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導讀割裂了《資本論》的政治維度與理論維度，在實踐中容易導緻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在理論上也站不住腳。馬克思本人的提示和當代學者的政治式解讀，都揭示出《資本論》商品篇與階級鬥争的緊密關聯。雖然《資本論》商品篇沒有直接讨論現代社會的階級鬥争，但其中的階級叙事表現為：一方面，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暗含着現代社會階級理論的前提預設，勾勒出作為商品占有者的個人所具有的獨立、自由、平等和所有權等特征；另一方面，通過考察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社會分工體系的作用，以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質，馬克思揭示了商品占有者背後起支配作用的經濟關系。内含于價值理論的階級叙事構成了《資本論》階級理論的邏輯起點，劃清了與資産階級理論家的現代階級理論的界限，因而具有理論意義和政治意義。

【關鍵詞】《資本論》；商品；階級；阿爾都塞

作者簡介：周可，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章來源：《學術論壇》2022年第4期

《資本論》為工人階級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推翻資本家統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武器，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然而，這部著作以其鴻篇巨制和深刻見解而超出了普通工人的理解能力，無怪乎馬克思在緻朋友庫格曼的信中建議庫格曼夫人閱讀《資本論》時先讀有關階級鬥争、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原始積累的章節，而不是從開篇的商品章開始。從《資本論》的實際完成情況來看，對資産階級社會的内部結構和基本階級的論述出現在《資本論》第3卷的末尾，并且戛然而止。因此，盡管人們普遍認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與剩餘價值的生産關聯在一起，因而不同于以财産或權力為标準的階級概念，但是，《資本論》的階級叙事與剩餘價值理論叙事之間似乎存在着經驗與理論層面的脫節或不一緻。我們的确能夠在《資本論》中讀到工人階級所遭受的非人剝削、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激烈鬥争，以及馬克思對資本家的強烈譴責和對工人階級的深切同情。不過，一方面，這些充滿道德義憤、具有政治意義的階級叙事在《資本論》中似乎遊離于揭示資本主義生産規律的剩餘價值理論叙事之外；另一方面，當馬克思開始從理論層面探讨階級問題時，《資本論》卻隻留下令人遺憾的“殘篇”。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敏銳地意識到《資本論》中階級叙事的經驗性質與理論缺失，提出了從政治層面開始閱讀《資本論》的建議。筆者認為，闡明《資本論》作為工人階級聖經的政治意義，有必要深入探究《資本論》特别是其第1卷第1篇《商品和貨币》（以下簡稱“商品篇”）的階級叙事，揭示階級叙事與價值理論叙事之間的内在關系。

一、問題的提出及其研究意義

1969年，阿爾都塞在為《資本論》第1卷的某個法文譯本所寫的序言中向讀者分析了閱讀《資本論》的困難，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篇序言寫得深入淺出，有助于不同背景的讀者走近《資本論》，但是，阿爾都塞的分析和建議隐含着《資本論》第1卷存在“階級空場”的預設。但這一預設在實踐上會導緻危險的結果，在理論上則是站不住腳的。在序言中，阿爾都塞認為，理解《資本論》面臨兩重困難：第一重困難是政治方面的，對于缺乏資本主義剝削經驗的讀者而言的，他們頭腦中的資産階級意識形态與《資本論》在政治上不相容；第二重困難是理論方面的，因為《資本論》中的科學理論是由一系列抽象概念所組成的嚴密體系，需要經過學徒式的訓練才能理解。不過，與知識分子相比，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較低的工人階級盡管在理論上難以理解《資本論》，但是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資本論》，因為工人“他們‘生來’就有由嚴酷的日常剝削所形成的‘階級本能’，他們隻需要政治理論教育來幫助他們客觀地理解他們主觀地、本能地感覺到的東西。《資本論》就以客觀解釋和證明的方式給他們提供這種理論教育，幫助他們從無産階級的階級本能轉到（客觀的）無産階級的階級立場上去”。基于上述考慮，阿爾都塞建議在閱讀《資本論》第1卷時打亂馬克思的編排順序：一方面，從《資本論》第1卷的第2篇《貨币轉化為資本》開始閱讀，依次閱讀第3、4、6、7、8篇，因為這些内容明白易懂，都是工人階級非常熟悉的，甚至是每天都在經曆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先擱置在理論上難以理解的第1篇《商品和貨币》和第5篇《對剩餘價值生産的進一步研究》，因為這兩篇所涉及的理論問題隻有通過《資本論》第2、3、4卷才能得到完整解答，并且特别是在第1篇論述價值理論時，馬克思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采用了一種基本上是由這種黑格爾的偏見所造成的困難的叙述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阿爾都塞主張工人階級借助自己的受剝削經驗和階級本能，更容易理解《資本論》的科學理論，但實際上，就理解《資本論》第1卷而言，阿爾都塞的觀點隐含着階級叙事與剩餘價值理論叙事、政治維度與理論維度相分離的傾向。

