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元江：從《申報》（1924－1941）看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的盛與衰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2-06-01
【摘要】昆劇傳習所“傳”字輩，從1924年年初首次在上海徐宅以堂會形式亮相演出，同年5月正式登上上海笑舞台試演，很快就引起了票友曲界的關注，到1927年底“新樂府”時期呈現演員陣容齊整、名角衆多的演出盛況，再到1931年5月底組班“仙霓社”後困難重重，逐步走向衰敗，最終于1941年末在滬上東方第二書場最後一次聚集奏演名劇三天後而星散，前後18年間屢聚屢散，整個過程由盛而衰，漫長又曲折。《申報》當年并不完整的報道和所刊載的分析文章，勾畫出了昆劇傳習所“傳”字輩最初18年的演藝行動軌迹，留下了諸多直到今天仍值得反思的問題。
【關健詞】《申報》；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盛與衰
作者簡介：鄒元江，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戲劇美學，中國美學。
文章來源：《藝術百家》202２年第１期
一、初出茅廬，赢得口碑
在1922年1月4日的《申報》上，有一則署名“淡”的《蘇州伶工學校演劇》報道并不引人注意：“南中曲幫，近有昆曲保存社之組織，探頤索隐，則元音不緻日緊晦減。精究于五音四呼之間，則出字收聲鹹歸正則。夫能如是則在稍通翰墨者，雖素未度曲，而一聆聲音，即能曆曆分明，辨别曲文，何緻拂情而左顧哉？社中諸君子已在蘇州倡辦伶工學校，召集貧苦子弟，延名師課授。開拍半年，成績已自斐然可觀，異日學成。既不沾染舊伶工之惡習，又可維系古藝術于不墜。惟經費拮據，設施頗費周章。社中熱心者，固拟于舊曆元宵，在本埠夏靈配克戲園演劇三天，藉補校款之不足。扮演者，多昆蘇滬名曲家，淹雅博洽，蜚聲社會之巨子。為藝術而現色相，亦吾曲幫之好消息也。”關于“昆曲保存社”是如何創辦的，社中諸君子又是如何倡辦昆劇傳習所的，穆藕初（1876－1943）在傳習所如何推行新式辦學方針，使學生“既不沾染舊伶工之惡習，又可維系古藝術于不墜”的，朱建明在《穆藕初與昆曲》一書中所述甚祥。傳習所召集的大多都是貧苦子弟，在傳習所工淨行的邵傳镛（1908－1995）就是從上海貧兒院去傳習所學習的，他說：“上海貧兒院一共去六個人。後來學成的隻有龔傳華和我兩個人；龔傳華唱老旦。……當時我很窮，飯都沒得吃，到了傳習所吃兩葷兩素，哪有不喜歡的道理！我很喜歡戲，學得用功。我們在‘新世界’下午、晚上要演出八個鐘頭。晚上還要學戲……我們兩點睡覺到早上七點鐘起床，睡得很少……”
1922年的元宵節是2月11日，從昆曲保存社連演三天後的隔日，即2月15日開始，《申報》連續四天發表靈鳷《觀昆劇保存社會串感言》，細細點評了每一出戲中演員的表演，特别對1921年8月最初商議創辦昆劇傳習所的張紫東（1881－1951）、徐鏡清（1891－1939）（另一參與商議的是貝晉眉）和出資人穆藕初等人的表演贊賞有加：“《獅吼》為《環翠堂樂府》之一。《跪池》一折，尤為全記妙處。振飛之陳季常，鏡清之柳氏，紫東之蘇東坡，皆絲絲入扣，不愧鼎足。……三君演此折時，出字則無不輕也，舉步則無不工也，門筍無不靈也。……最可欽佩者，獨有藕初穆君。君習曲止有二年有餘，至演串則此番破題兒也，而能不匆忙，不矜持，語清字圓，舉動純熟，雖老于此道如祥生、紫東輩亦不難颉颃上下，信乎天授，非人力也矣。且［集賢賓］、［莺啼序］諸牌，皆耐唱耐做之曲，魏良輔曲律中亦以為難。如藕初搜剔靈奧，得有此境。乃知天下事，思精則神明，意專則技熟，獨戲曲雲乎哉！”
