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超越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這一新道路不僅體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時也内涵着多重倫理意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生成、建設和制度保障三個方面蘊含着多重倫理價值：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倫理策略是實施“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倫理要求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這條新道路的建設過程中，堅持綠色發展是為了實現和諧共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為了達成合作共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方向是确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這一制度保障了新道路的價值追求，維護了新道路的價值理想。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世界貢獻了獨具倫理價值特色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倫理價值；善治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劉暢，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正是在中國共産黨百年曆史的不懈奮鬥和探索中，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開創才有實現的土壤和價值根基。“兩個創造”精辟地說明了中國的現代化新道路與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體兩面的兩個向度，揭示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文明有着内在邏輯上的一緻性。曆史證明，現代化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西方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是在吸收借鑒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符合自身發展的現代化之路。這種新道路蘊含着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思想，體現着中國共産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偉大實踐，繼承了中華優秀文明成果。“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在價值取向上符合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等多重倫理維度上表現出協調、和諧、共生、互利共赢的價值理念。正是這些倫理特質共同構成了一種極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生成的倫理特質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始終與一系列變革、改革交織在一起。這種革新本身就帶有某種強烈的價值傾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倫理主題，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強，社會的穩定繁榮等，寄托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兩個階段，每一時期的主題也不盡相同。如果說中國第一次現代化浪潮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的獨立自主，那麼第二次現代化浪潮的目标就是實現國家的民主富強。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全世界範圍内的侵略，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自鴉片戰争伊始，中國開始走上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道路，在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社會變革中積累了一定的現代化經驗。這一席卷整個中國的曠日持久的變革運動，從最初的器物層面的變革發展到後來的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目的是為了創建一個現代之中國，但由于缺乏清晰的革命目标、科學的指導思想和廣泛的群衆基礎而走向失敗。中國共産黨一經成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始終以争取廣大無産階級人民的利益為奮鬥目标，并将這一價值目标融入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中。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要适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說明中國的特殊國情始終是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主要參考标準，這條現代化之路不可能是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翻版，也不會是國外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隻有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發展的首位才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題中之義。由是觀之，這種新道路的本質就體現在它始終将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而非少數精英團體的利益作為自身發展的立足點。從價值邏輯的角度看，這條新道路設計的倫理價值取向（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在于将人作為價值的主體而非載體、客體，始終把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作為自身發展的價值原則。這既不同于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也有别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傳統觀念中，西方式現代化道路通常被理解為一種經典的現代化模式。所謂經典就是現代西方多數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它以資本主義制定的市場經濟規則為基礎，依靠資本自發調節建立起一套現代化發展模式。由于受資本邏輯的主導，這種現代化建設在發展中維護的是資本的權利，注重的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這一增殖過程中的對象、條件都隻是供其消耗的客體，遵循的是單一主體性的邏輯。随着西方工業文明的興起，傳統的生産力和生産方式得到飛躍性的變革和發展。正如馬克思指出，“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但這種創造卻是建立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勞動剝削之上的，它以剩餘價值為驅動，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現代商業組織中催生出新的生産關系和交往形式，原有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鄉土文明被逐步解構，講求效率、資本至上的現代都市文明開始興起。在這種充滿金錢交易、陌生化的資本主義大都市中，馬克思揭示出了資本邏輯的原始罪惡，“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資本的積累與擴大再生産，一方面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加劇了貧富分化、剝削、異化勞動等社會現實問題。由此可見，以私有制為基礎、以資本為價值導向的現代化模式雖然帶來了人類世界的物質繁榮和科技進步，卻是以犧牲人的主體性價值以換取物（商品）的價值為代價的。這種西方的現代化突出地體現在科技的現代化上，卻沒能改善社會的倫理、道德狀況，正如埃德加·莫蘭所說，西方世界“成功在物質上，失敗在道德上”。首先，這種單一主體性的邏輯體現在人與物的關系上，就是人的主體性從屬于物的主體性，人僅僅是作為一種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存在。馬爾庫塞通過對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研究，指出在高度技術化、理性化的工業社會下人為物所奴役的悲慘狀态，即成為思想貧瘠的“單向度的人”。其次，在人與人的關系上，這種單一主體性邏輯體現的是一種他律原則，這不僅意味着對他者責任的無視，而且“與責任的原則和意志的德性相對立”，表現為主體對客體的否定、壓迫和剝削。最後，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這種單一的主體性邏輯就是主張人類中心主義，通過對自然資源的極端占有和掠奪式開采來維系資本主義的再生産，結果導緻各種工業污染問題，全球生态環境問題日益嚴重。

