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曆史性實踐所開辟出的新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所蘊含的均衡倫理特性說明了它不同于西方經典現代化，其價值内核所尋求的是主體間利益關系的動态協調與平衡，協調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平衡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屬性使然。中國式現代化的均衡倫理本質就在于它不僅繼承了中國古代優秀倫理文化，亦彰顯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價值訴求。這種價值訴求反映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就是要求實現優質均衡的全面發展，從而不可避免地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孕育出一種全新的精神—文化氣質。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凸顯協調與均衡倫理特性的中國式現代化，正在開啟一種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國特色的中華文明倫理新形态。

【關鍵詞】均衡；中國式現代化；倫理特性

作者簡介：李建華，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倫理學基礎理論、道德心理學、政治倫理學、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劉暢，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2023年第2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區别于西方社會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單一化、單向度的現代化模式，它是中國共産黨在百年奮鬥實踐中總結的最新發展與治理成果，不僅體現出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深刻内涵，而且蘊含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均衡、和諧等倫理價值理念。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的協調發展中可以看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不偏重于某個文明維度，而是五大文明均衡協調發展的現代化。正是基于對多維度、全方位的統籌與規劃，才使得一種置身于世界曆史又超越于現實曆史發展的可能性得以可能，它正在創造出人類文明的新形态。這種新的文明形态彰顯着一種新的倫理價值形态，它預示着深受西方經典現代化所影響的規範倫理将不可避免地向以均衡協調為價值導向的新倫理形态過渡轉型。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特性就是均衡，而實現優質均衡的價值理念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題中之義。

一、均衡是現代倫理的主要特性

人類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一部現代文明社會的發展史，其中社會如何實現可持續與健康穩定的發展是現代化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在西方社會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這一問題的解決主要受制于資本理性化、逐利性的價值邏輯的影響，這種價值邏輯表現為主體間關系的非此即彼性、零和博弈等，正如埃德加·莫蘭所言，“來自歐洲的烏托邦許諾了一個燦爛美好的未來，而我們今天的世界卻日益貧富分化，環境愈加惡劣，幾近無法生存”。由此觀之，中國式現代化就在于它不簡單的遵循西方現代化發展中的價值邏輯，即以單一理性化、絕對化、形式化的規範倫理為指導，而是更側重于強調均衡協調的重要價值，追求的是和諧穩定的社會發展狀态，協調與均衡已經成為現代倫理價值形态的主要特性。

