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是因為信息的多元疊加和情境富于變化，倫理複雜性才會出現。複雜性意味着更多的知識、正确的信息和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倫理複雜性即與倫理有關的複雜性或倫理意義上的複雜性，它與倫理的複雜性有着本質的不同。倫理複雜性成為思考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一個視角，其可能性在于：任何文明形态的曆史進程在牽涉人類活動時，都會摻雜文明所有者的倫理立場或倫理态度；任何文明形态的形成演變一旦進入每個人的生活，都會顯現出特定的倫理樣式或倫理關系。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主要有三個方面，集中體現在中國人對各種文明樣式的倫理态度上、中國人對文明内容的價值塑造上以及人類文明新形态定型後的整體性之中。面對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倫理複雜性，我們需要尊重曆史，樹立正确的倫理姿态；分析環境，了解文明的形成條件；堅持倫理“進場”與倫理“退場”的辯證統一。

【關鍵詞】人類文明新形态；倫理複雜性；曆史進程；環境；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 周傑，中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倫理學研究》2022年第4期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成功走出”表明未來道路之光明和過去路途之艱辛，正是百年曆史的艱辛鋪墊了和造就了中國光明的未來。“創造了”暗含已經和完成，這是否意味着，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種實然性存在？如果不把人類文明新形态看作一種應然性追求，那麼文明成果一旦形成，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就此停止現代化步伐、高枕無憂？無論如何，人類文明新形态既是形成了的又是正在形成的人類文明新模式。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過程是黨領導人民面對艱難外部環境，曆經百年塑造新文明的過程，其中隐藏着各種倫理複雜性，從中更加凸現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來之不易與時代意義。

一、倫理複雜性：思考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一個視角

我們從倫理複雜性的視角來思考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過程。首先，倫理複雜性即與倫理有關的複雜性或倫理意義上的複雜性。何謂“與倫理有關的”或“倫理意義上的”？不說倫理無所不包，至少它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各個角落。當一個人不得不過一種社會生活時，這個人必然要處理在這個社會中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必然要處理自身與其他各類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以及理解、運用這個社會所施于自己的倫理觀念，并将倫理觀念内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将“一個人”換為某種集體或共同體時，此論斷依然适用。如果不去糾結倫理與道德的區别，而将兩者視為同一個概念和實體時，那麼更可以看出道德或倫理無處不在的特性。“美德或品質不是其他，而是人的靈魂各部分功能的發揮。”柏拉圖以靈魂功能指代人的德性，即表明一個人隻有不斷地在生活中發揮自己的靈魂功能時，才會被視為一個真正健全和有着向完美人無限靠近可能的人。休谟以情感诠釋道德，即表明一個有着屬人情感的人必然是一個有道德心的人。穆勒以快樂代替正确和應該，即表明如果一個人以至于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最大快樂，那麼這個人或這個社會一直在做出正确的道德選擇，一直在妥善地處理某種倫理關系。總之，道德或倫理關乎人的品質、情感和快樂，牽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倫理意義上的”可以是謙虛之類的品質，可以是同情之類的情感，可以是某種具體的人己關系律令（如《論語》中的黃金準則），也可以是某種價值的确立（如快樂），等等。

何謂“複雜性”？“複雜性”概念可見于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的思想。他将複雜性視為一種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志在打破經典科學中的簡單化範式。“複雜性”拒絕分離、還原和抽象的思考進路和研究原則，要求人類正視“紛繁（相互的—反饋的作用的無窮組合）、種種現象的相互糾結、迷霧、不确定性、矛盾”。“複雜性”伴随錯綜化、多元化、多視角、連接、重組、特殊、開放、無序，它是認識對象的唯一科學手段。有别于倫理平面性，倫理複雜性側重于在倫理實踐和倫理價值上貫徹複雜性原則，避免線性化和簡單化。然而在莫蘭之前，“複雜性”已然成為一種學術化概念，即便不同研究領域的人們在不是那麼嚴謹的條件下使用它，即便人們不是時常使用它，而隻是在想到它有利于推進研究的時候才拿起這個概念。并且在“複雜性”成為一個概念之前，“複雜性”作為一種觀念早已經深入人們的生活中。它可以是一種生活語言的表達，用來描述具體社會情境中所發生的某種特殊事件。在解決一個幾何問題、在處理“己”與父母之間的關系時，人們可能會說“事情遠非這麼簡單”——“複雜”與“簡單”相對。複雜與一個幾何問題聯系起來的原因可能是，求學者在解答問題時忽略了一些已知條件、誤解了問題本身的意思，所以複雜意味着更多的知識、正确的信息和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複雜與社會中某種人倫關系聯系起來的原因可能是，這種關系是依存現實中其他條件和具體情境中的特定條件而存在的，所以複雜既意味着動态和變化，又意味着人倫關系随環境和情境的改變會有微弱的波動。