相較于西方式現代化道路，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又稱蘇聯模式）曾一度顯示出自身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但蘇聯模式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主體性價值被完全遮蔽了的整體性主義。它片面追求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個體的權利湮滅于國家的權力意志當中，人的主體性地位得不到有效彰顯。這種整體性的發展邏輯體現在政治方面，即奉行一種權力邏輯的統治，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貪腐及個人崇拜問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突出，官僚意志代替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建設遭到嚴重破壞。在經濟方面，蘇聯采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行政邏輯取代市場自身的運作邏輯，把經濟活動完全限制在行政指令之下，片面追求國家的工業發展，不注重工農業協調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顯著改善。在社會文化方面，蘇聯推行高度整體化思想體系，對多元社會文化、思潮的發展進行打壓或限制而不是引導，社會思想逐漸走向封閉、僵化、落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對外關系方面，蘇聯秉持大國沙文主義的外交策略，帶有典型的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特征，對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指手畫腳，發号施令，甚至要求其犧牲自身利益以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

曆史經驗證明，無論是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還是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都存在着自身特有的問題。運用單一的主體性邏輯和絕對的整體性邏輯并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最核心的價值問題，即人的生存狀況問題，無法真正達到馬克思主義設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理想社會。二者不是用資本的主體性原則來操控個體和社會的發展，就是用抽象的整體性原則來成就國家的權力意志。由此可見，隻有實現倫理價值與政治實踐的有機統一，才有可能避免“文明的粗暴”。這就使建設一條超越西方式現代化道路和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新道路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事實證明，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偉大探索已經給出了答案，“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這條新道路的生成展現出的倫理特質大緻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中國式現代化生成的最高倫理目标。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受盡磨難的屈辱史、苦難史，同時又是一部自力更生的奮鬥史、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這種倫理理念不是維護少數剝削階級的統治工具，而是廣大勞動人民集體性意志的彰顯，它是對中華民族獨立自強的倫理期盼。直至近代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這種倫理期盼才逐漸成為現實，現代化新道路的生成才逐漸明朗起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直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條新道路的奮鬥目标都是緊緊圍繞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一時代主題有序展開的。每個階段或許具體任務不同，但就整個新道路生成的價值目标來說卻是統一的，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凝聚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力量，有着堅實的群衆基礎，它不是某一個人的或少數人的夢，而是屬于廣大人民群衆的夢想，它彰顯的是整個民族幾代人的曆史夙願。為了實現這一價值目标，就必須“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團結廣大人民群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最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由此可見，這種新道路生成的價值目标一方面紮根于厚重的曆史文明土壤，承載着一個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和實踐智慧，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廣大人民群衆的美好願景，體現着一個民族獨有的精神氣質。

其次，實施“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中國式現代化生成的協調倫理策略。倫理的最大功用就是均衡，在現代社會，倫理正出現由規範向協調的變化趨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與現代化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策略就決定了現代化生成的價值路徑。“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是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态文明建設五個方面協調發展，有序推進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策略。其中“五位”與“一體”是辯證統一的，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關系。從其内在的價值邏輯來看：經濟建設遵循的是新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做到更高水平、更高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原則和可持續發展。政治建設遵循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念，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體系，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保障人民群衆的各種權益不受侵犯。文化建設遵循的是文化自信的價值理念，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引領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提升文化軟實力，宣傳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建設遵循“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障和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群衆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生态建設遵循“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總之，各個部分的價值理念是耦合互動、融會貫通的，它們共同構成新道路生成的價值策略。

