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學術啟蒙是在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展開的。這種批判雖然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我革新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評價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上卻嚴重失真。于是，還原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真相，就成為了研究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一個前提性問題。事實上，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有着十分強烈的批判意義。它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突破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建構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與毛澤東哲學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編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當時出版的多個版本的教科書中，有三本書最具典型性：一本是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按照從一般到個别的邏輯序列來講毛澤東思想；一本是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按照一般寓于個别之中的邏輯理路來講毛澤東的實踐的認識論；一本是劉丹岩、高清海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從批判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結構入手來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理論結構。這三本書的中國特色，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第二次結合”中的哲學觀念。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并沒有否定這一時期的哲學觀念，而隻是消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認識論功能，而恢複了它的社會的、教育的功能。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完美結局。

【關鍵詞】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陶德麟；艾思奇；李達；馮契；高清海

作者簡介：何萍，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武漢430072）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現代哲學》2022年第4期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建構（1959年-20世紀60年代）

（二）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的中國特色

馮契主持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上下冊）是一部至今未正式出版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本教科書雖然沒有正式出版，但是，它對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狀況及所達到的理論水平，十分重要。

我們之所以強調馮契主持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上下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文本撰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本教科書與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在體例上、在論述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帶有更加濃厚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色。馮契能夠主持編寫出這樣一部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與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成長經曆緊密相關的。我們知道，馮契和艾思奇都是經曆過延安文化洗禮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但是，他們倆人的成長經曆有着很大的差别。艾思奇在去延安之前，已經寫過《大衆哲學》，翻譯過由蘇聯著名哲學家、科學院院士米丁主編，十位蘇聯哲學家編寫的《新哲學大綱》（該書的原名為《辯證法唯物論》，艾思奇将這本書改名為《新哲學大綱》是為了出版便利）、寫過《思想方法論》一書。這些都表明，艾思奇在去延安之前，已經受到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強烈影響，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所以，他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身份去延安，接受延安文化洗禮的。也就是說，他是先接受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再接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道路上給予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這個極其深刻的影響不是别的，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一個先于個别的一般的觀點。正是因為有了這一觀點，所以，他即便不把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作為一般，也要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一個一般。當他帶着這一觀點去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候，也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編寫思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為出發點和基礎，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個别。與之不同，馮契是讀毛澤東的著作成長起來的一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智慧說三篇〉導論》和《毛澤東同志關懷青年的學習》中講到自己成長為哲學家的道路時，強調了幾個重要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在大學期間師從金嶽霖，開始研究中國哲學，思考知識與智慧的問題；第二個環節是在抗戰期間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第三個環節是在延安期間聽毛澤東講哲學課。在這三個環節中，第一個環節給予了他持續終身的哲學問題，這就是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是西方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二個環節和第三個環節給予了他持續終身的治學思路，這就是沿着毛澤東的辯證唯物論的路子走。他在《〈智慧說三篇〉導論》中特别強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對他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影響。他寫道：“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在‘一二·九’運動中。開始讀得很雜，讀蘇聯人寫的書，讀中國人寫的書，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讀英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悅誠服的，是在抗戰期間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論的威力，它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完整地體現了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可以說，這本書是繼《資本論》之後，運用辯證邏輯的典範。《新民主主義論》，我是到昆明以後才讀到的。這本著作對一百年來困擾着中國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作了一個曆史的總結，指明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原來困惑着我們許多人的問題，如馬克思主義是否适合中國國情？一個農民國家怎樣進行無産階級革命？等等，當時在愛國青年中間常争論不休。毛澤東根據中國國情、曆史特點，并把中國革命作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來考察，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許多疑問、困惑迎刃而解，從而對一百多年來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曆史性的總結。與此相适應，在文化上，毛澤東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亦即‘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反對了全盤西化論，又反對了中國本位文化論，正确地解決了文化領域中的古今、中西的關系。毛澤東是站在哲學的高度來解決問題的，他在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一詞，既概括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基本觀點，也概括了曆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問題的基本觀點。所以，這個詞集中地體現了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統一。這個概念把客觀過程的反映、主觀能動作用和革命實踐三個互相聯系的環節統一起來，而實踐則可以說是主觀與客觀之間的橋梁。正是運用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基本原理，毛澤東在《實踐論》等著作中闡明了認識運動的秩序，并在《論持久戰》等著作中顯示了辯證邏輯的威力。這些都是毛澤東在哲學上的重大貢獻。毛澤東的著作回答了現實中面臨的迫切問題，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學即對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和辯證邏輯的闡發使我覺得很親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學，就應該沿着辯證唯物論的路子前進。不過，在蘇聯模式的教科書中，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也隻講知識理論，沒有講智慧學說。因此，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哲學任務，就是要根據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來闡明由無知到知、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證運動。”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馮契在接受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之前，雖然讀了蘇聯人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讀了李達、艾思奇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對他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并沒有産生多大的影響，而真正使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是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而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對于他來說，不僅僅是講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更是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解決了中國20世紀20-30年代的科玄論戰、中西文化論戰中的中西文化關系的理論問題，也啟迪了他尋找解答一直困惑他的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問題之路。于是，他認定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認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就是要沿着毛澤東的實踐唯物論的路子走下去。當他把這一哲學觀點貫穿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之中時，就形成了與艾思奇相反的編寫思路，這就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個别講起，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個别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這裡的一般不是抽象的、枯燥的幾條哲學基本原理，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實踐認識論的觀點。由于采用了這樣一種編寫思路，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無論在體例上，還是在内容上，都不同于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當然也就更不同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了。這應該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上所做的大膽的、有價值的探索。這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雖然在當時并未被采用，也沒有刊印出版，但在今天看來，對于我們研究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中發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到解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從建構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範式進到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性理論的學術理路，有着重要的理論價值。鑒于此，我們堅持把這本至今尚未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提出來，将它與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進行對比研究。