基于“複雜性”概念，莫蘭創造了一種複雜性倫理的思想。然而，正如我們不囿于莫蘭所談論的将複雜性視為一種與以往科學研究方法對立的思維方式那樣，我們所說的倫理複雜性不同于莫蘭的複雜性倫理。在“倫理複雜性”中，“倫理”作為修飾限定詞，說的是倫理意義上的或倫理方面的複雜性，其“複雜性”的主語，是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過程。而在“複雜性倫理”中，莫蘭将倫理作為主語，創造的是一種特殊的道德倫理理論。如此，對前者而言，“倫理”指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倫理或倫理要素；而對後者來說，“倫理”即複雜性倫理。但即便這樣，莫蘭的“複雜性”概念和複雜性倫理理論仍然能夠給予我們所需的知識，對我們的研究有所啟發。莫蘭的“複雜性”概念告訴我們，事物的錯綜聯系、不确定性和因為矛盾而出現的盤根錯節才是一個事物真實和本來的樣子，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百年曆史形成過程也是如此。“倫理是複雜的，因為它是一種理解的倫理，而理解自身包含着對人類複雜性的承認。”如果用“理解的”解釋甚至是代替“複雜的”做法行得通，那麼，嘗試用“整體性”解釋“複雜性”也無可厚非。

倫理複雜性成為思考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一個視角，其可能性在于：第一，任何文明形态的曆史進程在牽涉人類活動時，都會摻雜文明所有者的倫理立場或倫理态度；人類文明新形态也不例外。文明由文明所有者所創造，進而服務于文明所有者的生活。文明所有者一邊會束縛于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逐步地或丢棄或引進文明的部分内容；一邊會突破環境的束縛，發揮自身的創造力，按照自身的需要和價值取向來引領文明的發展方向。正是在文明的變化和創造過程中，文明所有者所蘊含的倫理屬性得以凸顯。不僅如此，文明的變化和創造無法在短時間内一蹴而就。文明的改變和發展伴随着具體的曆史情境，在長遠的曆史進程中緩慢地進行着。正是在複雜的曆史進程中，倫理意義上的複雜性得以凸顯。其實，粗略把握“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具體内涵能直接将其中的複雜性揭露出來。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分析了其他學者對文明的看法後指出，“文明”作為一個宏觀概念，是一個判斷社會的标準，是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在他看來，“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如果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種實然性存在，那麼可以說，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中華民族在現實生活所凝結的文化實體和生産生活方式，是中華文明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具體呈現形态，它囊括了“儒家思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家族聯系和習俗、人際關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價值觀、獨特的哲學體系”。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實質内涵都昭示着，被文明所囊括的内容的外延廣泛性。人們巧妙地運用自身的思維官能将這些内容都囊括在“文明”這個宏觀概念下，但這無法掩飾因為外延廣泛而帶來的複雜性特點。

第二，任何文明形态的形成演變一旦進入每個人的生活，都會顯現出特定的倫理樣式或倫理關系，人類文明新形态也不可避免。這裡的倫理樣式或倫理關系尤其表現為一種價值取向，因為文明與人類生活的重要交彙點之一是價值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曆史進程中文明所有者的倫理立場，這裡說的是文明内涵的價值取向或價值追求，前者從外部使文明的形成與倫理發生聯系，後者則是從内部使文明與倫理産生交集。可以說，價值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指引着文明向何處發展。“不同文明形态意味着文明發展道路、價值取向和具體内涵的差異，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不同地位。”價值取向被視為文明形态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不僅如此，價值的确定指引着文明道路的發展方向和文明内涵的延展方向。文明的形成過程既是一個社會以自己的價值标準或倫理立場來從外部看待不同文明的過程，也是文明所有者在評判文明内容時，從文明内部為文明本身确立價值取向的過程。文明中價值取向的确立過程會伴随文明所有者的實際生活，通過人類生活的映射來反思何種價值應該為文明所擁有。所以，什麼成為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就顯得極為重要，而這其中的複雜性，恰好顯示了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倫理複雜性。