一般來說，現代化并非西方社會發展所獨有的專屬産品。當我們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現代社會發展狀況時，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看到“現代化”（Modernisierung）的概念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的特征，它将現代性從西方歐洲的起源中分離出來，與此同時，這種現代性不再是西方理性主義的代名詞，二者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因此，我們不能再把現代化過程看作是理性化過程和理性結構的曆史客觀化”。這或許為我們辨明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那就是面對當今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進程走向其啟蒙精神的反面，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是以超越西方現代化發展困局，開辟未來世界發展更多可能性的姿态出現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視野之中，那麼這種區别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是什麼。換言之，現代化之“化”應當是帶有某種價值訴求在裡面。于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在排斥否定以科學、理性等西方現代化主要成就這個意義上要“标新立異”，而是作為現代西方文明把脈者的形象來定位自己。它孕育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經驗，并融合當前世界文明發展諸多有益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從而為各國的現代化發展提供可供參考的“中國方案”。阿諾德·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對談中，一緻認為中華文明内核中的和平、團結等價值理念更有可能引領人類原子能時代的文明發展。進一步來看，中華民族有着尚和平、重團結的文化傳統，而這恰恰是當前西方現代化發展所缺失的道德底色。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所彰顯的均衡倫理特性，避免了現代西方社會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失控、失範等問題，為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英國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看到，在面對多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的後現代挑戰時，現代西方社會遵循其現代性内在邏輯所建構的倫理體系正遭遇一場“範式危機”，它“正在削弱西方的倫理自信和自以為是”。雖然它們通常以公平、正義、責任等全人類公認的倫理價值作為其理論内核，以協調主體間關系為對象，以實現社會秩序的優化為目标。但至于如何将其規範性運用于具體的文明發展之中卻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當前，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式現代化的内在倫理路徑就在于開辟出一種不同于現代西方社會所建構的單一化、霸權化的規範體系，它是在吸收、融合文明交流互鑒有益成果的基礎上，充分立足于自身的優秀傳統文化，從而形成既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曆史性意識的倫理價值形态，為世界多元文明的發展提供一種富有中華文化底蘊的倫理智慧。進而言之，這種富有中國色彩的倫理方案如何能夠為世界多元文明的和平發展提供參考，則需要進一步研究其存在發生的内外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其産生的内因來看。社會倫理價值形态與其社會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與發展水平離不開對其社會倫理價值形态的剖析與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這種倫理理念不僅表露于形式層面的一種價值觀念，而且更為深入地反映在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與精神氣質之中。回顧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曆程，社會倫理價值形态的塑造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态發展過程，從近代伊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此時，社會的倫理規範以追求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為最高價值目标，後來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創建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發展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社會矛盾繼續突出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社會倫理規範也随之集中于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物質文化需要之間關系的問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事業已經步入新時代，新時代突出新問題，新時代呼喚新倫理。具體言之，這種新問題即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關系的矛盾狀态本質上是各方利益的分化、失衡所最終形成的利益對立、沖突所緻，它具體表現為：人地關系中，生态環境持續惡化的失衡；區域關系中，東西發展的失衡、城鄉發展的失衡；社會關系中，收入分配的失衡等。因此，從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走向平衡充分的發展就需要新的倫理形态作為價值引領，實現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穩步發展成為現代倫理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社會倫理規範逐漸從側重如何保障與維護經濟的高速增長向如何促進均衡、協調的高質量發展轉變。

其次，從其産生的外因來看。經濟的全球化、科技的進步使得各國間的交流聯系日益頻繁、緊密。與之相對的是，各國間的文化觀念、經濟利益、地緣政治等沖突加劇。西方社會所主導的現代化模式正在面臨後工業時代的資源枯竭、全球環境惡化、社會貧富分化、階層撕裂、民粹勢力擡頭等諸多問題。烏爾裡希·貝克基于對西方工業社會的研究，認為西方社會正在蛻變為風險社會，即“财富的社會生産系統伴随着風險的社會生産”，由此帶來的環境、科技、社會分配等領域的失衡、失控現象。在這種意義上，現代化風險超越特定地域，并表現為不可預測性。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西方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風險與危機，今天人類文明如何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又能确保全世界的可持續穩定發展再次成為一道難題。而要解決時下人類文明的發展難題，關鍵在于反思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并對其在經濟發展中所建構的一系列倫理規範理念重新進行審視。