在評價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中所發生的有關編寫體例的争論，在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中根本就不可能發生。這不是因為馮契主編的這本教科書從未出版過，而是因為馮契主編的這本教科書，無論在體例上，還是在叙述的方式和叙述的内容上，都不同于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而體現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闡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一點，我們隻要列出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的體例和叙述方式、叙述内容，就清晰可見。

在編寫的體例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分上下兩冊，共由十七章組成：第一章是全書的緒論部分；第二、三章是認識論部分，标題分别為“實踐和認識”、“真理和錯誤”；第四章至第九章是唯物論和辯證法部分，其中第四章“世界的統一原理和發展原理”講物質存在論，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是“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肯定否定規律”、“唯物辯證法的範疇”，第九章專講方法論，在“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這個章标題下分三個小節，即“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唯物辯證法的工作方法”、“以普通勞動者姿态出現”，其中“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講的是中國共産黨的方法論基礎；“唯物辯證法的工作方法”講的是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方法；“以普通勞動者姿态出現”講的是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第十章至第十七章是曆史唯物主義部分。從結構上看，這十七章可分為三大塊：第一大塊是認識論；第二大塊是唯物論辯證法；第三大塊是唯物主義曆史觀。對于這個結構，該書有一個說明：“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組成部分。曆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運用于社會生活現象，運用于研究社會。如果認為曆史唯物主義，隻是由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演而來，而不是研究曆史的結果，顯然是錯誤的。如果認為有了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就隻适用于自然界，那顯然也是錯誤的。雖然作為統一的物質世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有本質的不同，但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是同樣适用于人類社會的。曆史唯物主義是關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隻是辯證唯物主義，可以不包括曆史唯物主義。把兩者分割開來，顯然也是不正确的。”這一說明突出了這本教科書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重視認識論和方法論，把認識論和方法論置于第一的地位。這一特點是通過兩個定義來表達的：第一個定義是，“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組成部分”。這個定義中的世界觀不是别的，就是實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所以，把曆史唯物主義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是強調曆史唯物主義與唯物論辯證法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不是像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所定義的，是唯物論辯證法的從屬部分。第二個定義是，“曆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的結果，而不是“由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演而來”。這個定義的關鍵是把“研究”與“推演”區分開來：“推演”講的是理論與理論之間的一種邏輯關系，即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運用于說明人類曆史運動的結果，因而它是從屬于辯證法唯物主義理論的；“研究”講的是理論與方法之間的關系，講的是理論化方法、方法化理論的辯證關系，具體地說，是指從辯證唯物主義到曆史唯物主義要經曆一個将理論化為方法，再從方法到理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方法是連接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中介，因而它在結構層次上是高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是将兩者統攝為一個整體的原則。這樣一來，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體系中就具有了同等的地位，它們同是唯物主義的理論，同屬于方法，而這個方法既适合考察自然界的規律，也适合考察社會曆史的規律。根據這一說明，認識論、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關系是：認識論是第一位的，它在邏輯層次上高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處在同一邏輯層次上，是認識論之下的兩個不同的方面，這兩個方面是通過方法論而建立起聯系，方法論也因此而成為了連接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之間的中介。這一邏輯結構與毛澤東提出的“哲學就是認識論”的思想是一緻的，準确地說，是對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認識論”思想的闡發。