二、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中的倫理複雜性表現

人類文明新形态由百年曆史下的中國人所創造，糅合中國本土傳統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特别是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文明在當下的具體形式，其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集中體現在中國人對各種文明樣式的倫理态度上，體現在中國人對文明内容的價值塑造上，體現在人類文明新形态定型後的整體性中。

首先，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個對文化整體性不斷進行倫理印證的過程。文明新樣态的形成必然是在人類文化整體性正确認知的基礎上，對各種文化進行科學取舍與合理超越的結果，沒有文化整體性，難說有作為形态的文明。單一狹隘的文化視野、簡單随意的文化取舍，難以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态。因為文明是一個比文化更廣大的概念，強調的是普遍性和廣适性，文化更多地與人類精神生活關聯，強調細微性和通化性，甚至可以說，文化是文明的内核。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就其文化演進過程而言，自然離不開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關系的正确處理，這也是對待文化的基本倫理态度。就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而言，我們對傳統文化堅持了批判繼承的基本立場，采取了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文化戰略，從而使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有機結合，為人類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本來”。就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而言，一方面我們堅持了開放包容的科學态度，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現代文明理念、科學技術與社會治理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又堅持了文化自信，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反對文化上的“全盤西化”，對西方現代文化進行反思繼而進行超越，超越了“單一現代性”進而使人類文明新形态又獲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未來”。近代以來，因受西方先進技術與物質主義帶來的沖擊，人們難免會産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疑，也許正是這種質疑激發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情。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不斷把馬克思中國化推向前進。進入21世紀，特别是進入新時代，西方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等各類文明樣态在中國人的心中處于平等地位，人們通過對曆史的學習、通過對文明本身的深刻認知，逐漸意識到過往認識的局限性，逐漸了解到每種文明内部都有優秀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逐漸明白隻有在中國具體情境中、結合中國特殊國情的文明内容才會真正深入中國社會中。其實，在中國的百年進程中，無論是橫向的維度還是縱向的維度，人們對不同文明樣式的倫理态度遠比上述所描述的要更加具體、更加複雜。這種複雜性既體現為不同曆史階段中國人的不同倫理立場，又體現為特定曆史階段中國人尋求一種正确的文明認知方式、尋找适合自身生活方式的文明樣态的倫理努力，不排除其間的不斷修正與創新。

