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江梓豪，中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當前民族理論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産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2021年8月27日，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這是站在新的曆史方位上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要性的一次次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秦漢時期逐漸形成，在中國近代得到了強化與發展。當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但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發展，而且有利于形成新時代的民族文化，豐富民族理論，最終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要實現這一目标，亟待多學科共創理論話語體系，亟需多維度的分析和多途徑的發力，倫理就是其中之一。

一、共生、友愛與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倫理價值

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統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看作一種生活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的人民所共享的具有一緻性與共識性的身份認同。這種意識，從哲學的維度看是一種律令（commandement），也是一種價值追求。它存在“内在與外在”兩個源頭，即莫蘭所認為的“個體的内在源泉是精神上感到有一種義務，外在的源泉是文化、信仰、共同體規範”。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可從“内外”兩方面協同發力：一是依靠外源性的制度規範起到剛性約束作用；二是通過内源性的道德感化起到柔性約束效果。倫理價值作為道德之源與制度之基，對人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正确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倫理價值，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先決條件。

（一）共生是共同體意識的前提性價值

人類文明中的共同體存在多種形式，但不同形式之下卻存在某種共性。共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共同生存的狀态，即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狀态，又可被理解為一種倫理價值，其哲學基礎是“各種關系對象的獨立性及對其他主體的價值的認同”。從生存狀況來看，中華民族包含了56個民族，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單獨代表中華民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将56個民族呈現的共生關系形象地描繪了出來。相互依存的共生狀态意味着各民族之間增強信任，減少摩擦，增進感情，在此基礎上加強團結，促進各民族相互幫助、互相促進，提升中華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共同發展是實現共生的另一關鍵。共同發展不僅強調“共同”價值，還隐含了“平等”價值。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地區可能會因為一些客觀因素産生階段性的差異。一方面，階段性差異與共同發展的價值存在背離；另一方面，階段性差異可能會産生“不平等”的風險。因此，在注重共同發展的工作中，需要注意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複雜性與階段性，“共同”與“平等”能夠從價值層面引導相關問題的解決與完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證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參與國家事務管理，保障各族群衆合法權益。”如何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平等價值，這需要對平等的形式進行細化與區分。平等包含了形式上的平等與結果上的平等。如果隻強調形式平等，而不落實結果平等，不僅無助于實現價值平等，還有可能會削弱共同價值。

經濟發展水平是評價結果平等的關鍵，經濟數據直接對人的價值判斷産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快速發展的态勢。但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依然存在，相較而言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沿海經濟發達闆塊，比如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進行統計後可以發現，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2020年度的GDP占全國GDP總量的5.86%。經濟發展有其固有邏輯，效率與均衡不易兼顧，發展受制于多種因素，但是平等價值要求經濟從形式與結果兩個維度進行發展。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準确把握主要矛盾，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标，積極應對發展過程中所産生的各種矛盾。習近平總書記在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考察的時候強調“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經過8年持續奮鬥，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标任務，現行标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進入小康社會之後仍然需要做好區域化均衡發展，保障民族間機會平等，促進結果的相對平等，實現中華民族内部“和諧共生”。繼續堅持發展為第一要務，保障好各族人民的發展利益是提升認同感、增加歸屬感的關鍵所在。發展中繼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和諧的社會氛圍，就必須以共生為基礎。在差異中增進共識，在個性中尋求共性，在潛移默化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友愛是共同體意識的過程性價值