首先，筆者認為阿爾都塞這一解讀試圖割裂《資本論》第1卷的政治維度與理論維度。在阿爾都塞看來，盡管作為科學理論著作的《資本論》具有理論方面的理解困難，但是《資本論》在政治方面、意識形态方面的困難是決定性的。阿爾都塞強調，“對于解讀《資本論》最終真正有決定意義的困難，不是理論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這個基本事實我們必須牢牢記住”，至于《資本論》在理論方面的理解困難，則是“另一種與第一種困難毫不相幹的困難”。這就意味着，即使人們能夠在《資本論》第1卷中讀到大量關于階級鬥争的經驗叙事，進而感受到工人階級遭受剝削的悲慘命運，這些内容隻能激發具有同樣日常經驗的勞動者的階級認同，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資本論》的科學理論。循此邏輯，不僅理解《資本論》的政治困難和理論困難是毫不相幹的，而且《資本論》第1卷中關于階級的經驗叙事和理論叙事也是相互脫節的，前者至多是通達後者的橋梁和中介。其次，這一解讀試圖把階級叙事局限于工人階級的日常經驗，将《資本論》第1卷第1篇排除在階級叙事之外。阿爾都塞認為，《資本論》第1卷第1篇是全書受黑格爾影響最明顯的地方，馬克思所使用的“價值”“商品拜物教”等術語反映了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他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後試圖堅決抛棄黑格爾主義的因素。所以，“考慮到這種趨向，我們就能把第一卷中留下的黑格爾影響的痕迹看作是最終要被完全抛棄的殘餘”。為了清除黑格爾主義對工人運動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重新改寫《資本論》的第一篇，使它成為一個不再是‘困難的’，而是很容易和簡單的‘起頭’”。可見，在阿爾都塞這裡，《資本論》第1卷第1篇由于充斥着黑格爾主義的殘餘，必然會削弱、損害《資本論》的政治意義。進而言之，《資本論》第1卷第1篇所論述的商品概念雖然是整部著作中最抽象的理論叙事部分，卻是與反映工人日常經驗和階級鬥争的階級叙事距離最遠的部分。

筆者認為，阿爾都塞關于閱讀《資本論》的建議隐含着《資本論》第1卷中存在“階級空場”傾向。這裡所指的“階級空場”，不是說《資本論》第1卷沒有涉及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悲慘狀況，沒有論述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根本對立和激烈沖突，而是說與工人的受剝削經驗相關的階級叙事外在于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叙事結構。顯然，如果僅僅從經驗層面理解《資本論》的階級叙事，那就意味着《資本論》關于階級剝削和階級鬥争的政治維度不必然建構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上。這正是美國學者弗裡德裡克·詹姆遜所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政治維度的缺失——它的‘經濟學’（在非常寬泛、籠統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和政治斷然分離。”

阿爾都塞在解讀《資本論》時形成的“階級空場”傾向由于割裂了《資本論》的政治維度與理論維度，在實踐中容易導緻工人運動中的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實際上，工人在日常的受剝削經驗中形成的階級本能和階級立場并不必然導緻他們對剩餘價值理論的理解和接受，更不一定導向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階級意識和階級鬥争；相反，從工人鬥争的自發性出發，在工人運動中片面強調工人的受剝削經驗和經濟利益，反而會走向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對此，列甯在《怎麼辦？》中展開了尖銳批判。他指出，工人階級僅從自己的日常經驗和自發鬥争出發，隻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走向滿足于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集體鬥争，而忽視奪取政權的政治鬥争的重要意義。“根據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點，決不應當作出經濟鬥争（等于工會鬥争）具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總的說來，各階級最重大的、‘決定性的’利益隻有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具體說來，無産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隻能通過無産階級專政代替資産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不僅如此，這一傾向誤讀了《資本論》第1卷中的階級叙事，歪曲了《資本論》第1卷中的階級叙事與理論叙事之間的關系。正如下文所論證的，即使在《資本論》第1卷的商品篇中，馬克思階級叙事的邏輯起點與價值理論也緊密聯系在一起。