最後，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生成的深刻倫理要求。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西方現代化的根本不同在于價值内涵不一樣，這條新道路的生成體現的是人的價值，發揮的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社會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就在于其本質力量的彰顯，即達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狀态，這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本質特征之一。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最終會被共産主義揚棄，共産主義社會就是對人自身的解放，也就是對人自身價值的實現，它建立的是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種自由發展體現在人的自身素質、能力、興趣愛好各方面能不受阻礙地發展，它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這種自由也蘊含着某種倫理訴求，即康德說的道德自由，一種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律。全面發展指的是個體德、智、體、美、勞全方位的發展，也是個體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實現。由此可見，一方面，人的解放亦即人的主體性價值的實現離不開自由和全面這兩個維度，沒有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不可能實現人的解放，“隻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另一方面，這種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實現也是康德設想的“目的王國”，它是将人永遠作為目的而非手段或是工具的道德理念的實現，是達到人為自己立法的自由狀态。這就是說，隻有達到社會物質水平和個體倫理生活兩方面的同時飛躍，才有可能達到人之為人的真正實現。遵循這一價值邏輯，新道路生成的價值内涵表現在經濟現代化上就是大力發展生産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奠定物質保障；表現在政治現代化上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政治條件；表現在文化現代化上就是加快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文化教育事業相結合，從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兩方面培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人。

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的倫理訴求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産黨百年偉大探索的必然結果，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性文明的必由之路。實踐證明，這條現代化新道路成功地超越了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具體來說，這條新道路的建設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它彰顯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世界三個維度中獨有的倫理訴求。

第一，堅持綠色發展，實現和諧共生。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報告中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是黨在經濟發展新常态下總結過往發展經驗、曆史教訓的重大理論創新。其中，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發展規律、發展價值的深刻認識，它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訴求，為實現人類工業文明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變革奠定了倫理價值基礎。一般來說，人類文明的進程就是一部人與自然的交往史、關系史。近代以來，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但卻是以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式開發為代價的。“如果懂得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随着工業或慢或快地發展而不斷改變，就像人與自然的‘鬥争’促進其生産力在相應基礎上的發展一樣。”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維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遵循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根據這一價值邏輯，必然要揚棄那種“人與自然”關系緊張、對立的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所謂綠色發展，不是用綠色來否定發展，也不是為綠色犧牲發展，而是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推動産業結構由高耗能向低耗能轉變，發展綠色、環保、低碳、節能的綠色經濟，做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發展原則。換言之，綠色發展的核心理念是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下來滿足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實現一種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由此可見，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就是在處理生态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中尋求一種價值判斷和選擇的标準，即實現和諧共生的價值訴求。

從發展規律論的角度來看，和諧共生的價值訴求就是要求掌握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正确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一般發展階段，即從原始社會、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人類的發展始終與對自然的改造聯系在一起，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如果說傳統社會中人與自然還能保持一種原始的有序和諧，那麼到了近代工業社會，随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産方式的變革，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轉變為“征服—報複”的異化狀态。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複”。由此可見，生态環境問題的本質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出了問題，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實踐方式出現了問題。近代西方的工業文明遵從的是資本這一單一的主體性地位，按照這一價值邏輯，任何自然資源都不過是滿足資本增殖的有效手段，資本的增殖成為首要價值目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異化為一種單純的資本、技術的能動性，它是以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發利用與不可持續性為代價的。與之不同的是，堅持綠色發展是以實現和諧共生為價值訴求，遵循的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價值互惠邏輯，它要求在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尊重自然規律，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發展自然的過程中自覺接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和引導，推動自然與人類社會協調共生的高質量發展。