與編寫的體例相一緻，該書的叙述方式是以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認識論”為主線，論述認識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認識論”的顯著特點有三個：第一個是強調實踐的觀點，強調實踐對于解決人們認識自然和認識社會的作用。在毛澤東看來，實踐是人們改造世界的活動，既是改造自然世界的活動，也是改造人類社會的活動，這種活動的認識論意義就在于，能夠幫助人們确立自我意識，建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而認識外部世界，證明外部世界的物質性和人對外部世界的可知性，這是實踐對于人們确立外部世界的物質存在觀念、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規律的意義。第二個是強調方法的具體性。所謂方法的具體性，就是通過對中國社會原型進行剖析和研究，揭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規律，建構具有中國元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這個理論，就其中的中國元素而言，是具體的；就其中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而言，是一般。毛澤東在延安講《實踐論》、《矛盾論》，就是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這個具體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實際上，這也是馬克思講哲學的一種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通過資本主義社會理論這個具體來講曆史唯物主義的一般。第三個是強調認識論與唯物史觀的一緻性。這種一緻性是以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和思想工作方法來表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就抓住了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認識論”的這三個顯著特點，通過闡發毛澤東哲學這個理論的具體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這種講法貫穿于全書的各個部分。在緒論部分，該書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講起，而是從新中國成立後的意識形态鬥争講起，從1951年開始的關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1954年後對胡适的資産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再到1958年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争講起，通過分析這一系列的意識形态鬥争，說明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在哲學世界觀上的對立，說明唯物主義世界觀與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對立及其實質。在認識論部分，該書通過闡發毛澤東《實踐論》的基本觀點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一般原理；在唯物論辯證法部分，該書通過闡發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基本觀點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論和辯證法；在曆史唯物主義部分，該書通過闡發毛澤東的社會矛盾理論來講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就構成了該書的獨特的叙述方式，即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理論的具體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這種講法顯然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不講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具體，也不同于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從一般講具體，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具體作為一般的特例來分析。