西方的現代化“由于受資本邏輯的主導，這種現代化建設在發展中維護的是資本的權利，注重的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這一增殖過程中的對象、條件都隻是供其消耗的客體，遵循的是單一主體性的邏輯。”，這種受資本單一主體性邏輯操縱的發展，最初的确能夠推動社會的快速發展，但資本的逐利性注定其擺脫不了“貪得無厭”、“征服擴張”的野蠻本性，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公平等倫理價值理念就難免淪為資本暢通無礙發展的辯護工具。進而，單一的主體性邏輯反映在人際關系中就是人對人的壓迫與剝削，在人與自然關系中就是人對自然的全面掠奪與征服。正如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文明史的研究中，将西方文明發展中存在的兩種特性，即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戰争，以及人對自然的野蠻征服視為是兩大罪惡，以至于他認為“西方人專注于增進物質福利，也确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卻面臨喪失靈魂的危險”。針對全球化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亂象，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同時，緻力于破解西方現代化的發展困局，探索出一條人類多元文明健康、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之路。健康發展，說明中國式發展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持續的科學發展模式；和平發展，說明中國式發展謀求構建國家間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國式現代化不遵循西方現代化零和博弈、冷戰思維的霸權邏輯，而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充分尊重每個國家的合理訴求，積極維護多邊主義的共同健康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式現代化奠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建設之中，它在反思西方現代化發展唯資本、兩極分化、單邊主義現象的同時，充分吸收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和諧、均衡等倫理智慧，從而實現對西方式經典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根本超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發展貢獻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其内在文化價值的獨特性，它以平衡、協調關系的穩定和諧作為處理各方利益訴求的“價值金标準”，以小康大同的治世理想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最終價值歸宿。因此，繼西方現代化标榜其自由、進步等價值理念之後，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内核凸顯為均衡的倫理特質，它逐漸成了現代世界倫理價值體系建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主要特性。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均衡倫理本質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的協調發展，五大文明的協調發展就需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全面推進，如何實現“五位一體”的現代化發展就要有發展目标作為價值引領。物質文明離不開經濟建設，它以富強作為價值引領；政治文明離不開政治建設，它以民主作為價值引領；精神文明離不開文化建設，它以文明作為價值引領；社會文明離不開社會建設，它以和諧作為價值引領；生态文明離不開生态文明建設，它以美麗作為價值引領。正是基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五大價值全方位、多維度的統籌協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标才足夠全面、立體與明晰。可以看出，統籌、協調等諸多發展措施說明中國式現代化的均衡倫理本質就蘊含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之中。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均衡”作為一組詞語最早可見于《黃帝内經·素問·五常政大論》：“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這透露出古人對于養生與四時變化發展規律之間關系的深刻洞見，隻有掌握适時而治，協調陰陽，才能達到健康均衡的理想狀态。《易經》作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經典，其中就将世間萬物的變化規律形象地描述為陰陽相生、相克、相合的均衡狀态。在《說文解字》中，“均，平徧也。從土從勻，勻亦聲”。“均”字最早是用來形容古代土地分配的均平，均就等同于平。在農業社會，土地是作為國家賦稅、農民生計最主要的經濟來源，負責丈量、分配土地事務的官職名為“均”，可見國家對于土地分配寄托着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衡，牛觸，橫大木其角。從角從大，行聲。《詩》曰：設其楅衡”。“衡”字本義是指綁在牛角上的以防觸碰的橫木，後引申為度量物品輕重的儀器秤杆。東漢哲學家王充專門寫《論衡》一書作為評定社會言論的價值天秤，所謂論衡，就是“铨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衡不僅是度量物品質量大小的儀器，而且具有評判是非對錯的價值功能。可以看出，均衡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種倫理智慧，不僅富有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深刻洞見，而且流露出對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此外，均衡還廣泛地運用于現代經濟學、美學、電子通信、醫療健康等領域，以求達到價值目标的理想狀态。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均衡一方面是指系統内部各要素之間動态發展過程中的平衡狀态；一方面是指這種平衡狀态能夠維持系統的有效運轉，而不至于走向失效、失控。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世界作為一個有機系統，其内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系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關系。而對立統一的科學規律正确揭示出各要素之間的聯系與發展的過程，它表明均衡的實質不是孤立的、靜止的、絕對的平均，而是多要素間相對的、動态的平衡過程。這種動态平衡反映出事物由“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這一發展趨勢的變化過程，其内部具體表現為在适當的條件下各要素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發展狀态，最終達到有機體自身穩定和諧的健康發展。片面地強調對立鬥争，或是絕對統一都有悖均衡的倫理本質。