從發展價值論的角度來看，和諧共生的價值訴求就是要實現人的價值與自然價值的辯證統一。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自然是人類存在的前提條件，“自然界是人為了不緻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正是外在的自然界為人類的勞動實踐提供了客觀對象，它是人類自身價值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沒有自然作為實踐的對象，人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近代以來，随着西方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生态環境問題日趨嚴重。究其原因，這是社會的經濟發展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用資本的價值來否定、侵蝕自然的價值，并導緻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最終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呈現為一種尖銳的對立狀态，“要發展還是要自然環境”成為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眼前的一道難題。隻有突破以資本作為單一主體性價值的發展模式，才有可能化解這道難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優勢在于堅持綠色發展，肯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根據這一價值邏輯，就要遵循主客體間價值互利的發展模式，即在堅持主體自身價值的同時，肯定、尊重客體自身的價值，單獨發展或損害某一方的價值，都不可能實現價值互利的最大化，甚至造成“雙輸”的局面。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就要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觀念。“綠水青山”指的是自然的内生性價值，“金山銀山”體現的是屬人的價值，“綠水青山”隻有通過轉化為屬人的價值才能得到确證，“金山銀山”隻有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才可能得以實現，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關系。換言之，人與環境是相互統一、相互建構的關系，“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這就要求在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維護生态環境之間尋找一種價值平衡，它既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也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态環境的需要。總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就是堅持一種主客體之間的價值互利關系，在承認人的主體性價值的同時也肯定自然的内生性價值，實現人的價值與自然價值的辯證統一。

第二，實現共同富裕，維護公平正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也是公平正義倫理價值的集中體現。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曾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濟目标，更是維護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促進人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建設的倫理價值目标。它蘊含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種美好向往不是屬于單個人的、少數人的，而是體現着大多數人的美好向往。它的價值基礎是全體人民，在價值實現方式上遵循的是一種人本邏輯，平衡的是個人與他者、個人與集體、集體與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追求的是符合人民道義、願望中有關利益關系（分配關系）合理性的價值标準。

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指整個社會全面進入一個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極高、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極大繁榮、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極大提高的富裕社會。這種共同富裕有兩個方面的特點：首先，它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和福利保障惠及全體勞動人民的全面富裕；其次，它不是傳統意義上“均貧富”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全社會整齊劃一的同步富裕，而是在消除了貧富分化之後保持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中國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根本區别在于，西方現代化是建立在生産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它在價值取向上以資本為中心，關注的是物的分配和發展，維護少部分精英階層的權利。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通過重新将财富分配問題置于經濟分析的核心，發現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持續快速發展，但貧富差距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現象也達到曆史最高水平，如果這種發展模式不加以改變，這種現象将會持續惡化下去。中國現代化發展遵循的是一種人本邏輯，這種價值邏輯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展開就是要求從單純對物的發展轉移到對人本身的關注和發展，“生産将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此可見，我們應當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前提下不斷做大、做強經濟這塊“蛋糕”，并分好、分優這塊“蛋糕”。它類似于羅爾斯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即這種正義是建立在個體間原初的公平狀态之中的正義。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就是遵循一種平等性的價值邏輯，調節各方利益互惠、利益交往的價值法則，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社會各方利益關系的平衡；二是對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處理。正是通過對居民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等方面做到公平正義的價值原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才有可能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首先，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要處理好個人富裕與他者富裕的關系。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是在社會生産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平衡個人與他者利益關系的一套價值準則，它要建立的是一種良性的“人我富裕關系”。這種富裕關系可以理解為每個人的富裕都以其他人的富裕為實現條件。這種人我富裕關系不以犧牲或損害他者的富裕為實現條件，而是在發展自身富裕的同時促進和滿足他者的富裕。一般來說，社會經濟财富的不平等會導緻個體間身份地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又會進一步加劇整個社會的不平等。當經濟與身份地位之間的不平等關聯進一步加強時，極易導緻人我關系的緊張對立，并且使共同富裕的實現變得尤為困難。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就是給予和保障每個人追求富裕的平等權利，同時倡導“先富帶後富”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至于如何實現先富帶後富，則主要依靠第三次分配，通過鼓勵個人采取慈善、捐贈、扶貧、救濟等公益形式來補充、協調初次和再分配的制度，它對個體的要求主要以道德軟約束為主，提倡奉獻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其次，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要處理好個人富裕與集體富裕的關系。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建立的是一種良性的“群己富裕關系”，這種富裕關系可以理解為：個體富裕是集體富裕的具體表現形式，集體富裕為個體富裕提供必要的保障。這說明，個體富裕隻有在國家、集體之中才有實現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同時集體富裕更離不開每個人自身富裕的實現。隻有在集體和個人兩個維度都達到了富裕的标準，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就是要在經濟發展和财富分配中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既追求高效率、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促進集體富裕的發展，又要建立健全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體系，注意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合理進行财富配給，确保每個人的富裕都能有實現的機會，尋求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帕累托最優”。最後，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就是要處理好集體與集體之間的富裕關系。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要建立的是一種良性的“群群富裕關系”，這種富裕關系可以理解為：一部分人群的富裕應以另一部分人群的富裕為實現條件，雙方在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的價值理念中實現共同富裕。目前，我國的群體性收入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鄉之間、東西部區域之間的群體性差距；二是中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差距。解決這一困難主要是需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更要注重區域間的均衡發展、公平發展；要完善分配制度，通過“提低、擴中、調高”來規範收入分配秩序。這說明，我們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要做到程序正義原則，在社會民生領域更需要依據補償正義原則。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隻有不斷縮小區域間、群體間的發展差距，實施鄉村振興、對口扶持、平等互助等利益平衡機制，才能實現各個群體富裕之間的有機統一。