與該書的叙述方式相一緻，該書在内容上着重論述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該書在第一章第四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中，提出了論述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不能隻講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中的思想，還要講毛澤東在其他著作中的哲學思想。該書指出：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隻是集中地表現在他的哲學著作中，而是表現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有許多著作不隻是政治著作或軍事著作，也是哲學著作”。這就把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從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領域擴展到曆史唯物主義領域，并且指出了研究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文本根據。第二個原則，是從馬克思列甯主義發展的角度講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該書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貢獻概括為四點：第一點，“毛澤東同志不僅根據馬克思和列甯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和實踐性原理，将階級性、實踐性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個最顯著的特點非常明确地提出來，而且深刻地将它發展了”。這裡所說的“将它發展了”，是指從認識論的角度，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闡發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從而打通了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群衆史觀之間的關系。對此，該書指出：“在毛澤東同志的每一篇著作裡，階級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階級觀點都是非常明确的。即如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不論是對資産階級，不論是對農民的分析，都是非常精辟的。特别在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生産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毛澤東同志指出，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政治鬥争和思想鬥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樣，高一陣，低一陣，有時尖銳，有時比較緩和。這種鬥争，要到資産階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響最後消滅的時候，才會熄滅。這樣，他就把整個過渡時期階級鬥争的規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表述出來，這樣，他就以新的貢獻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尤其，他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改造世界的重大意義，強調實踐對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的同時，将實踐觀點同群衆觀點一緻起來，指出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首先要尊重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實踐。這不能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發展。”。第二點，“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甯主義認識論的原理，在強調實踐在認識過程的意義的同時，還強調認識的能動作用”。毛澤東将認識的能動作用運用于說明人的精神文化建設，就提出了“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争而發展的”，這“不但以精确的科學的語言表達了真理發展的規律”，而且還“為人們指出了改造精神面貌的具體途徑”。第三點，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最全面、最深刻和最生動的闡述”了“被列甯稱之為唯物辯證法核心的對立統一規律”，這包括毛澤東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的說明、對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對于矛盾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對于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關系的說明等等，還有對量變質變關系的說明、對否定之否定及事物的上升運動的說明、對範疇的辯證分析，等等。第四點，毛澤東“提出了區别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提出了‘教育為無産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和兩者之間又相适應又相矛盾的原理。在生産力發展的問題上，特别強調人的因素所起的強大的作用，在生産關系方面在社會主義所有制解決之後，特别強調改進人和人、部門和部門、單位和單位相互關系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經濟建設中要大搞群衆運動，明确提出除了黨的領導以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因素；最後，提出了從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産主義的步驟和條件。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大發展”。這四點貢獻不僅體現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最新思想，而且涉及到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該書以毛澤東的這四大貢獻為核心内容，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不僅講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中國特色、中國内容，而且講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時代内容。

從編寫體例到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它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應該是千篇一律的，不應該是一個模式，而應該是民族的、時代的。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改革所做的一個大膽的嘗試。這個嘗試不僅反映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達到的理論高度，而且對于我們今天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遺憾的是，由于這本教科書至今未公開出版，所以，未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中，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是以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曆史唯物主義》為唯一的文本。

（三）劉丹岩、高清海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的中國特色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由劉丹岩和高清海于1956年寫的三篇論文彙編而成：第一篇是劉丹岩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區别與聯系》；第二篇是高清海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第三篇是劉丹岩與高清海合寫的《再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1958年，這部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雖然是由三篇論文彙編而成，但主題卻是一個，即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變革問題。這個主題表明，早在中國着手大規模地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就已經開始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結構進行批判性思考了。這一思考從一個方面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是如何破解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又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如何用唯物辯證法來構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因此，我們要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了解中國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不能不重視這部著作。

1996年，高清海在編自己的哲學文集——《高清海哲學文存》時，特别重視這部著作，他将其中的第二篇，即他本人獨立完成的一篇，收入了《高清海哲學文存》第1卷，并列入“體系改革思想溯源”欄，單獨成篇。在收入這篇論文時，高清海隻是将論文第四部分的标題改成了“哲學與科學”，使該論文主題更加突出，而将原來的标題“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哲學。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社會學”移入該目下的正文開頭，其他的章節和文字都沒有改動。對此，高清海作了一個專門的說明：“這篇文章是我早年寫的，其中基本觀點雖然後來變化了，但很多思想的連續軌迹還是很清楚的。現在把它作為‘曆史’檔案放在這裡，所以叫做‘體系改革思想溯源’。讀者從中可以看到，那時不隻思想、觀點有很大局限，連語言風格也與現在的不同，明顯表現了受到蘇式翻譯語句影響的痕迹。當時能夠看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著作的譯本，譯文都不夠準确，有的還是蘇聯出版的中譯本，語言更是‘蹩腳’。為了保持原貌，這些都未作改動。”在這裡，高清海對他的論文所講的，也适合于這本著作，而從他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到劉丹岩和高清海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所作的理性思考。高清海在這裡所說的時代局限性，主要是相對于理論思考或語言的表達而言的，并不是指的政治思想上的批判。這在政治壓倒學術的年代，是十分難得的。而他提到的“很多思想的連續軌迹”，更是道出了這本書的邏輯理路與他後來解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邏輯理路是相通的。正是這種邏輯理路的相通，決定了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并且使這種學術價值既不限于當時，也不限于20世紀80-90年代，就是在今天，對于我們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段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史，都有着巨大的理論價值。從這個角度看，高清海這裡所說出的具體觀點的局限性，是這篇論文的次要方面，而他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體系結構的批評，才是這篇論文的主要方面，因而應該是我們今天閱讀和理解這部著作的重點。