從均衡作為倫理的協調方式來看，它區别于經濟、政治、法律等強制性調節手段，它側重于維護利益關系和諧穩定的健康發展。利益不僅包含了物質利益，同時也指精神利益，隻要有欲望需求就有利益存在，有利益的追求人類社會才可能向前發展。利益關系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範疇：縱向利益關系是指個人利益、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橫向利益關系是指各主體間的利益關系。《牛津法律大辭典》中将利益解釋為：“個人或團體尋求得到滿足和保護的權利請求、需求、願望或要求，而這些必須要結合社會中人們之間關系的秩序來考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利益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之一，是一切事物變化發展所遵循的底層邏輯。在社會生活中，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法律的功能其實質都是為了處理某種利益關系，“這些方式相比較而言，經濟的方式注重利益的最大化、政治的方式注重利益之上權力幹預、法律的方式注重合法權利的維護，倫理的方式注重利益的大體均衡”。利益的均衡性說明倫理協調所遵循的标準是利益的适當性、正當性與應當性三者的有機統一。“适當性原則”是指主體的利益需求是在一定範圍内的有限存在，有限性與無限性相對應，當利益一方的權益占比超出此限度就可能導緻利益雙方關系的失衡與沖突；“正當性原則”是指主體的利益追求必須合法合規；“應當性原則”凸顯的是主體的利益動機、價值目标與結果合乎倫理“善”的原則。隻有當主體間的利益關系滿足以上三個原則，利益的大體均衡才有可能得到保證。從倫理協調的對象來說，它協調的不是某個單一主體的利益，而是多元主體間的利益關系，這就決定了倫理協調的價值目标不可能遵循“赢者通吃”的霸道邏輯，而是注重“有利方”向“不利方”，“多利方”向“少利方”的“讓利”與“互惠”，及時平衡兩者間的差異，緩和雙方間的矛盾與沖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倫理協調策略的均衡帶有“道德溫情”的色彩，亦富有化解利益沖突、危機的倫理智慧。

從人類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看，這種均衡倫理就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五個文明維度的價值目标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的協調發展就需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全面推進。其中，經濟建設追求的是富強的價值目标，政治建設追求的是民主的價值目标，文化建設追求的是文明的價值目标，社會建設追求的和諧的價值目标，生态建設追求的是美麗的價值目标。富強的價值目标，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必須注重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就需要遵循“經濟新常态”（New Normal of Economy）。新常态意味着它不同于高增長、粗放型、結構單一的舊經濟發展模式。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結構性的問題，新常态所要解決的正是這一矛盾中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關系的不平衡問題。具體言之，要解決經濟上的供需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實現經濟結構的對稱态基礎上的穩定持續發展。“經濟結構的對稱态”是一個經濟學的專業術語，通俗來講就是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經濟結構的對稱态強調經濟發展中各生産要素之間動态平衡的優化過程。這種動态平衡透露出均衡的倫理本質，它不依賴于單個生産要素，或者少數幾個生産要素，而是注重以多要素、全要素的生産手段來提高經濟生産效率。因此，經濟新常态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要提高全要素的生産率關鍵就在于供給側結構性的優化與改革，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整合與再生，創新發展模式，及時協調均衡供給端以适應、滿足需求端的變化，促進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民主的價值目标，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建設必然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益。中國式的現代民主不同于西方單極化、少數人的精英民主，而是“全過程的人民民主”。它摒棄了西方現代民主政治中的“精英遊戲”，而是側重于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夠參與到民主政治的建設中來。“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當前西式民主所面臨的最主要的政治困境，究其根本，極化現象是政治治理中失衡、失序的典型表現。換言之，西式民主已經淪為少數精英群體，或部分政黨集團操控的權力遊戲，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有效關注與保障，從而造成社會矛盾加劇，政治沖突頻發。與其相反，全過程說明中國式民主注重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它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自身政治建設的堅實基礎，從而保障了公平正義的最大化實現。這種公平正義的原則就體現出均衡的倫理本質，它反思與批判西式民主中的零和博弈、惡性黨争等政治亂象，注重的不是維護少數群體的利益，而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在保障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在共建共治共享中達成各方的廣泛共識，形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文明的價值目标，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建設追求的是社會物質的、精神的與制度的全方位較高水平的發展狀态。文明是評判社會進步，現代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亦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在社會層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建設關鍵在于協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革命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者之間的均衡發展與創造性融合；在個人層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建設注重協調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設與教育科學文化建設之間的均衡，二者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其中，公民道德建設要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四個方面共同發力，它是教育科學文化建設的價值引領與保障，同時教育、科學、文化的全面發展又能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從而強化彼此的價值連接。二者的均衡化、全面化發展為塑造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氣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基礎。