第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達成合作共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為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創新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了中國智慧。當前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進一步發展，國家、地區間的聯系交往更加緊密，同時各地區、民族間的矛盾沖突也日趨頻繁，全球性的環境污染、恐怖主義、能源危機、疾病流行等問題亟待解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要打造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建構的國際秩序格局，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他國的合理利益，構建一種以追求合作共赢為價值共識的人類文明新秩序。

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面臨全球性的環境、安全、經濟問題，不僅對世界的和平穩定造成了威脅和影響，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帶來了挑戰。全球性問題的實質是風險和危機的全球化，較之于前現代文明的不同之處在于其産生的一切後果早已超越了地方性政治事務所能統轄的範圍，這不是單個或少數幾個國家能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全球性問題決定了各國家無法獨善其身，必須攜手同行，使各國家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尊重各國家主權平等的前提下，通過對話、協商、合作等良性互動方式來尋求互利共赢的價值共識，以促進各國家主體間共商共建的共享式發展。從價值基礎上來看，“共同體的根源深深植于生命世界”，它是由既相互競争又相互依存的、有着相似利益的生命主體共同構建的。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切的不是少數幾個國家的利益，而是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來思考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尋求的是一種惠及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從價值理念上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植于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天下一家的價值傳統，契合于當今世界發展的價值主題，即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增進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和福祉，使全球化的發展成果和科技紅利能惠及全人類。它堅持一種正确的義利觀，兼具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在遵循人類對美好未來的向往這一價值目标中讨論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時代方案。從價值的實現方式上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于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中的利益交往，通過平衡各方的合理利益來促成整個世界的和平有序發展。它不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來滿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是在尊重各方合理訴求的基礎上實現共赢共享式發展。

至于如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需要在合作共赢的價值前提下協調好各方的利益關系，尋求各方利益共同點的最大化。

一方面，追求合作共赢的價值訴求要處理好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西方現代化之路肇始于近代西歐的工業革命，它帶來的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各類生産要素，如資本、商品、市場在全世界範圍内的自由流通和有效配置，這無疑拉近了各國家、地區間的聯系與交往。但這種經濟全球化遵循的是一種資本的邏輯，服務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在表現形式上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一種“單向度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模式有不平衡及不合理的特點：一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源、市場的控制和壟斷，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科學技術、金融等領域過度依賴發達國家，二者在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二是全球化的治理體系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主導，發展中國家沒有話語權。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種由西方現代化主導的人類文明，“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不同于西方現代性“非此即彼”的霸權邏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倡導一種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它摒棄了西方的零和博弈、冷戰思維，使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避免陷入大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式的現代化堅持以自由、民主、平等、和平等人類共有的價值觀為基礎，強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擁有平等的發展權利，堅持多元發展和互利互惠的“多向度的全球化”。面對世界經濟不景氣、全球氣候變暖、糧食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當放棄互相推诿和指責，攜手推進“南北合作”的進一步健康化、常态化發展。