然而，昆曲保存社的演出，昆劇傳習所的學員并沒有參加。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1924年年初。1924年1月1日的《申報》上刊有一則《昆劇傳習所将于明日表演》的簡短報道：“穆藕初、徐淩雲、張石如、謝繩祖等所辦之昆劇傳習所，将于十三年元月二日，即舊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午後兩點鐘，假台灣路徐宅，由學生表演成績雲。”這是昆劇傳習所創辦兩年零四個多月後所培養的學生第一次以堂會的形式在上海亮相。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次的上海獻藝卻并沒有在之後的《申報》上有所反映。
同年4月11日的《申報》增刊上有一則《昆劇傳習所員将來滬表演》的報道：“昆劇傳習所，設于蘇州五畝園，招收清貧子弟，課以昆曲，并授以初高中小學必修科目。成立以來，已逾三載，所習各劇，盡态極妍，精彩發越，尤于音律考究精當。屢經試演，不特曲界前輩，同聲贊許，即未谙昆曲者亦津津樂道，謂為創劇界之模範，藝術之曙光，均不誣也。暮春月下浣，全所生徒，将來滬表演成績，所售券資，藉充該所經費。滬上紳商如徐淩雲、穆藕初諸君，正在籌備一切，入座券由各紳商悉數認領。其表演日期及地點，不日可确定雲。”這則報道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昆劇傳習所不同于舊式科班，而是按照現代教育理念進行教學，即除了“課以昆曲”外，“并授以初高中小學必修科目”，這是轉變過去舊藝人身份的重要一環；二是此次赴滬彙報演出是“屢經試演”，并得到了曲家和普通觀衆的普遍激賞，是三年學習成果的集中展示；三是此次演出的目的仍是募集辦學經費，募集的方式是入座券由海上“各紳商悉數認領”，透露出傳習所辦學經費拮據的困境。
事實上《申報》雖然在4月11日就預告昆劇傳習所要進行滬上彙報演出，但直到一個多月後的5月15日才正式披露此演出于4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笑舞台舉行。“昆曲傳習所設在蘇州，開辦數載，成績頗佳。嗣因該所為籌集經費事，由各發起人向旅滬江浙兩省昆曲家磋商籌款辦法。現定于夏曆本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假廣西路笑舞台串演昆劇三天，所得劇資，全數充作該校經費。聞入場券分為三等：甲種二元，乙種一元，丙種一元，并聞昆曲家徐淩雲、殷震賢等，允于會串昆劇時，每日加演各串四出雲。”這則報道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票價很高。這從浙江昆曲家葉瘦鴻等也在同期到上海演出，“門票隻售五角及三角” 即可見出；二是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的第一次滬上公開售票演出是與昆曲名家同台串演的，這也是票價很高的緣由之一。當然，票價高也與這次演出具有籌集辦學經費的性質相關，以便于昆曲票友及各界人士解囊襄助。
昆劇傳習所“傳”字輩在滬上表演的第一日是5月23日。演《浣紗記》《越壽》《打團》《拜施》《分紗》《進美》《采蓮》《千金記》《追信》《拜将》《十面》諸折，俞振飛（1902－1993）、項馨吾（1898－1982）等曲友串演《琴挑》《問病》《議劍》《照鏡》等折子戲。晚場傳習所“傳”字輩表演《邯鄲夢》四折、《連環計》三折和《爛柯山》一折，殿後的是曲友袁安圃（1904－1963）、項馨吾等的《遊園驚夢》等經典折子戲。 日的《申報》增刊報道說：“今明兩晚戲券已售訂一空不售門票矣……傳習所諸生，僅經三年之練習，而有此成績，已堪嘉尚。”雖然這篇近1200字的報道提及傳習所“傳”字輩演劇的也就這麼幾句，大多講的是曲友的客串襯托演出如何“佳構”及介紹贈送的劇場報的内容，但傳習所“傳”字輩第一次演出就能将後兩天的戲券“售訂一空”，顯然訂購票者并不僅僅是沖着這些老曲友的表演去的。25日的《申報》增刊以《今日昆劇傳習所補演日戲》為題的報道，強有力地說明了這些傳習所的“傳”字輩給觀衆帶來的驚喜：