二、《資本論》商品篇的政治式解讀路徑

當人們從《資本論》第1章《商品》開始閱讀時，确實會碰到阿爾都塞所 說的理論困難和政治困難。在理論方面，商品篇從商品這一簡單範疇開始，通過分析商品的兩個因素，逐漸深入到勞動的二重性，并且通過考察價值形式的演變，得出貨币範疇，進而論述了貨币的多種職能。《資本論》開篇的一系列範疇以其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的缜密邏輯而讓普通讀者望而生畏。在政治方面，商品篇幾乎沒有提及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兩大階級以及他們之間的對立和鬥争，很難讓人聯想到階級剝削和階級鬥争的經驗現實。然而，無論是馬克思本人的提示，還是當代學者的政治式解讀，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出《資本論》第1卷商品篇的政治意義，進而啟示我們探究商品概念背後的階級叙事。

1870年，馬克思在緻女兒燕妮的信中批評弗裡德裡希·阿爾伯特·朗格的《工人問題及其在現在和将來的意義》一書根本沒有讀懂《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指出，朗格“他對《資本論》究竟讀懂了多少，從他的下述發現中便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他認為我的‘價值’理論同我的關于‘勞動日’的論述毫無關系等等。”《資本論》第1卷的“工作日”章論述了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圍繞正常工作日的界限而進行的鬥争及其結果，是19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争的縮影。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階級要求限制工作日與資本家要求延長工作日的主張是他們作為買賣雙方應享有的權利，并且是為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平等權利。因此，從商品交換規律的角度來說，資本家與工人的權利都是正當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本家與工人圍繞正常工作日所展開的鬥争就隻能理解為在商品交換規律之外的領域所進行的政治活動，其所确證的主要是政治主體的能動性，而非經濟規律的強制性。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就此而言，盡管馬克思在給女兒燕妮的信中反對脫離階級鬥争的語境來閱讀《資本論》的商品章，強調《資本論》開篇的價值理論與“工作日”章所論述的階級鬥争息息相關，但是，這種相關性主要表現為後者在前者所劃定的範圍之外活動，因而仍然是一種外在的關聯。

如果說馬克思的上述提示既為解讀《資本論》開篇的價值理論的政治意義指明了方向，又留下了解讀的空間，那麼，當代西方左翼學者的政治式解讀則沿着這一方向深化了對《資本論》商品章的政治意義的認識。美國學者哈利·克裡夫（HarryCleaver）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危機所激發的《資本論》閱讀研究運動中，用政治的而非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方法閱讀《資本論》。在1979年首次出版的《政治地閱讀<資本論>》一書中，他反對把《資本論》第1卷僅僅解讀為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行規律的揭示，或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批判，而是強調階級意識和階級鬥争在《資本論》中的形成與發展。在考察商品概念時，哈利·克裡夫認為，勞動力的商品化最能反映資本主義生産的特點，而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既貫穿于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的全過程，又始終伴随着勞動者的反抗；這些反抗集中體現在《資本論》第1卷所論述的原始積累、工人要求縮短工作日的鬥争，以及工人階級圍繞生産率和勞動力價值的鬥争中。

另一位美國左翼學者大衛·哈維（DavidHarvey）的《資本的限度》同樣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重新闡釋《資本論》，并揭示出其中的價值理論與階級概念的緊密聯系。在大衛·哈維看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區别于李嘉圖，從而批判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植根于資本與勞動的階級關系之上。他反複強調，“階級的概念就恰好内嵌于價值的概念”，“價值的概念一旦脫離了階級鬥争就無法得到理解”。為了論證這一觀點，大衛·哈維考察了馬克思基于價值理論所揭示的資本積累規律，探讨了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形成的資本家的階級角色與勞動者的命運，以及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鬥争。總之，“價值理論内化并包含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根本矛盾，這些矛盾是通過階級關系來表達的”。