“在每一種共同體中，都有某種公正，也有某種友愛”，“因為友愛就在于共同”。在亞裡士多德的理論中，“友愛與公正”都是關于共同體生活的基本倫理要求，任何一種形式的共同體都被看作政治共同體的一部分，共同體的産生是因為某種利益得到了滿足，因此“政治共同體最初設立與維系也是為了利益”，而實現共同利益的過程則被稱為公正。友愛則是實現公正這一目标所需要的過程性價值。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友愛源自對中國人身份的一緻性認同，友愛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産生支撐。友愛作為一種倫理精神，不同于制度與規範的剛性要求，而是體現出一種具有包容性、兼容性的倫理要求。友愛雖然在包容文化與生活習性之間具備差異性，但又具有一定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共同體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共同體（集體）大于個體，個體的利益受共同體（集體）所保護。中華民族共同體雖然由個體組成，但是共同體能夠保障利益最大化。在滿足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假設利益分配是公平的，那麼個體利益才可能實現最大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整體性目标，而整體目标有利于保障民族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也有利于個體利益最大化。費孝通把中華民族的特點概括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雖然由多種民族組成，但是能夠很好地融合成一個整體，友愛起了關鍵作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友愛也是共同體與個人以及不同個體之間的“潤滑劑”。共同體利益、個人利益存在潛在矛盾與沖突的可能性，但是友愛作為一種共同體情感，有利于緩和矛盾、增進共識。維系共同體存續的情感是友愛，因為友愛的存在，人不會因為一己私利去做破壞共同體的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能拉近。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存續的準則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包含了基礎的知識性理解，比如了解不同民族的曆史、地理、文化等，也包含了一種更高維度的認同，這是一種通過感性與理性認知所構建的更高層次的認同，它就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基礎性認同與高維度認同，共同組成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它既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責任。可見，民族認同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要素，友愛則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否健康的關鍵，更是實現民族和諧的關鍵。

（三）團結是共同體意識的存續性價值

中華民族的複興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團結協作，所謂“人心齊，泰山移”，國家的發展與富強，靠的是各族人民的團結協作，如何讓各族人民“一條心”很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各民族大團結的根本保證。”因此民族工作要在黨的領導下實施，這樣“一條心”才能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民族團結一心的有力保障，它能夠樹立起正确的奮鬥觀，能夠正确理解共同體價值的重要性。隻有深刻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邏輯，才能理順共同體與個人、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辯證關系，這也是民族團結的保證。

共同體的存續關鍵在于内部的團結。從中華民族的近代史看，當時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缺乏團結，沒有高度的民族認同感與歸屬感，外部列強抓住了這個機會，大肆瓜分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使得整個民族處于生存危機當中。解放戰争中，各族人民群衆團結在中國共産黨身邊，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化解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由此可見，團結與否直接關乎整個中華民族的戰鬥力。團結是一種結果，想要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需要強化人民對共同體的認同感。

當然，對共同體意識的認同與接受不是天生的，需要多種途徑和方法去實現，其中教育應是有效的途徑與方法之一。教育是團結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問題，事關地區的穩定與和諧發展。做好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工作，既要突出知識教育，又要堅持文化認同教育。從基礎教育的階段開始，增強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需要廣泛地開展相關的教育活動，加大教師隊伍的建設與教育資源的投入。對各民族青少年開展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知識教育、國民教育、社會教育以及民族知識教育，是培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重要舉措。教育不僅使民族曆史、民族語言文字、服飾、宗教信仰等知識得以傳授，還能幫助人們樹立正确的國家觀、民族觀、曆史觀與宗教觀。團結各族人民，能夠讓中華民族共同體得到更好的發展，讓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得到更好延續。教育有助于維持民族共同體内部的團結，少數民族教育能夠增強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從而提高個人層面的民族意識。

總的說來，共同體存在的前提是實現共生，共同體延續的理想狀态是和諧。共同體意識是一種共同體實現共生狀态之後的集體意識，在共同體發展過程中，友愛則是實現公正這一目标所需要的過程性價值，團結則是關乎共同體存亡的存續性價值。友愛與團結是實現共同體核心狀态的兩大基石。

二、包容、互助與尊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倫理精神支撐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包容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内含了重要的倫理價值，也需要倫理精神的支撐，而首先需要的是包容精神，因為中華民族的整體格局是多元一體。不同民族由于曆史與文化等因素而存在諸多的差異，這些差異也是各民族的标識。在這種多元性存在的條件下，隻有承認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并尊重不同民族自身的特點，更好地包容這些标識，而不是“一刀切”地消除差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真正鑄牢。中華民族有着悠久的寬厚與包容的倫理傳統，特别強調對他人的尊重與寬容。社會性的整體生活證明：“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寬以待人，可以遠離怨恨，并且“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争，以相逆也，則不失于人矣。”（《管子·小稱》）如果能夠平等對待、彼此寬厚，就不會失去人氣與人道。但是，如果“嘗試多怨争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管子·小稱》），彼此争奪，互不忍讓，大家都會自身難保。

