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運用唯物史觀，以正确黨史觀為指導原則，以“實事求是”态度為思想方法，以對黨的百年奮鬥曆史進行過程考察、作出總體評價為邏輯理路，以确立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落腳點和着重點， 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從這個決議的這些特點中可以看出，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緻思路徑，在于把握好唯物史觀的曆史客觀性、曆史規律性和曆史主動性三個相關聯的要素。

【關鍵詞】唯物史觀；中國共産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毛澤東；習近平

作者簡介：李維武，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點，就是重視總結曆史經驗、吸取曆史經驗，因而我們的民族從古至今都強 調“以史為鑒”，将曆史作為觀照人們當下活動的一面鏡子，從曆史之鏡中觀察人們當下活動的來路與走向，判斷其是否具有曆史合理性，這就有了中國曆史哲學的“通古今之變”觀念。中國共産黨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和總結者，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吸取、改造、發揮了“以史為鑒”傳統和“通古今之變”觀念。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把“研究黨的曆史”規定為黨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中國共産黨人曆史主義地了解黨的“古今”，這就使中國共産黨成為一個重視從自身曆史中總結經驗、善于從自身曆史中總結經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總結自身曆史經驗，從曆史觀念上看，就在于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研究和書寫黨史的思想指南。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作為中國共産黨曆史的最新總結，就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典範。在這裡，筆者試以《決議》為中心，着重對《決議》運用唯物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指導原則、思想方法、邏輯理路、落腳點和着重點進行梳理和探讨，從中闡明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緻思路徑。

一、唯物史觀與正确黨史觀

《決議》運用唯物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從曆史之鏡中顯示黨的來路與走向，判斷其曆史合理性，首先在于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形成正确黨史觀，以正确黨史觀作為這一總結工作的指導原則。

對于“曆史”概念，馮友蘭曾作過分析，認為有兩種“曆史”概念：一種“曆史”概念，他稱之為“本來的曆史”，指在過去的時間和空間中所發生的事情，這對曆史學家來說都是客觀事物；另一種“曆史”概念，他稱之為“寫的曆史”，指曆史學家對這些過去事情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這是主體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和把握。由此來看“黨史”概念，同樣可以區分為“本來的曆史”和“寫的曆史”。作為“本來的曆史”的黨史，指中國共産黨在過去的時間和空間中所發生的事情，這對黨史研究者來說都是客觀事物；作為“寫的曆史”的黨史，指黨史研究者對這些過去事情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這是主體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和把握。我們所說的學習黨史、研究黨史、書寫黨史，所說的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當然都是指作為“寫的曆史”的黨史。

由于“寫的曆史”是對“本來的曆史”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因此作為從事這一研究、認識、理解、書寫的主體，總是依一定的指導原則來進行這些活動，探讨曆史往事，闡明曆史走向，作出曆史評價，将“本來的曆史”轉化為“寫的曆史”。而曆史學家進行這些活動的指導原則，是由一定的曆史觀來确定和 提供的。因此，曆史觀對于從事“寫的曆史”的主體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對于黨史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來說，同樣也是如此，需要在一定的曆史觀指導下形成具體的黨史觀，為黨史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确定指導原則。因此，形成正确黨史觀，對于黨史研究和書寫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絕非可有可無、可 重可輕之事。

那麼，如何才能形成正确黨史觀呢？正确黨史觀的形成是以正确曆史觀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的；這個正确曆史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不論是從唯物史觀的理論品格上看，還是從中國共産黨與唯物史觀的曆史淵源上看，唯物史觀都有理由作為正确黨史觀的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