連日昆劇傳習所表演成績，曲友加串名劇，嘉賓滿座，蜚聲揚溢，後至者一無容膝之地，或抱向隅而歸。昨日主其事者，以四方人士，或有已經購券而未克入座，與聞風戾止，票額已滿，至失迎迓者，議決商請笑舞台主再假一天，添演星期日日戲一天，已得台主允可，曲友擔任串演。茲錄傳習所表演劇目如後：《定情賜盆》（《長生殿》），《别弟報喜》（《兒孫福》），《嫁妹》（雜劇），《養子》（《白兔記》），《八陽》（《千忠戮》），其後接以曲家張某良、淩芝舫、徐子權三君合演之《搜山打車》（《千忠戮》），徐韶九、項馨吾二君之《藏舟》（《漁家樂》），徐子權、潘蔭棠二君之《磨斧》（雜劇），張紫東、俞振飛、袁寄滄三君之《小宴》（《連環記》）。傳習所學生又殿以《請郎》、《花燭》、《卸甲》、《封王》四劇，凡持昨晚與今晚戲券，今日到場顧曲者，皆作有效雲。
這與第一天的表演相比完全是一個大的反轉。即由名票曲友殿後，為傳習所的“傳”字輩後生保駕護航，一變而為傳習所“傳”字輩殿後，名票曲友隻是在中間“串演”陪襯而已！這明明白白地說明傳習所的“傳”字輩在上海的大舞台上已站穩了腳跟。其标志就是傳習所的孩子們的表演口碑之好，讓那些買了票的觀衆都“未克入座”，隻能商請台主補演日戲一天，這是其一；其二就是這群孩子們與名票曲友的表演順序也作了調整，傳習所的“傳”字輩成了笑舞台關注的焦點。
二、英才冒尖，風必摧之
昆劇傳習所的“傳”字輩從1924年登上上海笑舞台試演始，很快就引起了票友曲界的關注。從最初的三天演出後《申報》上就出現“朱生傳茗正演《癡夢》，念白老道，表情合度，可造之材也”的評價，到1925年之後《申報》上不斷出現朱傳茗（1909－1974）、張傳芳（1911－1983）、顧傳玠（1910－1965）、周傳瑛（1912－1988）等人的名字，說明“傳”字輩中已出現了被票友觀衆所熟悉、關注、喜愛的“角兒”。人言曾在《記昆劇傳習所學生》一文中說：“徐園昆劇傳習所學生三十有六人，最長者二十一歲，幼者僅十三齡，以生旦淨醜别之，小生六，老生、外、末九，淨及白淨三，醜、副六，旦十，老旦二。其題名之傳字排行，小生用玉旁，老生、外、末、淨等用金旁，醜、副用水旁，旦及老旦用草頭。此三十六人中，藝已斐然可觀者，十數人，餘亦多可造材也。”這其中特别引人矚目的是顧傳玠（“玠”者美玉也），他似乎成了“傳”字輩唱響上海大舞台十幾年中的核心人物。
而從《申報》來看，顧傳玠最初被報道評價是在1925年12月11日。“昆劇傳習所由曲界特煩，定于本星期五（十一日）排演著名拿手好戲整本《連環記》。内中戲目，有《起布》、《議劍獻劍》、《問探》、《三戰》、《小宴》、《大宴》、《梳妝》、《擲戟》，由朱傳茗、張傳芳雙飾貂蟬，顧傳玠、周傳瑛雙飾呂布。該劇文武俱全，情節緊湊，益以該所演員，念唱清晰，表情細膩，屆時必能得觀衆譽也。”這雖然還不是對顧傳玠個人的評價，但顯然他已經作為昆劇傳習所“傳”字輩中最出色的幾個學員之一受到關注。
将顧傳玠直接冠以“傑出”人才之名，并且排在“傳”字輩之首的是1926年3月5日刊登在《申報》上的古誠所撰的《聆曲偶記》一文。文曰：“戲劇傳習所設立數載，成績頗佳，去載來滬獻藝，博得榮譽不少。近又開演于徐園，餘往聆者屢屢，鹹甚滿意。而其中人材之傑出者，以餘所見，當推顧生傳玠，張生傳芳，朱生傳茗。顧生習生，能戲頗多，每演一劇，對于所飾者之身份處地，頗能曲曲表出。其聰慧伶俐，殊不可及。張生傳芳習貼旦，身材較小，然尚能應付，且對于地位亦甚明了，堪稱難能。朱生傳茗習正旦，扮相頗佳，做工亦好，惟咬字尚欠準确，每有含糊之弊，須糾正之。此三人所配各戲，尤稱精湛。前觀其《遊園驚夢》一折，顧生之夢梅，朱生之麗娘，張生之春香，鹹能不即不離。張、朱二生于《遊園》一場，身段合式，毫不脫節。繼而顧、朱二生之《驚夢》，描寫雙方情愛，一赧一羞，及歌‘轉過那芍藥欄’一節得體異常，不覺擊節稱賞。至今思之，猶有餘音繞耳。因是筆記之，頗願其勉力上進，昆劇一道，有後傳矣。”由此可見，顧、朱、張實際上成了“傳”字輩舞台上的鐵三角，而顧、朱也俨然成為“傳”字輩裡的當家生旦。
在上文僅僅刊發半個多月後，《申報》的另一篇報道已将顧傳玠和朱傳茗冠以“著名”二字：“昆劇傳習所著名小生顧傳玠，因病辍演已久，茲已痊愈。十五日将在徐園表演新戲《販馬記》，著名正旦朱傳茗等，亦充要角雲。又聞該所應各界之請，于本月十六日起，每逢星期一、二、三、四、五，假座笑舞台演日戲，俾觀衆得就近參觀，其星期六、日兩天，則仍在徐園開演雲。”顯然，從新聞媒體的角度，顧、朱已奠定了上海大舞台挑梁新秀的地位，雖然此時他們的身份仍還是傳習所的學生。這篇報道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業内人士已由關注新秀的戲目轉而開始關注其人。顧傳玠“因病辍演已久，茲已痊愈”，這個信息的披露看似随意，其實恰恰說明業内人士對顧傳玠的戲已經有了一份期待，因而連同他的飲食起居、身體狀況等也開始關注起來。這就是在現代傳媒急遽發展的時代戲曲界新秀誕生所必然伴随的輿情現象。