總的來說，哈利·克裡夫和大衛·哈維對《資本論》的政治式解讀揭示了《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階級鬥争之間的關系，凸顯了馬克思價值理論所蘊含的階級鬥争内涵，有助于人們深入把握《資本論》的政治意義。不過，對于回應阿爾都塞所提出的《資本論》中的“階級空場”問題而言，這些解讀仍然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因為哈利·克裡夫和大衛·哈維在闡發《資本論》商品篇的價值理論中的階級鬥争内涵時，主要是借助後面章節的階級叙事來注解開篇的章節。應該說，《資本論》的《工作日》章等章節所論述的階級鬥争建構了開篇提出的價值等基本概念的曆史前提和現實背景。因此，這種解讀路徑契合《資本論》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不過，它同時忽視了商品篇自身所蘊含的階級叙事，實際上與阿爾都塞關于商品篇缺少階級叙事的“階級空場”傾向是一緻的。大衛·哈維甚至指出：“對商品生産和交換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兩種不同的、對立的角色。追求利潤的人扮演了資本家的角色，舍棄了剩餘勞動，卻滋養了利潤的人則扮演了勞動者的角色。”這就在理論上混淆了從事商品生産和交換的私人勞動者與處于對立關系中的資本家和無産者，把價值理論中潛在的階級關系簡單理解為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剝削關系，犯了時代錯亂的錯誤。

筆者認為，要徹底駁斥《資本論》第1卷的“階級空場”說，必須聚焦在理論叙事上最為抽象、在階級叙事上最為薄弱的商品篇，論證存在于商品篇中的階級叙事。盡管《資本論》第1卷的商品篇幾乎沒有直接讨論階級鬥争，但是，《資本論》第1卷的開篇對商品生産和交換的分析潛在地蘊含着對現代社會的階級成員和階級關系的考察。

三、商品占有者與現代社會的階級成員

衆所周知，《資本論》是從分析商品這一資本主義社會财富的元素或細胞形式開始的，并且預設了一切勞動産品都采取商品生産的形式。不過，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時，沒有将生産的主體直接等同于現代社會的工業無産階級或現代雇傭工人。他經常使用的是有意淡化時代色彩和剝削内涵的“商品占有者”“私人勞動者”“商品生産者”或“産品交換者”等術語。當然，在論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馬克思多次使用“工人”一詞。他同時解釋道，在這一階段的讨論中，“工資這個範疇根本還不存在”。也就是說，在分析商品的生産和交換時，馬克思所指的“工人”，是将自己的勞動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勞動者，而非在雇傭關系中被無償占有剩餘價值的受剝削者。因此，在商品篇中，馬克思所探讨的社會主體是生産商品、占有商品并交換商品的個體勞動者。既然勞動産品的商品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典型的、占統治地位的形式，那麼，作為商品生産者、占有者和交換者的個體勞動者就代表着現代資産階級社會成員的簡單形式，并且具備現代社會成員的基本特征。而在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與法國複辟時期的曆史學家就已經從不同角度提出了階級理論，探讨了現代社會成員的基本特征。這些理論是馬克思階級理論的主要來源，為考察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及其特點提供了重要線索。

法國複辟時期的曆史學家梯葉裡、米涅和基佐等人在反思法國大革命的進程和結局時，反對啟蒙派把一切都歸于政治的觀點，試圖從日常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社會階級及其相互關系出發，研究法國革命、英國革命乃至歐洲文明史。基佐認為，在歐洲文明中，市民自治所導緻的階級鬥争促進了歐洲各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國家的形成。“由這一鬥争構成的生活現實充滿現代曆史中。現代歐洲就是從社會各階級的鬥争中誕生的。”米涅進一步指出，中世紀以來的法國曆史就是一部階級鬥争史，法國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階級鬥争，表現為第三等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生死決鬥，其結果是推翻了封建統治，開創了新社會。這個新社會消滅了封建時代的人身束縛、地域隔絕和等級制度，讓每個人都成為民族國家的一員，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總之，“革命把一切都複歸于一個等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

如果說資産階級的曆史學家揭示了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形象，那麼，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則是通過經濟分析揭示了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個人形象。亞當·斯密認為，社會财富的創造是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根據各自在社會生産過程中所占有的生産要素及其貢獻分别獲得利潤、地租和工資。由此，資本家、地主和工人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大衛·李嘉圖進一步将政治經濟學的階級理論表述為：“土地産品——即将勞動、機器和資本聯合運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産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種所需的資本的所有者以及以進行耕種工作的勞動者這三個社會階級之間進行分配。”可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主要是從社會财富的生産和分配的視角剖析現代社會，進而劃分出三大階級。這一階級劃分的背後隐含着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家關于個人自由、财産所有權以及财産不平等的理論預設。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近代自由主義分享了關于現代社會個人形象的前提預設，都認為現代社會的個人既是孤立的、理性的，又是自由的、平等的，并且通過自己的勞動而确證其财産所有權，由此而産生的貧富懸殊也是可以根據市場法則來進行辯護的。