從唯物史觀的理論品格上看，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内容，把唯物主義由自然領域引入社會曆史領域，由對自然世界的說明和探索拓展為對人類世界的說明和改造，發現了社會曆史運動的真實基礎和内在動因，揭示了社會曆史運動的基本規律和總體走向，指明了共産黨人從事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理想追求和奮鬥目标，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而成為科學。恩格斯把唯物史觀的創立歸功于馬克思， 認為“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強調自己正是“用‘曆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于曆史過程的觀點”。可以說，時至今日還沒有一種曆史觀能夠超越唯物史觀，對社會曆史運動作出更為深刻、更為本質、更為全面的闡明。作為“本來的曆史”的黨史，是中國近百年社會曆史運動的重要内容；作為“寫的曆史”的黨史，隻有遵循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才能對這些内容作出正确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因此，隻有遵循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的 黨史觀，才是正确黨史觀。

從中國共産黨與唯物史觀的曆史淵源上看，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把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思想旗 幟。1920-1921年，蔡和森與毛澤東在往來于法中兩國間的書信中探讨了中國共産黨創建問題，其中就對黨的哲學基礎進行了認真思考，不僅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産階級的思想”，而且得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重要結論。蔡和森自1926年開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率先開展了中國共産黨曆史研究，留下了《中國共産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論陳獨秀主義》等 著述。在這些著述中，他以唯物史觀作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從曆史的總體走向上來把握中共黨史中的事件、人物和思想，特别是對大革命前後黨所面臨的複雜局面、意見分歧和機會主義危機，作出了深入衡論和正确評價，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的黨雖然犯了以上種種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然我黨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績，是非常偉大而不可磨滅的。”他由此向全黨強調了解黨史和研究黨史的重要性，認為：“同志們都是要做一個好黨員，忠實的無産階級的先鋒隊，所以第一必須明白自己的責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須親切的深刻的知道黨的曆史了。”在蔡和森的這些著述和論斷中，就體現了中國共産黨最初的正确黨史觀。以後黨的90多年曆史證明，蔡和森的中共黨史研究，不僅具有現實的指導性，而且具有長久的科學性，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創性和奠基性工作。由此可見，必須以唯物史 觀作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才能形成正确黨史觀，才能研究好黨史。我們今天講“不忘初心”，應當包 括不忘蔡和森所代表的中國共産黨最初的正确黨史觀。

正是這樣，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形成正确黨史觀，作為黨史的研究、認識、理解、書寫的指導原則，對于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十分重要、甚為關鍵。習近平在論述中國共産黨曆史時、在領導《決議》起草時，對正确黨史觀作了反複強調。這就是《決議》所指出的：“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踐行初心使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議》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進行總結，正是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指導下進行的，因而成為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典範。

二、唯物史觀與黨史研究和書寫的“實事求是”

《決議》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從曆史之鏡中顯示黨的來路與走向，判斷其曆史合理性，從根本上說，在于堅持“實事求是”态度，以“實事求是”态度作為這一總結工作的思想方法。

在社會曆史運動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态度，将這一态度轉化為研究的思想方法，是毛澤東所重 視和強調的。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告誡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産黨人不要割斷曆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而要做到這些，懂得中國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懂得中國史和中國革命史，他認為必須要有“實事求是”态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區内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内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就是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産黨人要懂得中國的前天、昨天和今天，要懂得中國史和中國革命史，不僅要看到曆史中的“實事”，即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而且要通過對“實事”的研究從中發現和把握“實事”之“是”，即客觀事物内部的規律性。隻有發現和把握了“實事”之“是”，才能真正懂得中國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才能真正懂得中國史和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态度，集中體現了唯物史觀對社會曆史運動研究的基本要求，這就是既要從曆史客觀性出發，又要從中發現和把握曆史規律性。因此，“實事求是”态度作為思想方法，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又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正如鄧小平所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