和諧的價值目标，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建設追求的是多主體間和睦、協調與穩定的社會關系。具體來說，這種和睦協調的社會關系離不開均衡的倫理策略，它需要協調的是個體、社會與國家三個層面的全面發展，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關系。忽略任意一個層面的發展，三者的關系就會面臨失衡、失序的危險。個體層面注重的是人民的安居樂業，安居象征着生活得好，樂業代表做得好，某種程度上，此亦符合亞裡士多德所言，個人隻有同時滿足兩個方面，才有可能配享幸福；社會層面注重的是社會的安定有序，隻有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健全社會治理體系，使得人民生活穩定、有保障，整個社會秩序才有可能團結有序；國家層面注重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就要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治理的長效性、穩定性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從而實現國家的安定太平。可以看出，個體的幸福離不開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又需要國家長效治理機制的保障，三者相互統一、相互影響。

美麗的價值目标，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設追求的是人地關系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美麗”的價值屬性指的是事物接近完美、理想的狀态，以及由此在主體身心上産生的愉悅、舒服等積極效益。在生态文明建設中，這種美麗的價值目标具體指的是自然環境的優美——如“綠水青山”。新時代，人民大衆的需求已經從原有的滿足溫飽邁向小康生活，單純的物質滿足已經無法适應多元化、高質量的美好生活需求，追求更為健康、更加生态的生活方式成為了人民群衆的美好向往。同時，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生态污染、次生災害嚴重危害到了人民群衆的人身安全，兩個方面的失衡造就了人地關系矛盾的日益加劇。如何緩解乃至化解二者間的矛盾就需要均衡的倫理智慧，即在滿足人類自身發展需要的同時，也能維護好自然環境自身調節的動态平衡。而自然環境的健康穩定狀态又能最大化地保障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滿足人民群衆的美好生活需要，二者是相輔相成，共生共存的關系。

總的來說，均衡既是一種倫理調節方式，也是一種倫理目标，它印刻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建設提供了倫理保障。作為一種倫理智慧，均衡誕生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文明土壤之中，它在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的同時，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創造性與創新性發展中獲得科學的内涵。

三、在優質均衡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這條道路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百年實踐探索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如今進入新發展階段，就需要新的發展理念作為價值指引，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均衡互動的新發展格局。“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着力點的集中體現”，新發展觀具體展現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價值理念。從發展思路來看，五大發展理念都蘊含着均衡的倫理價值；從發展方向來看，五大發展理念都指向一個更高質量、高效率、更公平的均衡發展模式；從發展着力點來看，五大發展理念都緻力于協調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利益關系問題。由是觀之，新發展觀念彰顯出協調均衡的倫理智慧，它表明作為優質均衡的新發展觀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優質均衡，顧名思義就是指作為倫理協調方式的均衡，在多種協調途徑中所能尋求的最優解，它是協調主體間利益均衡所能帶來的各方價值最大化的體現。而在面對如何全面、科學、有效的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模式，實現其優質均衡的健康穩定發展，就需要我們首先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特征與發展方向有清晰、全面的認知：“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說明，要實現優質均衡的新發展觀念就必須考慮這五個方面的特質。