包容精神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倫理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與人的本性有關。人具有天然的自利傾向，這是大自然賦予人的禀賦。在霍布斯所述的“自然狀态”中，“人在自然狀态之中，既日日相戰，如前章之所雲矣；于斯時也，人人皆各盡其知，各竭所力，以衛其身，而防其敵。”自私自利是人生存下去的必需品，但是進入文明社會，利他主義就變成了另外一種必需品。包容從倫理本質上體現的是一種對“他者自利”的承認與尊重。當然自利與利他，應該從手段與目的去分析。當手段與目的相統一或者相矛盾時，所産生效果是不同的。如果手段與目标皆為自利，則能夠被稱為一種純粹的自利，它更加貼近于人的生物本性；當手段與目的皆為利他，則是一種絕對理性的情況，絕對利他的人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絕對意義上的利他與利己是相互矛盾的。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為我和為他的二向邏輯中，也就是說在我和在他之間，既是互補的又是敵對的。“成為主體，即是将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結合起來。”法國思想家莫蘭也認為，人實際上是一種利己與利他的矛盾體，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都是錯誤的，人成為主體就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二向邏輯（dialogique）與道家的“陰陽調和”有不謀而合之妙。

從邏輯上來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一種包含人己兩利的思想體系，盡管二者之間存在一個先後次序，但利他的成分要先于利己的成分，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所形成的“先人後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秀傳統文化。隻有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得到保障之後，各民族的利益才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實現。與此同時，需要特别尊重少數民族的利益。所以，在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關工作中，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如何正确處理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與各民族利益之間的關系，用開放與尊重的精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互助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集合體，多元化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特征，不同于美國的民族共同體的“大熔爐”政策。從某種程度來說，美國的民族政策更像一種政治上的“妥協”，所謂的“民族熔爐”更似一種“異質化”的集合體，最鮮明的特質是各種族之間會形成以種族為符号的組織。民族的“異質化”是指組成共同體的成分之間泾渭分明，各族群之間相互獨立存續。中華民族則不同，它建立在“我們”概念之下而相互認同。“我們”意識與“他者”意識之間看似差異不大，但是在民族文化認同中起關鍵作用，因為隻有基于“我們如何在一起”，才會把“他者”作為“我們”的一部分。當“我們”作為一個整體，互助精神就會自然産生。

費孝通先生把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定義為“差序結構”，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即人與人之間以“關系”遠近為依據組成了呈現出“環形結構”的社會人際關系網。這種結構充分顯示，“我們”比“他者”之間關系的距離更近，關系的遠近則意味着信任的差異。信任成為互助的基礎，實為中華民族倫理文化的“基因”，也是現代社會中各民族共同體共同發展的基本倫理法則。信任能夠更好地加快社會的運轉，提高經濟生産效率，增加社會和諧指數。互助是一種人類的本性。單個人或某一孤立群體面對大自然時是脆弱的，甚至是無力的。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人類逐漸習得了互助的品質。互助意味着“抱團取暖”，在外界條件嚴苛的環境下，互助不僅是一種優良的品德，還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雖然人類的決定常常看似愚蠢，但如果你透過表面去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它們往往是深度理性的。”從生存的角度來說，“抱團取暖”能夠明顯增加存活率，生物的繁衍得到延續，自然會把相關的行為方式與習性遺傳給後代，互助的基因便記錄在人類的身上。

互助是形成共同體的預設前提，缺少了互助原則的共同體是一種不完備的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從提升互助意識入手，互助能夠增加共同體内部的“社會資本”，能夠有助于各民族取長補短。中國當下面臨着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特别是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還相對落後。“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舉措。民族間的互助意味着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應該對不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予以幫助，逐漸縮小差距、補足短闆。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尊重