另一方面，追求合作共赢的價值訴求要處理好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經曆了20世紀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但面對西方發達國家企圖構建維護自身利益的新國際經濟秩序，利用跨國企業、技術優勢、貿易壟斷、軍事幹涉等方式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新殖民主義威脅，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得不團結起來，共同争取和維護自身的合理利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就是堅持和平發展五項原則，弘揚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通過創造、擴充符合多方建設和發展的共同利益，積極促進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交流，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價值原則推動“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倡議，使其發展成果能夠惠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由此形成中非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等。就此而言，發展中國家必須清醒認識到，隻有團結一緻、合作共赢才有可能改變舊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與其寄希望于受西方資本邏輯支配的世界市場能夠主動讓利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如共同創造出一個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促使全球經濟治理格局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權力遊戲”走向多方共同協商制定的“規則遊戲”。總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體不是少數幾個國家，更應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它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時代任務。這一方面離不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處理好發展中國家間的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一種利益的共同體，也是一種價值的共同體，隻有建立以合作共赢為價值共識的新型國際關系倫理，才可能實現惠及各方發展的最大公約數。

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制度的倫理精神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創造性成果，它不僅給世界貢獻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方案”，而且也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優越性。曆史與實踐證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和價值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它始終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制度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價值邏輯，并由此構成了“中國之治”背後的制度密碼。

社會制度是文明社會發展的産物，每一種社會都有自己不同類型的制度，每一曆史時期也有不同類型的制度。社會制度往往體現一個社會文明發展的程度，展示其變化發展的運作軌迹，“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争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争”。不同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現的是一種基于對廣大人民群衆負責的政制倫理，這種政制倫理“實質是一種制度倫理、責任倫理”。正是基于對廣大勞動人民的責任而非對少數社會群體負責，社會主義制度具有了一種廣泛的群衆基礎。這套社會制度的優勢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始終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這一價值邏輯體現在國家治理中就是對社會内部矛盾的正确處理，對人民群衆根本利益的有效保障。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治理的價值基礎就是基于一種責任倫理，即出于對廣大人民群衆根本利益的維護，“國家治理的最高價值目标，就是基于倫理維度的‘善治’”。所謂善治，本質上是國家（政府）與人民多元主體之間合作管理公共事務，由此形成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最終實現公共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公共利益說明了它不是隸屬于某個集團或少數人的利益，而是基于政府與人民共治基礎的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反映的是“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因此，實現以“善治”為價值目标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它不僅是建設中國現代化新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價值保障。沒有科學的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我們就無法實現現代化的建設和發展，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制度不僅規範着社會内部的結構和秩序，而且也具有相應的價值導向功能。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設計遵循資本的邏輯，維護資産階級的利益，倡導一種資産階級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的集體意志，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論處在什麼發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證。我們要通過創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為因素造成的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解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依靠誰？為了誰？”的終極價值問題，就解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什麼？如何發展？”的社會現實問題。