劉丹岩在該書的第一篇論文《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區别和聯系》的開篇寫道：“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是真正科學的哲學或宇宙觀。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理論，是真正科學的社會學或曆史觀。”這是該書的核心觀點。值得提出的是，這個觀點的提出，其實也是受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蘇聯學術界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蘇聯哲學界相繼産生了三個思想派别：一派是德波林派，又稱“辯證法家”；一派是機械論派，又稱“機械論者”；一派是斯大林以及支持斯大林的職業哲學家M·米丁、Φ·康斯坦丁諾夫、Π·尤金等人。這三派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斯大林派主張的，強調“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另一種觀點是機械論派的代言人布哈林主張的觀點，即“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是社會學”。布哈林提出這一定義，旨在強調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不是自然科學，而是曆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具體科學，曆史唯物主義是對這些具體科學的抽象。他把這種抽象出來的理論定義為“社會學”。所以，在布哈林那裡，“社會學”不是指的實證科學意義的社會學，而是指哲學意義上的社會學。劉丹岩和高清海在批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時，借用了布哈林的曆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學的定義，但又不停留于對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論述上，而是把它提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通過考察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基礎和思想起源，指出“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這一定義的不科學、不合理之處，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簡單地區分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兩大塊是不合理的。對于這些觀點，高清海在《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一文中，通過考察哲學史上出現的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分化過程給予了論證。

在論文的第一個部分，高清海論述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的研究對象形成的意義。他考察了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的宇宙觀形成的意義，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于哲學對象變化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考察了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的意義。通過這些考察，他得出的結論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産生創造了條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産生又終結了舊哲學，促成了哲學的變革。從這時開始，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新唯物主義，“既不是包羅一切科學的綜合知識體系，也不是壓在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共性出發研究世界、以世界整體的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為對象的科學”。這就确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科學之間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緊接着，高清海指出，這還隻論及到了哲學與科學關系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哲學與科學的關系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這個方面應該是哲學與科學關系的更重要的方面。

循此思路，高清海在論文的第二個部分專門考察了“曆史唯物主義在哲學發展中的形成”。高清海明确提出，曆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學發展的成果。社會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一個根本特點，就在于它不是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而是以人為研究對象，“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也就是關于社會的本質的問題”，亦是關于人的本質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哲學史上的唯心主義不能理解，舊唯物主義也未能弄清楚。17、18世紀的哲學家們，比如霍布斯、斯賓諾莎、法國唯物主義者，都研究過人和社會，但他們都是從外在自然的觀點來看人和社會，把人和社會歸于外部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從而“把人的物質的客觀實在性僅僅歸結為生物的或自然物質的存在”，而當他們用這一觀點來說明人的精神和意識時，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黑格爾是第一個從人本身來說明人的本性的哲學家，他認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人這個概念的内容之中”，“人的實在性，就在于是一種思惟的實體的存在，是宇宙精神發展的一定階段的表現”[。黑格爾的這一觀點充滿了辯證法，但卻是唯心主義的辯證法。黑格爾的這一唯心主義觀點受到了費爾巴哈的批判。費爾巴哈認為，“人決不是一個所謂觀念的理性的存在，人是一個有血有肉并處于與自然同一關系中的‘感性存在’”。但費爾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存在”是自然肉體的、生物的存在，這又使他對人的說明退回到了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的水平，依然沒有解決人和社會的存在問題。真正解決人和社會的存在問題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次提出了對于人的本質問題——這個作為全部曆史科學基礎的根本問題的科學說明”。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這個社會關系是從人的實踐活動中産生出來的，“而這種社會實踐的性質就構成了人的社會本質”。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在他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得到了系統地闡發。正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社會實踐及其對人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社會學的研究才突破了以往抽象空洞的概念式研究，轉向了對現實的、實在的人的研究，從而成為了一門科學。由此，高清海得出結論：“曆史唯物主義奠定了社會學的科學基礎，把社會學推上了科學發展的道路，這同時就是說，曆史唯物主義本身就是這樣的理論。曆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社會學，就是科學的社會學的别名。曆史唯物主義的出現不僅把社會學或曆史學變成了科學，與此相适應的，同時也把其他一切對社會的認識置于科學的基礎上了。”