“共同體情感一直都會是責任（responsibility）和互助的源泉，而責任和互助本身是倫理的源泉。”共同體意識其實也是一種情感，是一種“共情”。鞏固與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有效地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形成深厚的民族感情。從曆史上看，讓共同體意識深入人心，用倫理律令進行規約，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都存在一種道德上的深層次的連結。正如“倫理是連結，連結是倫理”所述，這種連結是通過共同體律令與集體法則所維系的，人類的每一種組織形式概莫如此，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連結紐帶就是友善，友善的姿态才能夠赢得相互之間的尊重。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從組織制度與規範入手，同樣需要從共同體的道德律令入手。德國哲學家滕尼斯認為，共同體與社會是一對“二元對立”的概念，共同體的基礎是有機存在的一種關系結構，而社會則是一系列抽象的價值所維系的體系。從共同體發展的曆史來看，最初的共同體是以“親屬關系”為紐帶的血緣共同體，家庭是血緣共同體的核心要素。随着家庭關系的擴大，以“鄰裡關系”為紐帶的地緣共同體應運而生，地域與家庭之間的關系是地緣共同體的核心要素。随着人類組織的擴大，精神共同體成為了更加複雜與龐大的結構，其核心紐帶是友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是一種充滿友善的精神共同體。友善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現代社會呈現出“陌生人社會”的特征，各種共同體之間不是以某種天然的聯系而締結在一起的，而是要通過共同的價值目标聯系在一起。友善不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聯系不同民族共同體的價值紐帶。友善可以促進中國各民族在追求共同善的過程中達成相互認同。在現代多元社會中，友善更是一種開放的道德姿态，它幫助人們在多元思想和文化中去找尋共同的價值追求，為共同善的實現而努力。在對共同善的追尋和實現過程中，各民族之間會建立穩固的夥伴關系。

因此，友善也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因為友善傳達的是各民族共同開展社會生活的意願，傳遞的是一種民族平等的愛，它是各民族之間自願構建的，消除了民族間的歧視和輕慢，促進了民族間的互助，真正地實現了民族之間的相互尊重。對于“同質化”所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而言，其共同信仰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其内部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豐富的友善精神。

三、責任與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倫理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民族之間雖有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但又有諸多共同之處，需要相互依存、互相幫助，如同“兄弟”一般。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在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加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中華民族内部各民族關系的正确認識，各民族之間是唇齒相依的，所面臨的風險同樣相似，惟有共擔責任和共謀發展。責任是對維護共同體生活的承諾與行動，也是崇高的公共義務。德國哲學家尤納斯認為，隻有把責任上升為普遍化的倫理準則，才能有效回應現代高風險社會的倫理訴求。責任原則是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各類複雜性問題最适當的行為準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責任，意味着各個民族都肩負着神聖的曆史使命，需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貢獻一份力量。發展是一個哲學範疇，更是一個倫理範疇，雖然其基本的價值取向與進步、前進、理想、美好等相關，但是在不同的曆史形态，有着不同的時代内涵，彰顯着不同時期人的需求和本質力量。發展是新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途徑。實現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是發展倫理的根本要求，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行動。發展才是硬道理，隻有不斷發展先進生産力，才能夠增強綜合國力，才能形成民族合力，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落後就會挨打”，因此隻有不斷發展，才能夠保證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才能夠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不是宣傳口号，而是一條實踐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關鍵時期。”因此我們更應該腳踏實地地抓住曆史的機遇期。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首要目标是“富強”，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經濟發展不能隻追求經濟發展的總量，同樣也要注重發展的質量，要符合“五大發展理念”，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注重發展過程中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共同富裕”理念對于老百姓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錢袋子”，它背後是對分配制度正義的追求。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二者最顯著的差異就在于制度化的分配方式，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優先資本方進行利益分配，但是中國的分配制度卻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實現共同富裕是奮鬥的方向，但是經濟發展與進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先富與後富”的階段性問題。對此，要從平衡性維度倡導“先富帶動後富”，又從協調性維度實現再分配正義，還要從包容性維度讓更多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要素參與進來。