其次，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實現了“出卷人—答卷人—閱卷人”倫理關系結構的優化。出卷人—答卷人—閱卷人的倫理關系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内容，“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這種倫理關系集中體現的是政治文明。“文明，就是一定數量的人們，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質生活基礎，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精神生活形态的人類開化狀态。”可見，文明一般包括三個要素，即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的關鍵就是正确處理執政者與人民的倫理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共産黨本身。中國共産黨順應時代發展趨勢，回應時代命題，擔當時代責任，一起奔走在“趕考”的路上，而人民作為閱卷人是事業完成度的最終評判者。這就決定了答卷人—閱卷人的倫理關系是不可逆轉的，這就是政治文明，或者說制度文明。從文明結構中的主體關系看，如何處理文明主體間的倫理關系顯得尤為重要，集中表現為對待人民的倫理立場。中國共産黨人，不但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時在現代民主理念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民至上”的政治倫理目标，高度強化了人民的主體地位。雖然，我們對這一倫理關系結構不斷地優化，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過程就是一直高揚“人民至上”文明價值觀的過程，但其實現就複雜得多。盡管我們可以通過“人民至上”來進行倫理主體的價值“統合”，繼而實現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但其具體細節就紛繁複雜，不可簡單處理。第一，“人民至上”蘊含“為了一切人民”。人民既是集合概念，也是個體性概念。作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一種具體的抽象，但在現實生活中，人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一個抽象物或思想對象，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必須還原為抽象的具體，這是“一切人民”的真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每一個人”的論述，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就突出了人民作為“每個人”的重要意義，彰顯了平等地對待每個人的倫理價值，也是對人民概念轉化為“一切人民”的生動诠釋。第二，“人民至上”蘊含“為了人民的一切”。“人民至上”倫理的價值訴求是實現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即人民的一切利益。人民的利益不是單一的，而是全部利益的總和，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個人利益和團體利益等。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百年奮鬥的曆史表明，隻有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盡可能全面滿足、相對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需要，才能真正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隻有強化平衡發展、充分發展，才能實現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特别需要我們傾注心血的是，當進入到後工業社會之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會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人的自由、尊嚴、自我實現等成為具有優先性現實需要。這就敦促我們除了革新民生觀念外，要自覺把“精神富裕”提到重要日程上來。第三，“人民至上”蘊含“一切為了人民”。所謂“一切為了人民”有三層含義：一是所有組織和個人都要樹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并付諸行動。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黨和政府的事，也是其他社會組織或個人的事。特别是當現代文明要求社會生活日趨公共化的背景下，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動員社會力量來解決民生問題，不失為有效之策。二是黨和政府的全部精力都應該放在為民上。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要求，為了人民利益，不能有所保留，必須傾其所能、獻其所有。三是要用全部社會資源和條件來為人民服務，無論制度設計，還是資源分配，抑或條件特惠，都必須堅持人民立場，把人民群衆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最後，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标志着文明各要素之間“連結”的完成。在此，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表現為，中國文明從個體主義文明到整體主義文明的轉化。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最大特點是内在文明要素的全面性和有機聯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與複雜聯動。“五大文明”的提出是中國不斷解除實踐困境的過程。在中國人穩步引進馬克思主義，摸索着創造中國文明時，人類文明新形态雛形的内在結構是“兩分法”，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是基于“馬克思國家治理文明的結構以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來看可劃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盡管我們一再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都要硬，但在實際社會操作中難免顧此失彼。随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一步開展，為了兩個文明的有效聯結，制度文明呼之欲出。甚至有人認為，“在今天建設精神文明中，倫理的方式不能再作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方式”，必須倡導法治文明，于是就有了社會主義文明的“三分法”，即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提出，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架起了聯結的橋梁，确保了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整體性。但随着社會生活不斷向縱深領域拓展，在人與自然之間、政治國家與獨立公民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生态文明與社會文明建設就提上日程，于是“五種文明”就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構架。如果我們把“五種文明”對應為“五位一體”建設，其有機、有效聯結是不難理解的。“倫理的使命可以集中于一個詞：聯結。”倫理意義上的複雜性意味着，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中文明各要素之間的必然聯結，從而達到整體主義文明。它具有以下兩種特點：一是，這些文明要素之間的聯結不是一種“就緒”排隊，而會表現為雙向層級依賴——“五種文明”在建設中齊頭并進、不分先後，在地位上同起同坐、互為主次；二是，這些文明要素之間的聯結也并沒有否定和排斥相對的分離，因為單個要素個體的存在是形成整體的前提。

三、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倫理複雜性應對戰略

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是一種實然性存在，我們在面對它時不是要将其作為問題予以解決——倫理複雜性并沒有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初步形成和未來的完善提出什麼難題。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對我們來說，也不會産生某種行為上的困難——倫理複雜性和其他方面的複雜性類似，它們共同組成了這個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提供某些建議和方式，防止簡單化和片面地對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的遮蔽，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态倫理複雜性應對戰略，在此略提三點。

其一，尊重曆史，樹立正确的倫理姿态。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過程伴随着漫長的曆史時期，與一個社會或國家在曆史中的不斷發展演變密切相關，倫理複雜性正是在曆史變化中凝結而成的。所以，為了正确認識其倫理複雜性，我們應該尊重曆史。何謂“曆史”？說曆史是面目全非的大有人在，說曆史可能是人為編造出來的也不乏其人，更有人說在曆史面前是非難辨……但這些并不能成為阻礙我們尊重曆史的借口。尊重曆史的第一步是了解曆史，了解在特定曆史時期對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逐步形成和其中的倫理複雜性産生影響的條件和因素，洞察這些條件和因素在不同曆史時期對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逐步形成和其中的倫理複雜性産生影響的比重出現怎樣的變化；透過曆史把握一個社會的文明樣式本身在曆史長河中是怎樣一步步演變的，透過曆史捕捉文明内部各組成要素的變化，以及其他文明樣式對本文明的影響或沖擊。并且，曆史對一個人倫理态度的影響——與曆史對一個人知識的影響一道——是顯而易見的。那些話語帶輕蔑的人，部分原因是不知道曆史的沉重；那些自大傲慢的人，部分原因是缺乏對曆史的認知；那些易于盲從的人，部分原因是沒有借助曆史的學習來鍛造自己的反思能力。隻有尊重曆史，我們才會擁有正确的倫理姿态，才能正确看待其他文明對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積極影響，才可能明了中國如今的社會模式和文明樣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在看待其他文明時，如何才算得上是一種正确的倫理姿态？尊重其他文明，并采取文明多樣性的立場？與其一開始就有點武斷甚至帶有無知式地尊重其他文明，不如先尊重曆史，從曆史中尋找“尊重其他文明”的理由，尋找正确的倫理姿态。