一個戲班有了可以叫得響的生旦台柱子，票房利好就是必然的了。在上篇報道預告傳習所“傳”字輩将一周五天在笑舞台演日戲後不久，《申報》果然傳來好消息：“昆劇演習所，自假座笑舞台于日間演唱後，賣座甚佳。刻聞将于陰曆下月十一、十二、十三，由滬上昆劇名家舉行大會串三天，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以飨嗜曲家雲。”可惜嗣後《申報》沒有報道這次大會串的盛況。隻是到了9月22日，《申報》增刊上刊載的何如的《聽昆曲記》這一篇長文中才略帶提及這次大會串是在酷熱的六七月間在“新世界”日夜開演的。而票友在秋涼後進入傳習所“傳”字輩演出的“新世界”劇場時，隻見“台上懸了上海名人的聯語，都是用了嵌字格，贊賞朱傳茗的；稱許顧傳玠，亦有一兩聯。……昆曲傳習所一般人，比較上說，傳茗、傳玠，可算得全才。又處在昆曲存亡繼續的當兒，一般愛好的人，對于所演昆劇中就有不滿意的地方，亦都将就下去，不肯認真責備。”這番話是頗為中肯體貼的。
但自從何如的文章刊登之後，《申報》有一年多的時間幾難尋覓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的信息，直到1927年12月9日的《申報》增刊刊出《笑舞台新樂府不日開演昆劇》短文，久違了的“傳”字輩信息才浮出水面，挑頭的仍是顧傳玠：“昆劇一道，既具高雅詞句，又有通俗寓意。去歲昆劇傳習所開演于新世界，每日觀衆滿坑滿谷，繼複在徐園舉行，雖地址偏西，上座仍盛，後以他種關系，停演迄今。各界緻函滬上著名曲社赓春集者，日有數起，足見社會人士雅愛此道之深。近有昆劇家張某良、俞振飛、吳我尊、沈吉誠諸君，組織維昆公司，即以笑舞台原址加記新樂府，斥資兩萬元，将院内建設布置，完全改革，金碧輝煌，富麗精雅。所有昆劇傳習所全體角色如顧傳玠、朱傳茗、張傳芳、周傳瑛、華傳蘋、施傳鎮等四十餘人，每日登台，一應服飾行頭，添置費銀四千餘元。将來計劃除收集整本劇絡（當為“陸”——引者注）續開演外，每星期并懇滬上名劇家輪流會串其拿手傑作，不日開幕，定有一番盛況也。”
的确有一番盛況。笑舞台在熱心昆劇人士的慷慨解囊下，轉眼成為新樂府昆戲院（下簡稱為“新樂府”）。《申報》1927年12月14日的報道的确令人振奮，一掃曲友票友對昆劇傳習所“傳”字輩無端停演了一年有餘的各種猜測和疑慮的蔭翳：“新樂府昆戲院，昨晚開幕，未及七時上座已滿，為笑舞台從來未有之盛況，亦自開演昆劇以來所未有之成績也。各票房及個人所贈禮物計數百計，陳列全院實遍。演員精神，始終不懈，全場稱歎。今日星期三，故有日戲，顧傳玠、朱傳茗、張傳芳之《長生殿》，系璧合珠聯之拿手戲，夜戲則有汪傳钤、周傳瑛之《對刀步戰》，華傳萍之《誘叔别兄》，顧傳玠、朱傳茗、張傳芳之《牡丹亭》全部雲。”“新樂府”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号召力，是因為除了社會各界的襄助和擡愛外，“新樂府”演藝人員的構成也是經過精心遴選的。無畏庵主說：“今新樂府之藝員，系由昆劇傳習所開辦七年以後所挑選，中間曾經多次嚴密的考查，犧牲不少的金錢心血，方聚集今日之四十餘人，洵為不易。”顧傳玠的日戲是與朱傳茗、張傳芳這個鐵三角開台演唱珠聯璧合的拿手戲，夜戲又是他與朱傳茗、張傳芳這個鐵三角壓大軸，由此觀之，顧傳玠俨然成為這個精心組合的“新樂府”的“台柱”：“顧傳玠出場時，台上陳花籃數事，銀制花瓶數具，泥金聯一副。”由此可見他的氣場之足！