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離不開内外部的穩定。内部穩定能夠有助于更好地進行經濟社會建設，能夠讓各族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外部穩定同樣重要。當今世界和平是主旋律，但各國之間摩擦不斷。對此，關鍵在于中國各民族的團結與穩定，隻要中國内部能夠實現“一條心”，那麼，沒有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難，也沒有任何解決不了的問題。近些年世界範圍内民族主義興起，歐洲與美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正在擡頭，種種迹象表明，民族問題可能會阻礙到各國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因此需要妥善解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确有效方法。

（二）共擔責任是全國各族人民的神聖使命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包含一種責任倫理。發展的原動力是責任，隻有鑄牢責任意識，才能保障發展在既定的軌道中運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需要人民共同承擔發展的曆史使命。共擔責任首先意味着各族人民要“一條心”地實現中華文化認同。隻有高度的中華文化認同，才能夠讓各族人民産生更強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更能增進成員之間的信任，信任的增強又有助于資源的整合與工作的協調，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合力。

在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上，我們要特别注意到：第一，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是一種包含關系，中華文化包含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在文化的組成中，雖然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存在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取長補短、相互學習、相互融合。中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離不開任何一種文化。第二，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并不矛盾。少數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與曆史性，但它都屬于中華文化，因此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認同就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肯定就是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肯定，二者之間相互依存并不沖突。中華文化是一種善于學習、樂于接受的文化，其優勢在于求同存異、兼容并包。第三，共同責任還意味着要完善責任倫理。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中提出了“遵循責任倫理的人，在某些情境裡表現他的堅定信仰，可以解釋為它乃是一貫運用責任倫理的規準”。責任倫理思想，強調的主要是“後果”，但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它所需求的一種責任倫理，更多的是一種召喚與使命意識，因為這一切離不開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與協作。責任倫理要求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公民，要堅持把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擺在自身利益之前，當自身利益與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出現矛盾時，要自覺将自身利益“退後”；責任倫理意味着全國各族人民要有一種敢為人先的奮鬥精神，因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道路上，必然會充滿挑戰；責任倫理意味着全國各族人民要甘于奉獻，偉大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并不是因為奮鬥之人為了眼前利益而拼搏，而是不計較眼前得失，一心為目标而奉獻。

（三）共謀發展又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責任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共同發展、平衡發展、充分發展。

共同發展是我國民族制度正義的本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完善差别化區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少數民族地區曆史、地理、文化條件十分複雜，民族地區發展不均衡，因此差别化的區域政策非常重要。

平衡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針對民族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要通過轉移支付手段這個政策工具來促進民族間經濟的均衡發展。面對全球經濟高度不确定，“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應運而生，這也給民族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會。特别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意味着擴大内需市場，擴大内需就會發現“新需求”，經濟發展将從沿海朝内陸延伸，向少數民族地區延伸。繼續深化民族區域改革是全面發展的源動力，不斷完善與加強民族地區的發展能力，能夠更好地促進民族地區的進步。

充分發展就是要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而生産力的核心要素是人。優秀的人才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價值，能夠更好地促進地區的發展。所以，人才是民族地區發展經濟的關鍵，并且是實現充分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提出：“要下大氣力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培養好少數民族人才，加大少數地區人才培養力度，是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人才之基。發展民族區域經濟還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讓更多人才能夠前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隻有從政治、經濟、文化、人才等方面着力，才能全面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水平，才能讓他們感受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溫暖，才能真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既是民族政治的邏輯，也是民族倫理的邏輯。

四、結語

中華民族擁有深厚的曆史積澱，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政治要求，也是一種倫理訴求，内含了諸多倫理價值和倫理精神，這項工作具有時代意義與現實意義。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形成新時代的民族文化，豐富民族理論，創新發展黨的民族政策，走好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最終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倫理價值的社會源頭發掘其堅實基礎，更需要把這些倫理價值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展望未來，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成為世界民族當中的一顆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