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确立了新道路的價值方向，實現了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和權益，體現了主體倫理精神。所謂根本制度，就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從根本上保證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起着全局性、決定性、指導性作用的制度。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倫理價值主要集中在确立“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念，是對人的實踐能動性和“倫理的連接性”的肯定，它體現了主體倫理精神。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為最根本的制度，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人民幸福和民族複興作為一種政治使命也是一種倫理責任，是人的主體性價值理念的實現和保障，它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确立了價值方向。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曆史和實踐證明，百年黨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奮鬥拼搏、實現民族複興的曆史。中國共産黨作為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對推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起着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關鍵作用，為探索、形成一條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指明了方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在這個意義上，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就是自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它不僅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形成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遠大的價值目标和不竭的精神動力。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需要繼續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各項制度，如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國體決定了廣大勞動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它體現的是一種主體倫理精神。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區别于西方國家最顯著的制度優勢，它不僅能夠保證人民群衆的各項政治權益，維護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而且也能夠最為廣泛地團結人民群衆，調動人民群衆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價值訴求的根本制度保障，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優勢的集中體現。這就是說，制度建設的關鍵在于做到密切聯系人民群衆，依靠人民群衆，實現人的主體性地位和權益；制度建設的内容在于統籌兼顧各方利益，調節各方的利益關系，為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制度基礎；制度建設的合法性在于它是否建立在倫理責任基礎之上。任何一種政治都必然受到一種責任之善的控制和批判，換言之，它應當經受得起倫理、道德的檢驗。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體現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倫理思想，這就要求在意識形态領域堅持的必須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性地位的根本制度。馬克思主義是為廣大無産階級負責的革命思想，是一門真正關于人的學問，是尊重人的主體性價值，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科學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就必須在意識形态領域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制度建設，統領多元文化的發展，同一切錯誤思潮、錯誤觀點做鬥争。堅持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制度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括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是結合中國社會現實，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指引社會主義前進方向的理論思想。可以看出，它不僅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提供了思想保障，也為形成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确立了價值方向。當前國際局勢紛繁複雜，堅持和完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根本制度是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沒有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就無法維護社會主義的安定繁榮。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在中華民族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的關鍵期，隻有确保自身軍事力量的強大，切實維護和保障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保駕護航，為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創造理想的外部環境。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築牢新道路的制度基礎，保障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體現了幸福倫理精神。所謂基本制度，就是從各個基本方面、基礎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價值理念，促進社會有效運行的制度管理體系。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倫理價值主要集中在保障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實現美好生活的目标，它體現的是一種幸福倫理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内容，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基本制度的建設離不開對人民群衆根本利益的關注，人民是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主體，如何調節人民群衆的利益是擺在制度管理和建設中的首要問題。現階段，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即是對幸福的追求，“幸福作為最高善”，不僅需要“生活得好”，也要“做得好”。這些美好表現在經濟層面就是共同富裕，表現在政治實踐上就是民主、平等與自治等，“美好生活需要的國家期待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國家的全面現代化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題中之義。這要求在基本制度的設計過程中及時回應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關切，通過築牢現代化發展的制度基礎，在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兩個方面切實保障好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

具體來看，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不同于建立在生産資料私有制基礎上，代表少數利益集團、資産階級的利益，在黨派競選和執政過程中極易産生彼此排斥傾軋、拆台、惡性競争等弊端的西方多黨制，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一種新型政黨制度，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在百年探索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能夠最廣泛、徹底、真實地反映人民當家作主價值理念，從根本上為中國人民的廣大利益負責的制度。它的基本特色是“共産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産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能夠保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并通過規範化、程序化的制度結構最大範圍地聽取民意，凝聚多方共識，最終提升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與合理性，避免陷入西方政黨制度囿于階級利益、區域利益的弊端。隻有堅持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才有可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新道路。二是民族區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即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民族自治機關，依法行使自治權的制度。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保障各民族人民共同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協調各民族間的關系，維護民族間的平等團結，穩步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少數區域、部分群體的現代化，而是全方位、各民族共同的現代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對少數民族利益重視的集中體現，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全方位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三是基層群衆自治基本政治制度，即城鄉居民群衆在黨的領導下，依托基層群衆自治組織，依法實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它本質上是人民當家作主價值觀念在社會基層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是人民主權原則的生動展現。基層群衆自治制度有兩種類型，即城市居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這不僅為人民群衆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提供了制度基礎，也為人民群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民主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同于建立在生産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遵循資本的邏輯，維護少數資産階級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在生成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價值目标是消滅剝削、消除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本質上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制度，這不僅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時也要注意“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調節好不同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做到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基本經濟制度的運作邏輯就是以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為導向，形成“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最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制度規範新道路的具體發展，維護了社會穩定發展的價值理想，體現了和諧倫理精神。所謂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衍生出來的維系整個社會有序運轉的具體制度及其體制機制。社會主義重要制度的倫理價值主要集中在規範社會的各個領域，維護社會發展穩定繁榮，實現人民生活安居樂業，體現和諧倫理精神。重要制度涵蓋了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的主體性制度，完善了國家治理的關鍵環節、重要領域和主攻方向，規範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等領域的具體發展框架，創造了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了制度支撐，使國家的總體部署、發展戰略等一系列政策舉措能夠落實到位。