“實事求是”态度作為唯物史觀對社會曆史運動研究的基本要求，對于黨史研究和書寫來說當然極為重要。黨史研究和書寫中的“實事求是”态度，概括地說，就是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既要堅持曆史客觀性，又要探尋曆史規律性。堅持黨史研究和書寫的曆史客觀性，就是按照曆史的實際來研究和書寫黨史；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堅持黨史研究和書寫的曆史規律性，就是從曆史的實際中發現帶有本質性、必然性、規律性的内容；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找出曆史事件的實質”。在毛澤東看來，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堅持曆史客觀性是堅持曆史規律性的前提，對曆史規律性的探尋正是通過尊重曆史客觀性來實現的；堅持曆史規律性是堅持曆史客觀性的歸結，隻有揭示了曆史規律性才能認識和把握曆史客觀性的實質。以“實事求是”态度研究和書寫黨史，不僅要重視黨史上的“實事”，而且還要從“實事”中發現和把握黨史中的“是”。毛澤東的這些話都是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說的，這清楚表明，“實事求是”态度是黨史研究和書寫必須遵循的思想方法。

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為什麼不僅要重視黨史上的“實事”，而且還要從“實事”中發現和把握黨史中的“是”呢？這就在于，作為“本來的曆史”的黨史，包含了過去漫長歲月中的各種情況，可謂現象萬千、事件萬千、頭緒萬千、變化萬千，極為複雜紛繁，其間既有勝利也有失敗，既有成就也有局限，既有凱歌行進也有道路曲折，既有共同奮鬥也有意見分歧。對于這些曆史的表象，僅從曆史客觀性出發，将其一一呈現出來，或進一步加以拼接，也能使人對于黨史有所認識和了解；但這樣寫出來的黨史，往往使人難以分清黨史中的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正道與歧路，甚至凸顯失敗、局限、道路曲折、意見分歧在黨史中的地位，從而遮蔽了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導緻了黨史研究和書寫中的曆史虛無主義。這當然是難以研究好、書寫好黨史的。因此，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不僅要重視黨史上的“實事”，而且還要從“實事”中發現和把握黨史中的“是”；不僅要堅持曆史客觀性，而且要力求從曆史客觀性中揭示曆史規律性。唯有從曆史客觀性出發，發現和把握其中的曆史規律性，才能透過複雜紛繁的曆史表象，分清黨史中的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正道與歧路，昭顯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

正是這樣，習近平強調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的核心，就是強調以“實事求是”态度研究和書寫黨史，在研究和書寫黨史中既重視曆史客觀性、又重視曆史規律性。對于《決議》的起草，習近平明确提出以“總結曆史、把握規律、堅定信心、走向未來”作為總的要求，強調在《決議》中要“用具體曆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曆史”，要“準确把握黨的曆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通過“深入研究曆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曆史主動，增強錨定既定奮鬥目标、意氣風發走向未來的勇氣和力量”。這就為《決議》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從中揭示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昭顯其曆史合理性，确立了正确的思想導向。

這種“實事求是”态度在《決議》中鮮明地體現出來。《決議》中《序言》第一段說：“中國共産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産主 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鬥，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曆程。”《序言》第二段說：“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黨和人民百年奮鬥，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上最恢宏的史詩。”這兩段話可謂《決議》的畫龍點睛之筆，揭示和凸顯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實事”之“是”，使人們從《決議》的開篇就能清楚地看到黨的百年曆史的本質、主流與正道，就能清楚地看到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

我們今天講“曆史自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所謂“曆史自信”，并不是僅僅立足于曆史表象，對黨史中的各種情況都加以肯定和認同，而是從黨史的曆史客觀事實中揭示其曆史規律性，從黨史的“實事”中揭示其“是”，使人們清楚地看到黨的百年曆史的本質、主流與正道，清楚地看到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從而堅信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旗幟、道路、初心、目标的正确性， 堅信中國共産黨在百年奮鬥後将取得第二個百年新征程的更加偉大的勝利。習近平指出：“曆史認知是曆史自信的重要基礎。”而要獲得關于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正确曆史認知，隻能以“實事求是”态度作為黨史研究和書寫的思想方法。

三、唯物史觀與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過程考察和總體評價

《決議》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從曆史之鏡中顯示黨的來路與走向，判斷其曆史合理性，還在于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進行過程考察、作出總體評價，以此作為這一總結工作的邏輯理路。