總之，馬克思之前的現代社會階級理論所勾勒的現代社會階級成員是自由、平等、獨立、理性的個人，他們形成于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曆史進程，并在财富生産與分配的體系中由于經濟利益的差異而構成不同的階級。在《資本論》商品篇中，馬克思通過分析商品生産和交換所勾勒出的商品占有者形象，正是現代社會階級成員的真實寫照。

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辛辣地諷刺了資産階級理論家所鼓吹的現代社會的個人形象和主導原則。他用“魯濱遜的故事”來形容李嘉圖犯了時代錯亂的錯誤，即把漁夫和獵人之間的簡單商品交換等同于倫敦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在《資本論》第1卷第2篇《貨币轉化為資本》中論述商品交換領域的勞動力買賣時，馬克思還揭露了商品交換領域的主導原則，稱這一領域為“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占統治地位的隻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雖然馬克思用反諷的語氣激烈地嘲諷資産階級理論家所犯的錯誤，但是他實際上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個人形象和交換領域的主導原則，并且依據價值理論說明了現代社會階級成員的基本特征。

在商品交換領域，作為商品占有者的個人享有對自己商品的支配權，尊重他人對其商品的所有權，都能自主地決定是否與他人進行交換并締結契約，進而依據等價原則開展交換活動，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特殊利益，滿足自己的利己心，從而達到互惠互利的效果。在市場上，“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隻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隻有通過雙方共同一緻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從曆史上看，這種彼此當作獨立、平等且自由的私有者來看待的個人，随着商品交換的形成而起源于原始共同體的瓦解時期。“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别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從經濟分析的視角來看，商品交換内在地蘊含着互惠互利的原則，并且通過等價交換的方式論證了商品占有者的獨立、平等、自由和所有權。在最簡單的意義上，人們之所以相互交換，是為了獲取他人手中的使用價值，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就使用價值來看，交換雙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換價值上，雙方都不能得到利益。”盡管如此，經由商品交換中的交換價值，商品占有者的自由和權利得以實現。在《資本論》第1卷第2篇《貨币轉化為資本》引入勞動力概念之前，馬克思專門考察了單純的商品交換這一流通過程中常見的例外情況，即非等價交換形式。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一些商品經常被按照與自己的價值相偏離的價格出售。例如，雖然壟斷了某項特權的賣者會以高于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商品，但是其他人也會在與之交換時提高價格。最終，全體商品占有者都按照高于商品價值的比例進行交換。這雖然擡高了商品市場的整體價格，但沒有改變商品間的價值比例。還有一些商品占有者通過欺詐的方式高價出售自己的商品，但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商品流通的實質，因為流通中的價值不會随之增加。這就類似于小偷竊取他人财物而不會增加社會總财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财緻富。”歸根到底，商品流通就其純粹形式而言，是商品價值的形式變換，因而要求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即使面對現實經濟活動中的特權、欺詐等例外情況，商品交換領域的等價原則仍然确保了商品占有者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權能夠在商品世界得到尊重并實現。

進一步而言，獨立、自由、平等和互惠的個人形象同樣存在于商品生産領域。首先，在普遍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的社會裡，商品生産者的生産活動既彼此獨立而又相互滿足。馬克思指出，要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不能缺少社會分工這一先決條件，即不同的勞動者生産出各式各樣的使用價值。“隻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産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他強調，這種社會分工具有特殊性，既不是具有原始共産主義性質的古代印度公社中的分工，也不是現代工廠内部的系統分工，而是獨立的私人勞動者的有用勞動所組成的體系。越是發達的商品生産，越是強化私人勞動者之間的相互滿足關系，使得他們不得不将自己的私人勞動投入社會分工體系，并從社會分工體系獲取滿足自己所需的勞動産品。其次，在普遍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的社會裡，商品生産者之間的平等地位才有其現實基礎。這種平等突出地表現為商品生産者的勞動平等。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亞裡士多德最早分析商品的價值形式，發現了進行交換的商品背後的與其物理性質相異的共同實體；另一方面批評亞裡士多德囿于古希臘時代不平等的奴隸制度，而無法闡明這一共同實體就是無差别的人類勞動。換言之，價值概念意味着人類一切勞動“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它要求一切勞動産品都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要求一切商品生産者同時作為商品占有者而具有平等的地位。隻有當一切有用物都生産出來用于交換時，生産商品的私人勞動才作為有用勞動而滿足他人的社會需要，同時，它又在與其他私人勞動的交換中确證了抽象的人類勞動即價值的存在。因此，“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産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