仔細分析，高清海的這一結論中所說的社會學實際上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層是社會科學下的各分支學科，這是具體科學的意義上的社會學；一層是理論的社會學，這是抽象意義上的，準确地說，是辯證法意義上的社會學，也就是曆史唯物主義。這裡的确存在着一個用語混亂的問題，但是，如果聯系上下文進行閱讀，其中的意思還是十分清楚的。在這裡，高清海采用“社會學”這個術語，是要說明曆史唯物主義不是從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推演出來的，而是從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它有着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這就是人的本質的問題；有着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就是曆史辯證法。由于這一區别，那種把曆史唯物主義定義為“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具體應用”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正如高清海在具體論證這一觀點時所指出的：“關于‘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内的具體應用’這一公式，在本質上自然是無可非難的。但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公式或定義卻并沒有揭示出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實質。很明顯，曆史唯物主義決不是用邏輯演繹的辦法從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中産生出來的。曆史唯物主義是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和理論對社會曆史進行了具體研究的結果。”；“因為如果過分誇大了曆史唯物主義科學之理論演繹結果的性質，很自然會看不到曆史唯物主義的特殊理論内容從而得出否認曆史唯物主義獨立科學地位的結論。”可見，高清海不是抽象地反對“曆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内的具體應用”這個定義，而是反對把這個定義當作僵化的公式、一種演繹方法，來講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關系，以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來講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認為，這樣講出來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隻能是見物不見人的抽象理論。與之相反，他主張用一般和個别的辯證法來講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辯證的方法，曆史唯物主義是運用辯證方法研究人類社會曆史現象提出來的理論。也就是說，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是方法與理論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所說的理論與理論之間的關系，不是邏輯推演的關系。高清海這裡論述的觀點與馮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初稿）》中對這個問題的說明是一緻的。不同的是，高清海是以問題式的研究對這個觀點作更詳盡的分析和論證，他也由此深刻地揭示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走向教條主義的理論根源，擊中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要害，同時，也表明，重視認識論的辯證法，突出認識論的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先在性，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根本特點，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

由此可見，劉丹岩和高清海合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關系》一書，雖然不是一本規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沒有系統地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個基本原理，但是，它卻表達了這個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結構的一種理解和思考，從而表明，在這個時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無論是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還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問題，都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個論題而展開的，都是為着建構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體系。這就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成為了一種研究範式。

在這一研究範式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展了三個方向的研究：一個方向是圍繞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編寫，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結構和基本原理，這其中包括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批判性思考。一個方向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闡發的基本原理為核心内容，研讀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經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五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列甯的《哲學筆記》、《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個方向是研究毛澤東思想，主要是闡釋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人的正确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等。這三個方向的研究，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三個三級學科，共同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解構（1978年-20世紀80年代中期）

1978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以大規模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開始，卻以解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結束。一個良好的開端，為什麼帶來的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昌盛時期，反而是這個時期的結束呢？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一學術現象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當時改革開放的學術環境中去尋找原因，也可以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結構和論述上的不足去尋找原因，但是，這所有的原因都是外在的和次要的，而不是根本的。在我看來，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們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功能，把一個本來隻具有應用功能、教育功能的話語體系誇大成了一種具有科學研究功能的話語體系。這一點，我們隻要分析一下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專家們對當時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困難的反思，就一目了然了。

自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修訂出版了多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其中最主要的有：蕭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991年出修訂本），蕭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91年出修訂本），高清海主編、舒炜光、車文博、張維久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冊）、1987年（下冊）出版），肖前主編、黃枬森和陳晏清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出第1版、1984年出第2版、1990年出第3版、1995年出第4版、2004年出第5版），陳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現代唯物主義導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高級教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辛敬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導論——實踐的唯物主義》（複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等。還出版了一批探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改革的理論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高清海著《哲學與主體自我意識》（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肖前等主編的《實踐唯物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陸劍傑著《實踐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曆史邏輯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等。一些重要的學術期刊也發表了大量的相關研究論文。這些新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和相關的研究論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的改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内容的更新，尤其是在如何貫穿和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精神上，作了許許多多的思考和嘗試，但卻有兩個大的困難始終無法解決：一個是無法解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一個是無法将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有機地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中。

