社會，20世紀中期，黑人和女性的選舉權的獲得，被認為是社會的一大進步。

這裡對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的論證的第一個反駁是：政治權利為什麼不應該被納入到基本福祉？很明顯，白彤東反對把一人一票的選舉權納入到基本福祉，而且否認一人一票的選舉權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他坦誠他的整個工作是将儒家與自由主義民主的自由部分（即權利部分）相結合，而修正自由主義民主的民主部分（即一人一票部分）。實際上，白彤東這裡接受的是一種對權利的工具主義觀念。權利是合理的、可接受的，是因為權利有一些工具性價值。當某些政治權利不能實現其工具性目的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限制和剝奪這些權利。比如，當一人一票的選舉權不能夠選出德才兼備的候選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也應該剝奪民衆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權。事實上，貝淡甯和白彤東是分享這一思路的。他們所反對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重要論證，就是一人一票的諸多問題。也就是說，雖然選舉權非常重要，但是在大規模的現代社會，一人一票一旦不能很好地實現其工具性目的，我們是可以剝奪民衆的這一選舉權的。

這種工具主義權利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滑坡論證。如果其他權利帶來一些問題，是否也意味着我們應該剝奪民衆的這些權利？例如，吸煙對人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那麼按照這種工具主義權利觀，我們可以也應該剝奪民衆的吸煙的權利。那些對權利持非工具主義觀念的學者，反對用後果主義的方式來讨論權利是否應該值得意願，或者反對後果是權利是否應該值得意願的唯一相關考量。

對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義論證的第二個反駁關注的是前提（2）。很多人會論證，自由主義民主的問題可能并不是民主理念的問題，也不是民主體制問題，而更多是民主的文化沒有建立。杜威（John Dewey）曾明确提出，對一個民主共同體的繁榮來說，是否存在具有民主文化的公衆是民主制度能夠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金勝文（Sungmoon Kim）和陳素芬（Sor-Hoon Tan）對此也有很多論述。換句話說，政治平等本身并沒有問題，問題是實現政治平等的必要工具中包括民主的文化。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如何提升民主的文化，而不是放棄政治平等這一價值。這種放棄可能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表現。

以上是對政治不平等工具主義論證的兩個反駁。而更困難的是對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義論證的反駁，這可以關注上文所述的（4）（5）兩個前提。

對于前提（4）的反駁比較符合直覺。很多人可能認為，掌握政治權利并不需要資格和準入。大部分國家的規定是成年公民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這種權利是公民天然具有的，不需要任何資格和準入。相反，對這些政治權利的剝奪是需要辯護的。比如在中國，觸犯刑法的某些人會被剝奪政治權利，而普通成年人不會因為自己的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别等而不被給予選舉權或者被選舉權。

實際上，前提（5）似乎更符合我們的直覺。賢能者似乎确實具有掌握政治權利的從業資格，那些德才兼備、掌握政治知識和實踐操作技能的人确實更适合進行政治實踐。不過，這些賢能者是否就應得更多的政治權利？

以下借用艾斯特納德（David Estlund）的專家-老闆謬誤來澄清前提（5）的問題。艾斯特納德指出，通常情況下，醫生對于我身體健康狀況的認知肯定比我自己要準确，醫生對于如何保持我身體健康也有更多的知識，如要多吃蔬菜水果等。問題是，醫生是否有權利強制我吃蔬菜和水果？我們生病了去醫院看病，醫生給我們開了藥，我們大多數人會尊重醫囑，吃藥病好。我們通常并不認為醫生可以按着我的頭，強制給我服藥。即使多吃蔬菜和水果對我健康有利，我們通常也不認為醫生有權利強迫我吃更多的蔬菜和水果。醫生作為專家，并不是我的老闆。我的老闆可以給我分配工作，可以要求我幹很多事情。但是，醫生沒有權利給我分配工作，要求我幹很多事情。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專家，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老闆，就有發号施令的權威。在一個政治共同體裡，那些有知識、有品德和有才能的人，可能像醫生一樣，對人類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但是，類似于醫生，這些專家不是我的老闆，我也不會把如何進行道德生活的政治的選擇讓渡給這些專家，讓他們來支配我的生活。隻有我的同意，才能使得這些專家成為我的老闆；這些專家自身的才能不是他們成為我的老闆的充分條件。換句話說，即使賢能者具有和政治相關的從業資格，也不能自然推導出他們應得更多的政治權利。

對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義論證的另外一個反駁，聚焦于政治共同體的性質。貝淡甯和白彤東對政治不平等的支持，背後有很強的目的論色彩。對他們來說，政治共同體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國富民強、提升民衆福祉。但是，對于很多反對政治不平等的人來說，政治共同體不是目的論的，或者不是“國富民強、提升民衆的福祉”意義上的目的論。個體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平等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所認為的美好生活，才是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正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括的自由、平等、和諧、友善等價值，這些價值預設了對個體的自主選擇的尊重。而承認個體的自主選擇是平等的，是對這種自主選擇的尊重的重要表現。

即使以上對目的論的反駁不足以駁倒政治不平等的論證，但至少揭示了政治不平等的論證的目的論預設。對于那些不選擇政治共同體目的論理解的學者來說，政治不平等的論證是不具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