具體來說，重要制度按照治理主體、治理範疇可分為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三個方面。

在國家治理方面，中國共産黨代表人民意志依法實施治理國家的全局性、綜合性的制度，其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黨和國家監督重要制度和“一國兩制”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必要保障，是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道路建設的必然要求。這不僅是黨治國理政的制度基石，也是實現良法善治的制度保障。它遵循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邏輯，從根本上堅持黨對法治體系建設的領導地位，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環境，為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創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黨和國家監督重要制度本質上體現的是對權力運行的約束與監督，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制度，是實現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的必然要求。堅持黨和國家監督重要制度，關鍵在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統一集中領導，鞏固黨對改革發展的全方位領導。具體治理内容包括健全監督檢查機制，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制等，為新形勢下黨的全面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奠定制度保障。“一國兩制”重要制度是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重要制度，是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必然要求。“兩制”的前提是承認“一國”，“兩制”是由“一國”派生出來又統一于“一國”之中的“兩制”。堅持“一國兩制”關鍵在堅持中國共産黨的統一領導，嚴格按照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别行政區實行管治，實施“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體治理内容包括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健全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制度，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和平穩定發展奠定制度保障。

在政府治理方面，指在黨委領導下政府主導并負責公共治理的具體制度，具體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治理重要制度和外事工作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治理重要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黨和國家決策部署下由各級政府行政機關和部門具體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管理、服務人民群衆等事務的重要制度。政府治理的價值目标是實現社會的“善治”，關鍵在于以管理創新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打造現代服務型政府治理模式。具體治理内容包括完善國家行政體系，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政府組織結構，理順央地權責關系，促進區域間協調穩步發展，以制度創新賦能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有序和諧發展。外事工作重要制度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具體制度。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關鍵在于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價值觀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民族複興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提供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在社會治理方面，指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衆參與三方協同管理社會基本領域的制度。它有四項重要制度：一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重要制度，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價值理念的具體展現。“共建共治共享”說明它是一元主導、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制度模式，打造的是一種社會治理共同體，本質上是協調人民利益關系，保障人民自身權益，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提倡“共建共治共享”就是要團結廣大人民群衆的力量，充分調動人民群衆的積極性，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共同促進社會治理的健康有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凝聚共識與發展動能。二是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重要制度，它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是正确處理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制度。堅持統籌城鄉民生保障制度，關鍵在于激發社會各方的積極性，共同努力改善社會民生，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具體治理内容包括完善就業服務機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堅決兜牢民生底線，鞏固提升人民群衆生活的幸福感、獲得感與安全感，為負責任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奠定制度保障。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重要制度，它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撐，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精神文明領域的制度保障。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重要制度，關鍵在于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實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革命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統一，形成全民共創共享的社會主義優秀文化成果。具體治理内容包括完善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健全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立新時代公民道德規範體系，為建設富有文化底蘊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奠定制度保障。四是生态文明重要制度，它是推進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制度保障，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美麗強國的必由之路。堅持生态文明重要制度，關鍵在于堅持新發展理念，形成全民參與的體制機制，構建生态脫貧、生态緻富和生态振興的生态産業化道路。具體治理内容包括健全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環境和生态稅費制度，落實生态環境保護責任制等，為綠色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奠定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