顧傳玠能成為傳習所培養出來的首屈一指的傑出人才，除了因為他有極好的天分以外，也與他真下過苦功夫是不可分的。他曾對人說，他“在傳習所的時候，單是練習搖頭這一項工夫，就曾下過六、七個月的苦功，才能搖得合乎所謂‘美觀’的标準”。但人紅是非多，顧傳玠之所以在他事業的巅峰時期突然離開了“新樂府”，其實就是因為他在“傳”字輩中太出類拔萃了，“新樂府”的老闆給他開出的報酬是其他人的三倍多，這自然讓人眼紅，也将他孤立了起來。倪傳钺是顧傳玠的小學同學，他是因顧傳玠先加入了傳習所，覺得有個伴，才加入的。他說“傳”字輩“一九二五年到上海演出時一個人的酬勞才幾塊錢，一九二七年之後按角色有不同的待遇，一個人平均有三十幾塊錢，當時顧傳玠領最多，他一個月可有一百多塊錢”。正因為如此，鄭傳鑒曾回憶說，“新樂府”在大世界演出期間，“為了報酬問題……終于矛盾激化，民國十八年（1929）農曆九月二十九日，在‘大世界’後台，‘傳’字輩師兄弟與‘新樂府’老闆鬧得不可開交，最後攤牌”，從而導緻“新樂府”散班。邵傳镛曾提及的“傳”字輩組織的“新樂府”解散的原因也可加以佐證，他說：“演員因為拿的錢太少，不高興了，三十幾塊錢不夠用。解散後顧傳玠就離開了，‘新樂府’結束他就結婚了。”顧傳玠離開“新樂府”，顯然是“傳”字輩戲台的棟梁被拆了，失去了一位最具号召力的小生。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年被推為“傳”字輩師兄弟代表與“新樂府”老闆嚴惠宇、陶希泉談判的倪傳钺，在談及此事時大有追悔莫及之愧意。他說：“他們（指顧傳玠、朱傳茗）藝術上是好嘛！又不是捧不上的劉阿鬥。”又說：“從現在看來，捧出一兩個最受觀衆歡迎的角兒，不僅對這個戲班，也是對這個古老劇種的發展大有好處的。隻怪當年自己太年輕、太幼稚，處處沖在前面……”當年正是“傳”字輩對老闆“捧角”耿耿于懷，才導緻顧傳玠在“新樂府”處于孤家寡人的窘境，已經很難再在戲班中立足，無奈之下，隻能在他人生最高光、最耀目之時選擇離班。但離班後又能去哪裡呢？顧傳玠對夫人張元和追憶此事時說，當時自己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接受梅蘭芳的邀請，去梅劇團主演小生；一是接受嚴惠宇的資助，求學深造。最後，他選擇了後者。
顧傳玠為何放棄與梅蘭芳合作，甯願走上與他的心性相違的求學之路？學界一般認為是因為他出身自書香門第，“選擇求學深造之路，也在情理之中”。但顧傳玠當年選擇去處的緣由恐怕并不這麼簡單。吳性栽（1904－1979）曾說，有一年梅蘭芳“在上海義演《販馬記》，一時找不到小生，就請昆曲傳習所出身的顧傳玠配演（那時昆曲傳習所的人都風流雲散了，顧也放棄了舞台生活，進東吳大學讀法律了），合作得很愉快。戲演過後，大家一起吃飯，梅順便征求顧傳玠的意見。顧年青，不懂得世故，他建議寫狀後，桂枝和趙寵先後下場時，增加兩句念白和小身段，大家知道《販馬記》是梅的名作，已不知演過幾百次，他的征詢别人意見，認為無非是一種世故客套，都暗笑太天真了。豈知在這次後，梅再演《販馬記》時，果真照顧傳玠所提的意見演出了，這種不恥下問、從善如流的精神，并世有幾？” 梅蘭芳何時約請顧傳玠到梅劇團主演小生，已不得而知。但我們從吳性栽所說的這則逸聞中卻能看出顧傳玠的率真品性。他之所以在梅蘭芳面前直言不諱，顯然并非是因為年青“不懂得世故”，而是心氣甚高，也曾是風雲一時的名角兒。所以，他當年沒有應邀加入梅劇團，主要是因為心高氣傲，不願寄人籬下，以免落得個鳳凰落架不如雞的尴尬境地。
三、屢聚屢散，由盛而衰
昆劇傳習所“傳”字輩從1924年初登上海笑舞台亮相，到1927年底“新樂府”時期就呈現演員陣容齊整、名角衆多的演出盛況，但沒想到的是很快就在1931年5月底組班“仙霓社”後困難重重，逐步走向衰敗，實在令人唏噓不已。1939年6月3日《申報》所刊忍庵的《記半年來昆曲》一文，提及南方僅存的昆班仙霓社又将辍演，分析其屢屢失敗的原因，一共談了六點：一是曲詞。昆劇曲詞及介白，均為文言，所以難以普及。二是廣告。現代娛樂業都以廣告推銷，而昆劇班社經濟拮據，無力宣傳。三是陣容。傳習所時期及“新樂府”時期演員陣容齊整，名角衆多，“後因顧傳玠之改業，施傳鎮之病亡，倪傳钺之服官，以及姚傳芗、馬傳菁、袁傳蕃等人離社而去，實力稍減。然尚有朱傳茗、張傳芳、周傳瑛、趙傳珺、鄭傳鑒、沈傳锟、汪傳钤、王傳淞、姚傳湄等諸人。迨仙樂上演時，姚傳湄遠涉西南，華傳浩脫離而去，醜角無人，老生老外又全仗鄭傳鑒一人，難于分配。而班底又日逐離去數人，留社者時常誤場不到，排昆戲出，隻得以他角承充，因此減色不少，聽衆亦覺掃興”。四是劇目。原本戲路極廣，但因角色不齊，隻能反複搬弄幾折老戲，一般人終覺多看乏味，觀衆自然看戲的足迹日疏。五是場子。“八一三”戰後，上海成為孤島，劇團欲覓一演出的場子極為困難，隻能在别人演出的間隙插演，上座遜色就是必然的。六是時間。演出的時間受插演的限制，都是晚上觀衆吃飯的時間，自然裹足不前。以上六點對“仙霓社”失敗原因的分析，顯然是非常專業中肯的，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問題。