重視對自然世界運動和社會曆史運動的過程進行具體考察，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闡發的重要思 想。毛澤東在說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關系時，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更值得重視。這種對矛盾特殊性的重視，具體到物質運動形式上，就要求重視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的不同質的發展過程。他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内，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着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具體到黨史研究和書寫中，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指出，把黨史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來考察，即不僅要“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而且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曆史條件下的曆史過程去研究”。這就要求對黨的曆史狀況從發展變化上加以分析，按時間先後順序作出階段性劃分，并對黨在各個曆史階段上的狀況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考察黨在不同時期所面臨的不同任務及實現情況。當時正值抗日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已經走過了20 年的奮鬥曆程，毛澤東指出：“按照曆史發展的順序，我們黨的曆史，我覺得可以分為這樣三個階段：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内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上，中國共産黨的革命任務、政治路線、統一戰線、打擊目标，因國内外曆史環境的變化而各有具體的特點。毛澤東主張由此來把黨的路線政策的發展搞清楚，由此來考察黨在過去曆史中的得失成敗，選擇黨在未來的正确走向。

習近平同樣注重把黨史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來考察，主張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作出符合曆史 實際和曆史規律的階段性劃分。早在2013 年，距黨的十八大召開不久，習近平在專門論述黨史學習時， 就以黨成就的三件大事為中心把全部黨史劃分為三個大的曆史時期，指出：“九十二年來，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偉大奮鬥，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迹，集中體現為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 義建設，确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今日之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國際競争力空前提高，全黨全國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目标奮力前進。”這就為如何對黨史作出符合曆史實際和曆史規律的階段性劃分奠定了基本思路，确立了理解框架。

正是沿着這一思路，按照這一框架，《決議》進一步總結了包括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将黨的百年曆史劃分為四個大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三個時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第四個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些曆史時期的劃分，都是從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出發，通過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分析和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任務及實現情況的考察來确定的。習近平對此作了明确的說明。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指出：“這一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指出：“這一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關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他指出：“這一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他指出：“這一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目标繼續前進。”這種對黨史的階段性劃分，抓住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内在邏輯，清楚地闡明了中國共産黨自誕生以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的奮鬥曆程，從而使黨的百年曆史的本質、主流與正道更加清晰地凸顯出來，使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更加鮮明地展現出來。

與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階段性劃分相一緻，《決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内在 邏輯進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貫穿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重要内容，在黨的百年奮鬥曆史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曆了三次大飛躍。第一次飛躍是毛澤東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獨創性理論。第二次飛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新的實踐和時代特征出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地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 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第三次飛躍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開 創和确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新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思想和創新理念， 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習近平在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時，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于中國共産黨的極端重要性，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決議》所闡明的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大飛躍，更為具體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更為具體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于中國共産黨的極端重要性，更為具體地說明了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夠成功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動力之所在。這是《決議》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進行過程考察最為深刻之處。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不僅提出要把黨史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來考察，而且還提出要對黨史進行全面研究。他說：“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他所說的全面看黨史，不是說要把黨史上的所有情況都一一涉及，而是說要揭示和凸顯黨史中的“實事”之“是”，使人們清楚地看到黨的曆史的本質、主流與正道，清楚地看到黨在過去奮鬥中的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

正是這樣，習近平在領導《決議》起草時，強調要把《決議》的着力點放在總結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上。在《決議》中，不僅将黨的百年奮鬥曆史劃分為四個大的時期，進行了具體的過程考察，而且從更宏闊的視角對黨的百年奮鬥曆史作出了總體評價。《決議》從黨在四個曆史時期的實踐活動和理論創新中，提煉出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意義和曆史經驗，由此來對黨的百年曆程作出總體性的結論。