第一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協調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關系，實現民主法治的優質均衡。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決定我們的現代化發展不可能隻是惠及部分人、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是發展成果由所有人共享的現代化。如何讓發展成果能夠惠及所有人，就不僅需要注重經濟維度的發展建設，更需要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就凸顯了政治治理的重要性。治理（governance）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反映的是對事物的矛盾運動變化規律的掌握，并實現其穩定有序發展的智慧。具體言之，這就需要協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之間的關系，達到二者的均衡發展，完善、健全的治理體系為治理能力提供規範指導，良好的治理能力又能進一步促進治理體系的完善，二者現代化的價值目标就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優質均衡。民主與法治的優質均衡體現在民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關系。沒有民主的政治建設，法治就是一紙空談，而法治的制度化又為民主提供保障。民主與法治共同構成國家治理的堅實基礎，“國家治理的最高目标，就是基于倫理維度的‘善治’”，隻有實現民主與法治的有機結合，才有可能推動國家治理走向善治。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說明中國式現代化難度的艱巨性、複雜性，如何在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兼顧平衡好多方的利益訴求就不僅需要科學的政策引導，更需要優質均衡的倫理智慧，将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轉化為現代化發展的紅利與優勢。“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所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說明善治注重的不是維護部分人、少數人的利益，而是在各方的合作管理中尋求利益價值的最大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實必然要求治理模式向着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轉型，傳統一元性的垂直管理結構已無法适應社會矛盾的變革發展，應當推動民主法治的均衡化治理，彌合價值多元時代的價值分歧，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治理格局，凝聚社會各方的價值共識，滿足廣大人民對良法善治的美好生活向往。

第二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協調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優質均衡。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遵循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這就要求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發展的共享性質說明社會主義的發展不僅是做大蛋糕的過程，更是注重均衡合理地分配好蛋糕。沒有均衡分配的物質基礎與制度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無從實現。具體來說，均衡分配協調的是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經濟的增長應當與居民收入的增長均衡同步。經濟的增長帶動社會财富的積累，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就業崗位，居民生活得到改善，同時居民生活水平、收入的提高，又可以提振消費，從而刺激社會的擴大再生産，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如果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懸殊，那麼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就會萎縮、需求持續疲軟，供給側的産能嚴重過剩，導緻經濟結構性失衡，最終經濟發展陷入滞脹。“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體是消費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而如何通過完善分配制度來擴大内需消費，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均衡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人群之間的利益關系，以“限高擴中提低”的分配政策調控低收入與高收入群體的占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來彌合兩端收入存在的财富差距，化解二者之間長期存在的利益矛盾，加快形成以均衡穩定著稱的橄榄型社會結構。此外從地域上來看，我國的經濟存在城鄉發展、東西差距、南強北弱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就要在優質均衡的指導下，調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統籌東西經濟建設，實現南北互補式發展。總的來說，無論是收入分配的優質均衡，還是經濟建設的優質均衡，都不是所謂的絕對平均化、趨同化。收入分配的優質均衡“它不是傳統意義上‘均貧富’的同等富裕，也不是全社會整齊劃一的同步富裕，而是在消除了貧富分化之後保持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經濟建設的優質均衡是在全國一盤棋的大背景下，因地制宜，合理分工，注重發揮各方的優勢，而非謀求所有地區經濟水平的絕對平均。