1941年5月7日《申報》上又刊登了署名楠所撰的《對仙霓社的期望》一文，此文緣于“仙霓社”的張傳芳、鄭傳鑒（1910－1996）說“仙霓社”到端陽節後就打算收鑼歇夏了，因為他們演出的東方書場場子太熱，夏天上演非但演員汗流浃背，就是觀衆恐怕也是吃不消的。該文稱“這個消息，凡是愛好昆曲或愛護仙霓社的社會人士，都覺得相當的惆怅”，于是該文作者對全國唯一的昆劇團“仙霓社”諸君說了四句“刺耳的話”：第一要自信；第二要自愛；第三要自強；第四要自制。之所以會出現針對“仙霓社”諸君說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潔身自好”之類的“刺耳的話”，其實恰恰是因為昆曲曲友們對中國文化，特别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昆曲藝術的前途非常擔憂，因而“不得不把複興昆劇的最後希望放在仙霓社上”。可問題是，“仙霓社”從一開始組合就困難重重、危機四伏，讓曲友們時常記挂困擾。在這些“刺耳的話”登出後的第七天，又一篇《申報》的文章《冒雨聆昆曲記》一開始就表達了這種憂慮的心情：“仙霓社是南方唯一昆班，猶北方之生慶社也，惟生慶是集合老伶工而成，仙霓純粹是新樂府的學生。仙霓社在小世界、大世界出演時期，人材最盛。及後小生顧傳玠棄業，老生施傳鎮病故，自戰事發生，社員或逃避他鄉，或改行營生。汪傳钤、方傳芸、鄭傳鑒、王傳淞、華傳浩、周傳瑛、張傳芳、趙傳珺等，則跑江湖，落水路班。但仍不能過活，深恐流落他鄉，遂相攜回滬，萬衆一心，和衷共濟，重整仙霓社，在大新公司遊藝場出演。當時上座極盛，後又遷東方書場，不久社員分心，仙霓社複作廣陵散，忽忽數年于茲矣！”
昆劇傳習所“傳”字輩從1924年5月21日初登上海笑舞台，到1941年末在滬上東方第二書場最後一次聚集奏演名劇三天後而星散，前後18年間屢聚屢散，造成此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清末民初昆曲衰頹，來自鼎盛的京劇藝術的擠壓外，其他因素也難以抗拒。一是時局差影響了上座率。沈傳芷（1905－1994）曾回憶當年傳字輩成立“仙霓社”後演出的情形：“在大世界、小世界這些地方演出的時候，看昆曲的人比較多，有時候星期六、日還可以賣到滿座，二三百個觀衆。看昆曲的觀衆水平都比較高，一般人是不看的。”但“後來時局差，觀衆也少了，很多地方都唱不起了。當時我們的行頭在一次轟炸中被炸掉了，我們采用包帳（賬）的方式演出，就是演一場給多少錢，不管賣座，一天是一百元；結果有時賣座還賣不到一天的租金，維持不下去了，隻好解散了”。所謂“時局差”，就是抗戰爆發，日寇的炮火落在了老百姓頭頂上，其實這已經不僅僅是上座率的問題了，而是連起碼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仙霓社”隻能解散，大家隻能回到蘇州躲避災難，可沒想到蘇州也被日本人轟炸了，隻能夠躲到鄉下。邵傳镛曾回憶說：“‘仙霓社’最後的一場是在上海小東門福安公司樓上唱戲。‘八一三’事件突然發生，衣箱來不及拿就散了。那時我負責管錢和管箱子。那時小東門租界統統鐵絲網圍起來，我想去取行頭，但我進不去。我們本說好去取行頭的，但一個晚上炮彈滿天飛，十三個箱子我一個人也拿不走，‘箱頭’把一把鑰匙交給我，就走了，我也無可奈何。我們放行頭的地方在大世界後面的福昌裡，有幾個人住在那裡，馬傳菁、朱傳茗住在那裡。過了三天，‘大世界’被炸開了，就此大家分散了。”沒了衣箱行頭，這個戲顯然是無法唱了。