關于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意義，《決議》歸納為五個方面，即黨的百年奮鬥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曆史進程，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産黨。這五個方面的意義，闡發了中國共産黨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對馬克思主義、對人類進步事業、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所作的曆史性貢獻。誠如習近平所說：“這五條概括，既立足中華大地，又放眼人類未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關系，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和馬克思主義、世界社會主義、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貫通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關于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決議》概括為十個方面，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于鬥争、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這十個方面的經驗是黨和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财富；對中國共産黨來說，這些經驗都是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指導意義的。誠如習近平所說：“這十條曆史經驗是系統完整、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揭示了黨和人民事業不斷成功的根本保證，揭示了黨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黨始終掌握曆史主動的根本原因，揭示了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根本途徑。”

列甯在論辯證法要素時，把分析和綜合相結合作為辯證法要素之一，要求在認識活動和思維活動中重視“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各個部分的分解和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總計”。《決議》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進行曆史過程考察、作出曆史總體評價，這一邏輯理路實則體現了分析和綜合相結合的辯證法，從而既梳理和闡明了中國共産黨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奮鬥目标和偉大業績，又從中揭示和凸顯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實事”之“是”，對黨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總結。

四、唯物史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确立和凸顯

《決議》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進行過程考察、作出總體評價，有其鮮明的落腳點和着重點，這就是闡明黨在21 世紀中國的曆史使命和未來走向，确立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決議》明确地将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劃分為四個大的時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成為第四個曆史時期。《決議》進而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新時代的中國共産黨作了專門闡發，把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所作曆史總結的落腳點和着重點，放在中國共産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上。這就通過黨史研究和書寫，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要曆史地位，使之得以确立和凸顯。

《決議》首先從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出發，通過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中國共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的分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成為黨的第四個曆史時期的根據進行了說明。《決議》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因而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這就開啟了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要内容和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國實現了從生産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曆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曆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在這一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主要社會矛盾發生了變化，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面臨的主要任務也發生了變化，轉變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這就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進入了新時代。

《決議》進一步指出，盡管中國共産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取得了偉大成就，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但黨仍然面臨更為複雜的矛盾、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這些矛盾和挑戰有：“外部環境變化帶來許多新的風險挑戰，國内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新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管黨治黨一度寬松軟帶來 黨内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幹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這就要求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核心，在新時代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發揮曆史主動精神，來解決這些矛盾、戰勝這些挑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這也就意味着，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完成許多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不同的而更為艱難的任務。

通過對這些客觀的現實的矛盾分析，《決議》強調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所出現的新變化、所開創的新局面。《決議》指出，正是面對這些複雜矛盾和嚴峻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曆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内 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攬偉大鬥争、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對于這些曆史性成就和曆史性變革，《決議》從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全面從嚴治黨、經濟建設、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政治建設、全面依法治國、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外交工作等13 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逐一的總結。《決議》進而指出，正是這些曆史性成就和曆史性變革，宣告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主體内涵和重要标幟。

對于這些曆史性成就和曆史性變革，《決議》沒有籠而統之、大而化之加以表述，而是進行了具體的曆史分析，說明中國共産黨在這些領域中面臨什麼樣的矛盾和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如何發揮曆史主動精神，來解決這些矛盾、戰勝這些挑戰，使黨和國家出現新變化、開創新局面的。如關于全面從嚴治黨，《決議》就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一度出現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問題，有些黨員、幹部政治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願、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貪腐程度觸目驚心。這‘七個有之’問題嚴重影響黨的形象和威信，嚴重損害黨群幹群關系，引起廣大黨員、幹部、群衆強烈不滿和義憤”。《決議》進而指出，面對這些矛盾和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來解決困擾黨和人民的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問題，成為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項極為重要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堅決鬥争，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引領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發揮，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反腐敗鬥争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内部存在的嚴重隐患，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從“七個有之”到“自我革命”，這是中國共産黨在管黨治黨上的一個根本性變化，從一個重要方面鮮明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與前一個曆史時期不同的時代特點。