以上分析表明，在《資本論》第1卷的商品篇中，雖然馬克思沒有直接讨論現代社會的階級鬥争，但是他的價值理論暗含着現代社會階級理論的前提預設。在分析商品生産與交換時，馬克思勾勒出作為商品生産者、商品占有者和産品交換者的個人所具有的獨立、自由、平等和所有權等特征。這些特征也是馬克思之前的現代社會階級理論所主張的。不過，在資産階級理論家那裡，這些特征建構了現代社會階級成員的本質内涵。而在馬克思這裡，對現代階級的分析還要進一步揭示這些特征背後的社會關系。

四、商品占有者與現代社會的階級關系

在《資本論》的商品篇，作為現代社會成員而出現的商品占有者，很大程度上與資産階級理論家所設想的魯濱遜式的孤立個人形象相契合。不過，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版序言中所說：“這裡涉及的人，隻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雖然馬克思在序言中所針對的是資本家和地主，但他這一論斷适用于《資本論》中出現的各個階級以及尚未階級化的商品占有者。即使在商品篇中出現的商品占有者具有獨立、自由、平等和所有權等特征，但是他們承擔着特定的階級關系和階級利益，本質上受限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結構。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馬克思明确指出：“産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這種發達的社會關系就是16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現代資産階級社會關系。盡管如此，《資本論》對現代資産階級社會關系的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據辯證邏輯順序漸次展開的。具體到《資本論》商品篇中，馬克思從以下方面揭示了商品占有者所處的現代社會階級關系。

首先，在商品交換領域，商品占有者是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資本論》商品篇第2章《交換過程》伊始，馬克思就用拟人化的語言說道：“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占有者。”商品占有者扮演的監護人角色就是一種“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從馬克思的分析來看，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商品占有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職能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商品占有者扮演着監護人的法律角色。商品占有者彼此承認對方對各自商品的所有權，并結成契約關系，促成交換的發生。如前所述，這一過程要求尊重雙方的意志及其實現，體現了法律意義上的自由。正如黑格爾所言，以自由為根本規定的意志是法的概念和法權體系的出發點。其二，商品占有者扮演着交易者的經濟角色。在市場上，商品占有者面對各式各樣的商品，進行甄選，促成交易，幫助商品最終讓渡自己的使用價值，借助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表現自己的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商品所缺乏的這種感知商品體的具體屬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種和五種以上的感官補足了”。可見，通過扮演監護人和交易者的雙重角色，商品占有者作為現代社會主體的共性特征和作為個人的豐富個性都從屬于商品交換關系。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這并不意味着商品占有者可以像資産階級理論家所設想的那樣，在法權範圍内完全施展主觀任意。相反，“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内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具體到商品交換關系中，經濟關系對意志關系的内容的制約作用主要通過不以商品占有者的意志為轉移的價值量而表現出來。商品占有者隻有在交換中才發現各種産品作為價值是彼此相等的。同時，他們隻有在交換中，通過與其他産品的比較，才能确定自己産品的價值量。問題在于，“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着”。對于孤立的商品占有者而言，商品交換關系就表現為外在于他們，并且不為其所控制的物的運動形式。他們不僅遵循這一運動形式，而且推動這一運動形式的發展。這正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本性的規律通過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現出來。”

其次，在商品生産領域，商品占有者依賴于社會分工體系。雖然馬克思關于商品占有者作為經濟關系的人格化的論述出現在《資本論》的第2章，但是追根溯源，商品占有者的能動者角色根源于商品生産的特殊性。在考察商品價值時，馬克思指出：“如果物沒有用，那麼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做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商品社會中私人勞動的社會性。雖然物品是由私人的具體勞動而生産出來的，但是，如果它不能作為使用價值而滿足他人的需要，不能進入交換關系，那麼生産這一物品的私人勞動就不具有社會意義，不能形成價值。從生産的角度而言，私人的具體勞動必須進入社會分工體系才能成為抽象的社會勞動。隻有這樣，商品才能通過自己的價值形式，“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才可能“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公民”。因此，真正決定商品價值的不是生産這一商品的具體的私人勞動，而是抽象的社會勞動。