二是“副淨”的地域方言難以傳播。昆戲花臉除了很少的正淨戲外，更多的是副淨、小花臉、三花臉戲，這些被稱作“風趣戲”的行當戲，主要是逗看戲的觀衆笑一笑，調節演出氣氛。但正是這類戲，尤其是京戲裡所沒有的副淨（昆戲叫“白臉”）這個行當，由于使用方言，就很難傳承，上海人就講不來蘇州話，所以，這個行當的傳承就出現了講南京話的、講丹陽話的，甚至有講徽州話的。因此，這直接影響了昆戲在蘇州地域之外的傳播和上座，自然也使傳習所學習這個行當的演員難以生存下去。其實，這也并非僅僅是“副淨”的地域方言的問題，而是昆劇曲詞、介白均為文言文，難以在絕大多數沒有文化的觀衆中普及傳播的問題。
三是唱戲的收入遠不如教戲的多的示範效應。這是造成“仙霓社”社員“分心”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其中，沈傳芷的示範效應是不容低估的。沈傳芷就是依照他父親沈月泉（1865－1936）的意思，⑨在傳習所結業後便到北京、天津、嘉興、吳江、南京、上海等地以教戲為生，雖也有月收入三十塊的時候，但“一個月拿六十塊，生活過得很惬意”則是常态。抗戰勝利後的幾年，沈傳芷應趙景深之約到上海給銀行界的票友教戲，“一個月的薪水二三百塊，這個時候的生活很好的”。而他應“仙霓社”之約幫忙在上海大世界、小世界唱戲期間，每個月“領四十塊，日場和晚場各一場，一天唱兩場”，雖然那個時候物價低，“一天花個一塊錢便應付得過去”，但畢竟不如教戲既來得輕松，又收入更多。當年沈傳芷學做生意，傳習所成立幾個月後他堅持要進去學戲，父親無奈才讓他入了行。但沈月泉顯然知道兒子學戲太晚，扮相不太好，個子也矮，在舞台上挑不了大梁，所以，他讓兒子在他的桌台邊學戲，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他将來出去以後能以教戲為生。由此，沈傳芷成為傳習所能背最多戲文曲子的學生。他回憶說：“父親對我特别嚴格，單獨教我的時候，常是要我背曲子，也常一早叫我起床學戲。所以我能背的戲很多，我背得出來的戲文，大概有二百多出。”其實，不僅僅是沈傳芷靠教戲生活，抗戰爆發後，傳字輩的“仙霓社”解散，方傳芸（1914－1984）、朱傳茗、鄭傳鑒、華傳浩（1912－1975）、邵傳镛等也隻能效仿沈傳芷，靠給票友、給徐暮雲任校長的中華國劇學校的學生，甚至給越劇演員教戲為生。1942年5月27日的《申報》上刊登的健帆所撰的《仙霓社昆班複活》一文也證實了這一點：“近悉該社藝員留滬者，僅餘十人。……若輩辍演期内，強半恃授曲糊口，其間以傳芳、傳鑒、傳茗應聘之處所較多。”
四是昆劇傳習所的創辦者缺少長遠的規劃。畸人在1938年面對仙霓社的生存窘境時在《申報》上分析道：“該所初辦的時候，穆藕初先生當然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支持者。到現在南方還能保留着這麼一個專演昆劇的小團體，實在不能不歸功于穆先生。但是，以我個人的觀察，當初穆先生在經濟方面所費的力量大概的确很不少了，可是在精神方面似乎用的力量還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長久的計劃當初似乎并不曾用。不然的話，我相信用了那麼多的錢，費了那麼長的時間的籌備，仙霓社到現在是決不會像這樣偏處一隅，毫無發展的。”這是一語中的的。
五是“傳”字輩都成家後的經濟壓力增大。倪傳钺（1908－2010）曾回憶說：“一九二九年、一九三零年的時候班子裡的人都是二十來歲，人才濟濟，大家全心全意為班子付出，加上那時還沒成家，雖待遇不算高，但因沒家庭壓力，日子過得舒服自在，同時新樂府的演出也在那時達到高峰，當時有句話‘看昆腔，到大世界’。這段時間大概是最令人難忘的日子。一九三一年新樂府結束改成仙霓社，困難就多了，加上大夥也成家了，經濟壓力也随着而來，日子就比較艱辛了。”顯然，成家而不能立業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是壓垮“仙霓社”的最後一根稻草。
六是“新樂府”台柱子顧傳玠的離去。1938年11月24日畸人在《申報》上刊文論及昆劇傳習所蛻化為“仙霓社”大有每況愈下之勢的原因時，提及“如顧傳玠、倪傳钺的離社，施傳鎮的去世，也不無相當影響”，這是實事求是的。此文刊發僅二十天後，《申報》上又刊出南丁所撰《昆曲小生顧傳玠》一文，作者在“不聞顧之消息已久”的怅然裡，試圖更清醒冷靜地思考一代名伶對于一個藝術劇種、一個藝術班社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