《決議》在闡發這些曆史性成就和曆史性變革的同時，十分注重從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高度凸顯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思想創造，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是這一思想創造的集中體現。《決議》指出，習近平在領導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奮鬥中，對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就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因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決議》進而指出，不論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看，還是從中國思想發展史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都有着劃時代的重要意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在此基礎上，《決議》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領導核心問題和指導 思想問題，強調黨和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共同奮鬥中，已經在這兩個重大問題上作出了曆史性選擇，給出了明确的答案。這就是《決議》所指出的：“黨确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确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 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曆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兩個确立”的提出，是《決議》運用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确立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所得出的重要結論。透過《決議》這一面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之鏡，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結論所具有的曆史合理性和極端重要性。

《決議》的這些論述，從唯物史觀和正确黨史觀出發，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置于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中，對其在黨史中的劃時代地位進行了曆史定位和深入闡發。這就清楚地闡明了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成為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第四個曆史時期，是有其深刻而充分的客觀根據的，不是僅憑人們的主觀意願來劃分的。這樣一來，《決議》就通過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總結，從曆史之鏡中顯示出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顯示出中國共産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曆史合理性。

五、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緻思路徑

以上這些内容，對《決議》運用唯物史觀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的指導原則、思想方法、邏輯理路、落腳點和着重點進行了梳理和探讨，說明《決議》以正确黨史觀為指導原則，以“實事求是”态度為思想方法，以對黨的百年奮鬥曆史進行過程考察、作出總體評價為邏輯理路，以确立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落腳點和着重點，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從《決議》的這些特點中可以看出，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緻思路徑，在于把握好唯物史觀的三個相關聯要素。

第一個要素是曆史客觀性。唯物史觀作為對社會曆史運動的唯物主義說明，當然首先重視曆史客觀性，認為隻有從客觀的曆史事實出發，才能對曆史作出正确的研究和書寫。因此，“以史為鑒”首先就是要求在“寫的曆史”中客觀地反映“本來的曆史”。對于黨史研究和書寫來說也同樣是這樣，必須首先堅持曆史客觀性；用前面所引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對黨史“進行客觀的研究”。

第二個要素是曆史規律性。所謂曆史規律性，就是社會曆史運動中帶有本質性、必然性的内容，這些内容規定了社會曆史運動的内在本質和總體趨勢。曆史規律性是以曆史客觀性為前提和基礎的，但又是曆史客觀性中最深刻的内容。要深刻地把握曆史客觀性，就要在把握曆史客觀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握曆史規律性。對于黨史研究和書寫來說，尤其要注意把握曆史規律性，從而透過複雜紛繁的曆史表象，分清黨史中的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正道與歧路，昭顯黨在百年奮鬥中真實的曆史走向和偉大的曆史業績。因此，“以史為鑒”不應是簡單的鏡面式的反映曆史表象，而是要從曆史之鏡中看清楚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判斷其曆史合理性。這就要求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尤其要有“實事求是”态度，從黨史的“實事”出發發現和揭示其中的“是”。

第三個要素是曆史主動性。所謂曆史主動性，就是在承認和尊重曆史客觀性和曆史規律性的前提下，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以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曆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隻要把握住曆史發展大勢，抓住曆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在過去百年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産黨人，正是充分發揮了曆史主動精神，才帶領中國各族人民赢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走出了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在黨史研究和書寫中，“以史為鑒”的一個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和闡揚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曆史中所凝聚和昭顯的這種曆史主動精神，以激勵和啟示今天的人們自信自強、繼往開來。這就使得闡明曆史主動性，成為黨史研究和書寫的應有之義。

《決議》之所以成為依據唯物史觀研究和書寫黨史的典範，對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作出了深刻的曆史總結，正在于很好地把握了唯物史觀的曆史客觀性、曆史規律性和曆史主動性三個要素，将它們有機地統一起來、緊密地結合起來，由此來通觀和反思中國共産黨的“古今”，從而使這一總結成功地成為曆史之鏡，映照出中國共産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顯示出中國共産黨的來路與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