第三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協調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與經濟發展的内在關系，實現守正創新的優質均衡。守正與創新是文明社會發展的一體兩面，沒有守正的堅實基礎，社會發展就會失去正确的價值保障，物質文明就有可能陷入發展困境，缺失創新的動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設就會陷入停滞、僵化、甚或倒退。隻有準确地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做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均衡協調發展。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不僅體現在對物質生活質量的更高追求，而且也囊括了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繁榮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遵循守正與創新的優質均衡，做到中華文化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承。這裡的守正指的是堅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革命文化與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是在融合與發展三者的基礎上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反映時代特色、具有時代影響的優秀文化藝術産品。具體言之，即協調好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之間的關系，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文化産業來激發市場活力，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時代，面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的建設逐漸凸顯出其獨特的優勢，比如引導人民群衆更為綠色低碳的生活觀、消費觀，促進經濟模式向更為健康、高質量地發展轉變。隻有适時協調兼顧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均衡發展，在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日益增長的基礎上，以精神文化的守正創新為價值引領，才有可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由此觀之，物質文明的發展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精神文明建設一方面能夠為物質文明發展提供思想價值引領，提升物質文明的發展水平，實現更高質量、高效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能夠凝聚社會多方共識，增強人民的思想文化素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第四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和諧共生的優質均衡。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說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關系。這就需要優質均衡的倫理技藝平衡二者間的關系，做到發展與保護的統籌兼顧，即在滿足發展利益需求的基礎之上，保護好生态環境自身調節的動态平衡，實現現代化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和諧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有着三個層面的含義，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和諧是指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睦友善；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和諧是指身心平和從容的健康狀态；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和諧是指人與自然的互利共生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與自然的和諧就是追求互利共生的均衡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發展理念，本質上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優質均衡，它是在資源環境可承載能力的限度内的可持續發展。這就說明，它自覺将生态環境的保護納入社會經濟發展的考核要素之中，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再是與生态文明建設相分離的兩條“賽道”，而是現代化建設的一體兩面。進一步，這種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不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而且其本質上就是實現綠色化、生态化的發展過程。由此觀之，和諧共生的優質均衡透露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的辯證統一，它遵循的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兩山論”的價值邏輯：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其中，金山銀山代表的是人類社會的利益需求，綠水青山指的是生态環境自身的生态價值。從側重金山銀山的追求到對綠水青山的保護，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曆了一個從片面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到意識生态環境重要性的價值翻轉過程，而最終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價值合一，則說明人類文明社會将步入一個全新、更高質量的發展階段。

第五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協調國家間的關系，實現和平發展的優質均衡。和平發展的價值理念說明中國式現代化遵循的是國家間關系的平等互利原則，這種互利平等體現出優質均衡的價值導向，即國家間無論大小都應以彼此尊重為前提，在此基礎上以求得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如今面對世界經濟進入漫長的衰退期，各方由增量博弈走向存量博弈，西方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勢力逐漸擡頭，世界的治理體系中的恃強淩弱，霸權邏輯等不公平、非正義現象愈演愈烈，由此帶來地區間與國際局勢的加速動蕩。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西方國家憑借科技革命、資本積累等先發優勢，在全球經濟發展道路上長期占據着領跑優勢，而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起步晚、底子薄等社會現狀導緻其自身現代化發展緩慢、曲折。同時，西方國家的經濟主導地位，也造成其在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中占有更多的決定權、話語權，擁有更多的獲利機會。由此就加重世界南北發展不平衡、不對等等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矛盾、沖突持續惡化。如今，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如何避免大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又一次回到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視野之中，西方現代化的霸權邏輯與零和博弈思維決定了它無益于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可能訴諸武力與戰争等極端暴力手段，從而将人類拉入新一輪的冷戰與核威脅的末日恐懼之中。不同于西方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霸道行徑，中國式現代化在處理國家間關系上，緻力于構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動各方由沖突、不平衡的緊張關系向均衡穩定的良性關系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是基于人的生命、需求的利益一緻性而言的，“共同體的根源深深植于生命世界”，正是本着對生命、自然敬畏的道德法則，人類世界的前途與命運才有可能是捆綁在一起的。因此，它适用于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的人類社會現實，在謀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者的正當利益與訴求，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優質均衡。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近代以降西方的現代化在基督新教倫理的滋養中，為資本主義精神——理性算計、資本競争等價值理念的發展、深化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文化條件。那麼如今，面對西方現代化自身所孕育出的發展困境，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所凸顯出的均衡倫理特質，是否意味着正在開啟一種超越于西式新教倫理的富有東方智慧的中華文明倫理形态，這将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與深入思考的問題。