當新樂府出演笑舞台時，朱、顧并稱，為顧曲者所贊賞。昆曲以小生、五旦為全出主角。朱傳茗與顧傳玠二人，即一五旦一小生也。尤以顧之小生，最出人頭地，能唱善做，扮相清秀，即老于昆曲者，亦許為可造之材，成為新樂府之領袖人物。其中頗彰，所演之戲，無論巾生、官生、雉尾生、黑衣生，均可應付裕如，在昆曲小生中，确是人材。嗓音雖較低而善用，巾生戲《玉簪記》、《西廂記》、《紅梨記》、《牡丹亭》等，足夠應用；官生如《白羅衫》、《鐵冠圖》等，亦不見枯竭，即素稱難唱之《西樓記·拆書》一折，并無聲嘶之弊；黑衣生尤佳，《拾柴》、《潑粥》、《守歲侍酒》等，形容窮途書生，惟妙惟肖，扮相亦清秀；飾官生尤适合其份，四六闆戲，如《販馬記》、《百花點将》等，皆極精彩。故登台之後，由滬至蘇，由蘇返滬，入大世界演唱，生涯大盛，大半為聆顧曲而來，為人傾倒如此。曲家吳瞿安先生，為排《湘真閣》傳奇，即以顧為主角，佐以朱傳茗、倪傳钺、施傳鎮三人，相得益彰，開演之日，座無隙地。未幾，顧忽宣布入東吳求學，不複與人相見紅氈氍上，新樂府遂大受損失，改名仙霓社，終緻一度星散，未始非受顧脫離之影響。而外間頗有傳聞，顧之所以辍演，完全受惡勢力之引誘，有陳太太者，補助學資，其中難免暧昧。結果，蘇州錢家事傳布，方知所謂陳太太者，實鄭夫人也。自此而後，不聞顧之消息已久。今仙霓社東方出演，顧常到後台，願顧從此不再脫離，則昆曲中興，方有希望。而愛護昆曲之曲家，亦當督察顧之行動，俾弗再有鄭夫人之事發現，亦所以愛護顧之名譽也。
所謂“最出人頭地”“新樂府之領袖人物”“為人傾倒”都是頂格的溢美之詞，但從當年顧傳玠的巨大影響來看，這些贊詞也并不為過，僅從《申報》當年對顧傳玠事無巨細的關注，也可印證他是極其出類拔萃的“昆曲中興”不可多得的人才。1939年1月11日的《申報》報道了顧傳玠當晚應光華大學同學的邀請在光華大學青年會所舉行的慈善會上演出《販馬記》的消息，4月13日的《申報》上曼伏所撰《昆劇界珍聞》一文又披露了他要結婚的信息：“名昆伶顧傳玠，本名顧志成，入新樂府昆曲傳習所習藝。因傳習所學生悉以‘傳’字排名，顧扮風流小生，有‘看煞衛玠’之譽，故更名為顧傳玠，與朱傳茗、張傳芳同享盛譽。由新樂府而仙霓社，愛好昆曲者，對顧之演技，印象至為深刻。後忽棄伶而仕，曾一度入蘇州東吳及光華之附中攻讀，旋又入南京金陵大學農科肄業，畢業後一度在鎮江幹過農村工作。戰後始轉道來滬，偶感友人之請，重行（當為“新”——引者注）粉墨登場，亦不過客串性質而已。曾由嚴渭翁及本報‘自由談’編者胡山源君之介，與名昆票張元和（1907－2003——引者注）女士（即前清蘇州撫台張書紳之孫女）于二月三日在中社訂婚。昨日喜訊傳來，知顧、張之好事已近，定本月二十一日，假四馬路大西洋菜社結婚，同慶‘閨房樂’，‘懶畫眉’欣‘傍妝台’，‘龍鳳呈祥’，‘佳期’‘待産’‘玉麒麟’。聞是日由仙霓社社友發起，舉行京昆堂會雲。”我們不難看出，此報道通篇都充溢着對顧傳玠“忽棄伶而仕”的惋惜和對其演技“印象至為深刻”的贊譽。
綜上所述，昆劇傳習所“傳”字輩1924年年初首次在上海徐宅以堂會形式亮相演出，同年5月21日正式登上上海笑舞台試演便很快引起了票友曲界的關注，直到1927年底“新樂府”時期呈現演員陣容齊整、名角衆多的演出盛況，再到1931年5月底組班“仙霓社”後困難重重，逐步走向衰敗，最終于1941年末在滬上東方第二書場最後一次聚集奏演名劇三天後而星散，前後18年間屢聚屢散，經曆了由盛而衰的漫長曲折的過程。《申報》當年并不完整的報道和所刊載的分析文章，勾畫出了昆劇傳習所“傳”字輩最初18年的演藝行動軌迹，留下了諸多直到今天仍值得反思的問題：一是時局差影響了上座率；二是“副淨”的地域方言難以傳播；三是唱戲的收入遠不如教戲的多的示範效應；四是昆劇傳習所的創辦者缺少長遠的規劃；五是“傳”字輩都成家後的經濟壓力增大；六是“新樂府”台柱子顧傳玠的離去。這其中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一代名伶對于一個藝術劇種、一個藝術班社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