就第一個困難而言，首先有一個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即是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理解為把現存的理論運用于實踐呢，還是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理解為理論服從實踐，根據社會實踐的新發展，創造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新的哲學觀念？這兩種理解，抽象地看，并不矛盾，但在實際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哲學思想變革的瞬間，這兩種理解必然産生尖銳的矛盾和激烈的沖突。在這個矛盾和沖突中，前一種理解通常是固守舊的理論觀念，要求實踐服從理論，把實踐變成理論的實例。我們常說的教條主義就是從這種理解中産生出來的。與之不同，後一種理解通常是力求哲學觀念的變革，要求理論服從實踐，以發展了的、新的實踐來檢驗已有的理論，說明已有理論的限度，并根據新發展起來的實踐的需要，創造新的哲學理論。很明顯，這裡表現出來的理解上的差别，實則是新舊觀念之争。舊的觀念堅持以理論為标準，而新的觀念要求以實踐為标準。1978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讨論，就是要校正人們在舊觀念下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不正确的理解，要求把實踐置于第一的位置，強調理論服從實踐的需要，從而确立正确的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觀點。但是，要把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這樣一種新的理解落實在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上，實際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确切地說，是一個根本無法克服的困難。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本質上是一個應用體系、教育體系，并不是一個研究體系、思想創造的體系，它的任務隻是通過邏輯演繹的方法，把一個已經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完整、清晰地叙述出來，而不是把新舊理論加以揉雜，去創造一種新的理論體系。這一特點，注定它不能滿足實踐對理論創造的需要。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開展修改和重新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的恰恰是力求理論的創新，要求把20世紀80年代國内學術界取得的新成果綜合到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之中，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更新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内容，增強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研究功能，使之能夠進一步引導中國學術的研究。這實際上是向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提出一個超出它的功能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面對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修改和重新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能夠做的最有效的工作，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進行解構。這種解構工作，首先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話語體系以外的研究，具體地說，來自于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讨論之後，中國學術界開展的認識的主體性和價值問題的研究、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争論、文化哲學的研究、生産力标準的讨論等一系列的讨論。這些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造并不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規範，相反，是來自于不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規範的束縛，由此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是兩回事，而不是一回事。既然如此，那麼，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來說，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來自于那些主持修改和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專家、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有的話語體系的深刻反思和檢讨。這種反思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困難的反思，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的局限性的反思。高清海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是當時衆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最具有突破性的一本。這本教科書的最大長處，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以主-客體關系為主線，建構實踐主體論的哲學。這個體系的确與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有很大的不同，也融入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研究的新成果，但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的限制，這本教科書依然無法解決變革時代提出的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對于這一點，高清海毫不隐瞞。在這本教科書的《序》中，他直接指出了這一困難的症結所在。他認為，這裡的困難當然有一個舊的體例和結構已經過時的問題，但最根本的，還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初想建立而未來得及完成的那個體系”是不相吻合的，所以，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不可能完全表達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邏輯聯系”，而隻求能夠表達出其中的“若幹合理的思想和内容”，“何況有些問題雖已認識到，能否貫徹到内容中去還是另一回事”。在這裡，高清海雖然沒有說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建立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哲學體系，沒有指出這個哲學體系的性質和思維方式、研究方式，以及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區别所在，更沒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話語體系上去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建立的哲學體系的根本區别，但是，從他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已經明确地意識到我們現在所采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創立的哲學體系是有區别的，也意識到對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無論如何改進和重新構造，都不可能講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思想内容，更不可能創造中國現時代所需要的新理論和新觀念。這種不可能性一旦明确的提出來，就意味着，中國學術界已經突破了那種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教條主義的理解，建立了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新觀念，而這種新觀念的确立所帶來的，不是堅守和強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而是對這一話語體系進行重新定位，即消解它的認識論的，或理論創造的功能，而恢複它的社會的，或教育的功能。