準确地說，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産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私人勞動者與社會分工體系之間的關系。無數孤立的私人勞動者組成了與發達商品生産适應的社會分工體系。私人勞動者似乎完全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彼此獨立地進行生産，但實際上，他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使自己的勞動成為價值。“私人勞動在事實上證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隻是由于交換使勞動産品之間、從而使生産者之間發生了關系。”在社會分工體系中标識社會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本質上是對無數私人勞動的社會化抽象，卻是以私人勞動的無數次的偶然的變動的交換比例為其實現方式。因此，當一切勞動産品都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時，生産商品的具體勞動或私人勞動變得無足輕重，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決定商品價值的抽象勞動或社會勞動。對于私人勞動者或商品占有者而言，他們不得不全面依附于社會分工體系，并受到價值規律的支配。

最後，在商品生産與交換領域，商品占有者之間的關系被物的關系所中介。商品在最簡單的意義上不過是勞動産品，是勞動作用于外物的結果。而勞動産品一旦用于交換，并以交換為目的而進行生産，就具有拜物教性質，即與宗教崇拜中的神靈相類似地“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具體而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商品表現為獨立的、有生命的東西。從表面上看，私人勞動者獨立地進行生産商品，通過交換商品而滿足彼此的需要。但實際上，私人勞動者真正能夠占有并主導的僅僅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商品的價值而言，私人勞動者既缺乏足夠的認識，又無法完全掌控。無論是在商品生産，還是在商品交換中，私人勞動者都無法意識到這些用途各異的産品以及生産出這些産品的勞動是相等的。“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不僅如此，如前所述，無論是在商品交換中，還是在确定價值的過程中，是商品而非商品占有者表現出主體的獨立性、能動性和全面性。其二，商品占有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物的關系。一旦商品成為生産與交換活動中獨立的、有生命的主體，并且一切勞動産品都采取商品形式進行生産，那麼，經濟關系的全部内容就被商品運動的價值規律所支配，其必然結果是人們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之間的物的關系。不過，在現實中呈現于人們眼前的，卻是商品這一有用的勞動産品所具有的與其他一切使用價值相交換，進而滿足一切需要的神秘性質。這種神秘性質的典型形式莫過于本質上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币。馬克思不僅揭示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得以形成的經濟根源，而且通過比較考察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曆史性質。在魯濱遜式的孤立個人、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農民家長制生産和自由人聯合體等生産形式中，不同時代、不同身份的勞動者直接把自己的産品既當作使用價值，又當作社會總産品的一部分，從而把自己的勞動時間既當作參與社會勞動的尺度，又當作獲取社會産品的尺度。這就不同于以物的形式來中介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商品占有者的社會。由此可見，以物的形式所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以自然規律的強制性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規律都隻是人類社會特定時期的産物。它們從屬于商品生産的生産關系及其規律，而不像資産階級理論家所宣揚的那樣，是人類社會永恒的自然規律。

以上分析表明，雖然《資本論》商品篇中的現代社會成員是進行生産與交換的商品占有者，但實際上他們扮演着商品生産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角色，以自己的意志、意識和個性化特征推動着經濟關系的實現。如果說，資産階級理論家從孤立個人出發理解現代社會及其運行機制，那麼，馬克思則運用價值理論，在建構商品占有者的個人形象的同時，揭示了在商品占有者背後起支配作用的經濟關系，從而劃清了與資産階級理論家的現代階級理論的界限。在《資本論》的後續章節中，随着價值理論的演進和勞動力概念的提出，馬克思進一步論述了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階級鬥争，從而豐富了階級概念的内涵，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行規律。正如《資本論》開篇的商品概念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商品篇中的階級叙事構成了《資本論》階級理論的邏輯起點，以理論叙事而非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經驗叙事的方式呈現了區别于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現代社會批判。由此，我們推進了對《資本論》的政治式解讀，在理論層面有力回擊了阿爾都塞的《資本論》導讀所隐含的“階級空場”傾向，展現了《資本論》階級叙事的理論意義和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