其二，分析環境，了解文明的形成條件。任何文明都是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産物，都是具體環境中的生動呈現。甚至可以說，如果缺乏相應的良好環境，文明不會“着陸”，也不會生成。同樣，如果環境不适甚至惡劣，最好的文明也可能随之消失。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環境是指，“與人的生産、交往和生活相關的自然因素、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以及空間中的物理事實、社會事實和精神事實”。由此可見，環境是具體情境中各類因素的集合，具有特殊性、客觀性和複雜性，對文明形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孟德斯鸠就在對不同地區的法律條文有别的論證中引用了氣候這一自然環境因素。“不同氣候的不同需要産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産生了不同種類的法律。”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中國人民在中國這片廣袤土地上，雜糅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着力發展社會生産力，加強文明建設的成果結晶。百年曆史過程所形成的宏觀環境對人類文明新形态産生了積極影響。一方面，這種環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獨特性，使其能夠區别于其他地區的文明形态和中國過去以往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成分複雜的環境要素影響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在類别上，環境主要被劃分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人文環境不同于自然環境，後者可以直觀、可以度量，前者卻是一種複雜綜合體。可即便如此，從認知者的角度來看，自然環境與文明形态之間的聯系仍然顯得錯綜複雜和不可捉摸，毫不遜色于人文環境與文明形态之間的内在關聯。如上面所提到的孟德斯鸠的觀點：氣候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繼而影響到具體的法律條文。除此之外，土壤是否影響人們獲取食物的方式以及生活的活動半徑，繼而影響一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對宏觀的人文環境來說，現代技術的應用沖擊着人們過往的生活方式、勞作方式，這是否影響人們的社會觀念？從文明的形成過程來看，了解各種各樣的環境對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影響有助于我們認識文明形成過程的倫理複雜性。

其三，堅持倫理“進場”與倫理“退場”的辯證統一。一方面，有單個人存在和社會存在的地方就有倫理存在；另一方面，人的活動可能超越于倫理屬性之外，囊括更廣泛的内容。通常來看，人一天中花費時間較長的活動是睡眠，重複次數較多的行為是進食和排洩。人的進食行為本身不關涉倫理，例外的情況是因咀嚼食物發出過大聲響而冒犯他人，或者食物以偷竊、搶奪等方式獲得；睡眠行為本身不關涉倫理，例外的情況是因打鼾而影響他人睡眠，人的排洩行為也是如此。即便我們舉出的更像是一些單個人的活動，但是要知道這些活動也構成了人們生活的必要部分，而那些牽涉他人的集體或社會活動，在很多時候也與倫理無關。例如，遇見熟人予以問候，預約朋友吃飯，從事教學、研發等工作，諸如此類。這并不是在消除倫理的社會存在，而是要讓人們知道倫理在社會生活中所占的成分和出現的頻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離不開倫理的加持，離不開人們冷靜分析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中的倫理複雜性；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繼續完善和發展，也需要倫理一定程度上的“退場”，一切倫理的“包辦”隻會導緻倫理的弱化。生活的社會性延展——包括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才是文明的主體要素，才是人類文明新形态所着力考慮的對象。語言的徹底政治化會“緻使中國人完全沒有道德上中立的語言文字可用”。語言文字的道德成分過多，會讓道德評價成為一個不嚴肅且顯得随意的活動。一個本身中性的表達，在實際生活中會被人們過度理解為具有很強的褒貶傾向在内。為了杜絕此類現象，我們需要倫理“退場”，減少“倫理性”在人們實際生活中的出現頻率，并讓人們的語言和交流不那麼帶有倫理抑揚或褒貶色彩；即謂之，語言的去倫理化。倫理的“進場”是分析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倫理意義上的——複雜性的必要前提，而倫理的“退場”有助于我們以不偏不倚的立場、以非道德性的語言來客觀看待人類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倫理複雜性。總之，在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鞏固和發展中，既需要倫理“進場”，将倫理作為人們心中的準繩，又需要倫理“退場”，杜絕道德對非道德之事的幹涉與綁架，做到“進場”與“退場”的辯證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