就第二個困難而言，首先有一個如何确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原則問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起源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任務，是宣傳和普及一種正确無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被視為正确無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通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大家闡發出來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這些理論大家通常是一定時期被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考茨基、斯大林等等。這些理論大家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他們思想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懷疑、不可批判的，而那些與這些思想家不同的觀點卻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異端而被排除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陣營之外，是不能寫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這就意味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能講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和思想，而不可能講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和思想，更不可能講不同派别、不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這一原則，決定它不可能在舊的原理教科書中容納新的理論内容，如果硬要容納的話，那也隻能加上一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新例證，去證明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意義。這就給20世紀80-90年代修訂和重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出了一個難題，即如何将一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本體論完全不同的實踐唯物主義的内容融合起來呢？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本體論與實踐唯物主義分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兩種不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本體論屬于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而自1978年以來，從認識的主體性和價值問題的研究、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争論、文化哲學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則屬于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這兩種不同的哲學傳統是不可能融合為一的，更不可能寫進同一本哲學教科書之中。如果說有一本哲學教科書能夠把這兩種不同傳統的哲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有條理地叙述出來，那麼，這隻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科書，而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教科書。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隻允許講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而不可能叙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多種傳統及其論争。與之不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科書恰恰是要通過叙述各種不同觀點的争論、不同哲學傳統的形成和發展，來展示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史的變革，展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内在精神和發展的内在邏輯。這兩本教科書的不同要求，恰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話語體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科書的話語體系在價值功能和社會功能上的區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話語體系的價值功能和社會功能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導地位，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教育，總之，它是直接服務于意識形态的；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話語體系的價值功能和社會功能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新觀念的創造，它是以知識結構的創新和變化來為意識形态提供理論根據，總之，它是間接地服務于意識形态的。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原則所規定，要寫出一本适合新時代變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質本體論和實踐唯物主義這兩種哲學傳統中兩者擇一，而不可能将兩者融合為一。而這一時期修訂和重新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則恰恰是要将實踐唯物主義納入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之中，将這兩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融合為一，這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原則，也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知識限度和價值功能，實在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對于這一困難，蕭前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體系發展和改革》一文中進行了分析。他指出：“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對我國解放思想所起的深刻作用，使我們認識到：應該把實踐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貫徹于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斯大林把曆史唯物主義看作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曆史領域的應用和推廣的論點，在曆史上和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因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割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兩大塊是不合理的。可是，當時，我們自身的理論準備不足，哲學界對實踐唯物主義思想的認識也存在着嚴重分歧。一本教材要為大家所接受，不能不對現狀有所遷就，因此，我們并沒有完成建立統一的實踐唯物主義的任務。這兩本書的出版，雖在中國得到好評，但我們自己是不滿足的。于是便有了1994年《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蕭前主編、黃楠森、陳晏清副主編）的出版。”然而，“這本書還不是在實踐唯物主義的精神指導下精心完成的作品，而隻是争得了實踐唯物主義的指導地位，為理論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蕭前的這一分析，指出了1978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發生的深刻變化，點出了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闡發的理論與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理論，尤其與斯大林闡發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是不同的，因而是很難融合在一起的，但是，為了适應教學的需要，又不得不“有所遷就”。他所道出的這種無奈，剛好證明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作為科學研究體系，是不合理的，即便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材，也還需要有足夠的理論準備。這裡所說的理論準備，就是新的理論的形成，而這種理論準備在20世紀80-90年代并不具備。這又道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對于新理論的依賴性。

上述兩大困難及其解決的結局，揭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消解的内在必然性。它表明，即便是再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也不可能滿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要進入社會實踐，發揮其理論創造的功能，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有一個合理的定位，即消解它的研究功能，恢複它的教育功能。與之相應的，是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話語體系。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自蕭前主編、黃楠森、陳晏清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高清海主編、舒炜光、車文博、張維久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這兩部影響最大的教材出版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不再把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列入科學研究體系了。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中遇到的兩大困難的解決，标志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時代的結束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研究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